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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無力感
中國時報 87.3.31
作者：中研院院士，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
在古老的過去，酋長與君主管百姓，法律是命令，其功能是管理。在今天，百姓自己當家作主的時代，法律的功能應當是保護社會每一個成員的權利。正如同行車靠右，紅燈停，綠燈行，有了大家都接受而且都懂的規則，車輛不致互撞，行人不致遭受車禍。法律等於一層「金鐘罩」，在其保護之下，大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安全。社會成員在一定的保障下，可以有生存權、財產權、行動權，及思想權，而不致有恐懼。
亂象頻生
價值系統崩解 令人憂心
法律必須公平與公開，沒有人可享有與眾不同的特權；沒有人能為了少數人福祉，而要求社會全體承擔這些福祉的代價；法律的合理性，在實質方面，代表了社會約定俗成的價值觀，亦即是非、善惡的尺度。法律是以公眾的權力，秉持這一尺度，為社會個別成員畫下上述的「金鐘罩」。因此，在今日老百姓當家作主的時代，制定法律的過程必須由民意決定。於是，「民意」的表現方式，也決定了法律的品質。
在今日三權分立的政府組織框架下，法律的制定是立法權，經過民選的立法單位，代表民意執行這一權力。行政權則由行政部門，遵循法律，支配社會公有的共同資源，謀求社會最大的福祉，司法權則是監督社會及為社會的個別成員，使其不得踰越法律的規範，侵軼集體的或個人的權利。但是，司法一權往往只有對侵權者做事後的懲罰，而不易有事前的預防，以後庶民常會蒙受不可補償的損失。最易明白的例子：殺人者受法律制裁，而被殺的受害者已不能復生，以致事後的懲罰不能在實質上補償已失的生命權！
台灣最近頗多亂象令人擔憂。刑案之多，人人自危，這些案件都是典型的違法亂紀。但是令人憂慮者，不僅是各種事故紛至沓來，而更在於其反映的深層問題。台灣的亂象，不僅有人違犯秩序，而是建構秩序的價值系統崩解。社會學上有個人的「脫序」，其後果是犯罪，或自我毀滅（如自殺行為），也有社會整體的「失序」，亦即規範盡失，人人無所適從，以致放僻邪侈，而不自知。
台灣面臨的這一失序情勢，原因相當複雜，有世界性的潮流，也有台灣特定時空背景所引發的條件。以後者而論，尤須注意者則是由貪利而起的種種侵軼與放失。在近代的複雜社會，行政權掌握了支配經濟資源之柄，這一條攫奪財富的捷徑，使許多人暴得大利。他們生活舒適，享受高人一等，引人羨慕。掌大權的得大利，掌小權者也不免跟進，圖謀在臂長可及處，攫取可以享受的資源，下焉者，挨不上權力邊緣的市井小民，遂鋌而走險，搶劫勒索，雖犯死罪而不辭，正因為竊國者侯，才有那麼多的人寧犯諸死而竊鉤！
貪利種惡
假借民意違法 尤為可議
不過，無論上述那些大小事件，還只是眾目可以看得見的違法事例。以目前三權分立的情形來說，還有更嚴重的隱藏違法，十分須予注意！近代思想家海耶克先生，對於人民的自由與權利，有深邃的研究。 在他的名著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中，曾指出政府侵犯人民權利的情形。歷史上有過立法者以形式上的合法程序，假借民意，創制侵犯人民自由與權利。最嚴重者，如希特勒之流，可以多數的民粹主義，壓制少數的原則，狐假虎威，經由立法程序，毀了德國的民主制度。這種形式上合法的行為，在實質上違背了法律。
