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l Red

政策網絡理論的途徑
http://72.14.235.104/custom?q=cache:iWplrWFLWXYJ:web.ntpu.edu.tw/~yuhwa/study%2520of%2520policy%2520networks/chap2.doc+Jessop&hl=zh-TW&ct=clnk&cd=7&gl=tw&inlang=zh-TW&client=pub-3278190510955599
政策網絡宛如一面鏡子，反應西方先進工業社會行政與政治的多元性與複雜性，政策網絡的理論途徑解釋政策過程中參與者高度複雜的關係，有其啟發性的價值，相當程度的影響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理論的建立。另一方面，政策網絡理論發展過程中，也有其脆弱的一環，最致命的缺點是概念定義的混淆，Rhodes與Marsh(1992)即憂慮概念混淆的危機將使政策網絡的研究步上統合主義(corporatism)1的後塵。其次，理論應具有描述與解釋的功能，但是政策網絡分析似乎難以跨越描述性層次而進入政策解釋功能。基於此，本章首先釐清政策網絡的概念定義，繼而解釋政策網絡理論的發展途徑，以及建構政策網絡的理論架構，並對於政策網絡途徑是否能解釋政策過程加以論證。
政策網絡概念的發展
一、政策網絡的概念定義

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0824.html
政府加劇「公共利益」的滅亡？
■作者：鍾榮峰（＜台灣立報＞專欄作家）
對非台南市的人來說，＜台南客運＞的關門打烊只是一則無關痛癢的新聞而已，或許連充當聊天閒扯的內容都搆不上，但對於＜台南客運＞的員工而言，那是攸關生存的大事，對台南市市民而言，卻是原已不發達的大眾公共交通宣告死亡！
地方客運業的告急，不獨＜台南客運＞，除了台北、高雄兩都會區外，餘者雖程度不一，卻無不做垂死掙扎。不久之前，媒體即披露雲林縣＜台西客運＞、＜桃園客運＞、＜中壢客運＞均陷入「加護病房」般的經營危機，未披露者也離此不遠矣！

