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l Red

引言

　傅柯(Michel Foucault)和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作為後現代社會學家的翹楚，其理論有著深刻的意義，雖然起點有所分別，但他們都關心人類的社會生活,透徹地批評理性對於人類發展帶來的限制和禍害,嘗試找出解決的方法。以下我將會比較兩者理論的相異之處，嘗試從實踐方面去了解其理論的意義，並討論其理論的可行性。

　後現代主義出現於７０年代，源於人們對現代主義的觀念有所改變。現代社會的開始可追溯至１７、１８世紀的啟蒙運動，但真正的高現代化是近一百年的事，在六七十年代，全球各地爆發了不同的危機例如越戰及能源危機等，人類再次嘗試到科技帶來的惡果，對現在主義所提倡的有所懷疑。以往現代主義曾成為支持人心的重要思想，它提出幾個理念，包括認為社會是會不斷分化，分工的精密性會不斷提高，相同的一件工作會由更多人分擔，社會會趨向理想化（idealism），現代社會雖然是一個對宗教無歸屬感的世俗化社會，但是對於一些理想的信念還是會深信不疑，例如會無理由地相信社會一定會進步，人的生活一定會改善等等，現代主義對理性的崇拜亦幾近瘋狂的程度，認為所有事都需要理性，就連音樂、美術等亦要在理性管理之下運作。後現代主義可以是現代的反面，它質疑現代主義的特性，例如認為當社會過份分化時，會引致過度的依賴，當有問題出現時會因連鎖反應而牽連甚大，而且後現代主義追求反樸歸真，鼓吹不讓社會制度妨礙人性。而理想化是為大眾共同的理念，令到個人無反抗的能力，但後現代主義認為社會實不必有凌駕性的主流信念，因為信念本身沒有基礎，相信與否全是主觀感覺，與其他人沒有關係，而理性只是一種思想方式，未必是真理，所以它反對現代主義對理性盲目的崇拜。但後現代社會並不把自己界定為另一套思想，因為這樣做的話又會落入現代主義的理性陷阱，它一直保持著和現代主義互依互存，模糊不清的特性，因為模稜兩可的身份更為切合它的性格，傅柯與哈伯瑪斯的後現代主義研究背景大致如上。

傅柯的理論--知識考古學

　傅柯的理論研究由知識考古學開始，最初它提倡如考古學一樣向社會的深層發掘，才會找到完整的知識。傅柯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在他的觀察中發現歷史中其實有很多聽不到的聲音──沉默（silence），

社會上沉默的一群被忽略遺棄之後就再也找不到其存在過的痕跡，或者是被理解錯誤（misunderstanding）也會導致真相被淹沒，人們或許願意去真誠地去理解那些被忽略的一群，但是他們也會犯上錯誤理解的毛病，將自己的一套想法加諸在被忽略者的身上。由此推論下去現代人是不能了解過去人的想法，歷史是應該有時序性和完整性，但歷史學家往往忽略了歷史中沉默的一群，歷史學家只利用過往紀錄和文獻等東西作為研究基礎，但歷史上沒有記載下來的東西其實是遠超於有記載下來的，傅柯所關心的就是這些全然沒有聲音的一群，他認為背後是有一個機制有計劃地排斥這些沉默的一群，他希望可以平衡那些有記錄和沒有記錄的資料，重新建構那些被忽略的人的僅有資料，幫助現代社會的弱小團體令他們有機會表達自己，而不是成為時代洪流中被忽略的一群。

