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英國新右派的福利觀
http://www.hrbmzj.gov.cn/mzbk/05/LWJC/1067.htm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建立了在資本主義世界堪稱典型的福利國家。福利國家、混合經濟和需求管理成為戰後較長一段時期內保守黨和工黨各屆政府的共識。但從20世紀60年代起,福利國家受到了左右兩方面的進攻。新右派是60、70年代主要在英國形成並在80年代發生重大影響的一個學術和思想流派。它既包括哈耶克和弗裏德曼這樣的巨擘大匠,也包括其信徒什爾頓、波韋爾、鮑森、桑普森、哈裏斯和約瑟夫等。作為對戰後國家干預活動的反動,該流派提出了自己的福利發展、福利目的和功能觀,其觀點不僅成為柴契爾夫人所謂政治經濟改革的思想基礎,對其他西方國家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對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也具有借鑒意義。本文擬對新右派的福利觀進行評述,以求教于方家。


新右派對戰後福利發展、福利目的和功能的分析是建立在對國家及其活動分析的基礎上的,因此,要瞭解新右派的福利觀,首先要瞭解其國家觀,包括他們對戰後英國國家性質的轉變、國家權威的來源、國家與政府的關係、國家的作用和功能等一系列問題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福利國家、混合經濟和需求管理的建立和發展,國家的干預活動日益增加。對於戰後國家性質的轉變,無論是修正派、國家與工業學派、馬克思主義學派,還是新右派都是承認的。國家干預活動的加強,意味著國家性質從一個最低主義的國家即具有剩餘經濟和社會功能的國家轉向在經濟和福利方面具有廣泛中央計畫功能的集體國家,[1] 是用有助於權力主義社會發展的萌芽的社會主義國家代替了自由非干預主義國家。[2]所不同的是,關於這種轉變的原因, 修正派認為是使資本主義體系轉變和人道化所必需的干預主義國家的社會共識;國家與工業學派認為是工業主義邏輯;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體系決定論者認為是資本主義尤其是資本積累的邏輯,馬克思主義學派中的相對自主論者認為是國家能代表比統治階級或精英分子更廣泛的選民利益。而在新右派看來,國家干預主義活動的加強則是得到了由於誤解而形成的社會共識的支持。在他們看來,干預主義國家是社會主義的折衷方案。英國人被本意良好的人誤導,這些人將英國公眾和國家拖向集體主義道路,如果不加以制止,將產生權力主義的國家和被束縛的人民。[3]簡單地說, 新右派認為國家干預主義紮根於以虛假的前提為基礎的虛假的共識。
新右派的最終目的是要創造一個國家在其中履行最少功能,只是在市場調控和供應不合適和無效時才進行干預的社會。[4]因此, 在新右派看來, 這種最低主義國家的惟一權威是通過選民授權(electoralmandatel)來獲得。至於國家與政府的關係,新右派認為,國家在社會中的活動水準是能夠由社會成員的政治願望調控;這種政治願望無論怎樣形成,都反映對作為執政黨的特別政黨的支持,這樣選出的政府對國家擁有高級的(superordinate )地位。在這一方面,新右派的觀點接近修正派的國家觀,也就是說,儘管兩者邏輯起點不同,但都達到了相近的結論。
至於國家的作用和功能,新右派則是通過對戰後國家干預主義活動的危害的分析得出的。新右派認為,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國家起了促進集體主義和集體計畫,降低個人自由和民主的作用,國家在許多領域提供的服務造成了實際上的壟斷,結果在服務的消費方面,個人只有有限的選擇自由。特別是國家干預主義活動威脅健康的經濟結構和文明社會。在經濟方面,由於消除了競爭,因而造成資源浪費和低效率。[ 5]在社會方面,國家干預, 尤其在福利方面的干預活動, 提高了個人需求應被作為一種個人權利來對待的期望,由於各種原因,這些期望令人失望,因而充當了英國社會的分裂力量。因此,國家應大大地撤出其基本政治活動,只行使剩餘的經濟和社會功能。