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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涂爾幹，韋伯及馬克斯的古典社會學理論
引言
社會學只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和其他學科如經濟，法律及歷史相對來說是年輕多了，雖然社會學的歷史比較短，但是憑著多位偉大的社會家的努力之下，它的內容是非常的充實。作為一個學課，它必須要有三個基本條件，首先要有其獨特的研究對象，其次要有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學，它的理論基礎及結論必定要是穩固的，最後就是其研究可以落入實際層面，走出學術的象牙塔，對人類社會有獨特的貢獻。那麼社會學又能否回應以上問題呢？
經過一個學期以來的學習三個古典社會學家的理論，我認為當中以韋伯（Max Weber）的學說最為成功地解答了以上的問題，而涂爾幹（Emile Durkheim）及馬克斯（Karl Marx）的學說雖然非常優秀，但在某程度上仍有不足的地方，未能為我們的問題提供一個最完滿的答案。讓我們先看看三者的方法論及其如何實踐於現實之中，再談討其理論的基礎及結論。
韋伯的方法論
韋伯的社會學學說建基於詮釋，他受了涂爾幹晚期的影響，強調社會的獨立性，偶然性。韋伯的方法學中提出『理念型』(ideal type)的構想方法，理念型就好像研究者心目中的一把量尺，從一個特定的觀點出發找出事實中某些重要的特徵，來用衡量人們的行動經驗，看看有多大程度上符合理念型的描述，如果有所『偏離』，研究者也可以去探討這種偏離的原因，或據以修正原來理念型的設計（顧忠華,1997:45）。韋伯認為人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內心世界，這是涂爾幹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中所沒有論及的。人與動物最不同的地方是人和世界之間有一層意義，從生物本能上來說動物優勝過人類的地方很多，但是人唯一優勝於動物的就是我們會思考，即使是猩猩這麼類似人的動物也只有感情語言（emotional language），而沒有發展到好像人類有符號、意義的程度。人需要依據義意而生存，事物本身是沒有意義的，是由人賦予意義，研究社會即使等於研究人的意義行動（meaningful action），人是社會的主體，人的社會行動才是社會學研究的核心。人的社會行動是有意義的，因此詮釋社會學的研究便是以理解社會行動為目標，韋伯認為沒有一個外在的社會，而是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互動中體現社會，所以他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而人的行動只有四種意義：理性的、價值的、感情的和傳統的。
韋伯認為只要與意義有關的東西都會涉及價值，在靜態上來說就是意義，在動態上來說就是價值，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價值取向，每個人的價值都應該受到尊重，但是如此來說，我們怎樣知道我們的價值是正確的？社會研究的客觀性又何在呢？韋伯提出在研究時要小心不要以價值判斷（value judgement）來介入，要保持一個中立的位置，但中立並不代表價值真空，不可以為附和某個價值而做研究。他重視體重精神（verstehem），先抽離自己，再投入別人，體會別人的行動，有了價值上的交流，這樣才會有同情的了解。
在社會發展的概念上，韋伯提出『選擇性親和』（elective affinity）和『思想』（idea）的概念，選擇性親和是社會上的兩樣事物亙相選擇以求匹配，當一件事件出現了之後，另一件事件的出現的機會就會大為增加，兩者之間有著一種互相依賴的關係。他認為社會上的事物難以完全互相匹配，社會是以一個『組合』（package）的形式出現，沒有一定的因果關係，這有點像涂爾幹所提出的功能關係，事物與事物之間是互相依賴而存在的。
涂爾幹認為社會會影響人的思想（idea），但韋伯認為人的思想會影響社會，思想就好像一個轉切員（switchman）一樣，既不是動力也不可以停止社會的改變，它的作用就是將社會引導向著一個既定的方向發展。但是如果沒有思想這個中介角色，我們則難以去到想去的方向或錯去方向，就如火車出軌一樣，而且思想與思想之間是會互相影響的，某些思想會選擇某些社會形態，因此當我們看到各樣的思想的時候，便可以想像到跟著出來的形態會傾向某一個趨勢（顧忠華, 1997:166）。
韋伯理論在實踐層面
那麼韋伯的理論是否可以做到走出象牙塔的層面呢？這一點或者我們可以在他的研究及著作中找到一些頭緒。
在其著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韋伯使用了理念型的概念實踐於他的研究當中，他在研究中以『歷史個體』（historical individual）為他的研究對象，所謂的歷史個體，就是重視歷史的獨特性，整體性以及其個性，但當中亦有一致性的（uniformity）的一面，歷史是偶然而發生的(contingency)，應把它看成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從理性化的角度去看歷史。藉著這一種了解，希望可以在新教徒的行事作風上找到和現代資本主義相關的特徵，以便說明宗教和經濟之間的關係。（Weber,1976:47）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是經歷了選擇性親和的過程，韋伯認為這並不是一種因果關係，因為在新教倫理之前已經有了可讓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條件，例如科層制以及會計的成熟。這兩個思想是互相匹配的，新教倫理的生活精神，例如其『天職』思想使新教徒樂於接受刻板呆重的工作，為資本家提供了最適合的勞工，而因為新教的制慾主義，資本家的把所賺回來的金錢再投資到他的事業之中，資金不斷累積，資本主義就此興起了。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互相影響中，可以看在思想與思想是可以互相影響，將社會推向一個指定的發展方向。喀爾文派支持『命定論』(Predestination)，認為人類是為上帝而存在的，人的命運已決定了他能否上天堂，而只有一小部份的『選民』可以獲得救贖。但上帝的意願是凡人不可知及不能改變的，這和以往天主教中多做善事便可以升天堂的觀念不同，新教強調無論你做多少善事結果都是一樣的，因為你是否能上天堂在你出生以前已經是命定了的，人不能和上帝討價還價的，這等於將個人的慾望及希望抹去，完完全全的歸順於上帝，但這令到信徒們有一種不安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資格得救，所以他們要『試探』一下上帝，希望可以找尋出自己是否能上天堂的徵兆。而他們認為世俗上的成就是由於上帝的眷顧 (grace)，是『選民』的條件之一，在世俗上成就大的人死後上天堂的機會也比較大，將世俗的成就神聖化，成為榮耀上帝的重要方法，信徒在追求世俗上成就的時侯不可以只為增加個人財富而追求，所以他們賺回來的錢也不可以用在享樂上，只可以作為資本再用在投資上，於是形成了資本累積的過程。(Weber, 1976:79-87)