為了驗證自己的理論，傅柯以社會上的邊緣分子──瘋狂的人作為研究對象，在他的著作《古典時代瘋狂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中嘗試填補瘋狂歷史上空白的地方，找出被社會遺忘的人。他發現瘋狂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意義，瘋人亦接受不同的對待。在最早的時期，瘋人和正常人可以和平共存，接納瘋人住在自己的村莊中，和常人一樣起居飲食，到了文藝復興時，人們以愚人船（ship of fools）作為驅逐瘋人的方法，讓瘋人們隨水漂流，被驅逐到視野之外的地方，而所謂的瘋人定義和現代不同，當中還包括了愚人、放浪的狂人等，愚人船也是詩人和畫家的靈感來源，作家有時甚至視他們為懂得生命真諦的智者。到了十八世紀，社會有特殊的政策去處理瘋人，所謂瘋人的定義在那時是和妓女小偷等等同，將瘋狂等同墮落，他們是一群不為世俗所接納的人，政府把他們困在牢獄之中，害怕他們會影響到社會的「美好」和「秩序」。到了近代，社會將瘋狂視為一種疾病，要以治療來糾正，隨著理性的擴張醫學對瘋狂的治療愈來愈精密，傅柯認為這種看待瘋狂的方法是試圖改變瘋人而使之理性化，瘋人沒有了思想上的自由，較之以前更不人道。(節錄自陳海文教授於3月21日的課堂內容)

總而言之，歷史對瘋狂的態度和對理性的態度是同時發展的。我們依靠排斥他人以建立自己，理性成為了人類唯一的選擇，令到我們失去了其他的選擇而趨向單一化，這就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代價，

傅柯認為因為時間是斷裂（rupture）的，所以歷史從來不是連續，而是中間有斷層，只是人們一向只注視到連續的一面。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論述（discourse），論述與論述之間也有隔膜存在，每一個時代都是環繞著那時代的人物、行為來發展，所以即使現代人如何努力都不可以以現代的觀念去了解過去，歷史只是代他人發言，我們是難以突破自己的時代立場，即使是最了解歷史如歷史學家他也只是從自己的價值立場去看歷史，所以傅柯認為歷史是矛盾的「現代的歷史」（history of present）， 傅柯提出我們對於知識不應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其實知識系統本身已是一個建構過程，內裡其實有很多因素，例如權威（power）在塑造著它。我們不可以抗拒或否定社會所認同的知識，只可以接受它、或是反過來利用它，令知識比較適合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權力系譜學

傅柯以考古學的方式去研究社會，得出來的結果就是無論從任何一個起點向下發掘，都會發現原來所有事物背後也由權力去塑造、影響，弱勢社群被忽略也是有權力因素在背後，這就落入了後結構主義中，認為所有事物向下發掘都會發現背後有一共同點。而且有人反駁其理論，認為傅柯代他人發言寫出瘋狂史其實可能扭曲了真實的情形，未必是真正的發言，而且如果不同年代之間真的有不同論述、難以溝通的話，那麼他所寫的瘋狂史就是自傷矛盾，因為即使是他亦不可以真正了解瘋狂者的歷史。傅柯對於這些理調沒有正面回應，將他的注意力集中譜系學的研究上，將中心點放回和自己相同的年代上，他的後現代的研究課題就是關心由權力對人們帶來的影響。

其著作《權力／知識》（Power/Knowledge）中闡釋了權力、知識和身體的關係，權力只是一種紙上談兵，最終也是要靠身體去實行權存的指令，而權力是不可以抽空地運作，而是要經過知識去影響身體，身體就是最終的指標去決定接受權力的指示與否，如果能控制身體的話權力就會變成絕對的權威，例如傅柯曾經舉過一個圓形監獄（panopticon）的例子：首先控制其身體在一圓形監獄內令他沒有自由，再以燈光讓他以為經常有人在監視他，令他即使在沒有人的時侯也不敢造次，思想反過來操控其身體。

傅柯指出權力對人的壓制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即使是最為私人的性生活也受到權威支配，性行為本應是人性的一部份，但是權威告訴我們性是同生殖有關而和愉悅無關，例如宗教認為性是不潔的，所有性行為只是為了生育以彰顯上帝。或是近年的科學權威以性為研究對象，告訴我們何謂正常的性行為，應該每周多少次性行為才是正常，形成了一套對性的論述。醫學以病理的角度去看性，對性的態度精密化、分門別類，將性制度化，限制了人的選擇空間。性受到宗教、科學和醫學的控制，權威的力量改變我們的知識、思想，再進而改變我們的身體、性慾。人類社會會追求理性亦源於權威令到其他的可能性變成唯一的選擇，例如西方醫學排斥其他的如巫術之流的醫療方法成為我們唯一、理性的選擇。當傅柯思考「現代人是什麼？」的時候發現我們一直以為是真理、絕對的基礎是來於權威，我們每一個人的思想都已經被權威所操控，這已經變成一種正面的生產性力量（productive power）而不是負面的壓制性力量（repressive power）。(節錄自陳海文教授於3月26日的課堂內容)

