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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被討論得最多的，乃是「治理」（Governance）這個字；例如，討論全球化時，無論學界或官界，都必然要以「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為主題；討論環境生態問題時，最後一定要以「環境治理」（Environmental governance）為最後的重點。此外，還有「市場治理」（Market governance）以及由於公司假帳醜聞而引發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等。
「治理」這個字，根據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普拉卡希（Aseem prakash）和印第安那大學教授哈特（Jeffrey A. Hart）在《全球化和治理》一書裡所述，它的意思乃是「將集體行動加以組織化」，它的具體內容則主要是在建造出一種機制（包括建造體制），以確定集體行為的合宜或不合宜，以及其遊戲規則和解決爭端的方式。
公司治理開始受到注意
因此，所謂「治理」，本質上乃是「失控」或「無政府」的對立面。當一個舊的場域由於「失控」而失序；或一個新的場域出現，由「無序」而經由強制、協商、立法等程序而使其歸為「有序」，這種由「失序」（或「無序」）而「有序」的「再組織化」，即是「治理」。以「全球化」問題而論，「全球化」乃是一組論述，它主要之目的，乃是美國希望藉著這一組論述來稀釋別國的主權，因而圍繞著「全球化」這個場域，無論資本、技術、商品、人力、稅務，遂都出現嚴重的攻防與摩擦，「全球化治理」這個問題因而出現。再例如，美國自雷根時代開始，即持續進行「公司鬆綁」，包括反托辣斯的取消，政府監督角色的逐漸淡出，公司會計監督的廢弛等，這種「鬆綁」不但在雷根及布希任內加速展開，縱使民主黨主政，共和黨也透過它在國會的多數而持續進行，「公司鬆綁」造成了「公司權力」的無限擴大，「傳染性的貪婪」因而形成，最後鼓勵出恩龍案及世界通訊案等假帳醜聞，這顯示出公司權力極大化之後已出現了一種「上層無政府主義」，於是，「公司治理」開始受到注意。
「治理」出現反面意義
「治理」這個字在近年已成了新的關鍵字。近代研究字詞、觀念及文化的著名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早已指出過，在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些關鍵字或關鍵詞，在這些字詞裡沈澱著某些時代的訊息，因而分析這些字詞的脈絡及內涵，對掌握那個時代的意義將會有極大的助益。而從20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開始，與「治理」有關的概念即告出現。
從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乃是西方進步主義的另一個黃金時代，由於許多以前的被壓迫者開始覺醒，由「非公民」產生新的公民認知，因而過去那種被少數人壟斷的民主政治，演變為「參與式的民主」；另外，則是由於人們對「公平社會」有了更高的期待，「福利國家」的概念更被強化；但就在那個時代，卻也是冷戰對峙極為嚴重，軍費支出龐大，各國財政狀況日益緊張的時刻。於是，所謂的「新右派」遂告崛起，它不去針對軍費問題的應當刪減來做文章，反而在福利問題以及「參與式的民主」等方面發揮。社會福利以前被認為是用來化解資本主義自我崩潰的一種解藥，「新右派」卻認為社會福利本身即是一個危機。在「新右派」所提出的「危機理論」裡，「參考式的民主」以及社會福利，被認為是「民主超載」。1979年，當代德國主要社會思想家奧菲（Claus Offe）即率先將其歸納為「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概念。這似乎是「治理」首次以它的反面意義開始出現。
「新右派」的「不可治理性」，乃是一組論述及策略，它企圖藉著諸如「民主超載」和「參與爆炸」等負面修辭，來削弱多元參與的要求；而在社會福利問題上，它則企圖藉著財政負擔超載的概念，將原由政府調控的福利事務予以解除調控，然後將福利納入「商品化」的範圍。
新右派治理導致弊端叢生
因此，由「不可治理性」而到「治理」，在過去二十多年裡，全球基本上都是在「新右派」的主導下，藉著非法化國家的調控職能，而將原本屬於政治的事務，如反托辣斯、基本工資、社會福利等，將其「去政治化」，而使之變成資本主義「商品化」的環節。「新右派」所謂的「治理」，其實是要創造出一種單一主宰的價值與體系，除了資本主義的利潤邏輯外，這個世界即再無其他邏輯，甚至連最基本的政治活動--選舉，也都徹底的在被金錢化之下，而成為可被資本主義體制收編的場域。在過去二十多年裡，「新右派」主導下的「治理」，尤其在美國，乃是今天這種一切皆壟斷，而「傳染性的貪婪」日甚，公司權力極大化之後各種弊端醜聞叢生的原因。它過去所謂的「治理」，終於走到自己必須「被治理」的程度。
