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1992年增訂本
作者：金觀濤 劉青峰 著
出版社：中文大學出版社
在興盛與危機一書中，作者將系統論整體研究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從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二千餘年與會二三百年爆發一次大動亂之間的關係入手分析，提出中國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並用這一套模式去解釋中國社會、文化二千年來的宏觀結構變遷及其基本特點。
筆者對於其有關中國社會結構及意識形態上的分析研究尤感興趣，第十一章以數學模型來研究王朝的壽命興衰，對於不甚擅長數理的筆者來說閱來頗為吃力，故本文將會集中論及書中的第一至十章。
書中嘗試從歷史整體觀來剖析中國封建社會的內部結構，認為在經濟、政治及思想文化上三方面是互相影響及互為因果。文中起首即提出一個古老的難題：為什麼中國的封建社會會延續長達二、三千年之久？為什麼資本主義未能在中國發展起來？正當讀者期望作者為這古老問題下結論時，其筆鋒一轉卻帶領讀者先去反思何謂「封建」。如果要以「科學化分析」為前題之下，這問題可分解為：為何傳統對現代化阻力如此之大？中國歷史和文明演進有沒有規律可循？
要分析中國社會的變化必須先由社會結構入手。社會結構的分析框架，由三個子結構：意識形態結構、政治結構及經濟結構所組合而成，而中國歷史演進有著「停滯性」及「周期性」兩個特點。三個子系統會如有機物那樣面對不同環境時自動調節以適應環境，但當變化太大以致子系統不能適應時，就不得不以革命的形式來調整社會結構，而中國面對的情況是：當子系統偏離適應狀態而舊結構再無法維持下去時，舊結構就會崩潰，同時也消除及壓抑了三個子系統中尚未成熟的新結構的萌芽，使得大系統回到原有的適應狀態中，例如當中國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穩定之後，必會有一個周期性的社會混亂以調節結構中的不利因素，此時新的結構尚未成熟，而社會又急需一個制度去重整社會秩序，新的皇朝為了統治上的便利，會沿用前朝的大部分制度如宗法制度，而鮮有破舊立新的制度，因此在改朝換代之後短短的時間中，社會可以重新穩定下來，因為社會的基本制度不變，這解釋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停滯性。
儒生在中國社會中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執行著主要的社會聯絡功能，他們主要是不是依靠土地而是依靠學問進入封建官僚機械中，使得他們能擺脫土地的束縛而實行全國性的廣泛交住。由儒生組成的政府體現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一體化」，知識分子都擁有一致的理想目標，令到中國封建大國穩定地建立，但是這種穩定會受貴族和地主等所結合的無組織力量所左右，當無組織力量愈大，社會結構中的子系統就愈不能自我調節，其後果就是社會的崩潰，即使變法亦會因為人為因素而失去效果和影響。
作者在書中以儒家思想作為一個主要原因解釋中國社會的穩定，同時提出了西方的宗教思想作為比較。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以儒家思想為主，經過「全方位化」的過程（張德勝,147:1989）吸收了道家及佛家的思想成為中國思想主流，主將有為和入世。相對來說基督教就缺乏實現一體化的條件，因為西方的意識形態沒有和政治結構合一，雖然其理性化的思想將神權及政權分開，但是筆者並不認為西方的意識形態沒有和政治結構合一，只是不如中國般牢固，而且筆者想澄清一點：基督教並不是如作者所說「把現世看作是贖罪」（p.253），因為基督教認為人是不能洗脫自己的罪，現世所做的事只是為了取悅上帝，能否赦免罪是由上帝所決定的，人一生下來已決定了他有幾多恩寵，當信徒犯了誡條時，只要捐獻及懺悔一番就可以重新得到天主的寵愛，這是中古世紀腐敗的教會想出來榨取教徒金錢的手段，是個別年代個別教會的特殊例子，並非基督教的真正信念。路德認為在俗世內履行「天職」是唯一使上帝喜悅的方式，這是一種被動、對上帝順從的態度。及後喀爾文(Calvin)更進一步將路德的精神發揚光大，喀爾文派支持『命定論』(Predestination)，認為人類是為上帝而存在的，人的命運已決定了他能否上天堂，而只有一小部份的『選民』可以獲得救贖。但上帝的意願是凡人不可知及不能改變的，這和以往天主教中多做善事便可以升天堂的觀念不同，新教強調無論你做多少善事結果都是一樣的，因為你是否能上天堂在你出生以前已經是命定了的，人不能和上帝討價還價的，但這令到信徒們有一種不安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資格得救，所以他們要『試探』一下上帝，希望可以找尋出自己是否能上天堂的徵兆。而他們認為世俗上的成就是由於上帝的眷顧 (grace)，是『選民』的條件之一，在世俗上成就大的人死後上天堂的機會也比較大，將世俗的成就神聖化，成為榮耀上帝的重要方法(Weber, 1976:79-87)。這和作者對基督教的思想似乎有所誤解。