哈伯瑪斯的理論

來自法蘭克福學派的哈伯瑪斯傾向以批判理論作為研究基礎，法蘭克福學派認為追求理性會引來不理性的後果──新野蠻人主義，即表面上是理性，但是所追求的原來只是一種虛假的清晰（fault clarity），不敢接觸數字背後的人性問題，提出再性感化（resexualization）重新提升身體的感覺。

哈伯瑪斯亦關心人對於理性的追求所帶來的惡果，面對現代人對理性的追求哈伯瑪斯有另一套看法，從觀察發現人有一種對理性的崇拜和追求，這是來自人的旨趣，人為著達到某些目的而去發展知識，他認為人的世界有三個面向，因此知識可以分為三大類，分別是科技（technology）、實踐（practical）及解放（immcipatory？），科技的發展會帶來對科學知識的追求，注重計算和精确,最後的產物就是生產。社會性的實踐追求互相了解和合作，有共同的意義世界，最后達致共識。解放所需要的是有批判的力量，想達到一個新的目標，最終會達至革命，但解放需要有一定的條件為大前題，哈伯瑪斯認為人目前為止還未有資格談論，而實踐不算過份理想，我們可以具體地爭取，而過去人類只集中在發展科技方面的知識令到生產力提高，形成社會現在不平衡的狀況.我們應該首先了解什么知識應該追尋什么不應追尋，才可以改正我們以往對知識的觀念，為人類社會找尋適當的出路。

人致力於利用科技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但是卻忽略了人不只可以在科技層次上生活，否則人性就不可能顯露出來。哈伯瑪斯嘗試以語言作為他的研究理性溝通的起點，因為這是文化中最基本的東西，似乎是不用證明和懷疑的，語言是可分享和理解的，本身已假設了有多於一人的溝通，而且人是主動而樂意地使用語言，這證明了人本來是應該有互動、溝通的能力和必要，在人與人之間本來就已經有一種共識存在，例如有人請你拿一支紅色的原子筆給他，這個請求中他已假設了你知道什么是紅色、什么是原子筆。但是我們的社會在科技的發展同時，對應實踐的能力和知識沒有發展起來，人類把注意力集中在主體與客觀的關係上，而忽視了主體與主體的關係，因此人困在自己的意識之中，以往所注重的意識哲學太過注重自我，例如笛卡兒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只以個人的存在作為世界的中心，每個人只可以證明自己的存在，世界只活在每個人內心之內，大家對於世界都有不同的理解，強調自我的重要性而忽略他人，成為一個孤獨的個體，後現代主義更加強化了人對於自我的執著，令人的視野更為狹窄，哈伯瑪斯認為後現代主義對於人來說是弊多於利的，只會令人更加自我和孤立，因此他強調人與人之間需要理性的溝通去化解這危機。(節錄自陳海文教授於4月12日的課堂內容)

　

哈伯瑪斯看見現代走向理性化的道路，追求目標理性及科層組織的壓抑令到人失去意義和自由，人類渴望可以支配自然和其他的主體以維持自己的主體性，其他的社會學對於理性持悲觀的態度，例如馬克斯(Karl Marx)認為人最后會因為過度理性化而走上異化(alienation)的道路，而韋伯則認為人最終會困在理性的鐵籠之中失去自由，但是哈伯瑪斯認為他們之所以有如此悲觀的想法是因為他們對理性只有一種角度的解釋，如果能擴闊對理性的理解，就可以看到另一片境象。(Brand,19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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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殖民化」

