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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月刊》台北街頭的社會運動和思潮



歷史月刊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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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年】

〔台北建城120年〕

在十九世紀，「社會運動」就是無產階級運動。在二十世紀，「社會運動」這一術語，剔除原來的歷史涵義，被用以描述各種社會現象：相關迷信或宗教的集體行為、有議題的集體活動或抗議、有組織的革命行動等等。這些活動，內容和形式各有差異，但是具有共同徵象：社會運動的組織不具體制形式，所以由領導者直接引導追隨者，反對現存的社會體制、資源分配或價值觀。

統治、資產以及大部分的小資產階層，由於是既得利益者，對於社會運動的觀感保守；認為社會運動具有下層階層的非理性、混亂本質和狂暴的可能。對於下層階層，即使是被煽動而起的暴民而言，社會運動是一種抗議、反抗或改變問題的希望；因此，期待現存社會體制或價值觀發生混亂，產生調整或改造的機會。就這種上、下有私利得失的階層對抗而言，社會運動的發生，它的兩面：運動陣營和被運動對象，就像阻隔其間的鐵絲網龍、帶尖刺的拒馬，有非理性、混亂和狂暴的實質和象徵。

群眾是社會運動成敗的一個主要因素，群眾人數越多，越能得到社會大眾的注意和政府當局的讓步，但是，也更可能引起保守勢力的反對，和政府當局的武力鎮壓；這個臨界點難以評估，群眾的欲求目標、耐力和抗壓程度不一，現場氣氛的冷熱起伏，也都是難以預測和把握的。因此，社會運動的成功並不完全依賴群眾的人數、情緒的冷熱；領導者當然也是重要的因素。社會運動很少是初始就有組織、有領袖；群眾聚集衝動是因為不滿情緒瞬間爆發，因此，領導者往往是情緒的煽動者，而非理性的領袖人才。社會運動中，領導者的成功，不僅是群眾造成變化的結果，而是領導者能夠適時把握住一些偶然因素，使他們找到自己可以代表的群眾，加以動員、組織、創造出自己的政治優勢。這，正也是為何大眾聚結播種的社會運動，結果常由寡頭獨吞，甚至於出賣。

以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的統計數字來看，台灣總人口數約為五百四十五萬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二（約五百零二萬）為閩、粵早期的移民及後裔，就是「台灣人」。其他人口，還有台灣原住民族約八萬八千人，「中國僑民」約五萬九千人，日本人約二十八萬人。日據時代的台灣社會運動，主要是「台灣人」相對於日本統治，以及資本主義的反抗；其中的現代思潮，主要有民主、民族自決、無政府和共產主義。民主主義和民族自決喚醒了「台灣人」親近「中華民國」的漢民族意識，或「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這樣的台灣人意識。雖然曾為「滿清中國」的子民，但改隸日本帝國已久，滿意於文化、經濟、交通和衛生等等相關生活條件的提升，台灣人中也就有甘於成為日本皇民的。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則鼓動起台灣農、工和小市民階層為主的無產階級運動。

日據時期的台北街頭運動

礞樴畬犮N，具現代意義的台灣社會運動，始於知識階層對於民族意識的啟蒙作為。這些受現代教育的台灣第一批知識精英，散佈於全島各地，並不像現在多在台北聚集。畢竟，台北建城為台灣政、經、文化中心，取代中台灣，不過是近一百二十年的事。

