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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式已結束：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嗎？--紀念孔恩
朱元鴻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孔恩（Thomas S. Kuhn）於一九九六年六月去世。《科學革命之結構》是訃告裡說明孔恩對當代思想影響廣泛的代表著作。對於社會學而言，至少就七、八年代養成的這個世代，這部著作應是熟悉的背景。翻閱當前（九年代中）的社會學刊物，孔恩仍然不時出現於註腳中，然而所參考的，幾無例外，限於孔恩的兩部著作：《科學革命之結構》第二版（1970）以及收錄在《必要之張力》（The Essential Tension, 1977）裡的論文。換句話說，孔恩與社會學的相干，似乎停格在七年代。孔恩於八年代乃至九年代初所發表的「後期」著作，在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專業領域之外，並未受到有如《科學革命之結構》那般廣泛的注意。社會學界則幾乎全然漠視了孔恩的後期著作。
在這篇紀念性論文的前三節，我試圖回顧孔恩的「後期」著作，並且以當代的一些思想脈絡，特別是後結構、詮釋學與語藝學的觀點，作為參照討論的背景。我選擇以三個連貫的主題作為切面：專有名詞的解構，分類結構的鬥爭，以及隱喻的越位。這些討論，目的不在於單純或周延的介紹，而是藉著閱讀/演作來探索孔恩後期著作與社會學之間可能的相干與侷限，特別是關於知識論與科學地位的認知。最後在第四節，討論孔恩「成熟科學」的歷史/神話敘事，解析社會學服膺於孔恩「成熟科學」的共量尺度，對學科知識而言，可能是個具有保守專斷效果的命名/分類/隱喻結構。
一、孔恩--專有名詞？Thomas S. Kuhn--A Proper Name?
In order to know what goes on in the name and
the thing, one has to get busy with one's own . . .
--Jacques Derrida, From Signsponge
The referent of the name Caesar is not a completely
describable essence, even with Caesar dead.
--Jean-Franois Lyotard, The Differend no.88
有那麼一位真正的孔恩嗎？
作為一篇紀念孔恩的文章，這般發問未免荒誕。容我緊接上唯名論的辯問：縱令孔恩可以被當作一位曾經存在於世界的真實個體，我們畢竟將他以不同的方式區劃歸屬於不同的類別、集合、或概稱。我們對孔恩的描述，預設了這樣的類別與分類。而這也就是所謂典範轉換所轉換的：科學家以之工作的類別世界（the world of kinds）。
或許我們真該問個徹底，孔恩，我們紀念的人物，《科學革命之結構》的作者，這個名稱的指涉，如何能被當作個體？孔恩，這樣一個專有名詞（proper name：正當/固有/獨特/專有的名，有別於通稱common name或類別名kind-term）指涉什麼？如何被確切界定？孔恩在〈科學裡的隱喻〉（1993a）文中，以討論「專有名詞」質疑傳統經驗論以定義或判準來固定指涉（reference fixing）的困難。我們也可以用他的方式來推問：為什麼「《科學革命之結構》的作者」會是界定孔恩的必要描述，為什麼〈科學裡的隱喻〉的作者，或某位友人舉說的生活軼事就相對的是偶遇的（contingent）描述？選擇界定專有名詞的描述是任意的。而這個困難，無論以限定描述特徵或增列描述特徵都無法解決。因此，專有名詞無法具有定義（definitions），也無法繫屬於特定描述（definite descriptions, 參見本文附記）。
孔恩認為魁奇（S. Kripke）與普特南（H. Putnam）的「指稱起因論」（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較之於傳統經驗論更為優越。但孔恩藉「指稱起因論」來討論專有名詞只是個楔子，引入他關心的自然類別的命名，例如鳥（或燕）、金屬（或銅）、熱、電。自然類別名與專有名詞一樣，都藉著舉實例（ostension）而固定指涉，而且，類別名的運用未必符合任何表列的必要判準，列舉實例的結果也不會產生所謂的定義。同樣的，類別的描述特徵裡，哪些是根本的、重要的，哪些是偶然的、表面的、不重要的，也沒有任何獨立於理論或獨立於脈絡的判分方式。1
然而孔恩認為，自然類別名的性質比專有名詞更為複雜：通常舉一個實例就足以確立專有名詞的指涉，例如見過孔恩的人，如果記憶不錯，幾年後仍認得出他；2但是要將「電荷」這一名詞正確的用在雷電與電毯的加熱，就需要較繁複的實例舉說。而且，自然類別名的學習預設了分類結構的學習，我們並非僅接觸過鴨子就能識別「鴨」，熟悉「鵝」或「雁」對學習「鴨」這個類別名也是重要的。也就是說，類別名的學習，不僅要接觸類別內各樣的成員，還必須接觸其它類別的成員-尤其是易於混淆的類別。3此外，專有名詞的不同應用，可以憑生涯線索（career line, life-line, 參見本文附記）來查核是否正確，然而自然類別名沒有足以查核的生涯線索（Kuhn 1993a:525）。孔恩說：「除了專有名詞，我懷疑『起因論』可以精確的用於任何一組名詞」（1989:25; 1990:309）。於是他對「指稱起因論」應用於自然類別名的觀點展開具體的批評，尤其是指出了在理論變遷或科學革命之後類別名保持意義不變的種種困難，然而同時，專有名詞成為孔恩批評所容許的例外，一個被輕輕拋開（或遺失）的問題。
以「更為複雜」來強調自然類別名的問題重要，孔恩畢竟是個「自然」科學史學者。相對簡單地看待「專有名詞」，也許就輕略過了專有名詞與自然類別名乃至社會類別名的牽扯與關連。
什麼樣的生涯線索足以查核專有名詞的正確應用？著作：全集？生平：傳記？如果著作全集與生平傳記可以是如同碑石一般的物件，或許孔恩之名可以如同他的軀體般安息了。然而全集或傳記會不會以孔恩之名，孳生誤讀、播散不正當的、不屬於孔恩的見解？而又由誰來查核？又如何制裁？
1至此，孔恩大致同意「指稱起因論」，但與Boyd的觀點有所商榷。Boyd認為一個類別若是脈絡依賴的（context-dependent）便是「非客觀的」（'un'objective），孔恩則認為如此「客觀」所必要的「脈絡獨立」本身不得不仍是依賴特定脈絡的（Kuhn 1993a:542, fn.1）。類別描述特徵的根本或偶然、重要或瑣碎、膚淺，隨理論與脈絡而改變，維根斯坦對這種「科學定義的不定」有生動的表達："The fluctuation of scientific definitions: what today counts as an observed concomitant (Begleiterscheinung) of a phenomenon will tomorrow be used to define it." (PhI: 79)
2從這個輕鬆的例子，也窺出孔恩輕略專有名詞的態度。「記憶」這個問題意識，即令是被視為傳統經驗論的羅素也曾在「確信的程度」（Degrees of Certainty）為題的專章中企圖討論（Russell 1984:167-178）。
3鴨、鵝、雁問題的討論見孔恩的 "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 （1977:293-319）。
孔恩在為Paul Hoyningen-Huene, Reconstructing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omas S.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一書作序時有兩句頗堪玩味的表達：
對於一些人我向來是不太有耐性的，那些人--在我看來還真不少--總是從我的著作中抽取一些根本不屬於我著作的想法，有些還是我所反感的想法（Kuhn 1993c:p.xi）。
然而僅僅在一個段落之後，孔恩讚許Hoyningen-Huene：
沒有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內，能夠對我的思想的發展與性質，作出如此可靠的表述（p.xi）。
兩句話對比之下，我們當然感受到孔恩的〈序言〉熱烈推薦這本書的用心，然而也不免覺察孔恩這位查核者的制裁力有限，除了不耐煩酬答之外，只有任令「誤用」蔓生。孔恩生前尚且如此，咱們這場以紀念孔恩為名的研討會，借孔恩之名的論文，既沒有機會受到授權，也不知如何，或由誰，來查核我們表述的孔恩是否「正確的」（proper）「屬於」（properties）孔恩。當然我們無須為此赧顏，像這般以孔恩之名播散的活動與文字，在他生前就真還不少，有幸獲得他回應的非常有限，其人逝世之後，以其名播散的活動與文字，更少了這麼一位原就不甚有制裁力的查核者。
他死了--一項不足道的證據，但想來真難以置信，其名的精靈依然活躍，令我們忘了他已死這件事實（Derrida 1988:7）。
其名的精靈，早在其人生前就已罔顧其人地活躍著。而就像孔恩用康德與達爾文之名來標示自己的後期思想，4孔恩的「未亡名」或許也將有其政治未來，而誰又將如何為何許的政治未來署名？蓋上確認同一的簽印？這個狀況的反面也有待考慮：設若本來屬於孔恩專有名詞的固有屬性（proper: properties），概念或理論，改了名，或以忘名、匿名、冒名、偽名而播散呢？
當專有名詞指示（indicate）其固有屬性時，同時也就劃分、區隔、限定、禁制、排除。無論專有名詞所指涉的是軀體（body）、是自我（self）、還是思想（ideas），專有名詞之正當（proper）也同時指涉了不當/不恭/不潔/髒/穢（improper/unclean/dirty/abject）。專有名詞是識別（identification）的過程--藉著劃界，區別界內/界外、屬/非屬，在排除中確立主體。排泄物，屎尿、嘔吐，從我體內排出，成為體外的客體。直到，我成為屍體，我不再排出，我被排出，我的形界成為客體，分解腐化之時，污穢不潔，直到消失形界，復歸為不具認同的泥土。在社會與思想的層次，也莫非如此。
髒、不潔（dirt, impurity）是建立界線與秩序的結果。泥土不髒，會弄髒客廳的磁磚；貼身內衣不髒，出現在宴席桌上就髒；酒瓶不髒，散落在教堂台階上就髒。同樣的，汪精衛、赫魯曉夫、尼克森，這些專有名詞在舞台燈光之下的效果--漢奸、走資、騙徒--無非是社會分類的劃界力量。髒與不潔，是踰越界線的事物（matter out of place）。5世間本無污穢，專有名詞與正當事物（proper name, proper thing）造成污穢：那些觸犯了認同、體系、秩序，不遵從界線、立場、規則的事物。我們瞭解什麼令孔恩感到反胃：在孔恩著作中讀出不屬於孔恩的想法（improper: impure, dirty）。
4 Kuhn 在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一文中表述其後期觀點，自稱為 "a sort of post-Darwinian Kantianism." （1991:12）
5這個主題，特別見Douglas（1966），以及Kristeva（1982:1-31）所討論的 "abjection"。以dirty解構proper，見Derrida, "From Singsponge" （1992:352*-357）。
