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資本和生活世界——過去30年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經歷了一系列重要發展,從最初的新工具論與結構功能主義的爭論,經過資本邏輯學派、系統分析學派、生活世界理論、國家自主論、後馬克思主義的新葛蘭西主義,走向了綜合性的國家理論。國家不再被看成是外在於生產方式的階級工具,而是就在經濟的構造之中作為社會關係的特定形式發揮作用。由於市場交換本身存在著固有的缺陷,勞動者並不能完全靠勞動力商品化維持生活,而是還被社會生活所構造。國家在人的構造和維持勞動力商品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缺陷意味著它不能對非經濟因素起絕對的決定作用,國家並不完全建立在經濟基礎上,而是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生活世界領域相互分離和相互作用的過程之中被定位的。

20世紀70年代以來,福利國家危機和資本全球化使現代國家的命運成了人們關注的重要問題。與伴隨著凱恩斯主義國家政策失敗而來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多元主義的社團主義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國家問題給出了自己的回答。以往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對現代國家進行批判時,一方面,從韋伯的合理化思想出發批判了現代國家極權主義,另一方面,延續了葛蘭西的思想,主張以掌握領導權的鬥爭替代打碎國家機器的暴力革命。隨著福利國家政策的失效,現代國家問題開始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關心的焦點。針對國家與資本的關係,圍繞著行動、代表和客觀結構分析,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在方法論上出現了許多分歧。在分歧和爭論之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國家問題的討論逐漸擺脫了簡單的階級還原論觀點,深入到資本積累規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分化、人的再生產、權力的話語構造這些更深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中去,拓展了國家理論的視野。本文對過去30年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的發展線索和基本內容進行了梳理,探討了它的未來走向。

  一、主體實踐與結構之爭、福利國家限度的批判
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新的發展起點有兩個,即米利班德和波朗查斯的爭論、西德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對“福利國家限度”的批判。波朗查斯與米利班德之間的論戰更多地與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本身的辯護和發展有關,所涉及的主要內容是國家理論的方法論問題、國家的階級本質問題、國家自主性問題。

波朗查斯指責米利班德的工具主義僅僅把國家問題建立在主體實踐和主觀意識上,認為他的認識論前提中沒有結構、整體和具體性分析,而是過於注重階級劃分這樣的經驗問題,完全忽視了社會與經濟相互關聯的重要性。波朗查斯強調應該基於充分的基本社會結構理論進行具體研究,“任何對具體進行科學分析的前提是弄清它自己處理具體的認識論原則,”[1]這種原則是充分處理具體的研究資料和物件必須首先具備的。米利班德的反駁是強調以經驗觀察為依據具有重要性,波朗查斯只閱讀馬克思關於國家和政治方面的作品,把馬克思的原文當成資訊來源,實質上只是不能處理現實經驗的抽象結構決定論。

關於國家的本質,米利班德反對多元主義主張的國家中立性,目的是要證明資本階層化不能排除它們的階級一致性和兩大階級分化,那些操縱國家系統的各個部門指揮崗位上的人,由於社會來源、地位、環境、意識形態傾向與統治階級存在著聯繫,保持了與統治階級的一致性,也說明了國家的階級本質沒有根本變化。波朗查斯強調了國家與經濟之間的分離,國家的階級性質在於總體上維護資本積累的社會條件,國家機構的成員按照特殊的結構內部統一發揮作用,他們的階級來源、階級地位、階級立場並不是主要的,國家與階級利益總體上一致完全在於客觀的結構關係和資本主義體系的特徵。米利班德認為,只強調“客觀關係”決定國家行為,即體系的結構約束是絕對強迫的,就會得出結論說,結構會操縱那些把國家當作純粹功能和政策執行者的那些人,這完全是要用客觀結構和客觀關係取代統治階級這個概念,無視作為體系主要因素的統治階級、國家和經濟之間的現實關係。他強調,與結構主義的觀點相反,階級社會中的國家不可避免地成為經濟利益的保衛者和保護人,在於這些經濟利益支配著他們,國家的真實目的和任務是保證它們連續性的條件,而不是阻礙它們。

關於國家自主性問題,兩人總體上都不否認國家相對自主性。但是波朗查斯強調,如果把國家權力看成是某個統治階級的權力,實際上會否認了國家任何形式的自治,使國家徹底成了統治階級的工具。然而,國家權力實質上不存在於結構的各個層次中,而是這些層次整體上結合的結果。米利班德則認為,相對自主只意味著國家機構、國家權力、階級權力之間的不完全一致,作為統治權力的國家權力建立在階級一致的基礎上,它不是結構總體及其關係的產物,而是階級鬥爭導致階級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融合的結果。

儘管人們可以從這一爭論中看到他們倆人都潛在承認了一個共同前提:國家能夠符合資本主義的長遠利益,國家政策在再生產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實際上這一爭論中的分歧預示了後來國家批判理論發展中存在的基本分歧,即從經濟決定論的工具主義出發還是從超經濟的視角出發來研究國家問題。按照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可以把國家批判理論的各個流派分為兩類,具有經濟決定論特徵的是新工具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理論、新李嘉圖主義、資本邏輯學派;而具有相反傾向的包括結構功能主義、系統分析理論、生活世界理論、國家自主論、新葛蘭西主義、綜合理論。

西德馬克思主義學者批判福利國家政策的目的是要探討工人階級支援改良政策和放棄鬥爭的現實問題,以解決左翼政黨和團體在福利國家政策面前遭遇到的嚴重困難。顯然,僅僅簡單地把國家看成根本上是代表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並不能有力地說明現實問題。西德馬克思主義學者試圖比階級鬥爭理論對國家和經濟的分析更進一步,主張從資本理論出發批判“福利國家的幻覺和限度”,揭示資本主義國家功能的實質和政治改良的局限性,使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意識覺醒。米勒(Müller)和諾伊聚斯(Neususs)強調,修正主義、改良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沒有看到國家與生產之間的根本聯繫,因此沒有理解資本積累規律強加於國家行動的限度,而是錯誤地以為國家獨立於生產過程和生產規律,可以干預危機,獨立于生產方式重新分配收入,並且逐步改造資本主義。他們兩人認為,國家與資本主義生產和市場有著根本的聯繫,國家並不獨立自主,國家必須在分配之前保證生產所需要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國家活動不是以限制市場和分配為目標的次要活動,資本主義國家具有基本的階級特徵並且是理想的集體資本家[2]。

