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汉语中的北方诸族语言成分】
－从春秋时代齐鲁地区人名和地名得到的启示－
一、 引言
"语言"是"民族"认同的要素之一。"汉语"的形成机制，无疑是"汉民族"起源的关键问题。它的方言分布，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洞察性的信息。以"北方官话"和"西南官话"所代表的"北方汉语"语音的统一性，表明它是一种传播和融合性的语言；相反，在种类繁多的"东南方言"间，却非常缺乏互懂性，这又显示它们可能都是较孤立的原生性语言。有人认为，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性，可与欧洲语言的多样性相比拟[1]。然而，"北方汉语"却又有着并不亚於"美洲英语"的统一性。后者产生於欧洲诸国大量移民的近三百年间；而"北方汉语"的出现，则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这种"大一统"现象，使我们猜测："北方汉语"不可能形成於人类之初，它必定是在一个漫长时期里，由许多不同部落的原始语言融合而成的。那时候，在黄河流域一定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融合活动。
现代语言学是将"汉语"归属于"汉－藏缅语系"的，这种极具学术说服力的理论，使人们开始积极地注意"藏缅语"与"汉语"间的关系；但同时又使人们忽视了其他语言在"汉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实，在"古代中原汉语"形成前的时代，黄河流域的许多历史、语言、人类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首先，"中原居民"与北方"戎狄诸族"直接相邻，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血缘上的联系；其次，基于对地缘和人口的考量，似乎不应是"藏民族"本身，而是其他"藏缅式语言"的载体部落参与了"中原汉语"的形成。然而，"北方诸族语言"与"藏缅式语言"，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语系分野。因此，辨明中原地区各古代民族来去的方向，及其语言的"先后"、"主客"和"转换"关系，将是认识"古代中原汉语"形成的先决条件。
有许多证据可以表明，所谓"北方诸族"是在远古时期从中原地区出走的。这些"北狄"部落在草原地带，因改营游牧而获得了巨大迁徙能力；所谓"西戎"民族，也就是沿河套通道转徙陕甘宁青，尔后再经河西走廊扩散至中亚、南亚、东欧地区的"北狄"部落[2]。正因此，"北狄"和"西戎"的许多部落名，乃至"西域"的族国名，都可以在古代中原部落的历史中追溯到它们的始源；反之，"华夏民族"民族的许多语言信息，亦可以在欧亚草原上去寻觅它们的去踪。"北狄"、"西戎"与"中原部落"间的这种同源关系，正是现世所谓"通古斯"、"蒙古"、"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有着举足轻重分量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一些传统观念，非但无助於这些问题的认知，反而堵塞了人们的思路。首先，在没有搞清亚洲东部人类的来去始末的情况下，就将"黄河流域"当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且一味地强调"汉民族"及其语言自北向南的扩散过程；从而完全抹煞了他们远祖是来自南方，而且还不断受到后续而来的南方民族和语言的影响的事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浙江的"河母渡文化"和湖南的"城头山遗址"等考古发现，震撼了世界各国学术界，这些七千至九千年前的古代农耕文明的出土，有力地表明：长江流域有着更早的人类社会活动。其次，以现代基因科学为基础的人类学的研究，也发现亚洲东部人类男性Y－染色体种类，自南向北渐趋单纯的瓶颈现象[3]。这些考古学、基因－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重现了古代人类迁徙活动，这也为"汉民族"和"汉语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线索。
然而，"语言"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化石"。例如，"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於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而"族名"（亦即"姓氏"）又往往会转化为"人名"和"地名"。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白令海峡两侧的地名或原住民的族名："爱斯基摩"（ Eskimo）、"楚克奇"（Chukchi）、"阿留申"（Aleutian）等，很象"通古斯"族名"兀者"、"沮渠"、"挹娄"。甚至在"阿拉斯加"一侧的"尤比克语"（Yup´ik）中，还保留了为数不少的"通古斯语"的基本词汇；但是，尤比克语中的"基数词"不仅与通古斯语完全不同，而且还具有"五进位制"的特征[4]。这表明：可能是在"通古斯语"的"数词系统"产生之前，这些"爱斯基摩"人的祖先，就带着他们的"族名"，离开了东北亚地区的"通古斯民族"部落群体。
不少人企图从"地名"去为"民族"寻根。例如，在满、蒙地区就可以找到许多个"鲜卑山"，我们能否就认为它们都是"鲜卑民族"的发源地了呢？事实上，上古人类是不可能先为山川河流，而后为自身血缘命名的；这些山水地名不过是"鲜卑部落"迁徙活动的遗迹而已。同样，人们寻找"族名"的语义，也往往是徒劳的。象"爱新"（通古斯语"金"）、"阿巴嘎"（通古斯语"天"）、"叱奴"（蒙古语"狼"），这样一些保有语义的族名，是为数不多的。"语种"的湮灭在历史上从未休止过；然而，人们却并不因为语言的更替，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族名"或"姓氏"。在古代部落及其语言的兴亡融合中，大量的"族名"早已丧失了它们曾经有过的含义；那些探索"突厥"、"蒙古"、"女真"，乃至"华夏"这样的族名的语义的努力，还不是统统都归于失败了吗？
由原始"族名"发展而来的"地名"和"姓氏"，无疑是人类语言最深层的沉淀；由于它们大部分没有语义内涵，因此也不再迁就语言的游移变幻，从而成为语言中较稳定的语音成分。因此，揭示"地名"、"姓氏"，乃至"人名"的族属、语属信息，是历史语言学的最基本的研究内容或方法。而中国历史又恰恰在这些方面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记载。
例如，《逸周书 王会解》，就是一部较准确地记载异族族名的先秦古藉。在该书的"伊尹朝献篇"中，记载了："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纤犁、其龙、东胡，……"等族名，其中"大夏"、"东胡"、"匈奴"、"月氏"等，皆世人熟知的北方大族；而"貌胡"、"莎车"、"旦略"、"戎翟"、"楼烦"、"纤犁"和"其龙"等，则是屡见于史载的族名"a_"、"l狄"、"同罗"、"如甲"、"术和"、"敕勒"的异写。惟"空同"（khong-thong）和"姑他"（kha-tho），似不显见于后史记载。
其实，"空同"和"姑他"，很可能是两个同源的族名。《晋书》的"乌谭种"[5]；《魏书》的"渴单氏"[6]，和"柔然"初附之"纥突邻"[7]部；辽代"五国部"的"越里笃"[8]，可能都是它们的变音。《汉书》记载的"塞种"部落"捐毒"或"尉头"[9]，则可能是它们远涉中亚的同源族类。"于阗"或"和田"，又是这些部落在西域聚居而形成的族国名。是《史记》最早记载了"于阗"[10]，《大唐西域记》和《新唐书》也都提到过它[11]，《秘史》将其作"兀丹"[12]，《元史》则作"斡端"或"忽炭"[13]。实际上，中原地名"邯郸"、"洪洞"、"滹沱"，都是它们最恰当的对音。从这两个族名的语音解析，我们或许可以瞥见源自中原的古代人类部落，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流动状态。
"中原地名"与"北方族名"之间的关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史记》的"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14]的"三河"地区，必是"华夏民族"的根本之地。春秋时，那里有"北虢"、"东虢"、"大卤"、"曲沃"、"令狐"、"羁马"、"狐厨"、"篪祈"等地名 [15]，它们显然与"仆骨"、"东胡"、"同罗"、"昭武"、"术和"、"且末"、"兀者"、"赤狄"等族名相对应。又如，中原"戎"名"扬拒"、"伊雒"、"陆浑"、"瞒"、"皋落"等[16]，又与"按出"、"挹娄"、"术和"、"悉万"、"斛律"对应。这些关联现象，不仅是北方诸族出自中原的证据，也是确认中原古代居民族属的判据。
应该说，一些与先秦人名相关的语言－族属信息，也一直没有为人们所重视。例如，"舜"的生母之名"握登"[17]，是否就是蒙古语中的"夫人"－"合敦"一字呢？又如，"商王朝"的直系后裔，"宋国"的末代诸侯"景公"名"头曼"[18]；一个匈奴单于[19]之号，亦为中原王公之名，莫非远在漠北的某些"匈奴部落"，与世居中原的"商部落"是同源的吗？再如，在与"北方诸族"打了数千年的交道后，我们或许会联想："东郭"、"东方朔"、"孟尝君"、"扶苏"、"胡亥"、"伍子胥"、"无忌"这样的一些古代人名，可能就是由"屠各"、"东胡"、"a_"、"密须"、"回纥"、"兀者"这样的族名转化而来的。而《史记 秦本纪》所记载的："大费"、"蜚廉"、"太几"、"大骆"、"奄息"、"到满"、"乌获"、"孟说"、"白起" 、"恶来革"、"百里奚"、"釣蔓e"等人名，则无一不是"胡名"、"胡姓"[20]。
当然，对"族名"、"地名"、"人名"的研究，必然会涉及汉语古代语音问题。清代以来的中外文字语言学者们对先秦语音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古《切韵》系统上从事反推。一些学者客观地指出，作为规范汉语语音的一种努力，《切韵》等书也把许多"古音"抹煞掉了[21]。要重现这些"古音"，选取一些非汉语的对照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梵语和汉语的译音比较，曾对认识唐代语音起过有益的作用。又如，藏语和汉语间的比较，则划时代地推动了汉－藏缅语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而近百年来，西方历史－语言学者对古代西域地名、族名、人名，怀有极大的学术兴趣。例如，蒲立本（E. Pulleyblank）在他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一书中，就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和田"、"焉耆"、"龟兹"、"且末"、"蒲类"、"拘弥"、"贵霜"、"奄蔡"、"乌弋山离"[22]、"丘就却"这样一些译名的音值；西方人很精明地看到，从中可以发现上古汉语的一些语音线索。