日據時代，台灣中部社會的思想較南、北進步；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一）前後，上流階層紛紛將子女送往日本留學，因此在接觸現代思潮占有先機。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爆發於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基本上是兩個資本主義列強集團的爭戰。在十九世紀的後三十年間，美、德、日等新興資本主義強國開始超越老舊的英、法資本主義，貪圖後兩者廣大的殖民地；德、英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導致大戰爆發。一九一九年，勝利的協約國集團在凡爾賽宮召開巴黎和會；與會各國代表有千餘人，全權代表為七十人，但是會議由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理把持。因此，巴黎和會，其實只是戰後帝國主義列強，安排歐洲、西亞和非洲的新秩序，以及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贓大會；並沒有解決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的矛盾。戰敗的德國遭受苛刻的勒索；對於蘇維埃俄國，和會密謀加以經濟封鎖，並籌組國際聯盟來對抗列寧創建的共產國際。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在和會上仍然是被宰割的對象；中國要求索回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但英、美、法卻將德國的利益轉送給日本，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但是，一九一八、九年，歐洲興起的民主主義和自由思想的思潮、「巴黎和會」和約條文中收入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對於多民族國家或殖民地民族之間衝擊極大，促成了民族意識的全面覺醒。一九一九年，中國在五四運動後成立的全國學生聯會，受俄國革命影響急速左傾，一九二○年第三國際遠東代表派駐中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正式組成。此外，一九二三年，共產主義在日本國內興起，導致學生熱烈研究馬克思思想。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因此也產生一支共產主義的徒眾，和主張民族自決的學生對立。一九二七年，這些學生在東京台灣青年會中成立「社會科學研究部」，並連絡台灣各左翼團體，尤其是台灣文化協會中的左派和農民組合幹部；暑假回台時，則與這些團體合作，參加演講會和政治活動。這些早期在日本的留學生，對於台灣的啟蒙運動當然扮演了先驅者角色，而日據時代台灣的社會運動和思潮，可以說是直接反應世界的動態。

台灣早期在日本的留學生，大都努力學習日本的風俗習慣，樂於同化；對於社會問題、政治運動既不熱心也無表現，所以被中國和朝鮮的留學生譏諷為「唯唯諾諾屈從日本統治的愚民」。後來，隨著個人成長、知識發展，以及民族自決運動的興起、朝鮮革命、中國革命的展開，才被喚醒了民族意識。這些出身中南部的知識分子，以島內的林獻堂（台中州）和蔡惠如（台中州）為領袖。但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州，畢竟是小市民和雜役眾多的都會和工業區，產生了「台灣第一反」蔣渭水；這位醫生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進入實踐階段的先驅者。由於蔣渭水的促成和發起，台北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發源地和運動中心之一。

日據時代，台灣的社會運動，按性質大抵分為文化、政治、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革命、農民、勞工。由於都會和工業區的特性。台北地區的社會運動，除了民族主義相關的文化運動、政治運動，主要是表現在勞動階層的工會抗爭。日據時代台灣各地的社會運動，雖然聯繫活絡也常相互支援，但是南、北的志趣，因地緣和產業不同有明顯差異。關於台灣的無產階級社會運動，台北除了是無政府主義團體的發起地，在農民運動領域甚少表現；相關的共產主義運動，似是南台灣的專門。南台灣，也有北台灣所沒有的，武裝性中國民族革命運動。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林獻堂出資邀請板垣退助伯爵來台北、台南和台中演講；在台北鐵路飯店舉辦歡迎會。與這位伯爵同行的還有一些日本人，這些人的演講，或責難總督府的政策，或批判日本官員的施政，甚獲台灣人的感動。第二年，板垣退助伯爵再度來台，在鐵路飯店創立「台灣同化會」台北總部。「台灣同化會」由日本人和台灣人組成，認為「日本合併朝鮮領有台灣，並非日本的侵略主義而是國防需要，為了未來黃白兩大人種的大戰，日、中兩國應互相提攜，以台灣人為先驅，促進日、中兩國的關係；畢竟，日本人和台灣人本是同文同種，德育上也有相一致的」。「台灣同化會」在日本、台北、宜蘭、桃園、新竹、台中、南投、台南、嘉義、高雄等地，都有會員；台灣會員對於能和日本人地位平等抱有幻想，但日本會員多有居心不良藉此斂財的。一九一五年，這會以危害公安的理由被勒令解散。這種期待日本政府平等對待台灣人或給台灣人自治的社會運動，以後主要還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個由林獻堂和蔡培火領導的運動，前後歷時十四年，組團前往東京請願十五次。一九二六年，第七次請願時，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在帝國議會聲明「在台灣、朝鮮設置特別議會是違憲的，無論如何不能容忍」，而島內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七年轉向，也不再給予熱烈支持；因此，台北就不再熱中往年請願團去、返東京的歡送、歡迎會。