新教的信徒相信世俗的慾望會令靈魂墮落，所以他們必須要限制自己的慾望，以禁慾來提升自我的道德境界，巴喀斯特（Baxter）提出重視世間的勞動因為勞動可以制慾，不喜勞動是缺乏神寵的象徵，即使是富有者亦需要勞動，因為這是神所賦予的天職，有工作的人生活才有規律，否則生活就會陷入混亂之中。(Weber,1976:158-161)新教徒所追求的是有系統的入世禁慾主義（methodical character of worldly asceticism），有規律的生活就是制慾生活所需的，所以制慾主義鼓勵信徒努力工作，事業上的成功是倫理上的一種榮耀。(Weber, 1976:162)這種觀念令到新教徒對事業追求的執著，間接促進資本主義的出現。但是當資本主義走上了軌道之後，它不再需要宗教精神在背後支持它。（Weber,1976:181-182）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的出現是一種理性化過程的結果，而理性化是人類歷史早一定會出現的過程，韋伯結論說：『人的生活可以在不同的基本觀點下，朝著不同的方向合理化的』(Weber,1976:77)，宗教的合理化就是脫魅（Disenchantment），它脫離了以住相信魔法（magic）的一套，改以踏實的方式如勞動去找尋救贖的證明，宗教的理性化帶動了經濟的理性化，間接推動了資本主義的興起。但是這個理性化的過程也為人帶來另一個問題：鐵籠（iron cage）。
在我們享受理性化為我們帶來的好處和方便時，理性化亦為我們帶來更大的限制和約束，科層化是理性化所帶來的副產品，是為合理生活的具體化的最高理念，科層化的特徵是行分工制、等級制、常規制、任命制和工具化，在管理下一切都比以往變得更有規律和系統，但相對來說人的自由度變小了，就好像生活在一個鐵籠之中，由於理性化是必然的過程，所以科層化對人的規範亦是無可避免的，我們在科層化中會失去了人應有的素質（dehumanize），變之了組織的工具，世界變得太過理性化，沒有了最終極的意義，生命缺乏了秩序，這正是現在社會所面對著的問題，那麼韋伯的社會學可以怎樣協助我們面對這個問題呢？這或者可以在韋伯的著作『學術作為志業』（Science As Vocation）及『政治作為志業』（Political as Vocation） 找到線索。
在韋伯的觀念中，因為現實中跟本不能擺脫鐵籠的存在，所以人應該要自覺地忍受鐵籠的局面，理想中的烏托邦是不會出現的，社會中有很多不完滿的地方要人去承受，所以我們能做的只有盡量提升自己的承受能力。
而志業，就是我們一心一意地投入於某件事中，人生的目的是為一件事物而生存，個人的得失已經置於道外，這樣我們才會有足夠的承受力。假如一個人要以學術作為志業，那麼追求清明（clarity）就是他的目標，如果他追求政治為志業的話，就要對群眾有責任感（responsibility），這可以作為我們面對鐵籠的人生時的一個參考。追求清明是指追求愈來愈清晰，但是知識是不能夠推論到價值立場的，有學識的人也不代表他的價值立場絕對是對的，知識不能夠保證行動的選取是正確的，所以一個學者應該培養出『個性』（personality）（Weber,1946:137），作為一個學者最重要的是能夠嚴守對學術的追求以及能緊守自己的學術岡位，韋伯將價值中立套用到學術工作上，學術工作不可以為附和某個價值或政治取向而做研究，一個教授也不應該做先知（prophet），在課堂上將自己的價值傾向灌輸給學生（Weber,1946:146-147）。
政治就是將學識應用到實務上，做為一個政治家應該要嚴守自己的本份，對事情作出適當的決定，對自己所作的決定要負責，不可以以信念作為推卸責任的藉口，一定要自己承受自己的責任，政治家有了責任感，作決定時才會有動力去周全地考慮，盡量做到最好（Weber,1978:218），另外政治家也要有熱情（passion）和分寸感（sense of scale），所謂熱情即是對政治的熱誠，願意獻身於為人民服務，即使是被群眾誤解也不介意。而分寸感就是懂得衡量輕重，做事有分寸不會被環境所衝昏頭腦。（Weber,1978:212）
韋伯認為生活的秩序（life order）是很重要的，在古代我們可以依靠宗教來找到生活秩序，但是在理性化的現代，我們的生活秩序應該如何去找尋呢？韋伯以『諸神之戰』（war of the lords）來形容現今社會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為我們提供答案，不同的價值在鬥爭著，但是答案必須由我們必須自己去尋找，在志業中可以看到兩種態度如何面對價值的鬥爭，知識令到我們知道方向，沒有知識的行動等於盲動，所以知識和行動之間要取得一個平衡。就算現代沒有了終極的價值，信念上無依無靠的情況之下，我們都要堅守原則，承擔自己所作出的決定，要做到：“Here I stand , I can do no other.”，這就是我們在鐵籠之中生存的唯一出路。
涂爾幹的方法論與實踐
涂爾幹可為社會學之創立者，他提出以實證方法去研究社會，為事物尋找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確立了實證主義的社會學，他認為社會學能回答到一些其他學科所不能回應的問題。
涂爾幹認為社會就好像一個大自然一樣（society as nature），因此研究自然的方法可以應用於研究社會上，他的社會學亦因此而帶有實證主義，要客觀地研究社會。他提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事實（social fact），社會事實是有真實性（fact），外在的（external）特性，不是由人的想法可以改變或影響的，而且事實要可以被人觀察得到的（observable），可以感受到（sense）和測量到（measurable），最重要的是它對人有影響力，會將我們壓迫去一個方向。社會是凌駕於個人特性的，若果不照著做的話就會受到懲罰（penalty）或者孤立（isolation）的後果。將社會事實組合起來，就是社會的面貌了。(Durkheim, 1964:1-2)
可能涂爾幹也自覺難以在現實社會中找到單純的因果關係，在其後期的著作『社會勞動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一書中，他提出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而不再提及實證主義，功能主義和自然科學之中的生物學有類似之處，例如在有機式團結的社會中，個體與個體之間就好像生物的細胞一樣不盡相同，大家是互相依賴的（interdependence），每個個體都是獨立而且難以替換，任何其中一部分出現問題都會影響社會整體的。他認為在機械式團結（mechanic solidarity）中分工程度比較低，而在有機式團結（organic solidarity），分工則十分精細。社會中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ence）為人決定了什麼可以做什麼不應該做。對於道德的下降，涂爾幹提出的解決方法是認為社會應該發展在道德之上，個體需要道德控制才可以達到自由，只有將道德內化才可以控制人的行動，他認為應該以職業團體取代階級團體，讓大家有共同的道德，就可以減少社會上的衝突和摩擦。(Durkheim,1964: 1- 46)
在其有關道德（morality）的研究中，他認為道德既是內在也是外在的，道德事實（moral fact）要透過觀察和實驗的歸納法（induction）來界定，並且同樣具有外在的和強制的（imperative）特性，如果違反了道德準則（moral rules），就會受到指摘或懲罰的後果。在其自殺的研究中，其實證主義的特點就更為濃烈，涂爾幹從事實證研究，他重視客觀因素，比較各地區自殺率（suicide rate）差異的關係，重視客觀因素，以求找出其與自殺的因果關係。發展自殺現象和社會整合（social cohesion）的強弱有著重要的關係。在研究宗教方面，涂爾幹分析了最原始的和最簡單的宗教形式，研究澳洲土人的圖騰崇拜（totemism），從而歸納出有關宗教本質和力量根源的理論，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涂爾幹指出一種社會現象只可以通過另一種社會現象來解釋，因為實證主義的重點是社會事實是可以被觀察和解釋，其具體的研究方法就是研究者必需先擺脫其先入為主的已有觀念，客觀地和科學地從外部開始研究社會現象和社會事實的特徵，從而達到認識其本質的目的。（涂爾幹,:38）
涂爾幹理論的批評及與韋伯理論的比較
