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汉语中的北方诸族语言成分】
-从春秋时代齐鲁地区人名和地名得到的启示-


一、 引言

"语言"是"民族"认同的要素之一。"汉语"的形成机制,无疑是"汉民族"起源的关键问题。它的方言分布,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洞察性的信息。以"北方官话"和"西南官话"所代表的"北方汉语"语音的统一性,表明它是一种传播和融合性的语言;相反,在种类繁多的"东南方言"间,却非常缺乏互懂性,这又显示它们可能都是较孤立的原生性语言。有人认为,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性,可与欧洲语言的多样性相比拟[1]。然而,"北方汉语"却又有着并不亚於"美洲英语"的统一性。后者产生於欧洲诸国大量移民的近三百年间;而"北方汉语"的出现,则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这种"大一统"现象,使我们猜测:"北方汉语"不可能形成於人类之初,它必定是在一个漫长时期里,由许多不同部落的原始语言融合而成的。那时候,在黄河流域一定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融合活动。

现代语言学是将"汉语"归属于"汉-藏缅语系"的,这种极具学术说服力的理论,使人们开始积极地注意"藏缅语"与"汉语"间的关系;但同时又使人们忽视了其他语言在"汉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实,在"古代中原汉语"形成前的时代,黄河流域的许多历史、语言、人类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首先,"中原居民"与北方"戎狄诸族"直接相邻,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血缘上的联系;其次,基于对地缘和人口的考量,似乎不应是"藏民族"本身,而是其他"藏缅式语言"的载体部落参与了"中原汉语"的形成。然而,"北方诸族语言"与"藏缅式语言",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语系分野。因此,辨明中原地区各古代民族来去的方向,及其语言的"先后"、"主客"和"转换"关系,将是认识"古代中原汉语"形成的先决条件。

有许多证据可以表明,所谓"北方诸族"是在远古时期从中原地区出走的。这些"北狄"部落在草原地带,因改营游牧而获得了巨大迁徙能力;所谓"西戎"民族,也就是沿河套通道转徙陕甘宁青,尔后再经河西走廊扩散至中亚、南亚、东欧地区的"北狄"部落[2]。正因此,"北狄"和"西戎"的许多部落名,乃至"西域"的族国名,都可以在古代中原部落的历史中追溯到它们的始源;反之,"华夏民族"民族的许多语言信息,亦可以在欧亚草原上去寻觅它们的去踪。"北狄"、"西戎"与"中原部落"间的这种同源关系,正是现世所谓"通古斯"、"蒙古"、"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有着举足轻重分量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一些传统观念,非但无助於这些问题的认知,反而堵塞了人们的思路。首先,在没有搞清亚洲东部人类的来去始末的情况下,就将"黄河流域"当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且一味地强调"汉民族"及其语言自北向南的扩散过程;从而完全抹煞了他们远祖是来自南方,而且还不断受到后续而来的南方民族和语言的影响的事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浙江的"河母渡文化"和湖南的"城头山遗址"等考古发现,震撼了世界各国学术界,这些七千至九千年前的古代农耕文明的出土,有力地表明:长江流域有着更早的人类社会活动。其次,以现代基因科学为基础的人类学的研究,也发现亚洲东部人类男性Y-染色体种类,自南向北渐趋单纯的瓶颈现象[3]。这些考古学、基因-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重现了古代人类迁徙活动,这也为"汉民族"和"汉语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线索。

然而,"语言"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化石"。例如,"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於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而"族名"(亦即"姓氏")又往往会转化为"人名"和"地名"。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白令海峡两侧的地名或原住民的族名:"爱斯基摩"( Eskimo)、"楚克奇"(Chukchi)、"阿留申"(Aleutian)等,很象"通古斯"族名"兀者"、"沮渠"、"挹娄"。甚至在"阿拉斯加"一侧的"尤比克语"(Yup´ik)中,还保留了为数不少的"通古斯语"的基本词汇;但是,尤比克语中的"基数词"不仅与通古斯语完全不同,而且还具有"五进位制"的特征[4]。这表明:可能是在"通古斯语"的"数词系统"产生之前,这些"爱斯基摩"人的祖先,就带着他们的"族名",离开了东北亚地区的"通古斯民族"部落群体。

不少人企图从"地名"去为"民族"寻根。例如,在满、蒙地区就可以找到许多个"鲜卑山",我们能否就认为它们都是"鲜卑民族"的发源地了呢?事实上,上古人类是不可能先为山川河流,而后为自身血缘命名的;这些山水地名不过是"鲜卑部落"迁徙活动的遗迹而已。同样,人们寻找"族名"的语义,也往往是徒劳的。象"爱新"(通古斯语"金")、"阿巴嘎"(通古斯语"天")、"叱奴"(蒙古语"狼"),这样一些保有语义的族名,是为数不多的。"语种"的湮灭在历史上从未休止过;然而,人们却并不因为语言的更替,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族名"或"姓氏"。在古代部落及其语言的兴亡融合中,大量的"族名"早已丧失了它们曾经有过的含义;那些探索"突厥"、"蒙古"、"女真",乃至"华夏"这样的族名的语义的努力,还不是统统都归于失败了吗?

