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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葛蘭西學派
http://myy.cass.cn/file/2006010618377.html
李濱
在我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西方當前的民族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理論已經逐漸被介紹，並且被一些學者引用，不論從觀點上還是從研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流派——西方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種現象的出現與我們對它缺乏透徹的瞭解，以及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理解得不夠全面有關。本文希望通過通過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介紹和分析，加深中國學者對該派理論的認識。
葛蘭西思想與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葛蘭西學派主要是指，西歐（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數）的一些把歐洲馬克思主義先驅——葛蘭西的理論——用於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起源、發展和動力，尤其是未來可能替代現存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該學派的研究論著涉及：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國際化，國際層面的社會領導（霸權）和統治，跨國階級和集團的構成與經濟力量，國際組織的作用和其他有助於確定20世紀全球政治性質的問題（注：Stephen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PE", see 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e, 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lo.1991,P54.）。
由於美國的霸權理論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占支配地位，因而歷史唯物主義在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往往被忽視。葛蘭西學派學者認爲，這種狀況是由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機械地和非歷史地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思想和理論造成的，特別是那些總是不斷地預期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理論。這些理論分析與在東歐蘇聯集團和西方世界所發生的一些現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失去了興趣。因此，他們認爲必須用一種非教條的、開放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來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經濟關係。
基於上述考慮，西歐一些持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學者重新創造性地思考了歷史唯物主義，開始嘗試建立一種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在這些學者看來，葛蘭西的思想已經提供了建立一種普遍、全面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方法論。在葛蘭西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際關係理論既符合批判流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要求，又是對教條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突破。它超越了目前爭論中的國際關係兩大理論（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框架，同時保留了這兩大理論（不論研究方法是歷史的還是結構的）傳統中的洞察力。葛蘭西在對現代義大利歷史的評述中，既論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國家體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論述了20世紀初國家中的政治，並且用一種開放的、與教條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方法論（主要是強調辯證關係的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社會形態，以及其中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領導權等問題。
被稱爲“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的葛蘭西，從資本主義並未像預期的那樣走向滅亡的事實和西方工人運動發展遭受的挫折，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反思，並在此基礎上對一些觀點做出了修正和發展。葛蘭西的思想對當前西歐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強調辯證關係的歷史唯物主義。在《獄中劄記》中，葛蘭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歷史唯物主義觀（主要是布哈林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普及手冊》中表述的觀點），認爲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祛除了辯證的觀點而引入了“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義”，象19世紀的實證主義者一樣把自然科學的範疇應用于人類行爲，把辯證法簡化爲機械的力量平衡法則（注：《“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葛蘭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頁。）。他指出：“普及手冊中所體現的哲學或許要被稱爲實證主義的亞裏士多德主義對物理和自然科學方法中常規邏輯的採納。因果法則和對規律性、規範性和統一性的追求取代了歷史辯證性……用機械術語來說，結果決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體系，因而（這種哲學）除了完全粗糙的經濟主義外沒有任何發展。（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N.Y.1971, P473.）”
葛蘭西在對布哈林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了義大利唯心主義者克羅齊的思辨思想，強調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重要意義。他認爲：1、 存在與意識間的相互作用是歷史的、具體的和複雜的矛盾對立統一，不存在永衡不變的機械式的作用規則；必須解釋物質條件的變化如何在人的意識上産生非物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又反過來影響未來的物質發展過程；2、 歷史發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規律，認爲“破壞力就是創造力”；3、 在對量變到質變的飛躍關係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質世界的現象機械地應用到人類活動。歷史的發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預測結果。 葛蘭西主要通過對辯證法的這3個方面的分析，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問題（即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問題）進行了再闡述。葛蘭西反對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存在直接的決定關係和對應關係，他引入思想對歷史的影響和個人意志的推動作用等觀念來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強調理性和文化的影響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力量是社會領導權（hegemony霸權（注：“領導權”一詞與霸權理論中所用的“霸權”一詞相同，但兩者的意思有差別。葛蘭西所指的領導權是物質力量領先、思想上的認同和制度上的相對應的統一。））的基礎；認爲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相互作用應該是一種辨證過程（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366.）。
葛蘭西對西歐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影響的第二個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的任務就是要建立領導權，這個過程的形式不只是積極革命或暴力，消極形式或者說“陣地戰”（即通過緩慢地改變民衆的思想來實現領導權）也是重要並更爲穩定的形式。在陣地戰中，一個政治階級的領導權意味著該階級成功地說服了社會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價值觀（注：《“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葛蘭西》，第128—129頁。）。他認爲，一個成功的統治階級必須在取得政治權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領導地位，因爲任何政治和經濟的改革都必須伴隨“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Gramsci, PrisonNotebooks, P133.）。政治與倫理的結合使葛蘭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強的人道主義特色。
被稱爲“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們，正是以“葛蘭西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爲研究方法，並按照葛蘭西對義大利社會結構的分析，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創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體，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經濟學觀。他們以此來批判當前西方流行的以實證主義爲特徵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是現實主義，也部分涉及理性主義），以及一些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觀。他們的批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突破了所謂社會現實的分離性（intransigence）。 葛蘭西學派認爲思想的變化是社會整體變化的産物，並能對其他社會過程産生影響；社會整體變化將導致思想過程的變化，因而思維過程是社會無休止的辨證過程的一部分（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59.）。關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葛蘭西學派認爲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是冷戰的産物（注：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World Orders", see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
