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對一種新解釋範式的探索
楊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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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制度、文化是描述和解釋人類行為和存在狀態的三個元素性概念。近代以來,社會科學的發展和演化實際上就是這三個元素性概念在解釋範式中的此消彼長和不同的組合排列。在社會科學形成的初期,由於啟蒙思想的深刻影響以及學科沒有清晰分界,以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等為代表的社會科學的先驅們實際上把這三個概念同時納入了自己的解釋範式之中,創立了宏篇巨制的社會理論,使那個時代成為構建體系的時代。儘管如此,先驅們對這三個概念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為以後的學科分界提供了基本標準。此後,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發展和深入,學科分化愈加明顯,具體的學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清晰明確的解釋範式,社會科學也演化成一個由不同學科組成的群,長期佔據社會科學主流的、涵蓋了三個解釋元素的宏大社會理論,被具體精細的學科理論所替代,人、制度和文化各自成了這些學科理論的起點。而不斷地構建、批判和綜合以這三個要素為基礎的學科理論成了社會科學發展和演化的主線。
 
一、理性選擇、新制度主義和文化的再發現

二戰結束後,美國憑藉著強大的經濟政治實力成為了西方世界的中心,社會科學的研究重心也從歐洲大陸轉到了美國。歐洲學術界長期使用的歷史方法、制度-法律方法以及哲學思辯傳統逐漸被放棄,強調實證、數量分析的方法在“科學主義”的推動下,成為研究的主流,價值判斷在分析中被最小化,甚至屏棄。經濟領域力量的強大以及經濟學的顯學地位的確定和對其他學科的滲透助長了強調個人和市場本位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擴張,使之成為建構新的解釋範式的出發點和基本框架。在這種歷史背景和文化底蘊下產生的理性選擇范式逐漸成為社會科學的主流範式。

理性選擇范式繼承了亞當•斯密著作中的一個基本假設——“經濟人”假設,同時承接了馬克斯•韋伯的“工具理性”概念和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某些判斷方式(例如計算),把分析個人在既定的環境中選擇和行動的動機原因作為範式的解釋重點。理性選擇范式的基本範式構件包括:1.把理性的個人作為分析的基本單位和根本的出發點。所謂的理性指的是個人有判斷選擇和行為的成本和收益的能力;2.
理性個人的選擇和行為動機是實現成本的最小化,收益的最大化,這是社會運行的基本動力;3.制度和文化是既定的,是解釋範式的外生變數,對所有個人的影響是均質,因此不是範式解釋中的引數;4.由於把個人界定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所以對整個社會狀態的判斷基本上衝突的。

這些基本的範式構件使理性選擇範式具有了自己鮮明的特點和解釋優勢。與其它的理論對手相比,理性選擇範式在確立基本假設上,採用了“奧卡姆剃刀”的方式,把多餘的問題全部去除,使假設簡單明瞭,從而保證了整個範式解釋的清晰和系統,避免了通常因為過大的理論雄心而希望面面俱到所導致的理論的內在矛盾。同時,經濟領域範圍的擴大和經濟原則在社會生活中的滲透擴張為理性選擇理論的個人動機假設提供了確證,使該範式能夠在微觀的層次的解釋上更有合理性。由於理性選擇範式在基本假設上肯定了既有的制度,突出了個人本位,實際上認同甚至維護了西方社會所倡導的價值,因此長期佔據西方社會科學的主流地位。尤其是冷戰結束後,其解釋的效力被進一步誇大,普遍主義色彩愈濃。

理性選擇範式在不同的學科中有不同的具體體現,突出的有橫跨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公共選擇理論和獲得許多學科肯定的博弈理論。這兩個理論的基本假設都是理性的個人。其中,公共選擇理論把經濟人假設引入政治領域,把政治活動類比為市場交易,把政治家、官員、和選民參與政治活動的目的界定為謀求最大利益,這樣選舉就成了以選票為媒介的交易行為,就如以貨幣為媒介的市場交易一樣。公共選擇理論的最大貢獻是從行為動機角度揭示了政治生活運行的方式和微觀動力,提出了諸如“尋租”等重要的分析概念。博弈理論可以說是60年代以來社會科學領域中被應用最廣的理論。由於它與數學、統計學有著內在的密切關係,因而被認為更有科學性。博弈理論分析了在既定制度和規則下,個人面對不同選擇困境進行選擇的動因以及集體困境的成因,可以解釋理性的個人在困境中作出帕累托次優的前提條件。

