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l Red

從現代性到“第三條道路”：現代性劄記之一*
　　
　　　　黃平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09_shx/zlk/huangping/disan.htm
　　　　

吉登斯對現代性和第三條道路的論述，是建立在他對於自啟蒙以來學術主流話語中“主體與客體”、“個體與整體”、“社會與自然”、“個人與社會”等二元敘事的批評基礎之上的；也是基於他對啟蒙話語中關於社會的進化（或“進步”，即社會內部所發生的分階段的自然演化和遞進）理論的批評性論述之上的。和當代許多社會理論家的努力一樣，吉登斯看到了二元論的困境，揭示了進化論造成的遮蔽，他力圖要超越這種在二元間的簡單對立，也試圖要展現被二元論、進化論所忽略的“巨變”（great transformation）的重要作用。

　　　　但是，吉登斯對現代性的理解，仍然是一元的，歐洲中心論的。在他的敘述中，只有一個“現代性”(the Modernity，而不是modernities)，其“大約在十七世紀出現在歐洲，並且在後來的歲月裏，程度不同地在世界範圍內產生著影響。”（《現代性的後果》，以下簡稱《後果》。）他對現代性的這種一元論、歐洲中心論的理解，使他很難看到歐洲以外的發展和變遷，甚至包括歐洲以外如何受到歐洲的現代性影響、並如何對歐洲的現代性進行富有意義的反應（接受，融合，懷疑，反抗，等等）。所以儘管近三十年來，吉登斯一直致力於擺脫自啟蒙以來的二元主義、進化主義、科學主義的陰影，卻又不斷地在他的理論中看到它們的影子。
　　
　　　　現代性的反思性
　　
　　　　與如今某些人熱衷於用令人目眩的概念的多樣性（如“資訊社會”，“消費社會”，“後工業社會”，“後資本主義”等）明顯不同，吉登斯主張，與其寬泛地談論和使用這種種新概念，還不如努力去說明：我們為什麼會對對自身如此迷惘，從而懷疑關於社會組織的系統性知識的可能性？為什麼大多數人都被我們還無法完全理解、甚至基本上都還在我們的控制之外的無數事件和因素所糾纏？“為了分析這種狀況是怎樣形成的，僅僅發明一些諸如後現代性和其他新概念是不夠的；相反，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現代性本身的特性。”（《後果》）

　　　　這裏，吉登斯的路徑，還是某種變了形的“現代化”思路：一方面，他極力反對階段論、進化論，認為現代性是對於原有秩序的“斷裂”(Discontinuity)，即現代的社會制度在一些基本方面是獨一無二的, 其在形式上迥異於所有類型的傳統秩序，其所產生的生活形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的社會秩序的原來的軌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把現代性看作是唯一的、由低向高演變著的對各種傳統秩序的“超越”。

　　　　另一個問題是所謂“階段論”。吉登斯特別強調現代性與過去所有形式的社會生活類型之間的“斷裂”（或非連續性，discontinuity），他也明確地將自己對現代性的理解區別於那種認為社會的變遷在於其內部所發生的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自然演化。因此，問題就不在於現代性是不是有低級與高級之分，而在於評價它們的標準是什麼：經濟的還是也可能還有別的？歐洲的還是也可以是非歐洲的？歷史變革，如果不是按部就班地分階段走，也是可以區分出類型的（例如吉登斯就區分過農業帝國與民族- 國家），問題是現代性是不是也可以（或可能）有類型？如果可能，它們只是歐洲現代性的變形，還是有源自非歐洲的變遷因數？

　　　　十七世紀到今天的三- 四百年，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瞬間，雖然在傳統和現代之間還存在著某種形式的延續，“但是，這幾百年來出現的巨大轉變如此具有戲劇性, 其影響又是如此廣泛而深遠，以至於當我們試圖從這些轉變以前的知識中獲取理解它們的鑰匙時, 我們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幫助。”（《後果》）

　　　　吉登斯的這個論斷，和我們傳統的知識論明顯地有所不同：今天的知識難道不是在過去幾千年基礎上一點一點積累起來的嗎？人類社會的變遷（如果我們不再使用“進步”這個概念的話）不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嗎？是什麼東西把我們推到了這樣一個境地，在這裏過去的知識對於我們理解今天充其量只能給我們十分有限的幫助？

　　　　吉登斯的問題正好相反：為什麼現代性的斷裂特性這麼長時間以來居然並未受到社會科學應有的重視？或者說，為什麼我們一直還以為過去的知識仍然十分有助於我們理解今天？

　　　　這裏，究竟是吉登斯太看輕了人類幾千年（如果不是幾萬年，幾百萬年）的知識積累，還是我們太看重了傳統的魔力？連極力主張與傳統觀念實現徹底決裂的馬克思，不是也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象惡夢一樣糾纏著活人們的頭腦”嗎？如果過往的知識只能給我們十分有限的幫助，那麼歷史學（甚至，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只有一門學科，那就是歷史學”），對於我們理解今天和今後，究竟還有多大意義呢？

　　　　馬克思的理論本身也強調斷裂或變革之重要性。但是長久以來，整個社會理論就一直存在著的進化論的影響，包括馬克思，也把人類歷史看作是有一個總的發展方向、並受著某種具有普遍性的動力原則所支配的過程。社會科學中的進化論的確表述了這種“宏大敘事”。根據這種進化論的觀點，歷史的演變背後有一條“故事主線”，其把人類活動的變遷框定在一幅井然有序、前後相連的不間斷的畫面之中:

　　　　歷史的“開端”是弱小而孤立的狩獵和採集文化，然後進入種植與畜牧社區的發展（從這裏產生出了農業國家，包括強大的農業帝國），最後以現代社會在西方的出現為其“頂點”，剩下來的問題無非是“最高形態”的社會向世界其他地區的伸延，無論是以殖民- 戰爭的形式擴張，還是以其他更“溫和- 文明”的形式擴展。

　　　　解構社會進化論，意味著不能把歷史看成是一個統一體，或者，不能認為它體現了某種組織與變革的統一性或普遍性原則。但是，這是不是說，世界萬事萬物都處於混亂或混沌之中，我們不但根本就無法認識它們，甚至產生認識它們的企圖也是不切實際的“理性的狂妄”？或者，人們是否能夠任意書寫、建構完全特異的所謂“歷史”？

　　　　現在，我們對標識為“後現代”的理論的種種質疑，大都要麼是堅持進化論的基本立場，堅信人類確有“某種組織與變革的統一性原則”（只不過不再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原則罷了，而是諸如理性原則，市場原則，法制原則，等等），並且，這種原則的確是按照進化的程式，一步一步演變而來，既不可能在朝夕之間便得以實現，又最終不可抗拒；或者，同時也固守連續性的立場，認為對過去的認識一定能夠使我們弄清今天並使我們通向確定性的未來。後現代理論的種種說辭，不過是在玩弄時髦辭藻的背後掩蓋自己的虛無或空虛而已！

