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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和反基督——讀尼采『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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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自立
我小心翼翼地穿過整個千年的瘋人院……
—尼采
近讀中譯版尼采『反基督』一書，很有感觸。倒不是因為基督和尼采都是另類的耶穌——因為，他們都自我膨脹到，據說可以俯視人類的程度——而是因為基督在反對的聲浪中，不見衰落，與時俱進，大有與天地同光而光之殊榮。記得有一位學者說過，上帝是其反對者和不反對者們共同的語言——只要你涉及了這個話題，就像是落進了圈套。可是，反對者還是根本就不怕落進圈套地一味地反對之。
近百多年來，像約翰．穆勒，尼采，羅素輩，就是這樣。他們的後繼者雖然名聲尚小，但是反對之信念執著，和信奉者之執著，形成強弱同等的對位，形成一種人類好像不可或缺的精神現象。筆者粗淺閱讀了一些書籍，從古希臘神話里西比爾女巫之預言，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和諸多自由主義大師，對于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基督耶穌的置疑，這個問題好像迄今沒有結論。倒是二十一世紀以來，關于這個課題的研究，擴展于文學藝術領域，擴大了人們對于這個話題的討論。固然，這個討論本身，沒有超過以往的討論得出的結論，或者說，得出的，還是不可得出的結論。其實，關乎于此的藝術作品，大多根本也不想討論什麼問題，就叫做信則可觀賞之，不信，就不可觀賞之也！反過來說，就是，“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耶穌基督的問題，作為本體論者的最大問題，可以說，就是元始之問；我們中國人也有天問，就是考量人可以對人之外的一個大存在提出﹕何以如此，和何以如是之問（這也是中西哲學的元始之問，之思的特征區別——見張東蓀著作）但是，近來主客觀二者一統說的現象學家又說，本無天地之外，是主客一體說，這樣，我們就又失去一個前提和賴以言說的憑欄。而羅素所謂第一之外的第一說，囊括了這樣幾個方面，就是——第一推動的問題﹕
“父親教導我說，‘誰創造了我？’，是無法解答的難題，因為接著人們必然要問，‘誰又創造了上帝？’”今天我仍然認為，這句極端簡單的話指出了最初起因這一論點的荒謬。”
（見『約翰。穆勒自傳』.筆者不久前看到郭大力先生三十年代的譯本。）
這個問題提出來以後，所有其他的問題也就被他如法炮制，像自由主義者反對將康德的道德律令置于至高無上地位；關于道德內涵中上帝制定下的是非——上帝制定了是非，那麼，上帝的是非是什麼？如果沒有是非的上帝制定了是非，那麼，這是非就不是是非；等等。
尼采說道——
“最深刻的自我保存和生長法則正與此相反﹕每個人編造他自己的德性，他自己的絕對命令。
“還有什麼東西會比自動自覺的義務更快地毀滅我們呢？這是一條筆直通向頹廢，甚至筆直通向白痴的道路……康德變成了一個白痴。”
這個討論，倒是很像二十世紀後現代哲學內涵中觸及的，如德里達的文字游戲，似是而非說；就是，意義在“延異”中存在和覆滅，是解構和結構之二元同在——就是，說上帝是什麼，他，就不是什麼；三位一體和N位一體，也是可以存在的，因為，簡化說，就是，上帝是一個復合存在，而我們，是單數存在；當然，也有學者反對，說，我們也是復合存在，我們的單子後面，是一個集體意識的存在（拉康和容格如是說…）于是，我們，就也成為幾位一體之類了。這是很有趣的思索。有了這個思索，我們又會想到，我們思索賴以成形之文字，也是真假莫辨的一個上帝格。因為，首先，上帝，這個字是一個神秘格，就像文字是神創造的一樣，首先，耶穌是一個字，大寫的他（HE），十字架上的“拿撒勒的耶穌”。其後，他，不是他，就是元年三十歲他走了以後的保羅和其他門徒筆下的耶穌；再有，他與我們是一體的，無論我們在他心中，還是他在我們心中；重復一下，他不是，或者不僅僅是拿撒勒的，是羅馬的和君士坦丁堡的，甚至是東方的……最後，他或許可以顯形，或許不可以顯形（偶像崇拜沒有最後阻止整個藝術史的耶穌造像）。其次，我們說，上帝之前提無法定義——一如前說——所以，我們的字里，他被排除在釋意之外。但是，是誰說，我們一意思考，上帝就發笑呢？他是隱身之人乎？誰約定他有此判斷之權力？我說，上帝不發笑，有無證明呢？我們不言及上帝，就等于我們言及上帝乎？這等于什麼也沒有說。