理性選擇範式雖然有明顯的解釋優勢,但也有難以克服的缺陷。突出地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由於認同了既有的制度,沒有把制度納入解釋框架,因而對制度缺乏深入的分析,無法為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提出見解,使理論的構建趨於保守。二是理性選擇範式對個人理性的判斷實際上把人的需求單向化了,過度自然化了,沒有考慮到個人的社會需求一面。在對人的需求判斷上,理性選擇範式實際上背離了它所繼承的斯密和韋伯理論的內在精神。三是理性選擇範式具有盲目地把西方文化和價值推向普遍主義的危險傾向,忽視甚至無視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存在,因此在分析非西方背景下的個人選擇難以深入。正如查默斯•詹森對美國政治學界中的理性選擇理論氾濫所做的批評那樣,“在文化概念上理性選擇理論完全是幼稚可笑的;與其說它超越了文化,不如說它僅僅反映了美國文化中的特有的地方偏狹主義(Parochialisms)以及像戴達盧思雜誌(Daedalus)所說的‘美國的學術文化’。”

為了彌補理性選擇理論忽視制度的缺陷,在60、70年代,許多學科中出現了一種重視制度,希圖理清制度在決定社會政治結果過程中的作用的傾向,這種研究傾向被統稱為“新制度主義”。之所以把這種傾向冠以“新”,主要是為了與凡伯倫和康芒斯等人在20世紀早期倡導的制度主義區別開來。新制度主義在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體現。按照詹姆斯•馬奇的看法,新制度主義包括三種: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目的是找到解決假設中的總博弈(metagames)的方法,以及在此方法上建立起規範理性的行動者間競爭的規則;新制度主義政治學,關注的是組織規則、認同以及作為組織行為的多樣化模式基礎的資源;新制度主義社會學,強調的是組織生存過程中滿足組織成員的“應然性”假設的方式。

豪爾和泰勒則把新制度主義分為另外三種: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社會學上的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有四個突出特點:1.傾向于在相對廣義上理解制度與個人行為間的關係;2.強調與制度的運行和發展相聯繫的權力的非對稱性;3.強調路徑依賴和意料之外(unintended)後果的制度發展觀;4.特別關心將制度分析和觀念等因素結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實際上理性選擇范式向制度方向調整的結果。它繼承了理性選擇範式中關於行為動機的基本假設,同時又較為充分地考慮到制度對個人行為的約束。對集體困境和分析和制度起源的分析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最突出貢獻。在這個領域中,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道格拉斯•諾斯似乎比其他人看得更深刻,他不僅關注正式制度對人的選擇行為的影響,而且指出應該分析包括觀念、文化、意識形態在內的非正式制度,這實際上暗示著對理性選擇範式關於個人假設的修正。

社會學上的制度主義發揮了自己的學科優勢,在界定制度上採取了更為寬泛的態度,試圖把把文化涵蓋進制度的框架之中。這方面的學者認為制度不僅包括正式規則、程式和準則,而且包括象徵體系、認知版本以及道德模本這樣的引導人類行為的“意義框架”。這樣的界定打破了制度與文化在概念上的隔離,使文化更加具體化,更容易在分析中加以把握,同時,也強化了該範式在宏觀層次上的解釋能力。在此基礎上,社會制度主義者不僅強調制度的“規範維度”而且強調它的“認知維度”,也就是說,他們強調,制度不是像理性選擇主義者說得那樣只是影響個人的策略性計算、基本的偏好以及真正的身份,而是為行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認知版本、類別判斷和行為選擇模式。這樣,社會制度主義者與理性選擇主義者在對世界狀態的判斷上出現了根本的區別,前者的世界是由尋求用社會方式定義和表現自己身份的個人或組織組成的,而後者的世界是由尋求物質福利最大化的個人或組織構成的。由於對制度採用了文化的解釋,社會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的起源不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說得那樣是因為最大化地實現了接受者的物質目標,而是因為它提高了組織或其他參與者的社會合法性。

