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l Red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論政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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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金 鐘
《開放》雜誌總編輯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整整過去八十年了，在這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每個中國人都會問，八十年前那批熱血青年追求的目標達到了沒有？中國讀書人－－知識分子有「在朝執政、在野論政」的傳統，回顧這個論政傳統可以看到五四運動的理想迄今還是任重而道遠。

　從二千年前儒家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明末東林黨不怕殺頭議論朝政，都體現著中國士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志向。近代以來，康有為、梁啟超鼓吹變法維新，為改變封建帝制使中國進入現代社會，揭開士人論政新的一頁。但是，知識分子只有透過媒體才能把自己不同於官方的政見深入、集中和持久地表達出來，因此，出版政論刊物便成為知識分子論政的必由之路。梁啟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主編的《時務報》是近代第一份中文論政刊物，他辦刊物的熱情一直持續到辛亥革命前夕，長達十餘年，梁啟超平易暢達「筆端常帶情感」的政論風格，至今仍為行家們津津樂道。

　《新青年》：五四運動後逐漸被中共控制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場偉大的啟蒙運動，這場運動和一本著名的刊物《新青年》聯結在一起。中國大陸知識界對《新青年》的懷舊之情至今未滅，河南一家出版社不久前還將《新青年》二百三十萬字的文章分類出版，北京學者雷頤在最近的書評中，熱烈推崇陳獨秀的觀點：中國要脫離蒙昧時代，急追先進民族，「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指出民主政治的根本在於個人人格的獨立，必須破除使封建專制制度長期穩定的那種依附性的社會倫理關係。

　《新青年》創刊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先由陳獨秀主編，後加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輪流編輯，到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版五十四期（以後完全成為中共刊物還出過九期）。《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學、新文學、新道德，反對專制、迷信、舊文學、舊禮教，已是眾所周知的貢獻。《新青年》辦了七年，最光榮的是五四前四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及魯迅的《狂人日記》都發表在此期間。五四運動後，《新青年》就逐步左轉，到一九二零年已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一年後中共才成立，由此可見，中共對宣傳陣地的重視是由來已久。

　據胡適說，《新青年》當時交商務發行，大約有超過二千份的銷路，因筆陣出名，觀點激進，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影響大，可謂新時代的弄潮兒，但過份誇大《新青年》的地位是沒有根據的，因此刊後來斷斷續續出了幾年，都在共產黨人控制下，故中共對其歷史地位特別推崇。其實，在五四前後，西風東漸，全國學界相當活躍，各種社團、活動、出版物如「雨後春筍」，僅各地白話文刊物就超過四百種。（中共記入革命史的毛編之周刊《湘江評論》，其實只出版了一個月，而周恩來負責的《覺悟》只出了一期）。

　胡適：五四運動民主自由精神的守門人

　二、三十年代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前夕，這段時期國共分裂，中共上山打游擊、長征到陝北根據地，國統區則在完成北伐統一與清黨後，開始了全面的城鄉經濟與文化建設。這十多年中最重要的三本政論雜誌是《現代評論》、《新月》、《獨立評論》。

　《現代評論》創刊於一九二四年，綜合性週刊，由陳源（西瀅）、徐志摩編輯，胡適、陳源、王世杰、郁達夫、沈從文、高一涵、凌叔華等是撰稿人，除政論外也發表文學作品，一九二八年底停刊，共出版二零九期。

　中共歷史把《現代評論》定性為「反對革命」的刊物，其實，該刊只是一個有獨立精神的、以「不附和、不攻訐、不空談」為宗旨的公共論壇。五四後，中國思想文化界兩股潮流逐漸分野，一股是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激進革命主義，導致中共的出現與暴力奪權的發展，另一股則是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和知識分子的社會改良主義。胡適一派傾向於走歐美民主科學之路，他們追求的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即人權、自由、公平、理性。在一個民智初開，經濟落後的社會，自由派當然比不上激進革命派有煽動力和號召力，他們雖然在內戰中敗給了共產黨，但是，他們的文化遺產最終又回到了中國大陸，成為今天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思想資源。《現代評論》的主角就是胡適、傅斯年、陳西瀅，該刊便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二十年代論政的重鎮。

　《新月》原是一份文藝月刊，一九二八年創刊，一九三三年停刊，共出版四十三期，主要編者有徐志摩、梁實秋、聞一多、潘光旦、羅隆基等人。其撰稿者達一百七十人。《新月》造就了一個「新月詩派」，但從一九三零年起，《新月》也像《現代評論》一樣，大談政治，宣稱實際政治由有能力的人去幹，「我們的工作是批評的工作」。《現代評論》與《新月》因遭魯迅攻擊而被中共貶為反動刊物。