涂爾幹的社會學近似自然科學，他認為要控制社會現象必先要找出這種前因後果的關係，但事實上社會現象是非常複雜的，兩樣相關事物的出現未必一定是前者為因，後者為果的，而且一個事實的出現可能有多過一個以上的原因，因為社會由不同的元素所組成而且當中又互相關連的，所以很難有尋找出絕對的關係，相比之下韋伯所提出的選擇性親和較為可取，因為韋伯強調事物不至有單一和單向的因果關係的。
雖然涂爾幹的理論常常強調客觀，但事實上並不可能否定主觀一面的，例如他在研究自殺的問題時就沒有完全否定心理因素的存在，以失範自殺（anomic suicide）為例，他認為社會因素(sociological factor)只是為自殺提供了條件，並非每個人遇到失範的社會環境都會進行自殺，但若果再加上個人的心理問題的話，自殺的出現率就會大大提高，所以社會因素只是一個遠因，而心理因素就是導火線，所以個人因素其實在研究中佔有一重要席位，研究的時候也要關注人內心的主觀世界。
社會事實是不離道德的，我們要先相信道德，道德才可以對人有影響，所以道德亦不可以離開人，因為推論下去社會事實其實是依賴人而存在，涂爾幹晚年的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 of the Religious Life）一書指出宗教神聖力、非個人力量（impersonal force）其實是源於人類意識本身，集體力量（collective force）並非外在於我們的，而是內在於我們(Durkheim 1972：229)。因此証明人的意識還是重要的。這一點和韋伯重人的精神有不謀而合之處，但是韋伯對主觀精神更為重視及有更全面的研究和考慮，因為他的學說全然建基於『理解』之上。
『人是懸掛在自己製成的意義之網的動物』（Max Weber），人是在研究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社會學是只可以用觀點來掌握的東西，要做研究必須由一個指定的觀點（Perspective）開始，並不是所有觀點都可以用數字來量度，不同的角度適合不同的研究，我們要調校好我們的觀點才可以將它應用到社會學研究之上，相比之下韋伯的觀點比涂爾幹更為容易掌握及應用到現實上。（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1月7日之課堂內容）
馬克斯的方法論及其實踐
馬克斯的社會學有人評論為『批評社會學』，批評可為其中心所在。他極為推許黑格爾的辯證法（dialectics），認為世界發展律的辯證法是瞭解歷史事變，甚至人類未來的鎖匙，在馬克斯的重新演繹後，辯證法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實在的事物（洪廉德,p.5）。他追求理解世界之後要改變世界，認為科學的目的在於實踐如何去改變世界，講求知識和行動的合一，所以科學又是實踐的科學（science of praxis）。
馬克斯的社會學強調『變化』（change），重視『鬥爭』（conflict），追求『整體』（totality）和針對『現實』（praxis），其方法論是辯證法，辯證法追求對事物統一的了解，他強調事物的變化和變遷，這個世界一直在變化著，一件事物同時有實存的一面及變動的一面，例如水：表面上是很平靜，但是它的裡面已經不斷地經歷著變化，變化是有方向的，不是胡亂的在變化，它是在不斷地否定之前的形態，世人往往只留心靜止的一面而忽略了變化的一面。而所謂鬥爭，就是要否定之前的，證明之前的和現在的是有矛盾，馬克斯認為舊的不會自動消失，一定要排斥才會走，改變是無處不在，而矛盾亦是一樣，而有矛盾就會有鬥爭，有鬥爭就會有進步，這就是世界前進的動力。矛盾的鬥爭有一個理想的終點，就是『完整性』，鬥爭在當找到綜合的時候就會停下來，馬克斯的立場是要改變世界而不是理解世界，所以他強調理論的實踐，理論要在現實層面上是可行的。以時態次序來表達，世界的進步就是一個『正－反－合－正－反－合』的循環。正是一個起步點，在改變中出現矛盾，之後正反矛盾會綜合，矛盾消解後，吸收正反兩面的精華後，矛盾再次出現而這個循環不斷重複。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就是質量互變，對立統一和否定否定。（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1月14日之課堂內容）
馬克斯提出『唯物史觀』，他提出人有未有思想之前已可以透過勞動而自我創造，人性由此過程而生，人是透過集體而進入文明的，原始社會是一個共產社會，但當人在生產力上的突破令到生產力上升，就有剩餘物資出現，大家都希望可以付出很小勞力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收獲，心態上有很大的變化。可以擁有工具的人就可以決定誰擁有剩餘，但工具是可以被人搶走的，要保證不會被人搶走，漸漸就有所謂的腦力勞動者如巫師，祭司的出現，這就是文明的發展過程。
從社會的生產模式中可以看到社會的結構與變遷，社會是由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所組成的，上層包括文化，政治，宗教及法律等，下層由生產關係，生產力及生產資料構成。這是有一定的決定論式的關係，有了下層建築才會有上層建築，人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後果，上層和下層是互相影響的，要不斷改變來互相配合，這結構論適用於所有已進入文明的社會（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1月21日之課堂內容）。
文明是首先表現於階級上，這也是馬克斯社會學的核心，馬克斯認為人要意識到自然屬於那一個階級而努力為階級爭取利益，這就是『階級衝突』（class conflict）了。人是以階級形式介入生產模式，從而影響社會形式。馬克斯提出了社會階段論，將他的理論落入實踐的層面，他指出社會是依次序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共產主義社會。
原始社會是文明的起源，是一個沒有階級之分的平等社會，是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是指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社會，那時的生活水平提升，有奴隸制度，文明的突破源於剝削，可以控制奴隸工作，製造者和產品的關係分開，這是剝削的第一個的基礎，好像中國的周朝也是使來奴隸制度的。 在封建社會中，則是由農奴（serf）來負責生產，農奴不是奴隸或工具，他們是有自由的。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以合約形式僱用工人，工人的自由度就更大了，人類製造了大量的剩餘物資，所以有更多的人可以不用工作而享受剩餘。但是原則上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共產主義社會就是一個理想，在那個社會中大家關係都是平等的，大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階段論是一個趨向，人與人的關係會愈來愈和平。（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1月21日之課堂內容）
馬克斯在現實世界中希望可以追求的是一個無階級（classless）的社會，所以他的研究大多是針對資本主義對勞工剝削情況而做的。在一個商業化的社會中，要提升剩餘只有壓迫工人，因為機械和資金只可以提高生產數量而不能提高生產比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為了保持競爭力資本家不斷追求剩餘，加快生產的時間（Marx:1963:127-128）。但工人是不會無限制的被剝削的，最終工人階級必會團結起來反抗資本家，以革命（Revolution）的形式來改變社會。無產階級及資本階級是處於對立位置的。即使有殖民主義將市場不斷擴大，將資本主義的問題不斷拖延，共產主義終有一天必會到來的。共產主義的社會中會保留了資本主義的好處，但其目標是要將物資分配得更為平均，讓大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Marx:1963:263)