連卡爾納普和維特根斯坦，也為他們排除上帝的方法論而倍感焦慮。因為，是我們自己定下形而之說，定下其上，其下。我們如何界定他們的界定呢？和剛才那個中心論偏移說一樣，我們如何在上帝的言行中規定其何為上，何為下呢？有形而“中”乎？那些聖經中的故事，儀式，聖物，偶像……是上，還是下呢？那些牛鬼蛇神，牛頭馬面，魔鬼天使，乃至劍，輪，塔，石頭，血肉，裹尸布，十字架……是上，還是下呢？上之為上，恰恰因為有個下嘛，反之亦然。所以，在語言這個問題上，說語言是家，還是說家是語言，等于白說。于是，在排除語言和神跡之真偽以後，慣于不徹底思考——一徹底就完蛋——的人類面前，藝術作品開始了他們偉大的以訛傳訛的天才創作。這個創作又反過來統合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不但繪畫成就中世紀偉大的藝術，中世紀的偉大，還在于他的宗教文化造就了偉大歐洲城市的雛形，從羅馬到那些崇仰之的歐洲城市。人們，尤其是那些名傳之于後的中國學者，又恰恰忘記了歐洲中世紀的文明，和以後之復興一樣偉大（奧地利青年學者雷立柏（l.leed） 就這樣說。見他的『論基督之大與小』。）也就是說，基督教以其看來荒謬的思維和信條左右歷史和民眾，創造了某種歷史的玄機和輝煌。這個輝煌，其核心，是一個悖論的玄機，大致是，要仁慈，也要殘忍；要規則，也要破壞；要地獄，也要天堂。這究竟是耶穌的悖論，還是我們自己的，人類的悖論呢！
于是，我們置疑其存在的效應問題——因為歷史是既善又惡的一個過程。我們在“惡”大行其道時，呼喚耶穌，是無效的——上帝手里拿著鞭子的時候，他無可改變，沒有寬恕；我們在“善”大行其道時，也想到基督二度來臨之恐懼；這個恐懼，羅素也提出過；而馬克思說，崇拜是壓抑的起點——雖然，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這樣演繹他的現實的﹕崇拜，壓抑，窒息和滅亡。于是，說耶穌是善，和說耶穌是惡，沒有區別。因為歷史是善的僕從，也是惡的僕從，難說得很。一般說，惡，是動力；惡，在統治者那里，成為被統治者的善；反之亦然。其二，當無產階級，被壓迫者之領袖，像最早的猶太人領袖彌賽亞，耶穌，和後來希臘化的基督在野的時候，就是惡之主張者（如『舊約』里的反羅馬）；後來，耶穌被神話後，就有保羅們主張善，主張懲罰，審判，摧毀猶太人的聖城耶路撒冷，是以善為前提的惡；據說，善的心靈是服從和懺悔，是隱忍和“慎獨”。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後現代諸人，沒有辦法解釋歷史上某一的時期一元化中心論——其實不是論——是現實。就是說，此一時也善，彼一時也惡。（舉例說就是，你打倒國民黨，是要惡，意志達到，就要善了，也要鎮反，就是以善為前提了。多少小意識形態，馬克思的，列寧的，毛的，薩達姆的，卡斯特羅的，和耶穌這個大人物的意識形態，何其相似奈爾！“通過上帝來審判的方法，他們自己來審判；通過頌揚上帝，他們頌揚自己……”－尼采）于是，在流動的歷史運動中，中心之偏移和轉移時時發生，乃至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之中心，之文化，之道德；就像芝諾之箭，動，或者不動一樣，耶穌之箭，也是動，或者不動的。是的，一部『聖經』，就可以說其是，也可以說其不是；在這個意義上，生存，還是死亡，這“不是”問題。尼采說——
“天國是內心的一種狀態——不是那些超越大地和死後的東西。福音中缺乏自然死亡的完整概念﹕死亡不是橋梁，也不是過渡……那是因為在福音看來，自然的死亡乃是屬于一個徹頭徹尾的表象性的，只是對象征來說才是有用的世界的事件。‘死亡的時辰’不是基督的概念——對于福音的傳道士來說，’時辰’，時間，物理生命及其危機是不存在的。‘上帝之國’不是人們所期待的東西；它沒有昨天也沒有後天，在千年中它未曾到來——它是內心的一種體驗；它無所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
這當然是尼采理解的『聖經』，而他所言及的全部生死，時間，自然和歷史坐標問題，全部適合他的火神教崇拜——他的查拉斯圖拉和他抨擊的天國的內心並無二致；這個東西也可以歸納為新托馬斯主義——這個判斷人們說得很多；而他以超人之姿態，看見奴才們的尸骨時（“社會主義的賤民”——尼采），難道不鼓盆而歌乎？
這也就是上帝之面目皆非之面目，是面目本身，也非本身，非本體之故。這個吊詭很有說服力；誰不是面目皆非呢？——從結局上看，就叫“訪舊半為鬼”，面目皆非了吧！所以，尼采說，宗教是人格分裂的最好的例子了。
