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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全球發展趨勢
陳瑞貴
目錄
前言
未來學興起的背景
廿一世紀思考成為重心
未來學的未來
台灣未來學運動
結語
第一節 前言
每一種思想、制度乃至風潮或時尚的發展，很少是憑空產生的，它必然會有一定的環境條件和產出的誘因。而且任何一個思潮的出現、發展和擴張，也必有其哲學和理論基礎。
未來學（Futures Studies）是一門新興的知識系統。如果從「未來思想」的角度而言，其實在亙古以前就有其存在。因為長久以來人類就會為「未來」探索、思考、計畫，甚至用卜卦等方式企圖去了解未來。但若從此一學說開始而言，那麼未來學也不過是近半世紀以來發展的學門。因此狹義的「未來學」指的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了。
本章嘗試以三個範疇描繪未來學的全球發展情形：首先從時間的角度看未來學的產出與發展，其次從理論導向探討未來學發展的情形，最後植基在台灣，說明台灣的未來學運動的引介和發展。
第二節 未來學興起的背景
誠如前述，長久以來人類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為了未來：一方面在知識上努力，希望對「未來」知道得更多，另方面在行動上，也是為未來舖路。但「未來學」這個名詞的出現卻是晚近的事。
一九○七年吉爾費蘭（S. C. Gilfillan）曾創造出一個名詞Mellontology，其意義是研究未來的事情，一九二○年他又提到：「未來學者是研究未來整體文明的人」（註一）。
之後，義大利的藝術家也提出所謂的「未來主義」（Futurism）。但其目的只是想要毀滅藝術（甚至社會）的整個過去傳統，並崇尚行動、豪放、暴力和未來。嚴格地說，那只是一種藝術思想，也就是「未來派」的作風。
直到一九四三年，Ossip K. Flechtheim 首先提出「未來學」（Futurology）這個名詞，其後G. Tournier 也對「未來學」作了詮釋：「它（未來學）好似一個天才，研究人類對於未來的適應，那些實行的人們，應該以工作實踐，然而也應該超越未來，那只是一個傳統研究的方式，對遙遠而隱藏的物理對象的傳統研究的方式。」
值此之際，美國的「未來學」卻發軔於軍事戰略。「未來學」被視為一種輔助科學，因而產生了一些影響力（註二）。
Douglas Aircraft Company一組利用剩餘的軍事預算工作的物理學家和技術家，在一九四五年著手「蘭德計畫」（Project Rand）。這正是「未來學」的萌芽。一九四八年他們獲得福特基金會的協助，成立一個「獨立」且「非營利」的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從事知識體系的新發展。因此它被稱為「社會的發明」（Soziale Erfindung），即「思想工廠」（Denkfabrik）的雛型。其後且成為美國政治界及經濟界「科際整合團隊」（Interdisciplinary Teams）的典範。
一九五○年代開始，系統預測大受採用。但另一種以「未來」來探索人類—包括各種社會階級和各種人種—生理、心理、政治和科學的期望，以作為研究中心的活動，亦逐漸在各國抬頭。主要對系統預測輕忽人文、社會等層面作一反省。歐洲的未來學者如法國的de Jouvenel、英國的Gabor、義大利的Ugo Spirit、挪威的Galtung、丹麥的Soreausen、荷蘭的Polak、德國的Flechtheim，還有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未來學者如蘇俄的Bestuschew-Lada、捷克的李克達Richta、羅馬尼亞的Apostol、波蘭的Sicinski、東德的Edeling等，發展出「開放未來人類學」（Zukunftsoffene Anthropologie）的方向。彼等促使未來學從只著重「生產」和「工作」，擴展至探索生命的意義和人類共同生活的「內在態度」（Ethos），俾不為害未來的人類和社會，進而造福未來。
因此就一九四○年代到一九五○年代的思想與活動核心可知，「未來學」興起的原因如下：
對於人類社會的整體未來的關懷：Bernard Claude 認為：「我們不應自欺，真正科學的存在是起於人類正確的預先見到自然現象與駕馭它們」，他又說，「一切真正稱得起科學的科學，乃是證明現象的正確原則，能準確的預言它們並當其在我們能力內時，我們可以駕馭它們」。科學要預見自然界的現象，而未來學也著重社會科學層面。人的行為，雖非顯而易見的。但自然科學可以預測未來，社會科學亦可有其預測的功能。
哲學思考的反省，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於哲學鑽牛角尖的作法，沒有一個良好的通路。理性主義推到了極致，只有抽象人的存在，沒有真實人的存在了。理性主義到了最後與實際脫離了關係。另外經驗主義到最後也走到文字語言的分析，實在的東西等於語言，然語言在本質上本是沒有意義的。在這種情況下，什麼都沒有意義，哲學自然要闢出一條路來，「未來學」就提供了機會。
預測工具的發達：預知未來的作法古已有之，但過去並無可用的科學工具，所以只好憑藉靈感，或祈之於神意。而今，情形迥然不同。利用高度發展的科學工具，人類在某些方面能作精密的預測已非神話。於是未來研究蔚為風氣。
指導和控制未來社會的需求：二次戰後，無論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莫不對經濟成長深感興趣，大家都想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於是未來的計畫也就受到普遍重視。由於想要指導和控制未來的社會變化，對未來趨勢的預測也就成為必要的基礎。
「只有一個地球」的要求：人類生活在這個地球上歷史久遠，但對於廣泛的生活環境卻一直不曾給予太多的注意。由於人類對於自然榨取過度，引起嚴重生態危機。於是響起「只有一個地球」（only one earth）的警告。因此「生態學」（Ecology）的研究蓬勃發展。此等研究又與未來研究關係密切，例如人口增加、經濟成長、都市發展等。
「天涯若比鄰」的全球觀形成：二次大戰以來，國際關係產生了空前的改變，尤其是多元國際情勢的出現。於是許多問題古無前例，未來發展又充滿不確定性。另方面科技的進步，更是「天涯若比鄰」，無論世界上任一角落裡發生某種事情，其影響可立即遍及全球。所以對於未來局勢的預測，也就成為普遍重視的課題。
第三節 廿一世紀思考成為重心
一九五○年代未來學的發展重心仍植基於廿世紀的事物。法國哲學家Raymond Aron曾表示，我們為廿世紀縈懷太多，以致於我們無法分神去思索廿一世紀。
他的看法與一九五○年代以後，歐美社會的工業化與經濟繁榮令人沈醉的現象相當類似。當時的社會只企圖維持及延伸既有的成就，缺乏更長遠的思考。
但是從一九六○年代下半葉開始，「長期預測」的觀念快速發展且被強調（註三）。未來學的研究機構在歐、美社會中相繼出現。政府和研究團體亦成立類似的研發單位。例如法國「計畫委員會」（Commissrait du plan）的「一九八五年委員會」（1985 Committee）；「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二○○○年研究會」（The Year 2000）；「英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The Britis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今後卅三年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Next Thirty—Three Years，成立於一九六七年）；此外，由Bernard de Jouvenel所主持的「未來」計畫，是一個全歐性的未來研究組織，其目的在於對社會每一個領域作長期性的預測與計畫。而且未來研究的出版和討論會亦呈現蓬勃景象，如「公元二○○○年」、「二○○○年的人類」、「一九八四年的世界」、「廿一世紀的生活」、「未來的衝擊」、「未來的社會學」、「未來的學術研究」（The Future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等。當時「二○○○年研究會」主席Daniel Bell 即指出，「我們已開始指向未來」。未來社會學家Alvin Toffler 更明確地表示，「未來已在我們的議程上」。
「長期思考」的肇因：
從歷史性的思考轉變為前瞻性的思考，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舉其要者如下：
一、決策與計畫需要目標：所有的工業國家皆致力於福利措施與計畫，特別是經濟成長。政府不得不去了解數十年後的社會需求，以便能找到決策與設計的依據。毫無疑問地，制定及實施這些基本政策所需的時間，必然比執政時間長；較長期的計畫甚且需要更久的時間才能實現，這對任何未來的決定均有束縛性的影響。
二、提供未來可能的抉擇基礎：政府當局對未來可能的需要與意向有了若干了解之後，便可設法確使現在的決定不致與未來相抵觸，並可擁有足夠的彈性，使未來的人得以變更或享有拒絕採納現有作法的優先決定權（priorities）。
三、傳統工業主義意識型態的終結：一九五○年代是工業主義發展的終結時代。在社會制度及意識型態上均如此。此等意識型態對工業主義的成就充滿信心，認為這是歷史上首次出現的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且業已解決了社會生存與成長的基本問題。但自一九六○年代開始，此種信念終告衰竭，工業主義走向分離甚且背道而馳。「意識型態的終結」本身亦被視為一種意識型態，認為工業主義的經濟利益乃是以整個社會「逆經濟性」（dis-economies）如污染、擁擠、工業經濟本身所仰賴的自然石化燃料的耗竭等巨大代價換取來的。從事此種再思考的人，大部份是一九五○年代鼓吹「意識型態的終結」最有力的人，特別是Daniel Bell與Herman Kahn等人。
此外，一九六○年代最迫切的任務是承認科學在未來社會的中心角色。現在科學需要未來學，而未來學最重要的任務是在探討科學在未來社會的地位。
「後工業社會」概念的形成：
一九六○年代後，一般認為工業社會已進化至另一新狀態，其所呈現出來的「變化」，正跟一百多年前歐洲社會由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一樣鉅大（註四）。因此，Amitai Etzioni 稱之為「後現代紀元」（the post-modern era），George Lichtheim 稱之為「後布爾喬亞階級社會」（the post-bourgeois society）Herman Kahn稱之為「後經濟社會」（The Post-economic society），Murvay Bookchin 稱之為「後匱乏社會」，Daniel Bell 稱之為「後工業社會」（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Peter Drucker 稱之為「知識社會」（the knowledge society），Paul halmos 稱之為「個人服務社會」（the personal service society），Ralf Dahrendorf 稱之為「服務階級社會」（the service class society），以及Zbigniew Brezinski 所稱的「電子技術紀元」（the technetronic era）。