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十月十七日，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大稻埕靜修女子中學舉行成立大會。意於指導及推行民族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當然懷有政治目的；但是，這會的宗旨書，避諱政治，僅寫相關啟蒙台灣文化的意思。台灣文化協會宗旨書的要義，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似可用；它說：「現今的文明是物質萬能的文明，現在的思想則呈混沌、險惡的情勢……日本的海水通達歐美，台灣海峽實在是東西南北船舶往來的關口，也是世界思想遲早將匯合之處(但是，台灣時常不能跟隨世界的進步)……現今島內的新道德尚未建設好，舊道德卻已經逐漸衰退，因此，社會的制裁力量失墜於地，人情僥薄，人人唯利是圖，無智蒙昧之細民固不待言，身屬上流者也概以揣摩迎合為能事，以博取一身之榮達為最終目標；另一方面，青年人多安於眼前的小成，薄志弱行，更沒有確實的大志……一想到此，台灣的前途實在不禁令人寒心……」

台灣文化協會的啟蒙教化運動，以發行《會報》，設立報章、書、刊閱覽所、開辦文化書局，辦理各種講習會、演講，放映附帶講解的電影，推行新劇等來運作。一開始，台灣文化協會就幾乎聚集了當時全島各地，以及各種思想的精英為幹部和會員，形成統一的民族戰線，因此它的活動立即顯現出反抗日本統治的態度。由於對於社會大眾及學生具有影響和號召力，聲勢浩大，以至於日常接觸的警察、鄉鎮官吏及學校職員，執行職務時常會遲疑和畏縮；台北師範學校學生的騷動就是一例。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二月三日，有學生在大稻埕新街派出所附近，當著警察面前靠右側行路（規定是左側），二月五日下午五時也有數十名學生在東門街派出所前故意右行；這些學生均不服糾正，且以言詞挑釁。當晚，其中一位執勤警察利用休息時間前往學校要求校方訓誡學生，學生就在宿舍踐踏地板喧鬧惡罵，甚至於對他丟石頭；最後，演變成六百名學生的騷動，結果遭到警察署長在內的七位警察的鎮壓。

