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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工業革命在英國而不在西班牙發生？——紀念李慎之
作者：楊小凱
最近美國有一場為什麼工業革命在英國而不在西班牙發生的討論,[1]其核心內容與李慎之先生的思想很接近，我就用介紹這一討論來紀念慎之先生。
以諾斯 (Douglass C. North) 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史學家發現，公元 1500 年開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貿易，特別是跨大西洋長距離貿易，是工業革命的關鍵條件之一。
這其中，制度差異對經濟增長特別是工業革命的發展有著關鍵作用。
貿易帶來的好處以及相關的經濟增長可以用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的分工理論很精確地刻劃其中的精髓。
亞當史密斯認為，分工的發生將使得生產活動的專業化水平得以上昇；專業化水平的上昇，則創造了供給與需求；於是，貿易隨之出現。供給與需求的增加，則意味著市場容量的變大；而市場的變大，將進一步將促進專業化與分工水平的發展。這種分工與市場貿易互為因果的良性循環，正是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亞當史密斯所認為經濟發展的起源。經濟社會也就不斷地從這種分工與市場擴大的良性循環中獲得成長。西歐的大西洋貿易正觸發了上述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過程，同時造就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楊小凱的新著“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中文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用很多模型分析了這個過程。
雖然自 1500 年以來，大西洋貿易對西歐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在 16 至 19世紀從事大西洋貿易獲利的國家，以亞當史密斯的思想足以刻劃經濟增長的精髓。不過，同樣進行大西洋貿易，工業革命卻只發生在英國與荷蘭，但是卻不在西班牙與葡萄牙發生。這又是什麼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學院的強森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魯 (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羅賓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他們的新文章〈歐洲的興起：大西洋貿易、制度轉變與經濟增長〉中對上述問題做了深入研究，並提供大量經驗證據。他們認為 16 至 19 世紀西歐的經濟增長，雖然只是長期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片段現象，但如能研究 16 至 19 世紀大西洋貿易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並藉此管窺經濟增長理論的樣貌，或能讓人們進一步理解完整經濟發展理論所應具備的原理原則。[2]
強森等人比較英國與西班牙在大西洋貿易上具備的條件。他們發現，與英國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貿易上不但比英國起步早，而且許多條件優於英國。也就是說，從客觀條件看，如果工業革命能發生在英國，工業革命也應該能在西班牙發生。他們發現，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個方面優於英國。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於英國從事大西洋長距離航海探險，較早掌握並擁有相對優良的航海技術和經驗。可以說，這兩國是整個大西洋貿易的先行者，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主導甚至壟斷了整個大西洋貿易。
第二、由於西，葡早於英國從事航海貿易，他們率先占領了自然條件優於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國有更好的自然資源進行國際貿易。
第三、強森等人引用馬克思主義以及新馬克思主義的邊緣理論，認為帝國主義的發達應以剝削 (殖民地) 為手段，越對殖民地進行剝削的國家，該帝國的國力應該越強。不過，英國與西班牙對待殖民地的方式有顯著的不同。英國對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為主。基本上，英國讓各殖民地成立議會自治，各殖民地擁有各自的憲法並有自主的稅收權利。只有當英國本身遭遇戰事，英國才會透過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國國會，以決議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繳交特別稅捐來支應戰費。英國對前殖民地香港連這種戰費要求都沒有，所以中國政府1997收回香港後也不敢向香港收稅。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無議會，西班牙在各殖民政府有稅收權，各殖民地所收繳的稅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國。也就是說，相對於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對各殖民地的治理並非以剝削殖民地而滿足祖國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確對殖民地進行剝削。所以，依照馬克思以及邊緣理論的說法，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帝國主義發展，應該使工業革命發生在西葡兩國。
