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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月刊》關於「蒙古和平」之盛世的探討



歷史月刊七月號
歷史月刊提供



【張哲誠】

記載蒙古人歷史的文獻，多成書於被其征服之異族，在這些作品中大半流露出其對蒙古統治者的不滿觀感，加之史料引用者文化背景的差異，不可避免的產生了正負面向不同的歷史評斷與延伸。因此，蒙古的征服，到底只是一連串征戰與殺掠的「蒙古恐怖」(The Mongol Terror)？還是曾為歐亞大陸帶來頻繁的文化交流、促進城市的發展與貿易的興盛，亦即是否曾有過足以被稱為「蒙古和平」(The Pax Mongolica)的輝煌時代？而這又與旭烈兀奉蒙哥大汗之命西征伊斯蘭教異端「木剌夷」(Mulette，馬可波羅稱之為「山中老人」)與伊斯蘭教教主哈里發(Caliph)有何關聯？

「蒙古和平」的內涵

「蒙古和平」是引用「羅馬和平」(The Pax Romana)之概念而來，大約在公元前二十七年至公元一八○年之間，羅馬因發展成一個「普世帝國」(universal empire)，境內的交通設施與社會治安都獲得大幅的改善，使貿易與商業更加順暢。在這段時期裡，羅馬與遠方的地區也有密切的貿易往來，人民、財貨與思想的交流更助長了羅馬文化的成長與傳播，由於有和平繁榮的景象，且文化及價值觀趨於一致，故被稱為「羅馬和平」。

羅馬之對外征服，占領別人的土地之後，也實行同化政策，亦推行羅馬律法與價值觀，做為被征服者應遵循的行為標準。大部分被征服的民族不得不採用羅馬人的規範，是因為強大的羅馬軍團就駐守在其周遭地區。而這些羅馬軍團除鎮壓與監視之功能外，首要目的即在協助羅馬人攫取當地的經濟資源。因為維持首都繁榮的成本不斷地上揚，羅馬軍團遂不斷對外擴張領土以取得羅馬城發展所需之資源，在此情形下，羅馬一直都在從事征伐。據此，對被征服的民族來說，如塔西佗(Tacitus)在其《Agricola》一書中提到，不列顛反羅馬之領袖喀勒迦庫斯(Calgacus)對所謂的「羅馬和平」之看法：「他們(羅馬人)掠奪、殺人與強暴，而這些他們卻稱之為羅馬律法。他們(羅馬人)將此地變成不毛之地，卻稱之為和平。」

簡言之，所謂的「羅馬和平」，基本上具有正反面的含意，在正面上，她提供了廣大地區與眾多人民一個生活安定的環境與經貿發達的基礎，但其背後往往亦隱含著一些資源掠奪的動機。所以，美國的反恐戰爭，有時被戲稱為「美國和平」(The Pax Americana)。由此看來，衡量「蒙古和平」的盛世是否曾存在過，同樣是從這些角度來判斷，也就是其領土或勢力範圍的規模、貿易條件是否良好、交通是否發達，但更重要的應是對被征服之民族或國家間是否採行「文化霸權」(hegemony)之統治。

雖然蒙古帝國在尚未完成征服事業之前，就已出現分裂的現象，但基本上大汗仍是各宗王(Ilkhan，意為「部族之汗、地方之汗或臣屬之汗」)的共主，在鬆散的帝國下，宗王們會因爭奪政治權力與控制貿易要道而彼此為敵。例如，占有歐俄的金帳汗國與統有中東一帶的伊兒汗國之邊境，剛好是一些貿易要衝之所在，包括了可與君士坦丁堡及其東西方貿易之克里米亞、與大北方貿易之頓河下游和窩瓦河，及與東亞貿易之中亞絲路。為了保障本身的利益，金帳汗國與義大利半島上的熱內亞(Genoa)共和國簽署條約，給予黑海諸港的通行權，在雙方流通的貨幣上分別鑄有汗號的銘文與熱內亞之聖喬治銀行的紋章。很明顯的，金帳汗國力圖與熱內亞聯盟，意在確保與拜占庭和埃及奴隸王朝(Mamluks)之聯盟關係，以對付其近敵，即統治伊朗與伊拉克的伊兒汗國。雙方最先之敵對確實是因爭奪中亞貿易路線的轉口地位而起，是要爭取貿易商走裡海北岸到金帳首都薩萊(Sarai)或走裡海南岸穿透伊兒汗國，這關係到兩國在經濟上可獲得的利益。