「治理」潛在某種專制
由過去的「治理」走到今日它本身必須重新「被治理」，這是一種弔詭式的、辯證式的發展過程，它就讓人想到「治理」這個英文字的字源上一個有趣的課題。
今日英語中所謂的「統治」（Govern），「治理」（Governance），「政府」（Government），它們都有共同的拉丁語起源，那就是「掌舵」（guberno），「掌舵的」（gubernatio），「舵手」（guberato）、「舵」（guberaculum）等。而進一步再查考，即可發現，這個拉丁字源其實乃出自希臘，例如希臘古語的「舵手」即是 kubernetes，它即是今日我們所謂的「政府」這個字的最早前身。
因此，今天我們會譏笑專制國家歌頌領袖時，使用「偉大的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肉麻的「專制語詞」，但這種「專制語詞」其實並沒有什麼好訝異的，因為最早以「船」、「舵手」等隱喻來說「政府」及「領袖」的，並不是別國人，而是最早的希臘人，而這個隱喻，乃是「治理」和「政府」等觀念的起源。這也就是說，在「治理」的觀念裡，其實已潛在的有著某種專制性在焉。
以「大家都在一條船上」及「舵手」、「船長」這些隱喻來談政府的角色，最著名的仍非柏拉圖莫屬。他在《共和國》（The Republic）第488和第489段裡，就把船和船隊比喻為國家，而船長及舵手即代表了領袖。在該兩段裡說道：
——「那麼，讓我們假設一艘船或一個船隊，有一個船長，他比任何水手都高而強壯，但他有點聾，而且視力也不太好，航海技術也沒有多高明。這時候，水手們必會為掌舵之事而爭吵，每個人都會宣稱自己有掌舵的權利，儘管他們從未學過航海術，也講不出誰教過他，或他在何時學過航海，他們甚至還可能會說航海根本沒有技術，並對任何不同意他的將之砍為碎片。他們會包圍船長，讓他交出掌舵權，他們會為此相爭相殺，丟棄之於甲板上。……而真正的舵手必須對年歲季節、天空星辰，以及風向變化等航海術的問題保持注意，這乃是他要成為夠格的掌舵人之必須。當他會了航海術，他就必須也應該成為掌舵人，不管其他人是否喜歡。……掌舵人不會謙卑地向水手們哀求，希望他們接受他的命令，這不是自然的法則。……一個有能力的統治者，不應該哀求別人接受他的統治。然而今日世界上的統治者卻並非如此。他們都祇不過是藉著叛變而取得權力的水手，他們反過來說真正的掌舵人學的都是無用之事，祇不過是看星人而已！」
柏拉圖把治理國家視為航行大海，把統治者比喻為舵手及船長。由他的這一段敘述，也可以說非常準確地映出了希臘人在造字造詞時的思維方式。統治一個國家即形同駕駛一條船，因為「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All-in-the-same boat），自然必須凡事都聽從掌舵人的命令，俾成為一個「行動團隊」。由造詞的這種隱喻，我們已可看出在「治理」這個字及它的概念裡，已潛藏著某種專制的因子在焉。因而澳洲新堡大學的政治哲學教授史派克斯（A.W.Sparkes）在《談論政治》一書裡遂如此說道：
——「柏拉圖的比喻，有著一個嚴重的限制，那就是船上的夥伴們都必須向著一個目標，走向同一個目的地。但這樣的比喻，卻顯然不是一個好的理由來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在正常情況下為什麼一個社會的每個成員都必須朝向單一的目標？」
失序恐懼症 讓希臘人強調治理
今日所謂的「政府」和「治理」，都起源於希臘語裡的「船」及「舵手」隱喻。而我們都知道，一種隱喻的提出，都是某種心態的顯露。近代已有多位古希臘思想史家證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希臘人極端重視秩序，恐懼差異。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心態，他們才會把國家看成是一條船，而政府及統治者則是「掌舵人」，要求大家走向同一的目標，並將這樣的內涵鑲嵌進了「政府」及「治理」等造詞中。由前面所引的柏拉圖在《共和國》裡的那一段敘述，柏拉圖被認為是最古老的專制一元主義者，可謂已不言自明。由古希臘的這種隱喻，另外得到證明的，乃是當時的人普遍有著一種「失序恐懼症」，正是因為有著這種恐懼症，他們才會特別強調「治理」的概念。