縱然各個未來學者使用不同的名詞指稱未來社會，但整體而言，仍揭示相同的概念：過去的事物已為現在事物所替代了，例如匱乏、經濟動機的主導性等。它亦同時提出未來社會的主要內容，例如知識、個人服務，以及電腦與電子通訊的電子技術等。此等研究概念直到一九七○至八○年代均仍認為：Daniel Bell 的「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是對新社會最完整的「通稱」（generic label）。
此等研究概念的內涵，舉其要者包括：
—、以「社會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社會」：Daniel Bell 與Alain Touraine 後工業分析的核心，即「知識社會」的基本理念，可從當時歐陸馬克斯學派如Turgen Habermas，英國的「新左派」，美國的「新左派」，自由主義經濟學派與社會學家如Clark Kerr，以及管理分析家Peter Drucker 等人的各種闡述中找到類似的訊息。他們強調系統性與理論性的知識在工業社會資源上具有結構性的重要性；並且認為，基於先進技術的要求與計畫的需要，權力將逐漸移轉給「技術結構」的人，而「社會—技術」系統必將合流。
二、「後匱乏經濟」社會的來臨：此種理念可見之於社會主義如Herbert Marcuse 及Christopher Lasch，RAND Corporation 與Hudson Institute的技術官僚研究員Herman Kahn與Anthony Wiener等。他們認為，工業社會的巨大生產力已產生一種獨特的歷史狀況：人類業已進入一個富裕而豐足的新紀元，人類首次出現一種少數人的閒暇與文化不必仰賴大多數人的勞動之現象。雖然Marcuse抨擊此等富裕的「惡用」，認為是「極不公平的分配」，但基本上，工業社會已解決了人類最古老的問題—匱乏與需求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另外卻也出現一種與此觀點密切相連，且以「後工業社會」為核心的主題：主宰十九世紀整個工業化奮鬥力的「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的式微，亦即從工作世界中衰退，而閒暇與文化活動重要性相對增加。此一觀點就是，隨著社會的富裕化，工業世的價值觀必然會產生基本上的改變，老一代所執著的對權威的敬重心與紀律在年輕一代看來，似乎顯得毫不相干或甚至是一種不必要的累贅。在一個機器代替大部份必要工作的社會裡，支持著工業社會工作參與性的苦心態度，已沒有存在的必要。反而個人性、多才性、與自立性特別重要。
三、「個人服務性社會」的形成：這包括了整個社會轉向服務性的經濟，以及社會福利與「照顧」服務的結構性的增加，而其相關的社會責任與「治癒模式」（the therapentic mode）的職業倫理，亦逐漸普及於整個社會。Paul Halmos對其持正面態度，但Philip Rieff 等人對此卻表示憂慮。然而「個人服務」的要素註定成為新社會的核心。
一九六○年代以來，「後工業社會」的意涵成為未來學研究的重心，但從不同知識領域探研此未來社會的人，似乎並不完全接受後工業革命的看法。因此所有上述這些主題是否可匯集成新社會秩序的一種連貫一致的學理呢？此乃在未來學發展過程中，各有關領域者所必須去努力的（註五）。
一九六○年代的未來研究，在歐美兩地同時蓬勃的發展。在美國，主要的發展重點是策略規畫，而在歐洲則是以哲學的思考為主，亦即將未來研究視為一種生活的藝術。雖是如此，但二者亦是相互交流的。
在研究的主體上，一九六○年代末期由對一個國家的研究，擴展至對整體人類社會的關懷。這種導向開展了未來研究全球化的新頁。這時期最具震憾且影響最深的莫過於一九七二年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所出版的「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該著作指出人類與環境間互動的密切性，並提出地球發展的極限性的警告。這段時期是未來學發展最巔峰的時期。許多的研究機構與單位因應而生，主要如：
. World Future Society
. 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 RAND Corporation
. The Hudson Institute
. The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 The International Batcelle Institutes
. The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in Brighton
. Futuribles in Paris
. The Secretariat for Futures Studies in Stockholm
. The Zentrum fur Zukunftsforschung in Berlin
. The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 in Hague
一九七○年代兩次的能源危機帶給未來研究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未來學者似乎無法警告大家問題的發生與嚴重性，而且各國忙於處理解決石油危機所產生的問題，亦無法顧及「未來」，此種現象持續到一九八○年代前期。正因為如此，提供未來學者反思的空間。於是從「全球性的未來預測」轉變到「可抉擇的未來」，此即為一九八○年代後未來研究的新導向。
第四節 未來學的未來
一位強調「意識進化」（conscious evolution）及「人類具有無限潛能」的未來學者指出，人類每天幾乎都在面對著各種不同的威脅，而且這些威脅正不斷地增加。但人類的潛能也在持續地提昇中。如果將未來學的三個主流予以組合的話，就可認識到這種潛能的力量。我們更可因而臻至人類進化的新階段。
對於人類社會變遷的發展研究，目前可釐出三個主要的未來研究趨勢，亦即： 危機論未來學派（crisis futurism），進化論未來學派（evolutionary futurism），及精神論未來學派（spiritual futurism）（註六）。假若將這三個趨勢予以組合，那麼，理析出來的新主導原則可引導我們脫離模糊的觀念，而邁向一個精確的人類未來；但那不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狀態，而是進化過程中的另一新階段，此一階段將建立在整個人類潛能多樣化的調和和活動領域上，包括精神、心理、社會、及技術等的層次。
事實上我們正面對著空前的毀滅性和共創力量，這兩個因素正驅動我們，刺激我們走向一個「質」的變遷，也就是我們的時代本質上具有一種不連續性。我們不能再持續過去2000年先人所賜予的成就取向。我們的問題群（problematique）正成幾何級數累增。污染問題、人口成長問題、及核子武器擴張問題，我們的下一代即使不因我們自己的抉擇，也會由於大災難的發生而停止進程。
另方面，我們的潛能也正成幾何級數提昇，壽命的延長、智慧的累增、外太空的發展等將會相互影響，奠基在前一代的人類成就上表現出進化的躍昇。
未來學的新理念能提昇此一巨大的挑戰嗎？它能讓我們看到或聽到創造過程中的模式嗎？如果未來學能融合各種思想導向的話，未來學將具有此一能力。
危機論未來學派
危機論未來學派是未來研究中最熟悉的一種研究導向，在Alvin Toffler的「未來的震撼」（Future Shock）一書中，此種導向的運用非常明顯。Toffler認為，變遷的過程失卻了控制，我們就像騎在驃悍野馬上的技術拙劣的騎士一般，難以掌握駕馭的力量。
但不用等到「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企業界及政治界的領已面對「世界問題群」（world problematique）的實質性和複雜性。
「成長的極限」是1972年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的第一次報告書。該書的結論指出，如果目前世界的人口、工業化、污染、及糧食生產的成長趨勢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一成不變地發展下去的話，那麼，地球的成長極限將在100年內出現。我們將被迫面對全球性的大變動。
這種震撼已深深影響到我們人類的神經系統。這些問題的產生對於整個西方文明的成長秩序及結構產生極大的挑戰。現今的成功似乎將導致未來的失敗。快速的創造發明卻使得消費者中心意識降低，許可證照的發放浮濫導致過度的自信傲慢。隨之產生的是：支持與反對等各種觀點的出現，甚至帶來了世界性的廣泛辯論。
「成長的極限」問世之後幾年，義大利一位工業家培賽（Aurelio Peccei）出版了「未來的一百頁報告」（One Hundred Pages for Future），該書所提出的觀點較「成長的極限」更為悲觀，對於人類解決問題能力感到絕望。人性如何能快速轉變以避免出現崩潰的情況，他認為，對於一直講求理性的、經驗論的人類而言，是相當困難的。他相當關心整個世界積極性突破的創見。
另一本由羅馬俱樂部出版的刊物「促成（Making it Happen）--一項對未來的明確指導」，該書採較溫和的觀點。無論如何，該書作者認知到，個體的轉變是解決世界問題群的一項基本要素。這些問題群不只將發生在長久未來，同時也出現在當前我們這個時代裡。所以，我們必須依循我們的希望予以改變。
整個關鍵部份，諸如環境、國防、飢餓、及價值觀等問題，該書的作者以個人對人群、自然及未來代代的關懷給予其讀者一種感覺，那就是：如果我們每個人均承擔責任，採取改變現狀的作為，那麼或可避免這種淆混不清的情況。這本具有啟示性的冊子，提示我們如何為維護人群，臻至理想，以避免我們的社會出現過度成長或趨向毀滅的危機。
但這本書缺乏激勵的作用，同時也欠缺解決飢餓及維護世界的紮實計劃，使毀滅性危機的恐懼依然存在，造成了「我們無論如何努力，危機卻越來越大」的印象。因此形成的結果是：問題極為複雜，容許變遷的時間卻非常短促，而人類的制度過於僵化，地球的資源過於有限，因此，崩潰的力量將超過突破的力量。這種預測，就危機論未來學派的觀點而言，對人類並非樂觀的現象。因為在所能發現的新希望的邏輯中，缺乏人類生命所必須的元素。
進化論未來學派
