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語：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
當代基督教神學面對兩項最大的挑戰：存在著不同的宗教，以及許多的窮人。 要向多種不同宗教和許多受壓迫的人作出回應，首先當然要問：我們基於何種人類的共同經驗而做出回應，通過解放神學的「窮人優先」，我們不得不正視貧窮的存在，以及它所帶來的巨大痛苦，貧窮已不是拉丁美洲專有的遭遇，貧窮不分國界、語言、族群，貧窮是人類歷史的現實。托克維爾（Alexis Tocqueville）在一八三三年訪英時，對他所觀察到的現象問道：「貧窮為何與富裕如此緊密相連？」這句話充份地顯示出了人類歷史經驗既矛盾又無解的真實。
貧窮是典型的人類經驗，只有與窮人站在一起才可能通過窮人來調節我們的詮釋的焦距，從窮人那裏我們才能充份體驗和詮釋歷史。只有和那些受到壓迫的人、苦難的人在一起，我們才會理解到人類存在的現實。一個誠實的基督徒必然會認同，我們共同的經驗是因壓迫而帶來的苦難和貧窮的經驗，而且，苦難同時也會作為一個要求我們以某種形式加以抵制的現實意義。
反對對貧窮人的社會排斥，意味著集中力量解決造成剝奪的各種社會關係，解決造成這些社會關係的過程，其本身也必須是進入社會關係之中，以作為糾正或改變不正當的社會關係；而且，只有窮人成為真正的行為主體，變化和發展才能產生，因為單憑市場不可能解決貧窮的問題，也不能獲得公正和平等。換言之，解放貧窮的問題與促進社會整合是一致的，溝通行動神學即是對此問題所提出的解放的方案。
解放神學的「窮人優先」在對話的語境中乃佔有著「詮釋學上的特權」，這在聖經思想的傳統中幾乎不會有異議，如果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正是一個猶太人的上帝觀念，這個上帝關心人民的?e苦，並對不公正或奴役而引起人民苦難的反感和抵制，這種「詮釋學上的特權」用解放神學的語詞而言即是「上帝揀選貧窮人」。 正如費蘭查爾(Francis Shüssler Fiorenza)所說：「苦難把我們引向人類生存這一基本事實，並且超越詮釋迴圈……所以說，苦難就處於詮釋與現實之間」。「要使對話的共同體盡可能具有包容性已成為必要。人們不可能僅僅永助于經驗作為真理的保證；人們不得不帶著被忽視並常常受壓抑的他者的聲音的典範與傳統的詮釋帶進對話與溝通中來。」 因為所有理想的溝通都必須是平等的，這對一種原就生存在不平等的狀態中的窮人而言更顯得珍貴和實際，所以，「窮人優先」或「詮釋學上的特權」把真正的溝通或富有成效的對話經驗不容忽視的「平等」和「公正」原則給優先的提出來了，處在壓迫中的窮人所失去的或缺少的正是所有理想的溝通境情不可或缺的條件，正因為如此，任何的對話或溝通就必然要求在對待窮人身上的態度所具備的條件。可見「窮人優先」或「詮釋學上的特權」超越了詮釋迴圈，它使我們暫時免去無休無止的詮釋活動，以及使我們作出令我們去行動的真理的主張，保證我們的行動或抵制是對苦難的種種理解完全接近現實。
在四福音書所描述的耶穌，他的工作和信?妓@不含混的指出上帝的愛無條件地迎向於那些受到壓迫的人身上。基督教神學也提醒我們，沒有與人建立起恰當的關係，就不可能與上帝之間有恰當的關係；無法與上帝建立起恰當地關係，就不會與人有恰當的關係。解放就是除去一切的壓迫，使人類可以和上帝建立一種真正的交往關係，而且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彼此真誠和真實的溝通。
任何對貧窮人或壓迫的現象有所漠視或推卸責任，我們就無意中成為了壓迫者的幫兇，「當受壓迫者能夠借著拒絕依從他們的主人所定的規則行事而肯定他們的自由，他們不僅從壓迫中解放自己，他們此舉同時能夠把壓迫者從奴役他們的假像中釋放出來。」 正視窮人的存在和其歷史的遭遇，使我們可以看清楚自己，於是我們才生活在一個真正「愛鄰舍」的世界裏，學著在別人得到解放之處去更深一層的把握到人性，認識什麼是公正的價值、什麼是富有人性的尊嚴。
解放即是上帝在祂與人的關係中所賜的恩寵，解放神學不是一種「革命神學」或某種「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就在於它沒有忽略了福音對個人層面，包括面對罪惡、虛無和死亡以及需要接納、喜樂和瞭解的信仰關切。雖然和好與自由通常首先是以上帝和人類的關係作基礎的，但這個關係也必然與所有關係和結構，包括社會、政治和經濟有關聯。
貧窮必須被視為是對基本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這是判別貧窮的標準。能力貧窮的視角並不意??#30528;是對收入缺乏這項觀點的否定，因為收入缺乏可能是對一個人的能力剝奪的首要原因。