前述的史派克斯教授指出：「在現在這個時代，我們不能因為有人用了治理這樣的字與概念，即認為他是專制主義者。」他的話是不錯，然而，當一個社會的人特別喜歡強調「治理」，並把「不可治理性」蓄意誇大，而後按照己意，以單一邏輯談論「治理」，卻仍然值得警惕。由過去二十年，西方「新右派」從「不可治理性」談到「治理」，最終演變為「公司治理」的大問題，它所透露的，不就是和柏拉圖時代的「失序恐懼症」一樣嗎？(新新聞 http://www.new7.com.tw) (tJ)
「治理」這個字，根據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普拉卡希（Aseem prakash）和印第安那大學教授哈特（Jeffrey A. Hart）在《全球化和治理》一書裡所述，它的意思乃是「將集體行動加以組織化」，它的具體內容則主要是在建造出一種機制（包括建造體制），以確定集體行為的合宜或不合宜，以及其遊戲規則和解決爭端的方式。
公司治理開始受到注意
因此，所謂「治理」，本質上乃是「失控」或「無政府」的對立面。當一個舊的場域由於「失控」而失序；或一個新的場域出現，由「無序」而經由強制、協商、立法等程序而使其歸為「有序」，這種由「失序」（或「無序」）而「有序」的「再組織化」，即是「治理」。以「全球化」問題而論，「全球化」乃是一組論述，它主要之目的，乃是美國希望藉著這一組論述來稀釋別國的主權，因而圍繞著「全球化」這個場域，無論資本、技術、商品、人力、稅務，遂都出現嚴重的攻防與摩擦，「全球化治理」這個問題因而出現。再例如，美國自雷根時代開始，即持續進行「公司鬆綁」，包括反托辣斯的取消，政府監督角色的逐漸淡出，公司會計監督的廢弛等，這種「鬆綁」不但在雷根及布希任內加速展開，縱使民主黨主政，共和黨也透過它在國會的多數而持續進行，「公司鬆綁」造成了「公司權力」的無限擴大，「傳染性的貪婪」因而形成，最後鼓勵出恩龍案及世界通訊案等假帳醜聞，這顯示出公司權力極大化之後已出現了一種「上層無政府主義」，於是，「公司治理」開始受到注意。
「治理」出現反面意義
「治理」這個字在近年已成了新的關鍵字。近代研究字詞、觀念及文化的著名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早已指出過，在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些關鍵字或關鍵詞，在這些字詞裡沈澱著某些時代的訊息，因而分析這些字詞的脈絡及內涵，對掌握那個時代的意義將會有極大的助益。而從20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開始，與「治理」有關的概念即告出現。
從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乃是西方進步主義的另一個黃金時代，由於許多以前的被壓迫者開始覺醒，由「非公民」產生新的公民認知，因而過去那種被少數人壟斷的民主政治，演變為「參與式的民主」；另外，則是由於人們對「公平社會」有了更高的期待，「福利國家」的概念更被強化；但就在那個時代，卻也是冷戰對峙極為嚴重，軍費支出龐大，各國財政狀況日益緊張的時刻。於是，所謂的「新右派」遂告崛起，它不去針對軍費問題的應當刪減來做文章，反而在福利問題以及「參與式的民主」等方面發揮。社會福利以前被認為是用來化解資本主義自我崩潰的一種解藥，「新右派」卻認為社會福利本身即是一個危機。在「新右派」所提出的「危機理論」裡，「參考式的民主」以及社會福利，被認為是「民主超載」。1979年，當代德國主要社會思想家奧菲（Claus Offe）即率先將其歸納為「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概念。這似乎是「治理」首次以它的反面意義開始出現。
「新右派」的「不可治理性」，乃是一組論述及策略，它企圖藉著諸如「民主超載」和「參與爆炸」等負面修辭，來削弱多元參與的要求；而在社會福利問題上，它則企圖藉著財政負擔超載的概念，將原由政府調控的福利事務予以解除調控，然後將福利納入「商品化」的範圍。
新右派治理導致弊端叢生
因此，由「不可治理性」而到「治理」，在過去二十多年裡，全球基本上都是在「新右派」的主導下，藉著非法化國家的調控職能，而將原本屬於政治的事務，如反托辣斯、基本工資、社會福利等，將其「去政治化」，而使之變成資本主義「商品化」的環節。「新右派」所謂的「治理」，其實是要創造出一種單一主宰的價值與體系，除了資本主義的利潤邏輯外，這個世界即再無其他邏輯，甚至連最基本的政治活動--選舉，也都徹底的在被金錢化之下，而成為可被資本主義體制收編的場域。在過去二十多年裡，「新右派」主導下的「治理」，尤其在美國，乃是今天這種一切皆壟斷，而「傳染性的貪婪」日甚，公司權力極大化之後各種弊端醜聞叢生的原因。它過去所謂的「治理」，終於走到自己必須「被治理」的程度。
「治理」潛在某種專制
由過去的「治理」走到今日它本身必須重新「被治理」，這是一種弔詭式的、辯證式的發展過程，它就讓人想到「治理」這個英文字的字源上一個有趣的課題。