然而生平傳記，比起可能蒙受不潔的著作，會是孔恩之名更為忠實可靠的生涯線索嗎？我們知道，由陌生人撰寫的傳記是個活躍的文類。若由未曾見過孔恩的後人撰寫，即使我們不懷疑立傳者的嚴謹態度與專業能力，至少不再能憑藉孔恩強調的實例舉說（ostension）來固定「孔恩」的指涉，而必須完全依賴文字或他人的描述。再設想一位與孔恩極為熟識親近的立傳者，即令我們毫不懷疑其善意與忠誠，Goffman式的問題意識至少令我們考慮「孔恩」這個指涉作為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y）或作為自我認同（self-identity）所呈現的識框（frames）、頻道（channels）與種種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秘密，是生涯線索的另一個問題：一個生涯線索的呈現與確認，會不會是其它生涯線索的刪除或塗銷？而我們所信任於立傳者的專業能力、善意與忠誠，在生涯線索的「編輯」工作裡，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以一個經典的例子來說明可能的狀況。馬林諾斯基一份私存的田野日誌，由遺孀與近友考慮後決意出版（Malinowski 1989 [1967]），不僅被視為一項背叛、出賣、洩密、侵犯隱私的出版醜聞，也衝擊了人類學的形象而成為學科醜聞。首版廿多年來，《日誌》所暴露這位人類學大師的「弱點」，不斷受到仔細的檢視：對土著的惡感、時而爆發的脾氣、工作的偏執、情慾的誘惑與掙扎、焦慮自責、沮喪、厭倦、對文明世界的渴望想念…。6《日誌》與馬林諾斯基的科學著作Argonauts是源出於相同田野經驗的文本，形成戲劇化的深刻對比：在Argonauts裡呈現的科學事實、權威的觀察者、包容瞭解、冷靜客觀、嚴謹、寬大的作者，在《日誌》裡是看不到的；而《日誌》裡對土著的入情、慾望、嫌惡、種種模稜的情緒，也是在Argonauts裡看不到的。
6 B.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所引起的討論文獻極多，初版後廿年中的反響簡述可見於第二版Raymond Firth的序言。
若真實世界裡某個專有名詞指涉的一些生涯線索可以被埋藏、深鎖或銷毀，而且其出現將塗改或摧毀另一些生涯線索，那麼專有名詞據以固定指涉的生涯線索，還能僅是假定事後可以回溯確認的因果鍊索嗎？在矛盾衝突的生涯線索中，無處不在的「政治編輯」，具有什麼邏輯地位？馬林諾斯基那份私存的日誌，什麼時候才算是生涯線索？什麼時候才進入「起因論」那邏輯上必然的因果鍊索？若一項被指責為背叛出賣而出版的的日誌，不但改寫馬林諾斯基這個專有名詞的指涉意義，也引起學科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反省與變遷，因而改寫「人類學者」這個類別名的屬性，那麼我們可以設想，孔恩或許也有些無意發表的札記，或是有意塗銷的文本，若經發表，同樣可能對孔恩其名造成孔恩其人料想不到的深遠影響？而它們算或不算、何時才算是孔恩的生涯線索？若生涯線索在真實世界的「政治編輯」仍然是「起因論」不曾設想的黑暗大陸，那麼說名詞的指涉「由世界來固定」（fixed by the world, Putnam 1983:71）也只不過是個堂皇的口號。至少，我們遭遇的迷離世界，不會是邏輯學者假想的朗朗乾坤。
背叛的顧忌、醜聞的危險、不忠的引述、不恭的閱讀、混淆、模糊，專有名詞的禁制早已預設了語言社會的分類與差異的體系。沒有這樣的分類與差異體系，就沒有排除沒有禁制也沒有踰越，專有名詞也將一無作用。7孔恩輕易的略過專有名詞的複雜性，認為不如他所重視的類別名那樣牽涉複雜的分類結構，也因為相對於類別名，專有名詞被認為是指涉獨特的、專有的（proper: simple, single, singular）。
7 評審之一指出分析哲學如Kripke等討論的專有名詞通常以小人物為例，不同於Derrida等人以powerful names為例，重點在於pick out the entity referred to, 而非exclude others。我的回答分為兩個層次。第一，評審的印象並不確實，從羅素到魁奇，分析哲學論專有名詞不斷地用powerful names為例說：蘇格拉底、亞理士多德、凱撒、拿破崙、尼克森…（略見本文附記）。而德希達論專有名詞的例說亦不擇大小，更有取自文學或神話者如羅密歐與茱麗葉、巴別爾塔 …。事實上就連「孔恩」這麼個專有名詞是 "powerful name"還是「普通人物」的判分都並非指稱者所能單純決定，而包含了許多語用的社會賦予。第二，評審正確的指出分析哲學的用例重點在能 "pick out the entity referred to"，而非 "exclusion"。而本節企圖指出這正是分析哲學討論專有名詞的侷限。因為挑揀（pick out）與排除（exclusion）並非僅如評審認為的，「分別是」分析哲學與解構用例的「不同重點」：挑揀的過程，就是排除的過程，挑揀的判準，就是排除的判準。這個問題特別有其社會學敏感度，孔恩沿用分析哲學的脈絡，確實相較單純的略過了這個層次。
然而如德希達所言（Derrida 1976:109）：專有名詞從來就不是「一個專有的名稱，保留來呈現一個獨特的存有」--這般簡單明瞭、容易識別的專有名詞，無非已經是個神話，是我們語言中所需要的神話、圖像與譬喻。8凱撒、羅密歐、諸葛亮，羅馬、奧雪維茲、乃至Thomas Moore的 "Utopia"，不僅唯有在分類與差異體系之中才有專有名詞的作用，更可具有分類人物與事物的作用，可以就是分類的族名，或類別名（kind-terms）。而且，專有名詞所具有的分類作用不限於認知既存的世界，更具有規範性的力量，以及召喚主體出現的效果。
孔恩論專有名詞沿襲了分析哲學的脈絡。然而我們若留意分析哲學的兩個重要歧出：後期維根斯坦對於語言戲局與奧斯丁（J. L. Austin）對於語言演作的強調，不難覺察專有名詞一如動詞與副詞，可以有極廣的語用，而不限於詞彙與客體的單義對應或語句的真偽判斷。專有名詞可以編故事、譜歌謠、作戲、猜謎、逗笑，可以是請求、感謝、咒罵、讚頌…。若後期孔恩所致力的語彙結構解析不限於邏輯、物理甚至自然科學史，且還企圖包括社會類別以及語用（見下節），那麼，分析哲學論專有名詞的脈絡，顯然甚為侷限。而解構這個孔恩所沿襲的脈絡，無非開啟並帶入社會語用層次的必要思考。
於是，我們可以問：
是否他的專有名詞真是他的名，又真的正當/固有/獨特/專有？
8 Derrida在 "Des Tours de Babel"（1991）中說明何以「用」專有名詞，無可避免地已經就是「解構」：專有名詞永遠需要轉譯，卻又不可能（充分而妥當的）轉譯。專有名詞不可避免地被重複使用，卻又不可能經重複使用而承繼其結構不變。當專有名詞意指（means）的同時也播撒混淆（之因）。專有名詞的意義，是個「有毒的禮物」（Gift-gift, 第一個Gift是德文名詞「毒」用為形容詞, 藉以解說 "the possibility of a giving that is not also a taking back" 的問題，見Derrida "At This Very Moment in This Work Here I Am," 1991:408*-411）。用專有名詞，就是作不得不而又不可能的轉譯，也就是解構。Derrida論"Proper names"還見諸 "From Singsponge"（1992:344*-369），"Aphorism Countertime"（1992:411-433），Of Grammatology（1976），"Otobiographies: The Teaching of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roper Name"（1985）
（Whether his proper name is truly his name and truly proper?9）
或許，「孔恩」就是個社會類別，不僅劃分了既存的集合體，也可能或已經殖生另個世界？10
二、孔恩--分類結構的鬥爭？Kuhn--A battle of taxonomy?
I need a notion of 'kinds', including social kinds, that will
populate the world as well as divide up a preexisting population.
--Thomas S. Kuhn, "Afterwords" in World Changes
One cannot establish a science of classifications without
establishing a science of the struggle over classifications
and withou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osition occupied, in
this struggle for the power of knowledge, for power through
knowledge, for the monopoly of legitimate symbolic violence,
by each of the agents or groups of agents involved in it . . . .
--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9 Derrida, "From Singsponge"（1992:347），全篇藉引伸 "name" 與 "proper" 而演作。
10評審之一抱怨本句難懂：「孔恩本人，不可能是社會類別，也不可能劃分既存的集合體，也那有可能殖生另個世界？」我只能請求讀者留意此句作為承轉第一、二節的關鍵。第一節第一句就已將「孔恩本人」置入問號，全節以解構這項確信來討論專有名詞，第二節則循孔恩宣稱的企圖：「一個包括社會類別的類別理論，不僅劃分既存的集合體，也可以殖生一個世界」討論類別詞彙的結構解析。評審另抱怨專有名詞一節的論辯「似是『白馬非馬』之說法，頗感其嘵嘵然，是否解構主義者特別會這種玩弄詞句之工作…?」我只能再度訴請讀者的耐心與細心。「玩弄詞句」之類對所謂解構主義的批評甚囂於今。或許對任何不熟悉的思想方式，我們都易感覺其嘵嘵然。分析哲學論專有名詞的邏輯學傳統「白馬非馬」、「玩弄詞句」之甚不下於所謂解構主義（略見本文附記），然而就熟悉其論辯的讀者而言，卻各自是一套嚴格的思考方式。因此嘵嘵然之感，未必全屬論辯書寫 "style" 之咎，亦牽涉閱讀悟性的 "style"。「白馬非馬」習為負面之譴，當然厚誣了名學傳統，卻也意外點出本節題旨「專有名詞」與名學的基本關聯。
專有名詞的鬥爭（the battle of proper names）
專有名詞的政略（the politics of the proper name）
德希達解構專有名詞的演作，常用這兩項看似簡單寓意複雜的標題。「通稱」與「專有名詞」的單純界分既然因解構而成為疑問，鬥爭與政略，同樣也可能是類別名--包括社會類別與自然類別--以及分類結構的構作條件。我們將以此考量孔恩的後期工作。在這一節中，我試圖列舉幾種歸類後期孔恩的類別：後分析哲學，詮釋論，與孔恩所謂的後達爾文康德主義。
後分析的孔恩（Post-Analytic Kuhn）
在《世界改變》的〈後語〉（Kuhn 1993b），孔恩說明，遭遇「不可共量性」論題，是他形成《科學革命之結構》的第一步。卅多年來，此一主題不僅是他持續關注的核心問題，近年更越發專注於「不可共量性」概念的理解與精鍊，並且自認為已有一系列重要突破。這一系列以〈共量性、比較性、溝通性〉（1983, "Commensurability, Comparability, Communicability，下文簡稱 CCC）為起始，11試圖以分類學（taxonomy）概念釐清「不可共量性」。在〈後語〉中，孔恩藉著回應Hacking的批評，提示了他努力的方向：「尋求類別與類別名的普遍特徵是必要的…我需要一個包括社會類別的類別理論，不僅劃分既存的集合體，也可以殖生一個世界」（1993b:315-6）。這些後續工作有些尚未發表，或許未必得以完成。孔恩的這項發展受到一些同行--科哲學者的應用、批評與展延。12但是並未如《科學革命之結構》那樣引起社會科學或社會學界的熱中。我將在本文稍後分析：晚近社會學對於孔恩的引述，仍多是儀式性的以《科學革命之結構》中的概念或簡化的敘事情節，來投射學科的危機與統合。然而另外可能的原因，我認為，孔恩後期發展的問題脈絡，仍太過侷限於「回應」一些（後）分析哲學的辯論議題：例如「意義不變」（meaning invariance） --意義與語彙是否能在理論的根本變遷之後保持不變；或實在論問題（the problem of realism）--是否有獨立於語句網絡之外的事物，其指稱能經歷語彙圖式的變遷而存在。我試圖說明，在這樣的論辯脈絡中，不可共量論題的呈現與解析--語彙結構或分類範疇--仍然非常侷限，並未能相干於社會學所遭遇的複雜狀況。
