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Dr. Ting Kwok-Fai
SOC3032
Social Stratification
貝爾曲線與香港教育政策：
「社會平等」的意義
Ho Wing Sze
Chan Lai Shing
27th April 2002
不少學者認為社會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部份人本身已經先天性懶惰而且在智能上有所不足，因此，他們在社會分層上的較低位置是因為他們本身的能力問題，與人無尤。近年大膽地提出類似上述論調的是《貝爾曲線》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一書。此書由 Richard Herrnstein 和 Charles Murray 於1994年出版，探討的是人的智慧 (intelligence) 和社會結構的關係、以及社會不平等的問題。而此書一出亦引起激烈討論。本文會先探討有關《貝爾曲線》中的種種論述，然後再從香港教育政策入手：在這裡會以「副學士」為例，再探討社會平等的意義。
作者在書中指出一個人智慧的高低在其生命結果中的重要性：美國的上層結構，是由高級知識分子所組成，這些人從不同的智力測驗、SAT（學術性向測驗）和高等學府入學考等各種評鑑考試中脫穎而出，主宰整個美國，並享有社會的各種特權和利益。例如一些好學校出身的學生都有較高智商，他們不論在工作表現、薪酬等都勝人一籌。因此在社會分層中，他們往往都是在社會的上層。作者在書中利用智商測驗 (IQ Test)來測量智慧的高低，並指出高智商的男人往往會與高智商的女人組織家庭，在「智商高低是受基因遺傳影響」的假設之下，形成了世世代代的精英階層。作者又利用他們所作的智商測驗研究支持以上的講法，指出那些在智商測驗得低分數的人特別會有傾向成為「問題市民」或是社會上的低下階層。
在作者的研究中，一個人在測驗的分數反映了他們十年後會否成為問題份子：窮人、輟學生、失業者和罪犯等等。如果把書中所述測驗的受試者之成績分佈畫作圖表，就不難發現成績的分佈情形恰如一口鐘：最高智商和最低智商的一群在圖的兩側，只佔人口之少數；而普通智商的人就在圖的中間，佔人口中的大多數。而一個人在此曲線中的位置往往會影響他在社會上的位置。作者也有比較不同種族之間的差異：例如智商較低的黑人往往會產生較多社會問題。
正因為在作者眼中智慧對人的一生是如此重要，而智慧的高低又基於「智商高低是受基因遺傳影響」的假設，再加上作者認為「智商是不能透過外在的幫助，包括教育而提高」，因此作者認為社會上的不平等是命定 (fated) 的。
既然社會不平等是命中注定，也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而且社會成就和智商息息相關，即使政府投下大量財力，推行各種教育貧窮階級的方案，都是徒勞無功，因為低智商使他們難以成功，幫助他們反而會拖累那些智慧高的人，社會供養大量低智商的未成年母親及其嬰孩（書中指的大部份是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更使得愚者多於智者，降低了美國的平均智商（。物競天擇，政府應取消在教育和工作上，對低智商黑人的保護政策。而且根據社會分工原則，他們將來的工作性質簡單，不需要特別的訓練和技巧，所以亦無需花太多資源在他們身上。
根據上述的研究，書中所提出的政策，如「政府應該減少社會福利、由市場經濟去決定一個人的應得報酬」的論調得到社會中不少支持的聲音：例如不少人指《貝爾曲線》一書中作者大膽地說出了社會現實：不同人與不同社群當中在智能上有的差異；而且作者亦成功指出黑人在美國社會上擁有較低地位並非因為針對黑人的種族歧視而來，而是他們本身的智能較差的關係，與人無尤。這些支持聲音背後自有其背景因素。美國在七十年代經歷經濟衰退，不少中層階級的家庭本來可以單靠丈夫的薪水維持家庭開支，但經濟低迷之下妻子亦需要出外工作賺取外快，這就是所謂的「中層階級危機」（Fischer,1996:4），面對這種情況，不少人都對政府提出訴求，認為政府應該干預經濟，提供更多福利給國民，美國於是在八十年代提供大量福利給國民，雖然國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而略為提升，但是社會上不平等的情況卻愈來愈加劇，不少國民認為政府的干預效果不大，他們認為這顯示了不平等的情況其實是自然的，政府不應該將大量的財政預算用在減低不平等的政策上，因為這是徒勞無功的，不平等的出現是命定的（Fischer,1996:11）。於是書中作者嘗試從遺傳學角度去解釋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促成了《貝爾曲線》一書的出現。
