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l Red

一個地球，多個世界——當代世界的有形與無形界線
龐中英
雖然，全球化在加速發展，一些傳統的全球範圍界線（邊界），諸如國家與民族之間的明確劃分、各種語言之間的溝通堡壘、東西方之間的普世性意識形態對抗等，其重要性遠不如從前，有些還變得模糊起來。但是，我們這個地球仍存在著各種界線，全球化的同時卻仍然邊界林立，有形的與無形的，新的與舊的，其中一些正在成為人類難以逾越的鴻溝，以及各種世界矛盾和危機的根源。
我觀察到，一些有形與無形的世界界線已經很突出：

社會權利：現代福利國家模式的起源與詮釋
● 鄭秉文
[摘要] 人類進入20世紀以來，社會事務不斷的國家化逐漸體現在社會權利的要求方面，於是，社會權利便成為現代福利國家的一個催生婆，並日益成為保證企業競爭力和最大限度適應經濟發展的一個“生產性投資”。本文以社會權利作為研究福利模式的一個起點，認為，社會福利的“非商品化”與社會權利相對應，是現代福利國家本質特徵的一個體現，同時也是對“前商品化”一個反動。社會權利不是無條件的，其擴展程度越寬，非商品化程度就越高，由此福利國家便逐漸形成三種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的福利國家對其社會分層化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因此，它們各自的產業結構也就不同。這樣，福利國家的三個模式在現實世界中就顯得有意義了，即不同模式下福利國家的產業結構、就業路徑和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後者反過來有成為測度不同模式福利制度的重要因素。
[關鍵字] 福利國家 社會保障 制度模式 商品化 就業路徑

（二）社會歐洲的建設與福利國家的外化
歐洲大廈的建設者們正在構建的是一個層次複雜、但是又反映了歐洲市場和政治狀況的社會政策模式。簡單地說，就是這個模式在跨國的層面上反映市場發展的需要，在成員國的層面上保障社會穩定的需要。它依賴傳統的福利國家對非流動人口實施保護；在福利國家之間架設交流和互補的管道，解決流動人口的社會需要；通過歐盟層面的政策，鼓勵創造就業和人口流動，同時通過社會立法和監督機制，對成員國的行為進行指導和監督。)
自60年代起，歐共體有關社會方面的法令和政策都是為了實現“四大自由”的需要和風險而制訂的。1964年2月， 歐洲共同體決定採取特別協調措施，使在成員國工作的“外籍勞動者”能夠享受公共政策、公共安全或公共衛生，旨在鼓勵勞動力市場在共同體範圍內的優化組合（注：“Council Directive 64/221/EEC”,Official Journal 056 04.04 .64,p.850.）。在這種方針的指導下，共同體各成員國開始將福利國家政策“外化”至包括非本國公民。1966年7月， 流動工人及其家屬的住房問題被提上了共同體的日程（注：365X0379 65/379/EEC,Offcial Journal 137 27.07.65,p.2293.）。1972年3月，歐共體再次通過決議，要求成員國為流動就業人員及家屬提供社會保障（注：隨著一體化的深入，這項決議經歷了十數次的修改。Official Journal L074 27.03.72,p.1.）。同年10月，歐洲共同體各國政府首腦在巴黎舉行會議，更加明確地提出，應把社會領域裏的各項工作擺在和經濟與貨幣聯盟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不過，其有關機構起草的社會行動計畫並不是北歐或西歐福利國家式的藍圖，檔提出的目標包括：1.充分就業和改善就業條件，2.在各國之間協調這些條件，3.增進管理者和勞動者在共同體經濟和社會決策方面的參與。檔重申，“共同體不在成員國中間尋求對所有社會問題的單一解決方式，也不嘗試承擔所有由其他各個層次更加有效地承擔著的責任”，（注：“Council Resolution of 21January 1974 Concerning a Social Action Programme”, OfficialJournal C 013,12/02/1974,pp.0001—0004.）從而明確地劃分出民族國家和歐洲共同體這兩個不同層面的責任範疇。1974年，歐共體部長理事會通過了“歐共體社會行動方案”，關注與工作環境有關的三個方面：充分和更好的就業、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提高、勞動者在企業活動和社會管理方面更多的參與。顯然，上述社會行動的目標都與促進市場發展密切相關，都是為了使共同體內部勞動者的自由流動更加人道化，都是積極就業政策的組成部分。
80年代的經濟停滯曾經直接地影響到民族福利國家的發展，歐共體的成員國先後相應地採取了緊縮財政和制約福利國家發展的措施。但是經濟不景氣沒有影響共同體在社會政策方面的發展，歐共體在社會立法和社會監督領域裏的諮詢、指導與監督職責繼續加強。1976年和1978年歐共體公佈了婦女在就業、職業培訓和晉升、工作條件以及享受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平等權利原則（注：“Council Directive 76/207/EEC ”,OJ L039 14.02.76,p.40,Official Journal L 001 03.01.94,p.484.）。1983年歐共體開始公佈各成員國的年平均實物福利開支，1985年又第一次就社會政策問題舉行了專題討論，承認如果忽略歐共體的社會功能就會導致共同市場的失敗。