事实上，对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原人名、地名，与历代北方族名、人名的比较，不仅具有"语音学"的研究价值；我们还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更深刻地去解析"汉民族"极其语言的融合成分。
二、 春秋时期齐鲁地区住民的族属分析
相对於"夏"、"商"、"西周"三朝来说，"春秋"是一个仕农工商全面发展，文化教育长足进步时代。而春秋时代的"齐鲁"地区，又是中原农业文明的中心，《史记》是这样地描写那里的经济文化的状况的[23]：
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有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24]。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吝，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象孔子这样的一位"专业"的"思想家"、"教育家"出现在鲁国地方，是齐鲁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必然结果。
西周的"宋"、"卫"、"鲁"三国，是"商王朝"的故地，其居民自然多是"殷之余民"[25]。孔子的家乡"曲阜"，是周公的封邑，鲁国的都城。史载说："鲁国，古奄国"。而"鲁国"亦称"商奄"，那是因为商王"南庚"和"阳甲"两代都"奄"的缘故[26]。"南庚"与女真姓氏"粘葛"[27]，"阳甲"与族名"弘吉[剌]"很接近；学界一般也认为"商族"与"东夷系"（通古斯系）民族的渊缘较深。研究"商部落"族源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他们创制了"甲骨文字"，这于"汉民族"及其语言的形成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所记载的孔子的七十七个平民学生[28]，都是出自"商奄"周边诸国，他们的姓名则为我们检索的"商族"居民的族属，提供了一套可靠的姓氏标本。孔子的这些弟子的姓氏，与后世汉族"张、王、李、赵"式的姓氏大异其趣，它们无疑都是一些古代中原的部落－氏族名；而这些姓氏与北方诸族族名的相似性，则又揭示了中原古代居民与中国北方民族同源的事实。
本文的姓氏研究始于孔子学生中的含"公"诸姓。基于这些姓氏与北方诸族族名的比较，我们归纳和推测了古代姓氏中"公"字的音值。在各种科学方法中，"猜想"（conjecture）是一种重要的"假设"手段，它不一定能为"推理"（deduction）的方法所求证，但却为无数的事实所肯定[29]。现代语言学者关于汉语古代语音的诸多"构拟"，即是使用这种方法的。
"公"姓诸生
在孔子的七十七个弟子中，含"公"字的姓氏有九种、人数则达十一人之多："公冶长，齐人，字子长"；"公皙哀字季次"；"公伯缭字子周"；"公西赤子华"；"公孙龙字子石"；"公祖句兹字子之"；"公良孺字子正"；"公夏首字乘"；"公肩定字子中"；"公西舆如字子上"；"公西箴字子上"。此外，《史记》还说："黄帝者，……姓公孙"[30]。因此判定这些含"公"姓氏的族源，对于中原古族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汉字"公"，有"祖父"、"男士"、"雄性"，和文化层面的"公正"、"无私"等意义；古代姓氏中的"公"，看来与这些语义是无关的。有人说，"公孙"是"公之孙"，"公伯"是"公之伯"，"公祖"乃是"公之祖"，这大概都是些无稽之谈。我们可能还是应该从语音上来寻找它们的族名之源。
从字形上来看，"公"与"瓜"有相象之处；但是"公"和"瓜"究竟是否相关？或究竟如何相关？从文字考据的角度来说，是颇难求证的。然而，"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我们也若将"公"作"乌"、"兀"、"斛"、"纥"读，所有含"公"姓氏[31] 与北方诸大族族名的关联，倒是一目了然的了：
"兀者"：公祖、公肩、公车、公仇、公畴、公季、公甲、公建、公坚、公期、
公旗、公綦、公之、公朱、公仲、公子、公族、公左；
"回纥"：公夏、公甫、公房、公父、公翰、公何、公户、公扈、公华、公为、
公巫、公务、公右、公玉、公阅；
"乌孙"：公孙、公山、公上、公申、公慎、公胜、公献、公襄、公行、公宣；
"纥奚"：公西、公皙、公师、公施、公石、公士、公思、公息、公析、公绪；
"曷萨"：公沙、公若、公帅、公索、公叔、公休、公输；
"斛律"：公良、公林、公刘、公留、公旅、公牛；
"纥突"：公涛、公佗、公德、公都、公堵；
"巫马"：公孟、公明、公罔、公文；
"呼延"：公冶、公言、公羊；
"阿巴嘎"：公伯、公宾。
据此，"公"的读音为"乌"或"兀"，不失是个普适的归纳和成功的猜想。对传统的观念，它或许也会形成某种挑战，例如"黄帝"既姓"公孙"，也必是"乌孙氏"；而"乌孙氏"很可能就是"爱新氏"[32]。这无疑揭示了"中原民族"与"通古斯系"是有着深度渊缘的。至于那种"乌孙"是"印欧人种"的说法，则本来就是没有什麽根据的。
""氏诸生
孔子弟子有五人的姓氏含""字："敞悁r伯牛"，"晶l字仲弓"，"捶D字子有"，"替岫r子鲁"，"援u字子产"。
一般认为""字即是"冉"字。其实，它是"内"或"南"的别写；这个说法可能较少质疑，因为"楠"字，亦是作""写的。""从"泥母n"，读"纳"、"奴"、"粘"、"囊"皆可。"敞"、"晶l"、"捶D"、"援u"等，可能与女真姓氏"粘葛"、"纳合"、"纳吉"相关。而"替"则可能是蒙古语的"太阳"nar，或naran（"纳兰"）一字。
除上述含""诸姓氏外，诸弟子中还有"南宫括字子容"和"壤驷赤字子徒"者，另如商王"南庚"，"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者。这些"南宫"、"南庚"、"壤驷"、"南子"，以及古代姓氏"淖盖"和"淖齿"，当然都是"敞"和"援u"等的变音或异写。传说中Nakuz（"敞"？）是蒙古民族祖源氏族之一[33]；而Nagy（"援u"？）又是现代匈牙利头号大姓。
"颜"、"燕"、"原"氏诸生
在《同源字典》中，王力先生曾就"安"、"焉"、"恶"、"乌"四字的同源性，进行过充分的论证[34]。"安"、"焉"（an），与"恶"、"乌"（a、ak、al）间的音转，本与 n和l间的谐变有关；这种谐变出现在字首，就有"南"和"兰"之通；发生在字尾，则是"安"和"乌"之转。《魏书》人名"张焉豆伐"[35]，《北史》记作"张乌豆伐"[36]，就说明"焉"和"乌"是音通的；这也是我猜测"焉耆"即"兀者"，"安息"即"乌孙"的依据。an和al间的变换，在北方诸族语言中表现得更明显，"金"字在通古斯语既作"按出"（an-chu），亦作"阿勒楚"（al-chu）；反之，山名"阿尔泰"（al-tai），亦作"按台"（an-tai）。
"颜"（ian）与"焉"音同，常作"安"（an）读；基于上述的音转讨论，它当然也可以转读作"乌"或"兀"（al）。因此，孔子的五名"颜"姓弟子的姓氏："颜回"、"颜无"、"颜高"、"颜哙"、"颜何"，可能就是族名"乌护"、"护骨"、"回纥"的转音，而"回"、"无"、"高"、"哙"、"何"，则是"东胡－鲜卑系"氏族名后缀"古"、"骨"、"纥"、"胡"等。
孔子的另外四名学生："颜幸字子柳"，"颜祖字襄"，"颜之仆字叔"，"燕隋r思"的姓氏"颜幸"、"颜祖"、"颜之"、"燕"等，显然就是通古斯族名"爱新"、"按出"、"奄蔡"、"安息"。另一名"原宪字子思"之姓"原宪"当是"元宪"或"兀宪"[37]，或即"乌孙"之异写。
按此分析，孔子的"颜"（含"燕"、"原"等）姓诸生，可以分成"东胡－回纥" 和"东夷－爱新"两系，而这些学生又多为"鲁"、"卫"人士。称"鲁国"及周边地区为"奄地"，或许与诸多"颜"姓部落聚居在那里有关。
"高柴"、"后处"
仲尼弟子中有"高柴字子羔"者。"高"字可能不是读作gao或kao，而应该是读作ghao、khao、hao或ao的；事实上，由"高"字衍生出来的"蒿"、"镐"、"毫"、"豪"等字，也都是读hao的。如是读来，"高柴" 和另一名学生"后处字子里"之姓"后处"，都应当是"兀者氏"无疑了。
求得"高"字的读音，也识得了先秦文献中的"高辛氏"的族源，它显然就是通古斯系的"爱新氏"或"乌孙氏"。今商丘南二十余公里处，还遗有地名"高辛镇"[38]，从种种方面来看，"高辛氏"都是"商族"的核心部落。在《左传 昭公元年》，有这样一段记载：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沉、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沉，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
此中，"金天氏"当是"爱新－阿巴嘎氏"；"阏伯"即是"阿巴嘎"；"实沉"就是"息慎"；"允格"和"台骀"则分别是通古斯－满语的"哥哥"和"弟弟"；"玄"字意"黑"，它可能是通古斯语"黑"字"萨哈连"的缩音，"玄冥师"可能就是古已有之的"萨满"巫师。
"子产"姓"援u"（"纳吉"），是个通古斯系的姓氏。他对先世的传闻掌故颇有了解，一段短短的答辩，竟包容了通古斯民族的丰富信息。从这些对话也可发现，春秋时代的中原诸国民众，除少数知识分子外，都已不通祖语了。
"任不齐"、"宓不齐"、"罕父黑"
这三个姓氏可能与族名"阿巴嘎"，和变自"阿巴嘎"的人名"阿保机"[39]等有关。波斯文献《史集》在谈及元蒙时代的"钦察"部落时说[40]：
……乌古思称他为"钦察"（q(i)bjaq）。这个词由"合不黑"（q(a)buq）一词派生来。"合不黑"为突厥语"空心树"之意。所有的钦察人都出自这个幼儿……
q(a)buq就是"阿巴嘎"，《金国语解》中亦作"呵不哈"，余大均先生将其译作了"合不黑"；如将q(i)bjaq译作"阿巴察"或"阿保机"，可能要更准确些，而蒙古人将其译作了"钦察"。这段记载告诉了我们，"阿保机"的确是"阿巴嘎"的变音；元蒙时代的"钦察"部落是说突厥语的，他们甚至连"阿巴嘎"的"天"意都不知道了。这个音变也可能在北方诸族的自中原出走前就发生了，先秦历史中有很多中原人士名"伯齐"或"不齐"者，它们大概都是"阿保机"的缩音。
"任不齐"就是"阿保机"，"罕父黑"则是"合不黑"；而"宓不齐"可能是"宓羲 阿保机"之缩音。
"卜商"、"伯虔"、"步叔乘"、"邦巽"
"卜商字子夏"，"伯虔字子析"，"步叔乘字子车"，"邦巽字子敛"四人的姓氏，可能与出现于不同时代的"白羊"、"拔野古"、"伯岳吾"、"巴牙兀惕"等北方部落名有关。