　　　　吉登斯當然比這兩者都“狡猾”：他認為確實存在著歷史變革的一些確定性事件和制度，人們能夠辨認其特性並對其加以概括。一本小書《現代性的後果》，就是他試圖對現代性進行制度分析的體現。

　　　　生活在二十世紀末的人都能看見，現代性是實際上一隻雙刃劍。“同前現代的任何一種體系相比較，現代社會制度的發展以及它們在全球範圍的擴張，為人們創造了數不勝數的享受安全和生活的機會。”（《後果》）吉登斯在他幾乎所有的著作和演講、談話中，雖然都明確承認但卻很少具體展示，能夠享受這數不勝數的享受安全和生活的機會的人，在經濟- 政治乃至地緣- 種族的意義上，是極不均衡的。

　　換句話說，他雖然承認，卻比較不那麼看重現代性造成的全球範圍的區域、集團、性別和個人的不平等，而更傾向與樂觀地假定，隨著現代性的擴張，全球化的到來，初級現代性所包含的不平等會在高度現代性過程中得到解決。

　　　　為吉登斯所重視的現代性的陰暗面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不論你生活在哪里，都不能逃避現代性所帶來的風險，其中特別是戰爭，這在本世紀變得尤為明顯。

　　　　下面這三個段落幾乎完全援引自《現代性的後果》，即使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吉登斯對現代性的“陰暗面”的論述仍然是十分醒目的：
　　
　　　　從總體上說，古典社會學的締造者馬克思、塗爾幹和韋伯都極為重視現代性所提供的“機會”，都相信由現代所開闢的、使人獲益的可能性，超過了它的負面效應。舉例來說，他們三位都看到了現代工業的工作對人的不良後果，它迫使許多人服從那索然無味的紀律和重複性的甚至是愚蠢的勞動。但是他們都沒有預見到，“生產力”的拓展所具有的毀滅物質環境的潛力究竟有多大。在社會學的理論傳統中，環境- 生態問題完全就沒有被融入自己的視野之中。另一個例子是強力行使政治權力。對社會學的創始人來說，權力的專斷似乎只是過去的歲月裏才有的事情，“專制主義”似乎只是前現代國家才有的特徵。但透過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極權主義，史達林主義以及二十世紀的其他事件, 人們才恍然大悟，極權專斷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現代性的制度之中。極權統治以更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權力連為一體，權力如此緊密和高度的結合形式在民族- 國家產生之前幾乎簡直就是無法想像的。

　　　　另一個更清楚的例子是暴力的擴張。非常遺憾，沒有任何社會學的創始人對“戰爭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 現象給予過系統性的關注。當然，生活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社會思想家，不可能預見到原子彈的發明，而工業創新與工業組織和軍事力量的結合也有一個過程。社會學基本上沒有對這一過程加以分析, 而是強烈地表明瞭這樣的觀點：同以前的時代相比，新的現代性秩序將主要是和平！

　　　　但是，實際情況卻是，人們所面臨的不僅是原子彈威脅，而且還有實際的軍事衝突, 這兩者構成了現代性在本世紀的主要的“陰暗面”。實際上可以說，二十世紀是戰爭的世紀。本世紀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一億以上的人在戰爭中遭到了屠殺，世界上被戰爭殘害人口的比例比十九世紀要高得多，即使我們把人口增長的總數都算進去, 也是如此。假設發生一場有限的核戰爭的話，生命的喪失將會更令人驚恐，一次超級大國的全面核衝突完全可能毀滅掉整個人類。我們今天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是一個可怕而危險的世界。這足以使我們去作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 更不是一定要去證明這樣一種假設：現代性將會導向一種更幸福更安全的社會秩序。
　　
　　　　關於戰爭，過去的社會學家談得太少，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舊的學術分科的體系內，戰爭似乎應該是歷史學、軍事學以及政治學研究的領域。在戰後成長起來的社會學家中間，吉登斯是首批將戰爭（與暴力）納入社會學的基本分析框架的人之一。他不僅提出了戰爭與工業化和民族- 國家之間的密切關聯，而且把戰爭看作是現代性風險與不確定性的主要根源和基本形式。指出戰爭與現代性的這種關聯，恰好意味著現代性絕不只是理性化的過程，或者說，在理性化的名義下也充滿了流血的戰爭史，只不過有了理性化（或文明、進步）的旗幟，戰爭就可以（被進步論者）正當化和合法化。

　　　　不過，吉登斯所談論的戰爭仍然太抽象：我們是不是還應該區分現代性過程中的對外殖民的戰爭與民族解放運動？區分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反帝運動？正如我們談到民族主義的時候，是否還要區分宗主國的民族主義和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和民眾的民族主義一樣？

　　　　現在，冷戰已經結束了。吉登斯自己也開始變得樂觀起來，他甚至提出假設：人類第一次有可能進入了“沒有敵人”的時代！（《第三條道路》，以下簡稱《道路》）然而，就在《第三條道路》出版不到一年時間內，北約對南斯拉夫實施了轟炸“手術”，在幾乎所有的報刊雜誌電臺電視上，不論其立場是什麼，“戰爭”（WAR）都是一個經常用來描述北約轟炸的詞。吉登斯可以說是社會學理論工作者中，最注重戰爭與現代性的關係的人之一，他的《民族- 國家與暴力》，是當代社會學研究者的必讀書，然而即使是他，竟也對冷戰後的世界格局有過如此樂觀的估計！

　　　　我們應該如何認識現代的民族- 國家？吉登斯對社會學理論中通常使用的“社會”概念有很大保留。他認為那些把社會學當成“研究社會”的學者試圖把各個社會都與現代性聯繫起來，儘管他們不一定在每時每地都明白無誤地如是說。在概念化這些“社會”的過程中，他們頭腦中想到的是被相當清晰地界定了的體系，而且，這些體系具有自身內部的統一性。現在，當我們作了如此理解之後，我們可以說,他們所說的各個“社會”其實就是民族- 國家。然而, 民族- 國家的特性卻很少被理論化。為了解釋現代社會的性質，我們必須抓住民族- 國家的具體特性, 這是一種以特別突出的方式與前現代性國家形成鮮明對照的社會類型。

　　　　說到認識，不僅又使我們回到了前面關於對過去的知識在多大意義上是有所幫助的問題，而且還涉及到如何認識的問題。社會學一直被看作是關於現代社會生活的普遍性知識，但是這裏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點認為社會學所提供的關於社會生活的資訊，使我們能夠對社會制度具有某種控制能力，就像物理科學在自然領域所作的那樣。包括馬克思在內的其他學者則提出了另一個問題：怎樣“用歷史來創造歷史”？