另一方面，亦有不少人反對書中的論調，尤其指出書中在研究方法上的問題：例如作者以AFQT作為測試智商的測驗，此測試考的是應考者的語文能力與數理能力，因此他們必須先經過學習、並對於語文及數學有一定的概念，因此作者的「智商測試」只在考核一個人在學校中學到多少知識，即其所受教育的程度（Fischer,1996:17, Fraser,1995:29）。而一個人所受教育亦會受家庭背景、人際關係和社會環境影響。另外，作者亦承認其理論的解釋能力只有5至10 %，與書中開首認為智力對人的成就有重要影響的論調有矛盾之處（Fischer,1996:12）。雖然作者在文中極力支持智商影響個人成就的說法，但是在注釋中又承認實驗的標準差平方 (variance) 極低，難以單靠一個人的智商去預測他將來的成就，總結來說，其實驗只證明了智商和個人成就之間有關聯 (correlation)，並不能證明當中有因果關係 (causal relationship)，更全無有力證據顯示智商是個人成就高低的決定性因素。例如作者研究父母的智商與孩子的智商之間的關係，他們發展高智商的父母傾向會有高智商的小孩，因此就認為智商是有遺傳性的；但是他們忽略了家庭和社會因素對孩子帶來的影響。批評者指作者所找出來的關係只是一個虛假的關係 (spurious relationship)，在高智商之後其實還有更重要的社會因素去決定個人成就的大小。不少學者亦指出作者只將研究結果畫成回歸線 (regression line)，但沒有將關係的強弱程度顯示出來，令人覺得作者有誤導之嫌，故意只列出對自己論點有利的研究結果（Fraser,1995:18-20）。
而作者的論點是智商是有遺傳性而且是不變的，即在人出生時，遺傳就已決定一個人的智商之高低。但評論者指不少科學家已經證實人的智商是可以透過訓練來提升的，之前亦曾有實驗證明美國人的智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提升了，另外亦有理論證明增加就學年數會有效地提升個人的智商（Fraser,1995:26）。而且從生物學角度來看外間的刺激會加強人類腦幹細胞之間的連接網絡，提升人的思考能力，以上推翻了作者認為「智商是不會變」的說法。再者，作者在書中指出黑人的智商先天上比白人低，因此令到黑人在社會上的普遍成就較白人低，將黑人的失敗歸咎於個人原因而非社會責任，間接將社會上對黑人的歧視合理化，進而令社會上的少數族裔變成低等民族，社會上有精英（白人）同非精英（少數族裔）之分，而非精英所得的社會資源相對較少，造成種族之間的衝突尖銳化。加上標籤效應（labeling effect），少數族裔的人在社教化的過程之下自己都相信自己的智商比白人低，在惡性循環之下令他們長期受社會上的壓迫和排斥。
正如前文所述，《貝爾曲線》一書的政策意義，就是在資源分配上把資源投放在社會的精英而非本身智慧較低的一群，對這些智能條件較差的人即使投放多少社會資源亦是徒勞無功，在某程度上來說就是「優才主義」。從香港的教育政策來看，香港殖民地政府最早期的教育政策當中的「精英主義」是近似《貝爾曲線》作者所提出的：只有少數精英才可以接受大學教育。但殖民地政府後期大力推廣普及教育，由最早期的九年免費教育直至近年的展翅計劃、毅進計劃及副學士等等，似乎就與《貝爾曲線》所提出的背道而馳：以上種種政策目的都是在於提升香港青少年的整體教育水平，讓他們有更多裝備投入勞工市場；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普及教育提升了勞工的教育水平，對香港經濟起飛有一定的貢獻。但是現在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在教育方面卻被輿論批評為浪費公帑，無實質效益。如果就《貝爾曲線》作者提出的論調，香港的教育政策會改變為：只把資源全都投放到有能力及智慧的精英身上，而政府無需花資源在能力較差的人身上，因為能力較差是命定而不可改變的，而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似乎與此論調相違背。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以「普及教育」及「提供平等機會以競爭」為主，「副學士」是其中一個較具爭議性的政策，以下會以副學士為例說明以上的討論。