11 H. Sankey（1994）將孔恩的「不可共量性」論題分為早中晚三個發展階段，以此文為晚期的開始。傅大為（1995）也以此文為進入「後《結構》」階段，《結構》指的是《科學革命之結構》。
12 Jed Z. Buchwald（1992），Ian Hacking（1993），Daiwie Fu（1995.
分析哲學的根本預設，Arthur Danto（1980）指出，在於我們可以進行所謂「概念的分析」，因而區別出首要論述與次級論述，並且預設了首要論述與「世界」之間的再現關係，也就是認為可以找到一些根本的概念，或一些具有優位的再現核心。Danto認為這些預設將經不起持續的檢驗與質疑而趨於瓦解。羅逖（Rorty 1980）也指出，如果不依賴「概念的/經驗的」、「語言的/事實的」、「理論的/實測的」這些二分架構中的至少一組，分析哲學將無法進行。而羅逖也認為這些二分架構漸遭腐蝕。孔恩《科學革命之結構》於1962年發表，其影響不僅如他所宣稱的：「歷史的研究會改變我們此刻對於科學所具有的想像」，「不可共量」論題的發展尤其持續參與了分析哲學根本預設的瓦解與腐蝕。羅逖曾以「前孔恩」（pre-Kuhnian）來標示那些鏽蝕的想法，例如：「可以找到一個共同母體，足以涵蓋所有實際與可能的概念架構」或「可以漸趨精確的再現自然存有」等想法；或是以「孔恩」來簡要標示一些觀念，例如「實測不過是此刻我們所能同意者」13等等。相對於分析哲學企圖在語言中確立永久、普遍，超然於文化與歷史之探究架構的執著，孔恩「不可共量」論題意味著「沒有」這種共量基礎，也因而被視為危及理性的相對主義。在1962年，相對於Car-nap, Nagel, Hempel, Braithwaite等演繹邏輯科學觀所依賴的理想的、意義明確的語言，「不可共量」論題有其基進性。同樣的，對分析哲學的預設--科學理論的指涉可以經歷理論變遷而保存意義：因此理想翻譯是可能的--孔恩的論題仍有其基進性。
13 "'Observation' is just a matter of what we can agree on these days" （Rorty 1979:227）。羅逖擅長於簡單扼要的表達，例如 "What we can agree on these days" 中的 "we" 表徵了 "community, the social", "agree on" 表徵了 "consensus, paradigm", "these days" 表徵了 "temporality, historicity"，都是複雜的問題意識。
Davidson（1974），Kitcher（1978），Putnam（1981）對於孔恩「不可共量」論題的批評與駁斥，成為孔恩後期在「回應」中發展此一論題的脈絡。在 CCC一文中，孔恩以「在翻譯中必須保存的到底是什麼」一問，質疑指稱理論所執著的格局：依賴擴充語意的翻譯，以語句真值（truth-value）的保存或指涉意義的保存作為適切翻譯的判準。孔恩認為不能僅在於語句或個別指稱/意義的層次尋求語言與世界的對應，一個文化或語言社群中的成員並非以個別詞彙或語句描述世界，而是在對比與關係中掌握整組的詞彙。個別的指稱詞彙只是語彙網絡的一個結點，語言社群的成員所共有的，是語彙結構的同構性（homology of lexical structure）。不同的語言以不同的結構描述世界，結構如何不同，世界也就如何不同。在翻譯中必須保存的是這種同構性，若語彙結構或分類範疇無法保存，翻譯也就不可能。
孔恩後期（1983, 1987, 1989, 1990, 1991）相當一致的以這種「不可翻譯」，「無共通語言」，來闡釋「不可共量」。依孔恩看法，這種結構式的不可共量有可能「局部地」發生於兩組語彙分類不同的區域，也就是當「不重疊條件」、「類別標籤條件」以及「層級關係」出現差異的時候。這時，社群之間相互的瞭解並非不可能，一個社群的成員可以學習另一個社群的分類結構，就像史學與人類學者瞭解異代/異鄉文本的方式，然而這般學習瞭解的過程，其結果是雙語人（bilinguals）而非翻譯者（translators）。而雙語人始終必須記得他所用的語言是哪個社群的分類結構，錯置的結果仍然會造成溝通的困局（1991:4-5）。
孔恩以較長篇幅對「燃素」與「水」的技術性討論，分別批評了Kitcher的「指稱外延論」（extensionalist theory of reference）（1983）與Putnam, Kripke的「指稱起因論」（1989）。本文無意深入這些技術性討論，14但是有興趣指出，在這樣回應/批評的脈絡下，以「語彙結構」發展「不可共量性」的解析，孔恩既參與了推向「後」分析哲學的一些論辯議題，15也使得「後」分析哲學的脈絡，成為後期孔恩的一個主要「匿棲」（niche）：在批評/回應的過程裡，孔恩與這個環境中的其他生物/屬員（creatures），以及這個環境本身，相互調適、共同演化。
「匿棲」是否就是「世界」（worlds）？孔恩說，看你怎麼看：從局外觀點，我們見到其它生物在互動中共同棲息活動的「匿棲」；從局內觀點，生物學而言，一群生物因棲息活動其間而構成的「匿棲」，就是他們的世界。概念上而言，世界，就是我們對於我們的匿棲（活動範圍）的表徵：也就是我們以持續互動而與其它成員共處於一個社群的所在（Kuhn 1991:11）。從外部觀點，孔恩與英美分析哲學互動的活動範圍，也成為他重要的思想界限。
詮釋論的孔恩（Hermeneutic Kuhn）
指導學生閱讀歷史文本的時候，孔恩提出一項原則：
當閱讀一位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時，首先注意文本中那些顯得荒謬難解之處，並且問問自己，一個有理智的人如何寫出那樣的東西。當你找到答案，也就是讀懂那些段落的時候，你會發現，那些原先你認為已理解的重要段落，意義也都改變了。（Kuhn 1977:xii）
14中文文獻，傅大為（1995）有較詳細的討論。
15後分析哲學的一個概要脈絡介紹，見John Rajchman（1985, "Philosophy in America," in C. West and J. Rajchman (ed.)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孔恩接著首度提及他近來發現的詮釋論，認為那些歷史學者，無論自覺與否，早已在專業訓練之下運用的「詮釋論方法」，對於他自己看待科學的觀點，有直接而重要的影響。稍後，在CCC一文提出「歷史學者作為詮釋者及語言教師」的說法時，孔恩再度提及詮釋論。16儘管孔恩後期所討論的翻譯、詮釋、語言學習，也是詮釋論傳統的核心議題，儘管孔恩強調遭遇古老科學文本中難以理解的困難也正是詮釋論的發問，儘管孔恩意識到在這些問題上必須銜接歐陸與英語哲學傳統（kuhn 1977:xv），然而，除了在序言或註腳這些邊緣文字的提及，孔恩始終不曾實質的討論或深入詮釋論傳統。與分析哲學的脈絡相比，我認為，詮釋論算不上孔恩的匿棲/世界。
孔恩屬於詮釋論，這個故事的一個說法來自羅逖（Rorty 1979），標題大約是：「從知識論到詮釋論」，故事大要是這樣的：
哲學家所扮演的角色，曾經是文化的監督者，就像柏拉圖的哲王，無論其他人們是否自知，哲王知道每個人真正在做什麼，知道他們的共同基礎，因為他知道終極脈絡。這個羅逖稱之為知識論的角色，認為共識的希望在於有共同基礎，或許交談的發言者未必自覺，這個共同基礎將他們統合於理性之中。相對的，是羅逖稱之為詮釋論的角色，有點像在各種言說之間穿梭媒介的蘇格拉底，認為各種學科或言說之間的歧見只能在繼續交談的過程中妥協或超克。詮釋論將各種言說間的關係視為可能交談的分支細流，並不預設一個統合各方發言的規訓母體，然而只要交談繼續，仍可以繼續保有共識的希望。但是這個希望並非企求發現一個假定存在的共同基礎，期待共識，一如期待興奮而豐富的歧見。
對知識論而言，理性溝通就是尋找能將各方言說翻譯為一致的適當詞彙，唯能如此共識方為可能。對詮釋論而言，理性溝通不在於將對方的話語翻譯成自己的語言，而在於樂意撿拾學用對方的語彙。對知識論來說，交談早已隱含了探究審訊。對詮釋論來說，探究也不過是平常交談。知識論認為人們參與交談的相互興趣在於獲致共同的目標：發現真理。詮釋論認為人們各隨生涯軌跡而際遇一堂，連結他們的並非什麼共同基礎，而是交談的文明禮節；相互的興趣，與其說是發現真理，無寧說是繼續交談。
16 Kuhn（1983:676-677, n.11）在註腳中提到他所想的詮釋論是 Taylor（1977）與Apel（1977）所介紹的詮釋論。這確實是非常介紹性的接觸。
在這個「從知識論到詮釋論」的故事裡，羅逖以流暢的風格，編織了一系列「詮釋論」的主角英雄：威廉詹姆士、杜威、後期維根斯坦…然而領銜的是孔恩與迦德瑪。我們能夠瞭解羅逖的政略眼光，他所批評的知識論，就是追求普遍共量，企圖以普遍共量的基礎解決歧見、保障共識、界定理性（也因此審訊錯誤、偏差與異端的言說）。而孔恩的「不可共量性」論題，就如後期維根斯坦一樣的挑戰了知識論。但孔恩的方式更為具體而新鮮，因為自從啟蒙運動以來，自然科學就被視為知識的典範，而孔恩從自然科學的歷史援取教訓，指出自然科學中的爭論與一般交談中的爭論並非那麼不同，並且質疑科學哲學是否能夠為科學理論的爭議/抉擇建立普遍程序判準。
羅逖認為孔恩為穿透知識論專斷提供了論辯的軍火庫。然而羅逖對於孔恩詮釋論的基進程度並非毫無保留，他懷疑孔恩仍然殘留了不必要的知識論企圖。例如，「沒有超然的實測語言」或「活在不同的世界」之類的宣稱，在他看來都屬多餘的蛇足。認為科學家對於實測的詮釋可能形諸兩方接受（在此意義下「超然」neutral）的語言，也是無害的論點，指出訴諸這樣的語言無益於解決科學理論的爭議/抉擇就夠了，無需為了反對傳統知識論典範進而發展一個另類知識論方案。羅逖更親近於迦德瑪的觀點：詮釋論根本無關於獲致真理的方法問題。西方知識論所企求的知識，只是「已證立的真信」（justified true beliefs），也就是不再需要交談辯護的信仰。而詮釋論思考的目的不在於知識，不在於發現事實，而在（與他人、古籍或異文化的）交談而自我養成（Bildung）。
不僅孔恩自己表達與詮釋論的親和，不僅羅逖提示孔恩與詮釋論的相屬，迦德瑪也注意到孔恩的詮釋論面向：除了批評科學進步的線性觀之外，也以較廣的語言實踐關係取代科學語言單義明確的論點（Gadamer 1983:164）。然而，孔恩與詮釋論之間的親善，我認為畢竟是淺層的攀附。問題不僅在羅逖所懷疑的殘餘知識論企圖。孔恩與當代詮釋論思想家如迦德瑪與呂刻（Paul Ricoeur）有個重要差別：孔恩並未能如後者，從詩學（Poetics）與語藝學（Rhetorics）的理解深刻地穿透哲學邏輯以及科學語言學的脈絡。因此，孔恩後期所發展的語彙結構/分類範疇的解析路線，與詮釋論的作用方向，並非全無矛盾，而且有潛在的緊張。這將是我下一節討論「隱喻」（metaphor）的重點。
後達爾文康德主義的孔恩（A Kuhn of Post-Darwinian Kantianism）
常態科學-危機-革命-另個常態科學…這個簡潔的革命（敘事）結構是令孔恩在許多學科領域知名的原因之一。然而大多騷動的興趣在於「科學革命的結構」，較少注意「科學革命的敘事結構」。孔恩倒是曾經表示：歷史敘事本來就是非常選擇性的，歷史學者所必須納入的，僅是歷史記錄中影響其敘事精確與言之成理的方面（1993b:323）。若忽略了這些「相干」的事件，有招致批評的風險，然而令這些事件受到真偽判斷與評量的，是敘事結構。
孔恩「科學革命的敘事結構」事實上經歷了一些修正，或轉化，也因而使得「革命」、「典範轉換」、乃至於「活在不同世界」的想像顯得不再是那麼必然地斷裂（discontinuity）。孔恩收回了《科學革命之結構》書中一再使用的心理學比喻：「格式塔轉換」（Gestalt switch），並且解釋：以個體經驗特質描述群體經驗或群體心靈，是個粗糙的「文法錯誤」（grammatical error, 1993a:382）。當孔恩嘗試以語彙/分類結構來解析不可共量性的時候，常態/革命的區別退為邊緣的問題，也拋開了斷裂變遷的中介過程（Kuhn 1989:49）。當孔恩承認「局部的」不可共量性的時候，批評者很快的質問：這麼「尋常」的不可共量性，如何稱得上孔恩高唱的「革命」？算或不算科學革命的判準究竟是什麼（Kitcher 1983）？孔恩以科學史家面對難解的古籍，因為突然領悟其模式而豁然通解的經驗，來說明至少史學家可以「逆時」經驗到兩種結構之間的革命（1983:715）。但是那些往日的科學家，身處於其社群中，順著時代逐漸演變的語彙，所經驗的是「革命」嗎？
在〈《結構》之後〉（"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1991），孔恩企圖以另一套敘事策略來描述科學革命。他援引了Biagioli（1990）所提的「達爾文式隱喻」，並擴展為一套排比科學發展與生物演化的譬喻。這樣的譬喻曾經在《科學革命之結構》書中出現，歷時性的（diachronic）說明科學發展如同生物發展，皆非外在目的論的演化向（evolution towards）而是內因於歷史情境的演化自（evolution from）。現在孔恩要共時性的（synchronic）說明同時代科學專門領域之間的不可共量：當科學發展不再僅是既有分類結構之下增添知識，而牽涉局部分類結構的改變，就發生了孔恩所謂的革命。革命之後，通常（或總是）產生更多知識專化的領域，而且新的分枝極少（或從不）再同化於母學科。新的刊物、新的專業社群、新的實驗室、新的科系…逐漸成為分離的專門領域，衍生出各自獨特的語彙結構，也不再有充分表達的共通語彙。
現在，孔恩說：革命作為科學發展領域分化的結果，很像生物演化的新種形成（speciation）。科學革命的生物學譬喻，不再是他原先認為的突變（mutation）而是新種形成。第二層譬喻：以生物學而言，經生育繁衍而出現的隔絕集合體（isolated population），其成員所集體具現的基因庫（gene pool），使得集合體得以自我繁衍，同時繼續保有其獨特性。以科學發展而言，相互溝通的專化社群，其成員共享一個語彙結構（lexicon），一方面成為評量其研究的基準，同時阻隔與其它群體的充分溝通，以保有其成員的專化獨特性。新種形成的結果造成社群之間溝通的限制，但社群之內的溝通更為豐碩，專化的認知工具也更具效率。反對這種專化的趨勢，企求知識統合的努力，終將徒勞，甚至可能危害知識的成長。