但歷史卻讓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而不在西班牙發生。至今，原來分別為英國與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與南美，北美的美國甚至已成為世界的超級強權，而南美洲絕大多數國家仍為開發中國家，政局不安，經濟動蕩。
面對這種歷史矛盾，強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貿易影響制度轉變，制度轉變再與長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良性循環理論，並以這個理論說明工業革命為何會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在西班牙。
強森等人對上述的發展提出三個重要的假說。第一個假說是，大西洋貿易對歐洲的經濟發展有關鍵的影響。第二個假說是，大西洋貿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轉變。第三個假說是，制度轉變的前提條件與國王和皇室專制權力的強弱有關。
強森等人根據以上三個假說所建立的完整論述如下：大西洋的貿易機會，若能與各國國內內在的制度轉變發生良性循環，則從大西洋的貿易得到的好處會引發經濟成長與工業革命。 而各國在大西洋貿易發展初期所擁有的政治制度，與各國在大西洋貿易後所進行的制度轉變有密切的關係。
他們搜集歷史資料證明他們的觀點。他們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項指針作為貿易發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變量 (proxy)，他們收集了15至20世紀的東歐、西歐與南歐的城市化資料。他們的經驗研究發現：進行大西洋貿易的城市均有長足的發展，而不進行大西洋貿易的城市，例如東歐、中歐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則發展遲緩。
另外，他們發展出制度指數(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劃三種制度特徵。其一，為刻劃各國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權階級侵犯商業活動權利限制的程度、其二，為對私有財產保護的程度，其三則為允許人們在有利可圖的產業中自由經商的程度。這些指數可以作為交易效率的代理變量 (proxy)。他們發現，隨著大西洋貿易的不斷進展，進行大西洋貿易的各個城邦對財產權的保護，對特權階級權利的限制以及自由經商的權利等均明顯地增加，而那些不進行大西洋貿易的城邦則變化有限。他們對經驗資料的回歸分析證明, 除大西洋貿易對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響外，一國的政治制度的專制程度對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負面影響。
第三，他們也發現，英荷兩國在大西洋貿易之初，對專制王權的限制明顯多於西葡。
英國的議會對皇權有相當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則為專制王權的國家，這個初始條件對改進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變化有明顯的影響。也就是說，在英國，限制皇權、保護私有財產 (特別是對土地私有產權的保護) 以及人們可以自由經商的權利等等，在隨著大西洋貿易的不斷擴展下，改進的程度遠優於西班牙。
也就是說，在理解大西洋貿易對西歐經濟成長的影響後，人們對工業革命的發生有了很不一樣的圖像。這個圖像是以英國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為背景。
英國在進行大西洋貿易之後，社會中出現新的富有商人。這些富商為了保護既有的財富，或為了創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權階級發生衝突。由於英國自始就有比較自由的代議政治制度，這種議會政治對制度改革產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現了許多新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例如王室的財政與國家財政分離，政黨不能從事營利事業，企業成立不需政府批準而自動注冊，從事國際貿易不需要經過國家特許，也就是一般民眾可以自由從事大西洋貿易而獲取利益等等有利於經濟成長的制度因此出現。
這些制度的出現以英國大革命打破都鐸王朝貿易特許壟斷權為先導，其中詹莫士二世復辟時期又打破革命後共和國執政克倫威爾的政治壟斷，恢復議會制。但詹莫士二世企圖恢復王室各種壟斷特權，又被議會從荷蘭請來客籍國王(威廉三世，其妻為英國公主，有英國王位繼承權), 發動光榮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導致的新政治獨裁，以虛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權，又以威廉的武力革了詹莫士二世的命，避免了王室的各種壟斷特權的復辟。
強森等人發現的大量歷史證據說明，這一時期與英國王室有關係的大型貿易公司不斷減少，規模大多也相對變小，而大量與王室無關，沒有特權的人民從大西洋貿易中發財。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新的貿易機會造就了與王室特權無關的新商人階級，他們當中有人甚至富可敵國。這些新富正常交稅，在國會中有代表為他們發言，因此能在政治上發揮相當影響力，這使得整個新富階級在人數與影響力上比舊有的等級特權更強。另外，社會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級，社會階級有了很大的流動性，也就是說，大西洋貿易沖垮了英國社會等級制度的藩籬，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貿易的利益，好處不被國家壟斷獨占，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成功的企業家而進入上層階級。