70年代西德的福利政策失效進一步促進了人們對福利國家限度問題的研究。為了反對迷信福利國家,西德馬克思主義學者深入到資本與國家的深層關係之中探討國家與經濟的關係,他們試圖說明國家與資本整體利益內在一致性。在他們看來,國家干預對危機的控制根本上是為了維持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關係,國家並不是超經濟的。這些西德學者受到了葉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3]的影響,因為他首先試圖把商品迴圈過程與資產階級法律、資產階級國家形式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明確要從市民社會的私人經濟領域中得出資本主義國家形式。[4]阿爾維塔進一步在理論層面上推進了對福利國家限度問題的研究,他認為,特殊資本的活動不能使總資本的利益得到保證,總資本必需借助超出個別資本束縛的特殊制度,找到自身行動的代表。約阿希姆•希爾施(Joachim Hirsch)指出,所有階級社會都需要力量關係和政治統治能力來保證階級之間的剝削,國家如果要實現保證資本長遠利益的經濟功能,就必須抵制反資本主義的力量。這些討論為後來的國家批判理論拓展到更深的社會層面上去做了準備。

  二、從新工具論到資本邏輯學派
現代工具論認為傳統的工具論對國家的界定只適合說明自由資本主義國家,[5]他們轉而借用了考茨基的觀點即資本家階級統治但是不自己進行管理,而是滿足於支配連續的政府,目的是說明在現今時期,資產階級是通過絕對優勢才決定國家政策和行動的,而社會民主黨可以通過選舉進入政府、議會(歐洲共產主義也曾經這樣主張)或者進行廣泛的聯合來爭取建立具有“領導權”的政黨(米利班德的主張)。為了維護階級鬥爭理論,它從國家機構、國家權力和階級權力的劃分出發,強調階級權力被看成是國家權力、制度和組織的基礎,資本主義沒有因為出現普遍中產階級化、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人民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層與社團多元化、國家干預現象產生基本階級關係的變化,資產階級仍然存在並且沒有失去統治權。他們掌握了財富、地位、暴力和知識這些資源並且具有了使自己的這些權力在社會層面上制度化的能力,憑藉其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行使了對其他階級的統治權,借助暴力手段維護了自己的利益。儘管統治階級掌握統治權力的上層部分並不是能夠掌握所有國家機器,他們實現自己的統治與自身的能力、國家機器的相對自主性有關,但是可以通過控制關鍵資源維持現存的生產關係、保持對決定性投資和資本配置的控制。[6]儘管新工具論引入新的理論因素,但是它根本上仍然以階級一般利益的代表來解釋國家的實質和國家政策,沒有看到客觀的生產關係與階級、社會團體、國家之間的客觀性結構關係,把國家的分析建立在動機和利益上。雅索普在談到波朗查斯對工具論的批評時強調,結構主義確實看到了工具論的主要缺陷在於它把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本質完全建立在外在於國家的偶然因素上,這意味著資本主義對於國家來說沒有必要,因而工具論不能解釋國家的社會政策方面和具體的歷史情況,正如斯科波爾指出的,美國的資本家缺乏政策能力來追求國家範圍內的階級利益;奧菲也強調,無政府主義競爭支配的資本主義生產使得從相互競爭的各種具有特殊利益的企業集團中形成普遍的資產階級利益根本上是不可能的。[7]

在與基礎主義[8]的爭論中,英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的那些新李嘉圖主義者在研究國家問題時,仍然以實證主義的方式區分經濟與政治,把國家干預與資本的需求聯繫起來,根據收入分配討論討論國家干預。他們的分析中心是分配而不是生產,並且傾向於把勞動過程視為純粹技術性質的。在他們看來國家僅僅是能夠進行干預的“第三種力量”和工具,其功能是通過干預經濟維持公司的利益是對工會鬥爭和國際競爭壓力的反應,即壓縮特殊利潤並且維持階級力量平衡。這樣的解釋完全集中於資本迴圈中分配環節,忽視了生產關係的重要性、國家在重構生產中的基本作用,不考慮國家經濟干預的原因、實質和限度。[9]新李嘉圖主義代表人物伊恩•高夫(Ian Gough)從資本主義積累的基本趨勢、波朗查斯和米利班德共同承認的國家自主性出發,放棄了考慮資本積累與國家的關係,國家只是作為獨立實體在階級鬥爭領域代表著統治階級利益。國家活動的限度源於階級鬥爭而不是資本的邏輯。他沒有考慮《資本論》是從資本、剩餘價值的榨取理解資本社會政治發展的。格林和薩克利夫( Glyn, Sutcliffe)對政治鬥爭的雙方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國家對經濟危機的解決是強制性的,資本利用國家政策和法律減少工資成本、重新進行資本在私人部門之間的分配、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而工人階級會抵制資本和國家的這些活動。因而在稅收範圍和公共開資的範圍內會產生階級衝突。他們希望把這個衝突轉變為革命的行動。

另一種工具主義的國家觀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理論,它從資本主義經濟壟斷發展的歷史規律中得出國家干預的必然性,強調國家與資本融合在一起。阿法納西耶夫(Afanasyev)強調,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國家和壟斷已經融合成一個機制,國家成員的階級從屬關係、國家政策的內容和執行證明了在此階段中的國家行動只代表壟斷資本的利益。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中,利潤率下降和生產力發展停滯的長期趨勢,使社會面臨著激烈階級對抗的可能性。大資本與包括中小資本、無產階級在內的大眾聯合形成了激烈對抗,為大眾聯合奪取國家政權提供了客觀基礎。

資本邏輯學派從資本範疇中得出國家,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資本邏輯學派又被稱為國家起源論。它認為:工具主義與結構主義爭論的主要問題是階級代理人或結構究竟哪一個能更好解釋國家的本質,他們忽視了國家是否能夠維護資本主義長期利益的問題。現實中更重要的是,隨著福利國家危機的發展,國家越來越失去了保證經濟增長和福利服務的能力。為了解釋這個問題,新的方法論應該放棄單純的階級或中立性的視角,從國家與資本積累過程之間的客觀關係出發,說明資本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政治、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和基礎。國家是“理想的集體資本家”,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和資本積累總過程中的基本因素,它提供私人資本不能提供的必要條件。資本主義並非是自我調節的系統這一事實,說明了國家維護資本家階級的一般利益是必然的。這一新的方法論原則試圖從《資本論》中發展出經濟和社會關係的政治形式的概念,以便把國家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特殊形式。資本邏輯學派強調《資本論》證明了經濟範疇表現了資產階級社會關係的歷史形式,也揭示了以經濟形式存在的社會關係。“由於研究的物件是資本主義社會,由這些政治形式掩蓋並且導致這些政治形式的社會關係,對於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學中揭露這些社會關係是根本性的……正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關係導致經濟形式和政治經濟學範疇一樣,他們導致政治形式和政治科學範疇。這樣的經濟和政治關係的研究不是以詢問經濟基礎以何種方式決定政治上層建築開始,而是詢問: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使社會關係表現出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分離形式的社會關係是什麼?”[10]