　　　　吉登斯認為，後一問題比前一觀點更為深刻，但是它仍然是不充分的。“用曆史來創造歷史”，實質上只是一種現代性現象，而不是一個可以適用於一切時代的普遍原則，它體現的，是現代性的反思特性（Reflexivity）。社會學與其所對應的主題(現代性條件下的人類行為) 之間的關係，必須用“雙重詮釋”（double hermeneutics）才能加以理解：一方面, 社會學知識的發展有賴於作為所謂“外行人”（Laymen）的主體行動者們（Agents）自己的概念; 另一方面，那些在社會科學的抽象化語言中被創造出來的概念，又不斷地重新返回到、嵌入到它們最初由之提取出來、並對其進行描述和解釋的活動範圍中去。社會學的知識或明或暗地、或強或弱地作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範圍, 在這個“反饋”過程中，它既重構著社會學知識自身，也重構著作為該過程整體的一個部分的社會生活領域本身。（《後果》）1

　　　　這是一種反思性的模式，而絕不是像傳統的社會學認識論所主張的那樣，一方面是我們關於“社會”的知識的日積月累，另一方面，與此平行的，是鐵一般堅硬並普世化地控制著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學（以及其他同現存人類打交道的社會科學）並沒有按照人們所說的自然科學那種方式來積累知識。從根本上說，所有人類活動都包含著反思性。不論具體做的是什麼，人們總是與他們所作事情彼此“糾纏不清”，這樣，人作為主體行動者本身就構成了他們所作事情的內在因素。在其他地方吉登斯把這稱之為“對行動的反思性監測”。

　　　　在《社會的構成》中，吉登斯有一段著名的話：
　　
　　　　主體與結構的建構並不是一種二元論的關於兩種全然獨立的既定現象的組合，而是一種二重化的過程。根據結構二重性的原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徵，既是其不斷組織的實踐的條件，又是這些實踐的結果。結構並不是外在於個人的，......它不應被簡單等同於對主體的外在制約，恰恰相反，它既有制約性又同時賦予行動者以主動性。2
　　
　　　　人作為行動主體對現代社會生活的反思存在於這樣的事實之中，即：社會實踐在核對總和改造各種關於它們的認識的同時，也總是不斷地受到關於這些實踐本身的新認識的核對總和改造，從而又不斷改變著自己。所有的社會生活形式，至少部分地正是由它的主體行動者們對社會生活的知識構成的。在維特根斯坦所闡明的意義上，人們總是知道自己是該“如何繼續行動”的（雖然作為當事人或“外行”，他們並不一定能夠清晰地表述出來）。這一點，對人類行動所賴以確立並再造的習俗來說，具有根本的意義。在所有的文化中，由於不斷展現的認識上的新發現，社會實踐日複一日地變化著，並且這些認識上的新發現，又總是不斷地反饋到（或者，“嵌入到”）社會實踐中去。

　　　　但是，只是在現代性的時代，習俗才能被如此嚴重地受到改變和再造，由此才能被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從技術上對物理世界的粗暴干預。人們常常說現代性以對新事物的欲求為標誌，但現代性並不是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對整個反思的設定，它甚至也包括對反思性本身的反思。

　　　　也許只是到了二十世紀的末期，我們才剛剛開始意識到這種反思性的前景其實是多麼地不確定。當理性替代了傳統，它們似乎提供了某種比先前的教條更具有確定性的知識。但是，只有我們無視現代性的反思實際上破壞著獲取某種確定性知識的理性，上述這種觀點才顯得具有說服力。現代性是在人們反思性地運用知識的過程中（並通過這一過程）被建構起來的，而所謂必然性知識實際上不過只是一種誤解罷了。在這個完全通過反思性地運用知識而建構起來的現代性世界中，我們似乎是無處不在。但是同時，我們卻永遠也不敢肯定，在這樣一個世界上，這些知識的任何一種特定要素不會被修正。卡爾·波普說過：“所有的科學都建立在漂移不定的沙灘之上。”3 用吉登斯的話說，在似乎是絕對不容懷疑的科學的心臟，現代性實際上是漂移不定的。

　　　　另外，特別重要的是，在社會科學中，所有建立在經驗之上的知識的不確定性還必須加上“破壞性”這一條，其根源在於：社會科學的話語都要重新再嵌入（re-embedding）到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由於啟蒙運動和推崇理性之間的密切關聯，人們通常認為，自然科學在把現代觀念與過去的精神狀態欄別開來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偉大成就。即使那些偏愛詮釋型社會學而非科學型社會學的人，也常常把社會科學看成是自然科學的可憐巴巴的附產品。但是，社會科學實際上比自然科學更深地蘊含在現代性之中，因為對社會實踐的不斷修正的依據, 恰恰是關於這些實踐的知識，而這正是現代性制度的關鍵之所在。4

　　　　進一步說，所有其他的社會科學學科也都參與了現代性的反思過程。以經濟學為例，諸如“資本”、“市場”、“價格”、“投資”等許多概念現在所具有的意義，構築了“現代經濟生活”的內在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不是所謂的“外行”人事實上也按他們自己的理解掌握了上述這些（以及無限多的其他）概念，現代經濟生活就不可能是今天這個樣子。如今我們許多人都在批評（甚至抱怨）“不規範的市場”，“黑市”，“假貨”，卻比較少意識到，“完全的市場”只存在於某些經濟學學派的理想的模型之中。這個問題，倒是主張規治市場的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有許多精彩論述。5

　　　　這裏所涉及的，還有話語實踐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沒有這些雷蒙·威廉斯所說的“關鍵字”（Key Words），沒有千千萬萬作為外行的行動主體的人對諸如“資本”、“市場”、“勞動”等這些關鍵字的理解（不管這些理解是否“準確”），就不會有今天的市場；而今天的市場是什麼樣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作為外行的行動主體的人們對它的接受、理解一致的，既與他們是否接受、理解“市場”一致，也與他們怎樣接受、理解“市場”一致。

　　　　在各門社會科學學科中，社會學也許在反思現代性的過程中處於關鍵的地位，這源於它用最大眾化的方式去反思現代的社會生活。例如，由政府公佈的關於人口、婚姻、犯罪等官方統計資料，似乎提供了某種精確研究社會生活的路徑。對科學型社會學的先驅們來說，這些統計資料代表著硬性資料，憑藉它們，現代社會的相關方面就能得到比缺乏這類資料的方面更為準確的分析。然而，官方統計資料並不只有測定社會生活的意義，而且它們也會制度性地反饋到原來收集它們並由它們所測量的社會生活領域中去。自有統計之日起，核對官方資料本身就成了國家權力和許多其他社會組織模式的建構因素。現代政府的行政管理，與對這些“官方資料”的每日每月的統計，是密不可分的，所有的現代國家都成天忙於這種統計數字的收集和核對。

　　　　我們比較熟悉今天各級都往統計數字裏“摻水”，卻沒有怎麼意識到這裏其實不僅是所謂“弄虛作假”的問題。再認真的統計員，也有他們自己對於統計指標的理解，再嚴肅的被統計者（“外行”），都有自己的千差萬別的對於被問概念的“詮釋”，而作為這個過程的結果的統計數字，每被使用一次，就會被其使用者再“創造性地轉換”一次。現代社會（民族- 國家）的變遷，在很大程度上，不僅是被統計數字體現出來的，而且也是由於統計數字的嵌入而被建構起來的，在這個建構的過程中，“雙重詮釋”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是，占支配地位的統計資料，背後也隱藏著占壓倒優勢的詮釋理論，而當人們用占壓倒優勝的詮釋理論再去“說明”統計資料時，這些資料本身也就又一次被“反思性地”再編織起來了。