把文化納入分析框架,反對把理性個人完全理解為經濟人的努力有著悠久的傳統。從本世紀30、40年開始,經濟人類學家卡爾•波拉尼、人類學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哲學家卡爾•曼海姆等人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人類行為的動因問題,他們反對把個人簡單地理解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者,認為個人行為的目的不僅要滿足自我的物質需求,還要獲得社會的認同,其行為是在歷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作出的選擇,受到歷史、文化和社會價值體系等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由於理性選擇範式的過於強大,這些認識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進入90年代後,由於理性選擇範式對前蘇東國家轉型和其他國家制度創新解釋的乏力以及全球化進程中西方國家內部社會文化問題突出,國家間關係、民族間關係的複雜化,文化再次成為社會科學界關注的重點和解釋的基點,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一種新的解釋範式。
 
二、社會資本研究:總體的狀況和基本的評價
(一)社會資本研究的發展:簡要的回顧
從表述形式上來看,社會資本不過是在“資本”的前面加了“社會”這樣的限定詞,依然是資本的一類。但“社會”這個限定詞突出了社會資本產生、體現以及作用的社會性特徵和非物質性。古典經濟學把生產要素分為三種:土地、勞動和資本,這裏的資本指的是以交換的媒介為體現形式的價值凝結物,有具體的物質形式。對非物質因素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積極作用的肯定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裏早就出現過。例如在對市場運行的認識上,他們認為市場的成功運行不僅僅依靠“看不見的手”,還依靠道德和其他理念的支持。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出市場需要某種道德情感。大衛•休謨認為合適的道德行為,或者“道德情操”、“同情心”會支持新的經濟活動形式。伯克提出,除非它們獲得了“先在的‘態度’、‘文明’以及紮根于‘紳士精神’和‘宗教精神’的自然的保護原則”的支持,市場根本不會運轉起來。波茨和塞森佈雷納認為對於社會資本的認定有四個傳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團結”(bounded solidarity)概念,指的是逆境可以成為團體團結一致的動力;齊美爾的“互惠交易”(reciprocity transactions)指的是在個人化的交換網路中產生的規範和義務。杜克海姆和帕森斯的“價值融合”(value introjection) 指的是價值、道德原則和信念先在於契約關係和非正式的個人目標(不是嚴格工具意義上的)。韋伯的“強制性信任”(enforceable trust),指的是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團體背景使用不同的機制保證實現對已經達成的行為規則的遵守。前者使用的是法律/理性機制(如官僚),後者使用的是實質性/社會的機制(如家庭)。
60年代,T.W.舒爾茨和加里•貝克爾把人力資本引入經濟學分析之中,認為社會擁有的受過教育和訓練的健康工人決定了古典生產要素的利用率。人力資本的提出把實現了“資本”向廣義的擴展,使資本成為了可以帶來價值增值的所有資源的代名詞,抽象了資本的最初含義,為社會資本的提出奠定了詞源上的基礎。在帕森斯之後出現的“新經濟社會學”提到了“社會資本”,但是沒有賦予它清晰的界定,在不同學者那裏,社會資本有不同的理解。儘管如此,在廣義資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現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劃分。
一般認為,,當代對社會資本研究是從簡•雅各布斯(Jacobs)、皮埃爾•布迪厄、讓-克勞德•帕瑟侖(Jean―Claude Passeron)、葛籣•勞瑞(Glenn Loury)等人的研究開始的。在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羅奈爾得•伯特(Ronald Burt)、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 A. 波茨(Portes)等學者那裏這個概念和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完善。把它用為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所有的有利於以共同收益為目的的集體行動的規範和網路。90年代以來,社會資本成了許多學科關注的熱門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點。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