從葉夫根尼•帕舒卡尼斯1932年的研究中資本邏輯學派得到了極大的啟發。葉夫根尼•帕舒卡尼斯最早討論了法律和國家形式起源於資產階級社會關係特性,提出了國家形式的社會起源問題:為什麼一個階級的統治無法進行下去,而要採用脫離統治階級和社會的公共權威的客觀國家機器形式?資本主義存在的一般抽象條件是對於促進生產、商品交換和資本積累來說必要的法律、貨幣體系和國家。在這個總的原則下,這個學派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和國家干預闡述了不同的觀點。布蘭克(Blanke)強調國家必須建立起貨幣體系促進交換並且允許合理的經濟計算。阿爾維塔(Alvater)認為,國家需要保證工資勞動的再生產並且使它從屬於資本,因為這種生產不能通過市場力量被完成,這個需要導致了國家在工廠立法、監管聯合活動、教育和社會福利上的干預。羅斯多爾斯基(Rosdolsky)認為,法律、貨幣、勞動訓練形式的必要性是通過總資本的考慮被建立起來的。帕舒卡尼斯、於爾根斯和卡斯騰迪克(Juergens ,Kastendiek)認為國家是商品交換發展的結果和維持商品交換關係必需的控制形式,而且這種控制只能來自超越商品生產關係之外的組織。弗拉托和赫伊斯肯(Flatow,Huisken)認為國家是維護總體利益的中立機構。

希爾施(Hirsch)以利潤率下降趨勢為參照點,把國家問題與國內階級鬥爭、國際資本競爭聯繫起來,通過資本需要不斷重組自身的生產關係、不斷進行階級鬥爭來認識國家。[11]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剩餘價值的佔有形式需要把暴力關係從生產直接過程中分離出來,並且尋找一個獨立於直接生產者之外的機構,統治關係的特性在於,剝削不是直接運用暴力,而是主要依靠法律。由此出現的是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分離,這決定了國家不是天生地就代表階級的統治工具或資本的總體利益,而是代表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社會剝削關係形式;國家與資本總體利益沒有建立起絕對一致性,國家機器中包含著資本主義的矛盾。約翰•霍洛維和索爾•皮喬托(John Holloway和 Sol Picciotto)從引入歷史分析的必然性出發,強調利潤率下降趨勢導致社會關係不斷重組的過程是歷史發展的過程,必須在邏輯上建立起資本與國家的關係後具體去分析國家職能和國家制度發展的實際歷史,從而把邏輯和歷史結合起來。

阿爾維塔則強調國家的職能在於彌補私人資本的缺陷並且把個別資本組織成一個有生命力的機體,以便在政治上控制工人階級,維護總的國家資本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存在和擴張。由於剩餘勞動是通過自由市場而不是超經濟強制直接實現的,資本積累就必然要求不直接從屬於市場力量的制度在總體上要提供一般前提條件,以國家補助的形式保證資本積累必需的使用價值的供應並且促進民族資本發展。在與一般的資本需要相應的特殊政治制度這個範圍來說,自主的國家是必需的並且國家是理想的集體資本家。國家的形式和功能可以從資本歷史的活動中推出。國家干預當然還存在著一定的限度,它不能超越市場力量,也不能消除利潤率下降的傾向來維持資本積累的一般條件,而只能借助貨幣和法律媒介。資本主義國家在這方面的權利必然是受那些基本經濟規律制約的,尤其是它不能直接確定私人資本下決定的形式,在此限度之內,私人資本總以自由地決定自己的經濟行為,而資本主義國家始終被限制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矛盾和危機之中。

資本邏輯學派在更深層面上的國家批判為國家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總的看來,它所說的理想的集體資本家式的國家仍然停留在還原論的框架之中,把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每件事情都看成是必然符合資本積累需要的,在其分析的背後,總是可以發現資本的總利益決定著國家的本質和功能。因而這一學派不過是複雜化了的還原論。[12]拉克勞(Laclau)和格斯騰貝格爾(Gerstenberger)明確指出了這個學派的缺陷:資本的需要仍然是解釋國家的惟一原則,它沒有真正引入階級鬥爭和各種不同類型非經濟力量說明國家問題,只是把歷史完全還原到資本自我實現的邏輯上,完全忽視了歷史發展是各種力量衝突的結果。

  三、結構主義和系統分析理論
波朗查斯在他最後的一部重要著作《國家、權力與社會主義》中對待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以前他大量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和思想,現在強調靠馬克思主義不能建立一般的國家理論,而是只有部分的價值。在他看來,把國家視為“特殊的機器”的工具論概念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假如資產階級一直能按自己的需要裁減國家,它為什麼還求助於民族大眾國家、現代代議制國家形式來維護其統治?他還批判了後工業主義和極端技術主義的意識形態所強調的國家沒有階級本質而只有技術和經濟任務的觀點,認為他們與傳統觀點一樣,終究是把國家看成為技術手段和工具。他進一步遠離了以往結構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因素,重新明確闡述了結構主義所理解的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國家不再是再生產的外在條件並且不能被還原於經濟,也不是外在於生產關係之中的,它就存在於生產關係之中,在經濟之中起構造作用。

與國家是“機器”或“工具”的主張相反,波朗查斯強調國家機構具有“制度物質性”,它不能完全被還原到政治統治和國家權力,因為國家不是按照統治階級的意志構造出來的,也不是他們能簡單接管和控制的。國家的構成也不能由政治統治標誌。“國家實際上確實展示了絕不能被還原到只是政治統治的特別具體的結構,國家機構——特殊的並且因此是強大的東西——沒有被耗盡於國家權力之中(完全由政治權力支配)。”[13]政治統治本身被銘刻在國家的制度物質性之中,一方面,應該從更廣泛的社會關係類型範圍分析權力,揭示出階級是複雜的和多元決定的權力關係的結構統一,進而說明國家組織框架中的權力;另一方面,要在具體結構基礎和勞動的社會分工中分析國家,階級、階級鬥爭、權力形式、國家就存在於經濟結構之中。