競爭與衝突會干擾到貿易路線的運作，但即使在帝國已分裂後，我們從文獻上，仍可看到穿越歐亞內陸的所有旅行 路線，都還是相當的安全與便利，這是因為蒙古的統治者發展了完備的驛站系統。因此在一三四○年佛羅倫斯(Flo rentine)商人佩古勒提(Pegolotti)說到：「根據曾旅行過的商人所說，從塔納(Tana，即Azov)到中國(Cathay)的路途，不管在白天或黑夜，都是相當的安全。(不過)商人要是在旅途上過世，他隨身攜帶的所有財產，將會被其落腳處的統治者沒收。另外有一種危險(須加注意)，即當地的統治者去世後，而新的統治者尚未被宣布前，當地人對法蘭克人及其他外國人會有騷擾的行為。」有些歷史學者即根據前三項標準推斷確實有過「蒙古和平」的時代，至於「文化霸權」的因素則多未加評斷，對此筆者試圖從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點來加以說明。

蒙哥建立世界帝國之雄心

羅馬的擴張，在達成「羅馬和平」的過程中，曾面臨一個需要填補之政治與社會裂痕，這是在歷史的演化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缺口，是羅馬人必須克服的一種偶然性的環境，以新馬克思主義的用語來說，此即面臨落實「文化霸權」的問題。這種文化之互動不具崇高的理想，只是一種對危機的反應，因此，具有鬥爭的性格。當蒙古人急速地擴張時，在政治與社會上同樣身陷於危機交錯的環境裡，「認同」與「邊界」很清楚的是維持穩定的基礎。

在屋大維（Octavian）時，羅馬人成功的以融合了希臘文化之羅馬文化，來統合東方的亞洲與南方的埃及等不同的文化體，而進入了帝國時代，也是「羅馬和平」之開始。為弭平政治與社會空間的裂痕，羅馬化是必然的走向，亦即其權力的形式是通過認同與差異的這種對立的邏輯，以社會實用的方式將本身建構成一個能調節各文化之總體化層次的組織，當然其基本前提是要統治者不以特定階級之直接、狹隘的利益為追求的目標，且其政策要能正當呈現出是以全體人民與國家的利益為主要考量，換言之這是進行文化霸權統治的基本依據，一般而言，「羅馬和平」時代的十二位皇帝，在統治上多能符合此一要求。

蒙哥大汗有志於達成其祖父成吉思汗統治世界的遺願，公元一二五一年宗族選汗大會（khuriltai）協議成功後，蒙哥同時授予兩個弟弟忽必烈與旭烈兀宗王的地位，分別統領北中國與西亞，做為協助他建立世界帝國的左右手，並著手進行下一波的征服事業。《元史》〈憲宗本紀〉進而言道：「（憲宗二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諸王禿兒花、撒立征身毒（即印度），怯的不花征沒里奚（即木剌夷），旭烈兀征西域素丹諸國。……。八月，忽必烈次臨洮，……，欲為取蜀之計。冬十月，命諸王也古征高麗。」

蒙古擴張到占領定居民族之土地後，亦開始感受到來自這種裂痕的壓力，特別是當蒙哥想改革成吉思汗與窩闊臺、貴由等所建立的鬆散統治機制並使之全面性的運作起來後，這種壓力變得更為沉重。當時西亞的大部分地方，已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下，是由大汗直接統轄而未分封給宗王。不過，支配此地區人民生活方式的伊斯蘭文化，卻是與深入蒙古人生活中的薩滿教（與佛教、景教）文化格格不入，加之有越來越多駐守當地的蒙古人皈依伊斯蘭教，使群體更加分化，政治與社會的衝突也不斷地惡化；東邊華北的領土，也遭遇相同的處境。蒙哥瞭解到不同文化之並存可能造成的不穩定，若無法克服這個問題，建立世界帝國的願望亦將難以達成。

在這種情況下，旭烈兀的西征有著特殊的意義。因它要前去「征服」的地區中在二十多年前大部分已被蒙古人占領。土地不是這次遠征最迫切達成之目標，不同文化的調和統一才是其最終的目的。但這種統一又具有鬥爭的性格，征服堮東南山區的木剌夷與巴格達之伊斯蘭教教廷，是落實其「文化霸權」統治必須排除的障礙，即先透過政治與武力的運作，降低可能的阻力，再進行社會空間的整合。以典型的文化霸權形式來說，居於統治的階級與統治派系的聯盟所提供的知識、道德與哲學之標準，若能成功地成為整個社會的行為與思想之基本依據時，即可說產生了文化霸權。拉施特哀丁（Rashid ad-Din）之《史集》提到，蒙哥賦予旭烈兀之主要任務是，「你應將成吉思汗的風俗、習慣和法律建立在從阿姆河到埃及之盡頭。凡服從你和接受你的命令之人，應當以仁義待之，……」由此充分反應出蒙哥命令旭烈兀西征之意圖是在建立一文化霸權的統治，而忽必烈奉命出征南宋，亦可能具有相同的意義。