由原始"族名"发展而来的"地名"和"姓氏",无疑是人类语言最深层的沉淀;由于它们大部分没有语义内涵,因此也不再迁就语言的游移变幻,从而成为语言中较稳定的语音成分。因此,揭示"地名"、"姓氏",乃至"人名"的族属、语属信息,是历史语言学的最基本的研究内容或方法。而中国历史又恰恰在这些方面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记载。

例如,《逸周书 王会解》,就是一部较准确地记载异族族名的先秦古藉。在该书的"伊尹朝献篇"中,记载了:"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纤犁、其龙、东胡,……"等族名,其中"大夏"、"东胡"、"匈奴"、"月氏"等,皆世人熟知的北方大族;而"貌胡"、"莎车"、"旦略"、"戎翟"、"楼烦"、"纤犁"和"其龙"等,则是屡见于史载的族名"a_"、"l狄"、"同罗"、"如甲"、"术和"、"敕勒"的异写。惟"空同"(khong-thong)和"姑他"(kha-tho),似不显见于后史记载。

其实,"空同"和"姑他",很可能是两个同源的族名。《晋书》的"乌谭种"[5];《魏书》的"渴单氏"[6],和"柔然"初附之"纥突邻"[7]部;辽代"五国部"的"越里笃"[8],可能都是它们的变音。《汉书》记载的"塞种"部落"捐毒"或"尉头"[9],则可能是它们远涉中亚的同源族类。"于阗"或"和田",又是这些部落在西域聚居而形成的族国名。是《史记》最早记载了"于阗"[10],《大唐西域记》和《新唐书》也都提到过它[11],《秘史》将其作"兀丹"[12],《元史》则作"斡端"或"忽炭"[13]。实际上,中原地名"邯郸"、"洪洞"、"滹沱",都是它们最恰当的对音。从这两个族名的语音解析,我们或许可以瞥见源自中原的古代人类部落,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流动状态。


"中原地名"与"北方族名"之间的关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史记》的"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14]的"三河"地区,必是"华夏民族"的根本之地。春秋时,那里有"北虢"、"东虢"、"大卤"、"曲沃"、"令狐"、"羁马"、"狐厨"、"篪祈"等地名 [15],它们显然与"仆骨"、"东胡"、"同罗"、"昭武"、"术和"、"且末"、"兀者"、"赤狄"等族名相对应。又如,中原"戎"名"扬拒"、"伊雒"、"陆浑"、"瞒"、"皋落"等[16],又与"按出"、"挹娄"、"术和"、"悉万"、"斛律"对应。这些关联现象,不仅是北方诸族出自中原的证据,也是确认中原古代居民族属的判据。

应该说,一些与先秦人名相关的语言-族属信息,也一直没有为人们所重视。例如,"舜"的生母之名"握登"[17],是否就是蒙古语中的"夫人"-"合敦"一字呢?又如,"商王朝"的直系后裔,"宋国"的末代诸侯"景公"名"头曼"[18];一个匈奴单于[19]之号,亦为中原王公之名,莫非远在漠北的某些"匈奴部落",与世居中原的"商部落"是同源的吗?再如,在与"北方诸族"打了数千年的交道后,我们或许会联想:"东郭"、"东方朔"、"孟尝君"、"扶苏"、"胡亥"、"伍子胥"、"无忌"这样的一些古代人名,可能就是由"屠各"、"东胡"、"a_"、"密须"、"回纥"、"兀者"这样的族名转化而来的。而《史记 秦本纪》所记载的:"大费"、"蜚廉"、"太几"、"大骆"、"奄息"、"到满"、"乌获"、"孟说"、"白起" 、"恶来革"、"百里奚"、"釣蔓e"等人名,则无一不是"胡名"、"胡姓"[20]。

当然,对"族名"、"地名"、"人名"的研究,必然会涉及汉语古代语音问题。清代以来的中外文字语言学者们对先秦语音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古《切韵》系统上从事反推。一些学者客观地指出,作为规范汉语语音的一种努力,《切韵》等书也把许多"古音"抹煞掉了[21]。要重现这些"古音",选取一些非汉语的对照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梵语和汉语的译音比较,曾对认识唐代语音起过有益的作用。又如,藏语和汉语间的比较,则划时代地推动了汉-藏缅语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而近百年来,西方历史-语言学者对古代西域地名、族名、人名,怀有极大的学术兴趣。例如,蒲立本(E. Pulleyblank)在他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一书中,就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和田"、"焉耆"、"龟兹"、"且末"、"蒲类"、"拘弥"、"贵霜"、"奄蔡"、"乌弋山离"[22]、"丘就却"这样一些译名的音值;西方人很精明地看到,从中可以发现上古汉语的一些语音线索。

事实上,对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原人名、地名,与历代北方族名、人名的比较,不仅具有"语音学"的研究价值;我们还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更深刻地去解析"汉民族"极其语言的融合成分。


二、 春秋时期齐鲁地区住民的族属分析

相对於"夏"、"商"、"西周"三朝来说,"春秋"是一个仕农工商全面发展,文化教育长足进步时代。而春秋时代的"齐鲁"地区,又是中原农业文明的中心,《史记》是这样地描写那里的经济文化的状况的[23]:


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有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24]。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吝,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象孔子这样的一位"专业"的"思想家"、"教育家"出现在鲁国地方,是齐鲁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必然结果。

西周的"宋"、"卫"、"鲁"三国,是"商王朝"的故地,其居民自然多是"殷之余民"[25]。孔子的家乡"曲阜",是周公的封邑,鲁国的都城。史载说:"鲁国,古奄国"。而"鲁国"亦称"商奄",那是因为商王"南庚"和"阳甲"两代都"奄"的缘故[26]。"南庚"与女真姓氏"粘葛"[27],"阳甲"与族名"弘吉[剌]"很接近;学界一般也认为"商族"与"东夷系"(通古斯系)民族的渊缘较深。研究"商部落"族源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他们创制了"甲骨文字",这于"汉民族"及其语言的形成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所记载的孔子的七十七个平民学生[28],都是出自"商奄"周边诸国,他们的姓名则为我们检索的"商族"居民的族属,提供了一套可靠的姓氏标本。孔子的这些弟子的姓氏,与后世汉族"张、王、李、赵"式的姓氏大异其趣,它们无疑都是一些古代中原的部落-氏族名;而这些姓氏与北方诸族族名的相似性,则又揭示了中原古代居民与中国北方民族同源的事实。