哈伯瑪斯認為理性其實並不只是指科技上，工具上的理性，還有溝通上的理性，這可以在哈伯瑪斯對於行動的分類中看到，他提出行動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策略行動(Strategic Action)，是以達到目標為動力的，另一種是為了達致溝通的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它是以語言為工具，以達到共識為目標的，所謂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就是指在(Brand,1990:17)，而只有有溝通及有象徵意義的演說行動(Speech act)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動，單是理性是沒有實效的，例如當一名陌生人叫你停下來的話你是不會停的，但是如果是一名警察的話你就會聽他的指示，因為他的衣服外表等給你一個意義就是他正在執行公務而你必須服從他，顯示了一種合法性在內而令人會和他合作。顯示了人與人之間是有溝通的可能性，如果我們只是為了目的而行動，當中缺乏溝通，就會跌入理性化的鐵籠之中，由此可以引申出世界是可以分為三個面向，分別是主觀(Subjective)，客觀(Objective)及社會(Social)， 對於同一件事件我們會有三個不同方向的解釋。不同的世界觀導致不同的結論，當系統和理性愈來愈複雜的時侯，系統機制會侵占入我們的生活世界當中，(Brand,1990:40)哈伯瑪斯稱這為「生活的殖民化」(Colonisation of Lifeworld)，隨著社會的理性化發展，社會的分化會愈來愈精密，它對人的控制亦隨之加強。我們的生活世界需要依靠共識來作為一種機制以連繫社會，但是以往人只注重在系統組織、及工具上的理性，追求效率和經濟價值而忽略了溝通上的理性，作為導向而發展，這種不平衡的理性發展令到社會走上韋伯和馬克斯所說的悲觀道路，在哈伯瑪斯的眼中，傳統時代的人不用面對何謂生活的實質內容？何謂對生活的理想等問題，因為他們那時代大部份的時間都用在解決生存的基本問題上，但是現代人有很多餘暇的時間去滿足其他的需求，本來我們的生活體驗是生命的主體，但是現在已被例如法律、科層組織等系統所支配、殖民化。系統本來只是一個分化的過程，我們社會上有結構上的分化，例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形式和內容上的分化例如將大學生活形式化成為校規，以及專門化，將社會上的事和人不斷分類，每樣事都有一套和自己相應的系統。系統愈來愈擴張而生活卻愈來愈委縮，系統到了後來自己擁有了動力和整合性，最終吞食了社會的整合，後現代社會最大的難題就是人們因為缺乏溝通而導致理性化的過度擴張，進而侵蝕我們本來平衡的社生活。

傅柯和哈伯瑪斯的理論應用在弱勢社群上

傅柯和哈伯瑪斯所關心的都是理性化為人類所帶來的禍害，就是權威會成為壓倒一切的東西，傅柯認為權威會成為唯一抹殺了其他的可能性，而哈伯瑪斯則認為我們的生活會被殖民化，成為一個被金錢和權威所支配的社會，但是他們兩人對於理性化開始的原因都有不同的意見，傅柯提出這是因為權威在背后影響社會的發展過程，而哈伯瑪斯則認為是社會上缺乏主體與主體之間的溝通而形成理性的過度擴張，以下我會用一個邊緣團體(Marginal group)作為例子，嘗試將兩位社會學家對社會生活的了解套入現實生活層面之中，看看他們理論的可行性。

我選擇以同性戀者作為邊緣團體的例子去了解兩位社會學家的研究，傅柯本人身為一名同性戀者，對社會上的邊緣團體自然有感同身受之感覺，他認為邊緣團體之所以會成為邊緣團體完全是因為有權威在背后推動，我們翻看人類的歷史，在最早的時期人類對於同性戀不會視為一種禁忌，希腊人有一段時期視同性戀才是最純潔和值得追求的戀愛，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藝術家米高安哲羅傳說也是一位同性戀者，但他的性傾向不曾令人停止讚嘆他的藝術成就，在中國也早在漢時有漢哀帝寵愛董賢而斷袖分桃的記載，達官貴人當中養有童孌者亦不是新聞，可見在歷史中同性戀並不是一種非正常的行為，直到十五六世紀宗教成為權力的中心，對於這種非生產性的戀愛視為違反上帝的旨意，是不正常的行為，同性戀者開始受到排斥，將它和犯罪拉上關係，同性戀者的聲音也受到壓抑，到了十七八世紀理性主義抬頭，因為人們對於同性戀的不了解而將它視為非理性的東西，對同性戀有一種扭曲的觀念，後期人們嘗試從醫學、病理學的角度去看同性戀，認為這是因為他們身体上的基因、荷爾蒙出現了問題而導致同性戀行為，並且試圖以醫學方式去治療他們，要糾正他們的不正常，讓他們變回一個「正常」的人。