　　　　因此，我們不能按照啟蒙理性所確立的原則去簡單地堅信，人們對社會生活的知識（其實往往僅僅是得到了部分經驗支援的知識）瞭解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運。這裏，除了權力、價值的作用外，未預期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一個關鍵。6 人們所積累的關於社會的知識再多, 也不能完全涵蓋它的物件的各種情況和可能。假如，我們關於社會領域的知識確實只會越來越完善，未預期後果的範圍也許就會越來越小，不期望發生的後果也就會越來越少。

　　可是，現代社會生活的反思性阻斷了這種可能性。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存在著穩定的社會世界可否讓我們去認識，而在於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本身，就會使得這個世界不斷發生變化。

　　　　但是，我們又不應該因此就認為：既然關於人類行動和社會運動趨勢的系統性知識是不可能的，因此這種可能性也就不值得認真地思考。如果持這種觀點，那麼人們唯一可能做的就是完全拒絕任何智力活動，包括拒絕“遊戲式的解構”，以便從事健身、養身之類的活動（如果不是縱情聲色或賭博之類的活動和話）。解構啟蒙話語，絕非否定任何認識活動的意義，而是試圖揭示由於啟蒙式的“宏大敘事”（如把歷史看作是進化的，階段的，整體的，被統一性所支配的，卻沒有作為“外行”的主體行動者不斷捲入並不斷反思的過程）所造成的可能的智力遮蔽和“理性狂妄”。嚴格地說，把“POST-ISM”譯作“後××主義”本身就是誤導性的：“後”在中文裏所隱含的，正是當代這些理論（既包括吉登斯等人所試圖堅持並闡發的現代性理論，也包括李歐塔等人想解構的“現代性敘事”）所不齒的階段論。

　　　　我們還可以看看尼采和海德格爾的“虛無主義”。雖然在他們之間存在著分歧，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兩個人都把下述這樣一種觀點同現代性聯繫起來，即認為“歷史”能夠被看作是對於知識的理性基礎的日漸把握。按照他們的觀點，新型知識的型構的意義在於，在知識的積累中，用它來分辨什麼是有價值的，什麼是沒有價值的。他們各自都發現, 既有必要使自己與啟蒙的基本主張保持距離，但又不能高高在上以某種超然或優越的姿態去批評啟蒙。因此，他們都廢棄了處於啟蒙理論核心地位的“批判性超越”概念。尼采自己就曾坦言, 他除了揭示出隱藏在啟蒙主義本身背後的先設假定以外, 並沒有做更多的事情。7

　　　　也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邏輯實證主義者，作為其長期以來致力於從理性化思想中清除所有傳統和教義中的廢物的結果，最直接地發現了現代性是不確定的。現代性, 就其核心而論, 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而且, 似乎也沒有什麼辦法使我們能夠“解除”這種迷惑。我們在曾經似乎有過明確答案的地方又不斷遇到新困擾和難題，而且，對這種困擾和難題層出不窮的現象的普遍意識慢慢地逼迫著每一個人進行反思，它滲透進了人們對現代性的憂慮之中。

　　　　這種憂慮的體現之一，就是歐洲和西方霸權日漸衰落。確實，自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西方的衰落”一直是歐美許多思想家重點關注的課題。但吉登斯不同意如此理解：“西方的衰落”意味著歷史變遷中存在一種迴圈，現代西方文明據此被簡單地看成是諸種文明中的一種區域性文明而已，而其他文明則早已在世界其他地區先于現代文明出現了。但是，根據吉登斯的斷裂論，現代性不僅是諸種文明中的一種。辨證地說，西方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控制的日漸減弱，恰恰是它們全球性擴張的結果。“西方的衰落”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現代組織制度在世界範圍內的不斷擴張！

　　　　這裏，他的解釋當然具有新意，卻也仍然是歐洲中心論的，沒有看到也許還有別的現代性，或許還有超越- 突破西方現代性的可能。這種歐洲中心論，這在吉登斯關於現代性的制度性分析中更為明顯。
　　
　　
　　　　現代性的制度性分析
　　
　　　　古典社會學的觀點或理論傾向，是尋求對現代社會作某種單一的、占主導地位的制度性闡釋：如現代性究竟是資本主義的（馬克思），還是工業化的（塗爾幹），抑或是理性化的（韋伯）？這種分析和爭論部分地是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之上的，因為，每一方都包含了一種化約論和還原論。吉登斯試圖做的，是綜合各家之長，再添補各家之短。他建立了一種分析現代性制度的四維模式。
　　
　　　　除了資本主義受到馬克思的影響，工業主義受到塗爾幹的影響外，社會（民族- 國家）的監督多少有韋伯和福科的啟發，但是吉登斯更注重對資訊的控制，這是韋伯和福科談得很少而又隨著電腦- 網路的運用而日益變得如此明顯和如此重要的領域；軍事力量、暴力和戰爭的工業化則是吉登斯深感重要卻向來被社會學家嚴重忽略的現代性制度特徵。正是這四個維度的彼此關聯和相互作用，才有了我們所說的現代性，也才有了我們熟悉而又不甚了然的現代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

　　　　但是，究竟為什麼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社會（民族- 國家）呢？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按照其主要的制度性線索描述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話，這個問題就無法回答。因為，由於它所具有的擴張本性，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只在很少幾個方面是局限於特殊的社會邊界內的。從它產生之初，資本主義在規模上就是國際性的。這樣一種國際性或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它同樣也包含著對暴力機器的控制和戰爭。無疑，軍事武裝力量始終也是前現代諸種文明之主要特徵。使現代性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是對暴力機器的控制與工業主義之間的特殊關聯，其導致了軍事與工業組織之間的相互滲透。“戰爭的工業化”急劇地改變了戰爭的性質，現代性使我們進入了“全面戰爭”（total war）和熱核戰爭的高風險時代。

　　　　這裏吉登斯十分注意馬克思的論點：在把現代社會生活從傳統世界的制度方面分離開來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企業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按照馬克思的診斷，資本主義所有的再生產都是“擴大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無論是在其外部還是在其內部，無論是在民族- 國家範圍的內部還是在民族- 國家範圍之外，就其本性來說，都是擴張性的，其經濟秩序不可能像存在于過去大多數傳統體系中的情形那樣，維繫在一種靜態的平衡和地域性範圍之中。