副學士的出現，是源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2000年施政報告中，提出「逐步擴充專上教育的計劃，以維持香港處於知識型經濟的競爭力，目標是在十年內，令六成中學畢業生可以接受專上教育」的政策。為了令更多人可以接受專上教育，政府推出副學士，為那些不能修讀學士學位的預科學生提供另一個出路。有人從「優才主義」出發，指出副學士的出現是在文憑主義下的社會為滿足大眾的需求而設，與其增加副學士的名額倒不如先集中資源提升香港大學生的質素，多一個精英比多十個庸材對社會更為有利，這種論調頗接近《貝爾曲線》一書的論調：副學士是不應該存在的，因為社會資源應全放在有能力的精英身上，而副學士只是支援能力較差和進不了大學的學生，但實際上投放資源在精英身上比創造機會給能力較差的人更對社會有利。另一方面，亦有人認為副學士可以讓不能進入大學的人有另一個讀書的機會，給他們一個往上爬的機會，因為政府有責任為市民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而非只將社會資源投放在少數人身上。與此同時，亦有不少人持中立意見，認為政府應該只提供某程度的普及教育，更高的教育機會則留給有能力的人去獲得。
先不論以上的觀點，副學士本身在香港來說是一個尷尬的存在。它不像文憑、高級文憑或學士學位有政府的資助，副學士課程屬自負盈虧性質，修讀者每年要付三萬多元的學費；另外副學士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學生升讀本地大專院校的困難：以浸大副學士為例，儘管浸大已完全承認其學歷，但是副學士畢業後亦只能循非聯招辦法 (Non-JUPAS) 報讀學位課程，只能等待有學士學生退學或留級才能補上；海外升學的經濟困難亦非一般家庭容易解決之事。最終結果是大多數副學士被迫投入勞動市場，但副學士的名稱不一定存在優勢，由大學培訓出來的副學士，其技能亦未必適合勞動市場的真正需要。屆時社會只會多了一批沮喪的副學士畢業生。而且曾有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生，投訴該校副學士未能直接接駁與港大聯繫的英美大學第二或第三年學位課程，反映出副學士學位的認受程度很低。
從輿論對副學士的激烈討論中，我們不能不問的是「政府在社會資源上到底應該扮演甚麼角色，是追求社會資源分配的『平等』、『有能者得之』甚至是『精英主導』？」，如果依照《貝爾曲線》一書的論調，正如上文所述，政府根本不需要以副學士一類的教育政策提供平等的競爭機會或是競爭條件。最重要的是「資源分配的結果是分配在精英身上」，這才是最有效率的。即使反對《貝爾曲線》所提出的「優才主義」，提倡社會資源分配的平等，當中的「平等」的意義也是值得討論的。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例如副學士所提供的，只是「機會上的平等」，副學士在政策目的上無疑是為不能升大學的學生提供一個機會升讀大學，以求能在社會階梯上繼續爬升。但正如上文所述，副學士政策的確提供了一個機會，但實際上卻不能帶來預期的結果：令副學士成功進入大學，而且在勞動市場上他們的學歷亦不被承認。
「平等」的含義並非只局限在「機會上的平等 (equal opportunity)」或「競爭環境上的平等 (equal condition)」，同時亦是「結果上的平等 (equal reward)」──令有相同能力者得到相同的結果。香港社會中，一個人能力的高低的而且確對他在社會階梯上的位置有所影響，而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中，決定一個人的能力高低的其中一個因素是教育程度的高低，而能否接受專上教育是取決於能否在公開考試中脫穎而出，這可說是「競爭環境上的平等」；到近年，即使在考試中落第，政府亦提供副學士、毅進計劃、展翅計劃等等讓青少年有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這是「機會上的平等」。但提供了「機會」之後，往往忽略的是「結果上的平等」，例如副學士等學歷在社會上缺乏認受性，甚至副學士本身標榜的「提供一個進大學的門檻」也是難以做到的。
《貝爾曲線》提出的「不要把資源放在低智能的人身上，而把資源分配在精英身上」當中亦隱含了要「甄別精英」的意味：要先知道誰是精英才可以談資源分配。因為精英並不是從外表看就「一目瞭然」的，要分辦智能的高低，教育制度中的考試是其中一個方法。但即使「甄別精英」的機制可以做到競爭機會上的和競爭環境上的平等，仍然是忽略了「結果上的平等」：智能高的精英固然是得到資源，而智能較低的人亦得不到資源，但界乎精英與智能較低的人之間的一群似乎是被忽略了。
總括而言，觀乎香港現時教育政策的制訂，雖可說是製造了一個平等的競爭環境和競爭機會，但往往忽略了競爭的結果，上文提及的副學士是一例。而「結果上的平等」往往是政策發展過程最後出現，也是最難達到的。但人在社會上競爭，除了平等的競爭環境和競爭機會，根據自己的能力得到合理的社會地位和回報，才可稱得上是「平等」的社會。
參考資料
書籍
Eric Cole (2002). Hackers beware: Indianapolis, Ind.: New Riders.