　胡適，這位中國二十世紀最卓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不僅是新文化的旗手，溝通中西文化的大師，也是一位熱情的政論家和政論刊物的「發燒友」。他在《現代評論》與《新月》之後，又與丁文江、傅斯年等人創辦論政月刊《獨立評論》，影響很大。該刊從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辦了五年，既反對左派學運也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專制。最高發行三萬冊。胡適在「無可如何的局勢裏為國家盡一點力」、「辦一個刊物來談談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而且，建立了一個政論的專業準則，被他們奉若「宗教」：「公平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因此，作者一律用真名發表文章。

　他們辦雜誌的辦法是，招集社員，每人每月捐出收入的百分之五，積三月後出版，很多作家亦以發表為滿足，不取稿費，以支持雜誌的出版。

　儲安平：四十年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

　八年抗戰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期間，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危亡成為知識分子的第一關注，北京、上海、香港相繼淪陷，政論作家們的鋒芒集中在抗日和批判投降派目標上，雖然有如張季鸞這樣傑出的政論家在影響朝野，但和五四傳統的民主科學訴求，有相當的變化，可以暫時按下不表。

　一九四五年日寇戰敗，中共八路軍勢力壯大，國統區百廢待興，政風頹靡，全國面臨內戰的危機。只不過三四年功夫，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終於一九四九年退守台灣。中共奪取大陸政權，成立了共和國。

　在中華民族這場空前劇烈的歷史轉變時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感到無比徬徨苦悶而又焦躁不安。在這不足五年的時間內，最值得重視的政論刊物，是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誌（前身是重慶的《客觀》週刊，也是儲主編）。《觀察》一九四六年九月在上海創刊，每週末出版，每期六萬字。繼承胡適辦《獨立評論》的同人刊物路線。費孝通曾說《觀察》當年「風行全國」，知識分子很少不是它的讀者。《觀察》最高發行量達十萬五千份。

　《觀察》為甚麼大受歡迎？因為儲安平帶有強烈的傳播自由思想的使命感並十分敬業。他在一封向胡適約稿請予支持的信中說，他全力灌注在刊物上，天天工作十二小時，事無巨細，親力親為，謝拒應酬周旋與大小集會。更重要的是，儲安平的政論不迴避當時最迫切的時局和政治問題，給歧途徘徊的人們提供分析。一方面，他嚴厲抨擊國民黨當局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動輒指斥報章「意圖顛覆政府」，宣揚英國反對黨的民主政治學說；另方面又尖銳指出，共產黨統治下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他留意到中共的出版物中從有無對中共的批評文字，而斷言中共統治下自由是有無的問題，而國民黨統治下，自由是多少的問題。

　《觀察》雜誌終因它的自由主義立場，而於四八年底被國民黨內政部查封，罪名是「一貫反對政府、同情共匪，擾亂人心．．．．．．」

　一九四九年四十歲的儲安平，在中共治下的上海要求《觀察》復刊，周恩來批示說，既然有那麼多讀者，當然可以復刊。復刊半年後，被胡喬木封殺，改由黎澍辦一份《新觀察》，儲安平被調去新華書店當了個副總經理。他那自由有無的著名論斷首次得到印證。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儲安平終因批評中共「黨天下」，一鳴驚人而墜入深淵，不僅自由喪盡連人權也被全部剝奪。

　《觀察》雜誌及儲安平的命運，表面上是因言賈禍，實則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和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勢不兩立。毛澤東在建國前寫的幾篇著名文章，從《將革命進行到底》到《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其中心意旨就是警告「民主國人主義者」「自由主義人士」放棄對美國的幻想。中共在擊敗國民黨之後，主要目標轉向拉攏、改造和打擊這批影響力甚大的自由知識分子，因為美國寄望他們將在未來中國演變中再顯身手。

　而儲安平正是「民主個人主義和第三條道路」的代表人物，這是中共出版物中對他的明白定性。

　台灣：自由論政薪火傳承之地

　正如大陸學者謝泳所指出，儲安平的《觀察》是中國最後一本自由主義刊物。一九四九年中共當權以來，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中，毛澤東實行嚴酷的思想統治，禁絕言論出版自由，自由論政完全失去了空間。但是，在海峽另一邊的台灣，卻有不少知識分子承襲自由主義的薪火，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壓力下，為自由論政的權利堅持抗爭，付出代價，終於換來了台灣政治制度的開放與民主。