1.西方國家中極端的個人主義和向更小的共同體回歸的雙向變化。無疑,70年代末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和社會思想上的盛行對這種雙向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普特南看來,個人的原子化狀態背離了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的互助的共同體傳統,造成了美國“社會資本”的衰落,進而使美國的民主制度背離了托克維爾時代的狀態。而卡爾•柏格斯(Boggs)則從“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角度提出,在美國,60年代以來公共領域出現了不斷衰落的跡象。在社會文化上,體現為消解政治的文化(depoliticized culture)的強大,地方主義、形而上學、後現代主義等思潮借機此消彼長,相互推動。在實踐上體現為各種背離政治或者反政治的運動的出現。例如反對“大政府”運動、城市暴亂、生態運動、回歸本地以及所謂的“飛地文化”(enclave culture)運動等。這些變化是對長期確立的公民傳統的反動,割裂了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係,削弱了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內在和諧關係。西方社會政治生活的變化直接推動了理論界對既有理論範式和概念的反思,社會資本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出現的,有利於研究的重點向制度、文化理念等社會的深層結構轉變。
2.東亞發展帶來的理論提示。在東亞發展成功的原因上有許多看法,但是有一種看法逐漸在論據的可信度上佔據了優勢,並且獲得了像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組織的支援。這種看法認為東亞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如此驚人的經濟成就,重要的原因在於:整個社會在經濟發展目標上達成的共識;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倫理觀和社會關係結構;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對和諧關係。東亞發展的成功為社會資本的研究提供了動力和豐富的實證資料。
3.對於貧困問題的關注。80年代以來,貧困問題成了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不僅引起了諸如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組織以及各國政府的關注,而且成為了學界關注的熱點,因此對各種類型的貧困問題的研究得到了官方和民間的大力支持。發達國家城市中的貧民區、第三世界國家中貧困農村成為了研究的主要物件。在回答為什麼有的貧民區能夠快速轉變,有的的貧民區卻一直陷於困境?為什麼有的農村有效地利用了扶貧基金,而有的卻把資金浪費掉了?等問題時,社會資本逐漸成為了一個有效的解釋概念和分析起點。而貧困區則為社會資本研究提供了分析的基本單位和範圍。
4.既有解釋範式存在的缺陷是社會資本研究出現的理論動力。新自由主義、現代化理論、依附論以及世界體系理論在解釋社會現象時雖然各有優勢,但是都忽視了對社會本身,文化、理性、以及社會與國家之間關係的重視和深入研究,往往對這些重要問題採取存而不論或者簡單化界定的態度,被它們看作是研究框架中的外生變數,或者置於分析框架之外。實際上,這些以前被視為既定的、應然的因素通常是社會變化和革新力量發揮作用的仲介。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更新和複雜化,這些範式的解釋弱點逐漸暴露出來,社會資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它們的缺點,使研究的範式更具有包容性和實踐性,同時也與社會的整體系統原形更加契合。這無疑推動了探尋新的解釋範式努力和嘗試的出現。
5.所謂的“第三條道路”的出現,使社會資本獲得了官方的認同,並成為西方國家社會政治生活中一個關鍵字。這推動了社會資本由理論層面向實踐層面的全面延伸。雖然“第三條道路”一詞是布雷爾政府的標誌,但是克林頓早在1992年上臺之時就開始推行類似的政策,並且借助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再造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研究專案構建理論支撐。目前,第三條道路已經成了大西洋兩岸各國政府公開或默認的宗旨。“第三條道路”希望在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調和國家與個人、勞工與資本、主導民族與少數民族、移民、中央與地方、以及國家與國際社會之間的因社會變化和全球化衝擊而惡化的關係,力爭實現各種關係的和諧,重構既有的社會資本,創造新的社會資本。因而,在“第三條道路”的理論框架和政策建議中,社會資本成了一個重要的概念,被用來論證理論的實踐性和政策的合理性。
武考克認為,在80、90年代對社會資本的研究最出色的兩個領域。一種是從微觀的角度研究企業家倫理的“新經濟發展社會學”,另一個是從宏觀角度研究國家——社會關係的比較制度研究。前者的代表人物有伊凡•萊特(Ivan Light)、A.波茨(Portes)、羅傑•渥丁格( Roger Waldinger)等;後者的代表人物包括 羅伯特•貝茨(Robert Bates)、愛麗絲•阿慕斯登( Alice Amsden)、彼得•伊文思( Peter Evans)、 羅伯特•韋德(Robert Wade)等。目前對社會資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的領域:1)社會理論方面,2)經濟發展,3)家庭和青年行為問題,4)學校教育和教育,5)共同體生活,包括物理背景下的生活和虛擬背景下的生活,6)工作和組織,7)民主和政府治理,8)集體行動問題的普遍性案例。