在分析國家構造和被構造於經濟過程之中時,波朗查斯從經濟與政治的分離出發,根據生產關係給國家定位。生產關係劃定了特定的國家領域,構成了國家的組織基礎;國家被生產關係本身所生產。國家被納入到生產關係之中的方式構成了其與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主要關係,確定了它與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關係類型。他指出,要分析國家在生產關係層面上與階級鬥爭的關係,必須闡明勞動過程中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相互聯繫,關鍵在於生產關係應該被看成是生產力的組織前提,它不能徹底還原於生產力。雖然生產力確實具有絕不能被忽視的物質性,但是,它們總是在特定生產關係之下被組織起來的,事實上,生產過程建立在勞動過程和生產關係(由經濟所有權和佔有構成)的統一上,這個統一是通過生產關係對於勞動過程——通常所說的生產力、技術和技術方法——的優先被實現的。“除非社會一致,它從來就不存在而且從來沒有被再生產。”[14]生產過程本身就包含著政治統治和服從的關係,政治關係和權力本身存在於生產關係的構造之中並且在階級權力中找到表達。政治、意識形態並不是像阿爾都塞所說的那樣只進入到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之中的,政治關係與經濟在更深的層面上存在著多元關係。生產關係本身包含著社會勞動分工差別(生產關係)和社會客觀地位差別(社會階級)。階級權力就植根于這個根本層面之中,並且與使它們具體化和合法化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生產關係不是自發和自我形成的,階級權力不是附加在已經存在的生產關係之上並反作用於生產關係的,它們就存在於階級差別之中。國家存在於制度和生產關係再生產之中,也存在於社會階級的再生產和構造之中,因而國家也存在於階級鬥爭之中。在此基礎上,波朗查斯明確取代了他早期提出的國家是社會形態的水泥這個觀點,強調國家是政治鬥爭凝聚的場所,是“階級力量關係的凝聚”。

波朗查斯在《國家,權力,社會主義》這一著作中的國家思想包含著明顯的含糊性,他在試圖超越經濟還原論和工具論時,根本上還是依據生產關係對國家進行分析的。在反對國家外在于生產關係時,由於他僅僅把國家看成是內在於經濟之中大,實質上仍然無法徹底擺脫經濟還原論。顯然,如果要在社會總體和更複雜的權力關係中分析國家,就不能僅僅停留於生產關係的範疇之中,而是必須擴展到社會關係領域。

儘管奧菲的系統分析理論具有還原論的特點,但是其從經濟學和政治社會學的結合出發,在揭示了資本主義國家保證資本積累和資產階級的合法性兩方面的作用所引起的策略矛盾時,把資本主義國家看成是資本積累和民主合法性需要的政治權力制度形式。這一點被廣泛地看成是對國家理論的重要貢獻,它不但使人們放棄了國家必須總是發揮作用來保證資本家階級的普遍利益這樣的觀念,而且為說明國家與社會民主之間的實質性關係帶來了可能性。

系統理論主要探討了國家內在結構和政策上始終存在的矛盾和張力,分析國家政策在維持資本積累和社會秩序方面的能力限度。“近來後馬克思的關鍵論題是:不管國家精英們的努力,國家在維護維護和影響資本積累、調解導致資本主義全面崩潰的社會矛盾上正在變得無效。”[15]資本主義國家並不能有效地實現他們的理想集體資本家的基本功能,除非它能消除銘刻在它的制度中的、在一般利益和民主合法性名義背後的階級偏向,因此,它具有“結構選擇性”特徵,即必須在兩個矛盾的要求中不斷地試圖保持平衡。系統分析反對採納國家可以使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排除危機、達到穩定和一體化這個理論分析的前提,而是明確強調,國家擴大經濟矛盾控制的功能導致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從經濟領域轉移到國家之中。

為了說明國家干預的必然性,奧菲闡述了著名的“勞動力是假定性商品”的觀點,分析了國家活動與社會形態結構之間存在的功能關係。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發展的動力是同等事物間的交換與不平等的生產關係分配共存,這個市場存在著不對稱的結構,表面上看勞動是自由流動的,可以由此在市場上出賣以換取工資,實際上,勞動力並不能在市場之外獲得生存的機會,沒有財產所有權決定了他們必須進入市場出賣自己以便換取工資。然而,勞動力在現實中是不能從勞動者身體上分離出來,勞動者並不是完全像交換物一樣被徹底出賣並且被消耗。要通過交換購買並且使用勞動力,必須不斷控制勞動者,同時,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與勞動力購買者之間的不平等地位這種結構特性表明,這個市場交換的特徵與社會權力結構是聯繫在一起的,反映了社會結構中的權力關係。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社會權力的作用,就不可能有穩定的不對稱市場結構,而沒有這樣的市場交換結構,社會權力也無法再生產出來。經濟系統的擴大再生產必須不斷求助於社會和政治系統的支援,以對付建立在勞動買賣和勞動組織基礎上的經濟系統面臨的潛在瓦解的可能性,從而保持相對平穩的運行。勞動力市場和經濟系統本身都不能靠自己來保證這個平穩的運行,它本身實際上的趨向是導致勞動者和資本家階級的鬥爭,勞動力市場只能使進入其中的勞動者成為階級力量。因此政治系統必須不斷地支援社會化系統並且提供強制和必要的引導來維持勞動市場交易的不對稱,而社會化系統提供一種標準和規範結構,使勞動力這種假定性的商品合法化,成為一種被承認的“事實”。奧菲把國家與勞動力市場、經濟子系統之間的必然聯繫、國家對經濟和社會兩個領域的干預形式稱為“社會政策”,這種政策的目標就是要強制把勞動力穩定地結合到工資關係中去,形成工人階級這一勞動力資源,保證資本主義對剩餘價值的佔有。

“國家的結構化”和國家政策選擇上的矛盾實質上意味著把社會因素納入到對國家的解釋之中。但是奧菲的系統分析方法論原則限制了這一結果,因為系統分析完全忽視了現代社會的分化和對抗特徵,在根本層面上把政治子系統和社會子系統看成是資本主義系統的組成部分,潛在地斷定了資本主義已經徹底地支配和控制了整個社會。同時,他的系統劃分潛在地把社會看成完全是用來控制勞動者的。但是,勞動力是假定性商品的觀點又意味著勞動者又在資本主義系統之外,這實際上已經潛在地超出了系統分析,說明了資本主義系統不能使所有社會生活徹底地納入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和社會控制中去。還存在著與資本主義整個系統對立的領域,這個領域才是經濟領域中之所以形成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矛盾、階級之間相互對抗的根源。資本主義只是在不斷地在向這個對立的領域擴張。由此還必須考慮的是,資本主義的整個系統是否徹底控制了全部社會生活,使社會生活領域完全成為一種規範化的子系統。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生活世界恰恰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之外的,資本主義不過是生活世界分化的結果。正是在這裏,哈貝馬斯明確強調了以交往為原則的、與政治和經濟系統對抗的生活世界領域。通過引入生活世界理論、交往行為理論,他力求把科學化的理論分析與實踐哲學的內容結合起來,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研究,擴展到社會危機和對抗危機的方面,不再僅僅提供科學的分析,還要為社會民主鬥爭提供新的對抗資本主義的出路。

  四、國家自主論與領導權理論的對抗
二十世紀80-90年代,圍繞著國家自主性問題,主張以領導權範疇替代國家範疇的後馬克思主義的新葛蘭西主義與主張國家自主性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現實主義(社會歷史分析學派)之間有過激烈的爭論。但是,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批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社會中心論”,反對從社會範疇出發研究國家問題。