第二，對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所體現的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和方法論歸納主義（methodological reductionism）的批判。葛蘭西學派認爲， 以歷史唯物主義爲特徵的國際經濟經濟學應該把給定的世界秩序體系當作一個整體來分析，通過對決定體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統一進來；所有特定體系的本質特徵（本體）決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論化或者人爲歸納出來的。他們申明，他們所謂的理論化的本體是建立在對全球社會形態思考上的。這種社會形態主要是由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即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中的生産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決定的。這三者是歷史的、具體的，而且它們之間的結合也是歷史的和具體的，所以各個歷史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本質都應該是歷史的、具體的。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他們所指的主要是現實主義，如吉爾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和《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學》所體現的研究方法），從個體主義的角度來看待國家間體系，國家作爲被原子化的行爲體相互作用於其無政府結構中，體系具有跨歷史的本質或體內平衡性，它們可以用霸權興衰和均勢等超歷史的規律來表達。與體系的本質一樣，人和國家的本質從古至今都可以用諸如“原罪”、“死而後已的權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來概括，這些用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方法歸納出來的規定性丟掉了歷史的鮮活性（注：The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p60—61,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211—213.）。
第三，強調上層建築在世界政治經濟關係變革中的作用，批判單純的物質力量決定論。葛蘭西學派認爲，世界體系的變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積累結構變革的産物……社會現實涉及意識，所以包含哲學的、理論的、倫理的和常識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會變革既包含物質力量的變化，也應該體現思想與制度（上層建築）的變化。霸權的實現不是單純的物質力量或經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辯證作用的産物，而每個要素變化既與其他要素有關，也有其自身的發展特點。就全球政治經濟體系而言，其産生、發展和消亡是這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作用分別對體系內社會力量、國家和世界三個層次範圍産生作用，並導致它們相互影響，從而決定世界體系的特徵並導致世界秩序的變革（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pp66—70.）。這與霸權穩定理論過分強調國家實力的變化是世界秩序變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對照。
第四，強調歷史發展的辨證否定關係，批判歷史發展的機械論。葛蘭西學派認爲，歷史的變革是一個複雜和矛盾的過程，因爲任何一個社會內霸權的建立都意味著反霸權力量將對現存占主導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構成挑戰；建立霸權統治體系的努力隨著時間的變化可能辨證地蘊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儘管這種力量不一定是進步的。人類社會的性質是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機械因果關係來解釋的，它的變化既有長期相對穩定因素的作用，也有突然性事件的作用，結果不一定可以預測。霸權穩定論是一種機械性的理論，它只認識長期力量變化的因果關係，只有部分的科學有效性（注：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pp70—72.）。
第五，葛蘭西學派堅持對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採取批判的態度，強調變革性，反對某些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把秩序和體系管理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葛蘭西學派重視對國際政治關係的倫理分析，其規範目標注意解決政治哲學的根本性問題，即好社會的性質，強調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國家和統一社會。在這些國家與社會中，個人發展、理性反思、公開辯論、民主權利、經濟與社會自由都能廣泛實現。但他們沒有對這樣的社會進行具體的描繪，以避目的論馬克思主義之嫌（ 注： The NewIntl,Political Economy,P57.）。 這種對未來新世界秩序的探索，雖然是以歷史研究爲基礎的，但並未以某種固定的秩序爲參照點，而是通過對國際政治體系的整體及其構成要素做歷史和具體的分析，發現變革舊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爲建立新秩序的戰略行動提供指南。
第六，葛蘭西學派既注重對中心地區的政治經濟分析，又注重對邊緣地區的政治經濟分析，並把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的分析統一起來。此外，它還把國內的政治經濟分析與國際政治經濟分析融爲一體。這與現實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理論只注重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橫向分析，輕視縱向分析不同，也與以上兩種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來的將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相分離的傾向不同。
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觀
葛蘭西學派的研究方法是非結構主義的歷史主義研究方法。這種歷史主義研究方法的最大特點是在唯物論的基礎上強調辯證法，它的歷史主義的3個組成部分——瞬息變化性（intransience）， 歷史必然性和哲學現實主義（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55.）， 都反映了這一傾向。
瞬息變化性是指歷史和社會的變化是累積的、無止境的和不重復的過程，各種結構和事態的發展都有自身的節奏和速度。就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而言，英國統治下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與美國統治下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是不同的（從起源、發展到動力），後者從前者中發展而來，並且本身的發展也孕育著未來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個時期發展的過程也不相同。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要解釋這種變化。
歷史必然性是指社會交往和政治變革發生在可能的範圍內，但這種範圍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存在於一個給定的社會結構所産生的動力內。這種社會結構包含著思想、
意識形態和理論的主觀共性（intersubjective），社會制度， 一個占主導的社會經濟體系和權力關係，簡單地說就是思想、物質力量和制度。歷史必然的辨證性主要表現在：社會行爲受這種社會結構的制約並在這種結構內産生，但這種結構也可以通過社會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學現實主義是主張知識過程是創造性的和實踐的，又是開放的和對不可捉摸的，是對社會現實進行不斷解釋的過程。這個過程不能置身於歷史之外，是歷史過程的一部分，但對社會的解釋是有目的的，與某種政治戰略直接或間接相聯繫。所以，葛蘭西學派宣稱他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是爲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務的。
儘管在具體的觀點上，這個學派內部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個方面是一致的。這個學派的重要代表有：佩吉爾（ Van der Pijl）、考克斯（Robert Cox），阿裏吉（ Giovanni Arrighi）、 墨菲（Craig Murphy）和基爾（Stephen Gill）等，其中英國約克大學的考克斯最爲著名、最有影響力。他的“社會力量、國家和世界秩序”、《生産、權力與世界秩序：歷史創造中的社會力量》和“全球公開性”等論著都是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極有影響的作品。我們可以從他的思想中具體地體會到葛蘭西學派對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中，人類活動是在一個歷史（即各個階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進行的，這個框架由3種力量（物質力量、 思想和制度）具體而歷史地組合而成。這3 種力量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機械地決定人類的行爲，而是對行爲形成壓力和限制；個人和集團或在這種壓力下運動或抵制和反對這種壓力，但不能漠視它們；人類越是對這種占主導的行爲框架進行成功地反抗，就越體現了一種新的歷史結構正在成爲人們行爲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開始了新的組合。
但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響的，這種合力作用對人類活動領域的制約是全面的，從生産過程（尤其是生産過程中産生的社會力量）到國家形態再到世界秩序，並使它們以某種方式相互影響。對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個歷史階段的具體組合的研究，有助於認識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關係的特點；而對社會力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3個層次結構相互作用關係的分析， 是理解特定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發展和死亡的關鍵。正是在這種分析框架上，考克斯開始了對國際政治關係的研究。