新右派反對干預市場,因為任何使用社會正義作為干涉經濟關係的理由,而不是為那些相互關係構築共同框架的試圖都可能引起混亂。市場誘導每個人運用他獨到的關於特定機會和可能性的知識於他的目的,在整體中使用每個人不能全部獲得的分散知識實現全面秩序。新右派將自由市場同自由和社會秩序聯繫在一起,以導致個人行動的自由作為社會的最終目標。在這樣的社會裏,經濟效率、經濟增長和個人選擇都由市場機制促進。國家的作用和功能將限於“市場完全不能操縱,或雖能操縱但代價比較高以至於利用政治管道可能更有利的那些領域”。[6](p25)具體來說,國家的功能包括:1.制訂規則和仲裁功能;2.國家壟斷在技術上更有效的領域,如鐵路方面提供服務;3.為不能作出明智選擇的人,如心理患者和心理障礙者提供服務和設計對策。[5]


與其國家觀一致,新右派理論家對戰後的福利國家進行了強烈批評。他們分析了戰後英國國家福利的發展,指出了國家福利的目的和功能,明確提出了國家干預福利的處方。
新右派視國家福利的發展為不幸的事。早在福利國家剛剛建立時,新右派預言家就指出,人的自然狀態是不受國家調控的[7], 這種自由以及個人主義會導致在社會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自由和規定權利與義務的平等之間是矛盾的,要自由就要犧牲平等。[8](p26—64)既然國家干預普遍地被視作干預自然秩序,這些新右派理論家又是如何解釋國家干預的發展呢?在他們看來,福利國家是由善意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創造的,或者說,“福利國家是由好心的但誤入歧途的改革者創造的,他們利用了無知的公眾的願望”。[5](p36)實際上,絕大多數新右派理論家認為,國家福利的發展是由於公眾對福利贊同者的集體主義意識的一種易感性,[9](p259 )或者集體主義思想(即表明國家通過福利調控社會和經濟關係的合理性)在壓力集團和工會而不是在具體個人中有市場。總之,他們認為,這種集體主義思想之所以能俘虜公眾是因為“儘管集體社會主義的獨特方法的辯護者在西方已為數不多,但其追求的最終目的仍然具有吸引力”。[1](p256 )一旦公眾被福利吸引,本身也是集體主義產物的國家就會在一個系統的,甚至更大的福利供應網路中將國家福利機制化。
新右派認為,國家福利的目的與功能不利於保護選擇自由,不利於工業、商業和公共生活,不利於形成個人對自己行動負責的社會。國家福利造成社會分裂、資源浪費、經濟無效率以及個人自由的消失,國家福利是走向奴役的一步,儘管不是惟一的一步。[3]在新右派看來, 國家福利侵蝕人們的經濟和精神創造性。“(福利)國家是一個邪惡的國家,它為其公民做了他們自己能做的事:這種福利國家廢除了其人民的所有選擇和職責,使他們像吵吵嚷嚷的母雞(broiler hens),將產生不負責任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無人憂慮、無人節儉、無人操心。當國家殫精竭慮從積極、成功和節儉的人那裏拿錢來給懶惰、不成功和不負責的人時,他們又會怎麼樣呢?”[4](p9)因此, 國家在收入維持、健康、教育、住宅和個人服務領域的供應有消除自由和職責以及減少激情的雙重作用和影響。
具體地說,新右派認為國家福利有四個有害之處:
(一)國家福利造成社會不滿。國家將人們的欲求轉為公民權,將需求轉為一種權利,“將匱乏或需求轉為一種權利是現代異端中最廣泛和最危險的”。[10](p12)因此, 國家福利供應基本上促進社會分裂。普遍服務的供應如健康與教育未考慮免費服務的需求程度,它不僅對少數需要者提供全面無大差別的服務,同時也對本身能夠提供或付得起服務的多數人提供全面服務。由於資源分散,造成一些國家服務獲得者的潛在負擔過重,引起他們的不滿。
(二)國家福利導致資源浪費。國家福利資源有限,但需求是無限的。因此,國家免費供應服務刺激需求,造成資源無法應付,產生供需矛盾,因為在這種服務中價格未履行合適的功能。服務提供者不能正確估計什麼需求是合理的,什麼需求是不合理的,結果造成分配不公、資源浪費。消費者不滿足國家服務,也導致資源浪費的加劇。由於社會服務由中央進行管理,消費者與這種外在化服務有疏遠感。這使他們不合適地要求資源增長,國家的對策是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平息連續不斷的震耳欲聾的抱怨大合唱。[11](p20)