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性是建基於社會結構中三個子系統的高度協調，強力扼殺一切新因素，這和以往經濟學家議論為何中國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的結論有相近之處。經濟學家認為在宋明時代中國陷入了「高水平陷阱」，所有的商業因素已發展至飽和，每一個因素都已經發展至最能夠維持平衡的地部，再無可以發展下去的空間，而中國人的性格少追求創新只求守業，這是從經濟結構去看中國社會長期保持穩定的原因，筆者認為這和作者的結構系統有相似之處，都是關注在各系統中取得平衝以令系統持續下去。
作者試圖以結構的角度去分析中國社會，把中國社會的所有事物分類歸納在三個結構之內。作者以中國作為分析單位，將「經過改良的」柏森斯社會系統論套入中國中，嘗試以一個框架包容所有有關中國的一切，由微觀的個人思想層面（依作者指出，個人是隱藏在其系統之中的）以至宏觀的社會整體，筆者認為作者只是將中國社會分析過後再找出其特點以規劃出理論，由結論出發去推論出中國的社會結構，這可以由書中的章節窺見端倪，作者先論中國的封建社會結構，再論封建王朝，一直推下至意識形態，與柏森斯的起步點有所分別，但耐人尋味的是到了論完意識形態即沒有再討論下去，並沒有再探討個人的價值取向及目的是由何而及由何推動，令人質疑其理論的完整性，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強調思想（idea）的作用，思想就好像一個轉切員（switchmen）一樣，雖然它既不是動力也不可以阻止社會發展，但是它可以透過思想的形式將社會推向一個發展方向，某些思想會選擇某些社會形態。所以筆者認為個人主體性是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對於沒有探討過的個人主體性只是含糊地認為它已隱藏在系統之中，似乎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筆者認為在三個子系統中的比重並不是相等的，其中政治和經濟兩環比思想結構更為重要。在中國的歷史中我們不難發現天災橫禍有著一個關鍵性的影響。中國人的性格如非被天災所逼都不會輕易起義，政府對天災所做成的破壞處理不當，人民流離失所，無以為生才會被上絕路起來反抗政府，相反，如果在風調雨順的年代，根本就沒有農民願意作反，則就算社會所以筆者認為在經濟結構之下是有一個環境結構存在的。軍隊是在政治結構之下的一環，而造反成功的人，都是一些掌握軍事重權的人，例如三國時代的曹操及明太祖朱元璋等，以其軍事力量奪得政權，所以軍人在中國改朝換代的過程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軍人奪得政權之後以儒學作為統治的手段，儒學倒成了從屬於政治的一部份。說到底儒學只是一少撮知識份子的尊利，單憑他們難以作為推動社會的動力，普遍的中國百姓所追求的只是三餐溫飽，有瓦遮頭，中國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國沒有中產階層的存在，沒有一群對政治關心而又有力量的人去推動社會改革，只有以軍事和經濟的力量去推動社會。這和西方有很大的分別，西方的中產階級熱衷於思想上的改革，其意識形態可以作為一種動力推動社會，政治腐敗和經濟倒退並不是西方出現革命的主要原因，而是西方追求平等自由等驅使革命發生，例如法國大革命的時期國家經濟並不是處於最貧困艱苦的時候，政治亦不是最腐敗的時候，由此可見中西方的結構模型重點並不相同。
打個比喻，人可以生存有三個客觀要素：水、食物和空氣。三個名詞已經包含了最重要的東西在內，這答案就好像作者的結論一樣無甚新意，作者只能在解釋層面上分析三個子結構的意義，並無新鮮的觀點提出，基本上我們已經認同這三個子系統對人類社會來說是必然存在的，作者的研究只流於歸納層面。最突出的地方就是運用了數學模型去支持其理論，但這猶如找來一個人做實驗證實水、食物和空氣對人類的重要性一樣──多此一舉。
作者：金觀濤 劉青峰 著
出版社：中文大學出版社