Paul A. Taylor (1999). Hackers : crime and the digital sublime: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Steven Fraser, editor. (1995). The bell curve wars :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 New York : BasicBooks.
Claude S. Fischer. Editor. (1996). Inequality by design : cracking the bell curve myth : Princeton, NJ : Princton University Press
參考網頁：
譚惠鵬, 辦副學士 職訓局首當其衝
http://www.sepi.org/resource/clipping/pang2.html
副學士難銜接大學學位 育界：聯招改制指引不清, 太陽報, 27/08/2000
http://www.the-sun.com.hk/channels/news/20000827/20000827033141_0001.html
蔡敏慧,「五萬五」的教育短樁能挺多久？http://www.hkptu.org/ptu/director/pubdep/optunews/419/110.htm
附錄：
[蘋果日報] 2002-01-29
港 大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於 二 ○ ○ ○ 年 成 立 「 專 業 進 修 附 屬 學 院 」 ， 開 辦 副 學 位 課 程 。 校 方 聲 稱 學 歷 獲 得 三 十 四 間 大 學 承 認 ， 除 港 大 外 ， 包 括 英 、 澳 、 美 、 加 的 大 學 ， 當 中 不 乏 名 校 。 僅 兩 大 學 回 覆 查 詢 現 就 讀 港 大 附 屬 學 院 二 年 級 的 陳 先 生 表 示 ， 去 年 高 考 五 科 及 格 ， 在 港 大 副 學 位 講 座 上 ， 聽 到 講 者 說 ， 只 要 讀 一 年 副 學 位 課 程 ， 便 可 升 上 北 美 大 學 二 年 級 或 英 國 大 學 一 年 級 ， 「 只 要 GPA （ 累 積 學 業 平 均 分 ） 3.0 或 以 上 就 一 定 收 。 」 他 表 示 ， 當 時 曾 參 加 另 一 間 大 學 的 副 學 位 講 座 ， 但 因 所 列 的 聯 繫 大 學 僅 十 間 左 右 ， 名 氣 亦 不 及 港 大 所 列 的 吸 引 ， 於 是 報 讀 了 港 大 的 課 程 。 最 近 他 致 函 校 方 聲 稱 有 聯 繫 的 十 間 北 美 大 學 ， 查 詢 入 學 事 宜 ， 結 果 僅 兩 大 學 有 實 質 回 覆 ； 美 國 愛 荷 華 州 立 科 技 大 學 指 ， 與 港 大 附 屬 學 院 並 無 正 式 協 議 ， 但 會 承 認 該 校 副 學 位 的 文 科 一 年 級 學 分 ； 加 拿 大 的 麥 基 爾 大 學 卻 指 該 大 學 未 正 式 承 認 有 關 資 格 ， 該 校 取 錄 的 香 港 學 生 一 般 為 高 考 2B1C 至 3C 。 陳 先 生 說 ： 「 我 覺 得 好 驚 奇 ， 點 解 港 大 附 屬 學 院 都 好 似 呃 人 咁 ！ 」 他 又 質 疑 ， 校 方 列 舉 學 生 升 海 外 大 學 的 例 子 ， 全 是 升 英 國 大 學 一 年 級 ， 根 本 無 法 知 道 他 們 是 憑 高 考 成 績 ， 還 是 憑 副 學 位 資 歷 獲 取 錄 。 港 大 專 業 進 修 附 屬 學 院 回 覆 本 報 查 詢 時 指 出 ， 該 院 公 布 之 資 料 ， 表 明 學 歷 為 有 關 大 學 接 納 ， 「 可 作 為 申 請 入 學 的 資 格 」 ； 至 於 可 否 直 接 入 讀 大 學 二 年 級 ， 則 視 乎 申 請 人 所 報 讀 的 課 程 及 考 取 成 績 而 定 。 成 人 教 協 促 請 交 代 成 人 及 持 續 教 育 協 會 副 會 長 張 民 炳 認 為 ， 港 大 附 屬 學 院 有 誤 導 之 嫌 ， 若 讀 畢 副 學 士 僅 可 「 申 請 入 學 」 讀 大 學 一 年 級 ， 「 咁 讀 （ 副 學 士 ） 同 唔 讀 根 本 冇 分 別 ， 無 論 從 課 程 同 學 歷 上 都 失 去 實 質 價 值 同 意 義 。 」 他 促 請 校 方 及 所 附 屬 的 香 港 大 學 ， 都 需 要 出 來 交 代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Dr. Ting Kwok-F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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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曲線與香港教育政策：