馬克斯學說的批評
馬克斯為世界提供了出路，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烏托邦，他雖然大力批評資本主義社會而推崇共產主義，但是他沒有解決到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只是說共產主義『必然會來到』，令到他的討論流於空想層面，而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國家中國亦未能實踐他的學說理想，反而發展出另一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表示出馬克斯學說不能應用於現實層面嗎？
而其無階層無國家論亦有可以反駁之處，因為社會的趨向是愈來愈複雜，愈需要有關人事的種種安排，因此行政與權威皆不可缺，再如共產主義強調計劃經濟的必要，為了計劃經濟更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權力機構去統籌及執行經濟政策（洪廉德,p.49），在未來的人類社會中，分工制將不會被廢除，連上下隸屬的統治組織（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也可能還會存在，否則的話計劃步驟就會無從展開，計畫也只成畫餅（洪廉德,p.64）。
馬克斯一直只是預言共產主義天國必會來到，但是對於我們要如何面對共產主義沒有具體討論過，他只是一直強調當共產主義來臨的時候社會自然會改變，上下層建築自會改變來配合新的社會，我個人認為這種帶有預言義味的結論未免過於空泛和不著邊際，馬克斯的學說在實際層面上似乎猶有不及的地方。
社會學的理論基礎與終點
涂爾幹的社會學理論基礎建基於社會學與其他學科的分別，他提出以新的方法來研究社會，有別於以往的學科如心理學及歷史學等。一個學科之所以成為獨立的學科是因為它有其獨特的研究對象（subject matter），他提出社會事實（social fact）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重視社會整體和客觀性，以和心理學重視個人意識和主觀性分別起來。涂爾幹認為歷史科只是去發現事實而沒有做對比，而社會學則重視比較事實而不是發掘事實。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實用學說（utilitarianism），追求如何能令生產達到最佳效益，而社會學的研究重點在於經濟關係（economic relationship）。哲學重視推論或演繹（Deductive）事實，而社會學則重視歸納（inductive）事實。這就是涂爾幹發展社會學理論的基礎。
面對社會的變遷，涂爾幹提出重視道德可以減慢變遷的速度，令人更容易適應，變遷的來源源於社會結構分化，變得更為複雜化，分工的出現令到社會團結（solidarity）的改變，由以往的有機團體轉變為現代的機械團體，社會分化已凌駕於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人與其他人及社會之間的關係愈來愈遠，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當道德和知識合一，提倡公民教育（civil education）和以職業團體（occupational group），大家分享共同的興趣和信念，會與個人之間，是社會和個人交流的媒介，將社會與個人的關係拉近，從而來令社會團結一致，這就是其社會學理論的結論。（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2月4日之課堂內容）
韋伯的社會學理論基礎建立於思想（idealism），思想就好像一個轉切員一樣將人帶去不同的決定，但它既不是動力亦不能阻止人的決定，背後的立場或利益立場才是人前進的動力。韋伯重視理解，他認為所謂的客觀其實只是雙重的主觀，一個社會學家應該針對特定的情況和時間，去理解被研究者的想法和心路歷程，不同的研究者憑著本身不同的智慧，對同一件事會作出不同的理解。只有透過同情的理解，社會學家才可以明白這個由主觀交流建立而成的世界。
在韋伯眼中社會的變化未必是朝著好的方向進發，鐵籠就是一個社會變化帶來的難以逃避的問題，他認為人是生活在鐵籠中而沒有出路，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個人的努力緊守自己的岡位和信念。社會變化的原因是各種利益立場推動人去追求理想，受著思想（idea）的指引和啟發，人對利益的追求推動社會改變，社會改變的性質顯現在理性化的問題上，人的理性化帶來了科層化的問題，將人性壓抑，韋伯對未來比較悲觀，認為人性的壓抑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堅守自己、盡好本份。（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2月4日之課堂內容）
馬克斯的理論基礎在於鬥爭，在辯證法中『正－反－合』的循環就是不斷鬥爭的結果，世界上每一樣事物都在不斷的否定它之前的形態，這就是世界內在的進步定律。馬克斯重視階級，由人所組合而成的階級可以說是文明的象徵之一，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是以階級形式出現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將人分為無產階級（工人）及市民階級（資本家），這兩個階級是對立的，衝突由此而生。
馬克斯的結論是，世界是要不斷變遷的，無產階級的積極參與目的在於縮短『世界革命的陣痛期』，而使社會主義提早發生（洪廉德,p.51），世界必定會由有階級的社會進化成為無階級的社會，即是返回社會的最初起步點，社會的變遷來源是人本次要、物質行先的唯物主義。他預言社會最終會進入共產主義天國，無階級的世界是社會唯一的出路。（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2月4日之課堂內容）
雖然三位社會學家的理論基礎及結論方向都不同，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重人的意識。涂爾幹在其宗教的研究中重視自我的提升，韋伯強調主觀和同情的理解，馬克斯認為結構性的自動衰亡不一定會出現，一定要有人的因素影響它，人的精神可能物質化為力量。社會學一定要掌握社會的變遷，其研究不可以只停留在事實階段，而需要進入社會意識之內，藉著提升大家的自我意識去面對眼前的社會特色。
參考書目（中文部份）：
Durkheim, Emile, (1929), 社會學方法論,許德珩譯.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顧忠華, (1997), 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 台北 : 台灣書店
洪廉德, 年份不詳, 馬克斯與社會學, 香港 : 集思出版社
參考書目（英文部份）：
Durkheim, E. (1946),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Durkheim, E. (1972)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Anthony Gidd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 (1976),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bner’s Sons.