所以，從歷史上看耶穌，是一個復合體，無產階級領袖，神學家，預言者和先知，奇跡制造者，巫師，以及殉道者；但是，他究竟是誰？就像我們後來所問的，我是誰？我們是誰？一樣，沒有答案。因為，他，或者我，我們，跑到歷史里去了，融化在歷史里的血肉和骨骼，精神和頭腦，不為前人所知，歷史將之朦朧化，詩歌化了；最後，我們說，我是誰，要問耶穌乎？因為，後現代匯總耶穌『聖經』語言後說，啊，整個大海也不及『摩西五書』之萬一（見德理達），中國人叫做罄竹難書吧？這個說法，就是沒有說法。因為，你和尼采，和薩特，和後來的許多哲學家一樣，將哲學和宗教文學化了。我們很難說新近出來的小說『達芬奇的密碼』中，關于隱修會的文字是一個杜撰；因為，『聖經』難道不是文學嗎？這個小說就說，歷史，整個基督教的歷史，被梵蒂岡遮蔽和竄改了——耶穌是誰？不是一個朦朧的話題，而是，像杰裴遜修改的無神跡『聖經』一樣——是一個具體的問題。“皇族後裔”抹大拉的瑪利亞和耶穌結婚，產生子嗣，血脈于法國墨洛溫皇族；抹大拉可淫可聖，但是，是聖為主，抑或是淫為主，聖為輔呢？她是聖杯持有者，而聖杯，是聖杯嗎？不；也是。達芬奇『最後的晚餐』上，就沒有盛裝耶穌之血的聖杯，是十二個或者十三個玻璃杯（見『最後的晚餐一畫』）。于是，女神崇拜讓我們聽到了一些類似貝多芬第九交響樂那樣的“女性”贊歌？
的確，我們在古希臘羅馬神話里看見的女神崇拜，在基督教里幾乎神跡罕至了。那些個朱諾們，普緒克們，狄多們，艾柯們，……無一例外地變成了神秘的苦行主義的修女－聖女。人們提出了問題，何以古希臘文明中燦爛的人文，人/神性主義精神，被基督教的，無論在政治還是在文化上看，都顯然是倒退的一種文化，文明所取代？何以柏拉圖，維吉爾等人和『舊約』里的幾大先知們預言『新約』里的基督一樣，不約而同地預言耶穌之降生？一元化的單調的聖經文化，何以會取代那麼多聲色俱全的阿波羅們，維納斯們，變成了可怕的聖。哲羅姆和聖。巴托羅繆們？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啟事呢，專制主義的啟事嗎？一而久，必為多，多而久，必為一乎？于是，在一太多，太壓抑和太起膩時，尼采宣告——誰也不知道他代表誰——他的三位一體﹕查拉斯圖拉，尼采，自由意志——有什麼宣告之權力﹕查拉斯圖拉來了！
其實，瑣羅亞斯德早就來了，他來過，他，太陽神，何時又來，二度來臨？！『但以里書』預言的七個七，柒拾個七等等，發展到基督二次來臨，時間據說是1844年，基督來了，又沒有來，他來了，二次來，是住在天上——地上的聖所對位于天上的聖所——很像巴赫的復調對位。哈哈，這個虛妄的結局和聖杯尋找者發現，其實聖杯，是一個虛擬之存在一樣，言左右而無結果，就是結果乎？而這個查拉斯圖拉是誰？這個問題和我們上述“耶穌是誰”這個問題一樣，是同一個問題。尼采在敘述他本人和查拉斯圖拉的時候，一切古往今來的神話制造者就步入耶穌的後塵而醉眼迷蒙了。但是，另一方面，尼采卻將『聖經』，尤其是『舊約』，和他所謂的歷史和人類社會生動活潑的性質聯系在一起的，用他的話說就是，“反對生理上的退化”；他批判『聖經』，其實也是批判『新約』，那些後耶穌的出現，那些保羅們和路加們的出現，我們可以稱之為“修正主義”者；他們開啟了一個服從的時代，而這個時代和『舊約』里作為造反派的耶和華，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尼采不是從神話而是從歷史之考證，來說明這一點。在這方面，考茨基其實比他要更加詳細地解釋了基督教經濟的，政治的和歷史的切實的緣起——他的『基督教基礎』今天幾乎被人忘記了。我們還注意到，今天的中國人里，像方舟子這樣的基督教研究者，也是從歷史調查來看待『新約』這個偽證的。
尼采在敘述了『舊約』之耶和華的生命力後就說，“上帝的概念是偽造的，道德的概念是偽造的﹕猶太牧師並不僅此而已。整個以色列的歷史是不能能用的﹕去掉它！——這些牧師們完成一個偽造的奇跡，而擺在我們面前的『聖經』的絕大部分內容即可以作為證據﹕他們極端地反對一切歷史的真實性，而把自己民族的過去改編為宗教事項……”這里派生出來的一個最大的提示是，歷史和精神的並和，它，造成歷史的主觀和客觀的糾纏和滲透——雖然歷史本身的主體間性問題，沒有得到明確的論述；我們往往將歷史這個概念推入一個好像是主觀，又好像是客觀的二分論里，其實，它是一個主體間性問題，是群己間精神的運動——這個黑格爾式的假定沒有本體和方法論上的錯誤，只有一個並不徹底的毛病。也就是說，在歷史的行進當被中，和在其某一個階段，一個時期結束後，完成後——都應該是相對的完成和結束——主觀的因果律，往往被看成是一個客觀的合題﹕結論和終局。這個誤解是因為人們將結果看的太重，太重。其實歷史沒有合題——按照德里達的結論。基督教的歷史說，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說，結果就要來臨，而且是最後之結果，天塌地陷之結果，人們都狼藉于苦海無可如何！但是，這個日子卻一推再推，被推到，據說是人心里去了（以致教皇保羅二世也說，上帝只是創造了人的心靈，相對于他們說的創造了亞當夏娃，因為他們無奈于達爾文）。