(三)國家福利造成低效率。由於中央國家服務實際上由政府壟斷,官僚慣性使之遠離消費者的愛好,避開私人市場的價格和利潤機制,傾向於恣意揮霍和不必要的開支,造成效率低下。壟斷性社會福利也充當阻礙創新和試驗的功能,而這種創新和試驗本來將導致更有效的社會福利的供應。[12](p14 )福利國家逐漸地由表達同情的工具變為在英國歷史上和西方工業社會中前所未有的政治壓制的工具。
(四)國家福利消除了個人自由和職責。由國家提供財政的壟斷服務與消費者的真正需要沒有聯繫,因而抑制消費者的積極性。如國家的教育供應導致父母強制送兒童到特定地區和有統一課程表的學校。父母因此被剝奪了選擇什麼樣的教育供應最能滿足自己孩子的需求的自由。[6]
在新右派理論家看來,國家福利供應是一種秘密的國家專制和秘密行動的社會主義,它干擾和影響市場經濟的自然運轉,刺激國家無法對付的需求,剝奪個人的自由和職責。這種福利觀必然導致一系列新的國家福利的處方:即大大減少國家對福利的干預,在存在干預的地方使之改向。他們希望通過市場經濟產生經濟增長和國民財富的增加,以阻止極端的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他們認為,有效的市場企業體系無需國家干預:個人和社會能夠並且應該提供私人福利,並為之提供財政資助。他們堅持激進改革國家福利供應,尤其減少社會服務的範圍,減少國家財政補貼水準,主張由地方而不是中央控制福利,福利服務私有化。總之,這些新右派理論家設計了剩餘的、對收入進行審查、由地方進行管理的福利國家。[5]
他們的福利處方包括具體建議。他們認為,英國在戰後相當長時間內之所以出現房缺是由於將價格降低到供需水準創造的房價以下,或由於房租控制和住房補貼使一些人服從其他人的決定而引起的。[ 14] (p344)新右派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是鼓勵房主所有權,使市場成為供需調控者;另一個辦法是提供房貼時應更有效地對收入進行審查,使只有條件很差的人才能從國家干預住宅的政策中獲得好處。同樣,國家提供的教育和健康服務也有問題,由於取消這兩方面的價格機制,導致國家提供的健康和教育服務品質低,造成人們徵稅負擔加重,阻礙工作和創造激情,減少消費者的消費自由。因此,新右派提出,在健康服務方面,廢除由國家提供的普遍健康服務,代之以強制保險計畫。[15] (p76)在教育方面,國家應提供財政以保證義務教育的覆蓋面,但也應通過由父母選擇學校的體系保證消費者的選擇自由。[4](p8)
簡言之,新右派的福利觀是主張消除政府在福利供應方面的巨大作用,代之以最低主義和剩餘作用。


新右派由不同的經濟、政治、道德、社會信念和原則構成,既有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再陳述,也有一些社會和道德方面的保守主義立場,還有廣泛的遠非同質的概念和政策描述。新右派的福利觀與其在其他領域的觀點一樣,成了戰後英國有關福利和政治辯論的一部分,這種在傳統上被視作同廣泛政治觀點相悖的觀點,在柴契爾夫人當政時成為新的正統。
新右派認為,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干預活動推翻了充當個人自由保障者的自由市場體系,大大改變了早期社會組織形式,限制了自願交換的實業,產生了勞工壟斷、浪費和無效率。因此國家福利嚴重限制個人選擇的自由,產生了社會分裂,增加了英國經濟負擔,最終導致財政危機。總之,在新右派看來,國家福利是英國許多社會、經濟和道德問題的根源。這一流派對戰後特別是對60年代末以來英國經濟以及福利重建的失敗提供了解釋。戰後時期,國家福利和其他國家活動的開支吃掉了日益增長的國民生產總值,經濟的非生產部門侵蝕了生產部門,也就是說,福利國家破壞了英國經濟。[16]他們認為,只有在市場經濟中,自由才能得到保證,經濟病才能得到矯正,這種分析具有較強的描述上的確實性。同其他探討國家和國家福利的流派如“修正派”、“馬克思主義學派”以及“工業與國家學派”相比,新右派的論述更接近英國戰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現實,因而也更具說服力。誠然,新右派的許多政策目標未能實現,但新右派重新限定了政治程式,其力量足以替代戰後凱恩斯主義共識,儘管它未完全破壞福利國家,但它成功地將一系列在全國政治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問題政治化,如私有化和國有化問題、市場的作用、公共福利服務問題。它在經濟政策和福利國家方面的缺陷未能導致凱恩斯主義原則的重新運用,甚至工黨也採用新右派的許多概念。