19世紀以來，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經歷了3 個階段：英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19世紀中葉到一次世界大戰）、非霸權的世界秩序（一戰結束到二戰）和戰後美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就英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而言，英國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權勢基礎上，這種海上強權地位使它可以超脫任何一個歐陸國家的挑戰，其原因在於它有在歐洲變化的均勢條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經濟的規範（自由貿易、金本位制、資本和人員的自由流動）隨著英國威望的擴大得到了世界範圍的認可，提供了一種以這些規範作爲利益協調基礎的普遍的意識形態。儘管當時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與經濟在意識形態上的分離意味著倫敦城（指倫敦金融區）可以作爲這些普遍規則的管理者出現，而英國的海上霸權是這些規則的潛在強制者。鑒於當時英國擁有強大的海上實力，並有受到廣泛認同的意識形態和非正式的制度作爲保障，這種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是穩定的，具有霸權性。
在一次大戰和二次大戰之間，儘管美國的物質實力相對領先，但由於缺少世界認同的普遍意識形態和有效的制度制約，因而這一時期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不具有霸權性。
戰後美國統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種比英國式霸權更穩定、更廣泛的霸權秩序。在物質力量上，在美國權勢基礎上建立的聯盟得以遏制蘇聯；這種權力安排的穩定性爲全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美國則在全球經濟中起著主導作用。美國不需要通過直接干預來保護其具體的國家經濟利益，只要通過維持得到廣泛認同的世界經濟規則（即經過修改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自由主義，具有在一定程度認可福利主義的自由主義），美國跨國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確保其權勢的持續。戰後美國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國際制度，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等。由於經濟大蕭條的經歷和凱因斯經濟哲學的興起，以前政治與經濟分離的原則不再有效，國家具有合法而公開地管理國家經濟的作用，這必然使得這些國際組織具有世界經濟多邊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對歷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種歷史迴圈理論，通過對社會力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作用的分析，考克斯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個世界政治體系唯物辨證的發展史。在英國統治的世界秩序中，這種歷史框架既建立在工業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也建立在資產階級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的權力基礎上。這種社會權力就是國家政治的基礎，從而使得這個階級不需要直接控制社會。但工業資本主義也逐步動員了最發達國家的産業工人。從19世紀最後25年起，這些國家的産業工人對國家的結構産生了影響。工業資本主義催生的新社會力量——産業工人——融入國家的政治生活導致了國家行爲範圍以經濟干預和社會政策的形式開始擴張，這反過來又在對外政策領域引入了國內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與自由國際主義的要求在國家管理中産生了衝突，隨著前者的逐步提高，保護主義、新帝國主義和最終的金本位的崩潰標誌著自由國際主義的長期衰落。自由國家形態被福利民族主義的國家形態逐漸取代。隨著新的競爭對手對英國物質生産能力的超越，工業化和由此動員的社會力量還改變了國家權力的國際表現。保護主義對新興的工業國家來說比自由理論更有說服力，因爲它更有助於建立與英國經濟權威相似的經濟力量。主要工業大國的這種新帝國主義是國內社會力量之間形成的福利民族主義共識的海外擴張。在國際範圍，隨著英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衰落，19世紀的世界經濟秩序最後讓位於非霸權的世界秩序。
但這種體系的衰落不僅表現在中心地區，邊緣地區也有一定的表現。19世紀資本主義的擴張把世界大部分地區帶入了以倫敦爲中心的國際經濟交換關係中。這一階段的帝國主義對邊緣國家是否是“獨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並不重要，只要邊緣國家能遵守國際經濟規則（考克斯認爲這是商業帝國主義）。但在隨後的階段（1870年起），即新帝國主義階段，對邊緣國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業控制。在這種政治控制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更徹底地滲透入了邊緣國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産和基礎設施建設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邊緣國家也産生了新的社會力量。這些新的社會力量在民族主義的政治意識上逐步達成了共識。在殖民者指導下，當地的國家機構出現了，它通過鼓勵新的生產關係以複製中心地區工業關係的某些制度和程式。具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新社會力量和現代國家機器的引入爲反殖民運動奠定了基礎。但這種運動只是反對中心國家的殖民行政控制，並不反對資本主義的生産和交換關係。所以，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在邊緣地區於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援的，它對這種國際秩序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話說就是新帝國主義）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對引入二戰以後的美國統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國主義體系）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由於處於從英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向美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的過渡期而不穩定。這一時期，從生産過程中衍化出來的各種社會力量處於彼此的衝突之中，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極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國家形態爲爭取世界性的統治地位而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進行較量。最後由物質力量相對領先、在意識形態上注意採取折中的美國確立了世界霸權地位，在其建立的國際制度（佈雷頓森林體系和關貿總協定）中充分體現了把國內民族主義的壓力與自由國際主義的義務相妥協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國待遇與特定條件下的例外條款，固定匯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貸款來緩解國際收支赤字、 進而避開國內緊縮的矛盾等等。戰後，通過有關的國際制度，西方國家普遍認爲自己的經濟政策會對他國産生影響，因而本國的經濟政策在採納前就應考慮到其國際影響。這樣，經濟調整被認爲是對體系需要的反應，而不是屈從於美國的意志，外部對國內政策的壓力相應地國際化了。這就是考克斯所說的國家的國際化。國家的國際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國家的統治力量擺脫了國內的民主壓力。這種國家的國際化現象不僅在核心國家存在，在邊緣國家也同樣存在。邊緣國家想獲得發展援助，必須遵守國際規則。國家的國際化從制度上進一步確立了這種政治經濟秩序。
國家的國際化並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與戰後的生産國際化以及生産國際化所動員的社會力量是緊密聯繫的。戰後的生産國際化是通過直接投資發展起來的，直接投資最大的特點是資本對技術的控制。跨國公司通過在各國進行獨資和合資使世界各地的企業成爲其全球計劃生産的供應商，掌握了最終的控制權。生産的國際化所動員的社會力量有以下幾種：一是處於全球社會力量最高點的跨國管理階級，不僅包括跨國公司管理者和國際機構的高級官員，也包括國家內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財政金融官員和當地與國際生産體系有聯繫的企業管理者。他們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制度，這種意識形態就是強調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諸如三邊委員會、世界銀行、IMF和經合組織等。 這些組織爲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並使這些政策通過國家的國際化滲透到各國。二是民族資本家，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保護主義，他們既想利用國家作爲獨立的民族經濟的堡壘，又希望在與國際生産的共生關係中找到發展機會。因此也有與大資本相妥協的成分。三是已經分化了的産業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經確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 另一部分是沒有確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對有技能並在大企業中工作的工人，他們有自己的工會；後者是沒有就業保障和升遷機會、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組織工會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數民族、移民和婦女構成。産業工人還可以通過他們與跨國資本和民族資本的聯繫來考察。國際生産部門的技能工人是跨國資本潛在的同盟軍，儘管他們與跨國資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國資本有能力解決這些矛盾，並把他們與其他勞動集團的衝突隔開。在民族資本部門工作的技能工人對保護主義和國家公司主義是敏感的，因爲他們的工作和地位與民族資本是聯繫在一起的。邊緣地區的非技術工人已經成爲跨國生産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廉價勞動是跨國資本不可缺少的資源，但邊緣國家的政府也在盡力控制他們，使其成爲國家向跨國資本討價還價的籌碼，而發達國家的非技能工人則是跨國生産的最大受害者。從以上分析可以明顯看出支援戰後國際秩序的社會基礎。這些支援戰後國際秩序的社會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過相應的制度來影響國家，如跨國管理階級通過國際制度推動國家的國際化進程，從而使發達國家以遵守國際義務的名義來擺脫國內民族主義的壓力，在基層通過企業公司主義把從事跨國生産的技能工人的利益與資本的國際擴張聯繫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積極支援這種體系的基層社會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關於各個時期國際秩序的描述（注：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se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lders.），然而僅對世界進行歷史而具體的描述並不是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觀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對未來替代這種戰後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則就不可能産生他否定舊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經濟學觀。