于是出現尼采說的，歷史被他們“取消”了；他們制造和杜撰了一個歷史，一個聖經心理學式的歷史。這個歷史，人為的色彩，神為的色彩濃厚，就變得模糊難辨。基督教說的因果，不是歷史的因果，而是耶穌的預言。這預言是一個假因果——如懲罰，末日，基督二度來臨。好像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猶太人的犯規，索多瑪的造孽等，但是，用進行時考證此事，索多瑪欲造孽當時，你耶和華也好，耶穌也好，何以不及時警示而制止乎，中國人叫做未雨綢繆？你後來為人類贖罪，人類是包括了猶太人的，且是你的“選民”，你又何苦降災于斯，使之人亡政息，一直打到今天，還是未完成乎？（唯一的解釋是，上帝屢屢給猶太人悔過的時間，他們聽而不聞也！）且神之時間，應該是比人之時間，要寬大長遠才是，你應該可以做出未定之先的舉動，何必知其然而放縱乎？上帝不是不願為，而是不能為乎？上帝的辯護者說，看，他要懲罰我們了。“他”（HE）的選民現在是誰？手中得到一條鞭子——這要回溯鞭子的歷史﹕路德之于猶太人，導致希特勒之于猶太人，一條一脈相承的大鞭子，說，降災于二十世紀的猶太人——這是“第四次”毀滅嗎（耶路撒冷三次被毀）！于是，人們要問，上帝及其使徒取消這樣的歷史，創造那樣的歷史如集中營，勞改犯，文字獄……究竟要干什麼！
一個因果的拆解表現出結果的合目的性——據說，上帝造了鼻子是為了架眼鏡（伏爾泰），這個觀點真是難以駁倒。為了一種好的目的，人們壞事做絕，反而言之，歷史的進程究竟是為了什麼？這個觀點在自由主義者柏林們，哈耶克們那里已經說得很多。他們的難點是，回顧了歷史的目的論之災難，但是歷史仍舊就是一場災難，不會因為取消目的論而有所改變。武器是為了殺人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了武器的批判，就殺人，難道反而言之，就不殺人嗎？這里還有一個社會進步說跑來搗亂（注意﹕耶穌一時說，要相信未來，又說，時間——內心時間是沒有線性軌跡的，沒有過去和未來，也沒有今天——如上所述）。而類似夏多布里昂和恭古爾等人，都戲謔社會進步說的，他們往後看，看得七竅生煙，往事如金了。可是，相信未來也好，相信過去也好，支持目的論也好，鼓吹自由意志也好，歷史，還是歷史。二十世紀有了民主自由，卻是殺人最多的世紀。這是事實。殺人者中，有弱者，也有強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尼采的強者和弱者，是幾乎無法定義的。他一忽爾說，強者如查拉斯圖拉之偉大，神奇，一忽爾說，弱者之渺小，是因為他們服從耶穌，應該變得強大；那麼，強大的對立面新弱者，不是又要遭遇你的鞭子了嗎！于是，這里的悖論是，地球上不可能都是查拉斯圖拉——中國人魯迅，就很看重查拉斯圖拉，他譏諷和刻畫弱者之陋——但是他是查拉斯圖拉嗎？他看重的非自由主義後來強大了，就對他的亡靈說，要把他關進監牢獄呢！他呢，如果活到今天，就又變成弱者，新弱者了。
查拉斯圖拉可以俯視人群，但是至少查拉斯圖拉也是朱庇特，可以任意所為，鬧得天地間悲劇叢生。而人類好像既很喜歡朱庇特，又很喜歡耶穌——這是因為人類有強有弱，弱者仰視強者，強者關懷（據說如此）弱者，又成為硬幣的兩面，如此反復，不一而足。小人物可以喜歡尼采，大人物可以喜歡耶穌；這並不能改變什麼。因為，把尼采之思維顛倒一下，尼采之思維相對于耶穌，其實是一個換位思考，你不喜歡，就復歸原位好了。也就是說，耶穌的麾下，有小人物參與進去，找到庇護傘；而查拉斯圖拉給他們的庇護傘，也可以改變他們的命運，如參加游擊隊，搞人體炸彈，最差，寫寫跑轟，打倒之類的檄文，在肉體和精神上，滿足于現實與虛幻之超人行為。可是，筆者自十幾歲就崇拜尼采，也知道“我就是命運”這樣的豪言，但是，但是迄今為止，弱者的命運揮之不去，還是小人物。鄙人之命運是有代表性的。弱者的悲劇，就是悲劇的弱者，他們反抗一下，把幻覺看成了太陽，到頭來還是太陽落山，一切復舊。他們不是朱庇特，而是聶克拉索夫和阿Q。從語言詮釋學上說，耶穌和查拉斯圖拉是硬幣的兩面，是兩個主體，一個是弱板，一個是強板，二者不可或缺；中國人所謂陰陽互補，天地相合，或許就是。
在另一個方面，耶穌總是正確形象的化身。朱庇特也好，奧德賽也好，他們是惡的化身，暴力和陰謀，好色和殘忍聚集一身，雖然在古典名畫上，在詩歌文字里，他們的人格和神格魅力，絲毫沒有因為他們的不正確而有所削弱；而耶穌就不同了。他和耶和華一樣，總是要為他的野蠻找到理由，而朱比特是不找理由的。耶穌的神跡更是以善心善行“普渡”天下，他的門徒們多少也會一些特異功能。所以，人類為了上天堂，果然找到一個正確的原則乎？在此原則下，你就是一貫不正確的，這是你面對他（HE）的前提。甚而言之，你還是有原罪的。但是，尋找天堂，把人導入地獄——也就是說，違反人性之善惡交織的二重變奏，人類的苦難就比“自由主義苦難”（請原諒我自造一詞）更為苦難。一切積極的自由之所以是可怕的，就是為了正確，正確的歷史和正確的未來，乃至為了此二者之高尚，要有正確的今天；但是人類有自己的幽默和諧謔之需，不能一味正確，這與惡之善與善之惡的本性，本體互相沖突。于是消極自由就說，我們要允許別人的某種不正確性——而耶穌，好像更早就懂得了這一點，他鼓吹你在某個時候，要由他人任意而為，如打你的這邊，要你還騰出那邊，但是，總體上，他有一個他一貫正確，而我們一貫不正確且有罪之說法。于是，尼采就很氣憤，他說，這個正確死了，上帝死了。上帝死了嗎？沒有正確的正確又為何物呢？我們很難回應之。
