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未來?——“9•11”後的國際秩序與新中世紀主義
_____________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作者:陳玉剛

【內容提要】本文從“9•11”事件給國際關係造成的影響出發,介紹了國際關係理論中新中世紀主義的主要內容和學術觀點,並結合冷戰後國際關係的發展特徵,分析討論了新中世紀主義對形成中的國際關係新秩序的把握能力和兩者之間的切合度。文章最後指出,“9•11”確實可以成為國際關係轉折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新中世紀主義指出了國際關係發展中民族國家遭到挑戰的特徵,但同時忽視了民族國家在應對挑戰中聯合自救的特徵。冷戰後,特別是“9•11”事件爆發後真正值得關注的國際關係新趨勢是國際治理的發展。
【關鍵字】民族國家;新中世紀主義;“9•11”
【作者簡介】陳玉剛,1969 年12 月30 日生,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上海郵編:200433)

毫無疑問,“9•11”事件揭開了一個歷史新時代。法國原子能委員會戰略事務的負責人泰雷茲•德爾佩什(Thérèse Delpech)就指出,從歷史看,1991 年12 月25 日到2001 年9月11 日間的10 年可以稱之為兩次戰爭間的年代(interwar years),因為就像1919 年到1939 年之間的20 年沒有什麼原則可以去界定它們,因而被稱為兩次大戰間的年代一樣,這過去的10 年對於未來而言也可能是無法確定的獨立的10 年。1991 年12 月25 日是蘇聯的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的日子,而2001 年9 月11 日是紐約雙子塔倒塌的日子,在這10 年間,世界的秩序仍難辨別出其主要特徵,到上個世紀末,人們甚至放棄了給新的世界秩序命名的希望。一種相對比較容易的界定方法就是稱這過去的10 年為“後冷戰”(post-Cold War)時代,但很多人對此並不滿意,這只能說是一種權宜。而現在,人們開始集中討論一個新的名詞——“非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這個詞也許就成為“9•11”後國際秩序的一個主要特徵,或者就像“冷戰”這個詞一樣,直接成為一個時代的名稱。①

戰爭的非對稱性:私人暴力對國家暴力
就在遭受“9•11”恐怖襲擊的第二天,美國總統小布希正式宣佈這是一場戰爭,是一場非常有象徵性的戰爭,是邪惡對善良的戰爭。在9 月20 日的國會講話中,小布希再次明確闡述了這場戰爭的性質,指出和以往任何一場戰爭都不一樣,這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而不是一二個戰役就能決定結局的戰爭,是一場需要動用軍事、外交、金融等一切手段來打贏的戰爭。這場反恐戰爭也是整個世界的鬥爭,是整個人類文明的鬥爭,是“所有相信進步和多元論,相信寬容和自由的人們的鬥爭。”這也是一場可以把其特徵歸結為“不對稱”的戰爭,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去歸納戰爭雙方間的不對稱性,而總的一個可以使用的詞就是“不對稱”。
第一,這場戰爭雙方的組織是不對稱的。戰爭的一方是私人的組織,秘密的、地下的組織。隨著對“9•11”恐怖襲擊調查的深入,人們甚至越來越覺得奧薩馬•本•拉登(Osamabin Laden)領導的基地組織(al-Qaeda)甚至不像是一般的組織,因為它很分散,沒有嚴格的等級體系,很容易化整為零,甚至化解成完全互相獨立、互不相干、相互間幾乎找不出任何聯繫的各個部分。而這場戰爭的另一方則是國家,人類文明發展至今最完整、最嚴密、最龐大,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保證人們基本秩序、福利和安全的組織。