這種高流動性進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進與貿易的發展，引發了亞當史密斯所描述的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整個社會因而富裕起來，而工業革命也因此在英國發生。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從大西洋貿易創造出來的新富中，有許多人是擁有地產的企業家。這些地主在產權能獲得保護之後，利用土地取得資金，而這些資金也就成為進一步促進投資與賺錢的資本來源。亦即，有效地保護包括土地在內的私有財產權，讓這些擁有土地的地主，不僅不會成為妨礙經濟成長的障礙，反而成為經濟發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從事大西洋貿易卻得到與英國相反的結果。由於西班牙王室壟斷大西洋貿易的好處，在當時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許的公司或等級擁有貿易的權利外，他人均被禁止從事國際貿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對殖民地有稅收權，這使得王室從大西洋貿易獲得的好處益加助長王室權力與專制地位，造成社會中不可跨越的等級越加堅強。與此同時，王室卻將貿易所得到的好處花費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財富之上，社會不能善用大西洋貿易獲得的好處，因此，社會中出現一種不能被逾越的等級，社會的流動性反而更僵固，貧富差距亦越懸殊，大西洋貿易的好處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沒有新的商人階級出現，最終社會也就沒有新的制度創新，促進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就不可能發生，工業革命也就不會在西班牙出現。
總結的說，強森等人的發現有以下幾個含意。第一，讓人們重新認識西歐經濟發展的歷程，理解大西洋貿易在其中所具有的關鍵地位，及其如何引發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及相應而來的經濟成長。第二、顛覆了馬克思認為帝國主義的發展必須以剝削為手段。事實上，工業革命或資本主義的出現反而發生在限制專制王權的議會國家，這些國家內沒有皇室的特權，沒有固定的特權階級，社會的流動性高，並且保護私人從事商業的各項權利等等。也就是說，英國與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異正反映在商業活動是否開放，而商業活動的開放與否則影響了社會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階級。第三，他們的發現與諾斯、托馬斯等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一致。他們發現制度的確在經濟成長中扮演關鍵角色。楊小凱和廖最近用一個超邊際經濟模型嚴格證明了這一猜想。
上述的故事對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特別有啟發性。中國 1978 的改革開放就如同開放大西洋貿易一般地開放了太平洋貿易。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絕大多數也來自太平洋貿易。中國至今享有與美國極大的貿易順差，正足以證明中國正是從太平洋貿易中獲得經濟成長的好處。
很不幸的是，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還是建立在政府對商業活動的壟斷與管制之上。這種對商業活動的限制讓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從太平洋貿易獲得的好處，不但無法為社會大眾所共享，反而被壟斷性的官商企業以及與官商勾結的私人企業所獨占。雖然中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至今，中國政府仍然維持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商業活動的壟斷與限制。中國政府不允許私人任意成立企業，亦即成立企業需要政府批準，政府仍然壟斷著銀行業、保險業、電信業、新聞媒體業、汽車制造業以及大部分的外貿經濟活動。
事實上，只要成立企業須經政府批準，政府也就控制著所有產業的商業活動。也因為成立企業無法自動注冊，所以從事商業、貿易活動就須和政府建立關係，行賄甚至收買政府官員，也正是政府對經商自由，貿易自由的限制，因此就造就了今日在中國成功經商要靠關係，講門路；造就了表面上是私人企業的股份公司，本質上仍為官商企業的特許利益等級；以及最嚴重的，造成社會流動性遭受阻礙，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社會動蕩的可能性逐漸嚴重的情形。
去年中共 16 大會議中通過開放資本家入黨，16大中出現了很多官商及與官方勾結的股份公司老總。這種作法其實更是將壟斷利益制度化。其結果是讓中國更像 16 世紀的西班牙而非英國。這讓中國政府與有商業活動的特許階級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中國的太平洋貿易有讓中國「西班牙化」的傾向。
因此，如欲中國經濟發展長久延續，關鍵中的關鍵就是打破政府對商業以及貿易活動的壟斷，限制政府對貿易的干預，限制政黨不得從事營利事業，黨庫不能通國庫，允許政黨自由競爭，建立公平合理的選舉制度，允許政黨輪替，以及建立分權制衡、權責相符的的政府體制等等，好讓中國能像 500 年前的英國，讓太平洋貿易帶動制度與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造就中國的長治久安，而不是走向 500 年前的西班牙，興盛一時，但終究衰弱。
[1]作者楊小凱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墨納石 (Monash) 大學講座教授。曲祉寧為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行銷組博士候選人，墨納石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