以傅柯的角度去解釋，同性戀者之所以會變成邊緣的一群完全是因為背後有權威力量的影響，只要有當權者的認同，那些被視不正常的人就會被視為正常，例如中國的漢哀帝本身亦重男色，那么漢時同性戀者亦好像平常人一樣生活，沒有受到異樣歧視的眼光，但是現代理性將醫學奉為唯一的權威，而醫學視同性戀為病態而必須接受治療，這種看似科學理性的態度其實比以前對待同性戀者的態度更不人道，因為它嘗試以理性作為理由去操控人的身體，讓人更陷入理性的羅網之中。

以哈伯瑪斯的角度來看，同性戀之所以成為邊緣團體是因為以往人只注重主體和客觀的關係，人的生活世界被權力和金錢所導向，人只注重自己的主體存在而忽略了他人，在以往人與人之間有足夠的溝通之時，人們可以透過理解他人而了解同性戀者的立場，從而接納他們的生活方式，但是現代人之間缺乏足夠的溝通，大家所關注的只是自我，不肯去關心他人，特別是去關心不屬於社會大部份意見少數團體，社會上也沒有什么機會讓同性戀表達他們的想法，而社會大眾也沒有了自己的意見，只是附從於大眾意見、潮流，形成他們對於同性戀認識不足而對他們有歧視、排斥的行為。

傅柯的解決方法--自我的技藝

從傅柯的理論中他指出要解決見前的困境，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發展自我的技藝（Technology of Self），對權威作出反抗，我們的身體和思想一直受到權威和知識的控制，如何去抗爭就是我們重新奪回身體主權的首個問題。傅柯提出要以身體的力量（power of body）去抗爭，即是要忠於自己身體的感受、取向，再將這種感受轉化為知識，再去和權威對抗。再來就是要發展自我的技藝，有一種自我的關注（care of self）及自我的認識（know of the self），以為的文化之中只關心自我的認識，在知識上發展，因為缺少了自我的關注所以不能抵抗權威和知識，反過來被它控制，傅柯認為我們要有自我的認識因為要發展自我的關注，這才是人類真正的基礎，其實在受壓迫同時我們亦在壓迫別人，所以這並不是對錯論的問題，所有人都應該建立自我，這樣才可以減少社會上的壓迫，權威其實是中性的，我們實不應糾纏在那些所謂的標準上，而是將注意力放在自我完善上，當我們提升了自我的整體能力之後，所有壓迫對我們都不會再有影響。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達至自我完善呢？首先傅柯認為人要一些技巧以將人的神聖、人的最高生活感受帶出，包括寫作、反省、運動、夢及沉思，寫作可以讓人將感受表達出來，再重新面對它，反省可以讓人回想自己不完美的地方再加以改善，運動是藉著強化身體而強化我們的思想，而通過夢境我們可以了解自己深層的一面，沉思則可以將人的自覺性提高。透過這些活動，人可以建立一個完整的自我，以和權威及知識抗衡，讓三者保持一個平衡的局面。。(節錄自陳海文教授於3月29日的課堂內容)

　

現代的同性戀者已經開始邁出傅柯所說的反抗的第一步，就是重新忠於自己不要受權力的支配、控制。他們開始不會否認自己的性傾向，不會認為自己是屬於不正常的人，以自己的身体作為和權威爭鬥的工具，現在香港已有很多同性戀的組織例如彩虹、十分之一等會將同性戀者組織起來，公開承認自己的性傾向，他們也會將自己的感受以文字記錄下來，讓他們可以再次面對自己的感受，而且將他們的感受編輯成書讓同性戀的聲音可以在歷史中留下痕跡，例如由同性戀中學生編輯而成的「首吟」，讓更多人對同性戀有了解的機會，以期打破社會上對同性戀的定型，反抗權威為他們所塑造的「不正常」形象，這