「社會平等」的意義
Ho Wing Sze
Chan Lai Shing
27th April 2002
不少學者認為社會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部份人本身已經先天性懶惰而且在智能上有所不足，因此，他們在社會分層上的較低位置是因為他們本身的能力問題，與人無尤。近年大膽地提出類似上述論調的是《貝爾曲線》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一書。此書由 Richard Herrnstein 和 Charles Murray 於1994年出版，探討的是人的智慧 (intelligence) 和社會結構的關係、以及社會不平等的問題。而此書一出亦引起激烈討論。本文會先探討有關《貝爾曲線》中的種種論述，然後再從香港教育政策入手：在這裡會以「副學士」為例，再探討社會平等的意義。
作者在書中指出一個人智慧的高低在其生命結果中的重要性：美國的上層結構，是由高級知識分子所組成，這些人從不同的智力測驗、SAT（學術性向測驗）和高等學府入學考等各種評鑑考試中脫穎而出，主宰整個美國，並享有社會的各種特權和利益。例如一些好學校出身的學生都有較高智商，他們不論在工作表現、薪酬等都勝人一籌。因此在社會分層中，他們往往都是在社會的上層。作者在書中利用智商測驗 (IQ Test)來測量智慧的高低，並指出高智商的男人往往會與高智商的女人組織家庭，在「智商高低是受基因遺傳影響」的假設之下，形成了世世代代的精英階層。作者又利用他們所作的智商測驗研究支持以上的講法，指出那些在智商測驗得低分數的人特別會有傾向成為「問題市民」或是社會上的低下階層。
在作者的研究中，一個人在測驗的分數反映了他們十年後會否成為問題份子：窮人、輟學生、失業者和罪犯等等。如果把書中所述測驗的受試者之成績分佈畫作圖表，就不難發現成績的分佈情形恰如一口鐘：最高智商和最低智商的一群在圖的兩側，只佔人口之少數；而普通智商的人就在圖的中間，佔人口中的大多數。而一個人在此曲線中的位置往往會影響他在社會上的位置。作者也有比較不同種族之間的差異：例如智商較低的黑人往往會產生較多社會問題。
正因為在作者眼中智慧對人的一生是如此重要，而智慧的高低又基於「智商高低是受基因遺傳影響」的假設，再加上作者認為「智商是不能透過外在的幫助，包括教育而提高」，因此作者認為社會上的不平等是命定 (fated) 的。
既然社會不平等是命中注定，也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而且社會成就和智商息息相關，即使政府投下大量財力，推行各種教育貧窮階級的方案，都是徒勞無功，因為低智商使他們難以成功，幫助他們反而會拖累那些智慧高的人，社會供養大量低智商的未成年母親及其嬰孩（書中指的大部份是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更使得愚者多於智者，降低了美國的平均智商（。物競天擇，政府應取消在教育和工作上，對低智商黑人的保護政策。而且根據社會分工原則，他們將來的工作性質簡單，不需要特別的訓練和技巧，所以亦無需花太多資源在他們身上。
根據上述的研究，書中所提出的政策，如「政府應該減少社會福利、由市場經濟去決定一個人的應得報酬」的論調得到社會中不少支持的聲音：例如不少人指《貝爾曲線》一書中作者大膽地說出了社會現實：不同人與不同社群當中在智能上有的差異；而且作者亦成功指出黑人在美國社會上擁有較低地位並非因為針對黑人的種族歧視而來，而是他們本身的智能較差的關係，與人無尤。這些支持聲音背後自有其背景因素。美國在七十年代經歷經濟衰退，不少中層階級的家庭本來可以單靠丈夫的薪水維持家庭開支，但經濟低迷之下妻子亦需要出外工作賺取外快，這就是所謂的「中層階級危機」（Fischer,1996:4），面對這種情況，不少人都對政府提出訴求，認為政府應該干預經濟，提供更多福利給國民，美國於是在八十年代提供大量福利給國民，雖然國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而略為提升，但是社會上不平等的情況卻愈來愈加劇，不少國民認為政府的干預效果不大，他們認為這顯示了不平等的情況其實是自然的，政府不應該將大量的財政預算用在減低不平等的政策上，因為這是徒勞無功的，不平等的出現是命定的（Fischer,1996:11）。於是書中作者嘗試從遺傳學角度去解釋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促成了《貝爾曲線》一書的出現。