[2] 原文標題為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作者：楊小凱
最近美國有一場為什麼工業革命在英國而不在西班牙發生的討論,[1]其核心內容與李慎之先生的思想很接近，我就用介紹這一討論來紀念慎之先生。
以諾斯 (Douglass C. North) 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史學家發現，公元 1500 年開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貿易，特別是跨大西洋長距離貿易，是工業革命的關鍵條件之一。
這其中，制度差異對經濟增長特別是工業革命的發展有著關鍵作用。
貿易帶來的好處以及相關的經濟增長可以用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的分工理論很精確地刻劃其中的精髓。
亞當史密斯認為，分工的發生將使得生產活動的專業化水平得以上昇；專業化水平的上昇，則創造了供給與需求；於是，貿易隨之出現。供給與需求的增加，則意味著市場容量的變大；而市場的變大，將進一步將促進專業化與分工水平的發展。這種分工與市場貿易互為因果的良性循環，正是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亞當史密斯所認為經濟發展的起源。經濟社會也就不斷地從這種分工與市場擴大的良性循環中獲得成長。西歐的大西洋貿易正觸發了上述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過程，同時造就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楊小凱的新著“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中文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用很多模型分析了這個過程。
雖然自 1500 年以來，大西洋貿易對西歐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在 16 至 19世紀從事大西洋貿易獲利的國家，以亞當史密斯的思想足以刻劃經濟增長的精髓。不過，同樣進行大西洋貿易，工業革命卻只發生在英國與荷蘭，但是卻不在西班牙與葡萄牙發生。這又是什麼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學院的強森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魯 (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羅賓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他們的新文章〈歐洲的興起：大西洋貿易、制度轉變與經濟增長〉中對上述問題做了深入研究，並提供大量經驗證據。他們認為 16 至 19 世紀西歐的經濟增長，雖然只是長期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片段現象，但如能研究 16 至 19 世紀大西洋貿易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並藉此管窺經濟增長理論的樣貌，或能讓人們進一步理解完整經濟發展理論所應具備的原理原則。[2]
強森等人比較英國與西班牙在大西洋貿易上具備的條件。他們發現，與英國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貿易上不但比英國起步早，而且許多條件優於英國。也就是說，從客觀條件看，如果工業革命能發生在英國，工業革命也應該能在西班牙發生。他們發現，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個方面優於英國。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於英國從事大西洋長距離航海探險，較早掌握並擁有相對優良的航海技術和經驗。可以說，這兩國是整個大西洋貿易的先行者，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主導甚至壟斷了整個大西洋貿易。
第二、由於西，葡早於英國從事航海貿易，他們率先占領了自然條件優於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國有更好的自然資源進行國際貿易。
第三、強森等人引用馬克思主義以及新馬克思主義的邊緣理論，認為帝國主義的發達應以剝削 (殖民地) 為手段，越對殖民地進行剝削的國家，該帝國的國力應該越強。不過，英國與西班牙對待殖民地的方式有顯著的不同。英國對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為主。基本上，英國讓各殖民地成立議會自治，各殖民地擁有各自的憲法並有自主的稅收權利。只有當英國本身遭遇戰事，英國才會透過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國國會，以決議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繳交特別稅捐來支應戰費。英國對前殖民地香港連這種戰費要求都沒有，所以中國政府1997收回香港後也不敢向香港收稅。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無議會，西班牙在各殖民政府有稅收權，各殖民地所收繳的稅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國。也就是說，相對於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對各殖民地的治理並非以剝削殖民地而滿足祖國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確對殖民地進行剝削。所以，依照馬克思以及邊緣理論的說法，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帝國主義發展，應該使工業革命發生在西葡兩國。
但歷史卻讓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而不在西班牙發生。至今，原來分別為英國與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與南美，北美的美國甚至已成為世界的超級強權，而南美洲絕大多數國家仍為開發中國家，政局不安，經濟動蕩。