哈伯瑪斯的解決方法--理想演說場地

和法蘭克福學派有點不同的是，哈伯瑪斯認為理論不應只停留在思想層面，而是可以落實到生活上，因此有建立關於社會整體理論的必要，他以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作為入手的地方來證實他的理論，以希望找出可以化解理性化帶來的悲劇，他認為要反抗系統對生活的侵蝕，必須重新喚回人類社會的整合性，改變自己對事物的看法，才可以削弱系統的存在。

哈伯瑪斯提出要化解人們缺乏溝通的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一個理想的演說場所(Ideal Speech Situation)，作為一個讓任何人都可以球表意見的地方，將語言的哲學具體化和賓際化，解決理性化所王能解決的目標問題，在其著作《公共空間之結構轉移》（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中提出公共空間是18、19世紀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公共空間由公眾聚合而成，形成一股可以影響政府的力量，向民主自由方向發展，這是資產階級所能做到最高水平的對政制的影響力，唯公共空間在19世紀末左右就解體了，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公共空間。但是公共空間的曾經出現證實了理想演說場所的存在可能性。

哈伯瑪斯認為公共空間是可以平衡政府（state）和社區（society）之間的權力問題，政府在資料調配方面有全面的權力，而社區則是一個私人而個別的生活空間，當多個家庭出現一些類似的問題，而又不想由權力來界入解決問題，公共空間成為了一種協商的途徑。所謂的公共空間應該有四項基本原則，第一是要先除去所有的特權、私利和私身份，讓大家可以在一個公平的原則下討論，第二是要肯去在重要的地方發掘問題，不要把身邊所發生的事視為習以為常的事，第三是這個公並空間要讓所有人都有參與機會，不可以是一個封閉、小圈子的空間，最後是以理性作為討論的基礎，以是否合理作為唯一的決定標準。哈伯瑪斯認為公共空間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的擴張有一定的關連，因為資本主義令到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貿易多了，商人需要一個為他們提供資訊的地方，對公共資料（public information）有了需求，而且亦要有渠道讓他們討論、對照資料的真確性，那時的咖啡廳，文藝沙龍等成為了人們洽談生意，討論時事的地方。這些都是屬於公共空間，它們的討論往往可以引致具體效果，對貴族、政府有壓制效果，隨時間過去公共空間的影響力愈來愈大，一直到了法國文化大革命公共空間的影響力可謂到了頂峰，引致了一個由民意推動要推翻貴族統治的革命。公共空間雖然是一個微觀的現象、風氣，但是它所推動的效果卻是宏觀的。(Habermas,1989:160~163)

公共空間曾經得過輝煌的成功，但是它很快就解體了，因為公共空間的成功其實是在於它是一個封閉的空間，主要由中產階級去支持，他們有相同的背景，教育，想法亦比較接近，後期在公共空間中有更多不同階層的人參與，包括無產階層，未接受過教育的人等，他們意見紛紜，致使公共空間的崩潰。至此之後，哈伯瑪斯認為出現了一名為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的過程，社會傾向不再以單一價值（例如宗教）作為標準，社會以法律作為標準，

將私人的事例如家庭、婚姻亦由國家界入管理，亦再無公眾意見（public opinion），有的只是大眾意見（mass opinion），哈伯瑪斯認為這是一個退步的現象。而只有當理想演說場所再次出現，社會才可以走向溝通的理性化，重新重視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係，才可以有一個平衡的發展讓人心有足夠力量承受理性化所帶來的壓力。哈伯瑪斯理想中的演說場所，必須包括四個條件，其內容是可理解的、真實的、準确的和真誠的。有以上這些條件是因為他希望這一個場所是給于人公平機會去表達自己的立場和感受，而且他希望所有人都主動抱這相同的心態進入場所之中來討論，而不是抱一種觀望的態度。