自從民族國家成為普遍的組織形態後,自從民族國家成了暴力使用的惟一合法壟斷者後,人們已經習慣於把戰爭這種最具有破壞性的暴力行為僅限於國家間的關係上了,因為迄今還沒有任何有強力保證的法律可以禁止國家間選擇戰爭這種暴力形式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而國內,即使雙方都同意使用的暴力,如西方歷史上流行過的決鬥,也被明文取消了。因此,當恐怖和反恐怖的國際性戰爭爆發後,許多人都因雙方的這種極度非對稱性而難以把這場戰爭和普通意義的戰爭這個詞聯繫起來。在國內,恐怖行為古已有之,而恐怖行為的國際化,則是全球化的產物。而引起全球震撼的國際恐怖行為,就是這次發生在美國紐約的“9•11”恐怖襲擊事件。
第二,戰爭雙方遵循的規則也是不對稱的。正因為國家是暴力使用的合法壟斷者,因此其暴力使用要受很多規則的限制,包括道德上的,也包括法律上的、政治上的。而恐怖組織,正因為它是私人的,正因為它使用暴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因此它在暴力的使用上也就無所顧忌,可以選擇軍事目標,也可以選擇民用目標,可以殺害武裝力量人員,也不顧忌對平民的傷害,甚至有意通過擴大對平民的傷害來對政府施加壓力,造成恐怖效果。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對於恐怖組織和恐怖行為來說,沒有規則也就是它的規則。
第三,戰爭雙方位置的不對稱,一個在明處,一個在暗處。國家的力量無疑是強大的,但它的力量及構成力量的標誌都是明顯的,作為目標來說很容易被確定。相比之下,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則躲在暗處,要挖尋出來就已經很不容易,更不用說把它作為一個目標來打擊。
第四,雙方的活動性也是不可比擬的。國家是具有領土司法管轄權的主權實體,它有國內的完全獨立的行動自由,但它的行動能力受領土邊界的限制。一國只有把最高司法管轄權限制在本國的領土範圍內,其他國家才能享有它自己的最高領土司法管轄權。因此,國家在其領土範圍內有完全的自由,而在跨國事務方面,其活動性、機動能力則大大降低,這方面能力的高低依賴於外交處理。因此,當美國及其他一些個別國家宣佈在反恐方面具有“先發制人”的打擊權力時,許多國家都對此深感憂慮,因為這種撇開外交單方面提高其機動能力和活動性的行為將會損壞一般的國際關係行為準則。而相比之下,恐怖組織是全球性的,特別是伴隨全球化的發展,恐怖分子的活動範圍也全球化了,他們的跨國活動的機動性要遠大於國家。這種活動性和機動能力的不對稱是導致這場新的反恐戰爭的艱巨性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五,雙方的力量對比也是極度不對稱的。美國無疑是軍事上的超級大國,世界上任何軍事力量都無法與之比擬。但“9•11”恐怖襲擊事件卻向全世界證明,美國這個軍事上的超級大國,只要用非軍事的工具就能使它遭受重創,燃油、民用飛機就是很好的威力巨大的武器,而不一定非得用彈道導彈、轟炸機、航母、艦艇、衛星等高精尖武器,其破壞性和殺傷力也不亞於核彈、生物和化學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強大的美國有它的脆弱之處,只要你善於發現和利用。再堅固的保護屏障,包括美國不顧國際反對、花大本錢建設的導彈防禦體系,也無法抵禦這一類的進攻。這是軍事與非軍事力量的較量。
對這場戰爭的非對稱性就暫且討論到這裏,從中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正是因為這種非對稱性(如果對稱,那麼根本就沒有對抗的可能性),非國家的力量獲得了和國家的力量相對抗的能力,而且是國際性對抗的能力,這是現代國家這個“利維坦”自誕生以來還從未碰到過的。這一轉變對於主要由國家構成的國際關係意味著什麼?“9•11”後的國際秩序將會怎樣演變?要回答這樣的問題,上述討論給我們的一個直接啟示就是,非國家的力量已經崛起,並且對由國家構成的傳統國際秩序形成挑戰。

民族國家權力的失散和新中世紀主義