考克斯對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從辨證歷史唯物主義出發的，這體現在：1.具體的歷史結構來自有關歷史狀況的研究；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並探索另一種發展可能性的行爲框架（ 注：Neorealismand Its Critics, P220.）。在考克斯看來，戰後美國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經歷著變化，這種變化首先從經濟領域開始，它可以用經濟全球化來表達。經濟全球化正在給社會和政治帶來重大影響，也在爲新的秩序創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間，戰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了危機，使得佈雷頓森林體系所體現的民族主義與國際自由主義間的妥協發生了變化，從此國內經濟變得更屈從於所謂的全球經濟需要。國家不管願意與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於體現全球經濟的無政府的管理（nebuleuse）， 即國家的國際化程度進一步加大。這種狀況産生於以下幾個因素：第一是資本的結構性權力。以往的通貨膨脹是增長的一種刺激，有利於企業主和勞工；但現在通貨膨脹被商業界視爲不利於投資。政府認爲現在要恢復經濟增長只能依賴企業對投資的信心，而這種信心又依賴於某種能控制工會和政府財政的“紀律”，投資衝擊和資本外逃成爲任何政府都不願忽視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産結構的變化。由於投資形式的變化，福特主義正在加速向後福特主義變化，即規模經濟向靈活經濟過渡，這種新模式是建立在生産中心—邊緣結構基礎上的。大的跨國公司在其母國利用少量的雇員來掌管金融、技術開發、組織和創新，發展中國家則成爲生産過程中的依附成分。這有利於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數民族、婦女和移民構成的非技能勞動者。工會權力在生産過程中受到削弱和資本權力的加強，有利於商業少受制于任何單一政府的權威，這反過來又加速了生産的全球化。第三是債務的作用。公司和國家已越來越依賴於債務而不是股票和稅收來融資，因爲債務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國債務，所以國家越來越關心自己的國際信用等級。隨著國家大量的稅收用於償債，政府主要是對國際債務市場而不是本國公衆負責。這樣，政府的匯率政策、財政政策和貿易政策受到了與全球經濟有關的金融利益的制約；公司也和政府一樣沒有了自主權，競爭力與公司的債券信用等級相關，大公司臣服於華爾街等地的金融操縱者。金融從生産中分離出來成爲一種獨立的權力，一種對實物經濟的專制。由於決定全球經濟的金融操縱者的決策出發點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業的長期發展，金融市場充斥著大量的投機活動，這種現象被英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家斯特蘭奇稱之爲“賭場資本主義”。“賭場資本主義”對就業和生産資本造成經常性的破壞。
另外，全球經濟成爲一個由全球化生産和全球金融兩大塊構成的體系，但這兩者處於潛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産的發展要求某種程度的政治與金融的穩定，而全球金融則處於一種危險的脆弱狀態。迄今爲止，各國政府，甚至西方七國組成的管理機構，也沒有發明一種有效、安全地管理全球金融的方法。
代表全球經濟的意識形態——新保守主義——共識已經産生，並通過各種方式影響著政府和跨國企業的決策。這種全球化的意識形態部分産生于諸如三邊委員會、比爾德堡會議（Bilderberg 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等非官方論壇，部分産生于諸如經合組織、國際清算銀行、IMF和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等正式組織。 全球化意識的傳播進一步加劇了國家的國際化。與此同時，在西歐和日本還存在著另外一些意識形態，即西歐社會民主傳統和舊保守主義（認爲國家是一個有機整體）相結合的資本主義、日本民族主義的資本主義，它們與全球化的新保守主義存在著衝突。
國家國際化程度的加強意味著社會民主的進一步倒退。所謂的國際義務、相互依存關係或國際競爭概念把經濟決策與公衆壓力分隔開來，但這種狀況也受到一定的社會力量的抵制，因爲這些社會力量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越來越感到利益的喪失，民主的退化意味著他們爭取權利的手段被剝奪。
經濟全球化也促進了世界政治結構的變化。雖然以主權國家爲特徵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受到了衝擊，主權概念作爲文化認同仍具有意義，但作爲對經濟的權威控制已經失去了意義，其表現是“宏觀地區主義”和“微觀地區主義”現象的出現。“宏觀地區主義”是諸如歐盟、北美和亞太經濟區，但這些經濟區不是大蕭條時代的貿易對立集團；“微觀地區主義”現象部分地表現在一些相對富裕的地區，它們希望通過建立更大的經濟區來尋求更大的自治和獨立，以此爲自己保持更多的財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義大利的倫巴底地區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們可以從魁北克獨立黨人比任何北美地區的政黨都更狂熱地鼓吹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現象發現“微觀地區主義”的傾向。同時，相對落後地區也存在著“微觀地區主義”的傾向，它們希望以此作爲一種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並在宏觀地區內以政治穩定和良好的經濟行爲要求經濟補償。所以“宏觀地區主義”與“微觀地區主義”並不矛盾，然而財富分配的矛盾已從主權國家轉到了宏觀地區。
舊的主權國家體系正在逐步演化爲一個由幾種政治經濟實體（微觀地區、傳統國家和宏觀地區）構成的複合體，因而帶來了另一種政治矛盾，即：領土原則與相互依存原則的衝突。海灣戰爭最能體現這種領土原則與相互依存原則的矛盾。薩達姆利用建立在領土原則上的力量，企圖獲得資源去恢復在兩伊戰爭中受到破壞的經濟並控制世界經濟發展必須依賴的石油資源以加強其地區性權力，以此獲得資金去進一步發展其政治軍事實力。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和對海灣國家的威脅是對世界相互依存經濟的破壞，當然會受到管理世界經濟的潛在強制力量的打擊。因爲從現實看相互依存原則與領土原則並不是彼消此長的關係，而是相互作用的關係。自由市場中儘管存在一種自我管理機制，但它是以一種潛在的軍事強制力爲後盾的，它目前仍建築在領土的基礎上。美國目前就是這種全球經濟的強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爲世界經濟強制者的美國自身也處在矛盾之中，使其對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保護能力相對下降。這種能力的下降在於美國生産率的相對下降（相對于其作爲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潛在強制者的需要）和與其生産能力不相稱的過渡消費（美國自身的政治體制又無法根本解決這一問題），而外國對美國能力不足的補助（主要以在美國投資爲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貶值的影響。美元的貶值可能影響外國投資者在美投資的意願，因而影響美國經濟的發展。一旦外國投資者抽掉資金，美國就會面臨痛苦的調整。另外，美國對外資的依賴使得它在使用軍事權力時必須考慮外國對其行動的評價。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矛盾與衝突爲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帶來了可能性。但新的世界秩序的發展方向並不是確定的，要建立一個符合人類進步願望的新秩序，還需要世界進步力量的長期努力（或者說長期的陣地戰）。爲了建立這種新的世界秩序，首先，在全球化中處於不利於地位的社會力量應該建立廣泛的聯盟，它應該包括環境保護主義者、女權運動者、和平運動者和其他一些運動，如土著人權利運動和民主運動；由於工人運動的組織能力和意識形態方面的經驗，它應該擔當這種聯盟的組織領導，但必須超越其狹隘的公司主義思維以適應更廣泛的社會運動的需要。其次，還需要建立反現存霸權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應確立對新世界秩序性質的共識。這種共識要給現存基本政治經濟實體一定的地位和正確處理其相互關係。它還應注意建立新的消費模式，既要極大地滿足人的物質需要，又要與全球生態平衡，最大限度地減少能源和資源的利用，減少污染，最大限度地解放人和增加平等參與的機會。第三，反對現存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是全球性的，需要各地鬥爭的相互支援，否則現存全球化的潮流可以孤立各地的反對者並各個擊破；另外，新的秩序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創造的物質力量基礎上的，這種全球化的物質力量決定了反霸鬥爭的全球性。第五，建立新秩序的鬥爭應注意統一戰線問題，一是要利用西方大國之間和內部存在著的各種形式的矛盾，二是要與伊斯蘭進步力量友好相處，伊斯蘭力量的興起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在許多邊緣地區滲透的反抗，儘管它在某些方面——如刑法典、婦女社會地位和聖戰概念等，不受西方進步力量的歡迎，但它在北非、中東和亞洲許多地區已經成爲替代社會主義號召衆多貧困人口的力量。第六，爭取新秩序努力的突破點是現存世界秩序中的薄弱點——軍事和金融。軍事和金融是目前在結構上決定國家行使權力的工具，也是全球結構中最薄弱的環節。在軍事上，鬥爭戰略不能僅限於高技術軍事權力的集中壟斷，還需要依靠其他的權力和非暴力反抗形式。在金融上，要充分準備一種在發生金融危機時可以發揮作用的金融戰略，因爲金融危機是最可能促使現存秩序垮臺的方式。新的金融機制應超越原來的經濟與政治分離的自由主義，並把經濟植根於具有平等和團結原則的社會之中（注：Global Perestroika,seeGeorge Crane and Abla Amawi ed.,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Int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158—172.）。
從考克斯複雜而深遂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思想中，不論從研究方法還是從其對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具體分析中，都能感受到它比自由主義或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具有更深刻的內涵，對世界各地發生的現象具有更強、更全面的解釋能力。他的理論對人們思考西方學者近來的著作（如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政治運動（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的獨立運動）、英國布萊爾推行的“第三條道路”和伊斯蘭世界出現的反美暴力事件等等，都具有啓示意義。從考克斯的理論中還可以感受到它的包融性，它吸收了許多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思想，體現出開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點。葛蘭西學派對我們建立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確切地說應是國際關係理論）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http://myy.cass.cn/file/2006010618377.html