哈伯瑪斯的解決方法在現實層面上比較傅柯的更難實行，因為他的方法是以群眾為基礎去實行的，而傅柯的解決方法是從個人出發，以個人的修養和自我完善為基礎，在香港我們很難可以見到哈伯瑪斯所提出的辦法的可行性，香港是一個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大家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 但是是否有一個公平的發言機會就是一點值得商榷的地方，哈伯瑪斯所指的公共空間之中的成員應有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人，包括中產階層和農民等，但是即使是在成員內部亦會有很多矛盾和衝突，解決的方法是否真的可以用理性討論來作一標準呢？首先是是否每一個人都能夠以最理性泠靜的態度來分析及解決問題呢？我們不是經濟學所說的經濟人(Economic man)，我們的行動很多時都會受我們的感情所影響，當問題一旦牽涉到我們所關心的事和人的時侯，我們所作的決定都會變得不理性，而在每一個公共空間之中總會有一些人是最有影響力或最能言善辯，我們總是會被政治家的花言巧語所暫時蒙蔽，而且以說話作為一種溝通方式對於不善以言語表達自己的人來說是很不有利的，因此到了最後結論很多時其實是傾向由最有地位和權力的人以自己利益為基礎而決定的，他們會認為這是犧牲小數人的利益來成就大眾的利益，而這一群被犧牲的往往就是一群沒有財富地位的弱勢社群了，要不然為什么討論了這些年來，同性戀婚姻在香港仍然非法的呢？最大的原因是同性戀者的力量不足以在公共空間讓人認同他們的主張以影響政府的政策，這是一個權力遊戲的問題而不是有沒有表達意見機會的問題，其實和傅柯所說的權威在背後支配一切更為吻合，因為他可以觀察到問題的結瘤所在。

是香港社會上大部分的人仍然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異常的戀愛，對於同性戀不是持有反對的觀念就是持有一種「他者」的看法，認為有同性戀存在不是問題，只要他不要影響到自己身為異性戀者的生活就可以了，這是一種拒絕了解他人的做法，把同性戀排斥在自己的群体之外，並不能做到主體與主體之間真誠真正的了解。

要建立一個真正的理想演說埸地似乎有著內在的矛盾，它所設立的規條是為了保証大家會依從而令到其程序順利運作，但是如果人本身已有這麼高水平的素質和理性的話根本就不用以規例來限制他，相反對沒有水平的人來說，即使有規例也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會遵守。而且共識可以用來對應實踐的問題，但是技術上的問題不是用共識可以解決的，因此令到哈伯瑪斯的解決方案適用性降低，理想演說埸地只適合解決意識上的問題。。(節錄自陳海文教授於4月18日的課堂內容)

　

結語

哈伯瑪斯的對生活的看法是比較樂觀，他為人們展示了一個發展的方向，讓我們知道應如何去進步，找出一條平衡系統和意識的道路，而傅柯則將人們對權威的反抗提升至鬥爭的層次，鼓勵人以身体的力量去打破權威。兩人都是指出了理性的發展對人性做成了壓迫，傅柯認為理性的擴張源於權威在背後推動，而哈伯瑪斯則認為理性的發展一旦開始了之後就會自己產生動力，我們不能停止理性的發展，而只能提升自己的意識以承受它，所以他提出了一條和傅柯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我認為兩位社會學家的理論均未能真正解決弱勢社群所面對的問題，哈伯瑪斯的理想演說埸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但是它是理想得沒有可能出現的烏扥邦，而傅柯的理論中，沒有提及到如何才算是真正的以身体的力量反抗了權威，當我們掙脫開一個權威之後還是被免不了再跌進另一個權威之內，或是形成一個以其為中心的權威再去壓迫他人的知識和身體。我比較同意韋伯的說法，理性化本來是人類的解放之路，但是其結果和我們所想象的美好世界相差甚遠，反而是為人類帶來了種種的限制，令人猶如生活在一個鐵籠之中，理性化讓我們的社會得以維持，社會對我們的限制是無可選擇而不能避免的，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個人的努力緊守自己的岡位和信念。

參考書目：

Beck, U. (1994), et al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ch. 1. Politary Press.

Brand, A. (1990), The Force of Reason, Allen & Unwin. (pt. 1)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antheon Books.

Foucault, M (1988), "Is There a Postmodern Sociology?" in Postmodernism, ed. by Mike Featherstone, Sage Publications.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MIT Press. (pt. V)

Harland, R. (1987), Superstructuralism, Methuen Press. (pt.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