福利國家向何處去？
● 周弘
【內容提要】歐洲民族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部分地取代了教會的社會職能，並根據政權形式的變化、工業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外部世界的壓力，逐漸形成了現代的福利國家。要回答現代福利國家向何處去的問題，必須瞭解：一、民族國家外部條件的變化，二、民族國家內部社會需求的變化，三、國家政權機構和合法性的變化。本文分析了福利國家作為一種履行現代社會職能的國家形態的本質特性，在此基礎上考察了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國家社會功能，並以歐洲聯盟及其成員國為案例，分析了福利國家在內外經濟、社會、政治條件變化中的改革發展道路和方向。
【關 鍵 詞】福利國家/全球化/歐盟社會政策
【 正 文 】

英國行政法控權論的歷史分析--讀威廉•韋德《行政法》有感
　　眾所周知，英國、美國構成了世界三個主要法律體系中[1]獨具特色的普通法系的主要源流國。如同美國的法律發展無法擺脫天生的英法法律的胎記一樣，英國法律的自身同樣體現著在其孕育之初，傳統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 、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綜合因素的決定性作用。此文，將從英國行政法學的基礎理論入手，來探究其背後深刻的歷史緣由，以回應威廉•韋德先生的觀點。
　　一、英國行政法學的理論基礎--控權論。
　　英國最早給行政法下定義的是英國著名法學家奧斯丁（John Avstin），他在其專著《法律學》一書中認為，行政法是規定主權行使之限度與方式：君主或主權者直接行使其主權，或其下屬之高級行政官吏之行使主權者，授予或者委託之部分主權。[2]另外，19世紀末一些著名的學者如T•W•霍蘭特、史密斯、戴雪等紛紛從憲法或訴訟法角度，對行政法進行概念界定。現在，學者們較一致地認為當時的人們對於行政法有著頑固的偏見，但似乎這種"偏見"所包容的理解行政法的內核，就是限權。
　　"到了現代，隨著國家行政職能的強化與行政法功能的發展，英美法學者有關行政法的概念有新的變化，即從偏重三權分立理念轉換到通過法律如何控制行政權的運行程式與過程，特別是把行政權價值定位于限權與人權的救濟上?quot;[3]傳統與現代的行政控權手段是有差別的，前者衷情於司法控制，希冀通過司法的能動性來維持憲法體制上的分權與平衡，這是一種極為純粹的控權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存在著另一種並非十分純粹的控權思想，它認為為公眾的福利將行政權運用至服務領域是正當的，而單純的法律強制會阻礙行政權效率的發揮，所以與純粹的控權形成對立，而主張加強行政機關內部控權及來自于完善的行政程式而生髮的控權機制，有人便將這兩種各持已見的理論稱為"紅燈論"與"綠燈論"。[4]