這是孔恩使用達爾文生物演化的比喻方式（tropes）。那麼康德主義呢？孔恩說：就如同康德的「範疇」，語彙結構為可能經驗提供了先決條件。孔恩不同意近年來認為「世界」乃是其屬員編織（invention）或建構（construction）出來的說法，他強調個別成員生於或承繼了一個既存的世界，非能隨其意欲而左右的實在。人們所能改變的不是這個世界而是其中某些面向，即令如此，改變也非能隨意引入，許多方案無法實現，許多企圖則後果出乎意料。那麼，一個隨時代、隨社群不同而改變的世界，能否稱為「真實世界」（the real world）？孔恩反問：有何不可？作為個體與社會生活的環境、舞台，同時又有其外在強制性，還要如何才算真實世界呢？這也就是我們前文討論過的，與其間生物/屬員相互調適、共同演化的「匿棲」。在認知演化的層次，語彙結構的理論同樣的強調了社群比個體更具優位的觀點：唯有置於社群的層次才能充分理解分類結構的作用與機制。
稍微熟悉古典社會學理論的讀者，會發現孔恩這段論點既不難理解，也不很新鮮，因為這段論點有趣的幾乎吻合了後期涂爾幹，尤其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裡知識理論的康德主義修正--時間空間，以及分類層級、因果關係等認知範疇乃源於社會。
然而較晦澀難解的是，這麼個「後達爾文康德主義」對孔恩嘗試知識論的企圖而言有什麼意涵？我們試著讀〈《結構》之後〉的玄奧結語：在所有分化與變遷的過程之下，當然[！]，必定有些永恆、不變、穩定的事物。但是，就如康德的物自身，那是無以名狀、無法描述、無法議論的。康德的不變之源，外在於時空，是我們藉以編織造物與匿棲、「內在」與「外在」世界的全體。唯有區分描述者與被描述物，經驗與描述才有可能，而語彙結構可以不同的方式區分，也因此造成不同卻又非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某些方式更適於某些目的。但是不能以判分真偽而接受或拒斥，也不能認許某個實在的世界以對立於虛構的世界。語彙結構所提供的存有於世界（being-in-the-world）的方式，無關乎真偽判斷。這一段結語的前半也是〈科學裡的隱喻〉的結語，當時孔恩表示他與Boyd都是死不悔改的實在論者（1993a:539），不同的是，孔恩的實在論立場是個不需要物自身的康德主義。至於這一結語的後半段，果然神似迦德瑪的詮釋論立場，將語彙結構置於存有經驗的脈絡，而無關乎判分真偽的知識論問題。然而語調又與文首孔恩言志的一段顯得杆格：
我計畫中的書…討論的議題包括理性、相對主義，特別是實在論與真理。但這些還不是這本書的重點，就篇幅而言，重點還是在「不可共量性」…不可共量性，通常被誤會為對理性評量真理宣稱的威脅，非也。其實，置於一個發展的觀點下，此[不可共量性]正乃補上認知評量所迫切需要的一環，在諸如強綱領的後現代潮流氾濫中，衛護如真理與知識這樣的理念（1991:3-4）。
這一段，證實了羅逖的懷疑：孔恩的知識論企圖。其實類似的表白也曾出現在《世界改變》的〈後語〉，在回應McMullin訴請重視知識論價值的時候，孔恩表示他的企圖是雙重的：
一方面，我企圖辯護科學是認知的，其成果乃關於自然的知識，其評判信仰的判準因而是知識論的。但另一方面，我企圖駁斥任何「科學信仰將相繼趨近真理」的宣稱，也主張在信仰與一個設想為獨立或「外在」世界之間的關係無法成為真理宣稱的主題（1993b:330）。
回絕了羅逖拋棄知識論的籲求，孔恩表明他的工作是知識論的。但是他也否絕了「科學漸趨迫近真理」這個與「不可共量」論題互不相容的觀點。這些不同的任務之間並非沒有潛在的緊張。正如孔恩說的，這是一本書的計畫，而〈《結構》之後〉或〈後語〉都僅做了些粗略的勾勒。「後達爾文康德主義」是否就是那所謂的「一個發展觀點下的不可共量性」論題？若是，也確實十分粗糙，我們還看不出如何能達成孔恩所宣告的企圖，況且夾纏了許多可疑的判斷，例如：肯定專化的發展增進社群內部溝通、強化認知工具，以及企求知識統合的努力終將徒勞，甚至危害知識的成長云云。事實上，這一連串的命題，牽涉了學術社群在歷史情境中複雜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以及倫理與政略的鬥爭，並非以基因庫類比語彙結構的生物學隱喻所能全然理解。
很遺憾的，孔恩僅僅專注於不可共量性的語彙與概念面向，忽略了Biagioli（ 1990）一些在我看來，至少對社會學而言，更有意思的洞見：不同學派之間的溝通道斷（communication breakdowns）可以就是一種非對話的語藝策略（rhetorical strategy of non-dialogue），其中一派不願意對談，因為不願意將其作品置於另一派論述傳統之下受其裁判，然而關鍵與其說在於概念或語彙的不通，不如說在於其他諸如社會/專業認同，或學科層級競爭的政略因素。例如伽利略與亞里士多德學派在「浮力」問題的「不能溝通」牽涉了哲學與數學之間層級與認同的鬥爭；反而言之，不同學科不同典範的學者之間--例如哥白尼典範的喀卜勒與托勒密典範的Magini--也可能長期持續地對話。Biagioli以伽利略為例說明：非對話的語藝策略也可能以對話的體裁出現，但是其目的未必在說服對手達成共識，而是戲謔地將對手編織為專斷可笑的稻草人以供揶揄，作用不在知識論的真偽判斷，而在凝聚社群或其他政略目的。
非對話的語藝策略，在中國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故派或舊學者鬥爭的文獻中，可以找到許多精彩的例子。錢玄同，新文化份子，以王敬軒的假名，模仿古典語法與舊學觀點，以舊文學體裁，在《新青年》（1918，第四卷第三期）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之反響〉，再由其他《新青年》成員撰寫雄辯淋漓的〈駁王敬軒君信之反動〉。最近的「索可事件」（Sokal Affair）無疑是個切題的例子。1996年春夏季號的Social Text，一份文化研究刊物，刊載了一篇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Alan Sokal撰寫的論文〈逾越界線：邁向一種量子重力的變革性詮釋學〉，全文堆砌逢迎文化研究的術語與權威引注，夾雜一些巧構瞎掰的擬科學述句。作者索可稍後在另份刊物上表白該文乃蓄意戲謔的實驗，企圖測試，並因獲接受刊登而成功地暴露了文化研究的科學無知與學術水準低落。經美國媒體的報導與全球網路的傳播，很快的形成「事件」並引發以科學 vs.相對主義（泛及文化研究、後現代、解構、多元文化論、社會建構論、學院左派）為標籤的持續論戰，牽涉問題（除了作者戲謔的動機與Social Text編輯的草率）甚少能以真偽判斷解決，亦未必在於尋求共識的對話，廣及科學與批評之地位、以及政治與倫理立場的鬥爭。17
這些例子可以說明，如果學術溝通的作用並非狹窄地限於知識論的真偽判斷，那麼「不溝通」的理由也就未必限於概念或語彙不通的因素。掌握對手的概念、語彙結構、思維方式與世界觀，反足以更有力的以諧謔方式進行非對話的語藝鬥爭。於是，我們遭遇了不可共量性的複雜性，既超乎知識論概念語彙的向度，也超乎詮釋論「繼續對話」的善意倫理所能解決者。18
17國內報刊對「索可事件」的簡述與評論見李國偉（1997）與傅大為（1997）。事件論戰的文獻彙整請訪網址http://www.blarg.net/~jwalsh/sokal/。這不下百篇的文獻可大約分為幾類。第一類：Sokal引發事件的論文、告白，Social Text編輯（Stanley Aronowitz , Stanley Fish, Bruce Robbins, Andrew Ross）的說明、解釋，與反控，以及Sokal的回應。Social Text編輯們的努力或許能夠贖回一些讀者的同情，但認為對其草率怠忽越描越黑而引起後續嘲弄的回應更多。第二類：媒體的報導與評論，以聳動、醜聞的方式，簡單重複事件的戲劇性與立即衝擊。對Social Text而言，這無疑是造成「媒體事件」的殘酷傳播方式。第三類：上綱為政治立場的爭議。Soical Text為左派刊物，而Sokal自視為左派學者，其左派資歷包括在桑定政權的尼加拉瓜教授數學。因此事件之為「左派鬩牆」的性質成為爭議：Sokal究竟是出賣左派？還是迫使左派清理門戶，排除後現代相對主義的流毒？叛徒/英雄的譴責/喝采，再次展現左派意識型態的活力。而右派評論家如Rush Limbaugh, George Will等當然不忘藉機揶揄一番。第四類，為Sokal-Weinberg上綱的哲學問題--客觀實體的嚴謹科學vs. 社會建構論/解構論的相對主義--試作定位的文獻。比較上數量最少，但細微雋永之處卻點出可能令科學家索可淘氣的自信表情失色變臉的反諷（例見McKenzie Wark, "Physicist Opens Fire in the Science War"; Frederica Mathewes-Green, "Deconstructing the cheshire cat"）。令人期待這類文獻的愉悅是：索可的頑笑還可能作弄到誰？會不會輪到索可陣營裡喝采的科學家們藉此事件而認真上綱的科學信仰？
18李歐塔幾乎與孔恩同時卻在不同脈絡下發展的《歧論》（Lyotard, The Differend 1988 [1983]）我認為是另一種「不可共量性」論題，超脫語彙結構的知識論困局，也不依賴於詮釋論的善意對話倫理。本文限於篇幅無法鋪陳其細微脈絡，期於另文專論。
Biagioli（1990:188）提議將「不可共量性」的解析，從概念他異（conceptual other）的模式擴展為社會他異（social other）模式，點出道德評量與倫理實踐的載荷是不可共量性的潛在徵候。19然而當孔恩持續漠視這些面向，執著地以語彙結構類比基因庫，以科學專化類比生物演化的方式單純地描述「科學革命」，難免令我們想起他是如何收回「格式塔轉換」所類比的「革命」。如果這個心理學的隱喻最終是個「文法錯誤」，那麼我們何以能寄望於同樣單薄的另一組生物學隱喻？
孔恩將不可共量性論題推向一個語彙結構/分類範疇的解析，然而在回應分析哲學指稱理論的脈絡下所成就的，畢竟是個狹窄的單向度結構解析。我不確定這項成就能否有效的照顧到「自然」科學史，我懷疑，一個限於概念認知而不包含倫理實踐與政略鬥爭的結構解析，對社會科學史或社會學而言，可能難以算是相干的突破。我們仍不確知孔恩所企圖的普遍類別理論所宣稱要包括的「社會類別」是什麼想像？坦白說，涂爾幹以集體表徵的分類結構（classification）說明知識與思想範疇源出於社會，韋伯以其《經濟與社會》展示了龐大精微的理念型樹狀分類建構（ideal typical taxonomy），更重要的是，從馬克思到波迪厄的社會學家不但始終進行分類的理論，更清楚瞭解分類、乃至類別的命名，具有無與倫比的魔奇力量，絕非能侷限於認知面向或指涉意義。在社會學的想像，分類（classification），類別（class），例如「無產階級」這麼個「社會類別」的命名，不僅是對應世界的認知判斷，更是推動世界的咒語。傅柯所謂論述控制的內在規則不僅是真偽對立更是排拒禁制與認可授權的規則。科學專業詞彙的分類樹，以美國精神醫學協會「診斷與統計手冊」為例，一部權威的標準化精神醫學詞彙，編納所有精神疾病的分類樹，從一二三版顯著的修改，可以看到在六年代未曾聽聞的病名，因編入手冊而於九年代成為常見的疾病，而曾經以電擊矯正的精神疾病-同性戀行為-在政治鬥爭下「除病」（不再列為精神疾病）。20
19"Moralism is a potential sign of incommensurability,"（1990:203）。傅大為（Fu 1995）在討論霍布斯與波義爾論辯時也曾討論不可共量源於「道德層級」的政略因素。
20相關討論見朱元鴻（1996:134）, Ian Hacking（1993:303）。評審之一認為本段搬出一堆社會學理論來強調孔恩的侷限性，這種「自家早有，且更好」的說法忽略了孔恩的題材是自然科學。其實本節的重要問題是：後期孔恩自己宣稱其工作在尋求「一個包括社會類別的類別理論」，本段討論是因為這個宣稱而成為相干的質疑。並非「自家早有，且更好」那種社會學中心的安慰，而是懷疑「包括社會類別的類別理論」若是如此 "sociologically uninformed"，可以有任何值得期待之突破。
分類與命名的發聲（utterances）能令人看見、令人相信，能確認也能轉換一個世界的圖像，因而有作用於世界的行動。分類與命名的發聲，唯有受到認可才具有象徵性力量，而認可的象徵性體系裡，至少就「社會類別」而言，科學社群的評量僅是社會場域複雜關係中的一個向度。21僅以本節幾種將孔恩分類命名的方式：後分析的、詮釋論的、後達爾文康德主義的，各自強調（highlight）不同的孔恩，可以見得社會場域中的實踐與政略早已是學術社群分類的構作因素了。
朱元鴻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孔恩（Thomas S. Kuhn）於一九九六年六月去世。《科學革命之結構》是訃告裡說明孔恩對當代思想影響廣泛的代表著作。對於社會學而言，至少就七、八年代養成的這個世代，這部著作應是熟悉的背景。翻閱當前（九年代中）的社會學刊物，孔恩仍然不時出現於註腳中，然而所參考的，幾無例外，限於孔恩的兩部著作：《科學革命之結構》第二版（1970）以及收錄在《必要之張力》（The Essential Tension, 1977）裡的論文。換句話說，孔恩與社會學的相干，似乎停格在七年代。孔恩於八年代乃至九年代初所發表的「後期」著作，在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專業領域之外，並未受到有如《科學革命之結構》那般廣泛的注意。社會學界則幾乎全然漠視了孔恩的後期著作。
在這篇紀念性論文的前三節，我試圖回顧孔恩的「後期」著作，並且以當代的一些思想脈絡，特別是後結構、詮釋學與語藝學的觀點，作為參照討論的背景。我選擇以三個連貫的主題作為切面：專有名詞的解構，分類結構的鬥爭，以及隱喻的越位。這些討論，目的不在於單純或周延的介紹，而是藉著閱讀/演作來探索孔恩後期著作與社會學之間可能的相干與侷限，特別是關於知識論與科學地位的認知。最後在第四節，討論孔恩「成熟科學」的歷史/神話敘事，解析社會學服膺於孔恩「成熟科學」的共量尺度，對學科知識而言，可能是個具有保守專斷效果的命名/分類/隱喻結構。
一、孔恩--專有名詞？Thomas S. Kuhn--A Proper Name?
