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l Red

http://cm.coe.int/ta/decl/1989/89dec3.htm

 

四、  價值多元主義對理性溝通的挑戰

    哈伯瑪斯認為只要參與公共對話的人都具備一定的理性能力與真誠性，那麼在理想對話情境中，他們就有可能達成共識。但是我們在現實中所看到的情形，卻不禁令人懷疑哈伯瑪斯的想法是否過於樂觀。舉例而言，墮胎與反墮胎、環保與經濟開發、加入WTO或反對WTO、研究複製人與反對基因科技、廢除死刑與反對廢除死刑、開放外籍移民或限制移民等等，這些公共領域裡常見的政策辯論，並沒有因為長期討論而獲得共識。而在學術界裡，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保守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亞里斯多德的信徒與尼采的追隨者之間，同樣也看不出理性溝通發揮了多大的效果。這種價值分歧、立場衝突的情況在哈伯瑪斯的理論裡不容易找到解釋，但是在多元主義哲學的關照下，卻根本就是人類生活的常態。不同於哈伯瑪斯，多元主義者認為：即使參與公共領域對話的人都具備理性能力、都對自己的立場真誠負責、也都認真地想要追求共識，到頭來他們仍然會發現共識無法產生。而共識無法產生的原因，則是因為人類的價值、信仰、立場在本質上屬於多元狀態，彼此之間無法通約共量。

    所謂多元主義哲學，我們指的是伯林（Isaiah Berlin）、雷茲（Joseph Raz）、格雷（John Gray）等英國政治思想家所陸續提出、連成一氣的哲學理論。伯林算是二十世紀多元主義思想最重要的源頭，早在《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之中，他就告訴我們「一元論」（monism）是一種錯誤而且危險的思考，因為人類的價值理想事實上不只一個，而這些價值理想之間，未必能用同樣的標準加以比較，甚至還會互相衝突對抗。[1] 伯林的洞見來自他對馬基維利（Machiavelli）、維柯（Vico）與赫德（Herder）等思想家的研究，據他的說法，馬基維利最早看出了「基督教的道德」與「世俗的道德」分屬兩種不同的生活秩序，兩者各有理據，但無法並容。維柯與赫德則是點出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各自有其價值，我們必須從其價值觀點觀察，才能真正瞭解其規範體系或美學標準。伯林歸納他們的論點，進一步由「文化多元主義」發展出「價值多元主義」的立場。他說：「我們必須瞭解生命事實上可以承載多元紛雜的價值，這些價值同樣真實、同樣絕對、同樣客觀，因此無法以某種永恆不變的等級體系加以排序、或根據某種絕對標準加以評判。……這些價值之間，有的會與其他價值互不相容，因為它們或者由不同社會、在不同時代所追求；或者在同一個社會中，由不同群體所追求。它們可能是整個階級、教會、或種族所追求的理想；也可能在同一個階級（教會、種族）之中，為不同的個體所信仰」。[2]

三、  理性溝通的預設與理想

    鄂蘭雖然替公共領域的特性做了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但是公共領域與理性溝通的關係仍然不十分明確。鄂蘭一方面認為公共領域是由言說（speech）或言行（speech-act）所構成，而言說當然與理性有密切關係；但是另方面她也拒絕讓哲學家的絕對真理取代意見，成為公共事務的判準。因此，公共領域究竟可以容許或預設多少理性，仍然有待深入探究。在這個問題上，哈伯瑪斯所主張的「對話倫理」適足以提供進一步思考的起點。

    哈伯瑪斯事實上深受鄂蘭政治思想的影響。譬如說，哈伯瑪斯早期的作品《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基本上繼承了鄂蘭對古希臘時代公私領域區分的研究，以及她對近代「社會」領域興起的瞭解，但是他也跳出了鄂蘭的思想史架構，而試圖給予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一個歷史社會學式的分析。[1] 又譬如說，在哈伯瑪斯評論鄂蘭「權力」概念的文章中，他一方面推崇鄂蘭開展了一種以溝通為取向的權力概念（communications concept of power），比韋伯（M. Weber）和帕森思（T. Parsons）的定義可取；另方面也批評鄂蘭的權力觀念只關注於政治權力產生的問題，而忽略權力的行使、爭奪與保持，從而窄化了權力的內涵。[2] 哈伯瑪斯本人倒是由於鄂蘭「溝通權力」概念的啟示，而逐漸發展出一套關於「對話倫理」（discourse ethics）與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理論。

http://www.phil.ccu.edu.tw/chinese/lecture/doc/public.doc

公共領域中理性溝通的可能性*

 

http://www.gio.gov.tw/info/2002html/91report/content/c.htm
大陸網路論壇實踐公共領域的機會與限制

全球化下華人跨國公共領域的形成：印尼風暴後全球華人網路動員的意涵
龔宜君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博士後學者