　　在討論和貫徹“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方略與目標時，許多論者都強調了“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這無疑是正確的。依法行政的一些原則，諸如職權法定，法律至上，對行政自由裁量的法律限制，職能分離，權責統一，遵循法定程式等等，都是一個法治國家的必具條件。
　　必須指出的是，“依法行政”的原則，一般只強調了依照或根據法律，至於法律本身的性質、內容是否民主、是否合理，在所不問，像德國，18世紀末已開始形成“法治國”思想，19世紀末確立了行政權力必須依法行使，國家依法統治。但它的“法治國”還只是一種“形式法治”，即形式上要求合法，而不問法的內容是否符合正義，法律實證主義影響較深，其依法行政只是嚴格依照法律條文，以致後來為納粹所利用，使德國人民受法西斯的惡法統治而不能反抗。二戰後，德國著名法學家赫特布魯特痛心地指出：“法律實證主義以其‘法律就是法律’的信條，使德國法律界對專橫、非法的法律失去抵抗力。”（注：赫特布魯特：《法律的公正與超法律的公正》，德文版第88頁。）日本明治憲法下的法制也與德國相近，都是“形式意義上的法治”。二戰後，德國基本法（憲法）規定了對惡法的抵抗權：“對於所有要排除這一秩序者（指憲法秩序-引者），在沒有其他救濟方法時，所有德國人都有抵抗權。”日本在戰後吸收了美國的法治原則，對行政權提出了法律保留原則（即行政行為得有國會立法根據，行政機關不得為公民基本權利立法）；法律優先原則（法律高於行政，一切行政活動不得違法）；司法救濟原則（法院對行政糾紛有裁決權，一切司法權屬於法院），等等。這些都是邁向“實質法治”的重要原則。
　　至於英美的法治原則，都是講“法的統治”。在英國是強調“越權無效”、“自然公正”原則。在美國是強調法律最高原則（即法律至上，指政府權力來源於法律，政府無超越法律的特權）；基本權利原則（政府的行政權力受公民固有權利即人權與公民權的限制，凡違反人類自然權利的行政行為對公民無拘束力）；正當程式原則，以及行政行為應受司法審查（無司法審查，個人權利與自由就沒有法律保障，法治就是一句空話）。它們都是強調了保障人權與公民的權利、自由，要求法律必須符合社會正義，屬於“實質法治”。
　　現代法治國家的行政，比之18、19世紀已經大大不同。由於經濟與科技的迅猛發展，社會生活、國家事務日益紛繁複雜，一方面，行政權日益膨脹，必須以法治加以適度控制。另一方面，行政權的目的也不再限於對社會的管理控制，而要求主動為公眾謀福利，對公民的關懷“從搖籃到墳墓”，由“最好政府最少管理”進到“最好政府，最多服務”的“服務行政”、“給付行政”。這樣，“依法行政”，就不能只是恪守現行的法律，而不問其是否民主、合理、合乎社會進步的要求。依法不只是依靜態的法律條文，而且要恪守活的法、法的理念（人權、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法的精神）。同時，它還要求行政職能由單純的統治與管理，增進為指導與服務；要求改變行政主體與行政管理與服務物件的法律關係、法律地位，變命令與服從的權力關係，權力本位、官本位，為權力與權利平衡、權利本位、民本位；行政主體不是法治的最高主體，而首先是法治的客體、物件，它不單純是管理者、治人者，而且是被制約者，受人民以及行政相對人所監督者；它不是權力的所有者（所有者是人民），只是權力的行使者。最後，國家行政機關也不是行使行政權的唯一的主體，隨著公民和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行政相關利益人參與行政（參與決策、聽證，以及被授權承擔一定的行政任務等），行政主體也走向多元化，改變政府包打天下、吞食社會主體的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局面，部分“還權”於社會……等等。
　　這樣，“依法行政”就進一步向“法治行政”演進。單講“依法行政”已不足以適應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要求。

行政國家與行政權的控制與轉化
　　行政國家的標誌
　　所謂“行政國家”是指人類社會發展到這麼一個階段-國家行政權滲透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人們在其生命的整個過程中都離不開行政機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成為影響人們生命、自由、財產和國家安全、穩定、發展的一種幾乎無所不能之物。
　　行政國家的主要標誌是：
　　（一）行政機構和行政人員大量增加。以美國和我國為例，美國在建國之初，聯邦政府僅設3個部，行政人員為4479人，與美國當時總人口的比例為1：1100.到本世紀，聯邦行政部門發展到70多個，行政人員增加到3，111，912人，與美國總人口的比例為1：80.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最初設35個部委級機構，1954年增加到64個，行政人員與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為1：297；8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部委級機構曾增加到100個，90年代中期，純行政人員已達1042萬，加上其他吃“皇糧”的人員則達3576萬，與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為1：29.

論英國新右派的福利觀
http://www.hrbmzj.gov.cn/mzbk/05/LWJC/1067.htm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建立了在資本主義世界堪稱典型的福利國家。福利國家、混合經濟和需求管理成為戰後較長一段時期內保守黨和工黨各屆政府的共識。但從20世紀60年代起，福利國家受到了左右兩方面的進攻。新右派是60、70年代主要在英國形成並在80年代發生重大影響的一個學術和思想流派。它既包括哈耶克和弗裏德曼這樣的巨擘大匠，也包括其信徒什爾頓、波韋爾、鮑森、桑普森、哈裏斯和約瑟夫等。作為對戰後國家干預活動的反動，該流派提出了自己的福利發展、福利目的和功能觀，其觀點不僅成為柴契爾夫人所謂政治經濟改革的思想基礎，對其他西方國家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對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也具有借鑒意義。本文擬對新右派的福利觀進行評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
新右派對戰後福利發展、福利目的和功能的分析是建立在對國家及其活動分析的基礎上的，因此，要瞭解新右派的福利觀，首先要瞭解其國家觀，包括他們對戰後英國國家性質的轉變、國家權威的來源、國家與政府的關係、國家的作用和功能等一系列問題的看法。