本文的姓氏研究始于孔子学生中的含"公"诸姓。基于这些姓氏与北方诸族族名的比较,我们归纳和推测了古代姓氏中"公"字的音值。在各种科学方法中,"猜想"(conjecture)是一种重要的"假设"手段,它不一定能为"推理"(deduction)的方法所求证,但却为无数的事实所肯定[29]。现代语言学者关于汉语古代语音的诸多"构拟",即是使用这种方法的。


"公"姓诸生

在孔子的七十七个弟子中,含"公"字的姓氏有九种、人数则达十一人之多:"公冶长,齐人,字子长";"公皙哀字季次";"公伯缭字子周";"公西赤子华";"公孙龙字子石";"公祖句兹字子之";"公良孺字子正";"公夏首字乘";"公肩定字子中";"公西舆如字子上";"公西箴字子上"。此外,《史记》还说:"黄帝者,……姓公孙"[30]。因此判定这些含"公"姓氏的族源,对于中原古族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汉字"公",有"祖父"、"男士"、"雄性",和文化层面的"公正"、"无私"等意义;古代姓氏中的"公",看来与这些语义是无关的。有人说,"公孙"是"公之孙","公伯"是"公之伯","公祖"乃是"公之祖",这大概都是些无稽之谈。我们可能还是应该从语音上来寻找它们的族名之源。

从字形上来看,"公"与"瓜"有相象之处;但是"公"和"瓜"究竟是否相关?或究竟如何相关?从文字考据的角度来说,是颇难求证的。然而,"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我们也若将"公"作"乌"、"兀"、"斛"、"纥"读,所有含"公"姓氏[31] 与北方诸大族族名的关联,倒是一目了然的了:


"兀者":公祖、公肩、公车、公仇、公畴、公季、公甲、公建、公坚、公期、

公旗、公綦、公之、公朱、公仲、公子、公族、公左;

"回纥":公夏、公甫、公房、公父、公翰、公何、公户、公扈、公华、公为、

公巫、公务、公右、公玉、公阅;

"乌孙":公孙、公山、公上、公申、公慎、公胜、公献、公襄、公行、公宣;

"纥奚":公西、公皙、公师、公施、公石、公士、公思、公息、公析、公绪;

"曷萨":公沙、公若、公帅、公索、公叔、公休、公输;

"斛律":公良、公林、公刘、公留、公旅、公牛;

"纥突":公涛、公佗、公德、公都、公堵;

"巫马":公孟、公明、公罔、公文;

"呼延":公冶、公言、公羊;

"阿巴嘎":公伯、公宾。


据此,"公"的读音为"乌"或"兀",不失是个普适的归纳和成功的猜想。对传统的观念,它或许也会形成某种挑战,例如"黄帝"既姓"公孙",也必是"乌孙氏";而"乌孙氏"很可能就是"爱新氏"[32]。这无疑揭示了"中原民族"与"通古斯系"是有着深度渊缘的。至于那种"乌孙"是"印欧人种"的说法,则本来就是没有什麽根据的。


""氏诸生

孔子弟子有五人的姓氏含""字:"敞悁r伯牛","晶l字仲弓","捶D字子有","替岫r子鲁","援u字子产"。

一般认为""字即是"冉"字。其实,它是"内"或"南"的别写;这个说法可能较少质疑,因为"楠"字,亦是作""写的。""从"泥母n",读"纳"、"奴"、"粘"、"囊"皆可。"敞"、"晶l"、"捶D"、"援u"等,可能与女真姓氏"粘葛"、"纳合"、"纳吉"相关。而"替"则可能是蒙古语的"太阳"nar,或naran("纳兰")一字。

除上述含""诸姓氏外,诸弟子中还有"南宫括字子容"和"壤驷赤字子徒"者,另如商王"南庚","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者。这些"南宫"、"南庚"、"壤驷"、"南子",以及古代姓氏"淖盖"和"淖齿",当然都是"敞"和"援u"等的变音或异写。传说中Nakuz("敞"?)是蒙古民族祖源氏族之一[33];而Nagy("援u"?)又是现代匈牙利头号大姓。


"颜"、"燕"、"原"氏诸生

在《同源字典》中,王力先生曾就"安"、"焉"、"恶"、"乌"四字的同源性,进行过充分的论证[34]。"安"、"焉"(an),与"恶"、"乌"(a、ak、al)间的音转,本与 n和l间的谐变有关;这种谐变出现在字首,就有"南"和"兰"之通;发生在字尾,则是"安"和"乌"之转。《魏书》人名"张焉豆伐"[35],《北史》记作"张乌豆伐"[36],就说明"焉"和"乌"是音通的;这也是我猜测"焉耆"即"兀者","安息"即"乌孙"的依据。an和al间的变换,在北方诸族语言中表现得更明显,"金"字在通古斯语既作"按出"(an-chu),亦作"阿勒楚"(al-chu);反之,山名"阿尔泰"(al-tai),亦作"按台"(an-tai)。