民族國家對外交往的發展推動了全球化,全球化的發展反過來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權力。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指出,世界經濟和市場已形成一個聯繫密切的整體,每個國家都處在經濟全球化造成的整體結構中,它們的許多權力和控制力被分散和轉移到了這個體系結構中。①她具體列出了民族國家所遭遇的十個方面的挑戰,②包括國家獨自保持經濟穩定和發展的能力的削弱,能夠承擔的福利責任有限,徵稅能力的削弱,甚至對暴力的壟斷控制也遭遇挑戰,等等。
斯特蘭奇對民族國家權力削弱的闡述是實質性的,而從形式上看,我們至少可以發現民族國家權力這樣幾個散失方向:第一,在一個融為整體的全球政治經濟結構中,那些能夠提供安全保障,或者能夠對其他國家的安全形成威脅的國家,那些能夠提供金融信貸,或者保留住資本的國家,那些能夠控制人們接觸知識和資訊,或者能夠決定知識的性質的國家,那些在生產結構中能夠決定生產什麼、誰來生產、在哪兒生產的國家,明顯就比別的國家擁有更大的權力。③ 國家的權力從一個國家失散到了另一個國家。第二,民族國家的權力也出現了向上和向下的失散。民族國家的部分權力向上轉移到了各種國際組織,向下則轉移到了各級地方政府。第三,無論向上還是向下,只要權力還在由政府掌握的政治等級體系內,那麼我們也許還感覺不到這種轉移是對國家權力多大的威脅和挑戰,而現時代的國家權力更多地是在向側面,即向非國家非政府的各種組織團體轉移,這是最使人感覺到國家權力在衰弱的一個發展趨勢。這種非國家非政府的行為體,大致可分成兩類,一是以贏利為目的的公司,二是非贏利的、追求某種特定價值的非政府組織(NGO)。第四,從民族國家作為最主要的經濟組織單位的天然性和合法性來看,它也遭到了上下都有的挑戰。從宏觀的方面看,經濟區域化就是對經濟全球化的一種反應,表明國家不再是參與全球經濟競爭、能夠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足夠大的市場、生產要素得到最佳配置的自然組織單位。從微觀的方面看,各種次區域(sub-regional)經濟單位的出現也說明了國家對經濟管理有效性的喪失,大前研一(Kenichi O hmae)把這種經濟單位稱為區域國家(region state)。區域國家可以是跨國的,也可以是國家內的,它們的共同特徵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參與到全球經濟中。區域國家並不挑戰主權國家的司法管轄和領土邊界,但同一區域內部相互間在生活消費模式、參與全球經濟的分工、進而會在消費商業文化等方面有著共同性,這些內容也是它們自己得以標識自己的依據。這樣,如果從全球經濟的地圖來看,那麼分界線所標識的單位、當今真正起作用的單位,就是這裏所稱的區域國家,而不是民族國家。區域國家不是政治法令予以規定的,而是全球的商品和服務市場在無形之中劃定的,區域國家是全球經濟組成中的自然經濟區。④第五,本土化(localization)或者碎片化(fragmentation)也是人們對全球化的一種反應。當全球化觸及世界每一個角落,當全球化影響到各國各地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發覺自己原來所熟悉並固守的一些東西遭到了挑戰,面臨被消滅的命運,人們也感到自己的命運越來越被一種遙遠的力量所控制。而在抵制這方面影響、控制自己的命運方面,他們原本可以依賴的力量、為他們提供保護的力量——國家政府卻無能為力,甚至還成了推動本國融入全球化進程的力量。這樣,人們不得不轉而訴求本地的力量,把本地的力量組織起來,來增強自己的安全感。而更激進一點的做法,則是把本地的組織、文化提高到一個超出一般的水準,以至於對外界的組織和文化持一種仇視和否定的態度,並據此採取行動,這就導致了問題。不過,與民族國家的權力四處失散、權力和權威領域的嚴重分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經濟全球化作為一種統一的力量也在發展。各國成功公司的管理模式和思想越來越相似,跨國公司的管理精英越來越具有全球的行動能力和全球意識,成了首批世界公民,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越來越成為各界精英的統一認識,並轉化為政策和行動。與此同時,儘管民族國家遭受了種種挑戰,但迄今為止它仍是在法理上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政治的基本組織單位。