國家自主論強調“國家中心化”,認為國家是社會科學解釋中真實和獨立的因素,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可能存在的國家自主性”。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斯科波爾斷言,“馬克思主義對國家作用的理論化的缺點是,絕沒有可能性去承認國家組織和精英必須在某種情況下採取反對統治階級的長遠經濟利益、或者去創造新的生產方式。” [16] 在她看來:馬克思主義傾向於把國家政策看成是國家之外的社會力量之間以及階級之間平衡的結果,它假定了公共政策的起源和作用必須總是反映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而且在這一反映的範圍內,政策總是再生產了那個階級的統治。因而,其政策分析存在的根本缺陷是“社會中心”論的。 “在理論層面上,實際上所有的新馬克思主義作家在關於國家的問題上都一直在深深地保留著社會中心的假定。”[17]新馬克思主義並沒有能力超出國家是經濟統治的工具或只是社會經濟利益衝突的舞臺這樣的國家觀念,他們不許自己懷疑這個假定:國家總是由階級或階級鬥爭塑造的,並且發揮保護和擴張生產方式的作用。許多可能的國家活動的自主形式因此被馬克思主義排除了。與此不同的是,國家自主論強調從社會中心理論轉向對國家的興趣的復興,認為存在著特有的塑造國家形式和功能的政治壓力和過程,這些壓力和過程賦予國家以相對于所有市民社會中存在的壓力來說的自主性。國家被看成是一個制度總體或結構化的行動領域,在民族和國際的形態中具有獨一無二的中心性。國家依仗它自己的權利和力量,並不簡單反應經濟和市民社會的動力。

在國家自主論看來,國家即試圖對特殊領土和居住於其上的人民進行強制控制的政治權力,它內在地尋求領土控制和在政治上組織人民。國家在追求這個目標時,其管理者是自私自利的最大化者,他們的主要利益是要增強自己的制度化權力、聲望和財富,從控制更多的資源、人民和領土中謀求國家官員自身利益的發展。因此,在此流派看來,國家不僅是進行決策的組織,還必須被看成是與社會階級有關的真實歷史主體和自主的組織行動者。所有的國家都試圖使它們自主的制度權力最大化,經濟危機和國際危機往往是國家官員制定更獨立於資產階級經濟統治的政策的潛在機會,國家官員實際上總是可以發現,借助危機其間控制更多的資源並且使用它們來增強國家自身的力量,而且這會有利於國家與特定階級建立起新的委託關係。

從這樣的定義出發,國家自主論反對抽象的宏觀理論,它要把制度研究和政策分析作為研究中等抽象程度的問題的工具,使國家研究集中在有限的理論任務上:通過比較歷史情況,研究政策形式和國家制度的發展,進而進行經驗概括。斯科波爾強調比較歷史分析“在方法論上拒絕把國家視為只是抽象理解的生產方式的分析方面,或者甚至是具體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政治方面。它寧願把國家看成是實際控制或企圖控制領土和人民的組織”[18]。她強調自己的計畫“不是要捲入深奧和抽象的概念討論之中,而是要沿著這裏概括的分析策略前進。在這些策略的幫助下,我們可以實現進一步的比較和歷史研究,去發展關於國家在革命和改革中的作用、國家追求的社會經濟政策、國家對政治衝突和日程的作用的中等程度的抽象化。”[19]這樣的研究策略,主要是要在比較歷史分析的研究中把社會結構和國家呈現出來。很明顯,在這個學派看來,這種新的理解不同於結構功能主義的宏觀系統理論或新馬克思主義,以往的國家理論只是在某些方面是有價值的,例如,國家和資本之間的關係、分析性概念和因果預測方面,而當把國家恢復到它在解釋社會變革和政治學中的中心位置時,以往的國家觀是沒用的,應該注意的是內在的社會政治歷史結構,更關心民族層面的發展與可變的世界歷史環境之間的編織過程。

與國家自主論把國家問題研究中心化的主張相對立,拉克勞和墨菲的後馬克思主義話語分析理論強調:國家不可能成為社會解釋中真實和獨立的因素。這種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以言語和話語理論為基礎說明政治權力和政治實踐。他們擴展了話語實踐的作用,認為權力關係是通過話語實踐的連接作用構造的,權力關係存在的形式不是國家,而是領導權。通過領導權這個概念,後馬克思主義既解構了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研究,又放棄了以國家為政治鬥爭的主要對象和形式。

後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實踐理論把解構的思想運用到社會和政治領域。在他們看來,現代社會民主政治實踐必須建立在這樣的認識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是複雜構造的、沒有被充分固定的邏輯同一性。應該接受社會的多樣性和非實證性,認識到對社會進行最後縫合的時刻永遠也不會到來。社會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從來不是它自己,不是自我同一和自我封閉的,所以,應該超越社會實證性,拒絕任何社會同一性。“社會”只存在於差異地連接之中,不存在受到保證的社會同一性。在宏觀層面上,這意味著,社會不應該被看成是通過必然規律“複雜構造的整體”,相反,制度關係、組織形式和代表是霸權偶然連接的結果,這個連接建立起邊界,與其他社會關係相對立,但是這一連接是總是不穩定的。因此,具有特有決定性原則的社會形態是不可能的。儘管存在著社會的話語邏輯,但是社會本身不是最終可以理解的合理物件。

政治權力的連接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話語分析理論現代政治鬥爭策略的基點,被賦予了優先權,領導權概念成了政治的核心範疇。憑藉這個新的概念,後馬克思主義話語分析理論力求建立新的政治學說。在瓦解了實證的和決定論的社會觀念後,他們也從盧森堡的“階級是象徵的統一體”這一觀點出發,解構了階級這一觀念。在後馬克思主義話語分析理論看來,“經濟領域不是一個內生的自我調節的空間,那裏也不存在著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階級核心上的社會代表的構造原則,更不存在由歷史利益定位的階級立場。”[20]存在的不過是對不同因素的連接。深層的偶然性需要領導權,而領導權連接創造了偶然性利益的代表,但是領導權本身不過是重新連接的不停嘗試,它不具有確定新型關係的特徵,但是它不以政治終結和人類的最後和解為目的,連接是和社會對抗是更根本的政治。在這一考慮之下,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物件是“完全依賴政治連接而不依賴在政治領域之外構造的本質——例如階級利益——的領導權轉換。”[21]政治鬥爭力量的表現形式因而不再以階級命名,“我們已經離開了葛蘭西思想的兩個關鍵方面:(1)他所堅決主張的領導權主體必然在基本階級的平面上被構造;(2)他所假定的,除了由組織危機構造的暫停時間外,每一個社會形態圍繞著單一的領導權中心建構它自己。正如先前我們所指出的,這兩方面是殘存于葛蘭西思想之中的最後兩個本質主義因素。”[22]