　　　　在1998 年吉登斯同英國政治學家克裏斯多夫·皮爾森之間進行的關於現代性的長篇對談中，後者問吉登斯：“在馬克思、塗爾幹和韋伯中，你是否覺得韋伯的理論對今天更有說服力？”並且因此，“我們現在都是韋伯主義者了”？吉登斯的回答與他自己的多篇著作給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出人意料的話）：
　　
　　　　我並不如此認為。韋伯對事情的看法很特別，但是我並不覺得它們都那麼有說服力。他主要地並不是一個社會學家，他甚至拒絕在許多社會學家看來是最基本的理論思考。《經濟與社會》嚴格說來更是一組概念而不是一套理論。我並不認為他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能夠經受住時間的考驗。或者說，我們不能認為韋伯的理論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而其他人（馬克思和塗爾幹）的理論卻沒有能夠如此。……在70年代初，當我寫《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的時候，那些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例如，帕森斯）忽視馬克思並認為他的著作已經過時了。今天的情況又是這樣，理由卻似乎更充分了，那就是共產主義的失敗。但是我對馬克思的看法基本上沒有改變。就資本主義企業的起源和性質而言，以及就圍繞它們的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而言，馬克思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作的許多論述仍然是有效的。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性質的論述是正確的：這是一種無休止擴張而無法停歇下來的體系，其毫無遏制的市場力量導致了貧富的兩極分化，也導致極少數商人對市場的控制。馬克思的問題（也是其被認為是最大的成就）在於：未來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個什麼樣子，以及如何去實現它。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文明之中，卻並沒有出現馬克思所預見的社會主義去替代它。8
　　
　　　　由這四個維度編織起來的現代性正在內在地經歷著全球化的過程，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如上所說，在傳統的社會學中，所謂“社會”，一直就是指的現代社會，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現代的民族- 國家。整個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民族- 國家的框架內來提出問題並展開研究的。隨著科技- 經濟- 金融和文化媒體的全球化過程的出現，民族- 國家範式正在受到極大的挑戰。

　　例如，當中國社會正試圖加速自己向現代社會的艱難轉型的時候，整個外部的發展環境已經不再簡單地只是如何與其他民族- 國家發生關聯的問題了，而且也包括著如何與越來越具有經濟- 政治- 文化上的影響力的跨國力量或全球力量發生關聯的問題。這種情勢，迫使許多原有的社會學理論和視角都面臨著改造或轉換的壓力。

　　如何將社會學的研究在理論與方法上體現這種情勢和壓力，並實現“創造性的轉換”，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全球化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怎樣才能更精確地從理論上概括這一現象？全球化意味著原有民族- 國家的消解，還是民族- 國家體系在全球範圍的擴展？是現代性在全球層面上的擴張，還是多元化時代（甚至後現代時代）的到來？如果我們的確正在邁入全球化時代的話，那麼，如何看待與此同時各地都正在出現的地方化趨勢？它們是對全球化的抵抗，還是全球化的另外一種表現？有沒有可能建立起全球化的社會學，或者，我們不過是把原來的古典社會學理論擴展到全球範圍而已？

　　　　記得大約十年以前，當斯克雷爾發表他的《全球體系的社會學》9 的時候，他特別強調跨國公司在全球化過程中的關鍵作用，這時連吉登斯也覺得離開民族-國家體系談跨國化（全球化）實在沒有多少說服力，甚至是Nonsense！

　　　　即使是今天，在社會學的既有文獻中，對全球化這一概念所展開的種種討論，幾乎都不能與今天變得如此重要的全球化過程本身相協調。但是，今天無論是誰，無論其在世界的什麼地方研究城市問題，都會意識到，發生於本地某社區裏的某件事情，很可能會受到那些與此社區本身相距甚遠的因素（如全球的貨幣和商品市場）的影響。其結果並不一定是在相同方向上的一系列綜合性變遷，相反，甚至通常是彼此相反的趨向。通過一個複雜的全球性經濟網路的作用，新澤西周圍日益增長的繁榮很可能與孟買附近的一個社區的貧困相關。另一個例子是正在歐洲和其他地方興起的地方- 民族主義。全球化的社會關係的發展，既有可能削弱與民族- 國家（或者，與某些民族- 國家）相聯的民族感情，也有可能增強更為地方化的民族主義情緒。當社會關係橫向延伸並成為全球化過程的一部分時，我們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到地方自治與區域認同日益增強的勢頭。

　　　　吉登斯特別強調全球化所具有的辯證特性。例如，伴隨著全球化，作為聯盟、戰爭、或各種政治與經濟的變遷的後果，當某些國家或國家集團失去主權時，經常伴隨著另一些國家的主權的增強。例如，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作為加速全球性分工的結果之一，某些“古典的”西方國家的主權控制力有可能減弱了，同時某些遠東國家（至少在某些方面）的主權控制力卻增強了。他當然也越來越意識到沃勒斯坦（E. Wallerstein）對世界體系的論述，不僅在理論上而且也在經驗分析上做出的巨大的貢獻。10

　　　　這裏絕非不重要的是，沃勒斯坦繞開了社會學家們通常所熱衷的“社會”概念，而更傾向於用全球化關係（Globalised Relationships）概念去分析問題。他所說的“世界經濟”是一種在地理上不斷延伸的經濟關係網絡，其先于現代時期就已經存在了，但是它們明顯地有別於在過去三- 四個世紀中發展起來的世界體系格局。早期的世界經濟通常以大的中央帝國為中心，而且曾覆蓋帝國權力中心所能企及的周邊地帶。恰如沃勒斯坦所分析的那樣，資本主義的出現展示了一種全然不同的秩序，因為它第一次在空間跨度上真正成了全球性的，並且更多地是建立在經濟（即“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上，而非建立在政治權力之上。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源自十六-- 十七世紀，它是通過商業和工業的關聯而不是通過政治中心而整合為一體的。當然存在著多邊性的政治中心，亦即民族- 國家。現代世界體系因此分成了三大組成部分：核心地區，半邊陲地區和邊陲地區，儘管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區域性的定位也在改變。

　　　　根據沃勒斯坦的觀點，早在現代社會的初期, 資本主義就開始在世界範圍伸延了：“從一開始，資本主義就是一種世界性經濟而非民族- 國家的內部事務……資本決從不允許民族- 國家的邊界來劃定自己的擴張野心。”11

　　　　沃勒斯坦擺脫了許多正統社會學理論的某些限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擺脫了在對社會變遷的闡釋中存在著的強烈的“內髮型模式”傾向。但是他的著作也有不足之處。他仍然把現代社會轉變歸結為一種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關係：資本主義。由是之故，世界體系理論強烈關注經濟影響，卻對下述這個在國際關係理論家們看來具有核心意義的現象很難作出令人滿意地解釋：民族- 國家和民族- 國家體系的興起。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吉登斯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看作是全球化的四個維度之一，下面是前面提到的現代性制度的四種維度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維度之一是世界軍事秩序。作為一種巨大的毀滅性力量的現代武器，結果是幾乎今天所有的國家都擁有遠遠超過了甚至是前現代文明中最強大的帝國的軍事力量。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經濟非常弱小，軍事力量卻很強大。吉登斯甚至提出，在武器方面幾乎就沒有什麼“第三世界”，而只有“第一世界”。擁有原子彈已不再是發達國家的專利了。最近的印巴核實驗，以及傳說中的朝鮮的核能力，就是最清楚的說明，它們對“第一世界”（如果我們繼續使用這個冷戰概念的話）造成的憂慮，甚至不亞于當年的蘇聯。