我同意龔立人的見解，以「褫權」(disempowerment)和「賦權」(empowerment)的觀點來發展解放神學的思想，不過他並沒有提出通過何種方式操練或意識化這種「褫權」和「賦權」的辯證經驗，一種業已由解放神學所發展出來的「社群神學」的觀念顯然並未獲得他的重視。 因為問題在於窮人既已大體上排除於資本積累迴圈的渠道之外，他們怎能夠生產自己的生活所需？一種由外而內的「賦權」不可能由一紙行政命令實現，而且，這種被動性的方式是否有助於建立起窮人的主體性？換言之，我認為一種在窮人主體性的概念上所建立起的交往或溝通論域才是理想的「賦權」過程，這是一種在相互承認的互動中形成的關係，它首先確立窮人在公民社會中具有的「權利」(right)，把貧窮的問題看作為基本人權的方式提出，同時，這種「賦權」的過程也是批判的過程，批判的過程即是對扭曲的「權力」(power)表示抵制，最重建立起窮人反省與實踐的「能力」。所以，「賦權」式的民主參與應該作如是解。
由窮人自身主動地採取行動，向社會要求承認窮人的權利，為自己的努力負起責任。毫無疑問的，解放神學「窮人教會」的主張窮人自我組織，即是這樣一個通過信仰的悔罪和行動實踐「賦權」的社群，作為一個被救贖的群體，是一個新的團體，上帝解放的恩典在窮人的身上恢復窮人的尊嚴、尊重窮人的人性。所以，「窮人教會」的理想溝通情境在賦權的過程中首先表現為「溝通的能力」，窮人必須能夠說出、可以說出、理解說出的主張，這是所有賦權的模式中最為基本的條件，不然所有的政治行動和社會改革的理想都不會長久。
我們從最簡單卻是最重要的條件開始，那就是窮人的聲音必須被其他的人聽見。禁止窮?H說出他們的主張就是壓迫，即是「褫權」，說話是所有的人基本的權利，可以說出自己的主張，是邁向承認政治的首要條件。本文要求以溝通行動的方式來重建解放神學，目的即是實現以包含窮人在內的公共領域，使長期被壓抑或遺忘的聲音可以納入此交談的語境中，窮人的聲音必須可以被聽見，窮人的參與是必要的。要面向理想的溝通社會，就必須包括真正的他者(Other)，他者不僅有文化、宗教、性別和倫理上的差異，還包括了社會、政治上的差異，窮人即是當代資本掛帥的社會的他者。
窮人長期地被排除，一個公民社會若排除了同樣作為公民的窮人，這樣的社會也就出現「合法性的危機」，這也使我們瞭解到「窮人優先」或「詮釋學上的特權」的真意所在；如果民主政治即是承認政治，而且每一個公民主體都具有參與公共論辯的權利，把窮人納入公共領域的交談中就是「賦權」，把窮人的聲音排除在溝通的論域中就是「褫權」。當代民主社會的政治越來越被精英和富人所壟斷，容納無權發言者窮人的聲音變得額外的具批判性，而且，民主政治肯定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都必須被維護，這更意味著一旦我們把占主要人口的窮人排除于溝通的關係之外，這就是「不公正」。
解放神學重申，窮人的苦難現實必須被接納，並成為公共議題的一部份，受壓迫者在公共論辯的場域中是不可或缺的。公共參與這些有價值的爭論是民主和負責任的社會選擇至關重要的組成部份，公共決策不能脫離公共論辯的需求。「公共」本來就與「壟斷」相反，「溝通」就意味著平等的對話、理想的對話情境，以及包容不同與差異，窮人要真正擺脫資本積累社會的惡性循環，就必須直接的以窮人的主體性參與對話，使解放神學極力反對的「壓迫」首先通過包含著窮人的聲音在內的「公共領域」給予實現，即便可能窮人的聲音尚未真正充份地表達，但如果連窮人的參與以及窮人的聲音無法被聽見，任何形式的解放就都變成了空洞的承諾，更遑論建立窮人的主體性。
被壓迫者的處境可以在溝通中獲得改變，至少可以意識到存在著的差異，以及在差異的情況下所造成的不公正和苦難。溝通式的「賦權」就是要打破「認知上的不公」，如果沒有把窮人的聲音引入公共論辯並把它們當作首先要聆聽的，「當我們不能容忍任何有異於我們的問題時，對話便不可能發生」， 那麼，這就是「認知上的不公」。給予受壓迫者以特權和優先權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觀點或主張始終具有規範性，理想的溝通就是沒有特權的、沒有強制的溝通，但是，苦難的聲音經常是社會實現最為真實的聲音，窮人不僅是上帝特別偏愛的社群，更是在民主社會中最為基層的群眾，他們的存在與現實被突顯完全是合理的，也是正當的。
在這個世界裏，聆聽窮人的聲音是多麼的難，「主流」的言說系統並未能反映這個現實。如果特雷西所說的「宗教首先是抵抗行動的演練」成立， 那麼「窮人的教會就是抵抗行動的主體」也同樣可以成立，所以窮人的抵抗行動即是溝通行動的要素，窮人的主體性是在批判的語境中建立起來的，「從自我中心轉為以真際為中心」。 通常，窮人是社會行動中的弱者，窮人在行動中最易膽怯、退縮，其實這就是窮人的自我中心，窮人的溝通生活就是要消除被動的接受、消除由衝突、恐懼和內疚所帶來不成熟的表現，那種在貧窮的生活中所滋長的疏離、不負責都應該被批判。
「所有扭曲所擁有的力量只有在我們學會聽取被壓迫者的另一種解讀時才會被打破。最有力的抵抗行動往往是對自己的抵抗。」 也許，受壓迫者的聲音就是逆耳的、差異的聲音，這種逆耳應被解釋成陌生、不熟悉、抗拒，甚至衝突的聲音，我們不得不承認，傾聽並理解窮人常常是困難的，越是這樣，越證明了溝通的重要性，也越證明了窮人在歷史上是如何的一再被遺忘、漠視。遺忘、漠視，都是一種壓迫。