許多學者在冷戰結束後的初期就已經覺察到了國際秩序這種統一與分裂並存的二元特徵,他們把這稱為世界的吉哈德(Jihad)化和麥克化(McWorld),(5) 一體化(integration)和分散化(disintegration),或者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還有人把世界劃分為和平區和動亂區,(6) 等等。後來一些學者試圖用更具概括性的詞來指稱這種特徵,如詹姆斯•羅西瑙(James Rosenau)提出了世界政治的兩枝化(bifucrated)。(7) 不管用什麼化來稱呼,它們都是對國際秩序發展的一種現象描述和探討,而真正能把冷戰後國際秩序的這種二元特徵上升到全球政治的格局和範式來探討的,還是新中世紀主義(neomedieva-lism * )。
所謂“新中世紀主義”,“指的是國際關係從近代發展到現在,在新的條件下重現中世紀時期西歐國際關係的基本景象”。(8) 斯蒂芬•科布林(Stephen J. Kobrin)把國際政治的組織形式劃分為前現代(pre-modern)、現代與後現代(postmodern)三個階段。前現代指政治組織的形式是非領土的,不同的政治權威對同一片領土可能都有它們的管轄權;現代政治的組織形式主要由基於領土的主權國家組成,一片領土上最高管轄權威只能有一個;而後現代的許多內容目前雖然還不夠明確,但已經比較明顯的一點是政治組織的形式面臨著新的非領土化。(9)
在前現代的中世紀歐洲,政治形式有帝國、王國、城市國家、部族、其他大大小小的封建領地,還有各種各樣的神權政治,皇帝、國王、公爵、騎士、教皇、主教、行會、城市等都可能在同一片領土上行使著重疊的權力。這些權力相互間有時會有衝突,但許多時候也能和平共存。人們當時沒有現在的國家觀念,他們只有哪個教會、哪個領主、哪個行會這樣的觀念,而這些身份歸屬和認同並不互相排斥,在你向某個領主宣誓效忠的同時,並不影響你向某個教會效忠;你也可以從這個主人那兒領受土地,向他效忠的同時,在其他領主那兒做同樣的事。各種各樣的角色在歐洲中世紀的舞臺上同時登臺演出,這種秩序具有很強的後現代特性,一切都沒有一個普遍統一的形式,但一切又都能有它合適的位置。權力和權力間的衝突時會發生,但權力及其相互間的衝突都帶有私人的性質,很多衝突都能通過中間調停來解決。
在現代國際關係中,主權國家是當然的、排他的、惟一合法的國際行為體,民族國家(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在現代國際關係中往往是同義使用的)成為人們效忠的最主要的物件,這個物件不再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或者一種歷史、文化、感情和觀念的構建,這裏效忠就從私的轉變成公的。而在國際關係的後現代化中,民族國家的排他地位遭到了挑戰,人們的效忠也因此而變得多元和不確定了。
在全球化的國際關係中,跨國網路越來越多,決策層次變得交叉重疊,權威來源模糊化,主權的歸屬日益不確定,傳統政治權威遭到削弱,公司、次國家和跨國家的區域性團體、私人和公共網路、國際組織等非傳統權威的影響力在加強,民族國家在其中不再佔據當然的支配地位,而只是多重權威體系中的一種。與此相對應,雖然民族國家仍是人們重要的效忠物件,但一個公民在愛他自己的國家同時,並不妨礙他向一個國外的宣稱某種特定價值譬如環保這樣的團體效忠。這種多元的效忠有時並不互相衝突,特別是在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原則方面。就像環境保護這樣的價值,環境團體擁護,幾乎所有國家也同樣擁護。但有時就會發生衝突,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就會撤回對國家的效忠,發展成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國家分離主義者和各種各樣的反人類活動者。