進化論未來學派提供一項避免危機論者所面對的世界問題群的基本要素，此亦即進化論的中心觀念。從此一觀點而論，人類今日的危機等於是一種進化的躍昇，雖然具有危險性，但卻是自然的、卓越的、具有潛能的；它不在於矯正對當前被囿限的適應力，而是透過適應力、創造力、及新的能力去改變危機。
為了解當前的核心危機，進化論者將其視野回溯到較遠的過去，進而探求物理宇宙的本源，並尋求變遷的循環公式，此一觀點揭櫫一項原則：自然界的發展是透過進化的螺旋現象，變成更複雜的整體系統；人類的進化是從微分子進化到細胞，再進化到多細胞的有機體，最後演變成早期的人類和現今的我們。
由此一人類進化的數億年趨勢觀之，我們正面臨一種躍昇的階段，那就是「質變」的課題：
質變是傳統趨勢
自然界長期以來，一直明顯地以驟變躍進的方式在加速變遷。
危機先於質變，問題是進化的驅動者
在每一次質變之前，均會有一系列的危機。這些危機會刺激產生廣泛的變革，此種變革不一定會產生改善的效果，但會藉著各部份的調和發展出新的模式。
包含基礎技術層次在內的創造，其本質藍圖是以每次的質變為基礎
各種要素的組合、傳統規範、調和作用及語言均是造成質變的根本技術。技術是自然存在的，我們正以新的態度面對它。
進化論的觀點是樂觀的。正因為非常樂觀，因此使它所提供的訊息美好得令人難以相信。進化論者經常以卡珊德拉（Cassandra，希臘羅馬神話中特洛伊的女預言者，一般指凶事預言者）的反對者自居。由於類似卡珊德拉的學者經常帶給我們不願意聽到的壞消息，對比進化論者所帶來的好消息，更加造成那些會導致危機的各種障礙令人不快，但進化論者也擔心，「希望」將會蒙蔽我們而不去注意迫在眉睫的一些工作。
進化論未來學者如福勒（Buckminster Fuller），伊斯泛岱里（F. M. Esfandiary），伊利克（Krafft Ehricke），伐伊克（Peter Vajk），及畢佛爾特（Lawrence de Bivort）等人在解析進化論的連續循環論時，常著重機會結構、新能力及人類成就的極致表現。他們嘗試建構人類潛能的型態，就像羅馬俱樂部專注在問題型態一般。此等潛能型態就像問題型態一般具有真實性，但迄今仍未被充分理解，可將之視為「在我們的發展階段上，人類所具有的本質且是有機性相互關連的成長潛能」。
被進化論未來學者視為潛能的，包括：
擴大的意識型態，包括直覺與知性
現有數百萬人正積極地嘗試思考、祈求、傾聽內在的直覺反射，並將此一直覺擴張，導向整個中心意識的注意力。改革是一種意識提昇的表現。在每個質變的距離上，意識均已在成長，這種情形正持續發生，這也正是人類一種真正的潛能。假若人性本身不是正朝向全盤意識，那麼將不會產生更多的能力，因為人類自我毀滅的力量將會促使我們絕滅。
擴大的環境
我們並非處在封閉體系的世界中，而是處在開放體系的世界裡。人類正不斷在拓展一新環境的活動範圍，此一大氣層之外的環境富於資源、能源、及可用於移轉的空間。某些受「極限」控制而引發出對太空潛能的盲目追求，那是種奇妙且充滿鬥志的事情。有時他們似乎會對太空技術的突破產生流於理論的厭惡感，但無庸置疑地此一階段非常重要，就像池魚離開水面，落在乾草地上尋求適應一般。誠如農業社會會導向到現代文明一樣，「星空文化」（astroculture）也將導引出宇宙文明。
擴大的合作
整個人類非集權性的相互組合，且分歧化的網路化正在老化的科層組織的表象下逐漸形成。組合是自然界形成整體體系的途徑，該體系大於其部份的總和。團體的才智因此才能顯現。
擴展的生命
藉著對心理與生理關係和生物革命的了解，我們可體驗到「樂觀滿足」的潛能，甚至可獲得更生、回春（rejuvenation），及自我轉變。
擴大的智能
藉著人工智慧、自動化及機械人，我們正脫離無選擇性工作的狀態；我們獲得所有已記載的知識，而且也正在創造自我複製的新實體型式，此種實體近似羅伯．雅斯特洛（Robert Jastrois）所謂的「矽基生活」（siliconbased life）。此一人類意識和體能的強烈擴張能快速提昇我們的能力。
這些情境與其他新潛能的組合，將導致根本的不連續性。當所有潛能正和諧地運作時，我們像是一新的生物類種，亦即成為一種「同一人種」的產物；這種新類種將優於今日的人種，誠如我們優於過去的猿人一般。
但還需要討論時間的問題。假若我們已肯定這些能力，那麼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這些能力嗎？，進化論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當負面問題成指數般地增加時，積極的潛能會大量地發展出來。
新變遷理論的出現（New Theory of Change）
進化論未來學者提供了一項強有力的理論，亦即：在關鍵時刻中世界本身的自救之道。此一論點是：藉積極的創造率加速制度變遷的時間。自然界的演化，對於整體變遷避免危機的過程或許也提供一項有利的明證。
例如：比利時物理學家也是諾貝爾獎得主伊利亞．普利格金（Ilya Prigugine）的研究證明了各種制度「突然」轉變為高秩序的過程。在其對「開放體系」所做的研究中，他發現，當能源經過一個體系的流動產生不穩定的情況而發展到相當階段時，這些情況會促使整個體系進入一更有秩序、更具凝聚性且緊密關連的新情況。在一複雜體系中，由於不關連的現象擴大了不穩定的情況，之後經過創造的途徑會產生重組現象。這些創新的元素相互集結且形成組合網路。從某一觀點來看，各個工作網路的組合會產生另一層次的網路狀態，新導向會導致「突變的移轉」，亦即一個新秩序會明顯快速地出現。此種制度的特質在於強調自我的超越。
現在我們可以了解到，此理論所強調的是，巨型科層組織結構之功能惡化時，會被急速取代。當數以百萬計的人為了解決其本身的問題及分配其本身的需求，而尋求嶄新且更好的方法時，縱然由健康及教育的問題到社區的構築、意識的提昇、環境保護和太空移民，他們都會組成合作的團體，建立一個完整的工作網路，形成新的生活趨勢。
哈佛大學生物學家兼地理學家果爾德（Steven Jay Gould）及其他學者已積極支持此一快速變遷的理念，此理念對達爾文古典學派所提出的「改革將會在長期的演化中發生」的看法，產生強烈的挑戰性。馬里林．佛格遜（Marilyn Ferguson）在其「水族館的陰謀」一書中撰述此一理論：
吾人所強調的均衡性（Eguilibrium）皆認為，生活的均衡性隨時會因承受嚴重的壓力而受到重視和強調。假若每一代人類均有一小部份被孤立在一般生活範疇的邊緣外，他們可能會走向「形成一個新類種」的結果。同樣地，由於正處在一個極限的時代裡，整個人類受到強大壓力時，也會出現相同的情形：「龐大的多樣性正在快速地擴張」。果爾德指出，「小邊緣的孤立正是一個改革變遷的實驗室」。
此一新典範將改革歸因於小團體所產生的週期性（Periodical）躍昇。此等變遷理念明顯地至少持兩個理由：
它認為生物變遷的機械作用遠強於機會轉變；以及
當人種相對論受到重視時，它會提示我們所處的時代會產快速變革的可能性。
美國植物生理學家雪爾德拉克（Rupert Sheldrake）在「進化論數量提昇」的觀念中，提出「形成因果律的假設」（Hypothesis of Formative Causation）。該假設指出，由於某些不可變的規則如習慣及某些過時事物的重複出現所建立的模式，致使宇宙往往無法發揮太多的功能。他相信，所有的制度不只是由於「人類能」（Human Energy）及物質因素所構成，也由許多看不見的組合規範諸如儀式及行為的期望型態予以規則化而產生。他說，無論何時，只要一人種中的部份份子習得一項新的行為，這些人種的因果範疇就會產生改變。假若此等行為有所改革，那麼其因果關係就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群體。
依照此理論，也就是一個「因果」的範疇會有「深入化」的現象，以致更多個體採取某種行為時，會進而改變整體而影響到所有份子的行為。
若此理論正確，那麼此一世界就有可能經驗到一個突變，而趨向整體意識。假若正好較多的人採取某種意識，例如較多的人具有基督或佛教的意識，那麼整個意識可能產生改變。
我們可以了解到，此一觀念所引起的廣泛注意已在人類經驗中逐漸提昇了。從印度、埃及、希臘、猶太教及回教等的首位預言者開始，藉著所有宗教信仰者的神秘經驗創造了宗教，這種擴大的意識模式已積存出現了。
無疑地某些事物卻也從進化論未來學派中逐漸失落了。進化論未來學派證明了新的潛能、過程及長期的目標，勾勒出一個先驗的未來，但卻缺乏引導我們在「當下」（NOW）環境中發揮的潛能基本因素。就像卡爾汀（Teilhard de Cardin）所指出的，「獲勝的理念就是一個將會要求我們行動的理念，….。」一個突變轉換的理念並不會鼓舞我們行動。進化論未來學派的觀點是非人格化的，而我們卻是具人格的。我們的心靈渴望著愛情、人群關係、互動接觸、享樂、情慾、意義、及知識的啟迪。
在危機論和進化論中都欠缺存在於歷史中的精神或屬神行為的明晰呼喚與執著。進化論者證明了某種模式，注意到發明，卻未關注到創造者本身。
精神論未來學派
精神論可歸於西方經驗論的抽象空間，因為它給予人性上最終且最高層次的希望。此理論是以大部份人類的精神體驗為基礎。該理論強調，一個富有創造力的才智會在宇宙中具有運作的力量，所有的生命均已經由具有創造力的過程創造產生，就像吾人所知道的創造品的製造模式一般，我們正是那些創造品的模式。
精神論者，像卡爾汀（Teilhard de Cardin），他們結合了才智與直覺。依據科學法則研究的「外在創造過程」與進化論者所研究的一樣，但他們也進行「內在經驗過程」，這些包括他們對於較高層次之意識、自由和秩序的自我驅動。
自然進化論的取向和個體渴望間的共鳴與調和是精神論的基礎。自然界正擴展而邁向更高的意識、自由和秩序；我們亦是如此。具有才智的人類在其熱望的自然界中尋找到一個充滿才智的取向。宇宙和我們正邁向同一方向。
精神論者體驗到一個與創造性才智者之間的成熟關係。在精神經驗成長的時代裡，產生了人神間的新關係。我們體認到自己就像一個「共同的創造者」（Co-creators）。為了依循改革法則以促使自己和世界隨之移轉，我們正在尋求與創造性才智者的合作關係，藉以臻至更高的意識、自由及一致性。我們的信念是，創造宇宙的力量將不會停止跟隨我們，亦即「力量與我們同在」。
精神論者對於「人性持續在進化」的原則充滿信心。他們認為，在每一次質變的移轉中，就會產生一種意識的提昇。人性的本質是當遭遇一個成長極限時，智慧就會隨之增加；無論在地球早期海洋中的一個單細胞形成多細胞組織體，或是魚兒躍出水面，掉落在乾草地上尋求適應，甚或以後我們在外太空中生存，在每一個階段中意識均會隨之提昇。無庸置疑地，改革可能與我們一同乍止，也無需猜疑，創造力及促使整個宇宙充滿生命力的才智，可能會與此一具有五千年高度腦力和無數榮耀歷史的兩足動物的人類，在一聲尖叫聲中驟然停止。這種情形不可能是宇宙改革的終極目標，設若這不是事實，那麼我們的生存機會將是匱乏渺茫的。具有自我中心化且有高度技術的人類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易變的條件環境，如果我們體認到的不是某種心靈結合的模式——在此模式中，我們認知到自己是流浪的類種——，那就是自尋絕滅。本位意識或許是一個過渡階段的特徵，但在一個嶄新的時代初期，人類本位是可能存在的。