希特勒之輩神奸大憝，歷史上不常有。然而在民主政治還未成熟的社會，政客譁眾取寵，盜竊民意，取得制法權力後，制定圖利少數特殊對象的事例，卻不是罕見！舉例言之，美國國會通過預算時，常有議員將其個人偏愛的項目，加進行政部門提出的預算案，以致整體預算數字大為膨脹。這些塞進去的項目，十有八九是不急之務，更有可能只使一些特定人士受益，龐大預算必須由全體人民共同負擔。政府年年超支，年年借債，債務利息，又是由人民負擔，這一代負擔不完，下一代還須繼續支付上一代的債務及債息。同樣的，行政部門以行政自由裁量權，隨時可以受選民委託的權力，作種種決定。這些行政部門的日常活動，立法與司法部門其實都只有在出了紕漏之後，才會指責匡正。行政部門行使的權力，都會影響一部分或全體人民的權益。有時，這種影響還會延伸到子孫。舉例言之，政府的行政部門，處理國家安全事務如有不妥，可能引發戰爭；處理內政治安不妥，可能引發內亂（例如，美國的捲入越戰）。事情沒有結束以前，人民必須承擔生命與財務的負擔，而且禍害延及下一代。
以上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的不當行為，在形式上都可能合法的代表人民行使其受人民委託的權力，在出了大紕漏時，司法部門可以裁定其責任，並對有關人員加以懲處。但是，這種事後的懲處，至多有儆告未來的作用，卻不能彌補已造成的損失。法律的保障，遂只是消極的，並不足夠制衡政府的積極能力！
法律徒具
政治權力出軌 民眾受害
數數台灣的政治情形，上述有意與無意的誤用權力，比比皆是。舉例言之，每一次選舉都有人不負責任的承諾各種補助，以取悅若干特定的選民。又例如，公共建設常因土地價格暴漲，而增加其建設成本。又例如，不少以「回饋地方」為名義的支出，增加公用事業的負擔，……凡此都不是任何官員自己的貪瀆所致，然而，老百姓卻必須為此而付出更多的稅款。因此，誠如海耶克先生指出，政府往往是在形式的合法程序下，實質的辜負了人民的委託，使人民權益蒙受隱藏的損害。
海耶克先生對於民主政治的多數民粹主義頗有意見。我們常以為多數決定，是保障民權的基本要求；在民主政治已經成熟的社會，少數的意見，其實也受相同的尊重，不同政黨交替執政，即為了百姓常有選擇，使任何一方不致於走到窮途末路，坑了整個國家與整個社會。如此，單憑「多數」，不能傲人，政治人物遂不致於使盡一切力量，換取當選，更不致挾當選後獲得的權力，肆無忌憚，換取經濟利益。台灣的政治人物，用輕諾取寵，用包裝媚俗，當選之後，則富與貴不約而至。憑藉政治權力發跡的暴發戶，利用權力取得了財富；靠地產、股票聚富的暴發戶，利用金錢取得了權力，這些人的「成功」，為社會樹立了榜樣，一般心志不堅者，當然也就不願再勞心勞力，只想一旦暴富暴貴，享受非份的安樂尊榮。這是社會秩序失落的原因，於是法律可以制裁於犯罪之後，卻不能有嚇阻遏止犯罪於未形。
今日台灣的亂象，不在於沒有法律，更不在於沒有民主，其病根在於政治權力已逸出軌道，將本來保障你我權益的法律，擠得無施展的餘地。任何良法，徒法不足以自行，還須有視守法為當然的國民。整頓社會，單憑「心靈改革」的口號不足以見效，還須有人心口如一，身體力行，才能樹立風氣。如果社會觀瞻所需的頭臉人物，發言如聖者，而行為不仁不恕，無誠無信風氣如何能淳良？社會如何能有規範？
重建秩序
寄望輿論力量 強化司法
我們當然不能只是祈禱盼望這些人的改過，我們還須由自己做起。我們既須不斷從討論中，力圖重建大家可以接受的社會價值及由此而發展的行為規範，也須為法律的後援，防堵政治力量狐假虎威，不使我們自己的權益，輕易為人侵奪。為了重建秩序，我們寄希望於輿論，作為大家發言的論壇。為了強化法律保障人民權益的功能，我們應切實支持司法界的努力。英美法系下，百姓常可向法院控告政府。在台灣，百姓告政府，還不多見。也許，在政府或政治人物有負委託與瀆職，弄權侵犯百姓權益時，我們不能僅限於拉布條遊行，而應當經過告訴舉發，然後由法院判決，大法官裁斷，監察院糾彈……這些體制內的法律途徑，建立法律的權威，使其發揮金鐘罩的功能。