"颜"(ian)与"焉"音同,常作"安"(an)读;基于上述的音转讨论,它当然也可以转读作"乌"或"兀"(al)。因此,孔子的五名"颜"姓弟子的姓氏:"颜回"、"颜无"、"颜高"、"颜哙"、"颜何",可能就是族名"乌护"、"护骨"、"回纥"的转音,而"回"、"无"、"高"、"哙"、"何",则是"东胡-鲜卑系"氏族名后缀"古"、"骨"、"纥"、"胡"等。

孔子的另外四名学生:"颜幸字子柳","颜祖字襄","颜之仆字叔","燕隋r思"的姓氏"颜幸"、"颜祖"、"颜之"、"燕"等,显然就是通古斯族名"爱新"、"按出"、"奄蔡"、"安息"。另一名"原宪字子思"之姓"原宪"当是"元宪"或"兀宪"[37],或即"乌孙"之异写。

按此分析,孔子的"颜"(含"燕"、"原"等)姓诸生,可以分成"东胡-回纥" 和"东夷-爱新"两系,而这些学生又多为"鲁"、"卫"人士。称"鲁国"及周边地区为"奄地",或许与诸多"颜"姓部落聚居在那里有关。


"高柴"、"后处"

仲尼弟子中有"高柴字子羔"者。"高"字可能不是读作gao或kao,而应该是读作ghao、khao、hao或ao的;事实上,由"高"字衍生出来的"蒿"、"镐"、"毫"、"豪"等字,也都是读hao的。如是读来,"高柴" 和另一名学生"后处字子里"之姓"后处",都应当是"兀者氏"无疑了。

求得"高"字的读音,也识得了先秦文献中的"高辛氏"的族源,它显然就是通古斯系的"爱新氏"或"乌孙氏"。今商丘南二十余公里处,还遗有地名"高辛镇"[38],从种种方面来看,"高辛氏"都是"商族"的核心部落。在《左传 昭公元年》,有这样一段记载: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沉、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沉,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


此中,"金天氏"当是"爱新-阿巴嘎氏";"阏伯"即是"阿巴嘎";"实沉"就是"息慎";"允格"和"台骀"则分别是通古斯-满语的"哥哥"和"弟弟";"玄"字意"黑",它可能是通古斯语"黑"字"萨哈连"的缩音,"玄冥师"可能就是古已有之的"萨满"巫师。

"子产"姓"援u"("纳吉"),是个通古斯系的姓氏。他对先世的传闻掌故颇有了解,一段短短的答辩,竟包容了通古斯民族的丰富信息。从这些对话也可发现,春秋时代的中原诸国民众,除少数知识分子外,都已不通祖语了。


"任不齐"、"宓不齐"、"罕父黑"

这三个姓氏可能与族名"阿巴嘎",和变自"阿巴嘎"的人名"阿保机"[39]等有关。波斯文献《史集》在谈及元蒙时代的"钦察"部落时说[40]:


……乌古思称他为"钦察"(q(i)bjaq)。这个词由"合不黑"(q(a)buq)一词派生来。"合不黑"为突厥语"空心树"之意。所有的钦察人都出自这个幼儿……


q(a)buq就是"阿巴嘎",《金国语解》中亦作"呵不哈",余大均先生将其译作了"合不黑";如将q(i)bjaq译作"阿巴察"或"阿保机",可能要更准确些,而蒙古人将其译作了"钦察"。这段记载告诉了我们,"阿保机"的确是"阿巴嘎"的变音;元蒙时代的"钦察"部落是说突厥语的,他们甚至连"阿巴嘎"的"天"意都不知道了。这个音变也可能在北方诸族的自中原出走前就发生了,先秦历史中有很多中原人士名"伯齐"或"不齐"者,它们大概都是"阿保机"的缩音。

"任不齐"就是"阿保机","罕父黑"则是"合不黑";而"宓不齐"可能是"宓羲 阿保机"之缩音。



"卜商"、"伯虔"、"步叔乘"、"邦巽"

"卜商字子夏","伯虔字子析","步叔乘字子车","邦巽字子敛"四人的姓氏,可能与出现于不同时代的"白羊"、"拔野古"、"伯岳吾"、"巴牙兀惕"等北方部落名有关。

韩儒林先生说"伯岳吾"出自"伯颜"[41],即满、蒙两语中的"富人"一字;然而,这个言之有理的说法也有可质疑之处:族名产生于远古社会,难道那时的人们已经穷富贵贱有别了吗?《史集》是将"巴牙兀惕"列在"迭儿列勤 蒙古诸部落"中的,我以为"迭儿列勤"就是"朱里真"(即"女真")之异译,它们的先祖应是"通古斯系"民族[42]。


这个氏族后来在欧亚草原上播散得很辽远。据八-九世纪的西方记载,南俄地区出现过一个凶悍部落名Pechenegs("伯虔"?),匈牙利人称其为Bes(h)enyo("卜商"、"步叔乘"、" 邦巽"?),阿拉伯文献则记之为Bajanak("伯颜"?),它们可能就是后来的"钦察伯岳吾"部。从这些欧亚草原上的"流", 我们可以回溯它们出自黄河流域的"源"。


"漆雕"

孔子有三名姓"漆雕"的弟子:"漆雕开字子开"、"漆雕哆字子敛"、"漆雕徒父"。《说文》说:"雕,琢也";又说:"琢,雕也" 。因此"漆雕"的读音应该是chi-tiu或chi-teok,即"赤狄"(chi-ti)之音。