今日英語中所謂的「統治」（Govern），「治理」（Governance），「政府」（Government），它們都有共同的拉丁語起源，那就是「掌舵」（guberno），「掌舵的」（gubernatio），「舵手」（guberato）、「舵」（guberaculum）等。而進一步再查考，即可發現，這個拉丁字源其實乃出自希臘，例如希臘古語的「舵手」即是 kubernetes，它即是今日我們所謂的「政府」這個字的最早前身。
因此，今天我們會譏笑專制國家歌頌領袖時，使用「偉大的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肉麻的「專制語詞」，但這種「專制語詞」其實並沒有什麼好訝異的，因為最早以「船」、「舵手」等隱喻來說「政府」及「領袖」的，並不是別國人，而是最早的希臘人，而這個隱喻，乃是「治理」和「政府」等觀念的起源。這也就是說，在「治理」的觀念裡，其實已潛在的有著某種專制性在焉。
以「大家都在一條船上」及「舵手」、「船長」這些隱喻來談政府的角色，最著名的仍非柏拉圖莫屬。他在《共和國》（The Republic）第488和第489段裡，就把船和船隊比喻為國家，而船長及舵手即代表了領袖。在該兩段裡說道：
——「那麼，讓我們假設一艘船或一個船隊，有一個船長，他比任何水手都高而強壯，但他有點聾，而且視力也不太好，航海技術也沒有多高明。這時候，水手們必會為掌舵之事而爭吵，每個人都會宣稱自己有掌舵的權利，儘管他們從未學過航海術，也講不出誰教過他，或他在何時學過航海，他們甚至還可能會說航海根本沒有技術，並對任何不同意他的將之砍為碎片。他們會包圍船長，讓他交出掌舵權，他們會為此相爭相殺，丟棄之於甲板上。……而真正的舵手必須對年歲季節、天空星辰，以及風向變化等航海術的問題保持注意，這乃是他要成為夠格的掌舵人之必須。當他會了航海術，他就必須也應該成為掌舵人，不管其他人是否喜歡。……掌舵人不會謙卑地向水手們哀求，希望他們接受他的命令，這不是自然的法則。……一個有能力的統治者，不應該哀求別人接受他的統治。然而今日世界上的統治者卻並非如此。他們都祇不過是藉著叛變而取得權力的水手，他們反過來說真正的掌舵人學的都是無用之事，祇不過是看星人而已！」
柏拉圖把治理國家視為航行大海，把統治者比喻為舵手及船長。由他的這一段敘述，也可以說非常準確地映出了希臘人在造字造詞時的思維方式。統治一個國家即形同駕駛一條船，因為「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All-in-the-same boat），自然必須凡事都聽從掌舵人的命令，俾成為一個「行動團隊」。由造詞的這種隱喻，我們已可看出在「治理」這個字及它的概念裡，已潛藏著某種專制的因子在焉。因而澳洲新堡大學的政治哲學教授史派克斯（A.W.Sparkes）在《談論政治》一書裡遂如此說道：
——「柏拉圖的比喻，有著一個嚴重的限制，那就是船上的夥伴們都必須向著一個目標，走向同一個目的地。但這樣的比喻，卻顯然不是一個好的理由來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在正常情況下為什麼一個社會的每個成員都必須朝向單一的目標？」
失序恐懼症 讓希臘人強調治理
今日所謂的「政府」和「治理」，都起源於希臘語裡的「船」及「舵手」隱喻。而我們都知道，一種隱喻的提出，都是某種心態的顯露。近代已有多位古希臘思想史家證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希臘人極端重視秩序，恐懼差異。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心態，他們才會把國家看成是一條船，而政府及統治者則是「掌舵人」，要求大家走向同一的目標，並將這樣的內涵鑲嵌進了「政府」及「治理」等造詞中。由前面所引的柏拉圖在《共和國》裡的那一段敘述，柏拉圖被認為是最古老的專制一元主義者，可謂已不言自明。由古希臘的這種隱喻，另外得到證明的，乃是當時的人普遍有著一種「失序恐懼症」，正是因為有著這種恐懼症，他們才會特別強調「治理」的概念。
前述的史派克斯教授指出：「在現在這個時代，我們不能因為有人用了治理這樣的字與概念，即認為他是專制主義者。」他的話是不錯，然而，當一個社會的人特別喜歡強調「治理」，並把「不可治理性」蓄意誇大，而後按照己意，以單一邏輯談論「治理」，卻仍然值得警惕。由過去二十年，西方「新右派」從「不可治理性」談到「治理」，最終演變為「公司治理」的大問題，它所透露的，不就是和柏拉圖時代的「失序恐懼症」一樣嗎？(新新聞 http://www.new7.com.tw) (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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