(二)社會資本的界定
在社會資本定義上,不同的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物件出發,給予了不同的界定。這裏列舉幾個得到較廣泛認同的定義。皮埃爾•布迪厄認為:“(社會資本是)真實或虛擬資源的總和。對於個人和團體來說,由於要擁有的持久網路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認和認可關係,因而它是自然積累而成的。”羅奈爾得•伯特提出:“(社會資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聯繫,通過它們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資本的機會......企業內部和企業間的關係是社會資本......;它是競爭成功的最後決定者。”羅伯特•普特南則這樣界定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徵,例如信任、規範和網路,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A.波茨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處在網路或更廣泛的社會結構中的個人動員稀有資源的能力。”

在這些學者中,詹姆斯•科爾曼被認為從學理上對社會資本給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在科爾曼看來,“社會資本是根據它們的功能定義的。它不是一個單一體,而是有許多種,彼此間有兩個共同之處:它們都包括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於處於同一結構中的個人的某些行動。和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也是生產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實現成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時候,這些目的不會實現。”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具有兩個性質:一是社會資本具有不可轉讓性;二是對於收益者來說,它不是一種私人財產,更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

科爾曼認為,“就有目的的行動而言,許多社會資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徵是社會資本與其他形式資本最基本的差別。社會資本是影響個人行動能力以及生活質量的重要資源。因此,人們盡力創立這種資本。但是,創立社會資本的行動往往為行動者之外的人帶來利益,因而,創立社會資本成為不符合行動者利益的行動。其結果,許多社會資本原是其他行動的副產品。多數社會資本的出現或者消失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社會資本不易被人識別,以致始終未能進入社會研究領域。”科爾曼在這裏只講了事實的一個方面,影響社會資本被注意的原因還有:研究過程中對理性人的基本假設,忽略了對人的社會性的一面的分析;研究手段的過於定量化,難以把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納入分析的框架之中;研究前提往往把制度和心理等因素視為外在和既定的,沒有把它們和個人的行為看作是互動的。

科爾曼認為,影響社會資本形成和存亡的因素有四個:1.關係網絡的封閉性,保證了相互的信任的維持。2.穩定。“社會組織或社會關係的瓦解會使社會資本消失殆盡”,穩定不僅是社會組織意義上,還是人員意義上的,“個人流動將使社會資本賴以竄在的相應結構完全消失。”3.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形成社會資本的途徑是把某種要求強加給意識形態的信仰者,即要他們按照某種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動,而不考慮其自身利益。”科爾曼的意識形態是廣義上的。他認為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會對社會資本的形成起消極作用。4.官方支援下的富裕或需要的滿足,這種因素還降低社會資本的價值,並使其無法更新。因為社會資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需要的人越多,創造的社會資本數量也越多。
為了維持社會資本和創造更多的資本,需要保持期望和義務的長期關係,進行定期交流,維持規範的存在,“總之,社會關係必須盡力維持。”