在中世紀,權力和權威在很大程度上是私的,某個領主領有某片土地,也就負責這片領土上公共產品的供給,擁有並行使著這片土地上的權力。在現代國家,權力是公共的範疇,由國家政府掌握並行使,國家擁有權力的同時也是安全、福利、秩序、法律等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者。而在後現代社會,公共產品越來越多地由社會來提供,國家在許多公共產品的供給上既效果不好,又不經濟。而由各種社會團體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它同時既有公的含義,又有私的含義,公和私的區分在這裏變得模糊,也變得不重要。國際上也一樣,國際法、國家間關係條約、國際政府間組織等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公的公共產品,而許多國際公共產品也越來越多地由各種非政府組織提供,包括對某項環境議題的研究及提供對策方案、呼籲尊重和保障人權、反對熱帶雨林的濫砍濫伐等。
上面是從正面的、積極的方面來看權威和權力公私區分的模糊化,而從負面、消極方面看,有些國家對暴力的壟斷都在被削弱,犯罪團夥、恐怖分子、國家分裂主義者所擁有的暴力越來越強大,在有些國家甚至到了能和政府相抗衡的程度。在國家對個人安全所提供的保障不充分的情況下,個人對私的安全保障的需求也隨之上升,不說別的,就說社會對個人保鏢、保安公司的需求的上升就說明了這一點。非法的私的暴力進行跨國活動,或者跨國蔓延,就構成了一個國際議題,其處理需要跨國合作,並賦予合作機制以一定的權力。
在中世紀歐洲的眾多權威中,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羅馬教皇是宣稱自己對歐洲基督教世界具有普遍性的兩個權力,但這種普遍權力都是基於歷史的合法性,基於政治的藝術,而非基於強制和武力。在現代,民族國家掌握了最高權力,除了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概念具有普遍性外,別無任何普遍性的權力。在後現代的國際關係中,世界統一的力量又獲得了發展,其載體是全球市場經濟,而在這背後則有一種統一的意識形態在發展,在擴張。對經濟全球化的統一力量,國家根本不可能拒絕,拒絕的代價會是和世界普遍發展水準落後幾十年的差距,而這種差距反過來又構成了國家順應這種統一力量的巨大壓力。在這種壓力下,進一步的發展卻又必須以進一步的統一為條件。和全球統一進程相伴隨,一個跨國精英階層在形成,他們是財富、知識的擁有者,世界各國對這些人敞開著大門,甚至想辦法競爭這些人。這些人身份多種多樣,包括大資本擁有者、科學家、大公司的經營管理者、技術人員、藝術家、各種專業人員等。他們是跨國進程的受益者,因而也是跨國化、全球化的推動者。他們具有世界背景、世界眼光,甚至世界的活動範圍。統一的意識形態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如自由主義、民主、法治、人權、技術主義、環境主義、制度主義、進步主義等,在當前和其他文化的競爭中,它們處於上風,甚至所向披靡。這種統一的意識形態的發展壯大、沒有競爭對手使得弗蘭西斯•福山宣稱歷史已經終結,自由民主可能成了“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它可能是“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10)
綜上所述,新中世紀主義指出,前現代的政治秩序的特點是統一與分裂並存,而後現代的國際秩序也呈現出了相同的特點,它以新的形式演繹著已經存在過的原則。當前國際關係的發展趨勢和特徵超越了國際關係的現代屬性,具有後現代的特徵;而其所表現出的種種後現代性,又和前現代性的種種特徵有著重疊相似之處。當前國際關係發展中的後現代傾向,實際上是向前現代的回歸,國際關係面臨著一個新的中世紀時代。

“9•11”後的國際秩序:回到未來?