中國時報 87.3.31
作者：中研院院士，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
在古老的過去，酋長與君主管百姓，法律是命令，其功能是管理。在今天，百姓自己當家作主的時代，法律的功能應當是保護社會每一個成員的權利。正如同行車靠右，紅燈停，綠燈行，有了大家都接受而且都懂的規則，車輛不致互撞，行人不致遭受車禍。法律等於一層「金鐘罩」，在其保護之下，大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安全。社會成員在一定的保障下，可以有生存權、財產權、行動權，及思想權，而不致有恐懼。
亂象頻生
價值系統崩解 令人憂心
法律必須公平與公開，沒有人可享有與眾不同的特權；沒有人能為了少數人福祉，而要求社會全體承擔這些福祉的代價；法律的合理性，在實質方面，代表了社會約定俗成的價值觀，亦即是非、善惡的尺度。法律是以公眾的權力，秉持這一尺度，為社會個別成員畫下上述的「金鐘罩」。因此，在今日老百姓當家作主的時代，制定法律的過程必須由民意決定。於是，「民意」的表現方式，也決定了法律的品質。
在今日三權分立的政府組織框架下，法律的制定是立法權，經過民選的立法單位，代表民意執行這一權力。行政權則由行政部門，遵循法律，支配社會公有的共同資源，謀求社會最大的福祉，司法權則是監督社會及為社會的個別成員，使其不得踰越法律的規範，侵軼集體的或個人的權利。但是，司法一權往往只有對侵權者做事後的懲罰，而不易有事前的預防，以後庶民常會蒙受不可補償的損失。最易明白的例子：殺人者受法律制裁，而被殺的受害者已不能復生，以致事後的懲罰不能在實質上補償已失的生命權！
台灣最近頗多亂象令人擔憂。刑案之多，人人自危，這些案件都是典型的違法亂紀。但是令人憂慮者，不僅是各種事故紛至沓來，而更在於其反映的深層問題。台灣的亂象，不僅有人違犯秩序，而是建構秩序的價值系統崩解。社會學上有個人的「脫序」，其後果是犯罪，或自我毀滅（如自殺行為），也有社會整體的「失序」，亦即規範盡失，人人無所適從，以致放僻邪侈，而不自知。
台灣面臨的這一失序情勢，原因相當複雜，有世界性的潮流，也有台灣特定時空背景所引發的條件。以後者而論，尤須注意者則是由貪利而起的種種侵軼與放失。在近代的複雜社會，行政權掌握了支配經濟資源之柄，這一條攫奪財富的捷徑，使許多人暴得大利。他們生活舒適，享受高人一等，引人羨慕。掌大權的得大利，掌小權者也不免跟進，圖謀在臂長可及處，攫取可以享受的資源，下焉者，挨不上權力邊緣的市井小民，遂鋌而走險，搶劫勒索，雖犯死罪而不辭，正因為竊國者侯，才有那麼多的人寧犯諸死而竊鉤！
貪利種惡
假借民意違法 尤為可議
不過，無論上述那些大小事件，還只是眾目可以看得見的違法事例。以目前三權分立的情形來說，還有更嚴重的隱藏違法，十分須予注意！近代思想家海耶克先生，對於人民的自由與權利，有深邃的研究。 在他的名著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中，曾指出政府侵犯人民權利的情形。歷史上有過立法者以形式上的合法程序，假借民意，創制侵犯人民自由與權利。最嚴重者，如希特勒之流，可以多數的民粹主義，壓制少數的原則，狐假虎威，經由立法程序，毀了德國的民主制度。這種形式上合法的行為，在實質上違背了法律。