精神論者認為，才智、個體性及直覺經過融合而形成一個更高層次的意識，亦即是一種「新規範」、一種神秘的長久以來令人關心的整合體，堪稱是一種「共同創造的意識」。
最重要的，這種思想已經由少數的未來學者傳播給廣大的人群。這些生活在所有各種文化中的人群相信只有一個「創造者」，且將人類目標的新階段想像為涅槃、天國、新耶路撒冷。如果把深植於一般人心中所謂的精神本質與未來學對於進化潛能的熱望活力予以結合，將可形成意想不到的社會融合力，此一力量可加速人類轉變的行動。
未來學三個趨勢的每一取向均提供有價值的貢獻。如果加以合併，對於一個肯定的未來將可獲致最佳的希望。這三個思想趨勢的組合將能提供些意識進化的指導原則。
危機論是分析過度成長的問題群的基本觀念，它建議我們必須停止做什麼，我們如何去維繫、保持、重新均衡、重複、更新、儲存、及提供我們的所有事物。
進化論是用於了解自然界移轉的模式，整體體系的創造，及新能力的發掘等的工具，促使我們去想像和實踐，以創造一個積極的，與人類潛能全然並進的未來。
危機論及進化論的未來學者均是精神論學派所迫切需求的。只有透過人類意識與正在創造宇宙之智能的組合，只有透過在許多創造過程所不能或缺的那一份愛，我們才能明確地期盼渡過危機而將我們的潛能落實表現在整體的生命當中。
新的組合
假若萬事萬物均已發揮其運作功能，將會形成怎樣的情景？假設三個未來學的趨勢真的結合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我們可以想像在下個階段中，我們如何控制危機，在意識上如何共同設計未來，及如何調組創作的模式等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確能感受到這種情境，因為我們已在進行高度的社會改革運動，及超越極限且為轉移的目標而合作之際體驗到了。諸如：大教堂的建築，阿波羅太空計劃的展開，或龐大交響樂團的組成。
讓我們儘可能地擴張這些體驗成為世界未來的趨勢。
那麼，首先要形成一個共有的未來觀，這將促使大部份的人自由結合他們的努力，將未來觀建立在一個整合自然界先知之趨勢的基礎上，藉以提昇更高層次的意識、自由及秩序。
這種未來觀的建立已由某些進化論未來學者在戮力加強，例如布克敏斯特．福勒（Buckminster Fuller）的「世界為每一人而運作」的觀點；伊斯凡岱爾里（F. M. Esfandiary）的「隱藏在疾病、戰爭及毫無選擇的工作之後的宇宙人種」的觀點；迪摩西．里利（Timothy Leary）的SMI2LE（太空移民，智慧累增，生命擴大）的觀點，以及巴巴拉．馬克斯．赫巴德（Barbara Marx Hubbard）所持的「將我們視為一種世界性的人種，在世界性時代來臨之際，隨著進化在地球和外太空中共同創建新的世界中」的觀點。
在這些及其他進化論的未來學世界觀中，高科技變成高層次意識之本質擴張的碩果。透過關注和才能的結合，我們得以解決世界問題群。所有人類的基本需求經由手工具到太空移民的整個科技體系獲得滿足。軍事與工業的組合成果轉而成為在地球上和太空中富創造性之運作、建構、修理和儲存的生活形態。
此等發明就像福勒的世界遊戲（World Game，依照人類的需要設置資源）；未來委員會（Committee for Future）的SYNCON（基於調和的趨同，使各種利益相結合）；以及杜勒佛的預期參與民主（Anticipatory Democracy包括市民參與在內之長期目標的設定），形成自我政府（self-government）之下一階段的基礎。當某些社會發明如團體與個人整合的新轉變技術的組合，在實驗社會中發展起來時，如印度的奧洛維爾（Auroville）和蘇格蘭的懷德角（Findharn），我們看到社會組織中才智躍進的概廓，那就是：由「傳統民主」（Democracy）到「組合民主」（synocracy）。 這是一個表示該概念的新創組合字，以別於相對的體制。這個新的體制是一個「贏對贏」（Win-Win）的自組體制，在此體制中，人們將會非常熟練地透過內在的活動力自由合作形成一些相同的創造過程的模式。
「工作」（Work）係指「創造的機會」， 經選擇的職業將取代目前的「幹活」（job）。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所描述的Eupsychian Society將會誕生，那是一個「在宇宙文明下自我實現的人民的社會」。
精神論者將結合傳統的精神理念和高度的科技。未來的教堂、廟宇、及清真寺將不再完全掌握基督復活與昇天、天堂與新耶路撒冷的終極允諾。這些持有各別神能信仰的人也將參與積極的人類轉移，由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地球類種轉為一個以整體為中心的，神祉為中心的世界性類種。
在新趨勢組合的成長時代裡，我們可以將自己視為全人類的人類，這種人類我們慣稱之為「神」（gods），但也可能是我們下一進化階段初期的觀點而已，此種進化最初是由人性先驅者——即人類的聖人和預言者——所體驗出來的。
透過這種新的趨勢組合，我們能贏得一個持續進化的未來。未來學是一個年輕的主題。它幾乎已發展成一種共同的語言和中心，然而它在人類社會面臨崩潰與突破遽增之際已被置入歷史的核心層次。
台灣未來學運動
未來學的發展，除了歐美社會重鎮之外，在日本及中國亦有其不同程度的成就。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未來學發展，卻全然來自於具有遠見的淡江大學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在其所著「走過『未來學』運動三十載」一文（註七）：
未來學在淡江已歷經三十年的歲月了。
在這近三分之一世紀的推展過程中，有喜悅，也有艱辛，喜悅的是未來學終於受到當今社會的普遍重視及廣泛運用。艱辛的是，回顧過去的努力曾被質疑該門學問的科學性及意義。無論如何，所有的努力終於在開花結果了。雖然是漫漫長路，終歸有了很好的開端。
知識份子的認知與天職
張建邦博士在「預見未來」（註八）中指出他之所以引進未來學，主要的原因：一是作為知識份子的責任認知；另一是來自歐美社會對社會變遷的反省。他進一步指出：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間，他正在美國從事研究，發現台灣在國際間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共謀台日亟,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外交政策上已有了明顯的轉向，台灣更顯孤立。此時台灣亦正由農業型態的社會,企圖轉型邁向工業化社會。因此,無論是產業的、文化的、精神的層面,勢必面對一番嶄新的社會適應。
他認為: 既然自己是從事知識創造的學術研究者,是傳播知識的教育工作者,更是位服務民眾的公務員，就要有中國讀書人應有的擔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恢宏胸襟。他更認為:一個現代的知識份子，不僅應有「預見未來變化」的能力，並應有「創造未來變化」的抱負，尤其要具有把明天「變成怎樣的明天」的大智與大勇。
同一時期，歐美社會正是「自動化」急遽發展的階段。他覺察到歐美一般知識份子，正為「知識爆發」的觀念所籠罩,視「未來」為一個不斷超越以往成就的前進時代。因此,知識份子一方面承受科學知識更強大的壓力，另方面則遭遇行為與價值標準更高要求的挑戰。
當時他深覺國人對此一趨勢仍茫然，且內外環境的的壓力隱然掩至。於是決心一方面從事教學革新，謀求適應這一波的壓力；另一方面呼籲「知識爆發」的觀念，喚起民眾，了解、順應潮流,甚至掌握契機，創造未來。
淡江大學率先推展「未來學」運動。首先在眾多未來學有關的著作中,挑選出重要者予以介譯。包括當時美國未來學領導人之一的赫曼.康（Herman Kahn）與安東尼.維納（Anthony J. Wiener）合著的「西元二ＯＯＯ年」,以及赫曼.康另一重要巨著「來者可追」。此外，更繼續譯介包括「綠色危機」、「創新與突破」、「明日之旅」、「只有一個地球」、「人類與未來」、「國際政治的新面貌」、「一九五八年的未來教育」、「政府科學與未來研究」、「大地在消失中」、「美國高等教育的價值觀與未來展望」、「知識的爆發」、「即將來臨的繁榮」等著作。最後更彙編成「明日叢書」系列。張建邦博士也以超過十年的時間完成了「社會變化中的教育」四集。
二、加速未來學「明日世界」的傳佈
為了促使國人更重視「未來」，加速「未來觀」的建立及擴大「未來研究」的速率與層面，張建邦博士更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創辦國內第一本專門探討未來趨勢的雜誌「明日世界」。
他企盼藉此雜誌的出版,匯聚社會各界菁英的力量、智慧與知識，促成社會對「未來」的關切與探索。並藉此提供共同表達言論及探討問題的言論廣場,達到大家以討論「明日世界」成為生活一部份的目標。
由於這份雜誌的努力，終於使企業界注意到「前瞻未來」的觀念，學術界也開始注意「未來學」的發展,更重要的，政府部門以未來為指標的決策開始受到重視。
三、以「未來學」教育擴張運動
張建邦博士認為如果能有系統地培養具有未來觀的青年學子，他們將成為播灑此一觀念的種子。更何況我們社會未來就將交在這些年輕人手上，如果有更多具有未來觀的青年分佈在社會各階層，那麼未來的社會將可更快速改造，進而創造一個亮麗的遠景。
於是自一九七六年學年度起, 張建邦博士在淡江大學親自開設了第一班的未來學課程。學生爭相選課,勝況空前。
此一課程採講座方式,聘請學者專家就其專精之主題發表專題演講。此等主題涵蓋廣泛,舉凡資訊、管理、科技、生態、環保、經濟、社會、文化、生命科學、人文科學、及文學等均在不同的學期中輪流安排。
開課班級逐年增加，每班人數也隨之增加。平均每學期選修未來學學生人數均上千人。為提供更深入的「未來研究」及協助具有研究興趣的學子，更於日間部開設「未來研究」一班，採專題研究方式，由數位不同領域的老師共同開課。
其後，未來學課程在追求教學品質提升的前題下，經過數次改革，一九九四年由大班講授改為七十名的小班制。因此未來學課更走向精緻化與深度化，並將原有的未來學課程細分為經濟未來、社會未來、科技未來、政治未來、環境未來等五大範疇。另外，商學院自一九九六學年度起亦開設「經濟未來學」。
未來學課程的開設並不止於大學部，以培育高級研究人才的研究所，亦於同學年開設「未來學」講座。此講座係由國際研究學院及商學院研究所輪流開課，一學期為「未來學」，另一學期為「未來化在二十一世紀」。此講座由張建邦博士親自主持。
除了「未來學」的教學推展外，在建立「未來學」全球體系上，淡江大學在本世紀的最後四年內著墨多。主要有：
一九九五學年度成立未來研究組（Division of Futures Studies）。藉由此一專責單位進行有計畫的未來學研究體系的建立。
建立本校與世界未來學會（World Future Society）及世界未來研究聯邦（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良好的聯繫關係。
每年甄選二名學生，由一位老師率團參加該年會。藉此培養學生參與國際會議的能力及蒐集第一手最新資料，且鼓勵老師在會議中發表論文。