韩儒林先生说"伯岳吾"出自"伯颜"[41]，即满、蒙两语中的"富人"一字；然而，这个言之有理的说法也有可质疑之处：族名产生于远古社会，难道那时的人们已经穷富贵贱有别了吗？《史集》是将"巴牙兀惕"列在"迭儿列勤 蒙古诸部落"中的，我以为"迭儿列勤"就是"朱里真"（即"女真"）之异译，它们的先祖应是"通古斯系"民族[42]。
这个氏族后来在欧亚草原上播散得很辽远。据八－九世纪的西方记载，南俄地区出现过一个凶悍部落名Pechenegs（"伯虔"？），匈牙利人称其为Bes(h)enyo（"卜商"、"步叔乘"、" 邦巽"？），阿拉伯文献则记之为Bajanak（"伯颜"？），它们可能就是后来的"钦察伯岳吾"部。从这些欧亚草原上的"流"， 我们可以回溯它们出自黄河流域的"源"。
"漆雕"
孔子有三名姓"漆雕"的弟子："漆雕开字子开"、"漆雕哆字子敛"、"漆雕徒父"。《说文》说："雕，琢也"；又说："琢，雕也" 。因此"漆雕"的读音应该是chi-tiu或chi-teok，即"赤狄"（chi-ti）之音。
不少人是用对颜色的崇尚，来解释"赤狄"和"白狄"这些部落名的，而不多有人去正视它们的音源。其实，"高车"又名"赤狄"[43]，女真人也有"赤盏氏"[44]，匈牙利有Csarszar氏，中亚则有地名Chirchiq；而蒙古氏名"博尔济吉"，西域族国名"薄知"、"白题"、"跋提"等[45]，又与族名"白狄"可相比照。这些远离汉地的相关族名、姓氏、地名的存在，都否定了那些用"赤"、"白"之义，去猜测这些部落"尚红"或"尚白"的说法。
"施之常"，"石作蜀"
"l狄"是个重要的氏族，北齐名人"l狄干"是被称作"鲜卑老公"的[46]。唐代漠北"思结"部，元蒙时的"失吉"氏，入主近东的"塞尔柱人"，可能都是"l狄"之裔。古代西域的"瑟底痕" [47]，现代中亚的Sazagan、Shazhagay、Shizhaga等地名，想必都是"l狄"部落徙居之遗存。
孔子弟子"施之常"和"石作蜀"的姓氏"施之"和"石作"，大概就是"l狄"。有趣的是，据公元491年安提俄克城"约翰"的记载，有一个名叫Sigizan的Hun人，曾服役于拜占庭的军队[48]，Sigizan显然就是"施之常"。
"仲由"，"宰予"
"仲由"和"宰予"，可能与族名"昭武"有关。
从北魏、隋唐起，西域河中诸邦王族皆属"昭武九姓"，据传它们都是来自河西"昭武"地方[49]。唐末敦煌西有"仲云"部落，据说是"小月氏"的遗族[50]。"昭武"和"仲云"可能都是"西戎"之裔。
今南俄地区的"楚瓦什人"（Chuwa-sh），是Hun人的后代；楚瓦什学者认为Chuwa是从Savir、Suvar、Suwar等字演变来的[51]；而"楚瓦什语"又表现出许多不同於"突厥语"，而类同於"鲜卑－蒙古语"的特征。这提示了我们："楚瓦"与"昭武"、"渠武"、"仲云"等，都可能是族名"室韦"之转音。
"司马耕"
仲尼有弟子"司马耕字子牛"者。
一般以为"司马"是从官衔转化来的。司马迁在《自序》中，却从未说过因祖上当过"司马"官，而袭了这个"司马"姓。在他的先人的名字中，除"错"、"靳"、"昌"、"宪"、"谈"等外；还有"蒯聩"、"昭豫"、"无泽"等，它们显然是"护骨"、"昭武"、"兀者"转化成的人名，太史公的家族，看来也是有着"戎狄"的血统。
人名"司马耕"、"司马迁"、"司马靳"、"司马昌"、"司马谈"，与族名"悉万斤"、"悉万丹"、"悉泯健"[52]、Sarmatae[53]（"萨尔马泰"），地名Samarkand（"撒麻耳干"）等如此音似。我想，汉姓"司马"、"西门"，胡姓"泣伏"、"乞伏"、"石抹"，匈牙利姓氏Szima等，可能都是族名"悉万"之变译。
"原亢籍"、"孔忠"
"原亢籍"、"孔忠"是两个弟子的姓氏；孔子本人也叫"孔丘"，与"孔忠"很相似。"原亢籍"可作"元亢籍"或"兀亢籍"，急读即是"王籍"或"弘吉"；我想"孔忠"和"孔丘"同样也是"弘吉"的转音。这个后世著名的蒙古氏族名"弘吉剌"，竟也是先秦中原人名。《夏本纪》记载："帝不降之子孔甲"。"不降"当是"伯颜"，而"孔甲"自是"弘吉"。
"曾参"、"曾虔"、"颛孙"、"曹恤"、"左人郢"
"曾参"即"曾子"，是孔子最亲信的弟子。
"曾参"、"曾虔"、"颛孙"、"曹恤"和"左人郢"，很可能就是远古时代的"颛顼氏"，或后魏的北族"长孙氏"[54]。唐朝在西域所设置的府州之名，若干竟与它们惊人地相似，例如："迟散"、"乞施献"、"骑失"、"奇沙"、"据瑟"、"遮瑟"等。迁徙中亚的东北亚族名，应是这些地名的源音[55]。
“巫马施”
与“巫马”同源的“胡名”、“胡姓”随处可见。《魏书》所记载的人名“务目尘”[56]，氏族名“侯莫陈”[57]；《新唐书》记载于阗王“姓尉迟氏，名屋密”[58]；宋代西夏民族则有“嵬名”、“讹命”等姓氏；《辽史 兵卫志》则记载了“属国军”名“乌马（山奚）”和“胡母思（山蕃）”。这些人名－氏族名，和中原地名“侯马”、“高密”，新疆地名“哈密”（维吾尔语读“库密”），西域古国名“胡蜜丹”等，可能都源自北方族名“库莫奚”一字。
我猜测后世的“宇文氏”，可能就是这个氏族。
“澹台访鹈鳌?
“澹台”当是“拓特”，即“鞑靼”之源名。蒙古人通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部落为“水达达”，亦可见“拓特”是个通古斯系姓氏。
“灭明”，北方诸族中没有这个族名的显性记载；但西域却有“迷密国”，它是“昭武九姓”之一的“米国”，《新唐书》说：“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59]。
“澹台访鹈鳌 』蛐碛Ω檬歉春闲帐稀巴靥胤弭秣”。
“闵损”、“樊须”
“闵损字子骞”之姓“闵损”，应即是“宓羲”；
“樊须字子迟”之姓“樊须”，可能是“伏羲”。
“宓羲”和“伏羲”，应同为族名“a_”、“a羯”、“密须”之转音。
“句井”
“句井疆”者无字。“句井”应同“沮渠”，即“女真”或“朱里真”之异字。
“郑国”
“郑国字子徒”。“郑国”，可能是女真语中的“申科岸”，亦即“鹰鹘”[60] 一字。满、蒙两族男子以此字为名者甚多。
“秦插
“秦揭r开”。“秦插当是后世鲜卑系民族部落名“叱奴”、“丑奴”或“叱那”，即蒙古语之“狼”字。
其他如：“单”就是“契丹”；“廉楚貝M“荣旗”应是“如者”；“有若”是“斛律”；“梁澶”即“落坦”；“乐咳”则是“术和”。
上述的分析表明：在“中原汉语”已经形成的“春秋时代”，曾为“商族”聚居的“豫东北”和“鲁西南”及周边地区的居民，仍然保留了“夷”、“狄”民族的姓氏特征，这显示他们的确与后世远居北方的“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乃至“突厥语族”有着同源的关系。他们一定是在经历过了外来部落及其“藏缅式语言”的长期影响，才转化成使用“汉语”的“中原汉族”的。
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语言可能还相当复杂，各部落语言的“汉化”过程也并不是同步进行的，有些部落仍然在使用“戎狄”语言，《左传 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记载了一则有趣的相关故事。吴国被楚国战败，而告于盟主晋国，各诸侯在一个叫“向”的地方聚会，主盟的晋大夫“范宣子”，逮捕了私通楚国的莒国公子“务娄”；他又怀疑“姜戎氏”泄密，而指责来会的戎子“驹支”；后者则作了一番颇长的辩解，其中言及：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这无疑说明，虽然那时“汉语”已经形成通用已久，而且中原“诸戎”部落也积极参与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活动，但是它们所使用的语言，与中原诸国的主流语言仍然是不同的。当然，象“范宣”、“务娄”、“驹支”这样的人名的出源也都可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一、 春秋前后“齐”、“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名
尽管，许多中原部落在远古时代就逐个地离析出走了，有些则融合消蚀了，但它们仍然在黄河流域的留下了痕迹。在那些自“春秋”保留至今的中原地名中，许多就是“华夏民族”的祖先部落名。对于中原地区地名的研究，也是追溯古代中原居民族属的又一重要手段。
引言中对黄河中游“三河地区”的“地名”和“戎名”的讨论，使我们了解到那里的古代部落，与“北方诸族”有着亲缘关系。而《汉书 地理志》所记载的黄河上游的“西戎”之地，即今天的甘肃庆阳、宁夏固原、陕北延安一带的汉代地名，亦与“北狄”族名有着鲜明的可比特征。例如：
“乌氏”、“郁郅”、“月氏” 即“兀者”，
“木禾” 即“a_”，
“安俾” 即“阿巴嘎”，
“龟兹” 即“厥机”、“沮渠”，
“复累” 即“覆罗”，
“直路” 即“敕勒”、“叱勒”，
“回获” 即“回纥”，
“朝那” 即“叱奴”，
“独乐” 即“吐如纥”、“同罗”，
如果在“齐鲁地名”与“北方诸族族名”之间，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可比性，那将使整个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与“北方诸族”的同源关系，得以全面展现。而这种比较也并不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在二十世纪中完成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对照该书的各代舆图，不难发现自“春秋”始，中原地名的记载数量有一个“飞跃性”的增长。它们中的大部分无疑是承继於前代的，其中还有不少一直延续使用到现代社会。这显然表明：从“春秋”起，中原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已趋稳定。下文用于比较的“齐鲁”及周边地名都摘自《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了弥补疏漏，我们添以若干战国和秦汉时代地名，以及个别西域族国名，来强化这个对比。如：
春秋、战国、秦、汉时代齐、鲁及周边地名 北方诸族部落名
公丘、冤句、魏其、郁秩、夏丘、 兀者、兀惹、（焉耆），
尉氏、雍丘、於余丘
东阿、东牟、东垣、东昏、单父、 东胡、屠何，达斡尔，
堂阜、堂邑
祝其、赘其、垂葭、曲池、曲成、 沮渠、厥机、主儿扯、
楚丘、渠丘 朱里真，女直，
颛臾、丘舆、钟吾、龟阴、壮武、 昭武、仲云，
曲阜、曲沃
取虑、昌虑、訾娄、邹卢、陈留、 敕勒、叱勒，
巨鹿
牧丘、马泾、蔓葭、麦丘 a_、a羯、勿吉，
咸丘、安丘 按出虎、安车骨、（奄蔡），
鲜虞、鲜牟、豕韦、司吾 室韦、失韦，
外黄、五吾、高鱼、武垣、滑 乌护、回纥，
无娄、袁娄、缘陵、胡陆 斛律、乌洛侯，
廪丘、闾丘、梁丘、犁丘 如甲，
蒲姑、平阴、符合（符离） 仆骨、婆莴，
符离（符合）、浮来（包来） 钵利曷、步六孤、（蒲类），
高唐、狐骀、邯郸 乌谭、（和田），
菟裘、陶丘、桃丘 突厥、泰赤兀，
