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l Red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害慘了我們－－對中國現代問題的省思
http://thching.blogspot.com/

滿清末期，西方列強挾其船堅炮利，逼迫當時物質與技用科技方面明顯積弱不振的中國，簽下諸種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成了列強刀俎下的魚肉。於是，中國知識份子掀起了一股狂潮，對數千年中華文化、中國社會制度、及中國人求知與生活方式，加以反省、批判、並要求改革。一場「西化」、「中化」，「革新」與「守舊」之爭於焉開始。最後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種『刀切豆腐兩面光』的說法，結束了論戰，也給雙方帶來了尚可接受的合「情」結論。從此，中國的「現代化」與富強，表面上似乎露出了曙光。這是百年來，多少中國知識份子毫無疑問的肯定，甚至引以自豪的想法與做法。

放眼時下，談到文化問題，這一代的知識份子，誰不順口便自然的說，中國文化不好的要去掉，西方文化好的我們要學習。似乎這是一個合情合理，不用再去爭辯與思慮的問題。

有誰曾經用心深一層去體察，文化的好與不好，以何為標準？如何分辨？如何取捨？在探討文化問題之前，似乎很少人願意去認識清楚，所謂文化者，究為何物？因何而有？從何而生？如何而成？文化與民族究及其環境有何關係？人之所以為人，所為者何？文化特質的可變性，或一個民族的思想情結之自變性，有多大可能？

一百多年來，不知有多少中國的知識份子，把文化看成一個很簡單、很表面、很具體、很有形，甚至也能隨時、隨心，可改、可變的東西。他們似乎把文化當作一個數學公式、一套人為的制度、一棟樓房、或一個器具，來看待、討論、與處理。他們忽略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他們忽略了，人類生物滿足與人類心靈追求的關係。他們也似乎忽略了生態環境與文化價值遺傳的相關性，及其重要性，他們似乎更忽略了，一個民族在思想價值觀上，自我否定與自我改變的困難與難堪。

其結果，言盈整個社會上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法，使得近百年來（尤其是近數十年來）的中國人，在行為方式與法令文物制度，做了急遽的改變，在物質器用與經濟發展方面，更有了看得見的顯著發展。但隨之而來的道德淪喪，生活茫然，在這一代每個中國人的心中，隱隱作痛。日深一日，似無休止？所以我說，「這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害慘了我們。

我無意標新立異，也不反對發展科技，更贊成「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我也不是盲目反對西化，如果中國真有可能「西化」成功，我舉雙手贊成。

我不贊成西化，是因為我認為，一個文化經幾千年高度發展（特別是精神方面）的民族，很難自我否定，或自我改變傳統的思想價值觀。無法自我否定或自我改變，「西化」就不可能成功。不可能成功而盲目的進行，畫虎不成反類犬，或變成四不像，所以我反對。（不過，我也相信，一個民族或一群人，有可能被外力強迫而否定或改變自我。印度和新加坡被英國統治後，就是被改變的成功例子。）

我也不贊成清末那些主張「全盤中化」的說法，因為他們不去探究中華文化的特質。他們把文化看成一些有型或表面行為與制度，所以「中化」成了行為、生活方式與制度的「返古」或「復古」，其不可能與荒唐的情形，跟主張「全盤西化」幾乎一樣。

我更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與做法。因為文化的「體」與「用」是不能分，也不該分的東西。把文化的「體」與「用」分開處理，「體」保留中國的，「用」採西方的，那是牛頭不對馬嘴，其必然產生的脫節與社會解體現象，幾乎是可預期的。

但，人人幾乎都會說，「用」不學西方，難道中國就要繼續長期的積弱不振或貧窮落後嗎？問題是，到底什麼是文化的「用」？

「用」如果指的是，可以造成船堅炮利的實用技術，以及可以帶來經濟繁榮的物質生產。那麼西方民族近幾百年來，在這一方面，確實有很好的經驗與成果（尤其自工業革命後），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鏡。這一方面我完全贊成學習，或取用西方比我們專精或進步的技術與方法。因為這些技能都是為解決人類的物質問題而已，也就是，只與人類的生物或生理滿足有直接關係。

人類在純生物或生理方面的需要，不論種族、地區、環境，幾乎都是同樣的反應，所以無所謂本質上之異同，因此，也只有進步與落後的差異，無所謂文化異同的問題。簡單說，科技本身不具人類之客觀性。也可以說，科技沒有國界，也不應有國界。事實上，物質技藝上的進步，並非西方民族所專有，更非中華民族原來之所短。秦漢時期或先秦時期，中國在物質與技藝方面的成就和經濟方面的發展，並不遜色於西方（尤其在醫技、建築、化工、戰爭火藥等方面）。所以物質方面的「西學」，未必就是真正的「西學」。

換句話說，中華文化之特質，發展、成熟、與定型於先秦時期，但在那個時期，中華民族卻同樣有高度的實用技藝與經濟物質方面的發展。可見，傳統的中華文化並非與實用技藝或物質發展不相容的。