蒙古與木剌夷、哈里發的戰爭

擺在蒙哥面前，會對西亞成為大蒙古帝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形成障礙的，主要是在馬贊德朗（Mazanderan）的伊思馬里哀（Ismailis，即木剌夷）教派政權和在巴格達的阿拔思王朝（Abasid，即哈里發教廷），這也是旭烈兀必須加以消滅的兩個宗教政權。

伊思馬里哀是回教非主流之什葉派的分支，是海珊(Hassa n Sabbah)於一○九○年所創，以阿剌模忒(Alamout)為根據地，並採暗殺方式排除異己，故在當時又被稱為阿薩森派(Assassin)，即暗殺黨。此國頗富傳奇色彩，馬可波羅對其有生動的描述，當時西方十字軍與阿拉伯的一些文獻中，也有類似的記載，以下引元朝劉郁所作之《西使記》（成書於公元一二六三年）之文如下：「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欲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咒日誦，蓋使蠱其心志，死無悔也，潛令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馬可波羅亦言，「山老用此法命此輩殺其所欲殺之人，諸國君主畏甚，乃納幣以求和好」。雖然後世之伊思馬里哀派史家認為以上都是杜撰出來的故事，但當時伊思馬里哀派的殉教聖戰士(fidais)確實讓西亞一帶（不管是屬於回教或十字軍）的統治者聞風喪膽，前前後後已有許多的君王喪生於殉教聖戰士之手。對在西亞與中亞的蒙古人而言，當然也感受到這股恐怖主義的壓力。所以，伊思馬里哀派政權就成為必須被鏟除的目標之一。

依蒙哥的指示，旭烈兀首先要進攻木剌夷在堮東南的根據地，伊思馬里哀派在該處擁有三百六十座山城。其中以馬贊德朗、麥門底斯(Meimundiz)與阿剌模忒最為重要。公元一二五六年其教主魯克那丁．克爾沙(Rukn ad-Din Khu rshah)在麥門底斯向旭烈兀投降，並前往蒙古首都和林打算求見蒙哥，但為蒙哥所拒，在返回木剌夷途中遭到殺害。未幾，蒙古又攻下阿剌模忒，馬可波羅提到，「山老及其部眾並被屠殺，嗣後不復有其他山老，蓋其惡慣滿盈矣」。格魯塞(Rene Grousset)在其《草原帝國》中認為，伊思馬里哀派之這種恐怖主義，是使整個亞洲的伊斯蘭教士氣低落與瓦解的原因之一，旭烈兀之摧毀伊思馬里哀派，應是「蒙古人對於當時的治安與文明帶來的一種極大的貢獻」。

相對於伊思馬里哀政權，阿拔斯王朝擁有的是更廣大的潛在勢力，哈里發穆斯塔辛姆(al-Mustasim)曾要使者向旭烈兀轉述其語：「你不知道嗎？所有對阿拉的信仰者，從東方到北非(Magherb)，從國王到乞丐，都是這個朝廷的奴隸，我能夠命令他們團結在一起。」很明顯的這股勢力也是蒙古帝國的一大隱憂，故在征服木剌夷後，旭烈兀於一二五七年兵分三路進攻巴格達。北路由拜住所領，從摩蘇爾 (Mosul)沿底格里斯河西岸南下；中路由旭烈兀親自領軍，從克曼沙(Kermanshah)直驅巴格達；南路由怯的不花從羅爾斯坦(Luristan)出發。一二五八年年底蒙古軍在巴格達附近完成集結，並發動攻擊，未幾穆斯塔辛姆向旭烈兀投降，蒙古人則依慣例進行屠城，血洗巴格達。後來哈里發被裹在一個袋子裡讓馬群踐踏而死，馬可波羅則說，旭烈兀見哈里發搜括財寶之多，不勝驚訝，於是將其關在藏寶塔中，並對他說：「汝既愛之切，今汝可盡量食汝之財寶，任汝所欲，蓋汝不復有他物可食也。」穆斯塔辛姆因而餓死於塔中。