(三)、對社會資本研究的基本評價
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有三個重要意義:第一,它把價值判斷和文化納入了分析的框架之中,不僅使對社會行動者的行為動因解釋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對於描述和分析宏觀層次上的集體行為和長期性選擇也有很強的說服力;第二,它希圖把微觀層次的個人選擇與宏觀層次的集體和社會選擇結合在一起的努力很有開創性和啟發性。實際上,新制度主義一直想把這兩個層次上分析結合在一起,但是由於範式框架的限制,難以化解兩個層次分析之間的矛盾,無法在本解釋範式內理順這些關係。而社會資本首先在概念上就充分肯定了社會對個體行為選擇的約束和推動,沒有把個人和社會對立起來,避免了以往一些範式中存在的個人與社會之間難以調和的緊張;第三,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社會科學中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人本精神的復興。理性選擇范式雖然順應了市場對社會全面滲透的現實,但是誇大了社會中衝突的一面,對人的理解片面化,實用化,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科學許多領域的經濟學化,追求定量分析和指標體系成了許多學者炫耀自己可以成為“經濟學家”的方式,背離了社會科學研究關注人,完善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

儘管社會資本具有強大的解釋力量,但是也有自己的明顯弱點,突出地體現為對社會資本界定沒有取得一致,這導致在整個研究工作中缺乏系統性和不同學科之間缺少相互的溝通和互補。武考克在通過對社會資本研究整體狀態的清理,指出目前社會資本研究中存在著四個缺陷:1.社會資本的修正派在解釋問題上有概念過窄解釋範圍過寬之嫌。2.社會資本概念的混亂,社會資本究竟是社會關係的基礎還是社會關係的內容,是“仲介”還是“資訊”,抑或是二者的結合。3.社會資本在政治領域的廣泛使用,帶來了不同的解釋結果。4.在社會資本的數量問題上,還存在著模糊的認識。
 
三、社會資本在中國研究中的應用

社會資本在中國問題研究中富有價值。之所以作出這樣的結論,有兩個主要原因:一、中國的社會狀態與社會資本範式有不謀而合之處。中國文化強調社會的優先地位,個人對家庭、群體利益的服從,社會關係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特徵使社會資本在中國能夠輕易地找到理論的原型和證明的依據。這也是西方一些學者用社會資本概念分析東亞和中國的經濟發展原因時得心應手的主要原因,甚至打麻將也被看作是積累社會資本的重要方式。把中國經濟的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人際關係而非正式制度幾乎成了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的共識。二、社會資本提倡的對人的社會需求和社會共同體的重視有利於減輕中國學界被理性選擇範式和新古典經濟學過度毒化的危險,在中國研究中恢復人本主義精神,並且有助於學者們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場經濟以及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社會道德基礎和政治文明基礎,不至於盲目或別有用心地把一切自私行為都論證為合理,忽略社會的整體利益、發展的持續動力以及共同的長遠前途。

中國的本土學者對社會資本的介紹和應用大致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主要是社會學者,應用的主要領域是鄉鎮企業、私營企業發展原因和農民工流動的方式。由於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中國改革以來出現的巨大變化,以社會資本為基點進行研究還有許多方面需要進一步開闢和深化。應用社會資本研究中國問題,必須注意三個重要問題:

第一,要明確界定社會資本。由於社會資本與不同地區的社會歷史文化傳統有非常密切的內在聯繫,因此在使用它作為分析的基本概念的時候,應該特別注意它的文化特殊性和地域性特徵,否則就難以準確地理解不同社會團體中社會資本的構成和運作方式。但是,在承認社會資本的文化和地域特殊性的同時,更要在學理上對社會資本概念進行最有效地抽象,形成學術研究上的基本共識,以利於學術對話和相互推進。

筆者認為社會資本可以這樣定義:社會資本是處於一個共同體之內的個人、組織(廣義上的)通過與內部、外部的物件的長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認同關係,以及在這些關係背後積澱下來的歷史傳統、價值理念、信仰和行為範式。這裏,重要的是社會資本形成的長期性,個人、組織在構建社會資本中的能動性,以及認同關係的互利性。社會資本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結構共同體的代名詞。因此,社會資本不僅體現為個人、組織間相互聯繫的廣度,而且體現為這些聯繫的穩定性和擴展度。社會資本是無形的,但是有許多載體,比如家庭、關係網絡、社會信仰、信任和互惠的方式、慣例等。同時,在類型學上,社會資本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從社會資本的所有主體上,社會資本可以分為,個人擁有的社會資本,組織的社會資本、以及整個共同體的社會資本。從社會資本的變遷替代過程上,社會資本可以分為傳統血緣依附型、現代公民型和金錢交易型。另外,也可以根據個人擁有網路的半徑分為不同規模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既有相似性,也有區別。相同的特點包括:1)是通過積累而成的;2)有規模效應;3)需要不斷地更新;4)具有生產性。不同之處體現在:1)在使用上可以達到互惠的效果;2)不可讓渡,具有個性,與擁有者共存,並有使用範圍;3)是可再生性的,非短缺的;4)其作用的發揮是直接通過不同主體間的合作實現的;5)其作用不僅體現在生產價值上,而且體現在有關方面可以共用收益上,體現在對共同體的維持和促進上,因此雖然社會資本有所有者,但是其利用的效果更具有社會性,收益有更大的擴散性。