In order to know what goes on in the name and
the thing, one has to get busy with one's own . . .
--Jacques Derrida, From Signsponge
The referent of the name Caesar is not a completely
describable essence, even with Caesar dead.
--Jean-Franois Lyotard, The Differend no.88
有那麼一位真正的孔恩嗎？
作為一篇紀念孔恩的文章，這般發問未免荒誕。容我緊接上唯名論的辯問：縱令孔恩可以被當作一位曾經存在於世界的真實個體，我們畢竟將他以不同的方式區劃歸屬於不同的類別、集合、或概稱。我們對孔恩的描述，預設了這樣的類別與分類。而這也就是所謂典範轉換所轉換的：科學家以之工作的類別世界（the world of kinds）。
或許我們真該問個徹底，孔恩，我們紀念的人物，《科學革命之結構》的作者，這個名稱的指涉，如何能被當作個體？孔恩，這樣一個專有名詞（proper name：正當/固有/獨特/專有的名，有別於通稱common name或類別名kind-term）指涉什麼？如何被確切界定？孔恩在〈科學裡的隱喻〉（1993a）文中，以討論「專有名詞」質疑傳統經驗論以定義或判準來固定指涉（reference fixing）的困難。我們也可以用他的方式來推問：為什麼「《科學革命之結構》的作者」會是界定孔恩的必要描述，為什麼〈科學裡的隱喻〉的作者，或某位友人舉說的生活軼事就相對的是偶遇的（contingent）描述？選擇界定專有名詞的描述是任意的。而這個困難，無論以限定描述特徵或增列描述特徵都無法解決。因此，專有名詞無法具有定義（definitions），也無法繫屬於特定描述（definite descriptions, 參見本文附記）。
孔恩認為魁奇（S. Kripke）與普特南（H. Putnam）的「指稱起因論」（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較之於傳統經驗論更為優越。但孔恩藉「指稱起因論」來討論專有名詞只是個楔子，引入他關心的自然類別的命名，例如鳥（或燕）、金屬（或銅）、熱、電。自然類別名與專有名詞一樣，都藉著舉實例（ostension）而固定指涉，而且，類別名的運用未必符合任何表列的必要判準，列舉實例的結果也不會產生所謂的定義。同樣的，類別的描述特徵裡，哪些是根本的、重要的，哪些是偶然的、表面的、不重要的，也沒有任何獨立於理論或獨立於脈絡的判分方式。1
然而孔恩認為，自然類別名的性質比專有名詞更為複雜：通常舉一個實例就足以確立專有名詞的指涉，例如見過孔恩的人，如果記憶不錯，幾年後仍認得出他；2但是要將「電荷」這一名詞正確的用在雷電與電毯的加熱，就需要較繁複的實例舉說。而且，自然類別名的學習預設了分類結構的學習，我們並非僅接觸過鴨子就能識別「鴨」，熟悉「鵝」或「雁」對學習「鴨」這個類別名也是重要的。也就是說，類別名的學習，不僅要接觸類別內各樣的成員，還必須接觸其它類別的成員-尤其是易於混淆的類別。3此外，專有名詞的不同應用，可以憑生涯線索（career line, life-line, 參見本文附記）來查核是否正確，然而自然類別名沒有足以查核的生涯線索（Kuhn 1993a:525）。孔恩說：「除了專有名詞，我懷疑『起因論』可以精確的用於任何一組名詞」（1989:25; 1990:309）。於是他對「指稱起因論」應用於自然類別名的觀點展開具體的批評，尤其是指出了在理論變遷或科學革命之後類別名保持意義不變的種種困難，然而同時，專有名詞成為孔恩批評所容許的例外，一個被輕輕拋開（或遺失）的問題。
以「更為複雜」來強調自然類別名的問題重要，孔恩畢竟是個「自然」科學史學者。相對簡單地看待「專有名詞」，也許就輕略過了專有名詞與自然類別名乃至社會類別名的牽扯與關連。
什麼樣的生涯線索足以查核專有名詞的正確應用？著作：全集？生平：傳記？如果著作全集與生平傳記可以是如同碑石一般的物件，或許孔恩之名可以如同他的軀體般安息了。然而全集或傳記會不會以孔恩之名，孳生誤讀、播散不正當的、不屬於孔恩的見解？而又由誰來查核？又如何制裁？
1至此，孔恩大致同意「指稱起因論」，但與Boyd的觀點有所商榷。Boyd認為一個類別若是脈絡依賴的（context-dependent）便是「非客觀的」（'un'objective），孔恩則認為如此「客觀」所必要的「脈絡獨立」本身不得不仍是依賴特定脈絡的（Kuhn 1993a:542, fn.1）。類別描述特徵的根本或偶然、重要或瑣碎、膚淺，隨理論與脈絡而改變，維根斯坦對這種「科學定義的不定」有生動的表達："The fluctuation of scientific definitions: what today counts as an observed concomitant (Begleiterscheinung) of a phenomenon will tomorrow be used to define it." (PhI: 79)
2從這個輕鬆的例子，也窺出孔恩輕略專有名詞的態度。「記憶」這個問題意識，即令是被視為傳統經驗論的羅素也曾在「確信的程度」（Degrees of Certainty）為題的專章中企圖討論（Russell 1984:167-178）。
3鴨、鵝、雁問題的討論見孔恩的 "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 （1977:293-319）。
孔恩在為Paul Hoyningen-Huene, Reconstructing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omas S.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一書作序時有兩句頗堪玩味的表達：
對於一些人我向來是不太有耐性的，那些人--在我看來還真不少--總是從我的著作中抽取一些根本不屬於我著作的想法，有些還是我所反感的想法（Kuhn 1993c:p.xi）。
然而僅僅在一個段落之後，孔恩讚許Hoyningen-Huene：
沒有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內，能夠對我的思想的發展與性質，作出如此可靠的表述（p.xi）。
兩句話對比之下，我們當然感受到孔恩的〈序言〉熱烈推薦這本書的用心，然而也不免覺察孔恩這位查核者的制裁力有限，除了不耐煩酬答之外，只有任令「誤用」蔓生。孔恩生前尚且如此，咱們這場以紀念孔恩為名的研討會，借孔恩之名的論文，既沒有機會受到授權，也不知如何，或由誰，來查核我們表述的孔恩是否「正確的」（proper）「屬於」（properties）孔恩。當然我們無須為此赧顏，像這般以孔恩之名播散的活動與文字，在他生前就真還不少，有幸獲得他回應的非常有限，其人逝世之後，以其名播散的活動與文字，更少了這麼一位原就不甚有制裁力的查核者。
他死了--一項不足道的證據，但想來真難以置信，其名的精靈依然活躍，令我們忘了他已死這件事實（Derrida 1988:7）。
其名的精靈，早在其人生前就已罔顧其人地活躍著。而就像孔恩用康德與達爾文之名來標示自己的後期思想，4孔恩的「未亡名」或許也將有其政治未來，而誰又將如何為何許的政治未來署名？蓋上確認同一的簽印？這個狀況的反面也有待考慮：設若本來屬於孔恩專有名詞的固有屬性（proper: properties），概念或理論，改了名，或以忘名、匿名、冒名、偽名而播散呢？
當專有名詞指示（indicate）其固有屬性時，同時也就劃分、區隔、限定、禁制、排除。無論專有名詞所指涉的是軀體（body）、是自我（self）、還是思想（ideas），專有名詞之正當（proper）也同時指涉了不當/不恭/不潔/髒/穢（improper/unclean/dirty/abject）。專有名詞是識別（identification）的過程--藉著劃界，區別界內/界外、屬/非屬，在排除中確立主體。排泄物，屎尿、嘔吐，從我體內排出，成為體外的客體。直到，我成為屍體，我不再排出，我被排出，我的形界成為客體，分解腐化之時，污穢不潔，直到消失形界，復歸為不具認同的泥土。在社會與思想的層次，也莫非如此。
髒、不潔（dirt, impurity）是建立界線與秩序的結果。泥土不髒，會弄髒客廳的磁磚；貼身內衣不髒，出現在宴席桌上就髒；酒瓶不髒，散落在教堂台階上就髒。同樣的，汪精衛、赫魯曉夫、尼克森，這些專有名詞在舞台燈光之下的效果--漢奸、走資、騙徒--無非是社會分類的劃界力量。髒與不潔，是踰越界線的事物（matter out of place）。5世間本無污穢，專有名詞與正當事物（proper name, proper thing）造成污穢：那些觸犯了認同、體系、秩序，不遵從界線、立場、規則的事物。我們瞭解什麼令孔恩感到反胃：在孔恩著作中讀出不屬於孔恩的想法（improper: impure, dirty）。
4 Kuhn 在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一文中表述其後期觀點，自稱為 "a sort of post-Darwinian Kantianism." （1991:12）
5這個主題，特別見Douglas（1966），以及Kristeva（1982:1-31）所討論的 "abjection"。以dirty解構proper，見Derrida, "From Singsponge" （1992:352*-357）。
然而生平傳記，比起可能蒙受不潔的著作，會是孔恩之名更為忠實可靠的生涯線索嗎？我們知道，由陌生人撰寫的傳記是個活躍的文類。若由未曾見過孔恩的後人撰寫，即使我們不懷疑立傳者的嚴謹態度與專業能力，至少不再能憑藉孔恩強調的實例舉說（ostension）來固定「孔恩」的指涉，而必須完全依賴文字或他人的描述。再設想一位與孔恩極為熟識親近的立傳者，即令我們毫不懷疑其善意與忠誠，Goffman式的問題意識至少令我們考慮「孔恩」這個指涉作為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y）或作為自我認同（self-identity）所呈現的識框（frames）、頻道（channels）與種種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秘密，是生涯線索的另一個問題：一個生涯線索的呈現與確認，會不會是其它生涯線索的刪除或塗銷？而我們所信任於立傳者的專業能力、善意與忠誠，在生涯線索的「編輯」工作裡，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以一個經典的例子來說明可能的狀況。馬林諾斯基一份私存的田野日誌，由遺孀與近友考慮後決意出版（Malinowski 1989 [1967]），不僅被視為一項背叛、出賣、洩密、侵犯隱私的出版醜聞，也衝擊了人類學的形象而成為學科醜聞。首版廿多年來，《日誌》所暴露這位人類學大師的「弱點」，不斷受到仔細的檢視：對土著的惡感、時而爆發的脾氣、工作的偏執、情慾的誘惑與掙扎、焦慮自責、沮喪、厭倦、對文明世界的渴望想念…。6《日誌》與馬林諾斯基的科學著作Argonauts是源出於相同田野經驗的文本，形成戲劇化的深刻對比：在Argonauts裡呈現的科學事實、權威的觀察者、包容瞭解、冷靜客觀、嚴謹、寬大的作者，在《日誌》裡是看不到的；而《日誌》裡對土著的入情、慾望、嫌惡、種種模稜的情緒，也是在Argonauts裡看不到的。
