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l Red

福利國家能否守住自己的“良心”？
人民網記者 劉仲華 江建國 施曉慧
【引言】英國、德國，社會保障的肇始國﹔瑞典，社會福利的“理想國”。人皆向往的歐洲福利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始，卻一直陷於改革或收縮的爭執和掙扎之中。福利國家出了什麼問題？人們為什麼從滿意變成了抱怨？政府為什麼從勇於承擔變成沉重地嘆息？市場為什麼從邊緣走向中心？低經濟增長率，高失業率，高財政赤字﹔人口老齡化，競爭全球化，福利機構龐雜化……這些都是罪魁禍首。
歐洲福利國家保障制度出路在哪裡？改革是共識。本期視點邀請本報駐英國、德國、瑞典記者發回他們對各國改革的觀察。不同保障制度的福利國家面臨不同的挑戰，各自的堅持也不同，但改革辦法似乎有共通之處，如削減國家津貼水平、增加個人責任、引進市場機制等。福利資本主義曾以“有良心的資本主義”標榜，在經濟全球化的洶涌浪潮前，它是否還能守住自己的“良心”？ 瑞典模式：終結，抑或新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2004 年 10 月 19 日
書評　
《福利國家經濟學》（尼古拉・巴爾著）　鄭秉文等譯　
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出版　

走向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　
雖然一個社會的外部局限性在於它的經濟增長率，但經濟增長的正當性已成為壓倒一切的價值理念，成為現代各國的共同追求，並成為現代多元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因此，及時地調整公共權力的結構與運行機制，從而滿足經濟增長新形式的需要，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機，這應當是現代政治學的一個基本命題。
這一抽象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的展開，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科學前沿話語的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前沿孕育著未來。本文立足於政治科學知識體系的變革，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學研究綱領，是現代政治學本來就應該是的樣子。
一
從上述事實性知識或判斷性知識來審理治理理論，這一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來自於公共權力結構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並出現危機，反映在治理話語中，則集中體現在三個論點上。其一是面對越來越複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於預測自己的行為後果，甚至難於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並受落後的思想束縛，不時頒佈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受。其二是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行為邊緣化日趨嚴重。其三是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並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官僚主義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超優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國際市場。對於這一總體性的危機，治理話語走向了積極的知識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臘之本，在政治上重開自由主義之源，在實踐出路上擇定新制度經濟學，在技術上親和於管理主義，從而推出具有建設意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分析方法。

公共理性、信仰與信念——從羅爾斯的宗教觀談起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4_zxs/chuban/zxyj/yjgqml/03/0305/012.htm
包利民
20世紀美國偉大的政治倫理哲學家羅爾斯去世了，人們在懷念中不禁回顧羅爾斯給我們留下的遺產。縱觀羅爾斯一生的學術思想軌跡，公共倫理與宗教的關係一直或隱或顯地是他的關注中心。這不奇怪，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緣由就是宗教戰爭和寬容原則的誕生；而且，理性、信仰、政教分離、道德與基督宗教的關係等等，一直是美國公共政治文化中的基本要素。羅爾斯既然把自己的任務定位為“提煉美國公共政治文化”的基本信念以構建一個自由主義政治倫理哲學，就必然會涉及到這些問題。目前國內外對於羅爾斯的宗教思想的研究尚嫌不足。本文將以考察羅爾斯對宗教的態度為契機，分析其公共倫理思想中理性和信仰的種種關聯，並由此追索貫穿羅爾斯一生思想背後的“終極信念”。
一

§5：論家庭作為基本結構的組成部分
1. 為更進一步闡明公共理性的功用和範圍，我現在將要考察關於一個單一制度結構(a single institution)，即關於家庭的一系列問題 。我的考察所使用的是一個關於正義的特定政治概念，並要看這一概念在指稱基本社會結構當中家庭時所起的作用。因為公共理性的內涵是由所有滿足互惠準則的合理政治概念來決定的，所以，由這一概念所概括的關於家庭的一系列問題，將會顯示出整個公共理性所包含論爭的廣闊空間。
由於家庭的主要角色之一是作為社會與文化世世代代有序地進行生產和再生產的基礎，因而它是基本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人們通常認為，政治社會是在相當長時間內人們進行社會合作的結構體系；而關於未來時代公共事務的終結及社會解體的觀念則是屬於政治社會概念範疇之外的東西。因此，勞動者的社會再生產是社會全社會的共同事務。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觀點，那麼，家庭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以合理而有效的方式去安排孩子的培養問題，保證下一代的道德發展和教育都能夠融入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當中 。公民必須要有對政治與社會制度具有支持性的正義情懷和政治美德。而家庭則必須在適當數量上保證合乎這種標準的公民的培養與造就，以維持社會的繁衍 。
對於家庭培養與造就公民的要求，限制了它作為基本社會結構的制度安排，這包括為實現機會均等所進行的努力。家庭形式限制了對於機會均等目標的實現方式，而正義原則有責任去努力解釋這種限制。我在此無法繼續就這些複雜問題展開論述，而只能假定我們從孩提時代長大的氛圍是一種小型的內部關係群體(intimate group)。在這裏，年長者（通常指父母）具有一定的道德與社會權威。
2. 為了把公共理性觀念用之于分析家庭，我們必須或至少部分地將其作為政治正義來看待。也許有人不同意這樣做，認為正義原則不適用於家庭，因而也不能確保婦女與孩子的公平正義 。這是一種誤解。它可能導致如下後果：政治正義的首要議題是把基本社會結構看成是一種特定的制度安排，再通過這種安排將社會的主要制度結構統一為某種長時間的社會合作體系。政治正義原則是要直接適用於這種結構，但並不直接適用於許多社會群體(associations)的內部生活。家庭就屬於這樣一種社會群體。因此，或許有人認為，假如正義原則不直接適用於家庭的內部生活，這些原則就不能保證家庭中妻子和丈夫一樣享有公平的正義。