一個根據基督信仰並聖經傳統所建立的「窮人的教會」，按聖經經文的標準，受壓迫者最可能清楚地聽見先知中宗教的和政治的訴求，對窮人的偏愛即是在這個意義上被理解。換言之，聆聽窮人的聲音與聆聽上帝在聖經中對於貧窮人的關心是一致的。 窮人的聲音必須被聽到接近于一項命令，就像是耶穌以「愛鄰舍」為命令一樣。
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是一項參與的神學，參與行動和反思，建立窮人在公民社會中的權利主體；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是一項批判的神學，它檢討任何未經同意的褫權、被動的賦權，批判精英和富人的統治和壓迫；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從神學上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價值觀念給予肯定，同時，也對西方民主發展歷史中屢被背叛和扭曲的理想中提出改造它的方案；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通過語言的交談和互動來達到彼此的理解、包容，也從中確立起一種與自由相宜的責任感，重建人性的共契，實現愛的交流。
耶穌基督的拯救並非只著眼於釋放(freedom from)，而且更關注于邁向(freedom to)，窮人渴望天早地脫貧，也期望能自力更生。所以，沒有希望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解放是真切地與窮人真正期待的有關，於是邁向某種新的狀況將是窮人所深切期待的。
最後，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通往「基督的身體」的奧秘，因為，「凡願意服從上帝的人，不論他們是智慧或愚蠢，祂便會在勞苦、磨難和痛苦中把自己啟示出來，而他們亦可以借著這些經歷進入祂的團契，而且他們可以借著他們自己的經驗而認識到祂是誰，這是一個不可名狀的奧跡。」
轉載本站文章請自覺注明：“轉引自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晚期資本主義與解放神學的重建(摘 要)
本文致力於修正解放神學家對資本主義所做的理解，提出了以「晚期資本主義」這個問題論域作為重建解放神學的理論背景，以取代他們對於當前資本主義所做的片面化理解。至少本文將反映出解放神學那種在傳統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下的缺點，並企圖借助于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對「歷史唯物論的重建」方式來進行「解放神學的重建」，即將解放神學所採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轉進成到新的歷史語境中，發展出一種「批判理論的神學」。本文主要提出的論點包括「民主價值的再思」、「意識形態的改變」、「解放的新動力」以作為重建解放神學的思想資源。
全文分別就「『解放』的困境與『民主』的困惑」、「晚期資本主義與解放神學」、「公共領域與貧窮者的主體建構」三方面表達重建解放神學的基本去向，最後以「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作為本文的結論。
關鍵字：解放、晚期資本主義、貧窮、民主、意識形態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beration Theolog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rectifying liberation theologians’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ism, and suggests the scope of deliberation on the issue of the “Late Capitalism”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beration theology, as means to substitute their par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t the least, this study will delineate the weakness of liberation