石门、瞒 悉万、乞伏、（悉万斤），
须句、石 l狄、失吉，
高密、姑幕 库莫奚、（哈密），
重馆、长葛 镇国，
逼阳、平阳 白羊、伯岳吾，
京兹、长勺 （精绝）、（金积），
即墨、葭密、羁马 吉里迷、（且末），
夫钟（夫重） 覆钟，
夫余 扶馀，
祝柯 术虎，
胡阳 呼延，
舞阳 兀颜，
不其 白狄，
夹谷 夹谷，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若干现象，并得到一些结论：
其一， 后世北方诸族部落名“兀者”、“东胡”、“沮渠”、“昭武”、“敕勒”、“a_”、“室韦”、“回纥”、“斛律”等，对应着为数众多的中原古地名，因此这些后来的北方大族，也必定曾是上古时代的中原大族。
其二， 被认为是“通古斯系”的部落名“兀者”、“沮渠”、“a_”、“按出”，与“东胡－鲜卑系”的 “东胡”、“室韦”、“昭武”、“敕勒”、“回纥”、“斛律”等部落名转化成的地名，呈交错分布。因此，它们的血缘和原始语言究竟如何区别？将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其三， 地名“桑丘”在多处出现，它们与“襄丘”或“商丘”一样，显然都曾是“商部落”的聚居地；鲁国的“曲阜”，晋国的多个“曲沃”，可能都是源于族名“昭武”的地名；山东半岛尽头的“即墨”（应该读作“即密”），与远在晋西南的“羁马”，相隔千里。这些同源地名四处分布的现象，说明在远早於“春秋”的时代，黄河流域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民族－部落的迁徙和融合活动。
其四，“中原地名”与“北方诸族族名”间的全面对应表明：后世所谓“通古斯”、“蒙古”、“突厥”诸族，都是“古代中原民族”出走北方的胞裔。而“中原汉语”与现世“北方诸族语言”间的截然不同，则又表明：使用“藏缅式语言”的后来部落的不断注入，是这种“古代汉语”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北方诸族”先祖的出走，则一定是远早於“中原汉语”形成的年代的。
二、 语言比较的证据
上述“姓氏”和“地名”研究表明，演变成”汉族“的中原古代居民，与“北方诸族”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如果我们能从“中原汉语”中发现“北方诸族语言”的成分，也将是这种联系的重要证据。经过数千年的渗透和融合，北方诸族仍然使用着相当不同的语言，这些区别也必然是承继于上古时代中原语言的多元性。因此，将“中原古代汉语”与“北方诸族语言”逐一比较，不仅是对“汉语”的“语谱分析”，也是解析“汉民族”内涵成分的有效手段。
现代语言学并没有注意到上述的现象，西方语言学界是将“汉语”和“藏缅语”视为亲缘语言的。所谓“汉－藏缅语系”诸语言，大部具有单音节词根和每个音节都有固定音调的特征。尽管，这个理论几乎完全忽略了“汉语”与“北方诸族语言”的关系，但它仍是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理论体系。“汉语”和“藏语”间的大量的基本语词间的语音对应现象，构成了这个理论合理的内核，如：
汉语 变通字 吴音 藏语[61]
我 吾、俺 ng nga
五 ng nga
鱼 ng /nyu nya
二 贰 nyi nyii
太阳 日 nye nyime
耳朵 nyidu nyendjoo
一 dji
三 sum
四 shi
死 xi / shi shi
有 yoo
不 莫、没 mee
作 做 chee
候 huu
结束 卒 tsha
名 ming
谁 suu
氏族 ruu
鸟 雀 dja
鼠 dji
狐 woomo
尽管这个表列的容量有限，但已经足以洞察“汉语”和“藏语”间的亲缘关系。特别是汉语的“南方方言”与“藏语”，在“我、五、鱼”，“贰、日、耳”，“四、死”，“雀、鼠”这些无关语词间的语音“同构对应”现象，看来“藏语”与“南方汉语”的关系，要比与“北方汉语”的关系更为根本。
然而，一重亲缘关系的存在，并不能排斥另一重亲缘关系。在“音节”和“词序”形态上，貌似截然不同的“汉语”和“北方诸族语言”间，或许有着不亚于“汉语”和“藏缅语”间的关联。如，从基本语汇来看，汉语中的“阳”和“水”字，可能就是突厥语的hun和su，“岭”字则是源自通古斯语的alin；而“泥淖”的“淖”，则是来自蒙古语的“湖泊”一字nuur。
“汉字系统”是从“象形字”发展出来的。基本象形字既以“象形”和“喻义”为本，也理当可为任何人理解和使用；日本、朝鲜、越南诸国将“汉字”使用了上千年，都是按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训读”的。因此，如果我们能确定一些基本“象形字”的原始音训，不仅可以追溯古代汉语的语源基因，还可以去判定汉字初造者们的族属和语属。
以“马”、“木”二字为例。它们不仅是两个基本的“象形字”，而且是两个重要的基本“声符”，由“马”衍生出的“妈”、“吗”、“蚂”、“骂”，和从“木”衍生的“米”、“末”、“沐”等字，均从“明母m”。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造字之初，“马”、“木”二字就是读作ma、mu、mo的。为了确证这两个具有声符意义的汉字的语源，下面谨作一个范围稍广的比较：
藏语 满语 蒙语 突厥语 匈牙利语 楚瓦什语[62]
马 ta morin morin/at at lo lasha
木 shiin mo mod agach fa javas
从这个比较不难看出：突厥语和藏语与这两个汉字是无关的；藏语的shiin，可能是“薪”字的音源；匈牙利语的lo，大概与“驴”字同出；楚瓦什语的lasha，则与满语的“骡” laosa有关；而只有满语和蒙语中的对应字，才与汉语中的“马”、“木”二字有本质的关联。尽管，我认为蒙古语的morin和mod，是借自通古斯语的；但是在这里没有必要去纠缠一个或许会引起争议的个人见解。
中国古藉为“古代汉语”和“北方诸语”的关联现象，也作了若干相当有意思的隐性记载。例如，《尔雅 释草》说：
卉，草。
翩B鴃B华，荣。
作为一个象形字，“卉”表现了茂盛的丛草。“草”字在藏语中是tsa；在满语中是or-ho（“斡儿和”）；而在匈牙利语中为fu。不难看出，汉语的“草”，与藏语的tsa有着渊缘；而“卉”则or-ho和 fu间有着接近或相同的音值；匈牙利语的fu，也应该就是从满语的or-ho转化来的。
《尔雅》又说：“翩芋B“鴃芋B“华”，义“荣”，即“花”。我们不难识别“鴃芋B“华”、“华”都是“花”的不同的写法而已；而独树一帜的“翩芋]可能读“伊”或“依”），则可能是满语的“花”－“依尔嘎（哈）”（ilga / ilha）的缩音。我不想再讨论“花”是否就是“哈”的转音，但我必须指出上述诸字与藏语是绝对无缘的，藏语的“花”字是metoo。
《尔雅 释天》还说：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是，它们是上古各代“年岁”一词的演变；“唐虞”则解作“唐尧虞舜的时代”。事实上，“夏”、“商”、“周”本是中原地区的领袖部落之名转化成的朝代之名，“唐虞”是“尧舜”所出的部落，它可能就是春秋秦汉族名“东胡”，或宋辽金元时代族名“唐兀”[63]之异译。与其说这几个同义词是发生在各个时代，还不如说它们是古代诸部落语言在中原汉语中的沉淀。
“年”字，蒙古语作ziil，即是“唐虞曰载”之“载”；而满语作anen，又正是“周曰年”之“年”；满语的“岁”字ser，恰似“商曰祀”之“祀”；“夏曰岁”之“岁”，则是“楚瓦什语”之sul，。看来，“夏”和“唐虞”似为“蒙古语族”，而“商”和“周”则似“通古斯语族”。“唐虞”是“东胡”，而不是“尧舜”，但愿不会被认为是个“离经叛道”的说法。
西方语言学者的丰富想象力予我们很多启发；但时而也有走得太远之嫌。例如，高本汉（Bernhard Karigren）推定了汉字“卒”与藏字sdud-pa（读tsha，义为“收集，聚集，聚结起来”）同源后；又进而推论其“士卒”之义，是来自“受强制劳动的男人群体”的意思。对此，就连包拟古（Nicholas C. Bodman）也有“离题太远”的感慨[64]。
藏语的“士兵”是mermi，它与汉字“卒”是没有什麽关系的。蒙古语的“士兵”作tsereg，“健壮”作cheereg；而匈牙利语的sereg一字，又意转为“军队”。历史上有安禄山“养……曳落河八千人”[65]的记载。tsereg、cheereg、sereg 、“曳落河”等当同鲜卑语“车鹿会”一字，“壮士”之谓也，在原始社会里“壮士”就是“战士”，它们大概就是汉语中的“士卒”之“卒”字的来源。
除“太阳”（hun）和“水”（su）外，若干“突厥语”的词汇，也遗存在“汉语”中。“土”（toprak）、“车”（hoca）这两个基本象形字，就与突厥语相关。“藏语”的chuu与“水”字也比较相近；“藏语”的“土”字saa，则是“沙”字的影子。但是，如果我们过分执着地要从“藏语”去寻找一切“汉字”源泉，不仅会舍近求远，而且也会有失公允。
根据“车”和它的衍生字“载”的现代读音，可以推测“车”的源音应该是在cha和chi之间，而“车”字在突厥语中为hoca，在匈牙利语中则为kocsi，它们的读音都恰似“高车”，亦几同欧洲语言中的coach。有匈牙利学者认为，这是匈牙利语汇对西方语言不多的贡献之一。如果这种说法是可靠的话，或许我们已经寻得了coach一字远在东方的“中原古代语言”的根。
上述的讨论，对专门家来说失之疏略；于浏览者来说则嫌之艰涩。一个简明的表列，或许能弥足双方的要求：
汉语 变通字 藏语 满语 蒙语 突厥语 匈牙利语
万 chi tuman
花 metoo ilga / ilha
木 薪 shiin mo
草 卉 tsa or-ho fu
铁 dja temer
河 gukdju gol folyo
火 me gal
气 lung hii
水 chuu su
土 （沙） saa toprak
车 kolo hoca kocsi
马 ta morin lo
驴 pung-gu
牛 特 long ihen tehen
羊 luu jamaa
兔 rekoon tuula
头 元、兀[66] go uju da、咄
臂 胳膊 lang-aa gala gar gol
年 载 lo anen ziil
天 nam tengri
山 岳 ri uul
山脉 岭 ribo alin
峰 （丘） ridse colhon
云 drimpa uul
雨 cher huur
父 爹 papa etseg atya
母 娘 ama anyen anya
兄 昆 djudju ahun
弟 仲 oma deote duu
兵 卒 mermi tsereg
最后，我们不妨注意一下一个很有趣味的地理－语言现象：长江以南“河流”多以“江”为名；而长江以北则多以“水”或“河”为名。前者如：“珠江”、“湘江”、“赣江”、 “黄浦江”等，后者如：“泾水”、“渭水”、“妫水”、“淝水”、“汉水”、“漳水”，或“黄河”、“淮河”、“汾河”、“桑干河”、“滹沱河”等等。其实，“河”是蒙古语gol字之转，而“水”则是突厥语su之本音。今甘肃临夏地方旧名“河州”，当地使用蒙古语的“东乡族”民众，则以谐音称之为“各州”。而今之哈萨克斯
－从春秋时代齐鲁地区人名和地名得到的启示－