Mills, C.W. &Gerth, H. ed. (1946 )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unciman, W. ed. (1978) Max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x, Karl. (1963),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edited by Bottomore, T. & Rubel, M.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引言
社會學只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和其他學科如經濟，法律及歷史相對來說是年輕多了，雖然社會學的歷史比較短，但是憑著多位偉大的社會家的努力之下，它的內容是非常的充實。作為一個學課，它必須要有三個基本條件，首先要有其獨特的研究對象，其次要有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學，它的理論基礎及結論必定要是穩固的，最後就是其研究可以落入實際層面，走出學術的象牙塔，對人類社會有獨特的貢獻。那麼社會學又能否回應以上問題呢？
經過一個學期以來的學習三個古典社會學家的理論，我認為當中以韋伯（Max Weber）的學說最為成功地解答了以上的問題，而涂爾幹（Emile Durkheim）及馬克斯（Karl Marx）的學說雖然非常優秀，但在某程度上仍有不足的地方，未能為我們的問題提供一個最完滿的答案。讓我們先看看三者的方法論及其如何實踐於現實之中，再談討其理論的基礎及結論。
韋伯的方法論
韋伯的社會學學說建基於詮釋，他受了涂爾幹晚期的影響，強調社會的獨立性，偶然性。韋伯的方法學中提出『理念型』(ideal type)的構想方法，理念型就好像研究者心目中的一把量尺，從一個特定的觀點出發找出事實中某些重要的特徵，來用衡量人們的行動經驗，看看有多大程度上符合理念型的描述，如果有所『偏離』，研究者也可以去探討這種偏離的原因，或據以修正原來理念型的設計（顧忠華,1997:45）。韋伯認為人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內心世界，這是涂爾幹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中所沒有論及的。人與動物最不同的地方是人和世界之間有一層意義，從生物本能上來說動物優勝過人類的地方很多，但是人唯一優勝於動物的就是我們會思考，即使是猩猩這麼類似人的動物也只有感情語言（emotional language），而沒有發展到好像人類有符號、意義的程度。人需要依據義意而生存，事物本身是沒有意義的，是由人賦予意義，研究社會即使等於研究人的意義行動（meaningful action），人是社會的主體，人的社會行動才是社會學研究的核心。人的社會行動是有意義的，因此詮釋社會學的研究便是以理解社會行動為目標，韋伯認為沒有一個外在的社會，而是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互動中體現社會，所以他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而人的行動只有四種意義：理性的、價值的、感情的和傳統的。
韋伯認為只要與意義有關的東西都會涉及價值，在靜態上來說就是意義，在動態上來說就是價值，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價值取向，每個人的價值都應該受到尊重，但是如此來說，我們怎樣知道我們的價值是正確的？社會研究的客觀性又何在呢？韋伯提出在研究時要小心不要以價值判斷（value judgement）來介入，要保持一個中立的位置，但中立並不代表價值真空，不可以為附和某個價值而做研究。他重視體重精神（verstehem），先抽離自己，再投入別人，體會別人的行動，有了價值上的交流，這樣才會有同情的了解。
在社會發展的概念上，韋伯提出『選擇性親和』（elective affinity）和『思想』（idea）的概念，選擇性親和是社會上的兩樣事物亙相選擇以求匹配，當一件事件出現了之後，另一件事件的出現的機會就會大為增加，兩者之間有著一種互相依賴的關係。他認為社會上的事物難以完全互相匹配，社會是以一個『組合』（package）的形式出現，沒有一定的因果關係，這有點像涂爾幹所提出的功能關係，事物與事物之間是互相依賴而存在的。
涂爾幹認為社會會影響人的思想（idea），但韋伯認為人的思想會影響社會，思想就好像一個轉切員（switchman）一樣，既不是動力也不可以停止社會的改變，它的作用就是將社會引導向著一個既定的方向發展。但是如果沒有思想這個中介角色，我們則難以去到想去的方向或錯去方向，就如火車出軌一樣，而且思想與思想之間是會互相影響的，某些思想會選擇某些社會形態，因此當我們看到各樣的思想的時候，便可以想像到跟著出來的形態會傾向某一個趨勢（顧忠華, 1997:166）。
韋伯理論在實踐層面
那麼韋伯的理論是否可以做到走出象牙塔的層面呢？這一點或者我們可以在他的研究及著作中找到一些頭緒。
在其著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韋伯使用了理念型的概念實踐於他的研究當中，他在研究中以『歷史個體』（historical individual）為他的研究對象，所謂的歷史個體，就是重視歷史的獨特性，整體性以及其個性，但當中亦有一致性的（uniformity）的一面，歷史是偶然而發生的(contingency)，應把它看成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從理性化的角度去看歷史。藉著這一種了解，希望可以在新教徒的行事作風上找到和現代資本主義相關的特徵，以便說明宗教和經濟之間的關係。（Weber,1976:47）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是經歷了選擇性親和的過程，韋伯認為這並不是一種因果關係，因為在新教倫理之前已經有了可讓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條件，例如科層制以及會計的成熟。這兩個思想是互相匹配的，新教倫理的生活精神，例如其『天職』思想使新教徒樂於接受刻板呆重的工作，為資本家提供了最適合的勞工，而因為新教的制慾主義，資本家的把所賺回來的金錢再投資到他的事業之中，資金不斷累積，資本主義就此興起了。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互相影響中，可以看在思想與思想是可以互相影響，將社會推向一個指定的發展方向。喀爾文派支持『命定論』(Predestination)，認為人類是為上帝而存在的，人的命運已決定了他能否上天堂，而只有一小部份的『選民』可以獲得救贖。但上帝的意願是凡人不可知及不能改變的，這和以往天主教中多做善事便可以升天堂的觀念不同，新教強調無論你做多少善事結果都是一樣的，因為你是否能上天堂在你出生以前已經是命定了的，人不能和上帝討價還價的，這等於將個人的慾望及希望抹去，完完全全的歸順於上帝，但這令到信徒們有一種不安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資格得救，所以他們要『試探』一下上帝，希望可以找尋出自己是否能上天堂的徵兆。而他們認為世俗上的成就是由於上帝的眷顧 (grace)，是『選民』的條件之一，在世俗上成就大的人死後上天堂的機會也比較大，將世俗的成就神聖化，成為榮耀上帝的重要方法，信徒在追求世俗上成就的時侯不可以只為增加個人財富而追求，所以他們賺回來的錢也不可以用在享樂上，只可以作為資本再用在投資上，於是形成了資本累積的過程。(Weber, 1976:79-87)