李濱
在我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西方當前的民族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理論已經逐漸被介紹，並且被一些學者引用，不論從觀點上還是從研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流派——西方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種現象的出現與我們對它缺乏透徹的瞭解，以及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理解得不夠全面有關。本文希望通過通過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介紹和分析，加深中國學者對該派理論的認識。
葛蘭西思想與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葛蘭西學派主要是指，西歐（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數）的一些把歐洲馬克思主義先驅——葛蘭西的理論——用於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起源、發展和動力，尤其是未來可能替代現存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該學派的研究論著涉及：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國際化，國際層面的社會領導（霸權）和統治，跨國階級和集團的構成與經濟力量，國際組織的作用和其他有助於確定20世紀全球政治性質的問題（注：Stephen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PE", see 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e, 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lo.1991,P54.）。
由於美國的霸權理論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占支配地位，因而歷史唯物主義在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往往被忽視。葛蘭西學派學者認爲，這種狀況是由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機械地和非歷史地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思想和理論造成的，特別是那些總是不斷地預期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理論。這些理論分析與在東歐蘇聯集團和西方世界所發生的一些現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失去了興趣。因此，他們認爲必須用一種非教條的、開放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來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經濟關係。
基於上述考慮，西歐一些持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學者重新創造性地思考了歷史唯物主義，開始嘗試建立一種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在這些學者看來，葛蘭西的思想已經提供了建立一種普遍、全面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方法論。在葛蘭西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際關係理論既符合批判流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要求，又是對教條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突破。它超越了目前爭論中的國際關係兩大理論（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框架，同時保留了這兩大理論（不論研究方法是歷史的還是結構的）傳統中的洞察力。葛蘭西在對現代義大利歷史的評述中，既論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國家體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論述了20世紀初國家中的政治，並且用一種開放的、與教條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方法論（主要是強調辯證關係的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社會形態，以及其中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領導權等問題。
被稱爲“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的葛蘭西，從資本主義並未像預期的那樣走向滅亡的事實和西方工人運動發展遭受的挫折，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反思，並在此基礎上對一些觀點做出了修正和發展。葛蘭西的思想對當前西歐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強調辯證關係的歷史唯物主義。在《獄中劄記》中，葛蘭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歷史唯物主義觀（主要是布哈林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普及手冊》中表述的觀點），認爲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祛除了辯證的觀點而引入了“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義”，象19世紀的實證主義者一樣把自然科學的範疇應用于人類行爲，把辯證法簡化爲機械的力量平衡法則（注：《“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葛蘭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頁。）。他指出：“普及手冊中所體現的哲學或許要被稱爲實證主義的亞裏士多德主義對物理和自然科學方法中常規邏輯的採納。因果法則和對規律性、規範性和統一性的追求取代了歷史辯證性……用機械術語來說，結果決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體系，因而（這種哲學）除了完全粗糙的經濟主義外沒有任何發展。（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N.Y.1971, P473.）”
葛蘭西在對布哈林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了義大利唯心主義者克羅齊的思辨思想，強調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重要意義。他認爲：1、 存在與意識間的相互作用是歷史的、具體的和複雜的矛盾對立統一，不存在永衡不變的機械式的作用規則；必須解釋物質條件的變化如何在人的意識上産生非物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又反過來影響未來的物質發展過程；2、 歷史發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規律，認爲“破壞力就是創造力”；3、 在對量變到質變的飛躍關係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質世界的現象機械地應用到人類活動。歷史的發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預測結果。 葛蘭西主要通過對辯證法的這3個方面的分析，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問題（即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問題）進行了再闡述。葛蘭西反對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存在直接的決定關係和對應關係，他引入思想對歷史的影響和個人意志的推動作用等觀念來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強調理性和文化的影響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力量是社會領導權（hegemony霸權（注：“領導權”一詞與霸權理論中所用的“霸權”一詞相同，但兩者的意思有差別。葛蘭西所指的領導權是物質力量領先、思想上的認同和制度上的相對應的統一。））的基礎；認爲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相互作用應該是一種辨證過程（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366.）。
葛蘭西對西歐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影響的第二個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的任務就是要建立領導權，這個過程的形式不只是積極革命或暴力，消極形式或者說“陣地戰”（即通過緩慢地改變民衆的思想來實現領導權）也是重要並更爲穩定的形式。在陣地戰中，一個政治階級的領導權意味著該階級成功地說服了社會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價值觀（注：《“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葛蘭西》，第128—129頁。）。他認爲，一個成功的統治階級必須在取得政治權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領導地位，因爲任何政治和經濟的改革都必須伴隨“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Gramsci, PrisonNotebooks, P133.）。政治與倫理的結合使葛蘭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強的人道主義特色。
被稱爲“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們，正是以“葛蘭西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爲研究方法，並按照葛蘭西對義大利社會結構的分析，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創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體，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經濟學觀。他們以此來批判當前西方流行的以實證主義爲特徵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是現實主義，也部分涉及理性主義），以及一些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觀。他們的批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突破了所謂社會現實的分離性（intransigence）。 葛蘭西學派認爲思想的變化是社會整體變化的産物，並能對其他社會過程産生影響；社會整體變化將導致思想過程的變化，因而思維過程是社會無休止的辨證過程的一部分（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59.）。關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葛蘭西學派認爲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是冷戰的産物（注：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World Orders", see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