　　　　本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證明，地域性的軍事衝突事件完全可能是全球性戰爭的開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最後參戰的各方實際上來自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地區。吉登斯認為，核風險的另一面是，在原子核武器時代，除了在世界政治中可能具有的象徵性價值以外，擁有原子武器的真正作用，是防止他人使用原子武器。這有可能導致擁有原子武器的國家間戰爭的懸置。這是不是太天真了呢？吉登斯回答說，我們不得不這樣希望！

　　　　這個希望能維持下去嗎？來自軍事暴力的威脅也是現代性的高風險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軍事秩序之下，在這樣的秩序下，作為戰爭工業化的結果，現在已擴散到全世界的武器（當然也包括核武器）具有了史無前例的毀滅性力量。核衝突的可能性所造成的危險，是以前世世代代的人從未面臨過的。

　　 風險的全球化，今天已經成為一個不需要說明就能感覺到的問題。

　　　　貝克指出，這種全球性的風險不論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區別，也不管世界各個地區之間的區別。“切爾諾貝利無所不在”的事實，意味著他所說的“他人的終結”：享有特權的人和無特權人之間的分界線的消逝。某些風險的全球性強度超越了所有社會和經濟差別。12

　　　　但是，這決不應該使我們對下述基本事實視而不見：在現代性的條件下，與在前現代世界中的情形一樣，許多風險在上流社會人士和下流社會平民之間的分佈是極不相同的。不同的風險（例如，在食物- 營養水平和對疾病的感染與治療方面的風險）就是“特權”和“無權”實際含義的主要內容之一。

　　　　原子核戰爭僅僅是當前全球存在的所有的、可能也是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險之一。自八十年代初以來，人們意識到，即使是非常有限的原子核戰爭也會給氣候和環境帶來相當嚴重的影響。少量核彈頭的爆炸都可能對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這種破壞還會威脅到所有高級動物物種的生存。據計算，“原子之冬”( nuclearwinter) 所需要的核彈頭，還不到所有核武器國家擁有的核彈頭的10 ％，甚至也低於五十年代擁有的核武器數目。這種局面將完全證明後面這個斷言的正確性：在這樣的環境中，再也沒有什麼“旁觀者”，那些沒有直接捲入戰爭的人也都會成為核戰爭的犧牲品。並且，核技術也越來越擴散，大國尤其是美國老是擔心“流氓國家”擁有核武器，但大國怎麼阻止原子武器國在自己的領土以外從事軍事冒險，是個新問題。超級大國在其軍事力量的邊緣地區策劃、進行著可以被稱之為“精心安排的戰爭”，即那些與它國政府或遊擊運動或二者同時發生的軍事衝突。在這些衝突中，超級大國的軍隊不到萬不得以甚至根本就不用親自登臺亮相，但在二戰以來幾乎所有的局部戰爭中，超級大國都是背後最大的操縱力量。而冷戰以後為了遏制“流氓國家”的勢力，美國等大國已經幾度直接出面精心組織狂轟濫炸。對此，哈貝馬斯、博迪厄、喬姆斯基、薩依德已經發表了他們各自支援或反對或試圖跳出“非此即彼”的怪圈的言論或申明，吉登斯有什麼說法，將是令人非常感興趣的。

　　　　全球化的另一深層而重要的方面，是在每一種不同的制度性維度的背後存在著的文化全球化的現象。早在1892 年，一個評論家就曾寫道，由於現代報紙的作用，某個邊遠鄉村的居民對當時所發生的事件的知曉程度，超過了一百年前的一位首相。閱讀某一份報紙的村民“自己就同時關心著發生在智利的革命，東非的叢林戰爭，中國北方的屠殺，和發生在俄國的饑荒。”13

　　　　這裏的要點，不在於人們偶然地知道到了發生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諸多事件；這裏的要點在於，如果不是鋪天蓋地而來的由“新聞”所傳達的共用知識的話，現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擴張本來是不可能的。但是，吉登斯沒有揭示這種“共用知識”背後的問題，包括媒體和資訊系統在散佈“全球文化”並使其合法化（使世界各地個階層的民眾自覺主動遵從其邏輯）的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這一方面，倒是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罕學派以及各式各樣的“文化研究”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在很長時間內，“文化”幾乎都在社會學家（包括吉登斯）的視野之外，這也許是因為社會學家總是想找到變遷的“硬指標”（例如制度）而文化確實是太“軟”了。這裏，我們又看到了社會學的“野心”。而這正是吉登斯原本想要擺脫的。所以，全球化，並不如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僅僅是又一次帶給我們希望的機會。倒不如說，它如同現代性本身一樣，是一種悖論。我們現在需要回答的，不僅是“全球化的準確含義是什麼？”這樣教科書式的問題，而且還包括：它到底包含哪些內容？它可能導致什麼樣的（無論是預期的還是未預期的）結果？全球化僅僅是指經濟（至少商品與資本，據有人說勞力算不算現代經濟的要素還是個問題）的全球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越來越高，還是也意味著在技術- 社會- 政治- 文化乃至更多的領域（例如軍事與戰爭）裏的全新格局？如果說，伴隨著全球化過程的，是南北、貧富兩極分化的加劇，那麼為什麼反倒是右翼的政黨和個人（如美國的布坎南）在起勁地反對全球化並主張排外和保護主義？

　　　　我們究竟在什麼程度上能夠駕馭現代性（嚴格地說是西方的現代性，包括它的全球化）這頭看似不可駕馭的猛獸或怪獸？或者至少，能夠引導它，從而降低現代性的風險並增大其所能給予我們的機會？我們怎麼會生活在一個如此失控的世界上，它幾乎與啟蒙思想家們的期望南轅北轍？為什麼那“甜蜜理性”（sweet reason）的普及並沒有創造出一個我們能夠預期和控制的世界？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現代性的全球化究竟會帶來什麼能夠預期的和不能預期的後果？對未來不作任何擔保和許諾的社會批判理論，在二十世紀末期應該以什麼面目出現？除了必須具有社會學的敏感外，它是否對內在的制度性轉變也必須保持警惕（正是現代性使得這種制度轉變成為開放性的、面向未來的）？它是否必須意識到，在具有嚴重後果的風險環境中，道德的承諾和“美好的信念”潛在地也可能是很危險的？它在意識到現代性的風險與道德許諾的危險的同時，是否也絕不應放棄它的批判銳氣和對未來的理想？如果還要繼續保持這樣的烏托邦理想，那麼，它應該怎樣看待和捲入過去的和現在的各種抵抗或反思現代性的陰暗面的社會運動？