如果領導權概念取消了以社會、階級概念來表示政治權力的連接,那麼,建立在社會、階級概念上的國家概念當然也要被解構。雅索普認為,實質上可以從後馬克思主義的差異理論中得出後馬克思主義話語分析理論是把國家概念與社會概念一樣看成是沒有意義的。由此而來的是國家的自主性特徵也要被解構。後馬克思主義話語分析理論集中在社會政治權力的連接形式,在他們看來,權力連接存在的具體形式只是領導權,這一作為政治形式的領導權本身也不過是大量社會關係的凝聚點,因而,不存在著一種“自主”或“相對自主”的政治形式,當然也包括國家。“近年來一直存在著關於‘國家相對自主性’的重要討論(關於當代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研究國家相對自主問題的各種方式,見B•雅索普:《資本主義國家》,Oxford:Martin Robertion,紐約和倫敦,1982年),但是大部分是以引向死胡同方式被提出來的。一般來說,那些解釋“國家相對自主性”的嘗試是在接受了“被縫合的社會”這一假定性概念的框架中進行的。” [23]解構要求與最終封閉的社會這樣的假設性概念斷絕關係,不再從任何建立在單一最終基礎上的政治出發,而是以社會多樣性作為分析的起點。“國家的相對自主性——暫時假定我們把它作為一個統一體來談論——建立在只能是連接實踐結果的政治空間構造之上。而且我們可以談論類似於統一的程度、存在於不同分枝和國家機構中的自主性這些情況,即某些領域的自主性並不是結構的必然作用,而是構造了自主性的連接實踐的結果。”[24]

這樣一來,最多可以談論的是構造國家的嘗試並且在社會關係總體領域中從其他關係領域出發證明它。後馬克思主義否認國家的實證性,並且不把它看成是有特權的政治鬥爭場所,因為他們拒絕把領導權放在國家之中,並且主張領導權是在所有的方向上、到處被連接而成的,它自由飄動而不停泊在國家之中。領導權植根於偶然性和差異之中,這一權力關係形式的基本特徵決定了現代社會的政治權力存在形式是多元構造和不穩定地連接起來的。

  五、國家批判理論的整合
各個流派之間的爭論使得國家批判理論陷入分裂和矛盾之中,在分析或方法論上實現理論綜合面臨著極大的障礙。Robert R. Alford, Roger Friedland考察了以往理論衝突形成的主要原因,強調各種爭論主要形成原因在於,某種理論把自己的有效分析輸出到其他理論的分析之中,導致了相互之間不能適應。從這一判斷入手,他們認為,國家批判理論新的綜合必須拒絕某種分析的特殊方法論假定,使用這些以往的理論分析局部上可以接受的內容,並且把它們綜合起來,重構一種包含競爭性內容的分析。也就是說應該批判性地從每個理論分析的局部特徵出發,找到它們有優勢的參照點,並且以每一個優勢點的有效性出發,排除它們各自潛在自主性的假定,把這些優勢分析層面聯結起來,建立起綜合分析的框架,對它們在國家權力和國家政策中的相互關係加以解釋。在考慮各種國家批判領域的優勢點時,他們分析了各個主要方法論的優點,但是,這種構造綜合分析框架的嘗試在把這些不同方法論中的優勢領域結合起來時,難以闡明不同優勢領域之間在理論上的聯繫,即新的綜合框架的內在邏輯,因而實際上只是把已經存在的分歧並列起來。[25]

比較而言,雅索普的理論在綜合分析上有突出的特點,他長期致力於綜合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各個流派的思想。90年代他的《國家理論》一書彙集了70年代以來他的主要論文,2002年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一書又進一步概括和發展了他的基本觀點,並且分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熊彼德主義國家化傾向,駁斥了國家終結論的觀點。他的主要方法論特徵是使用相互競爭的那些方法論原則,儘管這些原則單獨看來並不能充分解釋資本主義國家,但總體上可以遵循特定的研究方針連接起來,保證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充分說明能力,進而使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各個方面的主要內容統攝起來。在他的分析中,一方面,從作為生產方式和調節物件的資本主義基本特徵出發,而不是從依賴市場力量保持穩定的資本積累為切入點,“要考慮國家制度之間、國家和非國家制度之間在整個資本積累再生產中和政治控制中的複雜連接形式。”[26]另一方面,由於在社會結構層面上現代社會是結構性分化的,經濟、政治是並行的、相互影響的、不可相互還原的結構因素,經濟總是由被傳統分析當成是超經濟的因素共同構造的。因此,國家的形式和功能並不是由最終被銘刻在資本主義之中的完全自主的經濟邏輯所決定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其他非市場力量是並行發揮積累保障和塑造積累動力作用的,這意味著,積累形式和政治制度、不同社會力量之間存在著結構聯結和共同發展。在對國家的分析中必須綜合地考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性質、社會關係、話語形式在構造國家方面的作用,並且看到國家的自主性。國家不僅僅涉及到廣泛的政治系統,還必須涉及到它的廣泛社會環境。這並不意味著國家沒有自己的特性並且完全按照其他因素來解釋,“因為,一旦通過它自己特有的組織形式和計算方式在歷史上被構造和賦予特徵,國家確實就獲得了它自己的邏輯。”[27]當然,儘管國家有它的制度分離和運作自主性,國家仍然是社會的一部分,而且必須與廣泛的社會有關。國家權力總是有條件的和相關性的,它們的實現建立在國家的政治系統、國家管理者與其他力量的策略聯結、複雜的相互依賴的網路、把廣泛的環境聯繫起來的社會網路之間的複雜關係之上。[28]在這些複雜的關係基礎上,國家可以被看成是社會關係。但是,在他看來,應該避免給出一個國家的最終定義,最多只可以把國家稱為制度整體,因為僅僅考慮幾個制度形式來說明國家仍然是不完整的,必須要用國家社會基礎的實質方面、國家的計畫、民族大眾目的來補充。作為真實具體的國家是“多樣化決定的具體綜合”,“提供一個定義斷然地說明國家抽象的形式特徵不是國家理論的合適工作。”[29]對國家的理解是一個簡單與複雜之間的運動過程,這個工作永遠不可能完成,應該從一定的層面(制度與利益的關係、國家組織和運行程式、政治實踐和話語)並且參照一定的框架來考慮。從安東尼•葛蘭西和尼柯斯•波朗查斯的思想出發,[30]雅索普初步把國家看成是包含著各種可變力量平衡關係的社會關係和社會整體,由此“就能夠把國家界定為社會嵌入其中的、社會調整的和策略選擇的制度、組織、社會力量,它是圍繞著(或至少積極牽涉)為推測的政治社會制定共同遵守的決定而組織起來的行動全體。”[31]這樣一來,國家權力被理解為在制度整體中或通過制度整體被調整的權力關係,國家不是一個主體,它也不是完全起源於自身內部或國家的全體成員之中,而是依賴更廣泛的社會內部以及國家機構之內的力量平衡關係。這樣的定義也意味著,國家在這樣的範圍內才是資本主義的:它創造、維持或恢復在特定情況下資本積累需要的條件;而國家權力是非資本主義的,在於這樣的條件沒有實現。