第二，對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所體現的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和方法論歸納主義（methodological reductionism）的批判。葛蘭西學派認爲， 以歷史唯物主義爲特徵的國際經濟經濟學應該把給定的世界秩序體系當作一個整體來分析，通過對決定體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統一進來；所有特定體系的本質特徵（本體）決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論化或者人爲歸納出來的。他們申明，他們所謂的理論化的本體是建立在對全球社會形態思考上的。這種社會形態主要是由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即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中的生産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決定的。這三者是歷史的、具體的，而且它們之間的結合也是歷史的和具體的，所以各個歷史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本質都應該是歷史的、具體的。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他們所指的主要是現實主義，如吉爾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和《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學》所體現的研究方法），從個體主義的角度來看待國家間體系，國家作爲被原子化的行爲體相互作用於其無政府結構中，體系具有跨歷史的本質或體內平衡性，它們可以用霸權興衰和均勢等超歷史的規律來表達。與體系的本質一樣，人和國家的本質從古至今都可以用諸如“原罪”、“死而後已的權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來概括，這些用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方法歸納出來的規定性丟掉了歷史的鮮活性（注：The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p60—61,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211—213.）。
第三，強調上層建築在世界政治經濟關係變革中的作用，批判單純的物質力量決定論。葛蘭西學派認爲，世界體系的變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積累結構變革的産物……社會現實涉及意識，所以包含哲學的、理論的、倫理的和常識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會變革既包含物質力量的變化，也應該體現思想與制度（上層建築）的變化。霸權的實現不是單純的物質力量或經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辯證作用的産物，而每個要素變化既與其他要素有關，也有其自身的發展特點。就全球政治經濟體系而言，其産生、發展和消亡是這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作用分別對體系內社會力量、國家和世界三個層次範圍産生作用，並導致它們相互影響，從而決定世界體系的特徵並導致世界秩序的變革（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pp66—70.）。這與霸權穩定理論過分強調國家實力的變化是世界秩序變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對照。
第四，強調歷史發展的辨證否定關係，批判歷史發展的機械論。葛蘭西學派認爲，歷史的變革是一個複雜和矛盾的過程，因爲任何一個社會內霸權的建立都意味著反霸權力量將對現存占主導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構成挑戰；建立霸權統治體系的努力隨著時間的變化可能辨證地蘊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儘管這種力量不一定是進步的。人類社會的性質是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機械因果關係來解釋的，它的變化既有長期相對穩定因素的作用，也有突然性事件的作用，結果不一定可以預測。霸權穩定論是一種機械性的理論，它只認識長期力量變化的因果關係，只有部分的科學有效性（注：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pp70—72.）。
第五，葛蘭西學派堅持對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採取批判的態度，強調變革性，反對某些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把秩序和體系管理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葛蘭西學派重視對國際政治關係的倫理分析，其規範目標注意解決政治哲學的根本性問題，即好社會的性質，強調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國家和統一社會。在這些國家與社會中，個人發展、理性反思、公開辯論、民主權利、經濟與社會自由都能廣泛實現。但他們沒有對這樣的社會進行具體的描繪，以避目的論馬克思主義之嫌（ 注： The NewIntl,Political Economy,P57.）。 這種對未來新世界秩序的探索，雖然是以歷史研究爲基礎的，但並未以某種固定的秩序爲參照點，而是通過對國際政治體系的整體及其構成要素做歷史和具體的分析，發現變革舊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爲建立新秩序的戰略行動提供指南。
第六，葛蘭西學派既注重對中心地區的政治經濟分析，又注重對邊緣地區的政治經濟分析，並把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的分析統一起來。此外，它還把國內的政治經濟分析與國際政治經濟分析融爲一體。這與現實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理論只注重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橫向分析，輕視縱向分析不同，也與以上兩種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來的將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相分離的傾向不同。
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觀
葛蘭西學派的研究方法是非結構主義的歷史主義研究方法。這種歷史主義研究方法的最大特點是在唯物論的基礎上強調辯證法，它的歷史主義的3個組成部分——瞬息變化性（intransience）， 歷史必然性和哲學現實主義（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55.）， 都反映了這一傾向。
瞬息變化性是指歷史和社會的變化是累積的、無止境的和不重復的過程，各種結構和事態的發展都有自身的節奏和速度。就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而言，英國統治下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與美國統治下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是不同的（從起源、發展到動力），後者從前者中發展而來，並且本身的發展也孕育著未來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個時期發展的過程也不相同。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要解釋這種變化。
歷史必然性是指社會交往和政治變革發生在可能的範圍內，但這種範圍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存在於一個給定的社會結構所産生的動力內。這種社會結構包含著思想、
意識形態和理論的主觀共性（intersubjective），社會制度， 一個占主導的社會經濟體系和權力關係，簡單地說就是思想、物質力量和制度。歷史必然的辨證性主要表現在：社會行爲受這種社會結構的制約並在這種結構內産生，但這種結構也可以通過社會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學現實主義是主張知識過程是創造性的和實踐的，又是開放的和對不可捉摸的，是對社會現實進行不斷解釋的過程。這個過程不能置身於歷史之外，是歷史過程的一部分，但對社會的解釋是有目的的，與某種政治戰略直接或間接相聯繫。所以，葛蘭西學派宣稱他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是爲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務的。
儘管在具體的觀點上，這個學派內部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個方面是一致的。這個學派的重要代表有：佩吉爾（ Van der Pijl）、考克斯（Robert Cox），阿裏吉（ Giovanni Arrighi）、 墨菲（Craig Murphy）和基爾（Stephen Gill）等，其中英國約克大學的考克斯最爲著名、最有影響力。他的“社會力量、國家和世界秩序”、《生産、權力與世界秩序：歷史創造中的社會力量》和“全球公開性”等論著都是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極有影響的作品。我們可以從他的思想中具體地體會到葛蘭西學派對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中，人類活動是在一個歷史（即各個階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進行的，這個框架由3種力量（物質力量、 思想和制度）具體而歷史地組合而成。這3 種力量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機械地決定人類的行爲，而是對行爲形成壓力和限制；個人和集團或在這種壓力下運動或抵制和反對這種壓力，但不能漠視它們；人類越是對這種占主導的行爲框架進行成功地反抗，就越體現了一種新的歷史結構正在成爲人們行爲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開始了新的組合。
但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響的，這種合力作用對人類活動領域的制約是全面的，從生産過程（尤其是生産過程中産生的社會力量）到國家形態再到世界秩序，並使它們以某種方式相互影響。對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個歷史階段的具體組合的研究，有助於認識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關係的特點；而對社會力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3個層次結構相互作用關係的分析， 是理解特定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發展和死亡的關鍵。正是在這種分析框架上，考克斯開始了對國際政治關係的研究。