希特勒之輩神奸大憝，歷史上不常有。然而在民主政治還未成熟的社會，政客譁眾取寵，盜竊民意，取得制法權力後，制定圖利少數特殊對象的事例，卻不是罕見！舉例言之，美國國會通過預算時，常有議員將其個人偏愛的項目，加進行政部門提出的預算案，以致整體預算數字大為膨脹。這些塞進去的項目，十有八九是不急之務，更有可能只使一些特定人士受益，龐大預算必須由全體人民共同負擔。政府年年超支，年年借債，債務利息，又是由人民負擔，這一代負擔不完，下一代還須繼續支付上一代的債務及債息。同樣的，行政部門以行政自由裁量權，隨時可以受選民委託的權力，作種種決定。這些行政部門的日常活動，立法與司法部門其實都只有在出了紕漏之後，才會指責匡正。行政部門行使的權力，都會影響一部分或全體人民的權益。有時，這種影響還會延伸到子孫。舉例言之，政府的行政部門，處理國家安全事務如有不妥，可能引發戰爭；處理內政治安不妥，可能引發內亂（例如，美國的捲入越戰）。事情沒有結束以前，人民必須承擔生命與財務的負擔，而且禍害延及下一代。
以上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的不當行為，在形式上都可能合法的代表人民行使其受人民委託的權力，在出了大紕漏時，司法部門可以裁定其責任，並對有關人員加以懲處。但是，這種事後的懲處，至多有儆告未來的作用，卻不能彌補已造成的損失。法律的保障，遂只是消極的，並不足夠制衡政府的積極能力！
法律徒具
政治權力出軌 民眾受害
數數台灣的政治情形，上述有意與無意的誤用權力，比比皆是。舉例言之，每一次選舉都有人不負責任的承諾各種補助，以取悅若干特定的選民。又例如，公共建設常因土地價格暴漲，而增加其建設成本。又例如，不少以「回饋地方」為名義的支出，增加公用事業的負擔，……凡此都不是任何官員自己的貪瀆所致，然而，老百姓卻必須為此而付出更多的稅款。因此，誠如海耶克先生指出，政府往往是在形式的合法程序下，實質的辜負了人民的委託，使人民權益蒙受隱藏的損害。
海耶克先生對於民主政治的多數民粹主義頗有意見。我們常以為多數決定，是保障民權的基本要求；在民主政治已經成熟的社會，少數的意見，其實也受相同的尊重，不同政黨交替執政，即為了百姓常有選擇，使任何一方不致於走到窮途末路，坑了整個國家與整個社會。如此，單憑「多數」，不能傲人，政治人物遂不致於使盡一切力量，換取當選，更不致挾當選後獲得的權力，肆無忌憚，換取經濟利益。台灣的政治人物，用輕諾取寵，用包裝媚俗，當選之後，則富與貴不約而至。憑藉政治權力發跡的暴發戶，利用權力取得了財富；靠地產、股票聚富的暴發戶，利用金錢取得了權力，這些人的「成功」，為社會樹立了榜樣，一般心志不堅者，當然也就不願再勞心勞力，只想一旦暴富暴貴，享受非份的安樂尊榮。這是社會秩序失落的原因，於是法律可以制裁於犯罪之後，卻不能有嚇阻遏止犯罪於未形。
今日台灣的亂象，不在於沒有法律，更不在於沒有民主，其病根在於政治權力已逸出軌道，將本來保障你我權益的法律，擠得無施展的餘地。任何良法，徒法不足以自行，還須有視守法為當然的國民。整頓社會，單憑「心靈改革」的口號不足以見效，還須有人心口如一，身體力行，才能樹立風氣。如果社會觀瞻所需的頭臉人物，發言如聖者，而行為不仁不恕，無誠無信風氣如何能淳良？社會如何能有規範？
重建秩序
寄望輿論力量 強化司法
我們當然不能只是祈禱盼望這些人的改過，我們還須由自己做起。我們既須不斷從討論中，力圖重建大家可以接受的社會價值及由此而發展的行為規範，也須為法律的後援，防堵政治力量狐假虎威，不使我們自己的權益，輕易為人侵奪。為了重建秩序，我們寄希望於輿論，作為大家發言的論壇。為了強化法律保障人民權益的功能，我們應切實支持司法界的努力。英美法系下，百姓常可向法院控告政府。在台灣，百姓告政府，還不多見。也許，在政府或政治人物有負委託與瀆職，弄權侵犯百姓權益時，我們不能僅限於拉布條遊行，而應當經過告訴舉發，然後由法院判決，大法官裁斷，監察院糾彈……這些體制內的法律途徑，建立法律的權威，使其發揮金鐘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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