新教的信徒相信世俗的慾望會令靈魂墮落，所以他們必須要限制自己的慾望，以禁慾來提升自我的道德境界，巴喀斯特（Baxter）提出重視世間的勞動因為勞動可以制慾，不喜勞動是缺乏神寵的象徵，即使是富有者亦需要勞動，因為這是神所賦予的天職，有工作的人生活才有規律，否則生活就會陷入混亂之中。(Weber,1976:158-161)新教徒所追求的是有系統的入世禁慾主義（methodical character of worldly asceticism），有規律的生活就是制慾生活所需的，所以制慾主義鼓勵信徒努力工作，事業上的成功是倫理上的一種榮耀。(Weber, 1976:162)這種觀念令到新教徒對事業追求的執著，間接促進資本主義的出現。但是當資本主義走上了軌道之後，它不再需要宗教精神在背後支持它。（Weber,1976:181-182）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的出現是一種理性化過程的結果，而理性化是人類歷史早一定會出現的過程，韋伯結論說：『人的生活可以在不同的基本觀點下，朝著不同的方向合理化的』(Weber,1976:77)，宗教的合理化就是脫魅（Disenchantment），它脫離了以住相信魔法（magic）的一套，改以踏實的方式如勞動去找尋救贖的證明，宗教的理性化帶動了經濟的理性化，間接推動了資本主義的興起。但是這個理性化的過程也為人帶來另一個問題：鐵籠（iron cage）。
在我們享受理性化為我們帶來的好處和方便時，理性化亦為我們帶來更大的限制和約束，科層化是理性化所帶來的副產品，是為合理生活的具體化的最高理念，科層化的特徵是行分工制、等級制、常規制、任命制和工具化，在管理下一切都比以往變得更有規律和系統，但相對來說人的自由度變小了，就好像生活在一個鐵籠之中，由於理性化是必然的過程，所以科層化對人的規範亦是無可避免的，我們在科層化中會失去了人應有的素質（dehumanize），變之了組織的工具，世界變得太過理性化，沒有了最終極的意義，生命缺乏了秩序，這正是現在社會所面對著的問題，那麼韋伯的社會學可以怎樣協助我們面對這個問題呢？這或者可以在韋伯的著作『學術作為志業』（Science As Vocation）及『政治作為志業』（Political as Vocation） 找到線索。
在韋伯的觀念中，因為現實中跟本不能擺脫鐵籠的存在，所以人應該要自覺地忍受鐵籠的局面，理想中的烏托邦是不會出現的，社會中有很多不完滿的地方要人去承受，所以我們能做的只有盡量提升自己的承受能力。
而志業，就是我們一心一意地投入於某件事中，人生的目的是為一件事物而生存，個人的得失已經置於道外，這樣我們才會有足夠的承受力。假如一個人要以學術作為志業，那麼追求清明（clarity）就是他的目標，如果他追求政治為志業的話，就要對群眾有責任感（responsibility），這可以作為我們面對鐵籠的人生時的一個參考。追求清明是指追求愈來愈清晰，但是知識是不能夠推論到價值立場的，有學識的人也不代表他的價值立場絕對是對的，知識不能夠保證行動的選取是正確的，所以一個學者應該培養出『個性』（personality）（Weber,1946:137），作為一個學者最重要的是能夠嚴守對學術的追求以及能緊守自己的學術岡位，韋伯將價值中立套用到學術工作上，學術工作不可以為附和某個價值或政治取向而做研究，一個教授也不應該做先知（prophet），在課堂上將自己的價值傾向灌輸給學生（Weber,1946:146-147）。
政治就是將學識應用到實務上，做為一個政治家應該要嚴守自己的本份，對事情作出適當的決定，對自己所作的決定要負責，不可以以信念作為推卸責任的藉口，一定要自己承受自己的責任，政治家有了責任感，作決定時才會有動力去周全地考慮，盡量做到最好（Weber,1978:218），另外政治家也要有熱情（passion）和分寸感（sense of scale），所謂熱情即是對政治的熱誠，願意獻身於為人民服務，即使是被群眾誤解也不介意。而分寸感就是懂得衡量輕重，做事有分寸不會被環境所衝昏頭腦。（Weber,1978:212）
韋伯認為生活的秩序（life order）是很重要的，在古代我們可以依靠宗教來找到生活秩序，但是在理性化的現代，我們的生活秩序應該如何去找尋呢？韋伯以『諸神之戰』（war of the lords）來形容現今社會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為我們提供答案，不同的價值在鬥爭著，但是答案必須由我們必須自己去尋找，在志業中可以看到兩種態度如何面對價值的鬥爭，知識令到我們知道方向，沒有知識的行動等於盲動，所以知識和行動之間要取得一個平衡。就算現代沒有了終極的價值，信念上無依無靠的情況之下，我們都要堅守原則，承擔自己所作出的決定，要做到：“Here I stand , I can do no other.”，這就是我們在鐵籠之中生存的唯一出路。
涂爾幹的方法論與實踐
涂爾幹可為社會學之創立者，他提出以實證方法去研究社會，為事物尋找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確立了實證主義的社會學，他認為社會學能回答到一些其他學科所不能回應的問題。
涂爾幹認為社會就好像一個大自然一樣（society as nature），因此研究自然的方法可以應用於研究社會上，他的社會學亦因此而帶有實證主義，要客觀地研究社會。他提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事實（social fact），社會事實是有真實性（fact），外在的（external）特性，不是由人的想法可以改變或影響的，而且事實要可以被人觀察得到的（observable），可以感受到（sense）和測量到（measurable），最重要的是它對人有影響力，會將我們壓迫去一個方向。社會是凌駕於個人特性的，若果不照著做的話就會受到懲罰（penalty）或者孤立（isolation）的後果。將社會事實組合起來，就是社會的面貌了。(Durkheim, 1964:1-2)
可能涂爾幹也自覺難以在現實社會中找到單純的因果關係，在其後期的著作『社會勞動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一書中，他提出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而不再提及實證主義，功能主義和自然科學之中的生物學有類似之處，例如在有機式團結的社會中，個體與個體之間就好像生物的細胞一樣不盡相同，大家是互相依賴的（interdependence），每個個體都是獨立而且難以替換，任何其中一部分出現問題都會影響社會整體的。他認為在機械式團結（mechanic solidarity）中分工程度比較低，而在有機式團結（organic solidarity），分工則十分精細。社會中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ence）為人決定了什麼可以做什麼不應該做。對於道德的下降，涂爾幹提出的解決方法是認為社會應該發展在道德之上，個體需要道德控制才可以達到自由，只有將道德內化才可以控制人的行動，他認為應該以職業團體取代階級團體，讓大家有共同的道德，就可以減少社會上的衝突和摩擦。(Durkheim,1964: 1- 46)
在其有關道德（morality）的研究中，他認為道德既是內在也是外在的，道德事實（moral fact）要透過觀察和實驗的歸納法（induction）來界定，並且同樣具有外在的和強制的（imperative）特性，如果違反了道德準則（moral rules），就會受到指摘或懲罰的後果。在其自殺的研究中，其實證主義的特點就更為濃烈，涂爾幹從事實證研究，他重視客觀因素，比較各地區自殺率（suicide rate）差異的關係，重視客觀因素，以求找出其與自殺的因果關係。發展自殺現象和社會整合（social cohesion）的強弱有著重要的關係。在研究宗教方面，涂爾幹分析了最原始的和最簡單的宗教形式，研究澳洲土人的圖騰崇拜（totemism），從而歸納出有關宗教本質和力量根源的理論，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涂爾幹指出一種社會現象只可以通過另一種社會現象來解釋，因為實證主義的重點是社會事實是可以被觀察和解釋，其具體的研究方法就是研究者必需先擺脫其先入為主的已有觀念，客觀地和科學地從外部開始研究社會現象和社會事實的特徵，從而達到認識其本質的目的。（涂爾幹,:38）
涂爾幹理論的批評及與韋伯理論的比較
涂爾幹的社會學近似自然科學，他認為要控制社會現象必先要找出這種前因後果的關係，但事實上社會現象是非常複雜的，兩樣相關事物的出現未必一定是前者為因，後者為果的，而且一個事實的出現可能有多過一個以上的原因，因為社會由不同的元素所組成而且當中又互相關連的，所以很難有尋找出絕對的關係，相比之下韋伯所提出的選擇性親和較為可取，因為韋伯強調事物不至有單一和單向的因果關係的。