19世紀以來，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經歷了3 個階段：英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19世紀中葉到一次世界大戰）、非霸權的世界秩序（一戰結束到二戰）和戰後美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就英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而言，英國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權勢基礎上，這種海上強權地位使它可以超脫任何一個歐陸國家的挑戰，其原因在於它有在歐洲變化的均勢條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經濟的規範（自由貿易、金本位制、資本和人員的自由流動）隨著英國威望的擴大得到了世界範圍的認可，提供了一種以這些規範作爲利益協調基礎的普遍的意識形態。儘管當時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與經濟在意識形態上的分離意味著倫敦城（指倫敦金融區）可以作爲這些普遍規則的管理者出現，而英國的海上霸權是這些規則的潛在強制者。鑒於當時英國擁有強大的海上實力，並有受到廣泛認同的意識形態和非正式的制度作爲保障，這種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是穩定的，具有霸權性。
在一次大戰和二次大戰之間，儘管美國的物質實力相對領先，但由於缺少世界認同的普遍意識形態和有效的制度制約，因而這一時期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不具有霸權性。
戰後美國統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種比英國式霸權更穩定、更廣泛的霸權秩序。在物質力量上，在美國權勢基礎上建立的聯盟得以遏制蘇聯；這種權力安排的穩定性爲全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美國則在全球經濟中起著主導作用。美國不需要通過直接干預來保護其具體的國家經濟利益，只要通過維持得到廣泛認同的世界經濟規則（即經過修改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自由主義，具有在一定程度認可福利主義的自由主義），美國跨國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確保其權勢的持續。戰後美國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國際制度，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等。由於經濟大蕭條的經歷和凱因斯經濟哲學的興起，以前政治與經濟分離的原則不再有效，國家具有合法而公開地管理國家經濟的作用，這必然使得這些國際組織具有世界經濟多邊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對歷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種歷史迴圈理論，通過對社會力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作用的分析，考克斯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個世界政治體系唯物辨證的發展史。在英國統治的世界秩序中，這種歷史框架既建立在工業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也建立在資產階級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的權力基礎上。這種社會權力就是國家政治的基礎，從而使得這個階級不需要直接控制社會。但工業資本主義也逐步動員了最發達國家的産業工人。從19世紀最後25年起，這些國家的産業工人對國家的結構産生了影響。工業資本主義催生的新社會力量——産業工人——融入國家的政治生活導致了國家行爲範圍以經濟干預和社會政策的形式開始擴張，這反過來又在對外政策領域引入了國內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與自由國際主義的要求在國家管理中産生了衝突，隨著前者的逐步提高，保護主義、新帝國主義和最終的金本位的崩潰標誌著自由國際主義的長期衰落。自由國家形態被福利民族主義的國家形態逐漸取代。隨著新的競爭對手對英國物質生産能力的超越，工業化和由此動員的社會力量還改變了國家權力的國際表現。保護主義對新興的工業國家來說比自由理論更有說服力，因爲它更有助於建立與英國經濟權威相似的經濟力量。主要工業大國的這種新帝國主義是國內社會力量之間形成的福利民族主義共識的海外擴張。在國際範圍，隨著英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衰落，19世紀的世界經濟秩序最後讓位於非霸權的世界秩序。
但這種體系的衰落不僅表現在中心地區，邊緣地區也有一定的表現。19世紀資本主義的擴張把世界大部分地區帶入了以倫敦爲中心的國際經濟交換關係中。這一階段的帝國主義對邊緣國家是否是“獨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並不重要，只要邊緣國家能遵守國際經濟規則（考克斯認爲這是商業帝國主義）。但在隨後的階段（1870年起），即新帝國主義階段，對邊緣國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業控制。在這種政治控制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更徹底地滲透入了邊緣國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産和基礎設施建設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邊緣國家也産生了新的社會力量。這些新的社會力量在民族主義的政治意識上逐步達成了共識。在殖民者指導下，當地的國家機構出現了，它通過鼓勵新的生產關係以複製中心地區工業關係的某些制度和程式。具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新社會力量和現代國家機器的引入爲反殖民運動奠定了基礎。但這種運動只是反對中心國家的殖民行政控制，並不反對資本主義的生産和交換關係。所以，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在邊緣地區於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援的，它對這種國際秩序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話說就是新帝國主義）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對引入二戰以後的美國統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國主義體系）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由於處於從英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向美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的過渡期而不穩定。這一時期，從生産過程中衍化出來的各種社會力量處於彼此的衝突之中，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極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國家形態爲爭取世界性的統治地位而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進行較量。最後由物質力量相對領先、在意識形態上注意採取折中的美國確立了世界霸權地位，在其建立的國際制度（佈雷頓森林體系和關貿總協定）中充分體現了把國內民族主義的壓力與自由國際主義的義務相妥協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國待遇與特定條件下的例外條款，固定匯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貸款來緩解國際收支赤字、 進而避開國內緊縮的矛盾等等。戰後，通過有關的國際制度，西方國家普遍認爲自己的經濟政策會對他國産生影響，因而本國的經濟政策在採納前就應考慮到其國際影響。這樣，經濟調整被認爲是對體系需要的反應，而不是屈從於美國的意志，外部對國內政策的壓力相應地國際化了。這就是考克斯所說的國家的國際化。國家的國際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國家的統治力量擺脫了國內的民主壓力。這種國家的國際化現象不僅在核心國家存在，在邊緣國家也同樣存在。邊緣國家想獲得發展援助，必須遵守國際規則。國家的國際化從制度上進一步確立了這種政治經濟秩序。
國家的國際化並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與戰後的生産國際化以及生産國際化所動員的社會力量是緊密聯繫的。戰後的生産國際化是通過直接投資發展起來的，直接投資最大的特點是資本對技術的控制。跨國公司通過在各國進行獨資和合資使世界各地的企業成爲其全球計劃生産的供應商，掌握了最終的控制權。生産的國際化所動員的社會力量有以下幾種：一是處於全球社會力量最高點的跨國管理階級，不僅包括跨國公司管理者和國際機構的高級官員，也包括國家內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財政金融官員和當地與國際生産體系有聯繫的企業管理者。他們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制度，這種意識形態就是強調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諸如三邊委員會、世界銀行、IMF和經合組織等。 這些組織爲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並使這些政策通過國家的國際化滲透到各國。二是民族資本家，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保護主義，他們既想利用國家作爲獨立的民族經濟的堡壘，又希望在與國際生産的共生關係中找到發展機會。因此也有與大資本相妥協的成分。三是已經分化了的産業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經確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 另一部分是沒有確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對有技能並在大企業中工作的工人，他們有自己的工會；後者是沒有就業保障和升遷機會、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組織工會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數民族、移民和婦女構成。産業工人還可以通過他們與跨國資本和民族資本的聯繫來考察。國際生産部門的技能工人是跨國資本潛在的同盟軍，儘管他們與跨國資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國資本有能力解決這些矛盾，並把他們與其他勞動集團的衝突隔開。在民族資本部門工作的技能工人對保護主義和國家公司主義是敏感的，因爲他們的工作和地位與民族資本是聯繫在一起的。邊緣地區的非技術工人已經成爲跨國生産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廉價勞動是跨國資本不可缺少的資源，但邊緣國家的政府也在盡力控制他們，使其成爲國家向跨國資本討價還價的籌碼，而發達國家的非技能工人則是跨國生産的最大受害者。從以上分析可以明顯看出支援戰後國際秩序的社會基礎。這些支援戰後國際秩序的社會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過相應的制度來影響國家，如跨國管理階級通過國際制度推動國家的國際化進程，從而使發達國家以遵守國際義務的名義來擺脫國內民族主義的壓力，在基層通過企業公司主義把從事跨國生産的技能工人的利益與資本的國際擴張聯繫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積極支援這種體系的基層社會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關於各個時期國際秩序的描述（注：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se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lders.），然而僅對世界進行歷史而具體的描述並不是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觀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對未來替代這種戰後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則就不可能産生他否定舊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經濟學觀。
