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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漢代儒術與政治信仰

漢代儒術的構成雖不止政治神學和政治祭祀制度兩個方面，但這兩個方面是漢代儒術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出漢代儒術與政治信仰具有緊密的聯繫，並使我們得以判定漢代儒術的基本性質。

漢代儒術是在中國中古社會初期產生的。政治家們最初選擇的是“法教”，但很快失敗了。經過一段間的思想認識轉型，整個社會最終地選擇了“儒術”，獲得了成功。政治這個舞臺先後推出了李斯和董仲舒，也是政治這個舞臺否定了李斯而肯定了董仲舒。沒有政治這個大背景，漢代儒術無由產生。因而，漢代儒術是政治需要的產物。

三、漢代儒術的政治祭祀

漢代儒術的宗教向度，不僅在於其神學體系，而且在於其祭祀制度，正是這些制度使神學政治行為化。很多學者討論中國漢代以後儒學，通常不談與其緊密相關的祭祀制度和政治實踐。這是不全面的。對於政治信仰來說，僅僅停留在思想層面遠遠不夠，它通常會延伸到人們的行為當中，變成看得見的行動。對於政治信仰或國家信仰來說，這種看得見的行動之一就是國家的典禮儀式。正是在這種典禮活動中，人們的政治角色得以確認和強化，政治信念最終落實為政治行動。“通過再認定當權者的地位，禮儀幫助統治者實現他對其他人的權威。當禮儀中的受令者最初接受了約束性的禮儀語言，這意味著他同時也接受了處在高位的施令者……異議被排除掉了，因為人不能與禮儀的秩序、或禮儀採用的語言抗辯。”[2](p.22)在漢代，最重要的政治典禮有兩項：一是封禪，二是郊祀。

    漢代最先採用封禪典禮的是武帝。元封元年四月，他鑒於儒生對封禪禮儀聚訟不已，於是自作主張率文武百官來到泰山舉行了封禪大典。漢武帝穿著黃色的禮服，旁有樂隊伴奏，祭祀時用了江淮出產的三脊茅草，還有五色土壤，山上釋放了奇異的飛禽走獸以示盛世祥瑞。從《史記》和《漢書》的記載看，漢武帝在封禪中表現出敬畏神靈、克謹克慎的心態。漢武帝在封禪之後的詔書中說：“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漢書·武帝紀》)所謂“天地況施，著見景象”，是說他為政有道，天降祥瑞，他不敢不封禪向上天彙報工作。可見，隱藏在封禪背後的，是君權神授政治觀。

二、漢代儒術的政治神學

政治神學是使政治神聖化的學說。漢代的政治神學具有兩面特徵：一面，它利用了商周文化資源，特別是先秦儒學內容；另一面，它又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是漢代政治的產物。因而，漢代儒術政治神學是漢代政治的思想產品，先秦儒家經典不能作為漢代的政治神學看待[1]。董仲舒是兩漢政治神學的開山人，他的學說可為漢代政治神學的樣本。從表面看，董仲舒學說的主要特徵是天人感應論（準確地說是天王感應論），這是學界普遍注意到的。但天人感應論是表像，隱藏在天人感應學說背後的深層性質則缺乏必要的說明。

    第一，天是終極的政治信仰對象。以“天”為終極政治信仰對象，這不是董仲舒的發明，西周初年已經存在。經過戰國時期無神論思潮的洗禮，“天”在相當的程度上成了一個泛指自然界的概念，如同荀況所說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那樣。為了重建天的權威，董仲舒作了不懈的努力。首先，董仲舒把“天”塑造為整個宇宙間終極的絕對意志，是神上之神。如他說“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義》)。其次，“天”與宇宙萬物（包括人類）有血緣倫理關係，它是宇宙萬物的母體和造主。如說“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順命》)，“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春秋繁露·為人者天》)。第三，董仲舒還以“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春秋繁露·同類相動》)和“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等現象為證據，說明絕對主宰——“天”的實在性。

漢代儒術與政治信仰

張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