雖然涂爾幹的理論常常強調客觀，但事實上並不可能否定主觀一面的，例如他在研究自殺的問題時就沒有完全否定心理因素的存在，以失範自殺（anomic suicide）為例，他認為社會因素(sociological factor)只是為自殺提供了條件，並非每個人遇到失範的社會環境都會進行自殺，但若果再加上個人的心理問題的話，自殺的出現率就會大大提高，所以社會因素只是一個遠因，而心理因素就是導火線，所以個人因素其實在研究中佔有一重要席位，研究的時候也要關注人內心的主觀世界。
社會事實是不離道德的，我們要先相信道德，道德才可以對人有影響，所以道德亦不可以離開人，因為推論下去社會事實其實是依賴人而存在，涂爾幹晚年的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 of the Religious Life）一書指出宗教神聖力、非個人力量（impersonal force）其實是源於人類意識本身，集體力量（collective force）並非外在於我們的，而是內在於我們(Durkheim 1972：229)。因此証明人的意識還是重要的。這一點和韋伯重人的精神有不謀而合之處，但是韋伯對主觀精神更為重視及有更全面的研究和考慮，因為他的學說全然建基於『理解』之上。
『人是懸掛在自己製成的意義之網的動物』（Max Weber），人是在研究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社會學是只可以用觀點來掌握的東西，要做研究必須由一個指定的觀點（Perspective）開始，並不是所有觀點都可以用數字來量度，不同的角度適合不同的研究，我們要調校好我們的觀點才可以將它應用到社會學研究之上，相比之下韋伯的觀點比涂爾幹更為容易掌握及應用到現實上。（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1月7日之課堂內容）
馬克斯的方法論及其實踐
馬克斯的社會學有人評論為『批評社會學』，批評可為其中心所在。他極為推許黑格爾的辯證法（dialectics），認為世界發展律的辯證法是瞭解歷史事變，甚至人類未來的鎖匙，在馬克斯的重新演繹後，辯證法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實在的事物（洪廉德,p.5）。他追求理解世界之後要改變世界，認為科學的目的在於實踐如何去改變世界，講求知識和行動的合一，所以科學又是實踐的科學（science of praxis）。
馬克斯的社會學強調『變化』（change），重視『鬥爭』（conflict），追求『整體』（totality）和針對『現實』（praxis），其方法論是辯證法，辯證法追求對事物統一的了解，他強調事物的變化和變遷，這個世界一直在變化著，一件事物同時有實存的一面及變動的一面，例如水：表面上是很平靜，但是它的裡面已經不斷地經歷著變化，變化是有方向的，不是胡亂的在變化，它是在不斷地否定之前的形態，世人往往只留心靜止的一面而忽略了變化的一面。而所謂鬥爭，就是要否定之前的，證明之前的和現在的是有矛盾，馬克斯認為舊的不會自動消失，一定要排斥才會走，改變是無處不在，而矛盾亦是一樣，而有矛盾就會有鬥爭，有鬥爭就會有進步，這就是世界前進的動力。矛盾的鬥爭有一個理想的終點，就是『完整性』，鬥爭在當找到綜合的時候就會停下來，馬克斯的立場是要改變世界而不是理解世界，所以他強調理論的實踐，理論要在現實層面上是可行的。以時態次序來表達，世界的進步就是一個『正－反－合－正－反－合』的循環。正是一個起步點，在改變中出現矛盾，之後正反矛盾會綜合，矛盾消解後，吸收正反兩面的精華後，矛盾再次出現而這個循環不斷重複。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就是質量互變，對立統一和否定否定。（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1月14日之課堂內容）
馬克斯提出『唯物史觀』，他提出人有未有思想之前已可以透過勞動而自我創造，人性由此過程而生，人是透過集體而進入文明的，原始社會是一個共產社會，但當人在生產力上的突破令到生產力上升，就有剩餘物資出現，大家都希望可以付出很小勞力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收獲，心態上有很大的變化。可以擁有工具的人就可以決定誰擁有剩餘，但工具是可以被人搶走的，要保證不會被人搶走，漸漸就有所謂的腦力勞動者如巫師，祭司的出現，這就是文明的發展過程。
從社會的生產模式中可以看到社會的結構與變遷，社會是由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所組成的，上層包括文化，政治，宗教及法律等，下層由生產關係，生產力及生產資料構成。這是有一定的決定論式的關係，有了下層建築才會有上層建築，人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後果，上層和下層是互相影響的，要不斷改變來互相配合，這結構論適用於所有已進入文明的社會（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1月21日之課堂內容）。
文明是首先表現於階級上，這也是馬克斯社會學的核心，馬克斯認為人要意識到自然屬於那一個階級而努力為階級爭取利益，這就是『階級衝突』（class conflict）了。人是以階級形式介入生產模式，從而影響社會形式。馬克斯提出了社會階段論，將他的理論落入實踐的層面，他指出社會是依次序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共產主義社會。
原始社會是文明的起源，是一個沒有階級之分的平等社會，是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是指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社會，那時的生活水平提升，有奴隸制度，文明的突破源於剝削，可以控制奴隸工作，製造者和產品的關係分開，這是剝削的第一個的基礎，好像中國的周朝也是使來奴隸制度的。 在封建社會中，則是由農奴（serf）來負責生產，農奴不是奴隸或工具，他們是有自由的。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以合約形式僱用工人，工人的自由度就更大了，人類製造了大量的剩餘物資，所以有更多的人可以不用工作而享受剩餘。但是原則上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共產主義社會就是一個理想，在那個社會中大家關係都是平等的，大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階段論是一個趨向，人與人的關係會愈來愈和平。（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1月21日之課堂內容）
馬克斯在現實世界中希望可以追求的是一個無階級（classless）的社會，所以他的研究大多是針對資本主義對勞工剝削情況而做的。在一個商業化的社會中，要提升剩餘只有壓迫工人，因為機械和資金只可以提高生產數量而不能提高生產比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為了保持競爭力資本家不斷追求剩餘，加快生產的時間（Marx:1963:127-128）。但工人是不會無限制的被剝削的，最終工人階級必會團結起來反抗資本家，以革命（Revolution）的形式來改變社會。無產階級及資本階級是處於對立位置的。即使有殖民主義將市場不斷擴大，將資本主義的問題不斷拖延，共產主義終有一天必會到來的。共產主義的社會中會保留了資本主義的好處，但其目標是要將物資分配得更為平均，讓大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Marx:1963:263)
馬克斯學說的批評