伊兒汗國之抉擇

在一個國家之內，若越有需要去建立文化霸權的統治，就會讓對立的階級越有可能把自己組織成一個更具自主性的政治勢力。蒙古游牧文化顯然不適合定居的生活方式所遵循，當蒙古人在新征服的地區逐漸地定居下來後，被統治的伊斯蘭教徒就有機會藉由協助新制度之運作，來提升本身的政治自主性並使伊斯蘭教之影響更加深入於新社會中，所以伊兒汗國最後走向伊斯蘭化似乎是個必然性的歷史過程。

十三世紀時，伊兒汗國就如同其他獨立的蒙古汗國，在國內有著兩種勢力的衝突，第一種是擁護蒙古舊習與游牧生活的集團，以征服者的姿勢君臨被征服的國家或民族，但不一定仇視當地居民之宗教或文化；另一種勢力傾向建立一個強大鞏固的中央集權國家，以有效控制自主性極高的蒙古軍事貴族，因此需要與被征服國家原來具優勢的族群或階級接近與合作，主張要保護城市和商人、促進貿易發展，及恢復被蒙古入侵所破壞的農業。長久以來，這兩種勢力不斷地相互傾軋，而表現在汗位的爭奪上。伊兒汗國自旭烈兀、鐵古迭爾(Takudar，一二八二∼八四)、阿八哈 (Abaqa，一二六五∼八二)、阿魯渾(Arghun，一二八四∼九一)與乞合都(Gayhatu，一二九一∼九五)以來都無法產生決定性的結果，合贊(Ghazan，一二九五∼一三○四)雖與先前諸汗一樣都是佛教徒，但鑑於蒙古軍事貴族的掠奪行為對經濟的破壞日趨嚴重及對中央政府的政令視若無睹，為改變現狀，決定改宗伊斯蘭教，與中東當地的回教貴族官僚與宗教領袖合作，王號由「汗」改為回教式的「蘇丹」，並推動一連串的伊斯蘭化的措施。從此之後，伊兒汗國就是一個伊斯蘭化的蒙古國家。

合贊汗顯然明白中東地區的「蒙古化」在執行上有相當的難度，而其皈依伊斯蘭教主要是基於奪權鬥爭的設想，故未進一步藉由揉合蒙古與伊斯蘭文化，來改變軍事征服所造成的內部凝聚力不足的狀況。由於蒙古汗並沒有想要藉由成為伊斯蘭教的精神領袖（如鄂圖曼突厥之君主採用哈里發之名號而成為政教領袖），或扶植一位精神領袖（如塞爾柱突厥之君王鼎力支持阿拔斯之哈里發），以透過伊斯蘭教之運作來建構一個和諧共存的社會。所以，伊斯蘭化儘管被統治者當成促進伊兒汗國內部融合的藥方，但亦只是用來鞏固王位的工具，實未對國家的事務有重要影響。因此汗國之伊斯蘭化雖然逐漸地加深，但政治與社會上對立的裂縫並沒有隨之縮小，最後就在蒙古貴族之內戰及各種勢力不斷摩擦的情況下趨向瓦解。

從政治與社會的觀點來看，唯有「文化霸權」的落實，才可稱得上有「蒙古和平」的盛世或蒙古政權才得以綿延不斷，蒙哥有鑑於此，故其政策的本質就明顯地與先前的蒙古大汗不同，此亦為旭烈兀西征所欲凸顯的意義。不過，因為蒙哥的早逝，使其為蒙古規劃的世界帝國藍圖（或長治久安之計）無法實現。蒙哥欲以蒙古的法律與文化做為被征服地區的行為依據與道德標準的雄心，或許後來的忽必烈與合贊也曾嚮往，但畢竟為基本形勢所不許；對當地民族而言，蒙古文化是為適應另一種生態環境而發展出來的生存原則，不一定適用於中東定居民族生存的環境。由於蒙古人未能採行文化融合的方式，只得選擇如同契丹與女真的兩元化政策來發展，於是短暫的蒙古風暴一過，蒙古地區以外的其他蒙古國家皆隨風而逝，未能像中東的突厥人（特別是烏古斯族，Oghuz）可以在當地生根，一方面保留著原有的突厥文化，一方面也融入當地的文化中，所以伊兒汗國政權一崩潰，蒙古人在經過幾場內戰後就完全消失於被征服的民族中，而突厥人則於機會來臨時不斷的有建國之舉。



【2004/07/13 歷史月刊七月號】 ＠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