theolog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Marxism, and with the leading reference from Jürgen Habermas on reconstructing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 model to reconstruct liberation theology; it means to turn around the use of Marxism by the liberation theologians into a new situation of history, developing a kind of “a theology of critical theory”. Some crucial points of this study include “revaluation of democracy”, “the change of ideology”, “a new impetus for liberation” as the sources for reconstructing liberation theology.
This essay structured around “the dilemma of liberation and the doubt of democracy”, “the late capitalism and liberation theology”, and “public sphere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oor”, to expres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reconstruction of liberation theology”, and lastly with “the theolog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for the poor” as the concluding part of this study.
Key word: liberation, late capitalism, poor democracy, ideology.
當代基督教神學面對兩項最大的挑戰：存在著不同的宗教，以及許多的窮人。 要向多種不同宗教和許多受壓迫的人作出回應，首先當然要問：我們基於何種人類的共同經驗而做出回應，通過解放神學的「窮人優先」，我們不得不正視貧窮的存在，以及它所帶來的巨大痛苦，貧窮已不是拉丁美洲專有的遭遇，貧窮不分國界、語言、族群，貧窮是人類歷史的現實。托克維爾（Alexis Tocqueville）在一八三三年訪英時，對他所觀察到的現象問道：「貧窮為何與富裕如此緊密相連？」這句話充份地顯示出了人類歷史經驗既矛盾又無解的真實。
貧窮是典型的人類經驗，只有與窮人站在一起才可能通過窮人來調節我們的詮釋的焦距，從窮人那裏我們才能充份體驗和詮釋歷史。只有和那些受到壓迫的人、苦難的人在一起，我們才會理解到人類存在的現實。一個誠實的基督徒必然會認同，我們共同的經驗是因壓迫而帶來的苦難和貧窮的經驗，而且，苦難同時也會作為一個要求我們以某種形式加以抵制的現實意義。
反對對貧窮人的社會排斥，意味著集中力量解決造成剝奪的各種社會關係，解決造成這些社會關係的過程，其本身也必須是進入社會關係之中，以作為糾正或改變不正當的社會關係；而且，只有窮人成為真正的行為主體，變化和發展才能產生，因為單憑市場不可能解決貧窮的問題，也不能獲得公正和平等。換言之，解放貧窮的問題與促進社會整合是一致的，溝通行動神學即是對此問題所提出的解放的方案。
解放神學的「窮人優先」在對話的語境中乃佔有著「詮釋學上的特權」，這在聖經思想的傳統中幾乎不會有異議，如果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正是一個猶太人的上帝觀念，這個上帝關心人民的?e苦，並對不公正或奴役而引起人民苦難的反感和抵制，這種「詮釋學上的特權」用解放神學的語詞而言即是「上帝揀選貧窮人」。 正如費蘭查爾(Francis Shüssler Fiorenza)所說：「苦難把我們引向人類生存這一基本事實，並且超越詮釋迴圈……所以說，苦難就處於詮釋與現實之間」。「要使對話的共同體盡可能具有包容性已成為必要。人們不可能僅僅永助于經驗作為真理的保證；人們不得不帶著被忽視並常常受壓抑的他者的聲音的典範與傳統的詮釋帶進對話與溝通中來。」 因為所有理想的溝通都必須是平等的，這對一種原就生存在不平等的狀態中的窮人而言更顯得珍貴和實際，所以，「窮人優先」或「詮釋學上的特權」把真正的溝通或富有成效的對話經驗不容忽視的「平等」和「公正」原則給優先的提出來了，處在壓迫中的窮人所失去的或缺少的正是所有理想的溝通境情不可或缺的條件，正因為如此，任何的對話或溝通就必然要求在對待窮人身上的態度所具備的條件。可見「窮人優先」或「詮釋學上的特權」超越了詮釋迴圈，它使我們暫時免去無休無止的詮釋活動，以及使我們作出令我們去行動的真理的主張，保證我們的行動或抵制是對苦難的種種理解完全接近現實。
