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l Red

漢代儒術與政治信仰

張榮明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摘  要：中國中世紀的國家信仰在漢代特定的政治環境下產生，是政治需要的產物。漢代儒術的精髓是政治神學，其意義一方面是使政治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是規範政治運作。漢代儒術不僅是一種理論形態，而且表現為一種政治操作手段，如政治祭祀制度。

關鍵字：儒術；儒學；政治信仰；國民宗教；漢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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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武帝“罷黜百家”“尊崇儒術”，儒術開始成為中國中世紀的官方意識形態和國家正統的政治方略。由於此時的儒學已與先秦時期作為諸子之一的儒學大不相同，故有些學者稱之為“新儒學”。從漢代儒術的運作看，它不僅反映在“學”的層面，而且反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運作層面，二者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只有從整體上考察，才能更全面地認識漢代儒術的特徵和性質。就筆者所見，學界對這方面的討論不多，故略作探討。

一、漢代儒術產生的政治背景

沒有官方政治需求，就沒有漢代儒術。漢代儒術產生的宏觀政治背景是秦漢政治思想的轉型。秦王朝的建立，標誌著中國古代社會轉型的初步完成，伴隨著社會轉型而出現的政治思潮多元化也將劃上句號。但是，當時的多數思想家並未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對“百家爭鳴”意猶未盡，批評政治。在思想與權力的交鋒中，一場規模不大的焚書坑儒，自由思想就成了專橫權力的刀下之鬼。思想的一統是迫切的政治任務，但用什麼樣的手段去“統”，人們的認識卻不相同。秦代的政治家們不假思索地沿用了過去的經驗：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從邏輯上說，強權應該能夠維護政治。然而實際情形恰恰相反，作為中國中古社會第一朝的秦朝僅僅存在了16年就亡家亡國，成了中古期最短命的王朝之一。歷史和現實提出了一個令人困惑卻又無法回避的難題：秦國以排山搗海、摧枯拉朽之勢平滅了山東六國，為什麼統一之後“二世而亡”？

經秦末戰亂之後，整個社會一片瘡痍，民無蓋藏，人民亟需休養生息。同時對秦亡教訓的深刻反省，也使人們逐漸認識到了法家思想的內在缺陷，由此誘發了文景時期的黃老政治思潮。就政治大思路而言，黃老政治思想是法家政治思想與道家思想的合流[1]。猶如力學上兩個方向相反的力相互作用會彼此削弱造成新的平衡，極端激進的法家思想與保守的道家思想相互作用形成的黃老政治思想，可以說是溫和的法家政治思想。文景時期的政治狀況也正是這樣。

然而，法家學說也好，黃老學說也好，都未能妥善地解決思想上的一統問題。因為事實已經表明，法家學說長於攻取，卻不堪于文治。黃老學說同樣如此。在黃老政治和黃老學說的環境下，儒家學說逐漸成長起來。劉邦曾讓陸賈總結“秦所以失天下”的經驗教訓，於是陸賈作書12篇獻上，高祖稱善，號其書曰《新語》。陸賈認為，政治的物件是人，對人的治理離不開仁義道德，能行仁義道德之術者為聖，歷史上的堯、舜、禹乃此等聖人。“堯以仁義為巢……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新語·輔政》)。相反，“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新語·無為》)。陸賈宣揚“王道”，這“王道”就是“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新語·道基》)。作為漢代儒家思想的先導，陸賈還宣揚天人感應。他聲稱“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新語·明誡》。“於”字疑衍)。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在於他們“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新語·思務》)。在這裏，我們已然看到了後來董仲舒學說的影子。繼陸賈之後的是賈誼。他深刻反省了秦亡的教訓，指出秦統一中國是一個歷史轉捩點，統一前政治的首要任務是“攻”，而統一後的首要任務是“守”。秦一味地採用法家的激進路線，不懂得“攻守之勢異也”，結果迅速敗亡。他說：“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2]這是在為漢王朝的長治久安而憂慮。賈誼又對文帝時的黃老政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當時等級不嚴，社會矛盾日深。在這種形勢下，人們卻侈談“無為”，坐視社會陷入新的危機。他大聲疾呼：“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新書·數寧》)有鑒於此，賈誼提出了正名號、嚴等級、尊天子、行仁義等一系列政治措施。

    漢代儒術產生的直接動因是漢武帝的政治策問。作為皇帝的漢武帝對政治有最切身的感受和理解。經過西漢前期70多年的休養生息和經濟建設，國家的經濟實力得到恢復並空前強大起來。政治上，在平定了吳楚七國的動亂後，諸侯王的力量進一步削弱，國家得以鞏固。然而在思想上，當時卻是“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漢書·董仲舒傳》)，這勢必影響政治的長治久安。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胸懷鴻鵠之志的漢武帝向“賢良文學”之士“策問”。漢武帝問道：傳說中的五帝三王時期，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然而聖王歿後，大道衰微。五百年來，雖有無數志士仁人欲法先王之道，救世于危亂之中，然終不能得。這社會到底還有無出路？萬般困惑，化作如下疑問：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漢書·董仲舒傳》)

問題重重，但漢武帝並不讓儒士們就事論事，而是要給出一個根本的答案，而且要言簡意賅，即所謂“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在元光五年的策問中，這重重困惑簡作五問：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      “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漢書·公孫弘傳》)

至此，漢武帝策問的主題已經昭然於世：國家政治是由誰主宰的？這個最高的主宰與政治的盛衰是何關係？這是命題策問，要求很明確：要為這個絕對意志作論證。當時前去對策的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董仲舒、公孫弘不過是其中之二而已。

    由上可見，思想的一統是政治要求和政治選擇。從宏觀上說，不是李斯造成了“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也不是董仲舒造成了“罷黜百家”、“尊崇儒術”；恰恰相反，是特定的政治環境造就了李斯和董仲舒，是秦始皇和漢武帝利用了李斯和董仲舒。儒術之興是政治的需要，表明了一種文化選擇和政治傾向。它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依據是什麼？政治道德和政治操作應該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