http://www.tangben.com/Qianzai/jidu.htm
劉自立
我小心翼翼地穿過整個千年的瘋人院……
—尼采
近讀中譯版尼采『反基督』一書，很有感觸。倒不是因為基督和尼采都是另類的耶穌——因為，他們都自我膨脹到，據說可以俯視人類的程度——而是因為基督在反對的聲浪中，不見衰落，與時俱進，大有與天地同光而光之殊榮。記得有一位學者說過，上帝是其反對者和不反對者們共同的語言——只要你涉及了這個話題，就像是落進了圈套。可是，反對者還是根本就不怕落進圈套地一味地反對之。
近百多年來，像約翰．穆勒，尼采，羅素輩，就是這樣。他們的後繼者雖然名聲尚小，但是反對之信念執著，和信奉者之執著，形成強弱同等的對位，形成一種人類好像不可或缺的精神現象。筆者粗淺閱讀了一些書籍，從古希臘神話里西比爾女巫之預言，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和諸多自由主義大師，對于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基督耶穌的置疑，這個問題好像迄今沒有結論。倒是二十一世紀以來，關于這個課題的研究，擴展于文學藝術領域，擴大了人們對于這個話題的討論。固然，這個討論本身，沒有超過以往的討論得出的結論，或者說，得出的，還是不可得出的結論。其實，關乎于此的藝術作品，大多根本也不想討論什麼問題，就叫做信則可觀賞之，不信，就不可觀賞之也！反過來說，就是，“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耶穌基督的問題，作為本體論者的最大問題，可以說，就是元始之問；我們中國人也有天問，就是考量人可以對人之外的一個大存在提出﹕何以如此，和何以如是之問（這也是中西哲學的元始之問，之思的特征區別——見張東蓀著作）但是，近來主客觀二者一統說的現象學家又說，本無天地之外，是主客一體說，這樣，我們就又失去一個前提和賴以言說的憑欄。而羅素所謂第一之外的第一說，囊括了這樣幾個方面，就是——第一推動的問題﹕
“父親教導我說，‘誰創造了我？’，是無法解答的難題，因為接著人們必然要問，‘誰又創造了上帝？’”今天我仍然認為，這句極端簡單的話指出了最初起因這一論點的荒謬。”
（見『約翰。穆勒自傳』.筆者不久前看到郭大力先生三十年代的譯本。）
這個問題提出來以後，所有其他的問題也就被他如法炮制，像自由主義者反對將康德的道德律令置于至高無上地位；關于道德內涵中上帝制定下的是非——上帝制定了是非，那麼，上帝的是非是什麼？如果沒有是非的上帝制定了是非，那麼，這是非就不是是非；等等。
尼采說道——
“最深刻的自我保存和生長法則正與此相反﹕每個人編造他自己的德性，他自己的絕對命令。
“還有什麼東西會比自動自覺的義務更快地毀滅我們呢？這是一條筆直通向頹廢，甚至筆直通向白痴的道路……康德變成了一個白痴。”
這個討論，倒是很像二十世紀後現代哲學內涵中觸及的，如德里達的文字游戲，似是而非說；就是，意義在“延異”中存在和覆滅，是解構和結構之二元同在——就是，說上帝是什麼，他，就不是什麼；三位一體和N位一體，也是可以存在的，因為，簡化說，就是，上帝是一個復合存在，而我們，是單數存在；當然，也有學者反對，說，我們也是復合存在，我們的單子後面，是一個集體意識的存在（拉康和容格如是說…）于是，我們，就也成為幾位一體之類了。這是很有趣的思索。有了這個思索，我們又會想到，我們思索賴以成形之文字，也是真假莫辨的一個上帝格。因為，首先，上帝，這個字是一個神秘格，就像文字是神創造的一樣，首先，耶穌是一個字，大寫的他（HE），十字架上的“拿撒勒的耶穌”。其後，他，不是他，就是元年三十歲他走了以後的保羅和其他門徒筆下的耶穌；再有，他與我們是一體的，無論我們在他心中，還是他在我們心中；重復一下，他不是，或者不僅僅是拿撒勒的，是羅馬的和君士坦丁堡的，甚至是東方的……最後，他或許可以顯形，或許不可以顯形（偶像崇拜沒有最後阻止整個藝術史的耶穌造像）。其次，我們說，上帝之前提無法定義——一如前說——所以，我們的字里，他被排除在釋意之外。但是，是誰說，我們一意思考，上帝就發笑呢？他是隱身之人乎？誰約定他有此判斷之權力？我說，上帝不發笑，有無證明呢？我們不言及上帝，就等于我們言及上帝乎？這等于什麼也沒有說。