系列出版未來學專書，定名為「大未來」系列。迄今包括「未來學」、「三千年大贏家」、「亞洲經濟大趨勢」、「經濟未來學」、「全球經濟未來」「千禧未來」等書。
系統
未來學全球發展趨勢
陳瑞貴
目錄
前言
未來學興起的背景
廿一世紀思考成為重心
未來學的未來
台灣未來學運動
結語
第一節 前言
每一種思想、制度乃至風潮或時尚的發展，很少是憑空產生的，它必然會有一定的環境條件和產出的誘因。而且任何一個思潮的出現、發展和擴張，也必有其哲學和理論基礎。
未來學（Futures Studies）是一門新興的知識系統。如果從「未來思想」的角度而言，其實在亙古以前就有其存在。因為長久以來人類就會為「未來」探索、思考、計畫，甚至用卜卦等方式企圖去了解未來。但若從此一學說開始而言，那麼未來學也不過是近半世紀以來發展的學門。因此狹義的「未來學」指的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了。
本章嘗試以三個範疇描繪未來學的全球發展情形：首先從時間的角度看未來學的產出與發展，其次從理論導向探討未來學發展的情形，最後植基在台灣，說明台灣的未來學運動的引介和發展。
第二節 未來學興起的背景
誠如前述，長久以來人類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為了未來：一方面在知識上努力，希望對「未來」知道得更多，另方面在行動上，也是為未來舖路。但「未來學」這個名詞的出現卻是晚近的事。
一九○七年吉爾費蘭（S. C. Gilfillan）曾創造出一個名詞Mellontology，其意義是研究未來的事情，一九二○年他又提到：「未來學者是研究未來整體文明的人」（註一）。
之後，義大利的藝術家也提出所謂的「未來主義」（Futurism）。但其目的只是想要毀滅藝術（甚至社會）的整個過去傳統，並崇尚行動、豪放、暴力和未來。嚴格地說，那只是一種藝術思想，也就是「未來派」的作風。
直到一九四三年，Ossip K. Flechtheim 首先提出「未來學」（Futurology）這個名詞，其後G. Tournier 也對「未來學」作了詮釋：「它（未來學）好似一個天才，研究人類對於未來的適應，那些實行的人們，應該以工作實踐，然而也應該超越未來，那只是一個傳統研究的方式，對遙遠而隱藏的物理對象的傳統研究的方式。」
值此之際，美國的「未來學」卻發軔於軍事戰略。「未來學」被視為一種輔助科學，因而產生了一些影響力（註二）。
Douglas Aircraft Company一組利用剩餘的軍事預算工作的物理學家和技術家，在一九四五年著手「蘭德計畫」（Project Rand）。這正是「未來學」的萌芽。一九四八年他們獲得福特基金會的協助，成立一個「獨立」且「非營利」的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從事知識體系的新發展。因此它被稱為「社會的發明」（Soziale Erfindung），即「思想工廠」（Denkfabrik）的雛型。其後且成為美國政治界及經濟界「科際整合團隊」（Interdisciplinary Teams）的典範。
一九五○年代開始，系統預測大受採用。但另一種以「未來」來探索人類—包括各種社會階級和各種人種—生理、心理、政治和科學的期望，以作為研究中心的活動，亦逐漸在各國抬頭。主要對系統預測輕忽人文、社會等層面作一反省。歐洲的未來學者如法國的de Jouvenel、英國的Gabor、義大利的Ugo Spirit、挪威的Galtung、丹麥的Soreausen、荷蘭的Polak、德國的Flechtheim，還有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未來學者如蘇俄的Bestuschew-Lada、捷克的李克達Richta、羅馬尼亞的Apostol、波蘭的Sicinski、東德的Edeling等，發展出「開放未來人類學」（Zukunftsoffene Anthropologie）的方向。彼等促使未來學從只著重「生產」和「工作」，擴展至探索生命的意義和人類共同生活的「內在態度」（Ethos），俾不為害未來的人類和社會，進而造福未來。
因此就一九四○年代到一九五○年代的思想與活動核心可知，「未來學」興起的原因如下：
對於人類社會的整體未來的關懷：Bernard Claude 認為：「我們不應自欺，真正科學的存在是起於人類正確的預先見到自然現象與駕馭它們」，他又說，「一切真正稱得起科學的科學，乃是證明現象的正確原則，能準確的預言它們並當其在我們能力內時，我們可以駕馭它們」。科學要預見自然界的現象，而未來學也著重社會科學層面。人的行為，雖非顯而易見的。但自然科學可以預測未來，社會科學亦可有其預測的功能。
哲學思考的反省，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於哲學鑽牛角尖的作法，沒有一個良好的通路。理性主義推到了極致，只有抽象人的存在，沒有真實人的存在了。理性主義到了最後與實際脫離了關係。另外經驗主義到最後也走到文字語言的分析，實在的東西等於語言，然語言在本質上本是沒有意義的。在這種情況下，什麼都沒有意義，哲學自然要闢出一條路來，「未來學」就提供了機會。
預測工具的發達：預知未來的作法古已有之，但過去並無可用的科學工具，所以只好憑藉靈感，或祈之於神意。而今，情形迥然不同。利用高度發展的科學工具，人類在某些方面能作精密的預測已非神話。於是未來研究蔚為風氣。
指導和控制未來社會的需求：二次戰後，無論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莫不對經濟成長深感興趣，大家都想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於是未來的計畫也就受到普遍重視。由於想要指導和控制未來的社會變化，對未來趨勢的預測也就成為必要的基礎。
「只有一個地球」的要求：人類生活在這個地球上歷史久遠，但對於廣泛的生活環境卻一直不曾給予太多的注意。由於人類對於自然榨取過度，引起嚴重生態危機。於是響起「只有一個地球」（only one earth）的警告。因此「生態學」（Ecology）的研究蓬勃發展。此等研究又與未來研究關係密切，例如人口增加、經濟成長、都市發展等。
「天涯若比鄰」的全球觀形成：二次大戰以來，國際關係產生了空前的改變，尤其是多元國際情勢的出現。於是許多問題古無前例，未來發展又充滿不確定性。另方面科技的進步，更是「天涯若比鄰」，無論世界上任一角落裡發生某種事情，其影響可立即遍及全球。所以對於未來局勢的預測，也就成為普遍重視的課題。
第三節 廿一世紀思考成為重心
一九五○年代未來學的發展重心仍植基於廿世紀的事物。法國哲學家Raymond Aron曾表示，我們為廿世紀縈懷太多，以致於我們無法分神去思索廿一世紀。
他的看法與一九五○年代以後，歐美社會的工業化與經濟繁榮令人沈醉的現象相當類似。當時的社會只企圖維持及延伸既有的成就，缺乏更長遠的思考。
但是從一九六○年代下半葉開始，「長期預測」的觀念快速發展且被強調（註三）。未來學的研究機構在歐、美社會中相繼出現。政府和研究團體亦成立類似的研發單位。例如法國「計畫委員會」（Commissrait du plan）的「一九八五年委員會」（1985 Committee）；「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二○○○年研究會」（The Year 2000）；「英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The Britis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今後卅三年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Next Thirty—Three Years，成立於一九六七年）；此外，由Bernard de Jouvenel所主持的「未來」計畫，是一個全歐性的未來研究組織，其目的在於對社會每一個領域作長期性的預測與計畫。而且未來研究的出版和討論會亦呈現蓬勃景象，如「公元二○○○年」、「二○○○年的人類」、「一九八四年的世界」、「廿一世紀的生活」、「未來的衝擊」、「未來的社會學」、「未來的學術研究」（The Future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等。當時「二○○○年研究會」主席Daniel Bell 即指出，「我們已開始指向未來」。未來社會學家Alvin Toffler 更明確地表示，「未來已在我們的議程上」。
「長期思考」的肇因：
從歷史性的思考轉變為前瞻性的思考，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舉其要者如下：
一、決策與計畫需要目標：所有的工業國家皆致力於福利措施與計畫，特別是經濟成長。政府不得不去了解數十年後的社會需求，以便能找到決策與設計的依據。毫無疑問地，制定及實施這些基本政策所需的時間，必然比執政時間長；較長期的計畫甚且需要更久的時間才能實現，這對任何未來的決定均有束縛性的影響。
二、提供未來可能的抉擇基礎：政府當局對未來可能的需要與意向有了若干了解之後，便可設法確使現在的決定不致與未來相抵觸，並可擁有足夠的彈性，使未來的人得以變更或享有拒絕採納現有作法的優先決定權（priorities）。
三、傳統工業主義意識型態的終結：一九五○年代是工業主義發展的終結時代。在社會制度及意識型態上均如此。此等意識型態對工業主義的成就充滿信心，認為這是歷史上首次出現的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且業已解決了社會生存與成長的基本問題。但自一九六○年代開始，此種信念終告衰竭，工業主義走向分離甚且背道而馳。「意識型態的終結」本身亦被視為一種意識型態，認為工業主義的經濟利益乃是以整個社會「逆經濟性」（dis-economies）如污染、擁擠、工業經濟本身所仰賴的自然石化燃料的耗竭等巨大代價換取來的。從事此種再思考的人，大部份是一九五○年代鼓吹「意識型態的終結」最有力的人，特別是Daniel Bell與Herman Kahn等人。
此外，一九六○年代最迫切的任務是承認科學在未來社會的中心角色。現在科學需要未來學，而未來學最重要的任務是在探討科學在未來社會的地位。
「後工業社會」概念的形成：
一九六○年代後，一般認為工業社會已進化至另一新狀態，其所呈現出來的「變化」，正跟一百多年前歐洲社會由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一樣鉅大（註四）。因此，Amitai Etzioni 稱之為「後現代紀元」（the post-modern era），George Lichtheim 稱之為「後布爾喬亞階級社會」（the post-bourgeois society）Herman Kahn稱之為「後經濟社會」（The Post-economic society），Murvay Bookchin 稱之為「後匱乏社會」，Daniel Bell 稱之為「後工業社會」（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Peter Drucker 稱之為「知識社會」（the knowledge society），Paul halmos 稱之為「個人服務社會」（the personal service society），Ralf Dahrendorf 稱之為「服務階級社會」（the service class society），以及Zbigniew Brezinski 所稱的「電子技術紀元」（the technetronic era）。