在四福音書所描述的耶穌，他的工作和信?妓@不含混的指出上帝的愛無條件地迎向於那些受到壓迫的人身上。基督教神學也提醒我們，沒有與人建立起恰當的關係，就不可能與上帝之間有恰當的關係；無法與上帝建立起恰當地關係，就不會與人有恰當的關係。解放就是除去一切的壓迫，使人類可以和上帝建立一種真正的交往關係，而且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彼此真誠和真實的溝通。
任何對貧窮人或壓迫的現象有所漠視或推卸責任，我們就無意中成為了壓迫者的幫兇，「當受壓迫者能夠借著拒絕依從他們的主人所定的規則行事而肯定他們的自由，他們不僅從壓迫中解放自己，他們此舉同時能夠把壓迫者從奴役他們的假像中釋放出來。」 正視窮人的存在和其歷史的遭遇，使我們可以看清楚自己，於是我們才生活在一個真正「愛鄰舍」的世界裏，學著在別人得到解放之處去更深一層的把握到人性，認識什麼是公正的價值、什麼是富有人性的尊嚴。
解放即是上帝在祂與人的關係中所賜的恩寵，解放神學不是一種「革命神學」或某種「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就在於它沒有忽略了福音對個人層面，包括面對罪惡、虛無和死亡以及需要接納、喜樂和瞭解的信仰關切。雖然和好與自由通常首先是以上帝和人類的關係作基礎的，但這個關係也必然與所有關係和結構，包括社會、政治和經濟有關聯。
貧窮必須被視為是對基本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這是判別貧窮的標準。能力貧窮的視角並不意??#30528;是對收入缺乏這項觀點的否定，因為收入缺乏可能是對一個人的能力剝奪的首要原因。
我同意龔立人的見解，以「褫權」(disempowerment)和「賦權」(empowerment)的觀點來發展解放神學的思想，不過他並沒有提出通過何種方式操練或意識化這種「褫權」和「賦權」的辯證經驗，一種業已由解放神學所發展出來的「社群神學」的觀念顯然並未獲得他的重視。 因為問題在於窮人既已大體上排除於資本積累迴圈的渠道之外，他們怎能夠生產自己的生活所需？一種由外而內的「賦權」不可能由一紙行政命令實現，而且，這種被動性的方式是否有助於建立起窮人的主體性？換言之，我認為一種在窮人主體性的概念上所建立起的交往或溝通論域才是理想的「賦權」過程，這是一種在相互承認的互動中形成的關係，它首先確立窮人在公民社會中具有的「權利」(right)，把貧窮的問題看作為基本人權的方式提出，同時，這種「賦權」的過程也是批判的過程，批判的過程即是對扭曲的「權力」(power)表示抵制，最重建立起窮人反省與實踐的「能力」。所以，「賦權」式的民主參與應該作如是解。
由窮人自身主動地採取行動，向社會要求承認窮人的權利，為自己的努力負起責任。毫無疑問的，解放神學「窮人教會」的主張窮人自我組織，即是這樣一個通過信仰的悔罪和行動實踐「賦權」的社群，作為一個被救贖的群體，是一個新的團體，上帝解放的恩典在窮人的身上恢復窮人的尊嚴、尊重窮人的人性。所以，「窮人教會」的理想溝通情境在賦權的過程中首先表現為「溝通的能力」，窮人必須能夠說出、可以說出、理解說出的主張，這是所有賦權的模式中最為基本的條件，不然所有的政治行動和社會改革的理想都不會長久。
我們從最簡單卻是最重要的條件開始，那就是窮人的聲音必須被其他的人聽見。禁止窮?H說出他們的主張就是壓迫，即是「褫權」，說話是所有的人基本的權利，可以說出自己的主張，是邁向承認政治的首要條件。本文要求以溝通行動的方式來重建解放神學，目的即是實現以包含窮人在內的公共領域，使長期被壓抑或遺忘的聲音可以納入此交談的語境中，窮人的聲音必須可以被聽見，窮人的參與是必要的。要面向理想的溝通社會，就必須包括真正的他者(Other)，他者不僅有文化、宗教、性別和倫理上的差異，還包括了社會、政治上的差異，窮人即是當代資本掛帥的社會的他者。
窮人長期地被排除，一個公民社會若排除了同樣作為公民的窮人，這樣的社會也就出現「合法性的危機」，這也使我們瞭解到「窮人優先」或「詮釋學上的特權」的真意所在；如果民主政治即是承認政治，而且每一個公民主體都具有參與公共論辯的權利，把窮人納入公共領域的交談中就是「賦權」，把窮人的聲音排除在溝通的論域中就是「褫權」。當代民主社會的政治越來越被精英和富人所壟斷，容納無權發言者窮人的聲音變得額外的具批判性，而且，民主政治肯定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都必須被維護，這更意味著一旦我們把占主要人口的窮人排除于溝通的關係之外，這就是「不公正」。