連卡爾納普和維特根斯坦，也為他們排除上帝的方法論而倍感焦慮。因為，是我們自己定下形而之說，定下其上，其下。我們如何界定他們的界定呢？和剛才那個中心論偏移說一樣，我們如何在上帝的言行中規定其何為上，何為下呢？有形而“中”乎？那些聖經中的故事，儀式，聖物，偶像……是上，還是下呢？那些牛鬼蛇神，牛頭馬面，魔鬼天使，乃至劍，輪，塔，石頭，血肉，裹尸布，十字架……是上，還是下呢？上之為上，恰恰因為有個下嘛，反之亦然。所以，在語言這個問題上，說語言是家，還是說家是語言，等于白說。于是，在排除語言和神跡之真偽以後，慣于不徹底思考——一徹底就完蛋——的人類面前，藝術作品開始了他們偉大的以訛傳訛的天才創作。這個創作又反過來統合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不但繪畫成就中世紀偉大的藝術，中世紀的偉大，還在于他的宗教文化造就了偉大歐洲城市的雛形，從羅馬到那些崇仰之的歐洲城市。人們，尤其是那些名傳之于後的中國學者，又恰恰忘記了歐洲中世紀的文明，和以後之復興一樣偉大（奧地利青年學者雷立柏（l.leed） 就這樣說。見他的『論基督之大與小』。）也就是說，基督教以其看來荒謬的思維和信條左右歷史和民眾，創造了某種歷史的玄機和輝煌。這個輝煌，其核心，是一個悖論的玄機，大致是，要仁慈，也要殘忍；要規則，也要破壞；要地獄，也要天堂。這究竟是耶穌的悖論，還是我們自己的，人類的悖論呢！
于是，我們置疑其存在的效應問題——因為歷史是既善又惡的一個過程。我們在“惡”大行其道時，呼喚耶穌，是無效的——上帝手里拿著鞭子的時候，他無可改變，沒有寬恕；我們在“善”大行其道時，也想到基督二度來臨之恐懼；這個恐懼，羅素也提出過；而馬克思說，崇拜是壓抑的起點——雖然，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這樣演繹他的現實的﹕崇拜，壓抑，窒息和滅亡。于是，說耶穌是善，和說耶穌是惡，沒有區別。因為歷史是善的僕從，也是惡的僕從，難說得很。一般說，惡，是動力；惡，在統治者那里，成為被統治者的善；反之亦然。其二，當無產階級，被壓迫者之領袖，像最早的猶太人領袖彌賽亞，耶穌，和後來希臘化的基督在野的時候，就是惡之主張者（如『舊約』里的反羅馬）；後來，耶穌被神話後，就有保羅們主張善，主張懲罰，審判，摧毀猶太人的聖城耶路撒冷，是以善為前提的惡；據說，善的心靈是服從和懺悔，是隱忍和“慎獨”。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後現代諸人，沒有辦法解釋歷史上某一的時期一元化中心論——其實不是論——是現實。就是說，此一時也善，彼一時也惡。（舉例說就是，你打倒國民黨，是要惡，意志達到，就要善了，也要鎮反，就是以善為前提了。多少小意識形態，馬克思的，列寧的，毛的，薩達姆的，卡斯特羅的，和耶穌這個大人物的意識形態，何其相似奈爾！“通過上帝來審判的方法，他們自己來審判；通過頌揚上帝，他們頌揚自己……”－尼采）于是，在流動的歷史運動中，中心之偏移和轉移時時發生，乃至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之中心，之文化，之道德；就像芝諾之箭，動，或者不動一樣，耶穌之箭，也是動，或者不動的。是的，一部『聖經』，就可以說其是，也可以說其不是；在這個意義上，生存，還是死亡，這“不是”問題。尼采說——
“天國是內心的一種狀態——不是那些超越大地和死後的東西。福音中缺乏自然死亡的完整概念﹕死亡不是橋梁，也不是過渡……那是因為在福音看來，自然的死亡乃是屬于一個徹頭徹尾的表象性的，只是對象征來說才是有用的世界的事件。‘死亡的時辰’不是基督的概念——對于福音的傳道士來說，’時辰’，時間，物理生命及其危機是不存在的。‘上帝之國’不是人們所期待的東西；它沒有昨天也沒有後天，在千年中它未曾到來——它是內心的一種體驗；它無所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
這當然是尼采理解的『聖經』，而他所言及的全部生死，時間，自然和歷史坐標問題，全部適合他的火神教崇拜——他的查拉斯圖拉和他抨擊的天國的內心並無二致；這個東西也可以歸納為新托馬斯主義——這個判斷人們說得很多；而他以超人之姿態，看見奴才們的尸骨時（“社會主義的賤民”——尼采），難道不鼓盆而歌乎？
這也就是上帝之面目皆非之面目，是面目本身，也非本身，非本體之故。這個吊詭很有說服力；誰不是面目皆非呢？——從結局上看，就叫“訪舊半為鬼”，面目皆非了吧！所以，尼采說，宗教是人格分裂的最好的例子了。
所以，從歷史上看耶穌，是一個復合體，無產階級領袖，神學家，預言者和先知，奇跡制造者，巫師，以及殉道者；但是，他究竟是誰？就像我們後來所問的，我是誰？我們是誰？一樣，沒有答案。因為，他，或者我，我們，跑到歷史里去了，融化在歷史里的血肉和骨骼，精神和頭腦，不為前人所知，歷史將之朦朧化，詩歌化了；最後，我們說，我是誰，要問耶穌乎？因為，後現代匯總耶穌『聖經』語言後說，啊，整個大海也不及『摩西五書』之萬一（見德理達），中國人叫做罄竹難書吧？這個說法，就是沒有說法。因為，你和尼采，和薩特，和後來的許多哲學家一樣，將哲學和宗教文學化了。我們很難說新近出來的小說『達芬奇的密碼』中，關于隱修會的文字是一個杜撰；因為，『聖經』難道不是文學嗎？這個小說就說，歷史，整個基督教的歷史，被梵蒂岡遮蔽和竄改了——耶穌是誰？不是一個朦朧的話題，而是，像杰裴遜修改的無神跡『聖經』一樣——是一個具體的問題。“皇族後裔”抹大拉的瑪利亞和耶穌結婚，產生子嗣，血脈于法國墨洛溫皇族；抹大拉可淫可聖，但是，是聖為主，抑或是淫為主，聖為輔呢？她是聖杯持有者，而聖杯，是聖杯嗎？不；也是。達芬奇『最後的晚餐』上，就沒有盛裝耶穌之血的聖杯，是十二個或者十三個玻璃杯（見『最後的晚餐一畫』）。于是，女神崇拜讓我們聽到了一些類似貝多芬第九交響樂那樣的“女性”贊歌？
