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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代儒術的政治神學

政治神學是使政治神聖化的學說。漢代的政治神學具有兩面特徵：一面，它利用了商周文化資源，特別是先秦儒學內容；另一面，它又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是漢代政治的產物。因而，漢代儒術政治神學是漢代政治的思想產品，先秦儒家經典不能作為漢代的政治神學看待[1]。董仲舒是兩漢政治神學的開山人，他的學說可為漢代政治神學的樣本。從表面看，董仲舒學說的主要特徵是天人感應論（準確地說是天王感應論），這是學界普遍注意到的。但天人感應論是表像，隱藏在天人感應學說背後的深層性質則缺乏必要的說明。

    第一，天是終極的政治信仰對象。以“天”為終極政治信仰對象，這不是董仲舒的發明，西周初年已經存在。經過戰國時期無神論思潮的洗禮，“天”在相當的程度上成了一個泛指自然界的概念，如同荀況所說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那樣。為了重建天的權威，董仲舒作了不懈的努力。首先，董仲舒把“天”塑造為整個宇宙間終極的絕對意志，是神上之神。如他說“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義》)。其次，“天”與宇宙萬物（包括人類）有血緣倫理關係，它是宇宙萬物的母體和造主。如說“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順命》)，“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春秋繁露·為人者天》)。第三，董仲舒還以“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春秋繁露·同類相動》)和“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等現象為證據，說明絕對主宰——“天”的實在性。

    第二，陰陽五行是天意的體現。為了建立以“天”為主宰的政治神學體系，董仲舒還克服並化解了戰國以來以“陰陽五行”為核心的哲學，並將這些範疇納入其神學體系之中，從而為“天”信仰的重建清理了道路。在先秦哲學中，陰陽指宇宙世界的運動方式和動力，陰與陽的交互作用促使物質世界生生不已，變化萬端。然而，在董仲舒的政治神學中，陰陽成了“天”的意志的體現。如說：“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天之道，出陽為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春秋繁露·暖燠孰多》)董氏把陰陽說成是天之“道”，用意並不在於解釋物質世界的運動變化，而在於引導政治活動和政治行為，其中最主要的是德與刑。更有甚者，董仲舒還把陰陽與人的社會身份比附起來，認為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參見《春秋繁露·陽尊陰卑》)，從而實現了他把社會人群劃分為不同政治等級的目的。進一步擴而展之，而有“三綱”之教：“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春秋繁露·基義》)五行是關於物質世界構成要素及其相互轉化的學說。同處理陰陽學說的方法一樣，董氏將五行納入了他的政治神學體系當中，五行成了“天”的品質，如說“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春秋繁露·五行對》)。由原來的五行相生，引申出了“孝子忠臣之行”(《春秋繁露·五行之義》)。不僅如此，董仲舒還把五行與五官、五常、五政聯繫起來，構建了一個政治神學理論框架（參見《春秋繁露·五行順逆》），以規範政治行為。他論述了政令不善會導致五行失常；相反，《春秋繁露·五行變救》提出當出現五行異常現象時，應當救之以政——五行異常乃由於政令不善引致。尤其是在《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中，董仲舒把五行與君主的所謂“五事”——貌、言、視、聽、思對應起來，君主的一行一動都受五行的制約，他的五行說幾乎成了政治宗教誡條。

    第三，君權天授與君主事天。董仲舒竭盡全力論證“天”的神聖性質，其目的之一是論證政治權力的神聖性質。董仲舒宣揚，在現象世界背後主宰社會的是神聖的“天”，但“天”又不能直接出面指揮社會，唯一的辦法是將權力授予現實的人，這個人就成為國家元首。董仲舒在上漢武帝的“對策”中說：“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漢書·董仲舒傳》)除了“命符”之外，王者的形貌也與眾不同。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中，他詳細描述了舜、禹、商湯、周文王生理上的超然之狀。針對戰國以來流行的禪讓說，董仲舒強調君主的權力不屬於他個人所有，他無權禪讓給別人。歷史上朝代的更迭是天命轉移的結果，是上天的意志在起決定作用。天命之所以轉移是因為政治有闕，需要由新聖替換舊聖承擔治世使命。因此，更受命之後應該在政治上改弦更張，由此引發了他易姓而王的一系列措施：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見《春秋繁露·楚莊王》)。

為了向世人昭示君權的神聖性，董仲舒還力倡恢復周代的郊祀制度。他說：“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春秋繁露·郊語》)在他看來，君事天猶子事父，郊祀就是事天的途徑之一。他聲稱，周文王虔誠祭祀上帝，所以得到了上天的福佑，國家昌盛，子孫多福。他還說，天比祖更重要，在任何情況下郊祀都不可廢止：“《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春秋繁露·郊祭》)正是在這樣的理論下，漢朝政府開始了郊祀制度的重建。

第四，“天”的品質與君主的責任。董仲舒創造“天”，是為了講“天道”，在“天道”之下規範“王道”。在答漢武帝的策問中，董氏以《春秋》開篇的“春王正月”四字立說，闡述王道與天道的關係：“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雲爾。”(《漢書·董仲舒傳》)他所提出的“道之大原出於天”是對這一關係最濃縮的闡說。概括說來，王道包括公正無私、三綱制度、孝道、陽德陰刑等。此外，董仲舒還從名號方面對君主的職責作了要求。他說：“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遍；德不能匡運周遍，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于王。”(《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他還對“君”的含義作了類似的說明，認為君道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群科。從字面看，董仲舒對這五科的解釋甚為荒唐，然其宗旨則一，要求君主與天合德，平治天下，從而實現國泰民安。

第五，君主政治與祥瑞災異。很多學者認為，董仲舒宣揚君權神授是為專制皇權服務，給中國中古社會帶來極大的災難。事實上，董氏政治神學神化皇權，從一個角度看正是為了“使君權受到一定的制約”[1](P47)。在董仲舒看來，君權神授並非無條件，君主必須秉承天意，是所謂王者以道配天。以道配天，就要按照天道原則辦事，如公正無私、行仁政德教、遵孝道，此外還有四時之政和五行之政等等。在董氏看來，君主依照這些規範行政，“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為，鱔鯨不見，群龍下如”(《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相反，“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返）宮室，好淫樂飲酒，沉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以奪民財……則魚不為群，龍深藏，鯨出見。”(《春秋繁露·五行順逆》)類似的話，董氏說了很多，學界普遍持否定態度。從秦漢政治整體運行看，秦朝講唯物伴隨著暴政和國家速亡；漢朝講天命天譴伴隨著皇帝罪己和長達二百年的政治安定，政治信仰在其中可能發揮了相當的功用。

綜上，天王感應論是表像，政治神學是董氏學說的根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