德國慕尼克大學的耶爾格•弗裏德里希(J. Friedrichs)教授指出,阿諾爾德•沃爾弗(Arnold Wolfers)早在1962 年就對國際關係發展中的二元屬性下了判斷,並且使用了新中世紀主義(new medievalism)一詞。在這之後就再沒人提起這詞,直到20 世紀70年代中期赫德利•布林(Hedley Bull)再次討論了這個詞。而這之後這詞又被人們忘記了,一直到90 年代再次被三位學者提起(Pirre Hassner,1992;Alain Minc,1993;Robert D.Kaplan,1994)。(11)
布林在1977 出版的《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中,把新中世紀主義的體系界定為權威重疊和效忠多重的體系。弗裏德里希認為這個定義還不夠完整,新中世紀主義是一種權威交叉重疊的、多重效忠並存的、具有互相競爭的二元普遍性的體系。(12) 中世紀的主要特徵是政治和社會的高度分裂,但如果我們忽視帝國和教會在法理上的普遍性和統一性,那是不完整的。基於這種類似性,後國際的世界(the post-international world)也具有高度的分裂性、複雜的社會認同網路,但同時民族國家和跨國市場經濟都競爭它們的普遍權力,這樣,新的、冷戰後的國際秩序重新中世紀化了。
為了檢測現代國家體系是否真地走向了新中世紀主義,布林在1977 年的書中提出了五方面的檢測標準:(1)國家的區域一體化;(2)國家的分化;(3)國際上私的暴力的恢復;(4)跨國組織;(5)世界的技術統一。在從這五方面對現代國際體系進行徹底的考察之後,他得出結論,認為在20 世紀70 年代雖然出現了這些趨勢,但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新中
世紀主義已經形成。而弗裏德里希認為,這五個方面無論從哪一個方面講,現代國際關係都已出現了後現代,也即新中世紀主義所描述的特徵:(1)區域一體化在今天更多了,包括歐洲和歐洲之外的地區,歐盟特別像充滿活力的多層次體系,在其中國家主權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2)一些國家確實解體了,像前南斯拉夫和前蘇聯;(3)恐怖主義、有組織犯罪和雇傭軍等國際私人暴力也重新出現;(4)國際非政府組織、多國公司及其他跨國實體在不斷發展擴散,其重要性也不斷加強;(5)發達世界的技術在逐步統一,特別是在資訊技術方面。總之,根據布林的標準,弗裏德里希認為,在世紀之交我們已經能夠清楚地看到了新中世紀主義發展的跡象。(13)
其實,除了一些國家的解體,冷戰的結束並沒有像弗裏德里希所說的為新中世紀主義提供了多麼有力的證明。因為其他幾方面的發展早在冷戰結束前就已經開始,只不過在冷戰結束後其進程比以前加快加深了而已。至於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倒不是說民族國家遭遇了挑戰,反而說明民族國家作為一種價值更得到了肯定。歷史的轉折,或者新舊時代的劃分,往往需要一個重大事件作為標誌,現在,“9•11”就提供了這樣一個標誌,其全局性和震撼性足以表明一個新的時代開始降臨。最能把“9•11”事件和新中世紀主義聯繫起來的,是布林提出的關於新中世紀主義私的國際暴力的恢復和發展的檢測標準。
除了本文在第一部分討論的內容外,“9•11”事件至少還可以表明國際關係發展中這樣幾點和新中世紀主義相關的特徵:(1)恐怖襲擊和之後世界各國的反恐鬥爭,以及美國把反恐擴大到對幾個“無賴國家”的制裁,特別是對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核查和封殺,表明了暴力的私化,以及對不正確使用暴力的擔憂和防範;(2)策劃“9•11”恐怖襲擊事件的主體是拉登領導的國際恐怖組織,這可以從一個方面說明非國家、非政府組織力量的發展及其和國家的對抗,恐怖組織網路的全球性、事情爆發前的隱蔽性及其行動的危害性和巨大破壞性,足以使所有的國家都感到震驚;(3)“9•11”事件爆發後,恐怖主義的問題和反恐鬥爭成了國際政治的中心議題,甚至這方面的話語系統也影響了許多國際政治問題的表述,一個不是國家間關係的議題成了國際關係的核心議題,這也是現代國際關係未曾有過的;(4)“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世界各國及各方面輿論對這一事件態度立場的廣泛一致性也是空前的,在這之後的反恐鬥爭中,各國的聯合和協調一致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這至少也從某一方面說明,在面對非國家力量的挑戰上,民族國家對其普遍合法性的堅持也是強烈的。