縱然各個未來學者使用不同的名詞指稱未來社會，但整體而言，仍揭示相同的概念：過去的事物已為現在事物所替代了，例如匱乏、經濟動機的主導性等。它亦同時提出未來社會的主要內容，例如知識、個人服務，以及電腦與電子通訊的電子技術等。此等研究概念直到一九七○至八○年代均仍認為：Daniel Bell 的「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是對新社會最完整的「通稱」（generic label）。
此等研究概念的內涵，舉其要者包括：
—、以「社會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社會」：Daniel Bell 與Alain Touraine 後工業分析的核心，即「知識社會」的基本理念，可從當時歐陸馬克斯學派如Turgen Habermas，英國的「新左派」，美國的「新左派」，自由主義經濟學派與社會學家如Clark Kerr，以及管理分析家Peter Drucker 等人的各種闡述中找到類似的訊息。他們強調系統性與理論性的知識在工業社會資源上具有結構性的重要性；並且認為，基於先進技術的要求與計畫的需要，權力將逐漸移轉給「技術結構」的人，而「社會—技術」系統必將合流。
二、「後匱乏經濟」社會的來臨：此種理念可見之於社會主義如Herbert Marcuse 及Christopher Lasch，RAND Corporation 與Hudson Institute的技術官僚研究員Herman Kahn與Anthony Wiener等。他們認為，工業社會的巨大生產力已產生一種獨特的歷史狀況：人類業已進入一個富裕而豐足的新紀元，人類首次出現一種少數人的閒暇與文化不必仰賴大多數人的勞動之現象。雖然Marcuse抨擊此等富裕的「惡用」，認為是「極不公平的分配」，但基本上，工業社會已解決了人類最古老的問題—匱乏與需求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另外卻也出現一種與此觀點密切相連，且以「後工業社會」為核心的主題：主宰十九世紀整個工業化奮鬥力的「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的式微，亦即從工作世界中衰退，而閒暇與文化活動重要性相對增加。此一觀點就是，隨著社會的富裕化，工業世的價值觀必然會產生基本上的改變，老一代所執著的對權威的敬重心與紀律在年輕一代看來，似乎顯得毫不相干或甚至是一種不必要的累贅。在一個機器代替大部份必要工作的社會裡，支持著工業社會工作參與性的苦心態度，已沒有存在的必要。反而個人性、多才性、與自立性特別重要。
三、「個人服務性社會」的形成：這包括了整個社會轉向服務性的經濟，以及社會福利與「照顧」服務的結構性的增加，而其相關的社會責任與「治癒模式」（the therapentic mode）的職業倫理，亦逐漸普及於整個社會。Paul Halmos對其持正面態度，但Philip Rieff 等人對此卻表示憂慮。然而「個人服務」的要素註定成為新社會的核心。
一九六○年代以來，「後工業社會」的意涵成為未來學研究的重心，但從不同知識領域探研此未來社會的人，似乎並不完全接受後工業革命的看法。因此所有上述這些主題是否可匯集成新社會秩序的一種連貫一致的學理呢？此乃在未來學發展過程中，各有關領域者所必須去努力的（註五）。
一九六○年代的未來研究，在歐美兩地同時蓬勃的發展。在美國，主要的發展重點是策略規畫，而在歐洲則是以哲學的思考為主，亦即將未來研究視為一種生活的藝術。雖是如此，但二者亦是相互交流的。
在研究的主體上，一九六○年代末期由對一個國家的研究，擴展至對整體人類社會的關懷。這種導向開展了未來研究全球化的新頁。這時期最具震憾且影響最深的莫過於一九七二年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所出版的「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該著作指出人類與環境間互動的密切性，並提出地球發展的極限性的警告。這段時期是未來學發展最巔峰的時期。許多的研究機構與單位因應而生，主要如：
. World Future Society
. 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 RAND Corporation
. The Hudson Institute
. The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 The International Batcelle Institutes
. The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in Brighton
. Futuribles in Paris
. The Secretariat for Futures Studies in Stockholm
. The Zentrum fur Zukunftsforschung in Berlin
. The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 in Hague
一九七○年代兩次的能源危機帶給未來研究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未來學者似乎無法警告大家問題的發生與嚴重性，而且各國忙於處理解決石油危機所產生的問題，亦無法顧及「未來」，此種現象持續到一九八○年代前期。正因為如此，提供未來學者反思的空間。於是從「全球性的未來預測」轉變到「可抉擇的未來」，此即為一九八○年代後未來研究的新導向。
第四節 未來學的未來
一位強調「意識進化」（conscious evolution）及「人類具有無限潛能」的未來學者指出，人類每天幾乎都在面對著各種不同的威脅，而且這些威脅正不斷地增加。但人類的潛能也在持續地提昇中。如果將未來學的三個主流予以組合的話，就可認識到這種潛能的力量。我們更可因而臻至人類進化的新階段。
對於人類社會變遷的發展研究，目前可釐出三個主要的未來研究趨勢，亦即： 危機論未來學派（crisis futurism），進化論未來學派（evolutionary futurism），及精神論未來學派（spiritual futurism）（註六）。假若將這三個趨勢予以組合，那麼，理析出來的新主導原則可引導我們脫離模糊的觀念，而邁向一個精確的人類未來；但那不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狀態，而是進化過程中的另一新階段，此一階段將建立在整個人類潛能多樣化的調和和活動領域上，包括精神、心理、社會、及技術等的層次。
事實上我們正面對著空前的毀滅性和共創力量，這兩個因素正驅動我們，刺激我們走向一個「質」的變遷，也就是我們的時代本質上具有一種不連續性。我們不能再持續過去2000年先人所賜予的成就取向。我們的問題群（problematique）正成幾何級數累增。污染問題、人口成長問題、及核子武器擴張問題，我們的下一代即使不因我們自己的抉擇，也會由於大災難的發生而停止進程。
另方面，我們的潛能也正成幾何級數提昇，壽命的延長、智慧的累增、外太空的發展等將會相互影響，奠基在前一代的人類成就上表現出進化的躍昇。
未來學的新理念能提昇此一巨大的挑戰嗎？它能讓我們看到或聽到創造過程中的模式嗎？如果未來學能融合各種思想導向的話，未來學將具有此一能力。
危機論未來學派
危機論未來學派是未來研究中最熟悉的一種研究導向，在Alvin Toffler的「未來的震撼」（Future Shock）一書中，此種導向的運用非常明顯。Toffler認為，變遷的過程失卻了控制，我們就像騎在驃悍野馬上的技術拙劣的騎士一般，難以掌握駕馭的力量。
但不用等到「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企業界及政治界的領已面對「世界問題群」（world problematique）的實質性和複雜性。
「成長的極限」是1972年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的第一次報告書。該書的結論指出，如果目前世界的人口、工業化、污染、及糧食生產的成長趨勢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一成不變地發展下去的話，那麼，地球的成長極限將在100年內出現。我們將被迫面對全球性的大變動。
這種震撼已深深影響到我們人類的神經系統。這些問題的產生對於整個西方文明的成長秩序及結構產生極大的挑戰。現今的成功似乎將導致未來的失敗。快速的創造發明卻使得消費者中心意識降低，許可證照的發放浮濫導致過度的自信傲慢。隨之產生的是：支持與反對等各種觀點的出現，甚至帶來了世界性的廣泛辯論。
「成長的極限」問世之後幾年，義大利一位工業家培賽（Aurelio Peccei）出版了「未來的一百頁報告」（One Hundred Pages for Future），該書所提出的觀點較「成長的極限」更為悲觀，對於人類解決問題能力感到絕望。人性如何能快速轉變以避免出現崩潰的情況，他認為，對於一直講求理性的、經驗論的人類而言，是相當困難的。他相當關心整個世界積極性突破的創見。
另一本由羅馬俱樂部出版的刊物「促成（Making it Happen）--一項對未來的明確指導」，該書採較溫和的觀點。無論如何，該書作者認知到，個體的轉變是解決世界問題群的一項基本要素。這些問題群不只將發生在長久未來，同時也出現在當前我們這個時代裡。所以，我們必須依循我們的希望予以改變。
整個關鍵部份，諸如環境、國防、飢餓、及價值觀等問題，該書的作者以個人對人群、自然及未來代代的關懷給予其讀者一種感覺，那就是：如果我們每個人均承擔責任，採取改變現狀的作為，那麼或可避免這種淆混不清的情況。這本具有啟示性的冊子，提示我們如何為維護人群，臻至理想，以避免我們的社會出現過度成長或趨向毀滅的危機。
但這本書缺乏激勵的作用，同時也欠缺解決飢餓及維護世界的紮實計劃，使毀滅性危機的恐懼依然存在，造成了「我們無論如何努力，危機卻越來越大」的印象。因此形成的結果是：問題極為複雜，容許變遷的時間卻非常短促，而人類的制度過於僵化，地球的資源過於有限，因此，崩潰的力量將超過突破的力量。這種預測，就危機論未來學派的觀點而言，對人類並非樂觀的現象。因為在所能發現的新希望的邏輯中，缺乏人類生命所必須的元素。
進化論未來學派