　　　　對首先把現代性與資本主義或工業主義聯繫起來加以認識的人來說，勞工運動是一種典型的社會運動。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們把勞工運動看作是“歷史前進的車頭”，而他們的批評者卻力圖表明，勞工運動只是在工業發展的早期階段具有革命性的作用，隨後就演變成了各種利益集團中的一支。無疑，資本主義仍然是一種階級體系，勞工運動的鬥爭仍然與某種可能“超越”資本主義的東西有關。但是，如果一心一意地只關注勞工運動，則只是片面地強調了資本主義或工業主義是現代性的唯一的重要動力與維度。這裏，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以推翻資本主義為目標的早期工人運動，還是以建立資本主義為宗旨的當代市場運動，似乎都在認識論上犯了同樣的毛病：把資本主義看作是現代性唯一的制度性根源，區別僅僅在於是否定它還是肯定它，視它為萬惡之源或幸福之本。吉登斯則試圖說明，其他的社會運動也很重要，而且它們也能夠與先前勾畫過的現代性多維特性相關聯。它們為我們顯露了可能的未來的曙光，而且，在某些方面，它們成了通向未來的橋樑。
　　
　　　　但是，女性運動（“女權運動”這一翻譯欠妥）在哪里？吉登斯只是在這裏做了一個小小的注釋。但是實際上，如果我們稍微仔細一點回顧戰後的過程，就會看到，西方出現的女性運動，不僅使性別與性的問題進入了學術的視野，成為對傳統社會科學提出嚴厲挑戰的重要資源，而且也提出了更深刻的問題：過去的社會科學，都是以男權主義為中心的嗎？或者，它們在研究階級、民族、種族、地區的分化，探討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的過程中，是不是充滿了男權主義的偏見和歧視？我們是必須重構現有的社會科學體系，還是僅僅加進性別的視角，就可以克服或避免原有社會科學的局限？男女平等或女性解放，除了婦女參加工作和選舉等經濟- 政治活動之外，是否還有話語方面的革命性意義？我們在反思啟蒙話語的時候，是不是意識到了，如果不從更深刻的層次上檢討整個體系的困境，而僅僅加進一點所謂女性主義視角，仍然不過是改頭換面的啟蒙話語（不過更加精緻罷了）？

　　　　未來是個什麼樣子？誰也不敢保證。而且，只要說到未來，就不免帶有烏托邦色彩。吉登斯把他對未來的設想叫做“烏托邦的現實主義”。這是一種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混合：首先它是一種現實主義，是建立在對現代性的制度分析基礎之上的；但是，它又是烏托邦的，因為它保留了前人的那些理想。
　　
　　　　對匱乏型經濟體系（並進而，對資本主義體系的超越）是什麼？如果它仍然是社會主義的話，它很少會與與蘇式的社會主義有多少相似的地方，後者雖然明顯地與資本主義大相徑庭，但它卻型構了一種經濟上低效、政治上集權的工業化的管理模式。當然，“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指涉的東西差異太大，一個多世紀以來，這個術語簡直就是無所不包，它甚至可以是任何特定思想家所希望看到的任何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所以，簡單地談論“社會主義”是可以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但是，如果把社會主義只看做是嚴密地而有計劃地組織生產（並主要在民族- 國家的經濟體系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肯定就會衰落。

　　　　具有對照意義甚至是諷刺意義的是，正像當初人們簡直恨不得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社會主義身上一樣，冷戰後的“共識”是人類的一切問題（如果還不說一切罪惡的話）皆源於此。很多人在論述社會主義的歷史的時候，總是帶著某種潛臺詞：

　　“要是當初不是社會主義，……”一些自稱是歷史學家的人，在檢討蘇聯和東歐的痛苦經理和教訓的時候，基本不考慮歷史因素的複雜性，只是重複一個如同常識一樣的東西：社會主義帶來了那麼多“人為的”破壞。然後，就馬上轉向曾經被詛咒了無數次的資本主義大本營，認定那裏發生的一切都向來是“起點平等”的，而（再一次地！）喪失了歷史的眼光，甚至連屠殺印地安人和販運黑奴的事實似乎也要麼根本就沒有發生過，要麼就是“進步”的代價和“先進對野蠻的征服”。

　　　　如果允許我們暫時撇開別的問題（例如對個性的嚴重忽視甚至摧殘），單從經濟和管理的角度說，社會主義，特別是蘇式的計畫社會主義，確實嚴重忽略了市場；馬克思的理論也曾經設想共產主義是沒有商品和貨幣的。但正是被嚴重忽略乃至恨不得要儘快消滅的市場，提供了在複雜的生產- 流通- 交換- 分配體系中發揮配置資源作用的裝置。然而，我們也應該承認，正像馬克思準確判斷的那樣，市場也積極維持著（甚或還瘋狂生產著）主要的剝奪形式。超越資本主義不僅將意味著在解放政治的意義上超越資本主義市場所帶來的階級劃分；就生活政治而言，它將進一步超越用經濟標準決定人類的整個生活狀況和生活質量的制度環境。吉登斯在這裏提出了他自認為是適用於全球範圍的超越匱乏型體系（post-scarcity system） 的可能性。
　　
　　　　但是，人們不得不問，在這個以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為標誌的世界上，特別是在發達社會、發展中社會和不發展社會之間14 的大量不平等仍然是主要問題的世界上，在資源不僅有限的而且已經成了壓力的情況下，超越資本主義還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嗎？吉登斯的回答是：讓我們反過來問一句，為了尋求一個不是沿著自我毀滅之路而行的世界，我們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追求資本主義的積累不可能無限制地進行下去，因為在資源方面它不可能自我維繫。當然，某些資源本來就很稀缺，但大多數資源原本並不少，所謂“匱乏”，除了保證肉體存在的基本需要之外，是相對於社會所定界的需求和特殊的生活方式的，例如消費主義文化- 意識形態所激發的“需求”和生活方式。有證據表明，生活在經濟發達國家中的許多人患有“發展疲勞症”，而且，有更多的證據表明，人們普遍意識到，無休止的經濟增長並沒有價值，除非它真能積極地改進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15