公共理性觀念再探
http://www.lawintsinghua.com/content/content.asp?id=312
作者時和興譯
導言
按照我的理解 ，公共理性的觀念屬於秩序良好之憲政民主社會的一種構想。這種理性的形式與內容——其為公民所理解的方式及其對於公民之間政治關係的闡釋如何——是民主觀念自身的組成部分。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於，民主的一個基本形態就是合理多元主義(reasonable pluralism)的現實——一個由各種合理而全整的(reasonable comprehensive)宗教論說、哲學論說和道德論說相互衝突構成的複合體 ，是自由制度文化的規範結果 。在民主社會裏，公民們意識到，以那些難以調和的全整論說為基礎，他們是不可能達成一致的，甚至連相互理解都無法實現。有鑒於此，當基本的政治問題處於成敗攸關之時，公民需要考慮的是，他們會理智地給出一個又一個什麼樣的理由。因此，我主張用一種在政治上能夠合理地指稱公民為公民的觀念，置換公共理性當中有關真理或公義(truth or right)的全整論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 。

創造與演化觀點的思辨
‧歷史月刊 2005/04/13
科學家在面對過去發生過的單一事件及現今仍重複發生的規律事件時，所採取的研究方式應該是極為不同的，而現今科學家們研究的對象絕大多數是屬於後者，因為這類型的事件可觀察、可重複試驗，我們稱之為操作性科學（Operation Science）。

歐盟武禁的真相
鍾志明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助理教授、歐盟研究協會監事
德法聯手在歐洲聯盟內推動撤銷對中國出售武器的禁令，日前因北京制訂反分裂法，歐盟因而擬推遲解除之預定時程。此刻我方對此該有何認識與作法？
時間回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發生六四屠殺事件，當時的歐洲共同體十二國於高峰會上嚴厲譴責中國血腥鎮壓，並宣佈凍結銷售武器及各項軍事合作、限制雙方科學與學術文化之交流等。不過，制裁措施並非由歐體制訂統一規範，而是由各會員國自行實施。
個別會員國對歐體制裁的共同立場卻有不同考量，除經濟的因素外，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更是歐體大國所無法輕忽的。就在政經利益的雙重考量下，歐體很快又與北京恢復政治對話。到九○年代中期，會員國對中國的各項制裁措施幾已撤除殆盡。

http://www.pnas.org/cgi/content/full/97/25/14003?maxtoshow=&HITS=10&hits=10&RESULTFORMAT=&fulltext=china+population&searchid=1112544766362_2303&stored_search=&FIRSTINDEX=0&journalcode=pnas
http://0rz.net/1b0fR

從斯密到門格爾再到哈耶克:蘇格蘭啟蒙運動傳統的自由主義
http://www.sinoliberal.net/hayek/from%20smith%20to%20menger%20and%20hayek.htm
Steven Horwitz　秋風譯
導言
不管政治上左翼還是右翼的思想家，都開始關注起啟蒙運動及與之在學理上相關的政治自由主義，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評論。很多批評集中在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所提出的具有超級理性和/或過度原子化的人的觀念。啟蒙運動自由主義提出的知識觀和社會互動的觀念，則被認為與晚近以來人與社會共同體的觀念無關。但是，這種批評的問題在於，它混淆了不同類型的啟蒙運動自由主義。準確地說，這些批評家常長是沒有充分注意到在蘇格蘭啟蒙運動中出現的自由主義傳統思想家的成就。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與英格蘭和法國自由主義之間存在差異，而這些批評對蘇格蘭自由主義其實是無的放矢。蘇格蘭傳統強調自發秩序及把市場交換看作某種溝通方式，從而使它具有相當獨特的個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