這一綜合性的國家理論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結構理論基礎上的。由於資本主義不能單獨通過市場力量得到它自己再生產的全部條件,它不可能對社會形態的其餘部分發揮任何形式的經濟最終決定作用。資本積累是通過市場仲介作用、非市場的社會關係共同構造的,而且,非市場的社會關係對社會關係發展施加的影響具有複雜性和多元決定的本質。因而,特殊的資本主義形式可以被解釋成“積累形式+社會調整形式”。雅索普認為現代社會秩序包括法律系統、政治系統、科學和教育系統、宗教和藝術,這些不同領域每一個都有自己的運行方式、組織原則、制度化的動力、工具合理性和特有的邏輯,各個制度化系統具有自組織均衡,它們通過各自分別的自治性運作和實際上的相互依賴得到發展。在此基礎上,他把生活世界理論明確引入到國家理論之中,認為與系統領域並立的還存在著豐富多樣的生活世界,這個生活世界不能被還原於那些系統的邏輯之上,相反,生活世界是達成共識和休戚相關的領域,它提供了多樣化的場所來抵制這些系統的抽象化邏輯。

  六、結語
以上回顧了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的主要流派。圍繞著國家與資本之間關係這個問題,從工具主義的“階級鬥爭的工具”與結構主義保持社會一致的、與主體行動無關的“相對自主化國家”(非行動的客觀結構)之間的爭論,經過資本邏輯學派主張的資本積累內在地需要國家的觀點,到強調國家功能內在矛盾的系統分析、主張國家自主論的社會歷史分析、以領導權問題取代國家問題的新葛蘭西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開始醞釀和嘗試新的理論綜合。在綜合發展的趨勢中,最重要的是在生產方式層面上,強調國家內在於資本主義經濟的構造之中,同時經濟、國家和其他非經濟力量之間又是相互區別和相互作用的。由這樣的方法論出發,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再像以往那樣強調國家是維持社會平衡的機制,而是轉而從揭示福利國家功能的矛盾和困境、維護與資本對立的社會民主鬥爭出發,走向客觀分析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化中的未來發展趨向,反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終結論。

通過梳理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的發展線索及其基本內容,可以得到的有益啟示是,國家絕非只是在單一的經濟尺度上可以被闡明的,也不能被簡單地歸於純粹的技術性問題、制度形式和權力話語形式問題,對國家的本質和功能的認識必須深入到社會結構和社會歷史中去,在現代社會結構分化的基礎上,超出把國家只看成是在經濟利益之上被直接構造的這個視角,在非經濟因素和經濟因素的分化和相互作用的框架內考慮問題。這也意味著單純從資本積累的缺陷出發說明現代國家的功能是遠遠不夠的,現代國家批判理論不僅要闡明國家是資本積累所必需的,還要通過說明國家是各種社會因素之間相互作用關係的特殊形式,揭示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和發展趨勢。應該根據經濟和政治變革的結構連接分析國家的本質、功能和變化,從兩個方面闡明國家理論的方法論基礎:一方面,經濟和政治在資本積累規律控制下發生著相互作用,另一方面,這個資本積累規律又依賴於經濟與超經濟力量之間的緊密聯繫。正如雅索普所說,把任何變化的傾向視為單一因果關係支配的過程並且否定它們本來的綜合性當然是錯誤的,每一個傾向都應該被看成是“多重決定的複雜綜合”並且涉及到相反傾向的存在。[32]

國家不是處於經濟領域之外、由經濟最終決定的某種手段和工具,也不是完全與經濟因素無關的自主力量。無疑,現代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結構性分離是研究現代國家的重要前提,這個前提決定了國家本身不是依附性的手段,而是具有自身的運作邏輯,但是,這些並不意味著國家是與經濟無關的自主和孤立因素。在明確了國家制度或權力組織形式不是在經濟利益基礎上直接被構造的之後,應該為經濟因素的作用重新定位,即要在生活世界的分化與整合過程這一基礎上,把國家納入到政治、經濟與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中來加以說明。國家制度以及國家的活動植根於社會之中,是社會關係的特殊存在形式和生活世界領域中分化出來的一個基本方面。只有超出單純的經濟還原論,在結構和活動兩個層次上對社會與經濟方面加以區別,才能通過闡明國家、經濟、社會和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分析社會領域中交往關係和支配性權力活動的構造過程、微觀權力基礎上的宏觀權力構造過程。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缺陷出發來分析資本主義對國家的優勢控制,意味著經濟領域不能絕對地支配著國家,國家沒有被資本直接構造而是原來就存在的事物。國家只是在各個領域的相互作用下才逐漸成了資本主義國家。這個問題勢必會引起關於前資本主義時期國家性質問題的討論(例如安德森等人對絕對主義國家本質的討論),進而會涉及到國家起源問題。關於國家源於階級還是戰爭、社會工程、宗教活動、氏族貴族和平民的鬥爭與平衡,應該由國家起源理論來解決。但是這裏不妨可以注意國家起源論中越來越主張起源的多樣化這一傾向性的認識。不管如何,我們總可以做出一個基本的判定:原始的社會組織形式和權力關係的變化是國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早期社會組織形式和權力關係並不是完全建立在物質生活資料的勞動生產上的。因而總可以考慮從社會關係中如何發展出國家的形式這個問題。這項工作必然要在考慮經濟、軍事、宗教因素的同時,涉及到社會生活的結構分化和相互作用,涉及到交往關係,各種社會權力組織形式、權力話語和權力觀念的構造作用,國家理論的綜合方法必然也要擴展到國家起源中去。

儘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批判理論超越了工具論、還原論和自主論,走向了更為綜合化的研究,但是,它在社會基本結構層面和國家的功能層面上分析問題時,還存在著以下兩方面的明顯缺陷。

首先,在強調經濟領域生產方式的局限性基礎上分析國家的資本主義化,仍然是以國家自主性為前提的。在批判了阿爾都塞和波朗查斯國家相對自主論的經濟還原論因素後,雖然強調了現代社會結構分化的意義在於為國家理論提供了說明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可能,現代國家本身的歷史形成過程問題卻並沒有被徹底闡明。結構和歷史的衝突一直在威脅著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基礎。