台北的「無產青年」團體，於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七月三十日，在台北市太平公學校（太平國小）舉辦同學會，企圖成立「台北青年會」；廈門留學生翁澤生在席上以台語演講，造成混亂。後來，歷經一九二五年的籌辦列寧追悼會（一月），台北青年體育會（三月）、籌辦五一勞動節示威運動（五月）、以及推動台北青年讀書會的恢復（該會例行在淡水河泛舟開會）等等活動的歷練和轉演，終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台北市大正町大正公園（南京東路一段、長安東路一段）協議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這個聯盟的台北無產青年主要為王萬得、周和成、王詩琅、洪朝宗等。這個秘密結社的聯盟，致力於宣傳民族解放、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對他們來說當時這兩種思想並無分別）。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的另一批主力是彰化無產青年；這個聯盟，利用台灣文化協會陣營推廣無政府主義思想，所以也是全島性的運動。但是，它在台北以外的地方並不具組織。這個團體積極反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反對台灣文化協會當時的運動路線。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二月，「台灣黑色青年聯盟」遭受檢舉和禁止，台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遂被共產主義運動取代，僅殘餘新劇運動（改良風俗、打破迷信、諷刺勞資關係）和放映電影。台北共產主義的抬頭，始於台北市人連溫卿；他在彭華英、謝文達等人在上海和北京推行共產主義時期，就常和她們有聯繫。為了擴大自己的影響，他和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蔡式穀等人組成「社會問題研究會」，以後又取得台灣文化協會的指導權。台灣共產黨的組黨推手林木順和翁澤生都是中國共產黨員；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四月二十八日，他們在上海法國租界成立組黨大會，它的名義卻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組黨大會當天，有中國共產黨、朝鮮共產黨代表參加，日本共產黨因為選舉正忙未派代表，所以希望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及指導。十一月，台灣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謝雪紅受日本共產黨指令，在其台北市御成町（中山北路二段）租住處，與中央委員林日高、莊春火開會，成立組織部和宣傳部；這是台灣共產黨在島內的中央機關雛形。因為需要處理黨務和落腳，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台北市太平町（延平北路一、二段）租下店鋪計畫開辦國際書局，販賣左翼報紙和書刊；書局在一九二九年元月開幕，一九三○年搬到京町（博愛路）。台灣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團體一樣，在島內也沒有組織，也是完全透過轉向後的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擴大影響，漸及全島，尤其是青年知識階層。起先這種影響只及台灣青年，但是隨著日本國內共產運動的蓬勃以及經濟的不景氣，在台灣的日本青年中也出現共產主義團體，和台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都有聯絡；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台本市古亭町（南昌街、晉江街）出現「第一線讀書會」的集會所，這是「赤色俱樂部」的秘密結社，會員聚此每晚研究共產主義。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元月三日，台灣文化協會在臨時總會中終於分裂，由激進工農無產階級運動的勞農派共產主義思想者連溫卿一派，取得文化協會的指導權。蔣渭水、蔡培火以及同情無產階級運動的台灣文化協會左派，只好另闢蹊徑；歷經台灣自治會、台灣同盟會、台灣民黨等組織的嘗試，終於七月十日在台中成立「台灣民眾黨」。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政黨。雖然派系有別，但是在蔣渭水派下，一方面發展聯合農工商各階層的民族運動，一方面也認為應該結集勞動者和農民大眾推行階級鬥爭；他們初期在爭取勞動團體農民團體的指導權，或者推動這類團體的成立，頗有成效。台灣民眾黨，在台北州的支持勞動團體有土木工友會、台北土木工友會、台北石工工友會、台北店員會、台北裝箱工友會、台北洋服工友會、台北木工工友會建具指物部、基隆運送從業員會、基隆木工工友會、基隆店員會、蘭陽總工友會；一般團體有汐止民生俱樂部、台北勞動青年會、艋舺勞動青年會；農民團體有蘭陽農業組合。台灣民眾黨，在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各州都擁有勞動團體的支持，除高雄外各州也擁有一般團體的支持，但是在農民團體方面，只有新竹農友組合支持；這因為農民運動，當時已有共產主義傾向的「台灣農民組合」在全島運作，且和轉向的台灣文化協會連結，使得台灣民眾黨難有表現空間。

昭和二年的調查，台灣工廠的總數是三千三百四十六家，其中百分之七十七點五，是職工人數不滿十五人的小工廠，一百人以上的工廠僅一百零四家，兩百名以上僅五十八家；礦山總數兩百二十三家中，經常雇傭技工、職工兩百名以上的僅二十二家。工業這樣不發達，因為農林業的發展使得農村過剩人口較少，低工資勞工難得。以後，隨著公共汽車事業的發展，相關交通運輸的產業才有明顯增加。台灣當時的產業分別有紡織、金屬品、機械器具、窯業、化學、食料品、木製品、印刷；其中食品工業（大部分為製糖業）占大半以上，也反映台灣被作為農產地的特性。在這些產業中，台灣人企業主以小企業居多，而就股份公司和合資公司資本額的比較，日本人的資本遠超過台灣人。