關鍵的時刻 整合大考驗
接手歐盟輪值主席 英國任重道遠
文／鍾志明（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助理教授；歐盟研究協會監事）
自從歐洲聯盟憲法條約相繼在法國與荷蘭遭到公民投票否決之後，六月中旬的高峰會也以爭議收場，當時的輪值主席盧森堡總理榮克（Jean-Claude Juncker）抨擊英國要為此次峰會破局負責。在這樣似乎黯淡的統合前景下，英國自七月一日起擔任歐盟理事會的輪值主席，任期至今年底為止。
輪值主席的任務

論英國新右派的福利觀
http://www.hrbmzj.gov.cn/mzbk/05/LWJC/1067.htm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建立了在資本主義世界堪稱典型的福利國家。福利國家、混合經濟和需求管理成為戰後較長一段時期內保守黨和工黨各屆政府的共識。但從20世紀60年代起，福利國家受到了左右兩方面的進攻。新右派是60、70年代主要在英國形成並在80年代發生重大影響的一個學術和思想流派。它既包括哈耶克和弗裏德曼這樣的巨擘大匠，也包括其信徒什爾頓、波韋爾、鮑森、桑普森、哈裏斯和約瑟夫等。作為對戰後國家干預活動的反動，該流派提出了自己的福利發展、福利目的和功能觀，其觀點不僅成為柴契爾夫人所謂政治經濟改革的思想基礎，對其他西方國家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對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也具有借鑒意義。本文擬對新右派的福利觀進行評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
新右派對戰後福利發展、福利目的和功能的分析是建立在對國家及其活動分析的基礎上的，因此，要瞭解新右派的福利觀，首先要瞭解其國家觀，包括他們對戰後英國國家性質的轉變、國家權威的來源、國家與政府的關係、國家的作用和功能等一系列問題的看法。

機會與約束：中國福利制度轉型中非營利部門發展的條件分析
田凱
　　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北美和歐洲，非營利部門（非營利領域、第三部門）在社會福利和公共政策中的角色，尤其是作為公共服務的替代性提供者，已經迅速引起了公眾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甚至在東歐，對作為公共服務和市民參與工具的非營利部門也有著極大的興趣（Gidron，Kramer &Salamon ，1992）。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福利制度的轉型，非營利部門的地位和作用同樣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楊團，2000；熊躍根，2001）。
　　本文的主旨探討政府與非營利部門建立夥伴關係的可能性，分析中國福利模式在國家中心主義向多元主義的轉變過程中，非營利部門發展的動力機制和約束條件。
　　一、非營利部門與福利轉型：簡要的文獻回顧

http://www.wretch.cc/blog/modify.php?blog_id=rayoflight&post=1&year=2005&month=7&day=12
Business Ethics Gone Wrong
by Alexei M. Marcoux
Alexei M. Marcoux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at Loyola University in Chicago. This essay appears in the current Cato Policy Report.
It arose from the scandals that plagued Wall Street during the 1980s: a growing public support for business ethics as an object of study and teaching in Americ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siness ethics courses are offered (and often, for business majors, required) in ever-increasing numbers. The ranks of the academy swell with professors whose principal vocation is teaching and writing in business ethics. Philanthropists endow chairs in business ethics faster than universities can fill them.

The Case for Market Liberalism
by James A. Dorn
James A. Dorn is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at the Cato Institute.
Economic freedom and limited gover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 are crucial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has helped spread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foster political reform, a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ountries that have cut themselves off from the global economy, such as North Korea, have failed to develop. Critics of globalization have good intentions --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close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 but those end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chieved by economic freedom than b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terfering with free trade, dictating massive government-to-government aid programs, imposing burdensom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fixing wage rates, and penalizing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are not in the long-run interests of poor countries. A policy of engagement is the best strategy to increase living standards,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and reduce the risk of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