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學派為什麼要批判啟蒙精神? 王鳳才

啟蒙理性具有歷史進步性,因為推動了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的發展;但是,它也造就了技術理性的神話,導致了工具理性的霸權,從而使人文理性遭到了貶抑。
技術問題涉及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政治問題涉及的是人與人的關係。把政治問題變為技術問題的目的,就是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人與自然關係而不管人與人關係。
這種批判對於克服技術理性的膨脹、重建人文理性,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眾所周知,法蘭克福學派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之中影響最大的學派,其代表人物有德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霍克海默(1895—1973),德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美學家阿多爾諾(1903—1969),德裔美國著名哲學家、美學家、政治理論家馬爾庫塞(1898—1979),德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哈貝馬斯(1929—)等人。法蘭克福學派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響,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提出的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以批判與重建為主題,以啟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學技術、大眾文化、工業文明批判為核心,以非壓抑性文明和交往合理性重建為目標,對啟蒙精神的批判貫穿其中。
那麼,他們為什麼要批判啟蒙精神? 這得回到20世紀30—40年代,那時法西斯主義的猖獗,反猶主義的暴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蔓延,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所有這些都使他們感到不解:為什麼在科學技術進步、工業文明發展似乎可以給人帶來幸福,在理性之光普照世界大地的時候,人類沒有進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狀態,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蠻狀態?實際上,他們並不完全否定啟蒙精神,也不否定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只是對工業文明畸形發展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而震驚,於是對啟蒙精神、科學技術進行了反思,批判了啟蒙精神的膨脹和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
霍克海默、阿多爾諾認為,所謂啟蒙精神,並非專指近代西方文明所推崇的那種理性精神,而是泛指把人類從恐懼、迷信中解放出來並確立其主權的進步觀念,換言之,啟蒙的根本目標就是要使人類擺脫恐懼,成為自然(和社會)的主人。
他們指出,啟蒙精神的主旨在培根“知識就是力量”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但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神話中。在一定意義上說,神話就已經是啟蒙,這是因為神話中已經蘊含著啟蒙的因素。但是後來,啟蒙精神在發展過程中又創造了理性神話,即啟蒙又退化為神話。
不僅如此,啟蒙精神膨脹還導致了極權主義統治。
因此說,文明進步必然伴隨著退步,文明的歷史就是絕望的歷史,一部文明史同時也是一部野蠻史,這是因為啟蒙精神就不僅包含著從神話到科學、從野蠻到文明的過程,而且包含著由文明再次進入野蠻的過程,這就是啟蒙辯證法。所謂啟蒙辯證法,也就是啟蒙精神由於自身邏輯而轉向了反面:啟蒙退化為神話,文明倒退為野蠻,自由走向了奴役。這說明,啟蒙精神走向了自我毀滅。
實際上,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對啟蒙精神的批判,歸結起來就是對啟蒙理性的批判,因為所謂啟蒙精神,就是以征服、支配自然為出發點,以科學知識萬能、技術理性至上為特徵,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核心,以社會歷史進步為目標的工業文明主導文化精神,其核心就是強調工具理性即技術理性。
他們認為,啟蒙理性具有歷史進步性,因為推動了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的發展;但是,它也造就了技術理性的神話,導致了工具理性的霸權,從而使人文理性遭到了貶抑。他們指出,通過啟蒙,工具理性得到了張揚,並由此創造了工業文明,贏得了人對自然的勝利;然而工業文明的發展卻是以人的異化為代價的,這不僅表現為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尖銳對立,而且表現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惡化。在這裏,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人本身出現了極度異化。所以說,徹底的社會化就是徹底的異化。這就是說,工具理性的膨脹,不僅造就了毀滅自然的力量,也造就了控制人的力量,它足以使人類毀滅。因此,啟蒙理性作為工具理性實際上以非理性而告終。
馬爾庫塞強調,儘管西方文明中的技術合理性具有兩重性,但在發達工業文明中,技術合理性已經成為政治合理性,技術邏各斯已經成為奴役邏各斯。這樣,科學技術就變成了一種統治工具,所以說技術理性本質上是統治理性,它的目的就是維護現存社會制度。事實上,技術理性已經成為對人實行全面奴役和統治的基礎,它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已經滲透到私人領域。
這樣一來,技術理性就成為社會控制新形式,這是因為它不僅顯示出政治的特點,而且已經成為統治的更好載體,並創造了一個真正極權主義世界,使人與自然、心與身為維護這個世界而處於長期動員狀態。因此,對發達工業文明來說,科學技術具有明確的政治意向,起著意識形態的作用,遏制了社會質變。
法蘭克福學派對工具理性的批判,突出表現在科學技術即意識形態這個思想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霍克海默就不僅把科學看作是生產力,而且明確提出科學就是意識形態的觀點,並從否定性方面闡述意識形態的本質特徵和社會功能。20世紀60年代,馬爾庫塞著重闡述了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的政治化傾向,以及它作為社會控制新形式的消極作用,並明確提出技術合理性即統治合理性、技術的解放力量已經變成了自由枷鎖觀點。
哈貝馬斯認為,馬爾庫塞等人對意識形態虛假性的批判基本上是重複了馬克思的觀點,他們的唯一貢獻就是提出了“科學技術即意識形態”這個論點。不過,他們並不明白,並非在任何社會中科學技術都是意識形態。實際上,只有到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才成為第一生產力,並且成為意識形態的新形式。
他指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經濟問題就變成了政治問題;同時,由於科學技術成為隱形意識形態,政治問題就變成了技術問題。這樣,在社會制度結構在重新政治化的同時,也就要求對大眾實行非政治化。然而,技術問題涉及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政治問題涉及的是人與人的關係。那麼,把政治問題變為技術問題的目的,就是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人與自然關係而不管人與人關係。這樣,科學技術作為隱形意識形態,就為統治合法性提供了基礎。
總起來說,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對啟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學技術的批判具有情緒性和片面性,這是一種帶有濃厚悲觀主義色彩的浪漫主義文化批判,但是,這種批判是發人深省的,它實際上是對科學技術異化的批判,這對於克服技術理性的膨脹、重建人文理性,以及反思工業文明,重建人類未來文明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http://www.studytimes.com.cn/chinese/zhuanti/xxsb/6023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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