雖然大正八年起（一九一九），日本勞工運動勃興，其指導思想來自第二共產國際或工團主義，且漸次轉向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發展；中國也開始有工會組成和勞工運動的發展。但是，台灣勞工在台灣總勞動人口中算是極少數（一九三○年，台灣的勞工總數為五十七萬七千七百人，其中四十二萬人是流動頻繁的雜工和日薪勞工）；由於技術職工為少數日本人占有，台灣勞工的作業主要是加工性質，產業地位很低，甚至於不如農業，因此缺少自發性階級自覺、爭議和團結條件。一九二七年起，由於轉向的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競爭，台灣勞工運動逐漸加深激烈鬥爭的精神，但主要爭議仍在於提高工資、不景氣時反對降低工資等等消極要求。台北勞工運動的樣態，以一九二七年的演講會為例：台灣民眾黨、蔣渭水和五名指導者，在建成町(後火車站)新舞台舉辦台北木工工友會的紀念演講會，因言論激進且群眾附和喧鬧，受到解散命令。文化協會台北支部、台灣機械工聯合會等六個團體聯合紀念演講會，在台北港町(貴德街)文化講座辦理。台北華僑洋服工友會等華僑勞工團體，舉辦中國人勞工團體紀念運動演講會；雖然事先已有不許可之警告，仍然在蔣渭水指導下開會，所以開會同時即遭命令解散。基隆文化協會、平民俱樂部、基隆機械工會、無產青年聯合紀念演講會，在基隆市聖王公廟舉辦。以罷工為例：一九二七年，台北工業株式會社所屬採砂石船夫同盟，為排除中間商壟斷而罷工；但，會社因有大量庫存，且臨時雇用十六艘大型採石船採砂，對罷工完全漠視，罷工船只好哀求無條件復工。台北木工工友會的罷工和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的勞資爭議，也效果不彰。相關五一勞動節的活動，當然也可參考：一九二八年的勞動節前幾天，台灣民眾黨所組成的「台灣工友總聯盟」，向各工場、職場發出全體休業的通知，並計畫室外集會和示威遊行，均被下令禁止，只准往年例行的室內集會演講。基隆市內敲鑼宣傳演講會散佈兩大傳單，將市內參加演講會的各團體會員集合在各工友會事務所，企圖前往會場途中進行示威活動。一九二九年的勞動節，因為去年台灣農民組合遭檢舉、台灣共產黨東京支部及學術研究會瓦解，本島左翼運動遭受極大打擊，文化協會及其指導下的工會也處低迷的狀態；台灣民眾黨雖想乘機擴張，卻無成效。這一年，勞動節的活動大抵僅是休業一天：上午舉行典禮、下午演講、晚間同樂欣賞節目。一九三○年的勞動節，台北在李友三、黃白成枝等工友總聯盟幹部指導下，以登山為名，聚會台北自由勞動者聯盟、台北砂石船友會、台北土木工友會、台灣塗工工友會等團體幹部，在圓山動物園後合唱勞動歌；後來因為舉辦示威運動，被解散，幹部十一人遭拘禁。文化協會系之台灣工友協助會，則在台北川端町(濱新店溪，今廈門街、詔安街、同安街、金門街、水源路一部分)一帶集合，企圖在新店溪泛舟示威運動。一九三一年，台灣民眾黨遭受勒令解散；文化協會台北支部、農民組合台北出張所、台灣工友協助會、台北機械工會、台灣塗工會、台北維新會等左翼團體，召開「五一鬥爭委員會」的募捐組織，乘機擴張影響力。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四月，台北市八甲町(萬華)經營書畫骨董的日籍商人在自宅掛上「高千穗聯盟總部」的招牌，另在九月十三日召開記者會陳述他們的理念。這個聯盟有日籍律師和醫生支援，九月二十四日召開政談演講會。這類在台北的日人右翼團體，另有若竹町(貴陽街二段)四國民報台灣分社社長組成的「台灣租屋人組合」和「社會問題研究會」、惟神教團台灣分社負責人組成為新社、預備及後備役陸海軍受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刺激組成「台北在鄉將校會」、料理店業者組織「大日本正義團台灣支部」……這些右翼團體的主張雖有暴力和溫文的差異，基本上仍以日本國粹為主，抗議台灣人的民族主義和左翼，主張日本政府應強化在台灣的統治；特別是對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引起的國際情勢變動，使日本人有感台灣這個帝國南進基地對於日本國防的重要。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國際外交上的世界強權表現，就有許多台灣人（包括向來支持民族主義、左翼的知識分子），對日本產生新的幻想，被動或主動的參加「台灣人皇民化」以及「亞細亞民族大團結」的運動；這些台灣人的日本右翼運動，在台北有太平町（延平北路）的「大同促進會」、台北鐵路飯店內的「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在蓬萊閣創立的「大亞洲黎明協會」。