面對這種歷史矛盾，強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貿易影響制度轉變，制度轉變再與長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良性循環理論，並以這個理論說明工業革命為何會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在西班牙。
強森等人對上述的發展提出三個重要的假說。第一個假說是，大西洋貿易對歐洲的經濟發展有關鍵的影響。第二個假說是，大西洋貿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轉變。第三個假說是，制度轉變的前提條件與國王和皇室專制權力的強弱有關。
強森等人根據以上三個假說所建立的完整論述如下：大西洋的貿易機會，若能與各國國內內在的制度轉變發生良性循環，則從大西洋的貿易得到的好處會引發經濟成長與工業革命。 而各國在大西洋貿易發展初期所擁有的政治制度，與各國在大西洋貿易後所進行的制度轉變有密切的關係。
他們搜集歷史資料證明他們的觀點。他們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項指針作為貿易發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變量 (proxy)，他們收集了15至20世紀的東歐、西歐與南歐的城市化資料。他們的經驗研究發現：進行大西洋貿易的城市均有長足的發展，而不進行大西洋貿易的城市，例如東歐、中歐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則發展遲緩。
另外，他們發展出制度指數(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劃三種制度特徵。其一，為刻劃各國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權階級侵犯商業活動權利限制的程度、其二，為對私有財產保護的程度，其三則為允許人們在有利可圖的產業中自由經商的程度。這些指數可以作為交易效率的代理變量 (proxy)。他們發現，隨著大西洋貿易的不斷進展，進行大西洋貿易的各個城邦對財產權的保護，對特權階級權利的限制以及自由經商的權利等均明顯地增加，而那些不進行大西洋貿易的城邦則變化有限。他們對經驗資料的回歸分析證明, 除大西洋貿易對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響外，一國的政治制度的專制程度對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負面影響。
第三，他們也發現，英荷兩國在大西洋貿易之初，對專制王權的限制明顯多於西葡。
英國的議會對皇權有相當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則為專制王權的國家，這個初始條件對改進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變化有明顯的影響。也就是說，在英國，限制皇權、保護私有財產 (特別是對土地私有產權的保護) 以及人們可以自由經商的權利等等，在隨著大西洋貿易的不斷擴展下，改進的程度遠優於西班牙。
也就是說，在理解大西洋貿易對西歐經濟成長的影響後，人們對工業革命的發生有了很不一樣的圖像。這個圖像是以英國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為背景。
英國在進行大西洋貿易之後，社會中出現新的富有商人。這些富商為了保護既有的財富，或為了創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權階級發生衝突。由於英國自始就有比較自由的代議政治制度，這種議會政治對制度改革產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現了許多新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例如王室的財政與國家財政分離，政黨不能從事營利事業，企業成立不需政府批準而自動注冊，從事國際貿易不需要經過國家特許，也就是一般民眾可以自由從事大西洋貿易而獲取利益等等有利於經濟成長的制度因此出現。
這些制度的出現以英國大革命打破都鐸王朝貿易特許壟斷權為先導，其中詹莫士二世復辟時期又打破革命後共和國執政克倫威爾的政治壟斷，恢復議會制。但詹莫士二世企圖恢復王室各種壟斷特權，又被議會從荷蘭請來客籍國王(威廉三世，其妻為英國公主，有英國王位繼承權), 發動光榮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導致的新政治獨裁，以虛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權，又以威廉的武力革了詹莫士二世的命，避免了王室的各種壟斷特權的復辟。
強森等人發現的大量歷史證據說明，這一時期與英國王室有關係的大型貿易公司不斷減少，規模大多也相對變小，而大量與王室無關，沒有特權的人民從大西洋貿易中發財。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新的貿易機會造就了與王室特權無關的新商人階級，他們當中有人甚至富可敵國。這些新富正常交稅，在國會中有代表為他們發言，因此能在政治上發揮相當影響力，這使得整個新富階級在人數與影響力上比舊有的等級特權更強。另外，社會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級，社會階級有了很大的流動性，也就是說，大西洋貿易沖垮了英國社會等級制度的藩籬，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貿易的利益，好處不被國家壟斷獨占，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成功的企業家而進入上層階級。這種高流動性進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進與貿易的發展，引發了亞當史密斯所描述的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整個社會因而富裕起來，而工業革命也因此在英國發生。