的確，我們在古希臘羅馬神話里看見的女神崇拜，在基督教里幾乎神跡罕至了。那些個朱諾們，普緒克們，狄多們，艾柯們，……無一例外地變成了神秘的苦行主義的修女－聖女。人們提出了問題，何以古希臘文明中燦爛的人文，人/神性主義精神，被基督教的，無論在政治還是在文化上看，都顯然是倒退的一種文化，文明所取代？何以柏拉圖，維吉爾等人和『舊約』里的幾大先知們預言『新約』里的基督一樣，不約而同地預言耶穌之降生？一元化的單調的聖經文化，何以會取代那麼多聲色俱全的阿波羅們，維納斯們，變成了可怕的聖。哲羅姆和聖。巴托羅繆們？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啟事呢，專制主義的啟事嗎？一而久，必為多，多而久，必為一乎？于是，在一太多，太壓抑和太起膩時，尼采宣告——誰也不知道他代表誰——他的三位一體﹕查拉斯圖拉，尼采，自由意志——有什麼宣告之權力﹕查拉斯圖拉來了！
其實，瑣羅亞斯德早就來了，他來過，他，太陽神，何時又來，二度來臨？！『但以里書』預言的七個七，柒拾個七等等，發展到基督二次來臨，時間據說是1844年，基督來了，又沒有來，他來了，二次來，是住在天上——地上的聖所對位于天上的聖所——很像巴赫的復調對位。哈哈，這個虛妄的結局和聖杯尋找者發現，其實聖杯，是一個虛擬之存在一樣，言左右而無結果，就是結果乎？而這個查拉斯圖拉是誰？這個問題和我們上述“耶穌是誰”這個問題一樣，是同一個問題。尼采在敘述他本人和查拉斯圖拉的時候，一切古往今來的神話制造者就步入耶穌的後塵而醉眼迷蒙了。但是，另一方面，尼采卻將『聖經』，尤其是『舊約』，和他所謂的歷史和人類社會生動活潑的性質聯系在一起的，用他的話說就是，“反對生理上的退化”；他批判『聖經』，其實也是批判『新約』，那些後耶穌的出現，那些保羅們和路加們的出現，我們可以稱之為“修正主義”者；他們開啟了一個服從的時代，而這個時代和『舊約』里作為造反派的耶和華，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尼采不是從神話而是從歷史之考證，來說明這一點。在這方面，考茨基其實比他要更加詳細地解釋了基督教經濟的，政治的和歷史的切實的緣起——他的『基督教基礎』今天幾乎被人忘記了。我們還注意到，今天的中國人里，像方舟子這樣的基督教研究者，也是從歷史調查來看待『新約』這個偽證的。
尼采在敘述了『舊約』之耶和華的生命力後就說，“上帝的概念是偽造的，道德的概念是偽造的﹕猶太牧師並不僅此而已。整個以色列的歷史是不能能用的﹕去掉它！——這些牧師們完成一個偽造的奇跡，而擺在我們面前的『聖經』的絕大部分內容即可以作為證據﹕他們極端地反對一切歷史的真實性，而把自己民族的過去改編為宗教事項……”這里派生出來的一個最大的提示是，歷史和精神的並和，它，造成歷史的主觀和客觀的糾纏和滲透——雖然歷史本身的主體間性問題，沒有得到明確的論述；我們往往將歷史這個概念推入一個好像是主觀，又好像是客觀的二分論里，其實，它是一個主體間性問題，是群己間精神的運動——這個黑格爾式的假定沒有本體和方法論上的錯誤，只有一個並不徹底的毛病。也就是說，在歷史的行進當被中，和在其某一個階段，一個時期結束後，完成後——都應該是相對的完成和結束——主觀的因果律，往往被看成是一個客觀的合題﹕結論和終局。這個誤解是因為人們將結果看的太重，太重。其實歷史沒有合題——按照德里達的結論。基督教的歷史說，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說，結果就要來臨，而且是最後之結果，天塌地陷之結果，人們都狼藉于苦海無可如何！但是，這個日子卻一推再推，被推到，據說是人心里去了（以致教皇保羅二世也說，上帝只是創造了人的心靈，相對于他們說的創造了亞當夏娃，因為他們無奈于達爾文）。
于是出現尼采說的，歷史被他們“取消”了；他們制造和杜撰了一個歷史，一個聖經心理學式的歷史。這個歷史，人為的色彩，神為的色彩濃厚，就變得模糊難辨。基督教說的因果，不是歷史的因果，而是耶穌的預言。這預言是一個假因果——如懲罰，末日，基督二度來臨。好像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猶太人的犯規，索多瑪的造孽等，但是，用進行時考證此事，索多瑪欲造孽當時，你耶和華也好，耶穌也好，何以不及時警示而制止乎，中國人叫做未雨綢繆？你後來為人類贖罪，人類是包括了猶太人的，且是你的“選民”，你又何苦降災于斯，使之人亡政息，一直打到今天，還是未完成乎？（唯一的解釋是，上帝屢屢給猶太人悔過的時間，他們聽而不聞也！）且神之時間，應該是比人之時間，要寬大長遠才是，你應該可以做出未定之先的舉動，何必知其然而放縱乎？上帝不是不願為，而是不能為乎？上帝的辯護者說，看，他要懲罰我們了。“他”（HE）的選民現在是誰？手中得到一條鞭子——這要回溯鞭子的歷史﹕路德之于猶太人，導致希特勒之于猶太人，一條一脈相承的大鞭子，說，降災于二十世紀的猶太人——這是“第四次”毀滅嗎（耶路撒冷三次被毀）！于是，人們要問，上帝及其使徒取消這樣的歷史，創造那樣的歷史如集中營，勞改犯，文字獄……究竟要干什麼！