在社會運行分析上,社會資本是溝通個人和制度的中間物。個人行為能否實現個人理性與社會理性的和諧,以及制度能否解決集體行為的困境,不僅取決於個人和制度本身,還取決於雙方聯繫的中間媒體——社會資本,因為,個人不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動機,而且還有尋求共同體生活和被認同的需要,這兩個需要也被人稱為是利益最大的理性和行動的邏輯理性。這兩個需要始終處於鐘擺式的運動中,因此制度的設計應該回應這種鐘擺運動。但是制度的僵化和滯後往往造成個人需求無法從制度中得到即時的滿足,在這個制度斷檔時段上,中間層的作用就明顯起來,能夠提供個人與制度的緩衝,並對制度的改革起到推動作用。

第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資本的二重性。這種二重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從擁有主體來說,社會資本既可以是個人、組織的,也可以是共同體的。對於一個共同體來說,社會資本的主要作用是維持共同體的穩定和行動的相對一致性,明確共同體的認同感,從而也提高了共同體內部個人或制度的行為效率。而具體到個人、組織上,社會資本的多少直接決定了動員資源的能力。在中國這個人情、人治的社會中,這一點體現的尤其明顯。另一方面,從社會資本的延伸半徑來看,社會資本有整體的,也有局部的。在現實生活中,由於共同體規模的不同,導致了社會資本覆蓋面的不同以及效力的差別。

由於這種無法克服的二重性,社會資本本身內在具有不平等和排斥性。具體體現為:1)局部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直接決定了整體社會資本的建構和效力。局部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是衝突型的,合作型的,還是融合型的,交叉型的都會影響到局部社會資本間的關係、制度運行成本和社會的團結,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2)局部社會資本的密度也影響著總體社會資本的構建。因為社會資本也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條件,某些個人或團體擁有的社會資本密度過大,必然帶來社會關係的不平衡,進而造成競爭的不平等,削弱了制度的開放度。同樣,一旦局部社會資本密度過高,過於封閉,就可能阻礙更大的共同體的有效行動,遏止原共同體中個人或制度希圖突破共同體界限的努力。3)社會資本的層次性也會成為不平等和排斥出現的原因。這種層次性一方面體現在不同的共同體中社會資本的存量不同,擴展度不同,另一方面體現在個人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擁有的資源不同(不僅包括經濟資源,而且包括權力資源、繼承的資源以及社會文化資源等),控制的社會資本也有所不同。

正如普特南所說:“承認社會資本維持共同體生活的重要性不能排除掉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憂慮:共同體是如何界定的,誰在共同體內部,因而從社會資本中獲益了,以及誰在外面,沒有獲益。像社群主義的批評家們警告的那樣,某些形式的社會資本會破壞個人自由。國父們(指的是美國的建國者)對‘派別的損害’的許多擔心也可以用到社會資本上。在匯總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的清單之前,我們需要衡量一下它的代價和好處。這仍然是我們必須迎接的挑戰。”