但新右派的這種國家和福利觀也存在著一些問題:
首先,新右派認為,國家福利消除人類自由,言下之意,在自由市場社會裏(新右派視為同福利國家社會相矛盾),自由將是社會和經濟組織的自然伴生物。但問題是,在作這一論述時,他們追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將個人自由等同於整個社會的自由,這一等式忽略了經濟體系對權力分配的影響。新右派經濟學家和社會理論家與他們以前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一樣,在分析中忽略了個人自由是以個人在社會結構中擁有的地位而定的。他們未詳細分析他們面對的實際消費者和選擇。在一個個人自由的選擇在資源缺乏的世界可能會限制其他人的選擇時,未探討這種選擇的不相容性,未能看到社會結構和機制在形成人們的思想和行動方面的任何作用,是一種抽象的個人主義。
其次,新右派認為,福利在社會上造成了分裂,它將個人的需要或欲求變成了權利,由於不能滿足對那些權利的需求,這樣在未來的服務接受者中造成了社會分裂。肯定地,公眾對收入維持機制的態度支持了新右派在這方面的論點。但輿論調查也表明,新右派的論點只是部分站得住腳。在其他的國家福利領域,如健康和教育,公眾支持進一步徵稅,因而支持社會開支,以保證獲得廣泛福利服務的權利。[17]
再次,新右派認為,福利開支對經濟中所謂的生產部門有影響,大規模的國家福利供應減少了企業家個人創新的激情。與所有由公共開支提供的服務一樣,國家福利意味著高水準徵稅,因而限制了對成功企業主的回報水準。新右派還認為,福利開支對生產沒有明顯的積極影響。前一主張未得到任何可以信賴的證據的支援,反而有證據表明,徵稅並未在多大程度上減少激情。[18](p98)後一主張更站不住腳。 福利開支與財富產生的直接聯繫難以確定,但如果考慮一些社會政策的目的是支援創造財富,也許會對這些特殊的反集體主義觀產生疑問。社會政策和社會開支事實上被用來增加工業生產,因而為增加利潤創造良好條件。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重組國家中學教育思想的一個關鍵壓力集團是工業家,因為此前的教育體系未產生技術上勝任的產業工人。一個全面的更流動的教育體系,被英國工業家視為更可能改進英國工業的生產水準和利潤。[19]同樣,包括貝氏最初建議以及1966年引入的與收入有關的失業補貼在內的收入維持供應,被視為具有兩個功能:一是提供經濟保障網路;二是為那些收入中斷的人提供幫助,以維持基本水準的消費。在英國經濟試圖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生產的歷史時刻引入與收入有關的失業補貼,安撫那些由於英國經濟重建而人為失業的人,同時也是為更有利可圖的生產提供國內消費水準。
最後,新右派有關國家與政府相互關係的分析也存在著缺陷。新右派將國家理論化為政府的順民或奴僕,政府按照人民的旨意行事,制訂政策,國家機關則執行這種政策,因此,這種觀點表明,只要政府決心撤出國家在福利干預主義活動的大片領域就多少能成功。儘管80年代有大量的國家活動的重建,但國家撤出福利大片領域的任務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完成。[17](p61 )不管這是由於新右派在理論上和行動上低估了當代英國社會中不在政府控制的權力的程度,還是由於其他因素,它都表明,新右派有關國家和福利的分析存在明顯弱點,它僅具有描述力而不是分析力。【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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