由於中日及國際情勢的發展，日據時代主要的台灣社會運動，大抵都在昭和六年（一九三一）起，全面遭受鎮壓逐漸偃旗息鼓。譓

光復後的台北街頭運動

譓礞Q九、二十世紀交替時，日本先後戰勝中國和俄國儼為東亞霸主，再乘歐洲大戰的機會，完成重工業建設而躍為現代化國家。昭和初期起（一九二六），日本國勢已是世界強權，但是先後對中國和美國發動戰爭，終於一九四二年起開始敗退；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八月二十六日，中國宣佈台灣地區日軍受降地點在台北。九月十四日，中國空軍飛來接收台北機場；飛機抵達台北時，低空飛繞市區一周，飛機降落後，機場上和日本機構的日本國旗全被撤去，中華民國國旗冉冉升起。當時，在台灣有日本軍人和警察約二十多萬；其中一些官兵不甘戰敗，叫囂要和台灣同歸於盡，更有法西斯少壯派軍官熱心聯絡台灣人鼓吹獨立。在這種壓力下，中國派出六個師、二十艘軍艦和兩個飛行大隊來台接收；十月十七日，中國陸軍七十軍第七十五師浩浩蕩蕩開進基隆港。軍隊乘火車開赴台北途中，道旁台灣同胞綿延不斷；火車進入台北，三十萬市民給予熱烈歡迎。十月二十五日清晨，台灣各界扶老攜幼擁向台北公會堂（中山堂）；門口高掛「慶祝台灣光復」六個大字。上午九時，開始中國戰區台灣省接受日軍投降的典禮；日本對台灣長達五十一年的占領，在鐘聲九響中成為歷史。受降典禮當天下午，台北各界召開慶祝大會，次日又舉行環城大遊行；許多家庭還舉行隆重家祭。

但是，諸多因素隨即引起混亂，有教養且寶刀未老的台灣思想家，和熟悉各種社會運動的群眾，儼然再次面對「總督府」的巨大陰影，激起了嫉惡的憤怒、正義的血氣，而昔時抗日的中國民族主義轉以「中國」為帝國加以對抗。一批批台灣現代菁英，卻在這段時期中身受即使是在日本異族統治的時代，都不曾目睹的集體屠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隔海對抗中，在台灣的共產黨人（無論中共、台共），下場同樣。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時期，甚至於到戒嚴末期，台北街頭或任何隱密的角落，都因為強力掃蕩，看不到或暗藏任何社會運動的現象或跡象。但是，有些歷史影像和思想，仍然透過私人藏書或口語，繼續流傳；或者因為藏書人過世，沒有思想或無意再思想的子女清除其書房或書架，往舊書攤傾倒，而流傳更廣。隨著中國國民黨從大陸敗退，台北又新進了一批「外省人」（這其實沒什麼可作文章的，每隔一陣子或數十年，台灣島上就會瞬間湧進大批的外國人和外省人）；在台北的外省人流亡學生、教職、文化工作者，無論左翼、右翼或自由主義，都有相當表現；但是，比較昔時台灣的現代思想家，那些艱辛奮鬥而提早夭折的逝者，在世界觀以及思想的多元，並無特別超越的。因為同文、同種、同處烽火亂世，算是以倖存者的代表身分，表現出一個消逝時代的偉大餘韻和微光。無論如何，在戒嚴的體制下，台北街頭雖然再看不到社會運動，卻有熱鬧的各種遊行：年度例行的元旦升旗、童子軍、中學儀隊、軍樂隊、好人好事、國軍英雄、模範政士、提前入營青年、雙十國慶、總統華誕、國父誕辰、台灣光復、國貨遊街展；偶發性的美國總統來訪（四十萬人上街歡迎）、菲律賓總統來訪（三十萬人上街歡迎）、奧運選手奪標、亞運選手奪標、女籃國手凱旋、少棒青少棒及青棒英雄奪冠返國……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這些臥薪嚐膽、鼓舞士氣、強化信心或者想給沉悶生活注入一點歡樂喜氣的遊行，多已不再也不必舉行。宗教性的遊行，特別是具有濃厚民俗信仰的大規模信眾遊行，容易被引發為社會運動，也早就被預防性禁絕；時光久遠，台北人忘了自己也曾擁有同樣歷史悠久的，場面隆盛的神明護城消災或繞境祈福慶典：關渡媽祖市區遊行（一九六二）、霞海城隍老爺出巡（一九六三），以至於也想不到再造為社區總體福氣的可能。