另一方面，亦有不少人反對書中的論調，尤其指出書中在研究方法上的問題：例如作者以AFQT作為測試智商的測驗，此測試考的是應考者的語文能力與數理能力，因此他們必須先經過學習、並對於語文及數學有一定的概念，因此作者的「智商測試」只在考核一個人在學校中學到多少知識，即其所受教育的程度（Fischer,1996:17, Fraser,1995:29）。而一個人所受教育亦會受家庭背景、人際關係和社會環境影響。另外，作者亦承認其理論的解釋能力只有5至10 %，與書中開首認為智力對人的成就有重要影響的論調有矛盾之處（Fischer,1996:12）。雖然作者在文中極力支持智商影響個人成就的說法，但是在注釋中又承認實驗的標準差平方 (variance) 極低，難以單靠一個人的智商去預測他將來的成就，總結來說，其實驗只證明了智商和個人成就之間有關聯 (correlation)，並不能證明當中有因果關係 (causal relationship)，更全無有力證據顯示智商是個人成就高低的決定性因素。例如作者研究父母的智商與孩子的智商之間的關係，他們發展高智商的父母傾向會有高智商的小孩，因此就認為智商是有遺傳性的；但是他們忽略了家庭和社會因素對孩子帶來的影響。批評者指作者所找出來的關係只是一個虛假的關係 (spurious relationship)，在高智商之後其實還有更重要的社會因素去決定個人成就的大小。不少學者亦指出作者只將研究結果畫成回歸線 (regression line)，但沒有將關係的強弱程度顯示出來，令人覺得作者有誤導之嫌，故意只列出對自己論點有利的研究結果（Fraser,1995:18-20）。
而作者的論點是智商是有遺傳性而且是不變的，即在人出生時，遺傳就已決定一個人的智商之高低。但評論者指不少科學家已經證實人的智商是可以透過訓練來提升的，之前亦曾有實驗證明美國人的智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提升了，另外亦有理論證明增加就學年數會有效地提升個人的智商（Fraser,1995:26）。而且從生物學角度來看外間的刺激會加強人類腦幹細胞之間的連接網絡，提升人的思考能力，以上推翻了作者認為「智商是不會變」的說法。再者，作者在書中指出黑人的智商先天上比白人低，因此令到黑人在社會上的普遍成就較白人低，將黑人的失敗歸咎於個人原因而非社會責任，間接將社會上對黑人的歧視合理化，進而令社會上的少數族裔變成低等民族，社會上有精英（白人）同非精英（少數族裔）之分，而非精英所得的社會資源相對較少，造成種族之間的衝突尖銳化。加上標籤效應（labeling effect），少數族裔的人在社教化的過程之下自己都相信自己的智商比白人低，在惡性循環之下令他們長期受社會上的壓迫和排斥。
正如前文所述，《貝爾曲線》一書的政策意義，就是在資源分配上把資源投放在社會的精英而非本身智慧較低的一群，對這些智能條件較差的人即使投放多少社會資源亦是徒勞無功，在某程度上來說就是「優才主義」。從香港的教育政策來看，香港殖民地政府最早期的教育政策當中的「精英主義」是近似《貝爾曲線》作者所提出的：只有少數精英才可以接受大學教育。但殖民地政府後期大力推廣普及教育，由最早期的九年免費教育直至近年的展翅計劃、毅進計劃及副學士等等，似乎就與《貝爾曲線》所提出的背道而馳：以上種種政策目的都是在於提升香港青少年的整體教育水平，讓他們有更多裝備投入勞工市場；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普及教育提升了勞工的教育水平，對香港經濟起飛有一定的貢獻。但是現在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在教育方面卻被輿論批評為浪費公帑，無實質效益。如果就《貝爾曲線》作者提出的論調，香港的教育政策會改變為：只把資源全都投放到有能力及智慧的精英身上，而政府無需花資源在能力較差的人身上，因為能力較差是命定而不可改變的，而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似乎與此論調相違背。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以「普及教育」及「提供平等機會以競爭」為主，「副學士」是其中一個較具爭議性的政策，以下會以副學士為例說明以上的討論。