在興盛與危機一書中，作者將系統論整體研究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從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二千餘年與會二三百年爆發一次大動亂之間的關係入手分析，提出中國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並用這一套模式去解釋中國社會、文化二千年來的宏觀結構變遷及其基本特點。
筆者對於其有關中國社會結構及意識形態上的分析研究尤感興趣，第十一章以數學模型來研究王朝的壽命興衰，對於不甚擅長數理的筆者來說閱來頗為吃力，故本文將會集中論及書中的第一至十章。
書中嘗試從歷史整體觀來剖析中國封建社會的內部結構，認為在經濟、政治及思想文化上三方面是互相影響及互為因果。文中起首即提出一個古老的難題：為什麼中國的封建社會會延續長達二、三千年之久？為什麼資本主義未能在中國發展起來？正當讀者期望作者為這古老問題下結論時，其筆鋒一轉卻帶領讀者先去反思何謂「封建」。如果要以「科學化分析」為前題之下，這問題可分解為：為何傳統對現代化阻力如此之大？中國歷史和文明演進有沒有規律可循？
要分析中國社會的變化必須先由社會結構入手。社會結構的分析框架，由三個子結構：意識形態結構、政治結構及經濟結構所組合而成，而中國歷史演進有著「停滯性」及「周期性」兩個特點。三個子系統會如有機物那樣面對不同環境時自動調節以適應環境，但當變化太大以致子系統不能適應時，就不得不以革命的形式來調整社會結構，而中國面對的情況是：當子系統偏離適應狀態而舊結構再無法維持下去時，舊結構就會崩潰，同時也消除及壓抑了三個子系統中尚未成熟的新結構的萌芽，使得大系統回到原有的適應狀態中，例如當中國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穩定之後，必會有一個周期性的社會混亂以調節結構中的不利因素，此時新的結構尚未成熟，而社會又急需一個制度去重整社會秩序，新的皇朝為了統治上的便利，會沿用前朝的大部分制度如宗法制度，而鮮有破舊立新的制度，因此在改朝換代之後短短的時間中，社會可以重新穩定下來，因為社會的基本制度不變，這解釋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停滯性。
儒生在中國社會中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執行著主要的社會聯絡功能，他們主要是不是依靠土地而是依靠學問進入封建官僚機械中，使得他們能擺脫土地的束縛而實行全國性的廣泛交住。由儒生組成的政府體現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一體化」，知識分子都擁有一致的理想目標，令到中國封建大國穩定地建立，但是這種穩定會受貴族和地主等所結合的無組織力量所左右，當無組織力量愈大，社會結構中的子系統就愈不能自我調節，其後果就是社會的崩潰，即使變法亦會因為人為因素而失去效果和影響。
作者在書中以儒家思想作為一個主要原因解釋中國社會的穩定，同時提出了西方的宗教思想作為比較。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以儒家思想為主，經過「全方位化」的過程（張德勝,147:1989）吸收了道家及佛家的思想成為中國思想主流，主將有為和入世。相對來說基督教就缺乏實現一體化的條件，因為西方的意識形態沒有和政治結構合一，雖然其理性化的思想將神權及政權分開，但是筆者並不認為西方的意識形態沒有和政治結構合一，只是不如中國般牢固，而且筆者想澄清一點：基督教並不是如作者所說「把現世看作是贖罪」（p.253），因為基督教認為人是不能洗脫自己的罪，現世所做的事只是為了取悅上帝，能否赦免罪是由上帝所決定的，人一生下來已決定了他有幾多恩寵，當信徒犯了誡條時，只要捐獻及懺悔一番就可以重新得到天主的寵愛，這是中古世紀腐敗的教會想出來榨取教徒金錢的手段，是個別年代個別教會的特殊例子，並非基督教的真正信念。路德認為在俗世內履行「天職」是唯一使上帝喜悅的方式，這是一種被動、對上帝順從的態度。及後喀爾文(Calvin)更進一步將路德的精神發揚光大，喀爾文派支持『命定論』(Predestination)，認為人類是為上帝而存在的，人的命運已決定了他能否上天堂，而只有一小部份的『選民』可以獲得救贖。但上帝的意願是凡人不可知及不能改變的，這和以往天主教中多做善事便可以升天堂的觀念不同，新教強調無論你做多少善事結果都是一樣的，因為你是否能上天堂在你出生以前已經是命定了的，人不能和上帝討價還價的，但這令到信徒們有一種不安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資格得救，所以他們要『試探』一下上帝，希望可以找尋出自己是否能上天堂的徵兆。而他們認為世俗上的成就是由於上帝的眷顧 (grace)，是『選民』的條件之一，在世俗上成就大的人死後上天堂的機會也比較大，將世俗的成就神聖化，成為榮耀上帝的重要方法(Weber, 1976:79-87)。這和作者對基督教的思想似乎有所誤解。