馬克斯為世界提供了出路，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烏托邦，他雖然大力批評資本主義社會而推崇共產主義，但是他沒有解決到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只是說共產主義『必然會來到』，令到他的討論流於空想層面，而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國家中國亦未能實踐他的學說理想，反而發展出另一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表示出馬克斯學說不能應用於現實層面嗎？
而其無階層無國家論亦有可以反駁之處，因為社會的趨向是愈來愈複雜，愈需要有關人事的種種安排，因此行政與權威皆不可缺，再如共產主義強調計劃經濟的必要，為了計劃經濟更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權力機構去統籌及執行經濟政策（洪廉德,p.49），在未來的人類社會中，分工制將不會被廢除，連上下隸屬的統治組織（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也可能還會存在，否則的話計劃步驟就會無從展開，計畫也只成畫餅（洪廉德,p.64）。
馬克斯一直只是預言共產主義天國必會來到，但是對於我們要如何面對共產主義沒有具體討論過，他只是一直強調當共產主義來臨的時候社會自然會改變，上下層建築自會改變來配合新的社會，我個人認為這種帶有預言義味的結論未免過於空泛和不著邊際，馬克斯的學說在實際層面上似乎猶有不及的地方。
社會學的理論基礎與終點
涂爾幹的社會學理論基礎建基於社會學與其他學科的分別，他提出以新的方法來研究社會，有別於以往的學科如心理學及歷史學等。一個學科之所以成為獨立的學科是因為它有其獨特的研究對象（subject matter），他提出社會事實（social fact）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重視社會整體和客觀性，以和心理學重視個人意識和主觀性分別起來。涂爾幹認為歷史科只是去發現事實而沒有做對比，而社會學則重視比較事實而不是發掘事實。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實用學說（utilitarianism），追求如何能令生產達到最佳效益，而社會學的研究重點在於經濟關係（economic relationship）。哲學重視推論或演繹（Deductive）事實，而社會學則重視歸納（inductive）事實。這就是涂爾幹發展社會學理論的基礎。
面對社會的變遷，涂爾幹提出重視道德可以減慢變遷的速度，令人更容易適應，變遷的來源源於社會結構分化，變得更為複雜化，分工的出現令到社會團結（solidarity）的改變，由以往的有機團體轉變為現代的機械團體，社會分化已凌駕於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人與其他人及社會之間的關係愈來愈遠，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當道德和知識合一，提倡公民教育（civil education）和以職業團體（occupational group），大家分享共同的興趣和信念，會與個人之間，是社會和個人交流的媒介，將社會與個人的關係拉近，從而來令社會團結一致，這就是其社會學理論的結論。（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2月4日之課堂內容）
韋伯的社會學理論基礎建立於思想（idealism），思想就好像一個轉切員一樣將人帶去不同的決定，但它既不是動力亦不能阻止人的決定，背後的立場或利益立場才是人前進的動力。韋伯重視理解，他認為所謂的客觀其實只是雙重的主觀，一個社會學家應該針對特定的情況和時間，去理解被研究者的想法和心路歷程，不同的研究者憑著本身不同的智慧，對同一件事會作出不同的理解。只有透過同情的理解，社會學家才可以明白這個由主觀交流建立而成的世界。
在韋伯眼中社會的變化未必是朝著好的方向進發，鐵籠就是一個社會變化帶來的難以逃避的問題，他認為人是生活在鐵籠中而沒有出路，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個人的努力緊守自己的岡位和信念。社會變化的原因是各種利益立場推動人去追求理想，受著思想（idea）的指引和啟發，人對利益的追求推動社會改變，社會改變的性質顯現在理性化的問題上，人的理性化帶來了科層化的問題，將人性壓抑，韋伯對未來比較悲觀，認為人性的壓抑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堅守自己、盡好本份。（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2月4日之課堂內容）
馬克斯的理論基礎在於鬥爭，在辯證法中『正－反－合』的循環就是不斷鬥爭的結果，世界上每一樣事物都在不斷的否定它之前的形態，這就是世界內在的進步定律。馬克斯重視階級，由人所組合而成的階級可以說是文明的象徵之一，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是以階級形式出現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將人分為無產階級（工人）及市民階級（資本家），這兩個階級是對立的，衝突由此而生。
馬克斯的結論是，世界是要不斷變遷的，無產階級的積極參與目的在於縮短『世界革命的陣痛期』，而使社會主義提早發生（洪廉德,p.51），世界必定會由有階級的社會進化成為無階級的社會，即是返回社會的最初起步點，社會的變遷來源是人本次要、物質行先的唯物主義。他預言社會最終會進入共產主義天國，無階級的世界是社會唯一的出路。（取材自陳海文教授於12月4日之課堂內容）
雖然三位社會學家的理論基礎及結論方向都不同，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重人的意識。涂爾幹在其宗教的研究中重視自我的提升，韋伯強調主觀和同情的理解，馬克斯認為結構性的自動衰亡不一定會出現，一定要有人的因素影響它，人的精神可能物質化為力量。社會學一定要掌握社會的變遷，其研究不可以只停留在事實階段，而需要進入社會意識之內，藉著提升大家的自我意識去面對眼前的社會特色。
參考書目（中文部份）：
Durkheim, Emile, (1929), 社會學方法論,許德珩譯.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顧忠華, (1997), 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 台北 : 台灣書店
洪廉德, 年份不詳, 馬克斯與社會學, 香港 : 集思出版社
參考書目（英文部份）：
Durkheim, E. (1946),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Durkheim, E. (1972)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Anthony Gidd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 (1976),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bner’s Sons.
Mills, C.W. &Gerth, H. ed. (1946 )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unciman, W. ed. (1978) Max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x, Karl. (1963),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edited by Bottomore, T. & Rubel, M.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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