6 B.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所引起的討論文獻極多，初版後廿年中的反響簡述可見於第二版Raymond Firth的序言。
若真實世界裡某個專有名詞指涉的一些生涯線索可以被埋藏、深鎖或銷毀，而且其出現將塗改或摧毀另一些生涯線索，那麼專有名詞據以固定指涉的生涯線索，還能僅是假定事後可以回溯確認的因果鍊索嗎？在矛盾衝突的生涯線索中，無處不在的「政治編輯」，具有什麼邏輯地位？馬林諾斯基那份私存的日誌，什麼時候才算是生涯線索？什麼時候才進入「起因論」那邏輯上必然的因果鍊索？若一項被指責為背叛出賣而出版的的日誌，不但改寫馬林諾斯基這個專有名詞的指涉意義，也引起學科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反省與變遷，因而改寫「人類學者」這個類別名的屬性，那麼我們可以設想，孔恩或許也有些無意發表的札記，或是有意塗銷的文本，若經發表，同樣可能對孔恩其名造成孔恩其人料想不到的深遠影響？而它們算或不算、何時才算是孔恩的生涯線索？若生涯線索在真實世界的「政治編輯」仍然是「起因論」不曾設想的黑暗大陸，那麼說名詞的指涉「由世界來固定」（fixed by the world, Putnam 1983:71）也只不過是個堂皇的口號。至少，我們遭遇的迷離世界，不會是邏輯學者假想的朗朗乾坤。
背叛的顧忌、醜聞的危險、不忠的引述、不恭的閱讀、混淆、模糊，專有名詞的禁制早已預設了語言社會的分類與差異的體系。沒有這樣的分類與差異體系，就沒有排除沒有禁制也沒有踰越，專有名詞也將一無作用。7孔恩輕易的略過專有名詞的複雜性，認為不如他所重視的類別名那樣牽涉複雜的分類結構，也因為相對於類別名，專有名詞被認為是指涉獨特的、專有的（proper: simple, single, singular）。
7 評審之一指出分析哲學如Kripke等討論的專有名詞通常以小人物為例，不同於Derrida等人以powerful names為例，重點在於pick out the entity referred to, 而非exclude others。我的回答分為兩個層次。第一，評審的印象並不確實，從羅素到魁奇，分析哲學論專有名詞不斷地用powerful names為例說：蘇格拉底、亞理士多德、凱撒、拿破崙、尼克森…（略見本文附記）。而德希達論專有名詞的例說亦不擇大小，更有取自文學或神話者如羅密歐與茱麗葉、巴別爾塔 …。事實上就連「孔恩」這麼個專有名詞是 "powerful name"還是「普通人物」的判分都並非指稱者所能單純決定，而包含了許多語用的社會賦予。第二，評審正確的指出分析哲學的用例重點在能 "pick out the entity referred to"，而非 "exclusion"。而本節企圖指出這正是分析哲學討論專有名詞的侷限。因為挑揀（pick out）與排除（exclusion）並非僅如評審認為的，「分別是」分析哲學與解構用例的「不同重點」：挑揀的過程，就是排除的過程，挑揀的判準，就是排除的判準。這個問題特別有其社會學敏感度，孔恩沿用分析哲學的脈絡，確實相較單純的略過了這個層次。
然而如德希達所言（Derrida 1976:109）：專有名詞從來就不是「一個專有的名稱，保留來呈現一個獨特的存有」--這般簡單明瞭、容易識別的專有名詞，無非已經是個神話，是我們語言中所需要的神話、圖像與譬喻。8凱撒、羅密歐、諸葛亮，羅馬、奧雪維茲、乃至Thomas Moore的 "Utopia"，不僅唯有在分類與差異體系之中才有專有名詞的作用，更可具有分類人物與事物的作用，可以就是分類的族名，或類別名（kind-terms）。而且，專有名詞所具有的分類作用不限於認知既存的世界，更具有規範性的力量，以及召喚主體出現的效果。
孔恩論專有名詞沿襲了分析哲學的脈絡。然而我們若留意分析哲學的兩個重要歧出：後期維根斯坦對於語言戲局與奧斯丁（J. L. Austin）對於語言演作的強調，不難覺察專有名詞一如動詞與副詞，可以有極廣的語用，而不限於詞彙與客體的單義對應或語句的真偽判斷。專有名詞可以編故事、譜歌謠、作戲、猜謎、逗笑，可以是請求、感謝、咒罵、讚頌…。若後期孔恩所致力的語彙結構解析不限於邏輯、物理甚至自然科學史，且還企圖包括社會類別以及語用（見下節），那麼，分析哲學論專有名詞的脈絡，顯然甚為侷限。而解構這個孔恩所沿襲的脈絡，無非開啟並帶入社會語用層次的必要思考。
於是，我們可以問：
是否他的專有名詞真是他的名，又真的正當/固有/獨特/專有？
8 Derrida在 "Des Tours de Babel"（1991）中說明何以「用」專有名詞，無可避免地已經就是「解構」：專有名詞永遠需要轉譯，卻又不可能（充分而妥當的）轉譯。專有名詞不可避免地被重複使用，卻又不可能經重複使用而承繼其結構不變。當專有名詞意指（means）的同時也播撒混淆（之因）。專有名詞的意義，是個「有毒的禮物」（Gift-gift, 第一個Gift是德文名詞「毒」用為形容詞, 藉以解說 "the possibility of a giving that is not also a taking back" 的問題，見Derrida "At This Very Moment in This Work Here I Am," 1991:408*-411）。用專有名詞，就是作不得不而又不可能的轉譯，也就是解構。Derrida論"Proper names"還見諸 "From Singsponge"（1992:344*-369），"Aphorism Countertime"（1992:411-433），Of Grammatology（1976），"Otobiographies: The Teaching of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roper Name"（1985）
（Whether his proper name is truly his name and truly proper?9）
或許，「孔恩」就是個社會類別，不僅劃分了既存的集合體，也可能或已經殖生另個世界？10
二、孔恩--分類結構的鬥爭？Kuhn--A battle of taxonomy?
I need a notion of 'kinds', including social kinds, that will
populate the world as well as divide up a preexisting population.
--Thomas S. Kuhn, "Afterwords" in World Changes
One cannot establish a science of classifications without
establishing a science of the struggle over classifications
and withou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osition occupied, in
this struggle for the power of knowledge, for power through
knowledge, for the monopoly of legitimate symbolic violence,
by each of the agents or groups of agents involved in it . . . .
--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9 Derrida, "From Singsponge"（1992:347），全篇藉引伸 "name" 與 "proper" 而演作。
10評審之一抱怨本句難懂：「孔恩本人，不可能是社會類別，也不可能劃分既存的集合體，也那有可能殖生另個世界？」我只能請求讀者留意此句作為承轉第一、二節的關鍵。第一節第一句就已將「孔恩本人」置入問號，全節以解構這項確信來討論專有名詞，第二節則循孔恩宣稱的企圖：「一個包括社會類別的類別理論，不僅劃分既存的集合體，也可以殖生一個世界」討論類別詞彙的結構解析。評審另抱怨專有名詞一節的論辯「似是『白馬非馬』之說法，頗感其嘵嘵然，是否解構主義者特別會這種玩弄詞句之工作…?」我只能再度訴請讀者的耐心與細心。「玩弄詞句」之類對所謂解構主義的批評甚囂於今。或許對任何不熟悉的思想方式，我們都易感覺其嘵嘵然。分析哲學論專有名詞的邏輯學傳統「白馬非馬」、「玩弄詞句」之甚不下於所謂解構主義（略見本文附記），然而就熟悉其論辯的讀者而言，卻各自是一套嚴格的思考方式。因此嘵嘵然之感，未必全屬論辯書寫 "style" 之咎，亦牽涉閱讀悟性的 "style"。「白馬非馬」習為負面之譴，當然厚誣了名學傳統，卻也意外點出本節題旨「專有名詞」與名學的基本關聯。
專有名詞的鬥爭（the battle of proper names）
專有名詞的政略（the politics of the proper name）
德希達解構專有名詞的演作，常用這兩項看似簡單寓意複雜的標題。「通稱」與「專有名詞」的單純界分既然因解構而成為疑問，鬥爭與政略，同樣也可能是類別名--包括社會類別與自然類別--以及分類結構的構作條件。我們將以此考量孔恩的後期工作。在這一節中，我試圖列舉幾種歸類後期孔恩的類別：後分析哲學，詮釋論，與孔恩所謂的後達爾文康德主義。
後分析的孔恩（Post-Analytic Kuhn）
在《世界改變》的〈後語〉（Kuhn 1993b），孔恩說明，遭遇「不可共量性」論題，是他形成《科學革命之結構》的第一步。卅多年來，此一主題不僅是他持續關注的核心問題，近年更越發專注於「不可共量性」概念的理解與精鍊，並且自認為已有一系列重要突破。這一系列以〈共量性、比較性、溝通性〉（1983, "Commensurability, Comparability, Communicability，下文簡稱 CCC）為起始，11試圖以分類學（taxonomy）概念釐清「不可共量性」。在〈後語〉中，孔恩藉著回應Hacking的批評，提示了他努力的方向：「尋求類別與類別名的普遍特徵是必要的…我需要一個包括社會類別的類別理論，不僅劃分既存的集合體，也可以殖生一個世界」（1993b:315-6）。這些後續工作有些尚未發表，或許未必得以完成。孔恩的這項發展受到一些同行--科哲學者的應用、批評與展延。12但是並未如《科學革命之結構》那樣引起社會科學或社會學界的熱中。我將在本文稍後分析：晚近社會學對於孔恩的引述，仍多是儀式性的以《科學革命之結構》中的概念或簡化的敘事情節，來投射學科的危機與統合。然而另外可能的原因，我認為，孔恩後期發展的問題脈絡，仍太過侷限於「回應」一些（後）分析哲學的辯論議題：例如「意義不變」（meaning invariance） --意義與語彙是否能在理論的根本變遷之後保持不變；或實在論問題（the problem of realism）--是否有獨立於語句網絡之外的事物，其指稱能經歷語彙圖式的變遷而存在。我試圖說明，在這樣的論辯脈絡中，不可共量論題的呈現與解析--語彙結構或分類範疇--仍然非常侷限，並未能相干於社會學所遭遇的複雜狀況。