　　　　19 世紀以來，進步- 增長- 發展- 現代化曾經一直主宰著或影響著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和理路。中國社會也在20 年來進入了全新的高速發展時期，而正是這20年來，進步- 增長- 發展- 現代化的社會學範式在理論和經驗的層面上都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各機構、各群體的懷疑、批評和批判。特別是由於20 年來，在二戰以來進步- 增長- 發展- 現代化範式的指導下的發展規劃與發展模式，無論是世界各國內部還是各國之間，不是導致了協調性與可持續性，而是貧富懸殊的擴大，社會不公的蔓延，社會安全與信任的危機，以及生態- 環境的巨大風險。但是，來自批判學派的種種非難，如果不能提出什麼可替代的方案和日程，則這樣的批判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理論和方法上的說服力和穿透力，並在實踐上引發虛無主義或悲觀厭世。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與社會變遷，社會及其機構、組織、社區的再造，在什麼意義上將不只是按照“叢林規則”進行的？有沒有可能在確保基本的社會公正的前提下實現社會的經濟- 政治- 文化的持續與人文發展？這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最近發表的UNDP 《1999 年年度人文發展報告》用大量是資料表明，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兩極分化不是縮小了，而是拉大了：不僅南北差距拉大了，而且發達社會內部（例如美國社會內部）的差距也拉大了，其不僅體現在經濟財富和經濟收入方面，而且也體現在性別、種族、區域、對技術的佔有和使用等上。拿計算機網路技術來說，只有世界人口的19% 的富國和經合組織成員國，卻擁有全世界91% 的網路用戶。全球化已經在富國與窮國之間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群體之間製造了一條日益加深的鴻溝。“按人均國民收入計算，世界上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與最窮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從1960 年的30 ：1 上升為1997 年的74：1。”16 如果說，原來意義上的階級概念至少在發達社會正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如藍領工人越來越少，投票所反應的越來越不是階級取向而是其他類型的群體取向；如果說，在發展中社會（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階級問題也越來越和諸如種族、性別、國家等問題糾纏在一起，越來越顯示出複雜性，這絕不意味著，我們正迎來一個資本主義高奏凱旋曲並使得人人受益的全球化時代。
　　
　　
　　　　第三條道路
　　
　　　　吉登斯寫《第三條道路》這本小書的背景非常明顯：直到本世紀70 年代末期在工業化國家仍然佔據主導地位的“福利共識”的瓦解，80 年代末以來蘇東社會主義體制的瓦解，與此同時市場原教旨主義又並沒有能夠緩解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二難困境。

　　　　冷戰結束以後，社會主義的信譽受到嚴重質疑，而全球化的金融、資本、商品和文化正在席捲整個世界的每個角落。促使這一切發生的異常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技術變化的原委是什麼？人們應當怎樣來回應這些變化？

　　　　“第三條道路”這個術語本身並沒有什麼特別。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上，這一術語已經被使用過許多次。吉登斯自己也說過，叫第四條道路、第五條道路都行，關鍵是如何跳出不是福利社會主義（更不用說計畫社會主義）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例如，柴契爾主義）的二元論。

　　　　吉登斯從一開始著手理論研究，就特別明確地要超越主體與客體、結構與行動的二元論，這樣才有了結構化的理論嘗試。如果說，在理論的層面想要將二元論改造成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那麼，在實踐的層面提出烏托邦的現實主義，在政治的層面借用一句老話“第三條道路”，就沒有什麼奇怪。特別是在今天，當歐洲的政治思想似乎已經失去了它們的鼓動力，公共討論的主題成了各種各樣的擔憂（道德水準下降、貧富懸殊加劇、福利國家的壓力，等等）的時候，就更可以理解。

　　　　“如果沒有理想，政治生活就一無是處；但如果理想與現實的可能無關，它們就是空洞的。”（《道路》）問題在於是不是真的能夠超越左與右？結構與行動的二重性理論到底是折中還是創新？烏托邦的現實主義，究竟是在保留一點理想的條件下向現實的妥協還是新的綜合？“第三條道路”是在探索一條新路還是僅僅把自己擺在中間偏左（或者，用左翼的話說，是中間偏右）的位置？

　　　　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認為，自由資本主義導致了許多馬克思所診斷出來的弊端，但又相信這些症狀可以通過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而得到緩解或克服。國家有義務提供市場無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福祉。在老派社會民主主義看來，國家積極干預經濟和社會的其他領域不僅是正常的，同時也是應該的，因為公共權力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代表著集體意志。有政府、企業和工會等參與的集體決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場機制的負面作用。

　　　　從70 年代中期到蘇聯解體這一段時間，社會民主主義越來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場哲學的挑戰，特別是受到柴契爾主義或雷根主義（更一般的稱謂是新自由主義）的挑戰。在此之前的一段時期，主張市場自由化的思想似乎已屬於過去。自由市場的重要鼓吹者弗裏德利希·馮·哈耶克以及其他站在自由市場的立場上批評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們的言論，曾經一度被視為古怪偏執，那個時候似乎大家都是福利社會主義甚至計畫社會主義者了。哈耶克們七十年代中期以來，由於柴契爾夫人的大力鼓吹和推動，又才一下子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柴契爾夫人剛剛上臺時，並沒有一套羽翼豐滿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在她執政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型的。柴契爾主義非常明顯地表現出對不平等現象的無動於衷，或者甚至是對不平等的積極支持。只有“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人才會認為“社會不平等天然就是錯誤的或有害的”。在柴契爾眼中，平等主義的政策創造出一個單一的社會，而且，這些平等主義政策只能借助於專制力量才能推行。撒切爾幾乎是第一個把“資本主義”明顯地作為褒義詞使用的人。在她的口中，資本主義成了一種無比美妙的體制和意識形態。柴契爾主義以後，人們才漸漸習慣了大言不慚地談論資本主義。然而，吊詭的是，傾向於自由主義的政策卻又把機會平等看成是值得追求的和十分必要的。甚至更有諷刺意味的是，約翰·梅傑接任柴契爾夫人任英國首相後，學著模仿馬克思的語氣，宣佈在他的保守黨領導下要把英國建成一個“無階級的社會”！

　　　　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首要特徵是就對“大政府”的敵視。英國保守主義之父艾德蒙·柏克表達了他對國家的嫌惡，他認為國家的過分擴張會變成自由和自主的敵人。美國的保守主義則一直保持著對中央政府的敵意。柴契爾主義利用了這些思想，但它同時還利用了對於國家角色所持的古典自由主義懷疑論，這種懷疑論的基礎是關於市場優越性的經濟學論證。使國家最小化的理論與把公民社會視作一種社會團結的自生機制的獨特觀點緊密相關。必須有條件讓公民社會的小股力量得到發展，而且，如果它們沒有受到國家干預的阻礙，就能憑著自己的力量發展起來。

　　　　有人說，如果任由公民社會來完成其自我設計的話，它將具有如下諸種美德：“良好的品格、誠實、義務、自我犧牲、榮譽、服務、自律、寬容、尊重、公正、自強、信任、文明、堅韌、勇氣、正直、勤勉、愛國主義、為他人著想、節儉以及 崇敬”。17 據說，國家，尤其是福利國家對公民社會的秩序具有很大的破壞性，但市場則不會如此，因為市場的興衰取決於個人的能動性與自主性。正象公民社會的秩序一樣，如果任由市場自行發育，它們將為社會提供出最大的利益。

　　　　關於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蘇東體制的瓦解密切相關的。但是，在這種討論中有一種幾乎是天真而幼稚的假設：要是沒有七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本來俄國和東歐也會像西歐和北美一樣富裕和民主的。這種論調甚至忘記了，要是沒有七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俄國和東歐甚至也還意識不到西歐和北美的體制下還會有那麼多有價值的東西（而不只是效率！）

　　　　不論歷史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被簡單地遺忘或乾脆抹去，至少，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