參考書目

王敬軒（假名）

　　三、孔恩--隱喻的越位？Kuhn--A Metaphoric Transposition？

I take metaphor to be essentially a higher-level version of the process

告別式已結束：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嗎？--紀念孔恩
朱元鴻

歐洲聯盟人權外交的堅實基礎─人權保障原則
邱晃泉
人民的歐洲

《歐洲人權公約》中的平等與非歧視原則

 

國際公共管理的新趨勢：全球治理◎王樂夫編輯
摘要：全球化發展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全球性問題的與日俱增與現有政治實體治理能力的相對滯後之間矛盾的凸顯，它給公共管理增添了新的內容並提出了新的挑戰。全球治理反映了國際公共管理的新趨勢。全球治理與國際規制既相聯繫又有區別。全球治理問題中最為嚴重的是「民主的赤字」問題。
一、公共管理與全球公共事務

市場、國家與全球治理機制的重新磨合◎朱雲漢 [中國時報920512]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從東亞金融危機、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戰爭，到眼前的ＳＡＲＳ危機，這一連串震撼人類社會、打擊全球經濟、嚴重打亂我們生活秩序的事件呢？這些事件跟我們所熟習的九十年代歷史前進步調格格不入，它們的出現揭露了當前人類社會主流發展模式所隱藏的巨大風險，也適時提醒我們，市場、國家機構與全球治理機制，這三個支配我們社會生活的重要環節，目前仍處於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磨合階段。必須經過一連串的刻骨銘心的歷史教訓，才能讓世人願意重新檢視九十年代奉為金科玉律的簡單信條，以及擺脫這個信條的遮蔽，開始正視所有國家普遍面臨的風險暴露升高而風險管理機能嚴重落後的問題。
90年代瀰漫經濟自由主義

全球化下政府的治理新貌◎內政組特約研究員曹俊漢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個普世的浪潮，不但經濟講全球化、政治講全球化、文化更講全球化。全球化為人類的聯繫與往來達到歷史的高峰。在全球化的場景下，國家的主權觀濃縮了，疆域的分界線模糊了，思想的衝突性淡化了。因之全球化的願景是為人類帶來真正的和平與繁榮。我們從近日的羅馬會議，看到了東西方的冷戰的架構徹頭徹尾的解體，昔日北大西洋公約的敵人俄國，居然成為羅馬會議的座上貴賓。此外，一百四十四個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貿易矛盾與糾紛，似乎也在日內瓦世貿總部找到了調和之道。
全球化普世浪潮

民族主義、公民國家和全球治理◎博客中國(Blogchina.com)原始出處：《世紀中國》
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一直在「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範圍內展開，多種民族主義思潮和話語雖然有時提及「全球化」，但並沒有真正進入全球化視野。在國際關係中思考的中國民族主義所提及的「全球化」實際上往往只是「普遍化」、「自由化」和「西方化」這三種說法的代用詞，著重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對全世界的宰製。這種民族主義的所謂「全球化研究」也就僅限於對西方普遍化和自由化等等的「理論批判」。這種批判往往只是重複過去幾十年的現代性和後現代批判的已有結論。這種批判，用全球化理論的長期研究者斯考爾特(Jan Aart Scholte)的話來說，使得「全球化」成為一個了無新意的「冗贅概念」。以國際關係來看全球化，最容易把與中國有關的全球化局限於「中美」、「中日」、「中西」這種少數國家間關係。這樣理解全球化，會嚴重忽視全球超國際關係最具本質意義的三個特徵，那就是全球化所形成的超國家關係、超國家疆域新社會空間和全球性新公民政治主體。
只有涉及了當今世界的社會性空間和政治行動主體的變化，全球化這一概念才會具有實質性的全球政治意義。值得特別強調的是，這個全球化所涉及的「空間」，不只是物理性的，而更是社會性的。正如斯考爾特所指出的那樣:「說到底，空間是社會關係的一個主要方面。地理和文化、生態、政治、心理一樣，是社會生活的決定因素之一。社會生活的空間輪廓對社會中的生產性質、治理、認同和群體等方面都有很大影響，反過來，這些方面對社會生活的空間輪廓也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沙漠的遊牧民族，山區的鄉民，島嶼上以水為家的駐民，他們的生活區別就主要是由生活地區的區別所造成。空間與社會關係的其他主要決定因素緊緊地相互聯繫，相互構成。一旦社會地圖發生變化，那麼文化、生態、經濟、政治和社會心理也會發生相應的轉變。」國際關係，包括與它密切相關的「普遍化」、「自由化」和「西方化」概念都是與疆域性民族國家這個社會空間聯繫在一起的。國家關係與全球化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是疆域性地理，而後者則是超疆域性的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