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從大西洋貿易創造出來的新富中，有許多人是擁有地產的企業家。這些地主在產權能獲得保護之後，利用土地取得資金，而這些資金也就成為進一步促進投資與賺錢的資本來源。亦即，有效地保護包括土地在內的私有財產權，讓這些擁有土地的地主，不僅不會成為妨礙經濟成長的障礙，反而成為經濟發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從事大西洋貿易卻得到與英國相反的結果。由於西班牙王室壟斷大西洋貿易的好處，在當時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許的公司或等級擁有貿易的權利外，他人均被禁止從事國際貿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對殖民地有稅收權，這使得王室從大西洋貿易獲得的好處益加助長王室權力與專制地位，造成社會中不可跨越的等級越加堅強。與此同時，王室卻將貿易所得到的好處花費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財富之上，社會不能善用大西洋貿易獲得的好處，因此，社會中出現一種不能被逾越的等級，社會的流動性反而更僵固，貧富差距亦越懸殊，大西洋貿易的好處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沒有新的商人階級出現，最終社會也就沒有新的制度創新，促進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就不可能發生，工業革命也就不會在西班牙出現。
總結的說，強森等人的發現有以下幾個含意。第一，讓人們重新認識西歐經濟發展的歷程，理解大西洋貿易在其中所具有的關鍵地位，及其如何引發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及相應而來的經濟成長。第二、顛覆了馬克思認為帝國主義的發展必須以剝削為手段。事實上，工業革命或資本主義的出現反而發生在限制專制王權的議會國家，這些國家內沒有皇室的特權，沒有固定的特權階級，社會的流動性高，並且保護私人從事商業的各項權利等等。也就是說，英國與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異正反映在商業活動是否開放，而商業活動的開放與否則影響了社會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階級。第三，他們的發現與諾斯、托馬斯等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一致。他們發現制度的確在經濟成長中扮演關鍵角色。楊小凱和廖最近用一個超邊際經濟模型嚴格證明了這一猜想。
上述的故事對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特別有啟發性。中國 1978 的改革開放就如同開放大西洋貿易一般地開放了太平洋貿易。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絕大多數也來自太平洋貿易。中國至今享有與美國極大的貿易順差，正足以證明中國正是從太平洋貿易中獲得經濟成長的好處。
很不幸的是，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還是建立在政府對商業活動的壟斷與管制之上。這種對商業活動的限制讓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從太平洋貿易獲得的好處，不但無法為社會大眾所共享，反而被壟斷性的官商企業以及與官商勾結的私人企業所獨占。雖然中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至今，中國政府仍然維持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商業活動的壟斷與限制。中國政府不允許私人任意成立企業，亦即成立企業需要政府批準，政府仍然壟斷著銀行業、保險業、電信業、新聞媒體業、汽車制造業以及大部分的外貿經濟活動。
事實上，只要成立企業須經政府批準，政府也就控制著所有產業的商業活動。也因為成立企業無法自動注冊，所以從事商業、貿易活動就須和政府建立關係，行賄甚至收買政府官員，也正是政府對經商自由，貿易自由的限制，因此就造就了今日在中國成功經商要靠關係，講門路；造就了表面上是私人企業的股份公司，本質上仍為官商企業的特許利益等級；以及最嚴重的，造成社會流動性遭受阻礙，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社會動蕩的可能性逐漸嚴重的情形。
去年中共 16 大會議中通過開放資本家入黨，16大中出現了很多官商及與官方勾結的股份公司老總。這種作法其實更是將壟斷利益制度化。其結果是讓中國更像 16 世紀的西班牙而非英國。這讓中國政府與有商業活動的特許階級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中國的太平洋貿易有讓中國「西班牙化」的傾向。
因此，如欲中國經濟發展長久延續，關鍵中的關鍵就是打破政府對商業以及貿易活動的壟斷，限制政府對貿易的干預，限制政黨不得從事營利事業，黨庫不能通國庫，允許政黨自由競爭，建立公平合理的選舉制度，允許政黨輪替，以及建立分權制衡、權責相符的的政府體制等等，好讓中國能像 500 年前的英國，讓太平洋貿易帶動制度與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造就中國的長治久安，而不是走向 500 年前的西班牙，興盛一時，但終究衰弱。
[1]作者楊小凱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墨納石 (Monash) 大學講座教授。曲祉寧為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行銷組博士候選人，墨納石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
[2] 原文標題為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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