11 H. Sankey（1994）將孔恩的「不可共量性」論題分為早中晚三個發展階段，以此文為晚期的開始。傅大為（1995）也以此文為進入「後《結構》」階段，《結構》指的是《科學革命之結構》。
12 Jed Z. Buchwald（1992），Ian Hacking（1993），Daiwie Fu（1995.
分析哲學的根本預設，Arthur Danto（1980）指出，在於我們可以進行所謂「概念的分析」，因而區別出首要論述與次級論述，並且預設了首要論述與「世界」之間的再現關係，也就是認為可以找到一些根本的概念，或一些具有優位的再現核心。Danto認為這些預設將經不起持續的檢驗與質疑而趨於瓦解。羅逖（Rorty 1980）也指出，如果不依賴「概念的/經驗的」、「語言的/事實的」、「理論的/實測的」這些二分架構中的至少一組，分析哲學將無法進行。而羅逖也認為這些二分架構漸遭腐蝕。孔恩《科學革命之結構》於1962年發表，其影響不僅如他所宣稱的：「歷史的研究會改變我們此刻對於科學所具有的想像」，「不可共量」論題的發展尤其持續參與了分析哲學根本預設的瓦解與腐蝕。羅逖曾以「前孔恩」（pre-Kuhnian）來標示那些鏽蝕的想法，例如：「可以找到一個共同母體，足以涵蓋所有實際與可能的概念架構」或「可以漸趨精確的再現自然存有」等想法；或是以「孔恩」來簡要標示一些觀念，例如「實測不過是此刻我們所能同意者」13等等。相對於分析哲學企圖在語言中確立永久、普遍，超然於文化與歷史之探究架構的執著，孔恩「不可共量」論題意味著「沒有」這種共量基礎，也因而被視為危及理性的相對主義。在1962年，相對於Car-nap, Nagel, Hempel, Braithwaite等演繹邏輯科學觀所依賴的理想的、意義明確的語言，「不可共量」論題有其基進性。同樣的，對分析哲學的預設--科學理論的指涉可以經歷理論變遷而保存意義：因此理想翻譯是可能的--孔恩的論題仍有其基進性。
13 "'Observation' is just a matter of what we can agree on these days" （Rorty 1979:227）。羅逖擅長於簡單扼要的表達，例如 "What we can agree on these days" 中的 "we" 表徵了 "community, the social", "agree on" 表徵了 "consensus, paradigm", "these days" 表徵了 "temporality, historicity"，都是複雜的問題意識。
Davidson（1974），Kitcher（1978），Putnam（1981）對於孔恩「不可共量」論題的批評與駁斥，成為孔恩後期在「回應」中發展此一論題的脈絡。在 CCC一文中，孔恩以「在翻譯中必須保存的到底是什麼」一問，質疑指稱理論所執著的格局：依賴擴充語意的翻譯，以語句真值（truth-value）的保存或指涉意義的保存作為適切翻譯的判準。孔恩認為不能僅在於語句或個別指稱/意義的層次尋求語言與世界的對應，一個文化或語言社群中的成員並非以個別詞彙或語句描述世界，而是在對比與關係中掌握整組的詞彙。個別的指稱詞彙只是語彙網絡的一個結點，語言社群的成員所共有的，是語彙結構的同構性（homology of lexical structure）。不同的語言以不同的結構描述世界，結構如何不同，世界也就如何不同。在翻譯中必須保存的是這種同構性，若語彙結構或分類範疇無法保存，翻譯也就不可能。
孔恩後期（1983, 1987, 1989, 1990, 1991）相當一致的以這種「不可翻譯」，「無共通語言」，來闡釋「不可共量」。依孔恩看法，這種結構式的不可共量有可能「局部地」發生於兩組語彙分類不同的區域，也就是當「不重疊條件」、「類別標籤條件」以及「層級關係」出現差異的時候。這時，社群之間相互的瞭解並非不可能，一個社群的成員可以學習另一個社群的分類結構，就像史學與人類學者瞭解異代/異鄉文本的方式，然而這般學習瞭解的過程，其結果是雙語人（bilinguals）而非翻譯者（translators）。而雙語人始終必須記得他所用的語言是哪個社群的分類結構，錯置的結果仍然會造成溝通的困局（1991:4-5）。
孔恩以較長篇幅對「燃素」與「水」的技術性討論，分別批評了Kitcher的「指稱外延論」（extensionalist theory of reference）（1983）與Putnam, Kripke的「指稱起因論」（1989）。本文無意深入這些技術性討論，14但是有興趣指出，在這樣回應/批評的脈絡下，以「語彙結構」發展「不可共量性」的解析，孔恩既參與了推向「後」分析哲學的一些論辯議題，15也使得「後」分析哲學的脈絡，成為後期孔恩的一個主要「匿棲」（niche）：在批評/回應的過程裡，孔恩與這個環境中的其他生物/屬員（creatures），以及這個環境本身，相互調適、共同演化。
「匿棲」是否就是「世界」（worlds）？孔恩說，看你怎麼看：從局外觀點，我們見到其它生物在互動中共同棲息活動的「匿棲」；從局內觀點，生物學而言，一群生物因棲息活動其間而構成的「匿棲」，就是他們的世界。概念上而言，世界，就是我們對於我們的匿棲（活動範圍）的表徵：也就是我們以持續互動而與其它成員共處於一個社群的所在（Kuhn 1991:11）。從外部觀點，孔恩與英美分析哲學互動的活動範圍，也成為他重要的思想界限。
詮釋論的孔恩（Hermeneutic Kuhn）
指導學生閱讀歷史文本的時候，孔恩提出一項原則：
當閱讀一位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時，首先注意文本中那些顯得荒謬難解之處，並且問問自己，一個有理智的人如何寫出那樣的東西。當你找到答案，也就是讀懂那些段落的時候，你會發現，那些原先你認為已理解的重要段落，意義也都改變了。（Kuhn 1977:xii）
14中文文獻，傅大為（1995）有較詳細的討論。
15後分析哲學的一個概要脈絡介紹，見John Rajchman（1985, "Philosophy in America," in C. West and J. Rajchman (ed.)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孔恩接著首度提及他近來發現的詮釋論，認為那些歷史學者，無論自覺與否，早已在專業訓練之下運用的「詮釋論方法」，對於他自己看待科學的觀點，有直接而重要的影響。稍後，在CCC一文提出「歷史學者作為詮釋者及語言教師」的說法時，孔恩再度提及詮釋論。16儘管孔恩後期所討論的翻譯、詮釋、語言學習，也是詮釋論傳統的核心議題，儘管孔恩強調遭遇古老科學文本中難以理解的困難也正是詮釋論的發問，儘管孔恩意識到在這些問題上必須銜接歐陸與英語哲學傳統（kuhn 1977:xv），然而，除了在序言或註腳這些邊緣文字的提及，孔恩始終不曾實質的討論或深入詮釋論傳統。與分析哲學的脈絡相比，我認為，詮釋論算不上孔恩的匿棲/世界。
孔恩屬於詮釋論，這個故事的一個說法來自羅逖（Rorty 1979），標題大約是：「從知識論到詮釋論」，故事大要是這樣的：
哲學家所扮演的角色，曾經是文化的監督者，就像柏拉圖的哲王，無論其他人們是否自知，哲王知道每個人真正在做什麼，知道他們的共同基礎，因為他知道終極脈絡。這個羅逖稱之為知識論的角色，認為共識的希望在於有共同基礎，或許交談的發言者未必自覺，這個共同基礎將他們統合於理性之中。相對的，是羅逖稱之為詮釋論的角色，有點像在各種言說之間穿梭媒介的蘇格拉底，認為各種學科或言說之間的歧見只能在繼續交談的過程中妥協或超克。詮釋論將各種言說間的關係視為可能交談的分支細流，並不預設一個統合各方發言的規訓母體，然而只要交談繼續，仍可以繼續保有共識的希望。但是這個希望並非企求發現一個假定存在的共同基礎，期待共識，一如期待興奮而豐富的歧見。
對知識論而言，理性溝通就是尋找能將各方言說翻譯為一致的適當詞彙，唯能如此共識方為可能。對詮釋論而言，理性溝通不在於將對方的話語翻譯成自己的語言，而在於樂意撿拾學用對方的語彙。對知識論來說，交談早已隱含了探究審訊。對詮釋論來說，探究也不過是平常交談。知識論認為人們參與交談的相互興趣在於獲致共同的目標：發現真理。詮釋論認為人們各隨生涯軌跡而際遇一堂，連結他們的並非什麼共同基礎，而是交談的文明禮節；相互的興趣，與其說是發現真理，無寧說是繼續交談。
16 Kuhn（1983:676-677, n.11）在註腳中提到他所想的詮釋論是 Taylor（1977）與Apel（1977）所介紹的詮釋論。這確實是非常介紹性的接觸。
在這個「從知識論到詮釋論」的故事裡，羅逖以流暢的風格，編織了一系列「詮釋論」的主角英雄：威廉詹姆士、杜威、後期維根斯坦…然而領銜的是孔恩與迦德瑪。我們能夠瞭解羅逖的政略眼光，他所批評的知識論，就是追求普遍共量，企圖以普遍共量的基礎解決歧見、保障共識、界定理性（也因此審訊錯誤、偏差與異端的言說）。而孔恩的「不可共量性」論題，就如後期維根斯坦一樣的挑戰了知識論。但孔恩的方式更為具體而新鮮，因為自從啟蒙運動以來，自然科學就被視為知識的典範，而孔恩從自然科學的歷史援取教訓，指出自然科學中的爭論與一般交談中的爭論並非那麼不同，並且質疑科學哲學是否能夠為科學理論的爭議/抉擇建立普遍程序判準。
羅逖認為孔恩為穿透知識論專斷提供了論辯的軍火庫。然而羅逖對於孔恩詮釋論的基進程度並非毫無保留，他懷疑孔恩仍然殘留了不必要的知識論企圖。例如，「沒有超然的實測語言」或「活在不同的世界」之類的宣稱，在他看來都屬多餘的蛇足。認為科學家對於實測的詮釋可能形諸兩方接受（在此意義下「超然」neutral）的語言，也是無害的論點，指出訴諸這樣的語言無益於解決科學理論的爭議/抉擇就夠了，無需為了反對傳統知識論典範進而發展一個另類知識論方案。羅逖更親近於迦德瑪的觀點：詮釋論根本無關於獲致真理的方法問題。西方知識論所企求的知識，只是「已證立的真信」（justified true beliefs），也就是不再需要交談辯護的信仰。而詮釋論思考的目的不在於知識，不在於發現事實，而在（與他人、古籍或異文化的）交談而自我養成（Bildung）。
不僅孔恩自己表達與詮釋論的親和，不僅羅逖提示孔恩與詮釋論的相屬，迦德瑪也注意到孔恩的詮釋論面向：除了批評科學進步的線性觀之外，也以較廣的語言實踐關係取代科學語言單義明確的論點（Gadamer 1983:164）。然而，孔恩與詮釋論之間的親善，我認為畢竟是淺層的攀附。問題不僅在羅逖所懷疑的殘餘知識論企圖。孔恩與當代詮釋論思想家如迦德瑪與呂刻（Paul Ricoeur）有個重要差別：孔恩並未能如後者，從詩學（Poetics）與語藝學（Rhetorics）的理解深刻地穿透哲學邏輯以及科學語言學的脈絡。因此，孔恩後期所發展的語彙結構/分類範疇的解析路線，與詮釋論的作用方向，並非全無矛盾，而且有潛在的緊張。這將是我下一節討論「隱喻」（metaphor）的重點。
後達爾文康德主義的孔恩（A Kuhn of Post-Darwinian Kantianism）
常態科學-危機-革命-另個常態科學…這個簡潔的革命（敘事）結構是令孔恩在許多學科領域知名的原因之一。然而大多騷動的興趣在於「科學革命的結構」，較少注意「科學革命的敘事結構」。孔恩倒是曾經表示：歷史敘事本來就是非常選擇性的，歷史學者所必須納入的，僅是歷史記錄中影響其敘事精確與言之成理的方面（1993b:323）。若忽略了這些「相干」的事件，有招致批評的風險，然而令這些事件受到真偽判斷與評量的，是敘事結構。
孔恩「科學革命的敘事結構」事實上經歷了一些修正，或轉化，也因而使得「革命」、「典範轉換」、乃至於「活在不同世界」的想像顯得不再是那麼必然地斷裂（discontinuity）。孔恩收回了《科學革命之結構》書中一再使用的心理學比喻：「格式塔轉換」（Gestalt switch），並且解釋：以個體經驗特質描述群體經驗或群體心靈，是個粗糙的「文法錯誤」（grammatical error, 1993a:382）。當孔恩嘗試以語彙/分類結構來解析不可共量性的時候，常態/革命的區別退為邊緣的問題，也拋開了斷裂變遷的中介過程（Kuhn 1989:49）。當孔恩承認「局部的」不可共量性的時候，批評者很快的質問：這麼「尋常」的不可共量性，如何稱得上孔恩高唱的「革命」？算或不算科學革命的判準究竟是什麼（Kitcher 1983）？孔恩以科學史家面對難解的古籍，因為突然領悟其模式而豁然通解的經驗，來說明至少史學家可以「逆時」經驗到兩種結構之間的革命（1983:715）。但是那些往日的科學家，身處於其社群中，順著時代逐漸演變的語彙，所經驗的是「革命」嗎？
在〈《結構》之後〉（"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1991），孔恩企圖以另一套敘事策略來描述科學革命。他援引了Biagioli（1990）所提的「達爾文式隱喻」，並擴展為一套排比科學發展與生物演化的譬喻。這樣的譬喻曾經在《科學革命之結構》書中出現，歷時性的（diachronic）說明科學發展如同生物發展，皆非外在目的論的演化向（evolution towards）而是內因於歷史情境的演化自（evolution from）。現在孔恩要共時性的（synchronic）說明同時代科學專門領域之間的不可共量：當科學發展不再僅是既有分類結構之下增添知識，而牽涉局部分類結構的改變，就發生了孔恩所謂的革命。革命之後，通常（或總是）產生更多知識專化的領域，而且新的分枝極少（或從不）再同化於母學科。新的刊物、新的專業社群、新的實驗室、新的科系…逐漸成為分離的專門領域，衍生出各自獨特的語彙結構，也不再有充分表達的共通語彙。