一、 引言
"语言"是"民族"认同的要素之一。"汉语"的形成机制，无疑是"汉民族"起源的关键问题。它的方言分布，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洞察性的信息。以"北方官话"和"西南官话"所代表的"北方汉语"语音的统一性，表明它是一种传播和融合性的语言；相反，在种类繁多的"东南方言"间，却非常缺乏互懂性，这又显示它们可能都是较孤立的原生性语言。有人认为，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性，可与欧洲语言的多样性相比拟[1]。然而，"北方汉语"却又有着并不亚於"美洲英语"的统一性。后者产生於欧洲诸国大量移民的近三百年间；而"北方汉语"的出现，则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这种"大一统"现象，使我们猜测："北方汉语"不可能形成於人类之初，它必定是在一个漫长时期里，由许多不同部落的原始语言融合而成的。那时候，在黄河流域一定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融合活动。
现代语言学是将"汉语"归属于"汉－藏缅语系"的，这种极具学术说服力的理论，使人们开始积极地注意"藏缅语"与"汉语"间的关系；但同时又使人们忽视了其他语言在"汉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实，在"古代中原汉语"形成前的时代，黄河流域的许多历史、语言、人类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首先，"中原居民"与北方"戎狄诸族"直接相邻，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血缘上的联系；其次，基于对地缘和人口的考量，似乎不应是"藏民族"本身，而是其他"藏缅式语言"的载体部落参与了"中原汉语"的形成。然而，"北方诸族语言"与"藏缅式语言"，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语系分野。因此，辨明中原地区各古代民族来去的方向，及其语言的"先后"、"主客"和"转换"关系，将是认识"古代中原汉语"形成的先决条件。
有许多证据可以表明，所谓"北方诸族"是在远古时期从中原地区出走的。这些"北狄"部落在草原地带，因改营游牧而获得了巨大迁徙能力；所谓"西戎"民族，也就是沿河套通道转徙陕甘宁青，尔后再经河西走廊扩散至中亚、南亚、东欧地区的"北狄"部落[2]。正因此，"北狄"和"西戎"的许多部落名，乃至"西域"的族国名，都可以在古代中原部落的历史中追溯到它们的始源；反之，"华夏民族"民族的许多语言信息，亦可以在欧亚草原上去寻觅它们的去踪。"北狄"、"西戎"与"中原部落"间的这种同源关系，正是现世所谓"通古斯"、"蒙古"、"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有着举足轻重分量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一些传统观念，非但无助於这些问题的认知，反而堵塞了人们的思路。首先，在没有搞清亚洲东部人类的来去始末的情况下，就将"黄河流域"当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且一味地强调"汉民族"及其语言自北向南的扩散过程；从而完全抹煞了他们远祖是来自南方，而且还不断受到后续而来的南方民族和语言的影响的事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浙江的"河母渡文化"和湖南的"城头山遗址"等考古发现，震撼了世界各国学术界，这些七千至九千年前的古代农耕文明的出土，有力地表明：长江流域有着更早的人类社会活动。其次，以现代基因科学为基础的人类学的研究，也发现亚洲东部人类男性Y－染色体种类，自南向北渐趋单纯的瓶颈现象[3]。这些考古学、基因－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重现了古代人类迁徙活动，这也为"汉民族"和"汉语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线索。
然而，"语言"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化石"。例如，"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於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而"族名"（亦即"姓氏"）又往往会转化为"人名"和"地名"。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白令海峡两侧的地名或原住民的族名："爱斯基摩"（ Eskimo）、"楚克奇"（Chukchi）、"阿留申"（Aleutian）等，很象"通古斯"族名"兀者"、"沮渠"、"挹娄"。甚至在"阿拉斯加"一侧的"尤比克语"（Yup´ik）中，还保留了为数不少的"通古斯语"的基本词汇；但是，尤比克语中的"基数词"不仅与通古斯语完全不同，而且还具有"五进位制"的特征[4]。这表明：可能是在"通古斯语"的"数词系统"产生之前，这些"爱斯基摩"人的祖先，就带着他们的"族名"，离开了东北亚地区的"通古斯民族"部落群体。
不少人企图从"地名"去为"民族"寻根。例如，在满、蒙地区就可以找到许多个"鲜卑山"，我们能否就认为它们都是"鲜卑民族"的发源地了呢？事实上，上古人类是不可能先为山川河流，而后为自身血缘命名的；这些山水地名不过是"鲜卑部落"迁徙活动的遗迹而已。同样，人们寻找"族名"的语义，也往往是徒劳的。象"爱新"（通古斯语"金"）、"阿巴嘎"（通古斯语"天"）、"叱奴"（蒙古语"狼"），这样一些保有语义的族名，是为数不多的。"语种"的湮灭在历史上从未休止过；然而，人们却并不因为语言的更替，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族名"或"姓氏"。在古代部落及其语言的兴亡融合中，大量的"族名"早已丧失了它们曾经有过的含义；那些探索"突厥"、"蒙古"、"女真"，乃至"华夏"这样的族名的语义的努力，还不是统统都归于失败了吗？
由原始"族名"发展而来的"地名"和"姓氏"，无疑是人类语言最深层的沉淀；由于它们大部分没有语义内涵，因此也不再迁就语言的游移变幻，从而成为语言中较稳定的语音成分。因此，揭示"地名"、"姓氏"，乃至"人名"的族属、语属信息，是历史语言学的最基本的研究内容或方法。而中国历史又恰恰在这些方面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记载。
例如，《逸周书 王会解》，就是一部较准确地记载异族族名的先秦古藉。在该书的"伊尹朝献篇"中，记载了："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纤犁、其龙、东胡，……"等族名，其中"大夏"、"东胡"、"匈奴"、"月氏"等，皆世人熟知的北方大族；而"貌胡"、"莎车"、"旦略"、"戎翟"、"楼烦"、"纤犁"和"其龙"等，则是屡见于史载的族名"a_"、"l狄"、"同罗"、"如甲"、"术和"、"敕勒"的异写。惟"空同"（khong-thong）和"姑他"（kha-tho），似不显见于后史记载。
其实，"空同"和"姑他"，很可能是两个同源的族名。《晋书》的"乌谭种"[5]；《魏书》的"渴单氏"[6]，和"柔然"初附之"纥突邻"[7]部；辽代"五国部"的"越里笃"[8]，可能都是它们的变音。《汉书》记载的"塞种"部落"捐毒"或"尉头"[9]，则可能是它们远涉中亚的同源族类。"于阗"或"和田"，又是这些部落在西域聚居而形成的族国名。是《史记》最早记载了"于阗"[10]，《大唐西域记》和《新唐书》也都提到过它[11]，《秘史》将其作"兀丹"[12]，《元史》则作"斡端"或"忽炭"[13]。实际上，中原地名"邯郸"、"洪洞"、"滹沱"，都是它们最恰当的对音。从这两个族名的语音解析，我们或许可以瞥见源自中原的古代人类部落，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流动状态。
"中原地名"与"北方族名"之间的关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史记》的"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14]的"三河"地区，必是"华夏民族"的根本之地。春秋时，那里有"北虢"、"东虢"、"大卤"、"曲沃"、"令狐"、"羁马"、"狐厨"、"篪祈"等地名 [15]，它们显然与"仆骨"、"东胡"、"同罗"、"昭武"、"术和"、"且末"、"兀者"、"赤狄"等族名相对应。又如，中原"戎"名"扬拒"、"伊雒"、"陆浑"、"瞒"、"皋落"等[16]，又与"按出"、"挹娄"、"术和"、"悉万"、"斛律"对应。这些关联现象，不仅是北方诸族出自中原的证据，也是确认中原古代居民族属的判据。
应该说，一些与先秦人名相关的语言－族属信息，也一直没有为人们所重视。例如，"舜"的生母之名"握登"[17]，是否就是蒙古语中的"夫人"－"合敦"一字呢？又如，"商王朝"的直系后裔，"宋国"的末代诸侯"景公"名"头曼"[18]；一个匈奴单于[19]之号，亦为中原王公之名，莫非远在漠北的某些"匈奴部落"，与世居中原的"商部落"是同源的吗？再如，在与"北方诸族"打了数千年的交道后，我们或许会联想："东郭"、"东方朔"、"孟尝君"、"扶苏"、"胡亥"、"伍子胥"、"无忌"这样的一些古代人名，可能就是由"屠各"、"东胡"、"a_"、"密须"、"回纥"、"兀者"这样的族名转化而来的。而《史记 秦本纪》所记载的："大费"、"蜚廉"、"太几"、"大骆"、"奄息"、"到满"、"乌获"、"孟说"、"白起" 、"恶来革"、"百里奚"、"釣蔓e"等人名，则无一不是"胡名"、"胡姓"[20]。
当然，对"族名"、"地名"、"人名"的研究，必然会涉及汉语古代语音问题。清代以来的中外文字语言学者们对先秦语音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古《切韵》系统上从事反推。一些学者客观地指出，作为规范汉语语音的一种努力，《切韵》等书也把许多"古音"抹煞掉了[21]。要重现这些"古音"，选取一些非汉语的对照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梵语和汉语的译音比较，曾对认识唐代语音起过有益的作用。又如，藏语和汉语间的比较，则划时代地推动了汉－藏缅语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而近百年来，西方历史－语言学者对古代西域地名、族名、人名，怀有极大的学术兴趣。例如，蒲立本（E. Pulleyblank）在他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一书中，就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和田"、"焉耆"、"龟兹"、"且末"、"蒲类"、"拘弥"、"贵霜"、"奄蔡"、"乌弋山离"[22]、"丘就却"这样一些译名的音值；西方人很精明地看到，从中可以发现上古汉语的一些语音线索。