解放神學重申，窮人的苦難現實必須被接納，並成為公共議題的一部份，受壓迫者在公共論辯的場域中是不可或缺的。公共參與這些有價值的爭論是民主和負責任的社會選擇至關重要的組成部份，公共決策不能脫離公共論辯的需求。「公共」本來就與「壟斷」相反，「溝通」就意味著平等的對話、理想的對話情境，以及包容不同與差異，窮人要真正擺脫資本積累社會的惡性循環，就必須直接的以窮人的主體性參與對話，使解放神學極力反對的「壓迫」首先通過包含著窮人的聲音在內的「公共領域」給予實現，即便可能窮人的聲音尚未真正充份地表達，但如果連窮人的參與以及窮人的聲音無法被聽見，任何形式的解放就都變成了空洞的承諾，更遑論建立窮人的主體性。
被壓迫者的處境可以在溝通中獲得改變，至少可以意識到存在著的差異，以及在差異的情況下所造成的不公正和苦難。溝通式的「賦權」就是要打破「認知上的不公」，如果沒有把窮人的聲音引入公共論辯並把它們當作首先要聆聽的，「當我們不能容忍任何有異於我們的問題時，對話便不可能發生」， 那麼，這就是「認知上的不公」。給予受壓迫者以特權和優先權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觀點或主張始終具有規範性，理想的溝通就是沒有特權的、沒有強制的溝通，但是，苦難的聲音經常是社會實現最為真實的聲音，窮人不僅是上帝特別偏愛的社群，更是在民主社會中最為基層的群眾，他們的存在與現實被突顯完全是合理的，也是正當的。
在這個世界裏，聆聽窮人的聲音是多麼的難，「主流」的言說系統並未能反映這個現實。如果特雷西所說的「宗教首先是抵抗行動的演練」成立， 那麼「窮人的教會就是抵抗行動的主體」也同樣可以成立，所以窮人的抵抗行動即是溝通行動的要素，窮人的主體性是在批判的語境中建立起來的，「從自我中心轉為以真際為中心」。 通常，窮人是社會行動中的弱者，窮人在行動中最易膽怯、退縮，其實這就是窮人的自我中心，窮人的溝通生活就是要消除被動的接受、消除由衝突、恐懼和內疚所帶來不成熟的表現，那種在貧窮的生活中所滋長的疏離、不負責都應該被批判。
「所有扭曲所擁有的力量只有在我們學會聽取被壓迫者的另一種解讀時才會被打破。最有力的抵抗行動往往是對自己的抵抗。」 也許，受壓迫者的聲音就是逆耳的、差異的聲音，這種逆耳應被解釋成陌生、不熟悉、抗拒，甚至衝突的聲音，我們不得不承認，傾聽並理解窮人常常是困難的，越是這樣，越證明了溝通的重要性，也越證明了窮人在歷史上是如何的一再被遺忘、漠視。遺忘、漠視，都是一種壓迫。
一個根據基督信仰並聖經傳統所建立的「窮人的教會」，按聖經經文的標準，受壓迫者最可能清楚地聽見先知中宗教的和政治的訴求，對窮人的偏愛即是在這個意義上被理解。換言之，聆聽窮人的聲音與聆聽上帝在聖經中對於貧窮人的關心是一致的。 窮人的聲音必須被聽到接近于一項命令，就像是耶穌以「愛鄰舍」為命令一樣。
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是一項參與的神學，參與行動和反思，建立窮人在公民社會中的權利主體；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是一項批判的神學，它檢討任何未經同意的褫權、被動的賦權，批判精英和富人的統治和壓迫；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從神學上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價值觀念給予肯定，同時，也對西方民主發展歷史中屢被背叛和扭曲的理想中提出改造它的方案；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通過語言的交談和互動來達到彼此的理解、包容，也從中確立起一種與自由相宜的責任感，重建人性的共契，實現愛的交流。
耶穌基督的拯救並非只著眼於釋放(freedom from)，而且更關注于邁向(freedom to)，窮人渴望天早地脫貧，也期望能自力更生。所以，沒有希望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解放是真切地與窮人真正期待的有關，於是邁向某種新的狀況將是窮人所深切期待的。
最後，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通往「基督的身體」的奧秘，因為，「凡願意服從上帝的人，不論他們是智慧或愚蠢，祂便會在勞苦、磨難和痛苦中把自己啟示出來，而他們亦可以借著這些經歷進入祂的團契，而且他們可以借著他們自己的經驗而認識到祂是誰，這是一個不可名狀的奧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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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資本主義與解放神學的重建(摘 要)