秦漢之後，至明清二千年之間，中國在技藝與物質方面停滯不進，其原因，主要還是要怪秦漢後的那些讀書不求甚解的「小人儒」，他們死守經典章句與文字之表面意思，而不能相對瞭解其中之「微言大義」所造成的。並非中國文化本身使然。而造成秦漢後讀書人之不敢暢談先聖先賢之「微言大義」，其原因，主要是因秦乃「化外之君」入主中原，造成絕對專制之統一帝國，結束了中原地方（諸侯）半自治式的封建制度。所以，就中國文化而言，秦漢後實只有形式上之因襲，甚至因因襲而衰敗。如果我們不去認識開創與成熟時期之先秦文化特質，而以秦漢至明清間之種種衰敗或積弱現象，據而否定，中華文化乃華夏民族在亞洲大陸求生存之最佳文化創作與選擇，對先秦華夏祖先實極不公平。

將秦漢至明清間之衰敗現象，視為中華文化之本質，乃這一代知識份子對中華文化之無知。清末知識份子要想振衰起蔽，如能仿照西方文化，歷馬其頓、羅馬帝國至中世紀黑暗時期之後，以「文藝復興」之方式，重振民族文化黃金時期之基本精髓，相信不會造成如今這副不中不西，不新不舊，除經濟生活高度提昇外，社會百病叢生的景象。

文化反省或文化興革，不能夠追溯到文化起源時期之環境背景與文化特質間的自然關係，不能夠瞭解先秦所創之中華文化，乃中華民族在亞洲大陸求生存與發展的自然產物，這是知識份子的失責與錯誤。清末以來，知識份子盲目的將文化的體與用看成可分的東西，文化上是最大的無知與最大的敗筆。

其實，清末要拯救二千多年積弱不振的中國，如真能依照 孫中山先生的「自然科學迎頭趕上西方」的說法，在人文與社會方面真正恢復固有文化，也不會造成中國現代的「新病」。（可惜的是，學西醫的孫中山，本身對中國文化的認知相當有限。其所強調之權利觀念，與『爭』平等及自由之主張，更與傳統中國儒家重人性良知、反慾望、反利害之主張背道而馳。他一方面說，迎頭趕上西方，另一方面，又要國人恢復「固有文化」，他如只為革命需要，隨便說說，實不值得重視。但如果孫先生的說法是認真的，那他對中西文化思想之欠缺認識，就令人遺憾了！）

百年來的知識份子，從西方搬進來的「用」，如只限於有關物質發展之自然科學的理論與技術，那麼對中國社會也不至於帶來那麼大的傷害。自然科學到底主要以「物」為對象，它對人類的生物與生理滿足固然很有幫助，但對人之所以為人之心靈需求與社會人際間的關係，未必會有太重要的影響作用。何況中國原本也不是沒有發展與解決物質問題的知識與能力，所以那種「西學」中的科技，並不見得與真正的「中學」衝突。

不幸的是，百年來的中國知識份子所引進「為用」的「西學」，並不止於有關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方法。他們盲目崇洋的心態與作風，已經到了喪失選擇「體」與「用」之能力的瘋狂程度。更悲哀的是，當他們在盲目搬進西方的社會、政治、教育、乃至文學、藝術與思想、宗教等主張與做法的時候，嘴巴裡卻還在說著「中學為體」，說著「中國文化好的要保留」。但他們從來沒有說明過，保留那些？如何保留法？

對搬進來「為用」的「西學」與要保留「為體」的「中學」之間，應如何調適配合，或有沒有可能調適配合，他們也絕口不談。於是，造成「舊瓶裝新酒」不說，甚至瓶內殘留的半瓶舊酒都不倒掉，就裝進新酒，質味不同，參雜不分，如何能醇？這也不知是百年來知識份子的膚淺無知，或者是他們不敢面對現實，又為個人沽名釣譽，而存心愚弄同胞？

要談文化的「體」與「用」，必須先瞭解文化的本質。要瞭解文化的本質，又先須瞭解人類的特性與人類的本能需要，更要瞭解人與文化的關係。

文化的定義很難下，我個人認為，文化乃是「一群人類（一個民族）在某一個空間，面對那個空間的環境與條件，為了求生存所發生或發展出的一切有形的行為、方法與文物制度，以及維持共同生活與個人生命的無形想法與態度的總稱。」

人類有形的行為、做法、或產生的文物與制度，多半是為解決或分配相互間的物質與生活需要而產生。這一部份較有形的文化，多半與物質或空間環境有較直接或有形的關聯，也多半只是為生活本能的滿足問題。也可以說，人類所處之物質條件或空間環境變了，為維持生活與延續生命，所採取的方法、做法、以及產生的文物、制度，也要跟著變，只是要配合環境與條件罷了。因為這部份是較有形的，也較可變與易變的，所以在文化問題上，這一部份較易解決與處理。也可以說，這是一些文化表現在外的形式或器物而已，它不算是文化真正的本質之所在。

人類無形的想法、心靈的反應、社會態度的形成，則是為滿足個人主觀的心靈需要，與維持人與人間的精神關係，也就是為追求生活的意義與生命的價值，這是人類所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