第三,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決定了社會資本概念應用上的謹慎。在應用社會資本概念時,必須把握兩個前提:一是中國社會文化傳統的特殊性。由於對家庭和血緣的強調,中國的社會資本的核心是家庭,大部分的社會關係在本質上是血緣關係的延伸和擴展,社會資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繼承性。漢語中“同”字開頭的詞,如同門、同學、同事、同志、同鄉等不僅極深刻地揭示了社會資本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深刻含義,而且表明了中國社會資本的主要載體。這裏的“同”表示的是雙方有共同之處,也就是有認同。中國社會資本的主要載體是家庭、單位、學校、家鄉以及軍隊等,其中家庭、家鄉所體現的血緣、地緣關係是中國人作為個人所擁有的最主要的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本雖然體現了人際關係的密切,但是相對封閉,延伸的半徑小,多為縱向,難以形成相互之間的最大認同和接納,整合成為整體社會資本。同時,對人際關係的過度強調的傳統和個人在建構自己的社會資本的時候權力的廣泛介入,使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缺乏法治精神,人治的氾濫不僅造成了制度的軟化,而且為政治權力的全面擴張和滲透提供了機會,阻礙了社會的發展,使政治權力和人際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權力濫用的外衣)儼然成了資源配置的主要力量。

二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性。在轉型的過程中,我們要提倡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即建立在公民權利義務基礎上的,而非傳統的血緣基礎上的社會資本。毫無疑問,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初期,傳統意義上的社會資本在實現資本積累,推動人員流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於傳統社會資本的局部過密及與政治權力的過度聯繫,也造成了許多問題。突出地體現為:1)經濟組織形式的家族化,不僅不利於企業規模的擴大,而且損害了現代信用機制的建立。在東亞金融危機中,受到廣泛批評的“裙帶資本主義”是一個深刻教訓。2)農村中家族勢力的復蘇不僅阻礙了農村民主的制度化建設,而且不利於培養現代公民意識和真正的民主參與精神。3)對地域利益的過度強調,不僅是經濟上的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的重要原因,也是政治整合乏力的原因,破壞了政治的團結。4)人際關係和政治權力的結合,擴大了腐敗的範圍,損害了政治廉潔的基礎。

鑒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中國社會資本的建構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對現有的社會資本存量進行改造,發掘傳統社會資本的積極效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更艱巨的工作是利用制度創新增加現代意義社會資本的規模。這個工作需要從多層次著手。首先是把公民的權俐落到實處,保護公民權利,同時要培養公民意識、公民精神,倡導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意識;其次,在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同時,推動公民社會的發育,擴大了民間組織的廣泛性和行動的有效性;最後,在規範政治權力的使用範圍,嚴格限制政治權力對社會人際關係的滲透的同時,發揮政治權力的應有正當作用。於一個轉型社會來說,建構新的社會資本更需要政治權力的積極有效合法的參與,政治權力如果能夠為社會資本的建構提供健全的制度環境,就會極大地推動新型社會資本的生產和穩定。具體來說,政治權力在社會資本建構上的作用有:1)在法律上確定新生的社會關係;2)提供穩定的制度背景和制度激勵,與社會資本形成互補;3)用法律手段調節不同社會資本之間的衝突或矛盾;4)利用自己的地位建構總體的社會資本,賦予能夠體現社會總體價值的社會資本給予肯定和宣傳推廣;5)協調社會資本創造主體之間的關係。

總之,要在公民的基礎上重新建構中國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應該成為法治的彌補,要以社會的制度化為基礎,缺少制度化支持的道德是軟弱的,而沒有社會團結的制度化則不可能實現社會的本質。中國目前的問題實際上是由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問題。現在不是社會資本過少,而是社會資本封閉性過強,過於分散,規模過小,向更大範圍的轉化緩慢;在社會系統的運行中社會資本替代了制度;社會資本形成過程中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以及更大範圍的社會資本短缺。

另外,對研究者來說,在研究中一定要防止社會資本成為既得利益的代名詞。尤其在中國,個人或制度往往會利用權力來建造自己的社會資本。所以,我們在研究中國問題時一定要謹慎地使用這個概念。要在充分分析個人擁有的社會資本(既關係)的同時,把研究的重點放在這種傳統的社會資本向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轉化的過程以及中國式社會資本的建構和界定上。不能把關係看作中國社會資本的基本內容和本質,這樣會混淆對社會資本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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