不少人是用对颜色的崇尚,来解释"赤狄"和"白狄"这些部落名的,而不多有人去正视它们的音源。其实,"高车"又名"赤狄"[43],女真人也有"赤盏氏"[44],匈牙利有Csarszar氏,中亚则有地名Chirchiq;而蒙古氏名"博尔济吉",西域族国名"薄知"、"白题"、"跋提"等[45],又与族名"白狄"可相比照。这些远离汉地的相关族名、姓氏、地名的存在,都否定了那些用"赤"、"白"之义,去猜测这些部落"尚红"或"尚白"的说法。


"施之常","石作蜀"

"l狄"是个重要的氏族,北齐名人"l狄干"是被称作"鲜卑老公"的[46]。唐代漠北"思结"部,元蒙时的"失吉"氏,入主近东的"塞尔柱人",可能都是"l狄"之裔。古代西域的"瑟底痕" [47],现代中亚的Sazagan、Shazhagay、Shizhaga等地名,想必都是"l狄"部落徙居之遗存。

孔子弟子"施之常"和"石作蜀"的姓氏"施之"和"石作",大概就是"l狄"。有趣的是,据公元491年安提俄克城"约翰"的记载,有一个名叫Sigizan的Hun人,曾服役于拜占庭的军队[48],Sigizan显然就是"施之常"。


"仲由","宰予"

"仲由"和"宰予",可能与族名"昭武"有关。

从北魏、隋唐起,西域河中诸邦王族皆属"昭武九姓",据传它们都是来自河西"昭武"地方[49]。唐末敦煌西有"仲云"部落,据说是"小月氏"的遗族[50]。"昭武"和"仲云"可能都是"西戎"之裔。

今南俄地区的"楚瓦什人"(Chuwa-sh),是Hun人的后代;楚瓦什学者认为Chuwa是从Savir、Suvar、Suwar等字演变来的[51];而"楚瓦什语"又表现出许多不同於"突厥语",而类同於"鲜卑-蒙古语"的特征。这提示了我们:"楚瓦"与"昭武"、"渠武"、"仲云"等,都可能是族名"室韦"之转音。


"司马耕"

仲尼有弟子"司马耕字子牛"者。

一般以为"司马"是从官衔转化来的。司马迁在《自序》中,却从未说过因祖上当过"司马"官,而袭了这个"司马"姓。在他的先人的名字中,除"错"、"靳"、"昌"、"宪"、"谈"等外;还有"蒯聩"、"昭豫"、"无泽"等,它们显然是"护骨"、"昭武"、"兀者"转化成的人名,太史公的家族,看来也是有着"戎狄"的血统。

人名"司马耕"、"司马迁"、"司马靳"、"司马昌"、"司马谈",与族名"悉万斤"、"悉万丹"、"悉泯健"[52]、Sarmatae[53]("萨尔马泰"),地名Samarkand("撒麻耳干")等如此音似。我想,汉姓"司马"、"西门",胡姓"泣伏"、"乞伏"、"石抹",匈牙利姓氏Szima等,可能都是族名"悉万"之变译。


"原亢籍"、"孔忠"

"原亢籍"、"孔忠"是两个弟子的姓氏;孔子本人也叫"孔丘",与"孔忠"很相似。"原亢籍"可作"元亢籍"或"兀亢籍",急读即是"王籍"或"弘吉";我想"孔忠"和"孔丘"同样也是"弘吉"的转音。这个后世著名的蒙古氏族名"弘吉剌",竟也是先秦中原人名。《夏本纪》记载:"帝不降之子孔甲"。"不降"当是"伯颜",而"孔甲"自是"弘吉"。


"曾参"、"曾虔"、"颛孙"、"曹恤"、"左人郢"

"曾参"即"曾子",是孔子最亲信的弟子。

"曾参"、"曾虔"、"颛孙"、"曹恤"和"左人郢",很可能就是远古时代的"颛顼氏",或后魏的北族"长孙氏"[54]。唐朝在西域所设置的府州之名,若干竟与它们惊人地相似,例如:"迟散"、"乞施献"、"骑失"、"奇沙"、"据瑟"、"遮瑟"等。迁徙中亚的东北亚族名,应是这些地名的源音[55]。

“巫马施”

与“巫马”同源的“胡名”、“胡姓”随处可见。《魏书》所记载的人名“务目尘”[56],氏族名“侯莫陈”[57];《新唐书》记载于阗王“姓尉迟氏,名屋密”[58];宋代西夏民族则有“嵬名”、“讹命”等姓氏;《辽史 兵卫志》则记载了“属国军”名“乌马(山奚)”和“胡母思(山蕃)”。这些人名-氏族名,和中原地名“侯马”、“高密”,新疆地名“哈密”(维吾尔语读“库密”),西域古国名“胡蜜丹”等,可能都源自北方族名“库莫奚”一字。

我猜测后世的“宇文氏”,可能就是这个氏族。


“澹台访鹈鳌?