私的,也即非國家的暴力形式不只限於恐怖主義組織,還包括中美洲的遊擊隊、非洲一些地區存在的雇傭軍、海盜、黑手黨等,這些形式各異的非國家暴力都對國家領導的國內秩序和以主權國家為主的國際秩序構成了嚴重挑戰。一個新的中世紀時代似乎確實已經到來。
當然,生活在時間中的人類,要真正回到過去是不可能的,但一定意義上“回到未來”是有可能的,如果將要到來的未來是對過去的一種重演的話。
“9•11”事件從某些方面預示了新世紀國際關係發展“回到未來”的可能,不過,這也僅僅只是一種可能,因為其他也有很多方面可以說明過去不可能重來。
首先,接著本文第一部分的話題,從“9•11”事件爆發至今,非對稱戰爭確實成了國際政治的一個核心和焦點,但這裏的問題是,反恐是一個階段性的議題還是一個長期的議題。答案是明顯的,從國際關係的工作重心來看,反恐應該是一個階段性議題,從長遠來看中心議題還應該是和平與發展。而且,不解決和平與發展這樣的核心議題,反恐這樣的議題也就無法得到真正的解決。因此,私的和公的暴力對抗會是某些階段衝突的主要表現形式,但這兩方面的力量還是不可能相提並論的。如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所指出的:第一,私人力量仍取代不了國家的力量;第二,權力轉移並不是一個零和遊戲,非國家行為體力量的加強並不必然意味著國家力量的削弱,許多非政府組織和國外同類組織的聯繫只能通過向國內政治施加壓力獲得。在這裏,國家不是消失了,而是更多地分化成了它的各個功能部門,像行政、司法、立法等,這些部門和國外的對應部門結成了關係密切的網路,形成了一種新的跨政府秩序(transgovernmental order),這種秩序是因為當今許多跨國問題的存在而產生和發展的,包括恐怖主義、有組織犯罪、環境惡化、洗錢等。這種跨政府網路的建立形成了一種國際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14) 而非跨國或者全球治理。
其次,“9•11”事件演繹了非國家力量對國家力量的挑戰,同時它也證明了世界各國聯合共同對付這種挑戰的能力和意志。在反恐鬥爭中,且不說北約啟動了集體安全條約的第五條,就是在美國和中國這樣沒有正式的防務和安全協議的國家間,協調的能力也是巨大的。贊奇就曾指出,主權行為體的衰落並不像新中世紀主義所認為的那樣,構成了當今國際關係的主要問題,“當今世界令人擔憂的問題不是國家作為世界體系主要行為體的衰落(儘管某些跨國行為體的作用日益顯著),而是國家能否認識到它們必須齊心協力,共同管理好這個相互依存的多樣性世界。”(15)
再次,經濟自由主義確實是推動全球化浪潮的一股強大的思想潮流,也確實在許多方面挑戰了國家的領土司法管轄能力,但“9•11”事件的爆發恰好也證明了全球化發展中“越自由主義越好”的觀點是會造成問題的。別的不說,就說恐怖組織對沒有控制的電子轉賬的利用,就剛好證明了不加管制的全球資本自由流動的某些危害性。在反恐鬥爭中,利用對電子轉賬的記錄來搜查挖尋恐怖組織的網路,以及世界各國政府對與恐怖組織有染的資金帳戶的聯合封殺,也說明了某種管理的必要性。所以,如果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全球化的發展是失去控制的話,那麼“9•11”之後,對全球化發展的某些基本的控制會慢慢成為各國的共識。
最後,在具體的類比上,冷戰後的國際關係和歐洲的中世紀當然有著更多的區別,如安德森和古德曼(James Anderson,J.Goodman)所指出的:第一,歐洲的中世紀模式只是整個世界中一個地方性的政治文化秩序,是分離的、自給自足的,而當今世界則是相互依存的全球體系,譬如歐洲、東亞是這個體系相互依存的兩個部分,而不是相互獨立;第二,除一些伊斯蘭國家以外,現代國家體系沒有神權政治的基礎,而中世紀歐洲則有基督教的普遍原則;第三,建立於領土主權原則基礎上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仍有很強的生命力,像前蘇聯解體後建立了很多新的民族國家一樣,民族國家本身作為一種追求的目標在這裏是強化了,而不是弱化了。 (16)
儘管如此,新中世紀主義作為一種全球政治範式的思考方向,仍為我們討論21世紀國際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很多啟示。泰雷茲•德爾佩什對“非對稱性”一詞本身的把握也是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的。“9•11”事件標誌著國際關係的傳統議題會慢慢退隱,而非傳統的議題儘管多元和多樣,但會越來越成為國際關係討論中的重要議題。與此相關的是,非國家非政府的行為體也會越來越得到發展。而在世界各國聯合對付這些非傳統議題、非國家行為體的挑戰方面,“非對稱性”就成了一個共同的特徵。不過,可以預計的是,民族國家不會在應對非傳統議題的壓力中瓦解,而會在這一進程中形成國際治理,並從中得到加強。國際治理的發展,將會成為國際關係發展一個新的主要特徵。