結構分析的歷史基礎是波拿巴官僚國家機器的中立性,結構主義強調:資產階級並沒有完全打碎舊的國家的機器,直接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和國家政權。由於資產階級的無能,它實際上在革命中並沒有直接掌握和構造國家機器。資產階級在與其他社會力量鬥爭的歷史過程中,舊有的國家機器實際上並不完全是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相反,這個遺留下來的國家機器往往是超越各種力量來平衡衝突的一種因素。在波朗查斯看來,現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的分裂是一個事實,國家的普遍主義和自由主義雙重性不只是自由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欺騙。現代國家具有大眾國家和普遍理性立法的基本特點,它以個人或政治的上的自由、平等原則為基礎,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以公民形式存在的自由平等、大眾主權、國家對人民世俗生活負責的基礎上。國家以法治形式保障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國家意志被看成是人民的意志。儘管資產階級的經濟領域存在著極大的事實不平等,而且這種不平等受到了現代社會法律和國家的實際保護,但是國家的普遍性確實存在於法律、政治環節、政治制度、組織形式和功能之中,它決定了國家必須在經濟生活之外維持社會團結,而不使自己徹底成為某個階級的工具。國家憑藉這個“中立性”和“策略選擇性”調和社會矛盾、保持社會形態統一,免於各個社會階級在鬥爭中同歸於盡,這個“中立性”的大眾國家正好滿足了資產階級把資本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利益這一目的,進而使各種社會利益組織成一個維護資本利益的整體。這種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國家本質上就具有協調社會矛盾的作用,控制社會的一體化是它的直接目的和職能,甚至這種普遍的社會作用決定了國家本身就是各種社會力量鬥爭存在的形式,成為與各種社會力量結合在一起的社會關係形式。結構主義關於波拿巴國家中立性的分析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它並沒有充分說明其他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中立性,也沒有闡明波拿巴官僚國家機器與經濟因素在歷史上的關係。很明顯,必須向更早的國家歷史形態追溯,說明國家與經濟的關係,而這些是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還沒有取得令人信服的結論的地方。[33]

其次,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的社會歷史思想基礎中還存在著許多模糊和矛盾之處,其中最為關鍵的問題是沒有明確闡明政治、經濟和生活世界的關係,把政治和經濟看成是對立於生活世界的、有著自身特殊邏輯的子系統。實際上,結構分化理論仍然沒有擺脫韋伯的理性悲觀主義,因為它會導致完全忽視政治和經濟領域中對於生活世界來說具有積極意義的因素。按照哈貝馬斯的結構分化理論,生活世界被看成是以話語交往為核心達成社會協調的領域,與政治和經濟領域是完全對立的。基於這樣的觀點,當代發達社會中社會民主政治實踐被局限在話語民主實踐之中。從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規範政治學出發,民主政治學在現代國家領域之內不可能真正有所作為,也就是說,把政治體系與生活世界完全對立起來會使現代政治學局限在有限的領域之內。儘管後馬克思主義看到了哈貝馬斯生活世界政治學的局限性,轉而強調擴大社會民主鬥爭的範圍,實現普遍化的領導權構造,但是,他們卻忽視了國家在民主和非民主領域的巨大現實作用,而且把現代社會政治問題完全看成是構造政治和文化領導權的策略性問題,會使政治鬥爭的聯合問題變成一種不斷整合權力的政治技術,忽視社會民主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穩定性,把政治規範理論的探索完全引向不停的權力鬥爭。抹掉國家範疇的領導權理論仍然停留在話語政治實踐之中。以話語實踐取消建立在客觀分析國家制度和權力基礎上的政治實踐,必然導致政治實踐與政治制度和結構的分離,在客觀上把生活世界的實踐智慧與現代社會的客觀政治現實的對立看成是不可調和的。

[1] Nicos Poulantzas,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no.58,Nov.-Dec,1969.; also see Ralph Miliband, 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Verso,1983,p.28
[2]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Ltd., 1982, p.80
[3] Evgeny Pashukanis, Law and Marxism: a General Theory, London:Ink Links, 1978
[4] See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Ltd., 1982, p.84
[5] “國家是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來增強和保護階級結構本身穩定性的工具。” See Paul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42, p.243
[6] William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7, p.11
[7] Claus Offe,“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lass Rule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Selectivenes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John A. Hall, ed., The State, Routledge, 1994, vol.1, pp.104-129
[8] 基礎主義批評了新李嘉圖主義沒有從資本範疇出發,而僅僅局限在分配領域,完全忽視了資產階級民主政體的作用、國家與資本利益的不一致、國家活動的內部矛盾。亞費和布洛克(Yaffe ,Bullock)認為國家干預的擴展不能只用功能來解釋,它直接來自非生產的領域和資本積累的需要,國家干預的程度和影響力實際上受很多限制。相反,他們把資本範疇作為考查戰後國家干預問題的出發點考慮了國家活動的特性,借助把國家干預劃分成生產型干預和非生產型干預,強調了戰後國家干預活動的目的是要解決充分就業問題。亞費強調國家干預活動儘管維護資本的利益,但是它不是資本手中絕對有效的工具,在國家與資本積累過程的基本關係之中存在著對國家干預的必然限制,當國家為了保障私人積累的總體條件,從總的社會生產的剩餘價值中扣除一部分時,它也必須要保證資本積累過程繼續下去所需要的足夠再生產資本可以投入。
[9] Andrew Glyn and Bob Sutclifle,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s Squeez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10] 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 A Marxist Debate, 1978, p.17
[11] 希爾施反對僅僅根據利潤率下降趨勢解釋國家問題。80年代初,有人僅僅從利潤率下降趨勢出發,通過比較八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把民族國家發展的一般傾向看成是出現了國家干預的特殊形式——國家-壟斷資本主義(Richard Scase ed., The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St. Martin’s Press, N.Y.: 1980)希爾施指出,這一分析方法中沒有考慮到具體政治運動、實際的階級鬥爭、資本家階級不同部分的衝突。
[12] Bob Jessop, State Theories, Polity Press, 1990, pp.35-38
[13] Nicos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2000, p14
[14] Ibid., p27
[15] Clyde W. Barrow: 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p96
[16]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8
[17]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5
[18]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1
[19]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8
[20]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erso, 1984, p85
[21]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erso, 2001
[22]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erso, 1984, p137
[23] Ibid., pp.139-140
[24] Ibid.
[25] Clyde W. Barrow: 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p152
[26] Bob Jessop, State Theories,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 pp.340, 117
[27] Bob Jessop, State Theories,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 p365
[28] Ibid., pp.365-367
[29] Ibid., p340
[30] 前者把國家定義為:“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後者把國家權力看成是在國家內外運作的政治力量在形式上被決定的平衡式凝聚。
[31] 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Polity Press, 2002, pp6,40
[32] 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Polity Press, 2002, p250
[33] 在拉克勞和墨菲看來,儘管政治不是實際利益的表達,協商民主在塑造政治主體中發揮重要作用,但是,現代政治不能排除分化、整合和領導權的鬥爭。這裏應該說明的是,後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把話語看成是一種領導權策略手段和技術,而是與哈貝馬斯一樣,強調話語民主的實質性。這方面可以在墨菲對卡爾•施密特的批判分析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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