“澹台”当是“拓特”,即“鞑靼”之源名。蒙古人通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部落为“水达达”,亦可见“拓特”是个通古斯系姓氏。

“灭明”,北方诸族中没有这个族名的显性记载;但西域却有“迷密国”,它是“昭武九姓”之一的“米国”,《新唐书》说:“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59]。

“澹台访鹈鳌 』蛐碛Ω檬歉春闲帐稀巴靥胤弭秣”。


“闵损”、“樊须”

“闵损字子骞”之姓“闵损”,应即是“宓羲”;

“樊须字子迟”之姓“樊须”,可能是“伏羲”。

“宓羲”和“伏羲”,应同为族名“a_”、“a羯”、“密须”之转音。


“句井”

“句井疆”者无字。“句井”应同“沮渠”,即“女真”或“朱里真”之异字。


“郑国”

“郑国字子徒”。“郑国”,可能是女真语中的“申科岸”,亦即“鹰鹘”[60] 一字。满、蒙两族男子以此字为名者甚多。


“秦插

“秦揭r开”。“秦插当是后世鲜卑系民族部落名“叱奴”、“丑奴”或“叱那”,即蒙古语之“狼”字。


其他如:“单”就是“契丹”;“廉楚貝M“荣旗”应是“如者”;“有若”是“斛律”;“梁澶”即“落坦”;“乐咳”则是“术和”。


上述的分析表明:在“中原汉语”已经形成的“春秋时代”,曾为“商族”聚居的“豫东北”和“鲁西南”及周边地区的居民,仍然保留了“夷”、“狄”民族的姓氏特征,这显示他们的确与后世远居北方的“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乃至“突厥语族”有着同源的关系。他们一定是在经历过了外来部落及其“藏缅式语言”的长期影响,才转化成使用“汉语”的“中原汉族”的。

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语言可能还相当复杂,各部落语言的“汉化”过程也并不是同步进行的,有些部落仍然在使用“戎狄”语言,《左传 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记载了一则有趣的相关故事。吴国被楚国战败,而告于盟主晋国,各诸侯在一个叫“向”的地方聚会,主盟的晋大夫“范宣子”,逮捕了私通楚国的莒国公子“务娄”;他又怀疑“姜戎氏”泄密,而指责来会的戎子“驹支”;后者则作了一番颇长的辩解,其中言及: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这无疑说明,虽然那时“汉语”已经形成通用已久,而且中原“诸戎”部落也积极参与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活动,但是它们所使用的语言,与中原诸国的主流语言仍然是不同的。当然,象“范宣”、“务娄”、“驹支”这样的人名的出源也都可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一、 春秋前后“齐”、“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名

尽管,许多中原部落在远古时代就逐个地离析出走了,有些则融合消蚀了,但它们仍然在黄河流域的留下了痕迹。在那些自“春秋”保留至今的中原地名中,许多就是“华夏民族”的祖先部落名。对于中原地区地名的研究,也是追溯古代中原居民族属的又一重要手段。

引言中对黄河中游“三河地区”的“地名”和“戎名”的讨论,使我们了解到那里的古代部落,与“北方诸族”有着亲缘关系。而《汉书 地理志》所记载的黄河上游的“西戎”之地,即今天的甘肃庆阳、宁夏固原、陕北延安一带的汉代地名,亦与“北狄”族名有着鲜明的可比特征。例如:


“乌氏”、“郁郅”、“月氏” 即“兀者”,

“木禾” 即“a_”,

“安俾” 即“阿巴嘎”,

“龟兹” 即“厥机”、“沮渠”,

“复累” 即“覆罗”,

“直路” 即“敕勒”、“叱勒”,

“回获” 即“回纥”,

“朝那” 即“叱奴”,

“独乐” 即“吐如纥”、“同罗”,


如果在“齐鲁地名”与“北方诸族族名”之间,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可比性,那将使整个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与“北方诸族”的同源关系,得以全面展现。而这种比较也并不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在二十世纪中完成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对照该书的各代舆图,不难发现自“春秋”始,中原地名的记载数量有一个“飞跃性”的增长。它们中的大部分无疑是承继於前代的,其中还有不少一直延续使用到现代社会。这显然表明:从“春秋”起,中原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已趋稳定。下文用于比较的“齐鲁”及周边地名都摘自《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了弥补疏漏,我们添以若干战国和秦汉时代地名,以及个别西域族国名,来强化这个对比。如:


春秋、战国、秦、汉时代齐、鲁及周边地名 北方诸族部落名

公丘、冤句、魏其、郁秩、夏丘、 兀者、兀惹、(焉耆),

尉氏、雍丘、於余丘

东阿、东牟、东垣、东昏、单父、 东胡、屠何,达斡尔,

堂阜、堂邑

祝其、赘其、垂葭、曲池、曲成、 沮渠、厥机、主儿扯、

楚丘、渠丘 朱里真,女直,

颛臾、丘舆、钟吾、龟阴、壮武、 昭武、仲云,

曲阜、曲沃

取虑、昌虑、訾娄、邹卢、陈留、 敕勒、叱勒,

巨鹿

牧丘、马泾、蔓葭、麦丘 a_、a羯、勿吉,

咸丘、安丘 按出虎、安车骨、(奄蔡),

鲜虞、鲜牟、豕韦、司吾 室韦、失韦,

外黄、五吾、高鱼、武垣、滑 乌护、回纥,

无娄、袁娄、缘陵、胡陆 斛律、乌洛侯,

廪丘、闾丘、梁丘、犁丘 如甲,

蒲姑、平阴、符合(符离) 仆骨、婆莴,

符离(符合)、浮来(包来) 钵利曷、步六孤、(蒲类),

高唐、狐骀、邯郸 乌谭、(和田),

菟裘、陶丘、桃丘 突厥、泰赤兀,

石门、瞒 悉万、乞伏、(悉万斤),

须句、石 l狄、失吉,

高密、姑幕 库莫奚、(哈密),

重馆、长葛 镇国,

逼阳、平阳 白羊、伯岳吾,

京兹、长勺 (精绝)、(金积),

即墨、葭密、羁马 吉里迷、(且末),

夫钟(夫重) 覆钟,

夫余 扶馀,

祝柯 术虎,

胡阳 呼延,

舞阳 兀颜,

不其 白狄,

夹谷 夹谷,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若干现象,并得到一些结论:

其一, 后世北方诸族部落名“兀者”、“东胡”、“沮渠”、“昭武”、“敕勒”、“a_”、“室韦”、“回纥”、“斛律”等,对应着为数众多的中原古地名,因此这些后来的北方大族,也必定曾是上古时代的中原大族。

其二, 被认为是“通古斯系”的部落名“兀者”、“沮渠”、“a_”、“按出”,与“东胡-鲜卑系”的 “东胡”、“室韦”、“昭武”、“敕勒”、“回纥”、“斛律”等部落名转化成的地名,呈交错分布。因此,它们的血缘和原始语言究竟如何区别?将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其三, 地名“桑丘”在多处出现,它们与“襄丘”或“商丘”一样,显然都曾是“商部落”的聚居地;鲁国的“曲阜”,晋国的多个“曲沃”,可能都是源于族名“昭武”的地名;山东半岛尽头的“即墨”(应该读作“即密”),与远在晋西南的“羁马”,相隔千里。这些同源地名四处分布的现象,说明在远早於“春秋”的时代,黄河流域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民族-部落的迁徙和融合活动。

其四,“中原地名”与“北方诸族族名”间的全面对应表明:后世所谓“通古斯”、“蒙古”、“突厥”诸族,都是“古代中原民族”出走北方的胞裔。而“中原汉语”与现世“北方诸族语言”间的截然不同,则又表明:使用“藏缅式语言”的后来部落的不断注入,是这种“古代汉语”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北方诸族”先祖的出走,则一定是远早於“中原汉语”形成的年代的。


二、 语言比较的证据

上述“姓氏”和“地名”研究表明,演变成”汉族“的中原古代居民,与“北方诸族”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如果我们能从“中原汉语”中发现“北方诸族语言”的成分,也将是这种联系的重要证据。经过数千年的渗透和融合,北方诸族仍然使用着相当不同的语言,这些区别也必然是承继于上古时代中原语言的多元性。因此,将“中原古代汉语”与“北方诸族语言”逐一比较,不仅是对“汉语”的“语谱分析”,也是解析“汉民族”内涵成分的有效手段。

现代语言学并没有注意到上述的现象,西方语言学界是将“汉语”和“藏缅语”视为亲缘语言的。所谓“汉-藏缅语系”诸语言,大部具有单音节词根和每个音节都有固定音调的特征。尽管,这个理论几乎完全忽略了“汉语”与“北方诸族语言”的关系,但它仍是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理论体系。“汉语”和“藏语”间的大量的基本语词间的语音对应现象,构成了这个理论合理的内核,如:


汉语 变通字 吴音 藏语[61]

我 吾、俺 ng nga

五 ng nga

鱼 ng /nyu nya

二 贰 nyi nyii

太阳 日 nye nyime

耳朵 nyidu nyendjoo

一 dji

三 sum

四 shi

死 xi / shi shi

有 yoo

不 莫、没 mee

作 做 chee

候 huu

结束 卒 tsha

名 ming

谁 suu

氏族 ruu

鸟 雀 dja

鼠 dji

狐 woomo


尽管这个表列的容量有限,但已经足以洞察“汉语”和“藏语”间的亲缘关系。特别是汉语的“南方方言”与“藏语”,在“我、五、鱼”,“贰、日、耳”,“四、死”,“雀、鼠”这些无关语词间的语音“同构对应”现象,看来“藏语”与“南方汉语”的关系,要比与“北方汉语”的关系更为根本。


然而,一重亲缘关系的存在,并不能排斥另一重亲缘关系。在“音节”和“词序”形态上,貌似截然不同的“汉语”和“北方诸族语言”间,或许有着不亚于“汉语”和“藏缅语”间的关联。如,从基本语汇来看,汉语中的“阳”和“水”字,可能就是突厥语的hun和su,“岭”字则是源自通古斯语的alin;而“泥淖”的“淖”,则是来自蒙古语的“湖泊”一字nuur。

“汉字系统”是从“象形字”发展出来的。基本象形字既以“象形”和“喻义”为本,也理当可为任何人理解和使用;日本、朝鲜、越南诸国将“汉字”使用了上千年,都是按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训读”的。因此,如果我们能确定一些基本“象形字”的原始音训,不仅可以追溯古代汉语的语源基因,还可以去判定汉字初造者们的族属和语属。

以“马”、“木”二字为例。它们不仅是两个基本的“象形字”,而且是两个重要的基本“声符”,由“马”衍生出的“妈”、“吗”、“蚂”、“骂”,和从“木”衍生的“米”、“末”、“沐”等字,均从“明母m”。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造字之初,“马”、“木”二字就是读作ma、mu、mo的。为了确证这两个具有声符意义的汉字的语源,下面谨作一个范围稍广的比较:


藏语 满语 蒙语 突厥语 匈牙利语 楚瓦什语[62]

马 ta morin morin/at at lo lasha

木 shiin mo mod agach fa javas


从这个比较不难看出:突厥语和藏语与这两个汉字是无关的;藏语的shiin,可能是“薪”字的音源;匈牙利语的lo,大概与“驴”字同出;楚瓦什语的lasha,则与满语的“骡” laosa有关;而只有满语和蒙语中的对应字,才与汉语中的“马”、“木”二字有本质的关联。尽管,我认为蒙古语的morin和mod,是借自通古斯语的;但是在这里没有必要去纠缠一个或许会引起争议的个人见解。

中国古藉为“古代汉语”和“北方诸语”的关联现象,也作了若干相当有意思的隐性记载。例如,《尔雅 释草》说:


卉,草。

翩B鴃B华,荣。


作为一个象形字,“卉”表现了茂盛的丛草。“草”字在藏语中是tsa;在满语中是or-ho(“斡儿和”);而在匈牙利语中为fu。不难看出,汉语的“草”,与藏语的tsa有着渊缘;而“卉”则or-ho和 fu间有着接近或相同的音值;匈牙利语的fu,也应该就是从满语的or-ho转化来的。

《尔雅》又说:“翩芋B“鴃芋B“华”,义“荣”,即“花”。我们不难识别“鴃芋B“华”、“华”都是“花”的不同的写法而已;而独树一帜的“翩芋]可能读“伊”或“依”),则可能是满语的“花”-“依尔嘎(哈)”(ilga / ilha)的缩音。我不想再讨论“花”是否就是“哈”的转音,但我必须指出上述诸字与藏语是绝对无缘的,藏语的“花”字是metoo。

《尔雅 释天》还说: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是,它们是上古各代“年岁”一词的演变;“唐虞”则解作“唐尧虞舜的时代”。事实上,“夏”、“商”、“周”本是中原地区的领袖部落之名转化成的朝代之名,“唐虞”是“尧舜”所出的部落,它可能就是春秋秦汉族名“东胡”,或宋辽金元时代族名“唐兀”[63]之异译。与其说这几个同义词是发生在各个时代,还不如说它们是古代诸部落语言在中原汉语中的沉淀。

“年”字,蒙古语作ziil,即是“唐虞曰载”之“载”;而满语作anen,又正是“周曰年”之“年”;满语的“岁”字ser,恰似“商曰祀”之“祀”;“夏曰岁”之“岁”,则是“楚瓦什语”之sul,。看来,“夏”和“唐虞”似为“蒙古语族”,而“商”和“周”则似“通古斯语族”。“唐虞”是“东胡”,而不是“尧舜”,但愿不会被认为是个“离经叛道”的说法。

西方语言学者的丰富想象力予我们很多启发;但时而也有走得太远之嫌。例如,高本汉(Bernhard Karigren)推定了汉字“卒”与藏字sdud-pa(读tsha,义为“收集,聚集,聚结起来”)同源后;又进而推论其“士卒”之义,是来自“受强制劳动的男人群体”的意思。对此,就连包拟古(Nicholas C. Bodman)也有“离题太远”的感慨[64]。

藏语的“士兵”是mermi,它与汉字“卒”是没有什麽关系的。蒙古语的“士兵”作tsereg,“健壮”作cheereg;而匈牙利语的sereg一字,又意转为“军队”。历史上有安禄山“养……曳落河八千人”[65]的记载。tsereg、cheereg、sereg 、“曳落河”等当同鲜卑语“车鹿会”一字,“壮士”之谓也,在原始社会里“壮士”就是“战士”,它们大概就是汉语中的“士卒”之“卒”字的来源。

除“太阳”(hun)和“水”(su)外,若干“突厥语”的词汇,也遗存在“汉语”中。“土”(toprak)、“车”(hoca)这两个基本象形字,就与突厥语相关。“藏语”的chuu与“水”字也比较相近;“藏语”的“土”字saa,则是“沙”字的影子。但是,如果我们过分执着地要从“藏语”去寻找一切“汉字”源泉,不仅会舍近求远,而且也会有失公允。

根据“车”和它的衍生字“载”的现代读音,可以推测“车”的源音应该是在cha和chi之间,而“车”字在突厥语中为hoca,在匈牙利语中则为kocsi,它们的读音都恰似“高车”,亦几同欧洲语言中的coach。有匈牙利学者认为,这是匈牙利语汇对西方语言不多的贡献之一。如果这种说法是可靠的话,或许我们已经寻得了coach一字远在东方的“中原古代语言”的根。

上述的讨论,对专门家来说失之疏略;于浏览者来说则嫌之艰涩。一个简明的表列,或许能弥足双方的要求:


汉语 变通字 藏语 满语 蒙语 突厥语 匈牙利语

万 chi tuman

花 metoo ilga / ilha

木 薪 shiin mo

草 卉 tsa or-ho fu

铁 dja temer

河 gukdju gol folyo

火 me gal

气 lung hii

水 chuu su

土 (沙) saa toprak

车 kolo hoca kocsi

马 ta morin lo

驴 pung-gu

牛 特 long ihen tehen

羊 luu jamaa

兔 rekoon tuula

头 元、兀[66] go uju da、咄

臂 胳膊 lang-aa gala gar gol

年 载 lo anen ziil

天 nam tengri

山 岳 ri uul

山脉 岭 ribo alin

峰 (丘) ridse colhon

云 drimpa uul

雨 cher huur

父 爹 papa etseg atya

母 娘 ama anyen anya

兄 昆 djudju ahun

弟 仲 oma deote duu

兵 卒 mermi tsereg


最后,我们不妨注意一下一个很有趣味的地理-语言现象:长江以南“河流”多以“江”为名;而长江以北则多以“水”或“河”为名。前者如:“珠江”、“湘江”、“赣江”、 “黄浦江”等,后者如:“泾水”、“渭水”、“妫水”、“淝水”、“汉水”、“漳水”,或“黄河”、“淮河”、“汾河”、“桑干河”、“滹沱河”等等。其实,“河”是蒙古语gol字之转,而“水”则是突厥语su之本音。今甘肃临夏地方旧名“河州”,当地使用蒙古语的“东乡族”民众,则以谐音称之为“各州”。而今之哈萨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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