副學士的出現，是源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2000年施政報告中，提出「逐步擴充專上教育的計劃，以維持香港處於知識型經濟的競爭力，目標是在十年內，令六成中學畢業生可以接受專上教育」的政策。為了令更多人可以接受專上教育，政府推出副學士，為那些不能修讀學士學位的預科學生提供另一個出路。有人從「優才主義」出發，指出副學士的出現是在文憑主義下的社會為滿足大眾的需求而設，與其增加副學士的名額倒不如先集中資源提升香港大學生的質素，多一個精英比多十個庸材對社會更為有利，這種論調頗接近《貝爾曲線》一書的論調：副學士是不應該存在的，因為社會資源應全放在有能力的精英身上，而副學士只是支援能力較差和進不了大學的學生，但實際上投放資源在精英身上比創造機會給能力較差的人更對社會有利。另一方面，亦有人認為副學士可以讓不能進入大學的人有另一個讀書的機會，給他們一個往上爬的機會，因為政府有責任為市民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而非只將社會資源投放在少數人身上。與此同時，亦有不少人持中立意見，認為政府應該只提供某程度的普及教育，更高的教育機會則留給有能力的人去獲得。
先不論以上的觀點，副學士本身在香港來說是一個尷尬的存在。它不像文憑、高級文憑或學士學位有政府的資助，副學士課程屬自負盈虧性質，修讀者每年要付三萬多元的學費；另外副學士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學生升讀本地大專院校的困難：以浸大副學士為例，儘管浸大已完全承認其學歷，但是副學士畢業後亦只能循非聯招辦法 (Non-JUPAS) 報讀學位課程，只能等待有學士學生退學或留級才能補上；海外升學的經濟困難亦非一般家庭容易解決之事。最終結果是大多數副學士被迫投入勞動市場，但副學士的名稱不一定存在優勢，由大學培訓出來的副學士，其技能亦未必適合勞動市場的真正需要。屆時社會只會多了一批沮喪的副學士畢業生。而且曾有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生，投訴該校副學士未能直接接駁與港大聯繫的英美大學第二或第三年學位課程，反映出副學士學位的認受程度很低。
從輿論對副學士的激烈討論中，我們不能不問的是「政府在社會資源上到底應該扮演甚麼角色，是追求社會資源分配的『平等』、『有能者得之』甚至是『精英主導』？」，如果依照《貝爾曲線》一書的論調，正如上文所述，政府根本不需要以副學士一類的教育政策提供平等的競爭機會或是競爭條件。最重要的是「資源分配的結果是分配在精英身上」，這才是最有效率的。即使反對《貝爾曲線》所提出的「優才主義」，提倡社會資源分配的平等，當中的「平等」的意義也是值得討論的。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例如副學士所提供的，只是「機會上的平等」，副學士在政策目的上無疑是為不能升大學的學生提供一個機會升讀大學，以求能在社會階梯上繼續爬升。但正如上文所述，副學士政策的確提供了一個機會，但實際上卻不能帶來預期的結果：令副學士成功進入大學，而且在勞動市場上他們的學歷亦不被承認。
「平等」的含義並非只局限在「機會上的平等 (equal opportunity)」或「競爭環境上的平等 (equal condition)」，同時亦是「結果上的平等 (equal reward)」──令有相同能力者得到相同的結果。香港社會中，一個人能力的高低的而且確對他在社會階梯上的位置有所影響，而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中，決定一個人的能力高低的其中一個因素是教育程度的高低，而能否接受專上教育是取決於能否在公開考試中脫穎而出，這可說是「競爭環境上的平等」；到近年，即使在考試中落第，政府亦提供副學士、毅進計劃、展翅計劃等等讓青少年有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這是「機會上的平等」。但提供了「機會」之後，往往忽略的是「結果上的平等」，例如副學士等學歷在社會上缺乏認受性，甚至副學士本身標榜的「提供一個進大學的門檻」也是難以做到的。
《貝爾曲線》提出的「不要把資源放在低智能的人身上，而把資源分配在精英身上」當中亦隱含了要「甄別精英」的意味：要先知道誰是精英才可以談資源分配。因為精英並不是從外表看就「一目瞭然」的，要分辦智能的高低，教育制度中的考試是其中一個方法。但即使「甄別精英」的機制可以做到競爭機會上的和競爭環境上的平等，仍然是忽略了「結果上的平等」：智能高的精英固然是得到資源，而智能較低的人亦得不到資源，但界乎精英與智能較低的人之間的一群似乎是被忽略了。
總括而言，觀乎香港現時教育政策的制訂，雖可說是製造了一個平等的競爭環境和競爭機會，但往往忽略了競爭的結果，上文提及的副學士是一例。而「結果上的平等」往往是政策發展過程最後出現，也是最難達到的。但人在社會上競爭，除了平等的競爭環境和競爭機會，根據自己的能力得到合理的社會地位和回報，才可稱得上是「平等」的社會。
參考資料
書籍
Eric Cole (2002). Hackers beware: Indianapolis, Ind.: New Riders.