事实上，对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原人名、地名，与历代北方族名、人名的比较，不仅具有"语音学"的研究价值；我们还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更深刻地去解析"汉民族"极其语言的融合成分。
二、 春秋时期齐鲁地区住民的族属分析
相对於"夏"、"商"、"西周"三朝来说，"春秋"是一个仕农工商全面发展，文化教育长足进步时代。而春秋时代的"齐鲁"地区，又是中原农业文明的中心，《史记》是这样地描写那里的经济文化的状况的[23]：
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有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24]。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吝，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象孔子这样的一位"专业"的"思想家"、"教育家"出现在鲁国地方，是齐鲁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必然结果。
西周的"宋"、"卫"、"鲁"三国，是"商王朝"的故地，其居民自然多是"殷之余民"[25]。孔子的家乡"曲阜"，是周公的封邑，鲁国的都城。史载说："鲁国，古奄国"。而"鲁国"亦称"商奄"，那是因为商王"南庚"和"阳甲"两代都"奄"的缘故[26]。"南庚"与女真姓氏"粘葛"[27]，"阳甲"与族名"弘吉[剌]"很接近；学界一般也认为"商族"与"东夷系"（通古斯系）民族的渊缘较深。研究"商部落"族源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他们创制了"甲骨文字"，这于"汉民族"及其语言的形成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所记载的孔子的七十七个平民学生[28]，都是出自"商奄"周边诸国，他们的姓名则为我们检索的"商族"居民的族属，提供了一套可靠的姓氏标本。孔子的这些弟子的姓氏，与后世汉族"张、王、李、赵"式的姓氏大异其趣，它们无疑都是一些古代中原的部落－氏族名；而这些姓氏与北方诸族族名的相似性，则又揭示了中原古代居民与中国北方民族同源的事实。
本文的姓氏研究始于孔子学生中的含"公"诸姓。基于这些姓氏与北方诸族族名的比较，我们归纳和推测了古代姓氏中"公"字的音值。在各种科学方法中，"猜想"（conjecture）是一种重要的"假设"手段，它不一定能为"推理"（deduction）的方法所求证，但却为无数的事实所肯定[29]。现代语言学者关于汉语古代语音的诸多"构拟"，即是使用这种方法的。
"公"姓诸生
在孔子的七十七个弟子中，含"公"字的姓氏有九种、人数则达十一人之多："公冶长，齐人，字子长"；"公皙哀字季次"；"公伯缭字子周"；"公西赤子华"；"公孙龙字子石"；"公祖句兹字子之"；"公良孺字子正"；"公夏首字乘"；"公肩定字子中"；"公西舆如字子上"；"公西箴字子上"。此外，《史记》还说："黄帝者，……姓公孙"[30]。因此判定这些含"公"姓氏的族源，对于中原古族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汉字"公"，有"祖父"、"男士"、"雄性"，和文化层面的"公正"、"无私"等意义；古代姓氏中的"公"，看来与这些语义是无关的。有人说，"公孙"是"公之孙"，"公伯"是"公之伯"，"公祖"乃是"公之祖"，这大概都是些无稽之谈。我们可能还是应该从语音上来寻找它们的族名之源。
从字形上来看，"公"与"瓜"有相象之处；但是"公"和"瓜"究竟是否相关？或究竟如何相关？从文字考据的角度来说，是颇难求证的。然而，"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我们也若将"公"作"乌"、"兀"、"斛"、"纥"读，所有含"公"姓氏[31] 与北方诸大族族名的关联，倒是一目了然的了：
"兀者"：公祖、公肩、公车、公仇、公畴、公季、公甲、公建、公坚、公期、
公旗、公綦、公之、公朱、公仲、公子、公族、公左；
"回纥"：公夏、公甫、公房、公父、公翰、公何、公户、公扈、公华、公为、
公巫、公务、公右、公玉、公阅；
"乌孙"：公孙、公山、公上、公申、公慎、公胜、公献、公襄、公行、公宣；
"纥奚"：公西、公皙、公师、公施、公石、公士、公思、公息、公析、公绪；
"曷萨"：公沙、公若、公帅、公索、公叔、公休、公输；
"斛律"：公良、公林、公刘、公留、公旅、公牛；
"纥突"：公涛、公佗、公德、公都、公堵；
"巫马"：公孟、公明、公罔、公文；
"呼延"：公冶、公言、公羊；
"阿巴嘎"：公伯、公宾。
据此，"公"的读音为"乌"或"兀"，不失是个普适的归纳和成功的猜想。对传统的观念，它或许也会形成某种挑战，例如"黄帝"既姓"公孙"，也必是"乌孙氏"；而"乌孙氏"很可能就是"爱新氏"[32]。这无疑揭示了"中原民族"与"通古斯系"是有着深度渊缘的。至于那种"乌孙"是"印欧人种"的说法，则本来就是没有什麽根据的。
""氏诸生
孔子弟子有五人的姓氏含""字："敞悁r伯牛"，"晶l字仲弓"，"捶D字子有"，"替岫r子鲁"，"援u字子产"。
一般认为""字即是"冉"字。其实，它是"内"或"南"的别写；这个说法可能较少质疑，因为"楠"字，亦是作""写的。""从"泥母n"，读"纳"、"奴"、"粘"、"囊"皆可。"敞"、"晶l"、"捶D"、"援u"等，可能与女真姓氏"粘葛"、"纳合"、"纳吉"相关。而"替"则可能是蒙古语的"太阳"nar，或naran（"纳兰"）一字。
除上述含""诸姓氏外，诸弟子中还有"南宫括字子容"和"壤驷赤字子徒"者，另如商王"南庚"，"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者。这些"南宫"、"南庚"、"壤驷"、"南子"，以及古代姓氏"淖盖"和"淖齿"，当然都是"敞"和"援u"等的变音或异写。传说中Nakuz（"敞"？）是蒙古民族祖源氏族之一[33]；而Nagy（"援u"？）又是现代匈牙利头号大姓。
"颜"、"燕"、"原"氏诸生
在《同源字典》中，王力先生曾就"安"、"焉"、"恶"、"乌"四字的同源性，进行过充分的论证[34]。"安"、"焉"（an），与"恶"、"乌"（a、ak、al）间的音转，本与 n和l间的谐变有关；这种谐变出现在字首，就有"南"和"兰"之通；发生在字尾，则是"安"和"乌"之转。《魏书》人名"张焉豆伐"[35]，《北史》记作"张乌豆伐"[36]，就说明"焉"和"乌"是音通的；这也是我猜测"焉耆"即"兀者"，"安息"即"乌孙"的依据。an和al间的变换，在北方诸族语言中表现得更明显，"金"字在通古斯语既作"按出"（an-chu），亦作"阿勒楚"（al-chu）；反之，山名"阿尔泰"（al-tai），亦作"按台"（an-tai）。
"颜"（ian）与"焉"音同，常作"安"（an）读；基于上述的音转讨论，它当然也可以转读作"乌"或"兀"（al）。因此，孔子的五名"颜"姓弟子的姓氏："颜回"、"颜无"、"颜高"、"颜哙"、"颜何"，可能就是族名"乌护"、"护骨"、"回纥"的转音，而"回"、"无"、"高"、"哙"、"何"，则是"东胡－鲜卑系"氏族名后缀"古"、"骨"、"纥"、"胡"等。
孔子的另外四名学生："颜幸字子柳"，"颜祖字襄"，"颜之仆字叔"，"燕隋r思"的姓氏"颜幸"、"颜祖"、"颜之"、"燕"等，显然就是通古斯族名"爱新"、"按出"、"奄蔡"、"安息"。另一名"原宪字子思"之姓"原宪"当是"元宪"或"兀宪"[37]，或即"乌孙"之异写。
按此分析，孔子的"颜"（含"燕"、"原"等）姓诸生，可以分成"东胡－回纥" 和"东夷－爱新"两系，而这些学生又多为"鲁"、"卫"人士。称"鲁国"及周边地区为"奄地"，或许与诸多"颜"姓部落聚居在那里有关。
"高柴"、"后处"
仲尼弟子中有"高柴字子羔"者。"高"字可能不是读作gao或kao，而应该是读作ghao、khao、hao或ao的；事实上，由"高"字衍生出来的"蒿"、"镐"、"毫"、"豪"等字，也都是读hao的。如是读来，"高柴" 和另一名学生"后处字子里"之姓"后处"，都应当是"兀者氏"无疑了。
求得"高"字的读音，也识得了先秦文献中的"高辛氏"的族源，它显然就是通古斯系的"爱新氏"或"乌孙氏"。今商丘南二十余公里处，还遗有地名"高辛镇"[38]，从种种方面来看，"高辛氏"都是"商族"的核心部落。在《左传 昭公元年》，有这样一段记载：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沉、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沉，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
此中，"金天氏"当是"爱新－阿巴嘎氏"；"阏伯"即是"阿巴嘎"；"实沉"就是"息慎"；"允格"和"台骀"则分别是通古斯－满语的"哥哥"和"弟弟"；"玄"字意"黑"，它可能是通古斯语"黑"字"萨哈连"的缩音，"玄冥师"可能就是古已有之的"萨满"巫师。
"子产"姓"援u"（"纳吉"），是个通古斯系的姓氏。他对先世的传闻掌故颇有了解，一段短短的答辩，竟包容了通古斯民族的丰富信息。从这些对话也可发现，春秋时代的中原诸国民众，除少数知识分子外，都已不通祖语了。
"任不齐"、"宓不齐"、"罕父黑"
这三个姓氏可能与族名"阿巴嘎"，和变自"阿巴嘎"的人名"阿保机"[39]等有关。波斯文献《史集》在谈及元蒙时代的"钦察"部落时说[40]：
……乌古思称他为"钦察"（q(i)bjaq）。这个词由"合不黑"（q(a)buq）一词派生来。"合不黑"为突厥语"空心树"之意。所有的钦察人都出自这个幼儿……
q(a)buq就是"阿巴嘎"，《金国语解》中亦作"呵不哈"，余大均先生将其译作了"合不黑"；如将q(i)bjaq译作"阿巴察"或"阿保机"，可能要更准确些，而蒙古人将其译作了"钦察"。这段记载告诉了我们，"阿保机"的确是"阿巴嘎"的变音；元蒙时代的"钦察"部落是说突厥语的，他们甚至连"阿巴嘎"的"天"意都不知道了。这个音变也可能在北方诸族的自中原出走前就发生了，先秦历史中有很多中原人士名"伯齐"或"不齐"者，它们大概都是"阿保机"的缩音。
"任不齐"就是"阿保机"，"罕父黑"则是"合不黑"；而"宓不齐"可能是"宓羲 阿保机"之缩音。
"卜商"、"伯虔"、"步叔乘"、"邦巽"
"卜商字子夏"，"伯虔字子析"，"步叔乘字子车"，"邦巽字子敛"四人的姓氏，可能与出现于不同时代的"白羊"、"拔野古"、"伯岳吾"、"巴牙兀惕"等北方部落名有关。