在法律邊緣以內活動，是社會運動的極限。就此標準來看，最嚴苛的條件下，台北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年間，還有《自由中國》雜誌社等等自由主義者，公開扮演反對者的角色，為後繼的實踐運動暖身。一九七○年代多元勢力、不分省籍、不分統獨的「黨外人士」，開始躍上社會運動闊別久違的台北街頭，各種各樣的文學作家和藝術工作者，也揮灑筆墨為台灣的民主進步發展推波助瀾；包括一九七八年「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一九七九年《美麗島》雜誌社成立後的「政團」，以及左翼、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作家。議會黨團和政黨理論的建構，也是高雄事件後至一九八二年間，「黨外人士」串聯的佳作。這些社會運動者的堅持努力，以及跟隨在街頭流汗、流淚、流血的各種群眾，踏平了台北街頭的荊棘，才可能有一九八四至八六年，海內外反對人士在康莊大道上整合為民主進步黨的過程。

礞@九八六年的前後，台灣社會已有極大變化；經濟復甦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台灣已經從一個落後、貧困以及面臨經濟崩潰和依賴美援的海島，發展成大量出超、外匯存底近六百億美元的經濟巨人。在政治上解除戒嚴、黨禁、報禁等等一連串的作為，也使台灣社會從封閉和管制中解放，自由朝向多元發展。

台灣經濟和政治兩方面這樣成功的表現，被國際刮目相看；稱為奇蹟。這經驗顯示，條件充分的情況下，自由的市場經濟也有可能在獨裁專制的政府中快速產生，這是世界現代化過程中拉丁美洲、東歐以及南亞不成，而在東北亞及新加坡可行的重要因素；癥結在「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的優先順序。中國大陸，目前正循台北和漢城的發展模式。世界在二十世紀末，經歷慘烈且富戲劇性的實驗以後，選擇了自由經濟的制度，並以整體市場運作。回顧人類三種經濟制度：自然經濟、計畫經濟、自由經濟（或混合型經濟），也可以了解台灣在戰後的民主政治發展。台灣全面放任自由經濟之前，採行計畫經濟，實際上帶有中國國民黨原有的社會主義色彩。與自然經濟相對應的社會，除原始社會外大抵都是集權主義的政體；因為，要把分散的自然經濟單位整合為一個體系，要把有關聯且互動的複雜體系加以指導，都必須由「專家」來進行，而最後的責任和權力則必須有「總指揮」擔當。這種情況在從計畫經濟過渡到自由經濟體制，也同，因為需要同樣的專權，才能明快解決既得利益團體和階級的強大阻力。這可以是蔣經國具有獨裁推手、早期白色恐怖執行人這樣角色的解釋；但是，正因為他曾經是這樣一個警察國家的首腦，所以他的政權和平轉移，無論有意或偶然，都是他專握大權的最光輝表現。前美國資深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一九六○年代早期，在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任職。他曾經在一篇論文中表示，自己本來完全無法想像，中國國民黨那種穩定的獨裁體制，怎麼可能將政權和平轉移給台灣人。後來他調任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觀察員」，同時能夠認識兩岸的發展，也知道一些秘聞，而自己做了結論。他說：一九八○年代，部分人士開始認為鄧小平的改革，終會造成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大震盪；其中一位就是蔣經國。當時，蔣經國以為自己的歲月還很充裕，私下派代表去見即將接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李潔明，告知他自己的政治藍圖，包括自由普選，以及普選後不可避免的「台灣本土化」的結果。當時，大多數島內外的觀察家都還無法預見，接下來的八年中，台灣即將發生的政權和平轉移。其實，自由經濟本身就意味著分權，這是政治自由的重要基礎；它也建立在各種團體、各種個人的欲求與意志的自由實現。自由經濟的市場主要原則之一是等價交換，實行等價交換必須承認經濟活動主體的意志自由、地位平等；在交換的過程中，可以討價還價，但不允許超經濟的權力。法律首先要對自由經濟起保障作用，創造外部的民主環境，限制權力左右市場；在法律這個層面及基礎上，政治的遊戲規則也就同樣適用。這樣的總體環境中，以一九八七年為例，全島一年之間就發生一千八百三十五件群眾運動，動員了近二十七萬三千人次警力；在法律邊緣上，朝野之間有失有得。其中衝突劇烈時，好比示威群眾如果衝撞武警，就可能會被警盾擠壓或警棍悶打得頭破血流、抬上警車，或被噴水車的水龍擊倒在地打滾；有時街上也會冒出示威群眾游擊的瓶裝汽油彈火，或反翻了警車加以焚燒，或喪失了生命。但是混合遊行、演講、鞭炮、煙火、陣頭、舞獅和鑼鼓、演唱或演奏、各種小吃攤檔（二○○四年這種小吃新增了漢堡這樣的菜色），有時的群眾活動，即使是令社會驚心動魄的政治活動，也帶有那種古老台灣同樂熱鬧的廟會喜氣（雖然台灣民間最廣眾的宗教崇拜是「鬼」神信仰）。