現在，孔恩說：革命作為科學發展領域分化的結果，很像生物演化的新種形成（speciation）。科學革命的生物學譬喻，不再是他原先認為的突變（mutation）而是新種形成。第二層譬喻：以生物學而言，經生育繁衍而出現的隔絕集合體（isolated population），其成員所集體具現的基因庫（gene pool），使得集合體得以自我繁衍，同時繼續保有其獨特性。以科學發展而言，相互溝通的專化社群，其成員共享一個語彙結構（lexicon），一方面成為評量其研究的基準，同時阻隔與其它群體的充分溝通，以保有其成員的專化獨特性。新種形成的結果造成社群之間溝通的限制，但社群之內的溝通更為豐碩，專化的認知工具也更具效率。反對這種專化的趨勢，企求知識統合的努力，終將徒勞，甚至可能危害知識的成長。
這是孔恩使用達爾文生物演化的比喻方式（tropes）。那麼康德主義呢？孔恩說：就如同康德的「範疇」，語彙結構為可能經驗提供了先決條件。孔恩不同意近年來認為「世界」乃是其屬員編織（invention）或建構（construction）出來的說法，他強調個別成員生於或承繼了一個既存的世界，非能隨其意欲而左右的實在。人們所能改變的不是這個世界而是其中某些面向，即令如此，改變也非能隨意引入，許多方案無法實現，許多企圖則後果出乎意料。那麼，一個隨時代、隨社群不同而改變的世界，能否稱為「真實世界」（the real world）？孔恩反問：有何不可？作為個體與社會生活的環境、舞台，同時又有其外在強制性，還要如何才算真實世界呢？這也就是我們前文討論過的，與其間生物/屬員相互調適、共同演化的「匿棲」。在認知演化的層次，語彙結構的理論同樣的強調了社群比個體更具優位的觀點：唯有置於社群的層次才能充分理解分類結構的作用與機制。
稍微熟悉古典社會學理論的讀者，會發現孔恩這段論點既不難理解，也不很新鮮，因為這段論點有趣的幾乎吻合了後期涂爾幹，尤其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裡知識理論的康德主義修正--時間空間，以及分類層級、因果關係等認知範疇乃源於社會。
然而較晦澀難解的是，這麼個「後達爾文康德主義」對孔恩嘗試知識論的企圖而言有什麼意涵？我們試著讀〈《結構》之後〉的玄奧結語：在所有分化與變遷的過程之下，當然[！]，必定有些永恆、不變、穩定的事物。但是，就如康德的物自身，那是無以名狀、無法描述、無法議論的。康德的不變之源，外在於時空，是我們藉以編織造物與匿棲、「內在」與「外在」世界的全體。唯有區分描述者與被描述物，經驗與描述才有可能，而語彙結構可以不同的方式區分，也因此造成不同卻又非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某些方式更適於某些目的。但是不能以判分真偽而接受或拒斥，也不能認許某個實在的世界以對立於虛構的世界。語彙結構所提供的存有於世界（being-in-the-world）的方式，無關乎真偽判斷。這一段結語的前半也是〈科學裡的隱喻〉的結語，當時孔恩表示他與Boyd都是死不悔改的實在論者（1993a:539），不同的是，孔恩的實在論立場是個不需要物自身的康德主義。至於這一結語的後半段，果然神似迦德瑪的詮釋論立場，將語彙結構置於存有經驗的脈絡，而無關乎判分真偽的知識論問題。然而語調又與文首孔恩言志的一段顯得杆格：
我計畫中的書…討論的議題包括理性、相對主義，特別是實在論與真理。但這些還不是這本書的重點，就篇幅而言，重點還是在「不可共量性」…不可共量性，通常被誤會為對理性評量真理宣稱的威脅，非也。其實，置於一個發展的觀點下，此[不可共量性]正乃補上認知評量所迫切需要的一環，在諸如強綱領的後現代潮流氾濫中，衛護如真理與知識這樣的理念（1991:3-4）。
這一段，證實了羅逖的懷疑：孔恩的知識論企圖。其實類似的表白也曾出現在《世界改變》的〈後語〉，在回應McMullin訴請重視知識論價值的時候，孔恩表示他的企圖是雙重的：
一方面，我企圖辯護科學是認知的，其成果乃關於自然的知識，其評判信仰的判準因而是知識論的。但另一方面，我企圖駁斥任何「科學信仰將相繼趨近真理」的宣稱，也主張在信仰與一個設想為獨立或「外在」世界之間的關係無法成為真理宣稱的主題（1993b:330）。
回絕了羅逖拋棄知識論的籲求，孔恩表明他的工作是知識論的。但是他也否絕了「科學漸趨迫近真理」這個與「不可共量」論題互不相容的觀點。這些不同的任務之間並非沒有潛在的緊張。正如孔恩說的，這是一本書的計畫，而〈《結構》之後〉或〈後語〉都僅做了些粗略的勾勒。「後達爾文康德主義」是否就是那所謂的「一個發展觀點下的不可共量性」論題？若是，也確實十分粗糙，我們還看不出如何能達成孔恩所宣告的企圖，況且夾纏了許多可疑的判斷，例如：肯定專化的發展增進社群內部溝通、強化認知工具，以及企求知識統合的努力終將徒勞，甚至危害知識的成長云云。事實上，這一連串的命題，牽涉了學術社群在歷史情境中複雜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以及倫理與政略的鬥爭，並非以基因庫類比語彙結構的生物學隱喻所能全然理解。
很遺憾的，孔恩僅僅專注於不可共量性的語彙與概念面向，忽略了Biagioli（ 1990）一些在我看來，至少對社會學而言，更有意思的洞見：不同學派之間的溝通道斷（communication breakdowns）可以就是一種非對話的語藝策略（rhetorical strategy of non-dialogue），其中一派不願意對談，因為不願意將其作品置於另一派論述傳統之下受其裁判，然而關鍵與其說在於概念或語彙的不通，不如說在於其他諸如社會/專業認同，或學科層級競爭的政略因素。例如伽利略與亞里士多德學派在「浮力」問題的「不能溝通」牽涉了哲學與數學之間層級與認同的鬥爭；反而言之，不同學科不同典範的學者之間--例如哥白尼典範的喀卜勒與托勒密典範的Magini--也可能長期持續地對話。Biagioli以伽利略為例說明：非對話的語藝策略也可能以對話的體裁出現，但是其目的未必在說服對手達成共識，而是戲謔地將對手編織為專斷可笑的稻草人以供揶揄，作用不在知識論的真偽判斷，而在凝聚社群或其他政略目的。
非對話的語藝策略，在中國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故派或舊學者鬥爭的文獻中，可以找到許多精彩的例子。錢玄同，新文化份子，以王敬軒的假名，模仿古典語法與舊學觀點，以舊文學體裁，在《新青年》（1918，第四卷第三期）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之反響〉，再由其他《新青年》成員撰寫雄辯淋漓的〈駁王敬軒君信之反動〉。最近的「索可事件」（Sokal Affair）無疑是個切題的例子。1996年春夏季號的Social Text，一份文化研究刊物，刊載了一篇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Alan Sokal撰寫的論文〈逾越界線：邁向一種量子重力的變革性詮釋學〉，全文堆砌逢迎文化研究的術語與權威引注，夾雜一些巧構瞎掰的擬科學述句。作者索可稍後在另份刊物上表白該文乃蓄意戲謔的實驗，企圖測試，並因獲接受刊登而成功地暴露了文化研究的科學無知與學術水準低落。經美國媒體的報導與全球網路的傳播，很快的形成「事件」並引發以科學 vs.相對主義（泛及文化研究、後現代、解構、多元文化論、社會建構論、學院左派）為標籤的持續論戰，牽涉問題（除了作者戲謔的動機與Social Text編輯的草率）甚少能以真偽判斷解決，亦未必在於尋求共識的對話，廣及科學與批評之地位、以及政治與倫理立場的鬥爭。17
這些例子可以說明，如果學術溝通的作用並非狹窄地限於知識論的真偽判斷，那麼「不溝通」的理由也就未必限於概念或語彙不通的因素。掌握對手的概念、語彙結構、思維方式與世界觀，反足以更有力的以諧謔方式進行非對話的語藝鬥爭。於是，我們遭遇了不可共量性的複雜性，既超乎知識論概念語彙的向度，也超乎詮釋論「繼續對話」的善意倫理所能解決者。18
17國內報刊對「索可事件」的簡述與評論見李國偉（1997）與傅大為（1997）。事件論戰的文獻彙整請訪網址http://www.blarg.net/~jwalsh/sokal/。這不下百篇的文獻可大約分為幾類。第一類：Sokal引發事件的論文、告白，Social Text編輯（Stanley Aronowitz , Stanley Fish, Bruce Robbins, Andrew Ross）的說明、解釋，與反控，以及Sokal的回應。Social Text編輯們的努力或許能夠贖回一些讀者的同情，但認為對其草率怠忽越描越黑而引起後續嘲弄的回應更多。第二類：媒體的報導與評論，以聳動、醜聞的方式，簡單重複事件的戲劇性與立即衝擊。對Social Text而言，這無疑是造成「媒體事件」的殘酷傳播方式。第三類：上綱為政治立場的爭議。Soical Text為左派刊物，而Sokal自視為左派學者，其左派資歷包括在桑定政權的尼加拉瓜教授數學。因此事件之為「左派鬩牆」的性質成為爭議：Sokal究竟是出賣左派？還是迫使左派清理門戶，排除後現代相對主義的流毒？叛徒/英雄的譴責/喝采，再次展現左派意識型態的活力。而右派評論家如Rush Limbaugh, George Will等當然不忘藉機揶揄一番。第四類，為Sokal-Weinberg上綱的哲學問題--客觀實體的嚴謹科學vs. 社會建構論/解構論的相對主義--試作定位的文獻。比較上數量最少，但細微雋永之處卻點出可能令科學家索可淘氣的自信表情失色變臉的反諷（例見McKenzie Wark, "Physicist Opens Fire in the Science War"; Frederica Mathewes-Green, "Deconstructing the cheshire cat"）。令人期待這類文獻的愉悅是：索可的頑笑還可能作弄到誰？會不會輪到索可陣營裡喝采的科學家們藉此事件而認真上綱的科學信仰？
18李歐塔幾乎與孔恩同時卻在不同脈絡下發展的《歧論》（Lyotard, The Differend 1988 [1983]）我認為是另一種「不可共量性」論題，超脫語彙結構的知識論困局，也不依賴於詮釋論的善意對話倫理。本文限於篇幅無法鋪陳其細微脈絡，期於另文專論。
Biagioli（1990:188）提議將「不可共量性」的解析，從概念他異（conceptual other）的模式擴展為社會他異（social other）模式，點出道德評量與倫理實踐的載荷是不可共量性的潛在徵候。19然而當孔恩持續漠視這些面向，執著地以語彙結構類比基因庫，以科學專化類比生物演化的方式單純地描述「科學革命」，難免令我們想起他是如何收回「格式塔轉換」所類比的「革命」。如果這個心理學的隱喻最終是個「文法錯誤」，那麼我們何以能寄望於同樣單薄的另一組生物學隱喻？
孔恩將不可共量性論題推向一個語彙結構/分類範疇的解析，然而在回應分析哲學指稱理論的脈絡下所成就的，畢竟是個狹窄的單向度結構解析。我不確定這項成就能否有效的照顧到「自然」科學史，我懷疑，一個限於概念認知而不包含倫理實踐與政略鬥爭的結構解析，對社會科學史或社會學而言，可能難以算是相干的突破。我們仍不確知孔恩所企圖的普遍類別理論所宣稱要包括的「社會類別」是什麼想像？坦白說，涂爾幹以集體表徵的分類結構（classification）說明知識與思想範疇源出於社會，韋伯以其《經濟與社會》展示了龐大精微的理念型樹狀分類建構（ideal typical taxonomy），更重要的是，從馬克思到波迪厄的社會學家不但始終進行分類的理論，更清楚瞭解分類、乃至類別的命名，具有無與倫比的魔奇力量，絕非能侷限於認知面向或指涉意義。在社會學的想像，分類（classification），類別（class），例如「無產階級」這麼個「社會類別」的命名，不僅是對應世界的認知判斷，更是推動世界的咒語。傅柯所謂論述控制的內在規則不僅是真偽對立更是排拒禁制與認可授權的規則。科學專業詞彙的分類樹，以美國精神醫學協會「診斷與統計手冊」為例，一部權威的標準化精神醫學詞彙，編納所有精神疾病的分類樹，從一二三版顯著的修改，可以看到在六年代未曾聽聞的病名，因編入手冊而於九年代成為常見的疾病，而曾經以電擊矯正的精神疾病-同性戀行為-在政治鬥爭下「除病」（不再列為精神疾病）。20
19"Moralism is a potential sign of incommensurability,"（1990:203）。傅大為（Fu 1995）在討論霍布斯與波義爾論辯時也曾討論不可共量源於「道德層級」的政略因素。
20相關討論見朱元鴻（1996:134）, Ian Hacking（1993:303）。評審之一認為本段搬出一堆社會學理論來強調孔恩的侷限性，這種「自家早有，且更好」的說法忽略了孔恩的題材是自然科學。其實本節的重要問題是：後期孔恩自己宣稱其工作在尋求「一個包括社會類別的類別理論」，本段討論是因為這個宣稱而成為相干的質疑。並非「自家早有，且更好」那種社會學中心的安慰，而是懷疑「包括社會類別的類別理論」若是如此 "sociologically uninformed"，可以有任何值得期待之突破。
分類與命名的發聲（utterances）能令人看見、令人相信，能確認也能轉換一個世界的圖像，因而有作用於世界的行動。分類與命名的發聲，唯有受到認可才具有象徵性力量，而認可的象徵性體系裡，至少就「社會類別」而言，科學社群的評量僅是社會場域複雜關係中的一個向度。21僅以本節幾種將孔恩分類命名的方式：後分析的、詮釋論的、後達爾文康德主義的，各自強調（highlight）不同的孔恩，可以見得社會場域中的實踐與政略早已是學術社群分類的構作因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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