注 釋:
1. Thérèse Delpech,“The Imbalance of Terro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5,No.1,Winter2002,pp.31-32.
2. See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73-82.
3. Susan Strange,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p.ix.
4. Kenichi Ohmae,“The Rise of the Region State”,Foreign Affairs,Spring 1993.
5. Benjamin R.Barber, Jihad vs.McWorld,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95.Jihad 原意指伊斯蘭教徒對異教徒之戰爭,比喻為維護或反對教義、教規等運動,這裏指世界的部族化;McWorld 指世界文化的統一,大家都看MTV,用蘋果牌(Macintosh)的電腦,都吃麥當勞(McDonald)速食。
6. Max Singer,Aaron Wildavsky, The Real World Order, Chatham,N.J.:Chatham House Publishers,1993.
7. 倪世雄等:《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版,第417~418 頁。
8. 倪世雄等:《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第419 頁。
9. Stephen J.Kobrin,“Back to the Future:Neomedievalism and the Postmodern Digital World Economy”,in Aseem rakash,Jeffrey A.Hart eds.,) Globa 2 lization and Governanc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9,p.167.
10. [美]弗蘭西斯•福山著,本書翻譯組譯:《歷史的終結》,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 年版。
11. J. Friedrichs,“The Meaning of New Mediev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7(4),Dec.2001,p.476
12. Ibid.,p.475.
14. Anne-Marie Slaughter, “The Real New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 Volume 76,No.5,September/October,1997,P.184.
15. 馬克•W.贊奇:《威斯特伐利亞神殿的支柱正在朽化:國際秩序及治理的蘊意》,載[美]詹姆斯•N•羅
16. James Anderson, J.Goodman,“Regions,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mopm:Modemist Reaction or Postmodemist Adaptation?” Review of Intemational Pditical Economy, Vol.2,No.4,1995.See Andrew Gamdle, “Regional Blocs, World Order and the New Medievalism”,in Mairo Telò ed.,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Alder-shot:Ashgate,2001,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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