台灣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除了中壢事件（一九七七）、高雄事件（一九七九），都出現在台北；因為，繼日據時期再續戰後近半世紀的經營發展，台北已經實質成為台灣政、經及文化的中心，街頭上的動靜均為國際觀瞻。

自然經濟和計畫經濟，主要是著眼於滿足人的需求；需求是有限度的。自由經濟則著眼於滿足人的欲求；欲求是無止境的。資源分配的老問題，就增加了新的層面和變數，變得更加複雜。而台北這樣的大都會，還有城市問題。城市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最早出現於奴隸社會，迅速發展於工業革命後，並且隨著科技的進步加速發展；現代城市，以繁密的交通、通訊以及各種相關生命的資源網絡，聚集了大量甚至於超量的小市民，在其中生產、消費、生老病死。所以，解嚴前後，台北街頭的社會運動除了政治內容，還有別的形色：救援雛妓嚴懲人口販子「彩虹專案」、牙醫上街頭發聲爭取就業權及保障、新約教會教徒車隊（一九八七）、雲林農權總會發動農民赴北請願爆發流血衝突「五二○農民事件」（一九八八）、無住屋團結組織「無殼蝸牛」露宿忠孝東路抗議房租房價不合理（一九八九）、野百合三月學運、萬人街頭遊行反對軍人組閣（一九九○）、要求撤銷核四計畫「反核大遊行」、原住民高喊「還我土地」運動、多個同志團體連辦數場「促進同性戀人權」公聽會（一九九三）、新聞界「為新聞自主而走」（一九九四）、「四一○教改聯盟」全國教師教改遊行、多個社運團體「黨政軍退出三台」大遊行（一九九五）、彭婉如遇害「女權照夜路」大遊行（一九九六）、白曉燕命案「五一八用腳愛台灣」抗議治安敗壞、為台灣而走「讓青少年站出來」（一九九七）……直到抗議「兩顆子彈等等不公正的總統選舉」藍營選民占領凱達格蘭大道（二○○四）等等。

有些社會運動，確實是出自「理性」的，像那些出自薪資階層、婦女團體或少數民族，在相關公領域的運動；但是，這種溫和且多歸徒勞的活動，正好說明社會現況是一種難以動搖的巨大實體，而個人是多麼的渺小無力。



【2004/07/13 歷史月刊七月號】 ＠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