本文致力於修正解放神學家對資本主義所做的理解，提出了以「晚期資本主義」這個問題論域作為重建解放神學的理論背景，以取代他們對於當前資本主義所做的片面化理解。至少本文將反映出解放神學那種在傳統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下的缺點，並企圖借助于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對「歷史唯物論的重建」方式來進行「解放神學的重建」，即將解放神學所採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轉進成到新的歷史語境中，發展出一種「批判理論的神學」。本文主要提出的論點包括「民主價值的再思」、「意識形態的改變」、「解放的新動力」以作為重建解放神學的思想資源。
全文分別就「『解放』的困境與『民主』的困惑」、「晚期資本主義與解放神學」、「公共領域與貧窮者的主體建構」三方面表達重建解放神學的基本去向，最後以「窮人的『溝通行動神學』」作為本文的結論。
關鍵字：解放、晚期資本主義、貧窮、民主、意識形態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beration Theolog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rectifying liberation theologians’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ism, and suggests the scope of deliberation on the issue of the “Late Capitalism”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beration theology, as means to substitute their par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t the least, this study will delineate the weakness of liberation theolog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Marxism, and with the leading reference from Jürgen Habermas on reconstructing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 model to reconstruct liberation theology; it means to turn around the use of Marxism by the liberation theologians into a new situation of history, developing a kind of “a theology of critical theory”. Some crucial points of this study include “revaluation of democracy”, “the change of ideology”, “a new impetus for liberation” as the sources for reconstructing liberation theology.
This essay structured around “the dilemma of liberation and the doubt of democracy”, “the late capitalism and liberation theology”, and “public sphere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oor”, to expres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reconstruction of liberation theology”, and lastly with “the theolog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for the poor” as the concluding part of this study.
Key word: liberation, late capitalism, poor democracy,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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