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性是建基於社會結構中三個子系統的高度協調，強力扼殺一切新因素，這和以往經濟學家議論為何中國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的結論有相近之處。經濟學家認為在宋明時代中國陷入了「高水平陷阱」，所有的商業因素已發展至飽和，每一個因素都已經發展至最能夠維持平衡的地部，再無可以發展下去的空間，而中國人的性格少追求創新只求守業，這是從經濟結構去看中國社會長期保持穩定的原因，筆者認為這和作者的結構系統有相似之處，都是關注在各系統中取得平衝以令系統持續下去。
作者試圖以結構的角度去分析中國社會，把中國社會的所有事物分類歸納在三個結構之內。作者以中國作為分析單位，將「經過改良的」柏森斯社會系統論套入中國中，嘗試以一個框架包容所有有關中國的一切，由微觀的個人思想層面（依作者指出，個人是隱藏在其系統之中的）以至宏觀的社會整體，筆者認為作者只是將中國社會分析過後再找出其特點以規劃出理論，由結論出發去推論出中國的社會結構，這可以由書中的章節窺見端倪，作者先論中國的封建社會結構，再論封建王朝，一直推下至意識形態，與柏森斯的起步點有所分別，但耐人尋味的是到了論完意識形態即沒有再討論下去，並沒有再探討個人的價值取向及目的是由何而及由何推動，令人質疑其理論的完整性，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強調思想（idea）的作用，思想就好像一個轉切員（switchmen）一樣，雖然它既不是動力也不可以阻止社會發展，但是它可以透過思想的形式將社會推向一個發展方向，某些思想會選擇某些社會形態。所以筆者認為個人主體性是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對於沒有探討過的個人主體性只是含糊地認為它已隱藏在系統之中，似乎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筆者認為在三個子系統中的比重並不是相等的，其中政治和經濟兩環比思想結構更為重要。在中國的歷史中我們不難發現天災橫禍有著一個關鍵性的影響。中國人的性格如非被天災所逼都不會輕易起義，政府對天災所做成的破壞處理不當，人民流離失所，無以為生才會被上絕路起來反抗政府，相反，如果在風調雨順的年代，根本就沒有農民願意作反，則就算社會所以筆者認為在經濟結構之下是有一個環境結構存在的。軍隊是在政治結構之下的一環，而造反成功的人，都是一些掌握軍事重權的人，例如三國時代的曹操及明太祖朱元璋等，以其軍事力量奪得政權，所以軍人在中國改朝換代的過程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軍人奪得政權之後以儒學作為統治的手段，儒學倒成了從屬於政治的一部份。說到底儒學只是一少撮知識份子的尊利，單憑他們難以作為推動社會的動力，普遍的中國百姓所追求的只是三餐溫飽，有瓦遮頭，中國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國沒有中產階層的存在，沒有一群對政治關心而又有力量的人去推動社會改革，只有以軍事和經濟的力量去推動社會。這和西方有很大的分別，西方的中產階級熱衷於思想上的改革，其意識形態可以作為一種動力推動社會，政治腐敗和經濟倒退並不是西方出現革命的主要原因，而是西方追求平等自由等驅使革命發生，例如法國大革命的時期國家經濟並不是處於最貧困艱苦的時候，政治亦不是最腐敗的時候，由此可見中西方的結構模型重點並不相同。
打個比喻，人可以生存有三個客觀要素：水、食物和空氣。三個名詞已經包含了最重要的東西在內，這答案就好像作者的結論一樣無甚新意，作者只能在解釋層面上分析三個子結構的意義，並無新鮮的觀點提出，基本上我們已經認同這三個子系統對人類社會來說是必然存在的，作者的研究只流於歸納層面。最突出的地方就是運用了數學模型去支持其理論，但這猶如找來一個人做實驗證實水、食物和空氣對人類的重要性一樣──多此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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