Paul A. Taylor (1999). Hackers : crime and the digital sublime: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Steven Fraser, editor. (1995). The bell curve wars :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 New York : BasicBooks.
Claude S. Fischer. Editor. (1996). Inequality by design : cracking the bell curve myth : Princeton, NJ : Princton University Press
參考網頁：
譚惠鵬, 辦副學士 職訓局首當其衝
http://www.sepi.org/resource/clipping/pang2.html
副學士難銜接大學學位 育界：聯招改制指引不清, 太陽報, 27/08/2000
http://www.the-sun.com.hk/channels/news/20000827/20000827033141_0001.html
蔡敏慧,「五萬五」的教育短樁能挺多久？http://www.hkptu.org/ptu/director/pubdep/optunews/419/110.htm
附錄：
[蘋果日報] 2002-01-29
港 大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於 二 ○ ○ ○ 年 成 立 「 專 業 進 修 附 屬 學 院 」 ， 開 辦 副 學 位 課 程 。 校 方 聲 稱 學 歷 獲 得 三 十 四 間 大 學 承 認 ， 除 港 大 外 ， 包 括 英 、 澳 、 美 、 加 的 大 學 ， 當 中 不 乏 名 校 。 僅 兩 大 學 回 覆 查 詢 現 就 讀 港 大 附 屬 學 院 二 年 級 的 陳 先 生 表 示 ， 去 年 高 考 五 科 及 格 ， 在 港 大 副 學 位 講 座 上 ， 聽 到 講 者 說 ， 只 要 讀 一 年 副 學 位 課 程 ， 便 可 升 上 北 美 大 學 二 年 級 或 英 國 大 學 一 年 級 ， 「 只 要 GPA （ 累 積 學 業 平 均 分 ） 3.0 或 以 上 就 一 定 收 。 」 他 表 示 ， 當 時 曾 參 加 另 一 間 大 學 的 副 學 位 講 座 ， 但 因 所 列 的 聯 繫 大 學 僅 十 間 左 右 ， 名 氣 亦 不 及 港 大 所 列 的 吸 引 ， 於 是 報 讀 了 港 大 的 課 程 。 最 近 他 致 函 校 方 聲 稱 有 聯 繫 的 十 間 北 美 大 學 ， 查 詢 入 學 事 宜 ， 結 果 僅 兩 大 學 有 實 質 回 覆 ； 美 國 愛 荷 華 州 立 科 技 大 學 指 ， 與 港 大 附 屬 學 院 並 無 正 式 協 議 ， 但 會 承 認 該 校 副 學 位 的 文 科 一 年 級 學 分 ； 加 拿 大 的 麥 基 爾 大 學 卻 指 該 大 學 未 正 式 承 認 有 關 資 格 ， 該 校 取 錄 的 香 港 學 生 一 般 為 高 考 2B1C 至 3C 。 陳 先 生 說 ： 「 我 覺 得 好 驚 奇 ， 點 解 港 大 附 屬 學 院 都 好 似 呃 人 咁 ！ 」 他 又 質 疑 ， 校 方 列 舉 學 生 升 海 外 大 學 的 例 子 ， 全 是 升 英 國 大 學 一 年 級 ， 根 本 無 法 知 道 他 們 是 憑 高 考 成 績 ， 還 是 憑 副 學 位 資 歷 獲 取 錄 。 港 大 專 業 進 修 附 屬 學 院 回 覆 本 報 查 詢 時 指 出 ， 該 院 公 布 之 資 料 ， 表 明 學 歷 為 有 關 大 學 接 納 ， 「 可 作 為 申 請 入 學 的 資 格 」 ； 至 於 可 否 直 接 入 讀 大 學 二 年 級 ， 則 視 乎 申 請 人 所 報 讀 的 課 程 及 考 取 成 績 而 定 。 成 人 教 協 促 請 交 代 成 人 及 持 續 教 育 協 會 副 會 長 張 民 炳 認 為 ， 港 大 附 屬 學 院 有 誤 導 之 嫌 ， 若 讀 畢 副 學 士 僅 可 「 申 請 入 學 」 讀 大 學 一 年 級 ， 「 咁 讀 （ 副 學 士 ） 同 唔 讀 根 本 冇 分 別 ， 無 論 從 課 程 同 學 歷 上 都 失 去 實 質 價 值 同 意 義 。 」 他 促 請 校 方 及 所 附 屬 的 香 港 大 學 ， 都 需 要 出 來 交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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