　一九四九年，胡適、傅斯年、陳源、羅家倫、梁實秋等一批和中共交過手的自由派著名學者抵達台灣，胡適首創論政雜誌《自由中國》。胡適赴美後雷震接任主編，一九六零年因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籌組民主黨而入獄。五、六十年代，著名雜誌《文星》、《中華雜誌》、《文學季刊》、《大學雜誌》等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為維護言論自由作出可貴的努力。台灣論政趨勢的重要轉折是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政論雜誌《美麗島》的編輯們因舉行三萬人集會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而遭逮捕入獄，雜誌亦遭查禁。

　美麗島事件為八十年代台灣黨外抗爭運動開闢道路，一時黨外運動風起雲湧，數十名黨外人士當選立委與縣巿長、省議員，黨外政論雜誌出版達三十多家。台灣知識分子循論政之路參政執政，前仆後繼，終於迫使國民黨於一九八七年宣佈解除黨禁與報禁。令台灣民主化邁出決定性一步的無數有志之士中，人們不會忘記這些政治批評家：雷震、殷海光、李敖、陳映真、柏楊、張俊宏、許信良、以及為言論自由而自焚身亡的鄭南榕。在解禁後的台灣論壇上人才輩出、百無禁忌展現了中國二十世紀最佳的言論環境。

　從北京之春到八九民運中知識分子的角色

　　幾乎與美麗島雜誌同時出現的「北京之春」民主潮，是獨裁者毛澤東死後，大陸社會的解凍現象。也是中共統治三十年後首次出現的自由論政運動。

　在此之前，有過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與反右運動和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及紅缳兵造反刊物。這兩次浪潮中都出現過大量的批評言論和一批知名的不同政見者，如反右中的儲安平、林希翎，文革中的遇羅克、李一哲，他們向中共的政治獨裁與思想專制挑戰，要求人權、法制與民主，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空前黑暗的暴政底下，迸發的不屈的閃光，這些勇敢的言者都為自己的言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遭殘酷批鬥、長期監禁，直到被殺害。

　但是，反右與文革的整體氣氛，只是中共控制和御用下的言論失序，除個別言論外，都未觸及專制政權本質，尤其是不能擺脫迷信毛澤東神化毛澤東的局限，因而，談不上自由論政。

　「北京之春」的論政熱潮終於有了突破，一批剛從惡夢中甦醒的中青年拿起筆，先由北京西單民主牆大字報開始，繼而演變成油印刊物，形成全國範圍的民刊熱潮，在不到兩年時間內，已知名的就有一百零六份刊物出現。不用註冊，製作簡陋，然而，它們破天荒地對中共的施政與歷史提出正面的批評與評論，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要求結束中共的人治和個人獨裁，甚至向美國總統呼籲維護中國人權。　　

　「北京之春」的論政浪潮中出現了黃翔、任畹町、魏京生、劉青、徐文立等一批不怕犧牲的民主鬥士，他們不像過去那些政論前輩薪火相傳，或深受西方文化影響，他們來自生活，來自現實的體驗，具有明顯的草根性，並不具有政治野心，純粹訴諸於議論。然而，以中共元老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權者，在對民主潮實行寬容加以利用之後，便迅速將西單牆封閉、取締民刊、並逮捕活躍分子。嚴密的專政手段，甚至使民刊轉入地下也難以生存。「北京之春」在它最知名的編輯魏京生一九八零年被判重刑後，不久就消聲匿跡了。

　在震撼世界的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中，知識分子扮演的基本角色，仍然是政論家。他們多次簽名上書，發表國是聲明，向學生演講，要求政治改革和新聞自由，直到政治學者嚴家其發出反極權主義的最強音：要求中國最後一位皇帝下台！知識分子始終沒有成為八九學運的主導力量，他們表現出缺乏政治操作能力而善為意見領袖的書生本色。

　鄧小平血腥鎮壓八九民運後，中共當局十年來嚴守對新聞言論自由的封殺政策，中國政治的自由論壇，轉移到海外，流亡中的異見者與民主運動，創辦了若干刊物，以更為徹底和堅定的自由主義立場，針貶時弊，反省歷史，探討中國民主的未來。一向享有言論自由的香港政論界，在九七回歸後，也並未放棄為中國政改進言的責任。

　必須指出，知識分子論政的客觀條件，今天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當代傳媒的技術發展，使「文章報國」的傳統方式有所改觀，論政的空間擴大了，透過電波的力量可以越過高山和海洋，也可以穿過鐵幕和竹幕。政論作家們不必在特定的刊物上踽踽獨行了。但是，論政手段的變化，不會改變對論政的要求：熱情、負責和表達的才能。因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面對的是八十年前先驅者們的未竟事業，在中國正實現五四運動的理想：民主與科學，而面對的障礙是一個擁有空前強大的專制力量的執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