考克斯對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從辨證歷史唯物主義出發的，這體現在：1.具體的歷史結構來自有關歷史狀況的研究；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並探索另一種發展可能性的行爲框架（ 注：Neorealismand Its Critics, P220.）。在考克斯看來，戰後美國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經歷著變化，這種變化首先從經濟領域開始，它可以用經濟全球化來表達。經濟全球化正在給社會和政治帶來重大影響，也在爲新的秩序創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間，戰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了危機，使得佈雷頓森林體系所體現的民族主義與國際自由主義間的妥協發生了變化，從此國內經濟變得更屈從於所謂的全球經濟需要。國家不管願意與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於體現全球經濟的無政府的管理（nebuleuse）， 即國家的國際化程度進一步加大。這種狀況産生於以下幾個因素：第一是資本的結構性權力。以往的通貨膨脹是增長的一種刺激，有利於企業主和勞工；但現在通貨膨脹被商業界視爲不利於投資。政府認爲現在要恢復經濟增長只能依賴企業對投資的信心，而這種信心又依賴於某種能控制工會和政府財政的“紀律”，投資衝擊和資本外逃成爲任何政府都不願忽視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産結構的變化。由於投資形式的變化，福特主義正在加速向後福特主義變化，即規模經濟向靈活經濟過渡，這種新模式是建立在生産中心—邊緣結構基礎上的。大的跨國公司在其母國利用少量的雇員來掌管金融、技術開發、組織和創新，發展中國家則成爲生産過程中的依附成分。這有利於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數民族、婦女和移民構成的非技能勞動者。工會權力在生産過程中受到削弱和資本權力的加強，有利於商業少受制于任何單一政府的權威，這反過來又加速了生産的全球化。第三是債務的作用。公司和國家已越來越依賴於債務而不是股票和稅收來融資，因爲債務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國債務，所以國家越來越關心自己的國際信用等級。隨著國家大量的稅收用於償債，政府主要是對國際債務市場而不是本國公衆負責。這樣，政府的匯率政策、財政政策和貿易政策受到了與全球經濟有關的金融利益的制約；公司也和政府一樣沒有了自主權，競爭力與公司的債券信用等級相關，大公司臣服於華爾街等地的金融操縱者。金融從生産中分離出來成爲一種獨立的權力，一種對實物經濟的專制。由於決定全球經濟的金融操縱者的決策出發點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業的長期發展，金融市場充斥著大量的投機活動，這種現象被英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家斯特蘭奇稱之爲“賭場資本主義”。“賭場資本主義”對就業和生産資本造成經常性的破壞。
另外，全球經濟成爲一個由全球化生産和全球金融兩大塊構成的體系，但這兩者處於潛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産的發展要求某種程度的政治與金融的穩定，而全球金融則處於一種危險的脆弱狀態。迄今爲止，各國政府，甚至西方七國組成的管理機構，也沒有發明一種有效、安全地管理全球金融的方法。
代表全球經濟的意識形態——新保守主義——共識已經産生，並通過各種方式影響著政府和跨國企業的決策。這種全球化的意識形態部分産生于諸如三邊委員會、比爾德堡會議（Bilderberg 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等非官方論壇，部分産生于諸如經合組織、國際清算銀行、IMF和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等正式組織。 全球化意識的傳播進一步加劇了國家的國際化。與此同時，在西歐和日本還存在著另外一些意識形態，即西歐社會民主傳統和舊保守主義（認爲國家是一個有機整體）相結合的資本主義、日本民族主義的資本主義，它們與全球化的新保守主義存在著衝突。
國家國際化程度的加強意味著社會民主的進一步倒退。所謂的國際義務、相互依存關係或國際競爭概念把經濟決策與公衆壓力分隔開來，但這種狀況也受到一定的社會力量的抵制，因爲這些社會力量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越來越感到利益的喪失，民主的退化意味著他們爭取權利的手段被剝奪。
經濟全球化也促進了世界政治結構的變化。雖然以主權國家爲特徵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受到了衝擊，主權概念作爲文化認同仍具有意義，但作爲對經濟的權威控制已經失去了意義，其表現是“宏觀地區主義”和“微觀地區主義”現象的出現。“宏觀地區主義”是諸如歐盟、北美和亞太經濟區，但這些經濟區不是大蕭條時代的貿易對立集團；“微觀地區主義”現象部分地表現在一些相對富裕的地區，它們希望通過建立更大的經濟區來尋求更大的自治和獨立，以此爲自己保持更多的財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義大利的倫巴底地區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們可以從魁北克獨立黨人比任何北美地區的政黨都更狂熱地鼓吹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現象發現“微觀地區主義”的傾向。同時，相對落後地區也存在著“微觀地區主義”的傾向，它們希望以此作爲一種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並在宏觀地區內以政治穩定和良好的經濟行爲要求經濟補償。所以“宏觀地區主義”與“微觀地區主義”並不矛盾，然而財富分配的矛盾已從主權國家轉到了宏觀地區。
舊的主權國家體系正在逐步演化爲一個由幾種政治經濟實體（微觀地區、傳統國家和宏觀地區）構成的複合體，因而帶來了另一種政治矛盾，即：領土原則與相互依存原則的衝突。海灣戰爭最能體現這種領土原則與相互依存原則的矛盾。薩達姆利用建立在領土原則上的力量，企圖獲得資源去恢復在兩伊戰爭中受到破壞的經濟並控制世界經濟發展必須依賴的石油資源以加強其地區性權力，以此獲得資金去進一步發展其政治軍事實力。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和對海灣國家的威脅是對世界相互依存經濟的破壞，當然會受到管理世界經濟的潛在強制力量的打擊。因爲從現實看相互依存原則與領土原則並不是彼消此長的關係，而是相互作用的關係。自由市場中儘管存在一種自我管理機制，但它是以一種潛在的軍事強制力爲後盾的，它目前仍建築在領土的基礎上。美國目前就是這種全球經濟的強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爲世界經濟強制者的美國自身也處在矛盾之中，使其對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保護能力相對下降。這種能力的下降在於美國生産率的相對下降（相對于其作爲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潛在強制者的需要）和與其生産能力不相稱的過渡消費（美國自身的政治體制又無法根本解決這一問題），而外國對美國能力不足的補助（主要以在美國投資爲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貶值的影響。美元的貶值可能影響外國投資者在美投資的意願，因而影響美國經濟的發展。一旦外國投資者抽掉資金，美國就會面臨痛苦的調整。另外，美國對外資的依賴使得它在使用軍事權力時必須考慮外國對其行動的評價。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矛盾與衝突爲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帶來了可能性。但新的世界秩序的發展方向並不是確定的，要建立一個符合人類進步願望的新秩序，還需要世界進步力量的長期努力（或者說長期的陣地戰）。爲了建立這種新的世界秩序，首先，在全球化中處於不利於地位的社會力量應該建立廣泛的聯盟，它應該包括環境保護主義者、女權運動者、和平運動者和其他一些運動，如土著人權利運動和民主運動；由於工人運動的組織能力和意識形態方面的經驗，它應該擔當這種聯盟的組織領導，但必須超越其狹隘的公司主義思維以適應更廣泛的社會運動的需要。其次，還需要建立反現存霸權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應確立對新世界秩序性質的共識。這種共識要給現存基本政治經濟實體一定的地位和正確處理其相互關係。它還應注意建立新的消費模式，既要極大地滿足人的物質需要，又要與全球生態平衡，最大限度地減少能源和資源的利用，減少污染，最大限度地解放人和增加平等參與的機會。第三，反對現存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是全球性的，需要各地鬥爭的相互支援，否則現存全球化的潮流可以孤立各地的反對者並各個擊破；另外，新的秩序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創造的物質力量基礎上的，這種全球化的物質力量決定了反霸鬥爭的全球性。第五，建立新秩序的鬥爭應注意統一戰線問題，一是要利用西方大國之間和內部存在著的各種形式的矛盾，二是要與伊斯蘭進步力量友好相處，伊斯蘭力量的興起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在許多邊緣地區滲透的反抗，儘管它在某些方面——如刑法典、婦女社會地位和聖戰概念等，不受西方進步力量的歡迎，但它在北非、中東和亞洲許多地區已經成爲替代社會主義號召衆多貧困人口的力量。第六，爭取新秩序努力的突破點是現存世界秩序中的薄弱點——軍事和金融。軍事和金融是目前在結構上決定國家行使權力的工具，也是全球結構中最薄弱的環節。在軍事上，鬥爭戰略不能僅限於高技術軍事權力的集中壟斷，還需要依靠其他的權力和非暴力反抗形式。在金融上，要充分準備一種在發生金融危機時可以發揮作用的金融戰略，因爲金融危機是最可能促使現存秩序垮臺的方式。新的金融機制應超越原來的經濟與政治分離的自由主義，並把經濟植根於具有平等和團結原則的社會之中（注：Global Perestroika,seeGeorge Crane and Abla Amawi ed.,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Int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158—172.）。
從考克斯複雜而深遂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思想中，不論從研究方法還是從其對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具體分析中，都能感受到它比自由主義或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具有更深刻的內涵，對世界各地發生的現象具有更強、更全面的解釋能力。他的理論對人們思考西方學者近來的著作（如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政治運動（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的獨立運動）、英國布萊爾推行的“第三條道路”和伊斯蘭世界出現的反美暴力事件等等，都具有啓示意義。從考克斯的理論中還可以感受到它的包融性，它吸收了許多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思想，體現出開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點。葛蘭西學派對我們建立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確切地說應是國際關係理論）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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