韩儒林先生说"伯岳吾"出自"伯颜"[41]，即满、蒙两语中的"富人"一字；然而，这个言之有理的说法也有可质疑之处：族名产生于远古社会，难道那时的人们已经穷富贵贱有别了吗？《史集》是将"巴牙兀惕"列在"迭儿列勤 蒙古诸部落"中的，我以为"迭儿列勤"就是"朱里真"（即"女真"）之异译，它们的先祖应是"通古斯系"民族[42]。
这个氏族后来在欧亚草原上播散得很辽远。据八－九世纪的西方记载，南俄地区出现过一个凶悍部落名Pechenegs（"伯虔"？），匈牙利人称其为Bes(h)enyo（"卜商"、"步叔乘"、" 邦巽"？），阿拉伯文献则记之为Bajanak（"伯颜"？），它们可能就是后来的"钦察伯岳吾"部。从这些欧亚草原上的"流"， 我们可以回溯它们出自黄河流域的"源"。
"漆雕"
孔子有三名姓"漆雕"的弟子："漆雕开字子开"、"漆雕哆字子敛"、"漆雕徒父"。《说文》说："雕，琢也"；又说："琢，雕也" 。因此"漆雕"的读音应该是chi-tiu或chi-teok，即"赤狄"（chi-ti）之音。
不少人是用对颜色的崇尚，来解释"赤狄"和"白狄"这些部落名的，而不多有人去正视它们的音源。其实，"高车"又名"赤狄"[43]，女真人也有"赤盏氏"[44]，匈牙利有Csarszar氏，中亚则有地名Chirchiq；而蒙古氏名"博尔济吉"，西域族国名"薄知"、"白题"、"跋提"等[45]，又与族名"白狄"可相比照。这些远离汉地的相关族名、姓氏、地名的存在，都否定了那些用"赤"、"白"之义，去猜测这些部落"尚红"或"尚白"的说法。
"施之常"，"石作蜀"
"l狄"是个重要的氏族，北齐名人"l狄干"是被称作"鲜卑老公"的[46]。唐代漠北"思结"部，元蒙时的"失吉"氏，入主近东的"塞尔柱人"，可能都是"l狄"之裔。古代西域的"瑟底痕" [47]，现代中亚的Sazagan、Shazhagay、Shizhaga等地名，想必都是"l狄"部落徙居之遗存。
孔子弟子"施之常"和"石作蜀"的姓氏"施之"和"石作"，大概就是"l狄"。有趣的是，据公元491年安提俄克城"约翰"的记载，有一个名叫Sigizan的Hun人，曾服役于拜占庭的军队[48]，Sigizan显然就是"施之常"。
"仲由"，"宰予"
"仲由"和"宰予"，可能与族名"昭武"有关。
从北魏、隋唐起，西域河中诸邦王族皆属"昭武九姓"，据传它们都是来自河西"昭武"地方[49]。唐末敦煌西有"仲云"部落，据说是"小月氏"的遗族[50]。"昭武"和"仲云"可能都是"西戎"之裔。
今南俄地区的"楚瓦什人"（Chuwa-sh），是Hun人的后代；楚瓦什学者认为Chuwa是从Savir、Suvar、Suwar等字演变来的[51]；而"楚瓦什语"又表现出许多不同於"突厥语"，而类同於"鲜卑－蒙古语"的特征。这提示了我们："楚瓦"与"昭武"、"渠武"、"仲云"等，都可能是族名"室韦"之转音。
"司马耕"
仲尼有弟子"司马耕字子牛"者。
一般以为"司马"是从官衔转化来的。司马迁在《自序》中，却从未说过因祖上当过"司马"官，而袭了这个"司马"姓。在他的先人的名字中，除"错"、"靳"、"昌"、"宪"、"谈"等外；还有"蒯聩"、"昭豫"、"无泽"等，它们显然是"护骨"、"昭武"、"兀者"转化成的人名，太史公的家族，看来也是有着"戎狄"的血统。
人名"司马耕"、"司马迁"、"司马靳"、"司马昌"、"司马谈"，与族名"悉万斤"、"悉万丹"、"悉泯健"[52]、Sarmatae[53]（"萨尔马泰"），地名Samarkand（"撒麻耳干"）等如此音似。我想，汉姓"司马"、"西门"，胡姓"泣伏"、"乞伏"、"石抹"，匈牙利姓氏Szima等，可能都是族名"悉万"之变译。
"原亢籍"、"孔忠"
"原亢籍"、"孔忠"是两个弟子的姓氏；孔子本人也叫"孔丘"，与"孔忠"很相似。"原亢籍"可作"元亢籍"或"兀亢籍"，急读即是"王籍"或"弘吉"；我想"孔忠"和"孔丘"同样也是"弘吉"的转音。这个后世著名的蒙古氏族名"弘吉剌"，竟也是先秦中原人名。《夏本纪》记载："帝不降之子孔甲"。"不降"当是"伯颜"，而"孔甲"自是"弘吉"。
"曾参"、"曾虔"、"颛孙"、"曹恤"、"左人郢"
"曾参"即"曾子"，是孔子最亲信的弟子。
"曾参"、"曾虔"、"颛孙"、"曹恤"和"左人郢"，很可能就是远古时代的"颛顼氏"，或后魏的北族"长孙氏"[54]。唐朝在西域所设置的府州之名，若干竟与它们惊人地相似，例如："迟散"、"乞施献"、"骑失"、"奇沙"、"据瑟"、"遮瑟"等。迁徙中亚的东北亚族名，应是这些地名的源音[55]。
“巫马施”
与“巫马”同源的“胡名”、“胡姓”随处可见。《魏书》所记载的人名“务目尘”[56]，氏族名“侯莫陈”[57]；《新唐书》记载于阗王“姓尉迟氏，名屋密”[58]；宋代西夏民族则有“嵬名”、“讹命”等姓氏；《辽史 兵卫志》则记载了“属国军”名“乌马（山奚）”和“胡母思（山蕃）”。这些人名－氏族名，和中原地名“侯马”、“高密”，新疆地名“哈密”（维吾尔语读“库密”），西域古国名“胡蜜丹”等，可能都源自北方族名“库莫奚”一字。
我猜测后世的“宇文氏”，可能就是这个氏族。
“澹台访鹈鳌?
“澹台”当是“拓特”，即“鞑靼”之源名。蒙古人通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部落为“水达达”，亦可见“拓特”是个通古斯系姓氏。
“灭明”，北方诸族中没有这个族名的显性记载；但西域却有“迷密国”，它是“昭武九姓”之一的“米国”，《新唐书》说：“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59]。
“澹台访鹈鳌 』蛐碛Ω檬歉春闲帐稀巴靥胤弭秣”。
“闵损”、“樊须”
“闵损字子骞”之姓“闵损”，应即是“宓羲”；
“樊须字子迟”之姓“樊须”，可能是“伏羲”。
“宓羲”和“伏羲”，应同为族名“a_”、“a羯”、“密须”之转音。
“句井”
“句井疆”者无字。“句井”应同“沮渠”，即“女真”或“朱里真”之异字。
“郑国”
“郑国字子徒”。“郑国”，可能是女真语中的“申科岸”，亦即“鹰鹘”[60] 一字。满、蒙两族男子以此字为名者甚多。
“秦插
“秦揭r开”。“秦插当是后世鲜卑系民族部落名“叱奴”、“丑奴”或“叱那”，即蒙古语之“狼”字。
其他如：“单”就是“契丹”；“廉楚貝M“荣旗”应是“如者”；“有若”是“斛律”；“梁澶”即“落坦”；“乐咳”则是“术和”。
上述的分析表明：在“中原汉语”已经形成的“春秋时代”，曾为“商族”聚居的“豫东北”和“鲁西南”及周边地区的居民，仍然保留了“夷”、“狄”民族的姓氏特征，这显示他们的确与后世远居北方的“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乃至“突厥语族”有着同源的关系。他们一定是在经历过了外来部落及其“藏缅式语言”的长期影响，才转化成使用“汉语”的“中原汉族”的。
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语言可能还相当复杂，各部落语言的“汉化”过程也并不是同步进行的，有些部落仍然在使用“戎狄”语言，《左传 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记载了一则有趣的相关故事。吴国被楚国战败，而告于盟主晋国，各诸侯在一个叫“向”的地方聚会，主盟的晋大夫“范宣子”，逮捕了私通楚国的莒国公子“务娄”；他又怀疑“姜戎氏”泄密，而指责来会的戎子“驹支”；后者则作了一番颇长的辩解，其中言及：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这无疑说明，虽然那时“汉语”已经形成通用已久，而且中原“诸戎”部落也积极参与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活动，但是它们所使用的语言，与中原诸国的主流语言仍然是不同的。当然，象“范宣”、“务娄”、“驹支”这样的人名的出源也都可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一、 春秋前后“齐”、“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名
尽管，许多中原部落在远古时代就逐个地离析出走了，有些则融合消蚀了，但它们仍然在黄河流域的留下了痕迹。在那些自“春秋”保留至今的中原地名中，许多就是“华夏民族”的祖先部落名。对于中原地区地名的研究，也是追溯古代中原居民族属的又一重要手段。
引言中对黄河中游“三河地区”的“地名”和“戎名”的讨论，使我们了解到那里的古代部落，与“北方诸族”有着亲缘关系。而《汉书 地理志》所记载的黄河上游的“西戎”之地，即今天的甘肃庆阳、宁夏固原、陕北延安一带的汉代地名，亦与“北狄”族名有着鲜明的可比特征。例如：
“乌氏”、“郁郅”、“月氏” 即“兀者”，
“木禾” 即“a_”，
“安俾” 即“阿巴嘎”，
“龟兹” 即“厥机”、“沮渠”，
“复累” 即“覆罗”，
“直路” 即“敕勒”、“叱勒”，
“回获” 即“回纥”，
“朝那” 即“叱奴”，
“独乐” 即“吐如纥”、“同罗”，
如果在“齐鲁地名”与“北方诸族族名”之间，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可比性，那将使整个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与“北方诸族”的同源关系，得以全面展现。而这种比较也并不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在二十世纪中完成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对照该书的各代舆图，不难发现自“春秋”始，中原地名的记载数量有一个“飞跃性”的增长。它们中的大部分无疑是承继於前代的，其中还有不少一直延续使用到现代社会。这显然表明：从“春秋”起，中原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已趋稳定。下文用于比较的“齐鲁”及周边地名都摘自《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了弥补疏漏，我们添以若干战国和秦汉时代地名，以及个别西域族国名，来强化这个对比。如：
春秋、战国、秦、汉时代齐、鲁及周边地名 北方诸族部落名
公丘、冤句、魏其、郁秩、夏丘、 兀者、兀惹、（焉耆），
尉氏、雍丘、於余丘
东阿、东牟、东垣、东昏、单父、 东胡、屠何，达斡尔，
堂阜、堂邑
祝其、赘其、垂葭、曲池、曲成、 沮渠、厥机、主儿扯、
楚丘、渠丘 朱里真，女直，
颛臾、丘舆、钟吾、龟阴、壮武、 昭武、仲云，
曲阜、曲沃
取虑、昌虑、訾娄、邹卢、陈留、 敕勒、叱勒，
巨鹿
牧丘、马泾、蔓葭、麦丘 a_、a羯、勿吉，
咸丘、安丘 按出虎、安车骨、（奄蔡），
鲜虞、鲜牟、豕韦、司吾 室韦、失韦，
外黄、五吾、高鱼、武垣、滑 乌护、回纥，
无娄、袁娄、缘陵、胡陆 斛律、乌洛侯，
廪丘、闾丘、梁丘、犁丘 如甲，
蒲姑、平阴、符合（符离） 仆骨、婆莴，
符离（符合）、浮来（包来） 钵利曷、步六孤、（蒲类），
高唐、狐骀、邯郸 乌谭、（和田），
菟裘、陶丘、桃丘 突厥、泰赤兀，
石门、瞒 悉万、乞伏、（悉万斤），
须句、石 l狄、失吉，
高密、姑幕 库莫奚、（哈密），
重馆、长葛 镇国，
逼阳、平阳 白羊、伯岳吾，
京兹、长勺 （精绝）、（金积），