進化論未來學派提供一項避免危機論者所面對的世界問題群的基本要素，此亦即進化論的中心觀念。從此一觀點而論，人類今日的危機等於是一種進化的躍昇，雖然具有危險性，但卻是自然的、卓越的、具有潛能的；它不在於矯正對當前被囿限的適應力，而是透過適應力、創造力、及新的能力去改變危機。
為了解當前的核心危機，進化論者將其視野回溯到較遠的過去，進而探求物理宇宙的本源，並尋求變遷的循環公式，此一觀點揭櫫一項原則：自然界的發展是透過進化的螺旋現象，變成更複雜的整體系統；人類的進化是從微分子進化到細胞，再進化到多細胞的有機體，最後演變成早期的人類和現今的我們。
由此一人類進化的數億年趨勢觀之，我們正面臨一種躍昇的階段，那就是「質變」的課題：
質變是傳統趨勢
自然界長期以來，一直明顯地以驟變躍進的方式在加速變遷。
危機先於質變，問題是進化的驅動者
在每一次質變之前，均會有一系列的危機。這些危機會刺激產生廣泛的變革，此種變革不一定會產生改善的效果，但會藉著各部份的調和發展出新的模式。
包含基礎技術層次在內的創造，其本質藍圖是以每次的質變為基礎
各種要素的組合、傳統規範、調和作用及語言均是造成質變的根本技術。技術是自然存在的，我們正以新的態度面對它。
進化論的觀點是樂觀的。正因為非常樂觀，因此使它所提供的訊息美好得令人難以相信。進化論者經常以卡珊德拉（Cassandra，希臘羅馬神話中特洛伊的女預言者，一般指凶事預言者）的反對者自居。由於類似卡珊德拉的學者經常帶給我們不願意聽到的壞消息，對比進化論者所帶來的好消息，更加造成那些會導致危機的各種障礙令人不快，但進化論者也擔心，「希望」將會蒙蔽我們而不去注意迫在眉睫的一些工作。
進化論未來學者如福勒（Buckminster Fuller），伊斯泛岱里（F. M. Esfandiary），伊利克（Krafft Ehricke），伐伊克（Peter Vajk），及畢佛爾特（Lawrence de Bivort）等人在解析進化論的連續循環論時，常著重機會結構、新能力及人類成就的極致表現。他們嘗試建構人類潛能的型態，就像羅馬俱樂部專注在問題型態一般。此等潛能型態就像問題型態一般具有真實性，但迄今仍未被充分理解，可將之視為「在我們的發展階段上，人類所具有的本質且是有機性相互關連的成長潛能」。
被進化論未來學者視為潛能的，包括：
擴大的意識型態，包括直覺與知性
現有數百萬人正積極地嘗試思考、祈求、傾聽內在的直覺反射，並將此一直覺擴張，導向整個中心意識的注意力。改革是一種意識提昇的表現。在每個質變的距離上，意識均已在成長，這種情形正持續發生，這也正是人類一種真正的潛能。假若人性本身不是正朝向全盤意識，那麼將不會產生更多的能力，因為人類自我毀滅的力量將會促使我們絕滅。
擴大的環境
我們並非處在封閉體系的世界中，而是處在開放體系的世界裡。人類正不斷在拓展一新環境的活動範圍，此一大氣層之外的環境富於資源、能源、及可用於移轉的空間。某些受「極限」控制而引發出對太空潛能的盲目追求，那是種奇妙且充滿鬥志的事情。有時他們似乎會對太空技術的突破產生流於理論的厭惡感，但無庸置疑地此一階段非常重要，就像池魚離開水面，落在乾草地上尋求適應一般。誠如農業社會會導向到現代文明一樣，「星空文化」（astroculture）也將導引出宇宙文明。
擴大的合作
整個人類非集權性的相互組合，且分歧化的網路化正在老化的科層組織的表象下逐漸形成。組合是自然界形成整體體系的途徑，該體系大於其部份的總和。團體的才智因此才能顯現。
擴展的生命
藉著對心理與生理關係和生物革命的了解，我們可體驗到「樂觀滿足」的潛能，甚至可獲得更生、回春（rejuvenation），及自我轉變。
擴大的智能
藉著人工智慧、自動化及機械人，我們正脫離無選擇性工作的狀態；我們獲得所有已記載的知識，而且也正在創造自我複製的新實體型式，此種實體近似羅伯．雅斯特洛（Robert Jastrois）所謂的「矽基生活」（siliconbased life）。此一人類意識和體能的強烈擴張能快速提昇我們的能力。
這些情境與其他新潛能的組合，將導致根本的不連續性。當所有潛能正和諧地運作時，我們像是一新的生物類種，亦即成為一種「同一人種」的產物；這種新類種將優於今日的人種，誠如我們優於過去的猿人一般。
但還需要討論時間的問題。假若我們已肯定這些能力，那麼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這些能力嗎？，進化論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當負面問題成指數般地增加時，積極的潛能會大量地發展出來。
新變遷理論的出現（New Theory of Change）
進化論未來學者提供了一項強有力的理論，亦即：在關鍵時刻中世界本身的自救之道。此一論點是：藉積極的創造率加速制度變遷的時間。自然界的演化，對於整體變遷避免危機的過程或許也提供一項有利的明證。
例如：比利時物理學家也是諾貝爾獎得主伊利亞．普利格金（Ilya Prigugine）的研究證明了各種制度「突然」轉變為高秩序的過程。在其對「開放體系」所做的研究中，他發現，當能源經過一個體系的流動產生不穩定的情況而發展到相當階段時，這些情況會促使整個體系進入一更有秩序、更具凝聚性且緊密關連的新情況。在一複雜體系中，由於不關連的現象擴大了不穩定的情況，之後經過創造的途徑會產生重組現象。這些創新的元素相互集結且形成組合網路。從某一觀點來看，各個工作網路的組合會產生另一層次的網路狀態，新導向會導致「突變的移轉」，亦即一個新秩序會明顯快速地出現。此種制度的特質在於強調自我的超越。
現在我們可以了解到，此理論所強調的是，巨型科層組織結構之功能惡化時，會被急速取代。當數以百萬計的人為了解決其本身的問題及分配其本身的需求，而尋求嶄新且更好的方法時，縱然由健康及教育的問題到社區的構築、意識的提昇、環境保護和太空移民，他們都會組成合作的團體，建立一個完整的工作網路，形成新的生活趨勢。
哈佛大學生物學家兼地理學家果爾德（Steven Jay Gould）及其他學者已積極支持此一快速變遷的理念，此理念對達爾文古典學派所提出的「改革將會在長期的演化中發生」的看法，產生強烈的挑戰性。馬里林．佛格遜（Marilyn Ferguson）在其「水族館的陰謀」一書中撰述此一理論：
吾人所強調的均衡性（Eguilibrium）皆認為，生活的均衡性隨時會因承受嚴重的壓力而受到重視和強調。假若每一代人類均有一小部份被孤立在一般生活範疇的邊緣外，他們可能會走向「形成一個新類種」的結果。同樣地，由於正處在一個極限的時代裡，整個人類受到強大壓力時，也會出現相同的情形：「龐大的多樣性正在快速地擴張」。果爾德指出，「小邊緣的孤立正是一個改革變遷的實驗室」。
此一新典範將改革歸因於小團體所產生的週期性（Periodical）躍昇。此等變遷理念明顯地至少持兩個理由：
它認為生物變遷的機械作用遠強於機會轉變；以及
當人種相對論受到重視時，它會提示我們所處的時代會產快速變革的可能性。
美國植物生理學家雪爾德拉克（Rupert Sheldrake）在「進化論數量提昇」的觀念中，提出「形成因果律的假設」（Hypothesis of Formative Causation）。該假設指出，由於某些不可變的規則如習慣及某些過時事物的重複出現所建立的模式，致使宇宙往往無法發揮太多的功能。他相信，所有的制度不只是由於「人類能」（Human Energy）及物質因素所構成，也由許多看不見的組合規範諸如儀式及行為的期望型態予以規則化而產生。他說，無論何時，只要一人種中的部份份子習得一項新的行為，這些人種的因果範疇就會產生改變。假若此等行為有所改革，那麼其因果關係就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群體。
依照此理論，也就是一個「因果」的範疇會有「深入化」的現象，以致更多個體採取某種行為時，會進而改變整體而影響到所有份子的行為。
若此理論正確，那麼此一世界就有可能經驗到一個突變，而趨向整體意識。假若正好較多的人採取某種意識，例如較多的人具有基督或佛教的意識，那麼整個意識可能產生改變。
我們可以了解到，此一觀念所引起的廣泛注意已在人類經驗中逐漸提昇了。從印度、埃及、希臘、猶太教及回教等的首位預言者開始，藉著所有宗教信仰者的神秘經驗創造了宗教，這種擴大的意識模式已積存出現了。
無疑地某些事物卻也從進化論未來學派中逐漸失落了。進化論未來學派證明了新的潛能、過程及長期的目標，勾勒出一個先驗的未來，但卻缺乏引導我們在「當下」（NOW）環境中發揮的潛能基本因素。就像卡爾汀（Teilhard de Cardin）所指出的，「獲勝的理念就是一個將會要求我們行動的理念，….。」一個突變轉換的理念並不會鼓舞我們行動。進化論未來學派的觀點是非人格化的，而我們卻是具人格的。我們的心靈渴望著愛情、人群關係、互動接觸、享樂、情慾、意義、及知識的啟迪。
在危機論和進化論中都欠缺存在於歷史中的精神或屬神行為的明晰呼喚與執著。進化論者證明了某種模式，注意到發明，卻未關注到創造者本身。
精神論未來學派
精神論可歸於西方經驗論的抽象空間，因為它給予人性上最終且最高層次的希望。此理論是以大部份人類的精神體驗為基礎。該理論強調，一個富有創造力的才智會在宇宙中具有運作的力量，所有的生命均已經由具有創造力的過程創造產生，就像吾人所知道的創造品的製造模式一般，我們正是那些創造品的模式。
精神論者，像卡爾汀（Teilhard de Cardin），他們結合了才智與直覺。依據科學法則研究的「外在創造過程」與進化論者所研究的一樣，但他們也進行「內在經驗過程」，這些包括他們對於較高層次之意識、自由和秩序的自我驅動。
自然進化論的取向和個體渴望間的共鳴與調和是精神論的基礎。自然界正擴展而邁向更高的意識、自由和秩序；我們亦是如此。具有才智的人類在其熱望的自然界中尋找到一個充滿才智的取向。宇宙和我們正邁向同一方向。
精神論者體驗到一個與創造性才智者之間的成熟關係。在精神經驗成長的時代裡，產生了人神間的新關係。我們體認到自己就像一個「共同的創造者」（Co-creators）。為了依循改革法則以促使自己和世界隨之移轉，我們正在尋求與創造性才智者的合作關係，藉以臻至更高的意識、自由及一致性。我們的信念是，創造宇宙的力量將不會停止跟隨我們，亦即「力量與我們同在」。
精神論者對於「人性持續在進化」的原則充滿信心。他們認為，在每一次質變的移轉中，就會產生一種意識的提昇。人性的本質是當遭遇一個成長極限時，智慧就會隨之增加；無論在地球早期海洋中的一個單細胞形成多細胞組織體，或是魚兒躍出水面，掉落在乾草地上尋求適應，甚或以後我們在外太空中生存，在每一個階段中意識均會隨之提昇。無庸置疑地，改革可能與我們一同乍止，也無需猜疑，創造力及促使整個宇宙充滿生命力的才智，可能會與此一具有五千年高度腦力和無數榮耀歷史的兩足動物的人類，在一聲尖叫聲中驟然停止。這種情形不可能是宇宙改革的終極目標，設若這不是事實，那麼我們的生存機會將是匱乏渺茫的。具有自我中心化且有高度技術的人類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易變的條件環境，如果我們體認到的不是某種心靈結合的模式——在此模式中，我們認知到自己是流浪的類種——，那就是自尋絕滅。本位意識或許是一個過渡階段的特徵，但在一個嶄新的時代初期，人類本位是可能存在的。
精神論者認為，才智、個體性及直覺經過融合而形成一個更高層次的意識，亦即是一種「新規範」、一種神秘的長久以來令人關心的整合體，堪稱是一種「共同創造的意識」。