一個因果的拆解表現出結果的合目的性——據說，上帝造了鼻子是為了架眼鏡（伏爾泰），這個觀點真是難以駁倒。為了一種好的目的，人們壞事做絕，反而言之，歷史的進程究竟是為了什麼？這個觀點在自由主義者柏林們，哈耶克們那里已經說得很多。他們的難點是，回顧了歷史的目的論之災難，但是歷史仍舊就是一場災難，不會因為取消目的論而有所改變。武器是為了殺人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了武器的批判，就殺人，難道反而言之，就不殺人嗎？這里還有一個社會進步說跑來搗亂（注意﹕耶穌一時說，要相信未來，又說，時間——內心時間是沒有線性軌跡的，沒有過去和未來，也沒有今天——如上所述）。而類似夏多布里昂和恭古爾等人，都戲謔社會進步說的，他們往後看，看得七竅生煙，往事如金了。可是，相信未來也好，相信過去也好，支持目的論也好，鼓吹自由意志也好，歷史，還是歷史。二十世紀有了民主自由，卻是殺人最多的世紀。這是事實。殺人者中，有弱者，也有強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尼采的強者和弱者，是幾乎無法定義的。他一忽爾說，強者如查拉斯圖拉之偉大，神奇，一忽爾說，弱者之渺小，是因為他們服從耶穌，應該變得強大；那麼，強大的對立面新弱者，不是又要遭遇你的鞭子了嗎！于是，這里的悖論是，地球上不可能都是查拉斯圖拉——中國人魯迅，就很看重查拉斯圖拉，他譏諷和刻畫弱者之陋——但是他是查拉斯圖拉嗎？他看重的非自由主義後來強大了，就對他的亡靈說，要把他關進監牢獄呢！他呢，如果活到今天，就又變成弱者，新弱者了。
查拉斯圖拉可以俯視人群，但是至少查拉斯圖拉也是朱庇特，可以任意所為，鬧得天地間悲劇叢生。而人類好像既很喜歡朱庇特，又很喜歡耶穌——這是因為人類有強有弱，弱者仰視強者，強者關懷（據說如此）弱者，又成為硬幣的兩面，如此反復，不一而足。小人物可以喜歡尼采，大人物可以喜歡耶穌；這並不能改變什麼。因為，把尼采之思維顛倒一下，尼采之思維相對于耶穌，其實是一個換位思考，你不喜歡，就復歸原位好了。也就是說，耶穌的麾下，有小人物參與進去，找到庇護傘；而查拉斯圖拉給他們的庇護傘，也可以改變他們的命運，如參加游擊隊，搞人體炸彈，最差，寫寫跑轟，打倒之類的檄文，在肉體和精神上，滿足于現實與虛幻之超人行為。可是，筆者自十幾歲就崇拜尼采，也知道“我就是命運”這樣的豪言，但是，但是迄今為止，弱者的命運揮之不去，還是小人物。鄙人之命運是有代表性的。弱者的悲劇，就是悲劇的弱者，他們反抗一下，把幻覺看成了太陽，到頭來還是太陽落山，一切復舊。他們不是朱庇特，而是聶克拉索夫和阿Q。從語言詮釋學上說，耶穌和查拉斯圖拉是硬幣的兩面，是兩個主體，一個是弱板，一個是強板，二者不可或缺；中國人所謂陰陽互補，天地相合，或許就是。
在另一個方面，耶穌總是正確形象的化身。朱庇特也好，奧德賽也好，他們是惡的化身，暴力和陰謀，好色和殘忍聚集一身，雖然在古典名畫上，在詩歌文字里，他們的人格和神格魅力，絲毫沒有因為他們的不正確而有所削弱；而耶穌就不同了。他和耶和華一樣，總是要為他的野蠻找到理由，而朱比特是不找理由的。耶穌的神跡更是以善心善行“普渡”天下，他的門徒們多少也會一些特異功能。所以，人類為了上天堂，果然找到一個正確的原則乎？在此原則下，你就是一貫不正確的，這是你面對他（HE）的前提。甚而言之，你還是有原罪的。但是，尋找天堂，把人導入地獄——也就是說，違反人性之善惡交織的二重變奏，人類的苦難就比“自由主義苦難”（請原諒我自造一詞）更為苦難。一切積極的自由之所以是可怕的，就是為了正確，正確的歷史和正確的未來，乃至為了此二者之高尚，要有正確的今天；但是人類有自己的幽默和諧謔之需，不能一味正確，這與惡之善與善之惡的本性，本體互相沖突。于是消極自由就說，我們要允許別人的某種不正確性——而耶穌，好像更早就懂得了這一點，他鼓吹你在某個時候，要由他人任意而為，如打你的這邊，要你還騰出那邊，但是，總體上，他有一個他一貫正確，而我們一貫不正確且有罪之說法。于是，尼采就很氣憤，他說，這個正確死了，上帝死了。上帝死了嗎？沒有正確的正確又為何物呢？我們很難回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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