即墨、葭密、羁马 吉里迷、（且末），
夫钟（夫重） 覆钟，
夫余 扶馀，
祝柯 术虎，
胡阳 呼延，
舞阳 兀颜，
不其 白狄，
夹谷 夹谷，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若干现象，并得到一些结论：
其一， 后世北方诸族部落名“兀者”、“东胡”、“沮渠”、“昭武”、“敕勒”、“a_”、“室韦”、“回纥”、“斛律”等，对应着为数众多的中原古地名，因此这些后来的北方大族，也必定曾是上古时代的中原大族。
其二， 被认为是“通古斯系”的部落名“兀者”、“沮渠”、“a_”、“按出”，与“东胡－鲜卑系”的 “东胡”、“室韦”、“昭武”、“敕勒”、“回纥”、“斛律”等部落名转化成的地名，呈交错分布。因此，它们的血缘和原始语言究竟如何区别？将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其三， 地名“桑丘”在多处出现，它们与“襄丘”或“商丘”一样，显然都曾是“商部落”的聚居地；鲁国的“曲阜”，晋国的多个“曲沃”，可能都是源于族名“昭武”的地名；山东半岛尽头的“即墨”（应该读作“即密”），与远在晋西南的“羁马”，相隔千里。这些同源地名四处分布的现象，说明在远早於“春秋”的时代，黄河流域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民族－部落的迁徙和融合活动。
其四，“中原地名”与“北方诸族族名”间的全面对应表明：后世所谓“通古斯”、“蒙古”、“突厥”诸族，都是“古代中原民族”出走北方的胞裔。而“中原汉语”与现世“北方诸族语言”间的截然不同，则又表明：使用“藏缅式语言”的后来部落的不断注入，是这种“古代汉语”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北方诸族”先祖的出走，则一定是远早於“中原汉语”形成的年代的。
二、 语言比较的证据
上述“姓氏”和“地名”研究表明，演变成”汉族“的中原古代居民，与“北方诸族”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如果我们能从“中原汉语”中发现“北方诸族语言”的成分，也将是这种联系的重要证据。经过数千年的渗透和融合，北方诸族仍然使用着相当不同的语言，这些区别也必然是承继于上古时代中原语言的多元性。因此，将“中原古代汉语”与“北方诸族语言”逐一比较，不仅是对“汉语”的“语谱分析”，也是解析“汉民族”内涵成分的有效手段。
现代语言学并没有注意到上述的现象，西方语言学界是将“汉语”和“藏缅语”视为亲缘语言的。所谓“汉－藏缅语系”诸语言，大部具有单音节词根和每个音节都有固定音调的特征。尽管，这个理论几乎完全忽略了“汉语”与“北方诸族语言”的关系，但它仍是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理论体系。“汉语”和“藏语”间的大量的基本语词间的语音对应现象，构成了这个理论合理的内核，如：
汉语 变通字 吴音 藏语[61]
我 吾、俺 ng nga
五 ng nga
鱼 ng /nyu nya
二 贰 nyi nyii
太阳 日 nye nyime
耳朵 nyidu nyendjoo
一 dji
三 sum
四 shi
死 xi / shi shi
有 yoo
不 莫、没 mee
作 做 chee
候 huu
结束 卒 tsha
名 ming
谁 suu
氏族 ruu
鸟 雀 dja
鼠 dji
狐 woomo
尽管这个表列的容量有限，但已经足以洞察“汉语”和“藏语”间的亲缘关系。特别是汉语的“南方方言”与“藏语”，在“我、五、鱼”，“贰、日、耳”，“四、死”，“雀、鼠”这些无关语词间的语音“同构对应”现象，看来“藏语”与“南方汉语”的关系，要比与“北方汉语”的关系更为根本。
然而，一重亲缘关系的存在，并不能排斥另一重亲缘关系。在“音节”和“词序”形态上，貌似截然不同的“汉语”和“北方诸族语言”间，或许有着不亚于“汉语”和“藏缅语”间的关联。如，从基本语汇来看，汉语中的“阳”和“水”字，可能就是突厥语的hun和su，“岭”字则是源自通古斯语的alin；而“泥淖”的“淖”，则是来自蒙古语的“湖泊”一字nuur。
“汉字系统”是从“象形字”发展出来的。基本象形字既以“象形”和“喻义”为本，也理当可为任何人理解和使用；日本、朝鲜、越南诸国将“汉字”使用了上千年，都是按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训读”的。因此，如果我们能确定一些基本“象形字”的原始音训，不仅可以追溯古代汉语的语源基因，还可以去判定汉字初造者们的族属和语属。
以“马”、“木”二字为例。它们不仅是两个基本的“象形字”，而且是两个重要的基本“声符”，由“马”衍生出的“妈”、“吗”、“蚂”、“骂”，和从“木”衍生的“米”、“末”、“沐”等字，均从“明母m”。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造字之初，“马”、“木”二字就是读作ma、mu、mo的。为了确证这两个具有声符意义的汉字的语源，下面谨作一个范围稍广的比较：
藏语 满语 蒙语 突厥语 匈牙利语 楚瓦什语[62]
马 ta morin morin/at at lo lasha
木 shiin mo mod agach fa javas
从这个比较不难看出：突厥语和藏语与这两个汉字是无关的；藏语的shiin，可能是“薪”字的音源；匈牙利语的lo，大概与“驴”字同出；楚瓦什语的lasha，则与满语的“骡” laosa有关；而只有满语和蒙语中的对应字，才与汉语中的“马”、“木”二字有本质的关联。尽管，我认为蒙古语的morin和mod，是借自通古斯语的；但是在这里没有必要去纠缠一个或许会引起争议的个人见解。
中国古藉为“古代汉语”和“北方诸语”的关联现象，也作了若干相当有意思的隐性记载。例如，《尔雅 释草》说：
卉，草。
翩B鴃B华，荣。
作为一个象形字，“卉”表现了茂盛的丛草。“草”字在藏语中是tsa；在满语中是or-ho（“斡儿和”）；而在匈牙利语中为fu。不难看出，汉语的“草”，与藏语的tsa有着渊缘；而“卉”则or-ho和 fu间有着接近或相同的音值；匈牙利语的fu，也应该就是从满语的or-ho转化来的。
《尔雅》又说：“翩芋B“鴃芋B“华”，义“荣”，即“花”。我们不难识别“鴃芋B“华”、“华”都是“花”的不同的写法而已；而独树一帜的“翩芋]可能读“伊”或“依”），则可能是满语的“花”－“依尔嘎（哈）”（ilga / ilha）的缩音。我不想再讨论“花”是否就是“哈”的转音，但我必须指出上述诸字与藏语是绝对无缘的，藏语的“花”字是metoo。
《尔雅 释天》还说：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是，它们是上古各代“年岁”一词的演变；“唐虞”则解作“唐尧虞舜的时代”。事实上，“夏”、“商”、“周”本是中原地区的领袖部落之名转化成的朝代之名，“唐虞”是“尧舜”所出的部落，它可能就是春秋秦汉族名“东胡”，或宋辽金元时代族名“唐兀”[63]之异译。与其说这几个同义词是发生在各个时代，还不如说它们是古代诸部落语言在中原汉语中的沉淀。
“年”字，蒙古语作ziil，即是“唐虞曰载”之“载”；而满语作anen，又正是“周曰年”之“年”；满语的“岁”字ser，恰似“商曰祀”之“祀”；“夏曰岁”之“岁”，则是“楚瓦什语”之sul，。看来，“夏”和“唐虞”似为“蒙古语族”，而“商”和“周”则似“通古斯语族”。“唐虞”是“东胡”，而不是“尧舜”，但愿不会被认为是个“离经叛道”的说法。
西方语言学者的丰富想象力予我们很多启发；但时而也有走得太远之嫌。例如，高本汉（Bernhard Karigren）推定了汉字“卒”与藏字sdud-pa（读tsha，义为“收集，聚集，聚结起来”）同源后；又进而推论其“士卒”之义，是来自“受强制劳动的男人群体”的意思。对此，就连包拟古（Nicholas C. Bodman）也有“离题太远”的感慨[64]。
藏语的“士兵”是mermi，它与汉字“卒”是没有什麽关系的。蒙古语的“士兵”作tsereg，“健壮”作cheereg；而匈牙利语的sereg一字，又意转为“军队”。历史上有安禄山“养……曳落河八千人”[65]的记载。tsereg、cheereg、sereg 、“曳落河”等当同鲜卑语“车鹿会”一字，“壮士”之谓也，在原始社会里“壮士”就是“战士”，它们大概就是汉语中的“士卒”之“卒”字的来源。
除“太阳”（hun）和“水”（su）外，若干“突厥语”的词汇，也遗存在“汉语”中。“土”（toprak）、“车”（hoca）这两个基本象形字，就与突厥语相关。“藏语”的chuu与“水”字也比较相近；“藏语”的“土”字saa，则是“沙”字的影子。但是，如果我们过分执着地要从“藏语”去寻找一切“汉字”源泉，不仅会舍近求远，而且也会有失公允。
根据“车”和它的衍生字“载”的现代读音，可以推测“车”的源音应该是在cha和chi之间，而“车”字在突厥语中为hoca，在匈牙利语中则为kocsi，它们的读音都恰似“高车”，亦几同欧洲语言中的coach。有匈牙利学者认为，这是匈牙利语汇对西方语言不多的贡献之一。如果这种说法是可靠的话，或许我们已经寻得了coach一字远在东方的“中原古代语言”的根。
上述的讨论，对专门家来说失之疏略；于浏览者来说则嫌之艰涩。一个简明的表列，或许能弥足双方的要求：
汉语 变通字 藏语 满语 蒙语 突厥语 匈牙利语
万 chi tuman
花 metoo ilga / ilha
木 薪 shiin mo
草 卉 tsa or-ho fu
铁 dja temer
河 gukdju gol folyo
火 me gal
气 lung hii
水 chuu su
土 （沙） saa toprak
车 kolo hoca kocsi
马 ta morin lo
驴 pung-gu
牛 特 long ihen tehen
羊 luu jamaa
兔 rekoon tuula
头 元、兀[66] go uju da、咄
臂 胳膊 lang-aa gala gar gol
年 载 lo anen ziil
天 nam tengri
山 岳 ri uul
山脉 岭 ribo alin
峰 （丘） ridse colhon
云 drimpa uul
雨 cher huur
父 爹 papa etseg atya
母 娘 ama anyen anya
兄 昆 djudju ahun
弟 仲 oma deote duu
兵 卒 mermi tsereg
最后，我们不妨注意一下一个很有趣味的地理－语言现象：长江以南“河流”多以“江”为名；而长江以北则多以“水”或“河”为名。前者如：“珠江”、“湘江”、“赣江”、 “黄浦江”等，后者如：“泾水”、“渭水”、“妫水”、“淝水”、“汉水”、“漳水”，或“黄河”、“淮河”、“汾河”、“桑干河”、“滹沱河”等等。其实，“河”是蒙古语gol字之转，而“水”则是突厥语su之本音。今甘肃临夏地方旧名“河州”，当地使用蒙古语的“东乡族”民众，则以谐音称之为“各州”。而今之哈萨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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