機會與約束：中國福利制度轉型中非營利部門發展的條件分析
田凱
　　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北美和歐洲，非營利部門（非營利領域、第三部門）在社會福利和公共政策中的角色，尤其是作為公共服務的替代性提供者，已經迅速引起了公眾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甚至在東歐，對作為公共服務和市民參與工具的非營利部門也有著極大的興趣（Gidron，Kramer &Salamon ，1992）。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福利制度的轉型，非營利部門的地位和作用同樣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楊團，2000；熊躍根，2001）。
　　本文的主旨探討政府與非營利部門建立夥伴關係的可能性，分析中國福利模式在國家中心主義向多元主義的轉變過程中，非營利部門發展的動力機制和約束條件。
　　一、非營利部門與福利轉型：簡要的文獻回顧

http://www.wretch.cc/blog/modify.php?blog_id=rayoflight&post=1&year=2005&month=7&day=12
Business Ethics Gone Wrong
by Alexei M. Marcoux
Alexei M. Marcoux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at Loyola University in Chicago. This essay appears in the current Cato Policy Report.
It arose from the scandals that plagued Wall Street during the 1980s: a growing public support for business ethics as an object of study and teaching in Americ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siness ethics courses are offered (and often, for business majors, required) in ever-increasing numbers. The ranks of the academy swell with professors whose principal vocation is teaching and writing in business ethics. Philanthropists endow chairs in business ethics faster than universities can fill them.

The Case for Market Liberalism
by James A. Dorn
James A. Dorn is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at the Cato Institute.
Economic freedom and limited gover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 are crucial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has helped spread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foster political reform, a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ountries that have cut themselves off from the global economy, such as North Korea, have failed to develop. Critics of globalization have good intentions --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close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 but those end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chieved by economic freedom than b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terfering with free trade, dictating massive government-to-government aid programs, imposing burdensom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fixing wage rates, and penalizing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are not in the long-run interests of poor countries. A policy of engagement is the best strategy to increase living standards,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and reduce the risk of war.

http://www.ippr.org.uk/articles/archive.asp?id=1440&fID=55
New model welfare
by Nick Pearce and Mike Dixon
Prospect - 19 April 2005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is changing. Until 1997, Britain sat alongside other Anglo-Saxon countries within the family of “liberal” welfare states of Gosta Esping-Anderson’s famous typology. These welfare regimes, typical of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favour individualism and markets, with limited social protection.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 are focused on those most in need and are aimed at preventing abject poverty rather than providing a decent standard of living. Flexible, lightly regulated labour markets create a large low-wage service sector. This has enabled them to have high employment rates, low taxation and balanced budgets. But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come at the price of high levels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社會資本：對一種新解釋範式的探索
楊雪冬
　www.sg.pku.edu.cn/teach/materials/socialcapital.doc
人、制度、文化是描述和解釋人類行為和存在狀態的三個元素性概念。近代以來，社會科學的發展和演化實際上就是這三個元素性概念在解釋範式中的此消彼長和不同的組合排列。在社會科學形成的初期，由於啟蒙思想的深刻影響以及學科沒有清晰分界，以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等為代表的社會科學的先驅們實際上把這三個概念同時納入了自己的解釋範式之中，創立了宏篇巨制的社會理論，使那個時代成為構建體系的時代。儘管如此，先驅們對這三個概念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為以後的學科分界提供了基本標準。此後，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發展和深入，學科分化愈加明顯，具體的學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清晰明確的解釋範式，社會科學也演化成一個由不同學科組成的群，長期佔據社會科學主流的、涵蓋了三個解釋元素的宏大社會理論，被具體精細的學科理論所替代，人、制度和文化各自成了這些學科理論的起點。而不斷地構建、批判和綜合以這三個要素為基礎的學科理論成了社會科學發展和演化的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