最重要的，這種思想已經由少數的未來學者傳播給廣大的人群。這些生活在所有各種文化中的人群相信只有一個「創造者」，且將人類目標的新階段想像為涅槃、天國、新耶路撒冷。如果把深植於一般人心中所謂的精神本質與未來學對於進化潛能的熱望活力予以結合，將可形成意想不到的社會融合力，此一力量可加速人類轉變的行動。
未來學三個趨勢的每一取向均提供有價值的貢獻。如果加以合併，對於一個肯定的未來將可獲致最佳的希望。這三個思想趨勢的組合將能提供些意識進化的指導原則。
危機論是分析過度成長的問題群的基本觀念，它建議我們必須停止做什麼，我們如何去維繫、保持、重新均衡、重複、更新、儲存、及提供我們的所有事物。
進化論是用於了解自然界移轉的模式，整體體系的創造，及新能力的發掘等的工具，促使我們去想像和實踐，以創造一個積極的，與人類潛能全然並進的未來。
危機論及進化論的未來學者均是精神論學派所迫切需求的。只有透過人類意識與正在創造宇宙之智能的組合，只有透過在許多創造過程所不能或缺的那一份愛，我們才能明確地期盼渡過危機而將我們的潛能落實表現在整體的生命當中。
新的組合
假若萬事萬物均已發揮其運作功能，將會形成怎樣的情景？假設三個未來學的趨勢真的結合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我們可以想像在下個階段中，我們如何控制危機，在意識上如何共同設計未來，及如何調組創作的模式等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確能感受到這種情境，因為我們已在進行高度的社會改革運動，及超越極限且為轉移的目標而合作之際體驗到了。諸如：大教堂的建築，阿波羅太空計劃的展開，或龐大交響樂團的組成。
讓我們儘可能地擴張這些體驗成為世界未來的趨勢。
那麼，首先要形成一個共有的未來觀，這將促使大部份的人自由結合他們的努力，將未來觀建立在一個整合自然界先知之趨勢的基礎上，藉以提昇更高層次的意識、自由及秩序。
這種未來觀的建立已由某些進化論未來學者在戮力加強，例如布克敏斯特．福勒（Buckminster Fuller）的「世界為每一人而運作」的觀點；伊斯凡岱爾里（F. M. Esfandiary）的「隱藏在疾病、戰爭及毫無選擇的工作之後的宇宙人種」的觀點；迪摩西．里利（Timothy Leary）的SMI2LE（太空移民
在這些及其他進化論的未來學世界觀中，高科技變成高層次意識之本質擴張的碩果。透過關注和才能的結合，我們得以解決世界問題群。所有人類的基本需求經由手工具到太空移民的整個科技體系獲得滿足。軍事與工業的組合成果轉而成為在地球上和太空中富創造性之運作、建構、修理和儲存的生活形態。
此等發明就像福勒的世界遊戲（World Game，依照人類的需要設置資源）；未來委員會（Committee for Future）的SYNCON（基於調和的趨同，使各種利益相結合）；以及杜勒佛的預期參與民主（Anticipatory Democracy包括市民參與在內之長期目標的設定），形成自我政府（self-government）之下一階段的基礎。當某些社會發明如團體與個人整合的新轉變技術的組合，在實驗社會中發展起來時，如印度的奧洛維爾（Auroville）和蘇格蘭的懷德角（Findharn），我們看到社會組織中才智躍進的概廓，那就是：由「傳統民主」（Democracy）到「組合民主」（synocracy）。 這是一個表示該概念的新創組合字，以別於相對的體制。這個新的體制是一個「贏對贏」（Win-Win）的自組體制，在此體制中，人們將會非常熟練地透過內在的活動力自由合作形成一些相同的創造過程的模式。
「工作」（Work）係指「創造的機會」， 經選擇的職業將取代目前的「幹活」（job）。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所描述的Eupsychian Society將會誕生，那是一個「在宇宙文明下自我實現的人民的社會」。
精神論者將結合傳統的精神理念和高度的科技。未來的教堂、廟宇、及清真寺將不再完全掌握基督復活與昇天、天堂與新耶路撒冷的終極允諾。這些持有各別神能信仰的人也將參與積極的人類轉移，由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地球類種轉為一個以整體為中心的，神祉為中心的世界性類種。
在新趨勢組合的成長時代裡，我們可以將自己視為全人類的人類，這種人類我們慣稱之為「神」（gods），但也可能是我們下一進化階段初期的觀點而已，此種進化最初是由人性先驅者——即人類的聖人和預言者——所體驗出來的。
透過這種新的趨勢組合，我們能贏得一個持續進化的未來。未來學是一個年輕的主題。它幾乎已發展成一種共同的語言和中心，然而它在人類社會面臨崩潰與突破遽增之際已被置入歷史的核心層次。
台灣未來學運動
未來學的發展，除了歐美社會重鎮之外，在日本及中國亦有其不同程度的成就。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未來學發展，卻全然來自於具有遠見的淡江大學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在其所著「走過『未來學』運動三十載」一文（註七）：
未來學
在這近三分之一世紀的推展過程中，有喜悅，也有艱辛，喜悅的是未來學終於受到當今社會的普遍重視及廣泛運用。艱辛的是，回顧過去的努力曾被質疑該門學問的科學性及意義。無論如何，所有的努力終於在開花結果了。雖然是漫漫長路，終歸有了很好的開端。
知識份子的認知與天職
張建邦博士在「預見未來」（註八）中指出他之所以引進未來學，主要的原因：一是作為知識份子的責任認知；另一是來自歐美社會對社會變遷的反省。他進一步指出：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間，他正在美國從事研究，發現台灣在國際間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共謀台日亟,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外交政策上已有了明顯的轉向，台灣更顯孤立。此時台灣亦正由農業型態的社會,企圖轉型邁向工業化社會。因此,無論是產業的、文化的、精神的層面,勢必面對一番嶄新的社會適應。
他認為: 既然自己是從事知識創造的學術研究者,是傳播知識的教育工作者,更是位服務民眾的公務員，就要有中國讀書人應有的擔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恢宏胸襟。他更認為:一個現代的知識份子，不僅應有「預見未來變化」的能力，並應有「創造未來變化」的抱負，尤其要具有把明天「變成怎樣的明天」的大智與大勇。
同一時期，歐美社會正是「自動化」急遽發展的階段。他覺察到歐美一般知識份子，正為「知識爆發」的觀念所籠罩,視「未來」為一個不斷超越以往成就的前進時代。因此,知識份子一方面承受科學知識更強大的壓力，另方面則遭遇行為與價值標準更高要求的挑戰。
當時他深覺國人對此一趨勢仍茫然，且內外環境的的壓力隱然掩至。於是決心一方面從事教學革新，謀求適應這一波的壓力；另一方面呼籲「知識爆發」的觀念，喚起民眾，了解、順應潮流,甚至掌握契機，創造未來。
淡江大學率先推展「未來學」運動。首先在眾多未來學有關的著作中,挑選出重要者予以介譯。包括當時美國未來學領導人之一的赫曼.康（Herman Kahn）與安東尼.維納（Anthony J. Wiener）合著的「西元二ＯＯＯ年」,以及赫曼.康另一重要巨著「來者可追」。此外，更繼續譯介包括「綠色危機」、「創新與突破」、「明日之旅」、「只有一個地球」、「人類與未來」、「國際政治的新面貌」、「一九五八年的未來教育」、「政府科學與未來研究」、「大地在消失中」、「美國高等教育的價值觀與未來展望」、「知識的爆發」、「即將來臨的繁榮」等著作。最後更彙編成「明日叢書」系列。張建邦博士也以超過十年的時間完成了「社會變化中的教育」四集。
二、加速未來學「明日世界」的傳佈
為了促使國人更重視「未來」，加速「未來觀」的建立及擴大「未來研究」的速率與層面，張建邦博士更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創辦國內第一本專門探討未來趨勢的雜誌「明日世界」。
他企盼藉此雜誌的出版,匯聚社會各界菁英的力量、智慧與知識，促成社會對「未來」的關切與探索。並藉此提供共同表達言論及探討問題的言論廣場,達到大家以討論「明日世界」成為生活一部份的目標。
由於這份雜誌的努力，終於使企業界注意到「前瞻未來」的觀念，學術界也開始注意「未來學」的發展,更重要的，政府部門以未來為指標的決策開始受到重視。
三、以「未來學」教育擴張運動
張建邦博士認為如果能有系統地培養具有未來觀的青年學子，他們將成為播灑此一觀念的種子。更何況我們社會未來就將交在這些年輕人手上，如果有更多具有未來觀的青年分佈在社會各階層，那麼未來的社會將可更快速改造，進而創造一個亮麗的遠景。
於是自一九七六年學年度起, 張建邦博士在淡江大學親自開設了第一班的未來學課程。學生爭相選課,勝況空前。
此一課程採講座方式,聘請學者專家就其專精之主題發表專題演講。此等主題涵蓋廣泛,舉凡資訊、管理、科技、生態、環保、經濟、社會、文化、生命科學、人文科學、及文學等均在不同的學期中輪流安排。
開課班級逐年增加，每班人數也隨之增加。平均每學期選修未來學學生人數均上千人。為提供更深入的「未來研究」及協助具有研究興趣的學子，更於日間部開設「未來研究」一班，採專題研究方式，由數位不同領域的老師共同開課。
其後，未來學課程在追求教學品質提升的前題下，經過數次改革，一九九四年由大班講授改為七十名的小班制。因此未來學課更走向精緻化與深度化，並將原有的未來學課程細分為經濟未來、社會未來、科技未來、政治未來、環境未來等五大範疇。另外，商學院自一九九六學年度起亦開設「經濟未來學」。
未來學課程的開設並不止於大學部，以培育高級研究人才的研究所，亦於同學年開設「未來學」講座。此講座係由國際研究學院及商學院研究所輪流開課，一學期為「未來學」，另一學期為「未來化在二十一世紀」。此講座由張建邦博士親自主持。
除了「未來學」的教學推展外，在建立「未來學」全球體系上，淡江大學在本世紀的最後四年內著墨多。主要有：
一九九五學年度成立未來研究組（Division of Futures Studies）。藉由此一專責單位進行有計畫的未來學研究體系的建立。
建立本校與世界未來學會（World Future Society）及世界未來研究聯邦（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良好的聯繫關係。
每年甄選二名學生，由一位老師率團參加該年會。藉此培養學生參與國際會議的能力及蒐集第一手最新資料，且鼓勵老師在會議中發表論文。
系列出版未來學專書，定名為「大未來」系列。迄今包括「未來學」、「三千年大贏家」、「亞洲經濟大趨勢」、「經濟未來學」、「全球經濟未來」「千禧未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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