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1/IA-C-091-260.htm
政治語言及其媒體操作的後現代性之反思

內政組特約研究員 許立一


西方的文化學者,發現當代的情境特質與現代化之初有著極大的差異,而將此種差異的現象稱為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後現代性包含許多現象,在當今的日常生活周遭隨處可見,本文僅就後現代學者所指出的一種現象--「超真實」(hyperreality)在政治運作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加以反思。在概念上,所謂的超真實意指用以再現真實(reality)的符號(sign)被視為是真實的本身,反客為主地取代了真實的主體優先地位。換言之,原本應該是先有真實才有用以描述真實的符號,符號是因為真實才有其意義,但現在卻是符號脫離了真實而獨立存在,符號已經被認為是一種真實。

今日台灣的政治人物濫用政治語言以及過度地操作媒體,使得民主政治呈現出一種表象化和空洞化的惡劣趨勢,此可謂為政治的超真實現象。舉例言之,政治人物經常透過創造和運用諸多的政治語言,並且大量運用媒體造勢,以吸引選民的目光與認同,其中便充斥著許多超真實的現象。首先,我們時而可見政治語言背後缺乏實質意涵,根本找不出其所欲指涉的具體與真實的對象,其往往只是政治人物面對群眾或媒體的一種激情的臨場演出,例如「新台灣人」、「本土化」究竟何所指?

其次,政治人物經常恣意地操作媒體或利用媒體,導致民眾可能陷於其刻意營造的虛假情境當中。有些情況是,政治人物刻意渲染和扭曲事件,使原本與政治無關者因而政治化,其目的在於轉移焦點、推卸責任。例如,立委鄭余鎮與王筱蟬的感情事件,就曾傳出是有人欲接收鄭的政治資源而蓄意對他進行打壓的陰謀論;又如,在此「涂」非彼「屠」的烏龍性騷擾案中,行政院長竟然在立法院表示有人在蓄意攻訐內閣團隊的形象。此外,政治人物亦經常利用類似的手段,致力吸引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報導,以增加自己在公眾面前的曝光和發言機會。例如在此「涂」非彼「屠」的烏龍性騷擾案中,立委李慶安主動邀集媒體記者在案發現場進行模擬。這些在媒體上演的政治秀往往熱熱鬧鬧地吸引了民眾的目光,並且容易使人相信真相就如報導的內容所說的一樣,然而真正的事實卻由於缺乏戲劇效果反而容易為人所忽視甚至排斥。總而言之,大量模糊的政治語言、羅生門般的政治事件,此種超真實的政治運作,充斥於今日的台灣社會,對於民主政治無疑是一種諷刺。

西方政治學大師Jurgen Habermas在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書中指出,民主的公民社會具備健全的政治論辯與公共參與機制,在其中理性與合理的論辯可以發揮實質的作用,亦即公民能夠批判性地討論他(她)們的共同利益,並且對於公共事務付出關懷。職此之故,個人的自主性與公民權的實踐乃是一體兩面,個人既能發展其自身的能力,又可透過參與公共領域的活動,理性地形塑他(她)們所希望的政治體系。

反觀當下的台灣,公民對於形塑政治體系的參與顯得相當無力,抑有進者,他(她)們的角色從政治體系的創造者,轉化成為把政治事務當成媒體節目的消費者。換言之,公民成了坐在電視機前觀看政治人物費盡心思、賣力演出的政治秀之觀眾,而這些超真實的政治戲碼雖然以「民眾擁有知的權力」為名,卻無助於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實質參與。甚至,誠如美國經濟學者John Galbraith言道:「既得利益者往往為鞏固或加強其利益,形塑社會的道德與制度。即使有充分證據顯示,他(她)們所塑造的結果其實與其原定的目標背道而馳……」,政治人物濫用政治語言、恣意操作媒體是否正是一種灌輸符合其既得利益之意識型態的手段和管道?

綜合而言,本文希望指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已然呈現的一種危機,而此種危機正是後現代學者口中所稱的超真實。作者認為,台灣政治運作所呈現的後現代性其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當民眾不再深究政治語言背後的實質意涵,也不再在乎媒體所報導之政治事件的真偽時,將會給予政客更為方便和寬闊的宰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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