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與倫理實踐
根據Stanley Rosen的說法，在斯特勞斯看來，政治哲學並非將一種哲學理念應用到政治的領域中，不僅因為這樣做既不可能又危險，更因為根本就不存在一種作為理念的哲學，哲學是一種問題，是對問題的無畏探索，而非理念或者什麼教條。那麼政治哲學意味著什麼呢？政治哲學不過是哲學尤其是哲學家在城邦中生存的手段：是面對普羅大眾來保守哲學的手段，是引導少數真正卓越的公民邁向哲學的手段。因為哲學家追求的是真理，普羅大眾則固守他們的意見，而意見對維持一個城邦來說又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哲學家不是高懸雲端，而是要生活在地上城邦中的話，他就必須知道如何小心謹慎地掩飾他的哲學活動，讓城邦的那些“大眾”不至於認為哲學家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物，一個要審判處決的危險人物，最成功的政治哲學甚至能勸說“大眾”相信哲學家才是最好的公民。簡單地說，政治哲學其實根本就不是哲學，不過是一種修辭術而已，一種通過掩飾來昭示的修辭術，在一個被意見所支配的城邦中，掩飾哲學的危險，昭示哲學的價值。
Rosen的講法相當深刻，但恰恰這種深刻暴露了這種意見背後的真正問題。在蘇格拉底眼中，哲學確實是一種探究(zeitesis)，一種對智慧的追求，而非智慧本身，這正是他與智者的區別所在。然而，哲學作為一種探究，果真是一種無畏，甚至無恥的追求，它如此駭人聽聞，需要政治哲學來掩蓋其“不可告人的教誨”（esoteric teaching）嗎？難道這樣的哲學觀念不是與雅典的真正精神正相違背，而更接近靈智派手眼通天的深密路線，更接近自絕對君主以降直至宗教戰爭之後去倫理化政治的實質嗎（施米特所謂政治對抗宗教的野蠻）？將勇敢看作哲學活動的根本特徵，或許混淆了史詩與哲學，阿喀琉斯與蘇格拉底。自馬基雅維利開始，現代對古代的顛覆，無論在理論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在德性的價目表上勇敢取代審慎的位置。因此，這種對哲學以及政治的理解，是否在所謂古代與現代的爭論中，和此前的所有現代人一樣（無論他站在古代一邊，還是現代一邊），再次捏造了一個虛幻的古代，而背後其實是尼采的身影。
哲學確實是一種快樂，甚至是一種迷狂，然而哲學恐怕不止於此。<高爾吉亞篇>中的蘇格拉底也許會告誡我們，僅是快樂，哲學就成了修辭術，而且是腐敗城邦的修辭術，它將使人無緣真正健康的生活。同樣，哲學也並非一種指向智慧的迷狂。哲學家與僭主（tyrant）的區別，並不只是僭主的eros是針對權力的，而哲學家是面向真理的，更重要的區別在於哲學家的eros是審慎的，而僭主的eros則是過度的。套用一句現代的說法，哲學的迷狂之所以最終在哲學活動中成為一種“有紀律的激情”，正是因為哲學的探究使哲學家深知，過度的eros如何會成為一種hubris，成為一種腐敗的根源，象在《伊利亞特》和《俄狄浦斯王》中那樣，這正是古代一條最重要的教誨。
《會飲篇》以罕有的明晰和深透揭示了政治哲學的這種意涵。《會飲篇》的主題是eros，然而柏拉圖是如何觸及這樣的主題的呢？阿裏斯托芬的故事提示我們，eros的問題實際上是人的脆弱和力量的問題，eros中包含了一種對更強大的力量的渴望，一種僭越此身的脆弱來對抗朽壞的欲望，然而正如斯特勞斯敏銳看到的，喜劇詩人的回答是不夠的，因為一個打嗝的喜劇詩人不能控制自己身體，或許他也不能抓住自己的靈魂，無論在哲學還是政治上，也許喜劇都不夠。那麼真正的政治哲學究竟意味著什麼呢？還是要蘇格拉底來引導我們，哲學作為eros，乃是“之間”，這種“之間”正是哲學的daemon。可是這種哲學的“之間”，亞里斯多德所謂“參”，Voegelin反復強調的神的呼喚與人的回應，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或許，哲學在神與人之間的往返，就是在不朽的秩序與腐敗的城邦之間的往返，“心魂的轉向”是要從對人的朽壞身體的超越中獲得抗拒腐敗城邦的力量，“參”就是在超越宙斯和動力的自然中去分享一種新的自然，並從中建構城邦的正義？哲學作為探究，不是坐在雲端觀察天空的石頭，蘇格拉底的“第二次航行”才是真正的哲學之旅，乙太和舌頭，讓位于善與正義，因為哲學的教誨是要在每個人的身上建立城邦，這樣的城邦建在最朽壞的基礎上，但卻能成為對抗最腐敗力量的基礎。所以，作為“問題”的哲學並非“不具有政治或者公民意義上的存在”，政治正是哲學的實質意涵，哲學就是政治哲學，因為哲學關心的就是我們這樣易於朽壞的存在如何在一個腐敗的城邦中活，而且不僅僅要活下去，還要以一種美好的方式生活。而無論就一種理論的生活而言，還是就一種政治的生活而言，這樣的嘗試，之所以艱難而且危險，並非因為它冒犯眾人的習俗，需要超凡的才智（這不過是另一種對中立化知識的現代迷戀罷了），落入凡人之手會成為“歪曲的邏輯”（unjust logic），而是因為在無數次政治哲學的往返之旅中，我們都需要面對和承擔殘酷直至絕望的現實，時常無法給那些守望的人，給我們自己帶來什麼好消息，這樣的經歷會折磨、耗損甚至毀滅一個人或一個城邦的智慧、耐心和勇氣，乃至愛和友誼。沒有哲學，這些我們珍視的善好之物其實可能不過是虛幻和自欺，然而有了哲學，它們又岌岌可危。所以，哲學才同時必須是一種打造能夠“挺得住”的身體和心魂的倫理實踐。在《會飲篇》中，當夜最深的時候，蘇格拉底告訴我們說，真正的探究之“術”，必須兼具喜劇與悲劇，單純的快樂或是哀痛都不夠，亢奮的迷狂或抑鬱的虛無這些在現代氾濫的病症，都背離了哲學或是政治的真義，然而“詩人們”太疲倦了，他們昏昏欲睡，沒有聽見蘇格拉底精微的教誨，就象那些在客西馬尼園因困倦而無法堅持警醒，聽不見耶穌最後禱告的門徒一樣。
根據Stanley Rosen的說法，在斯特勞斯看來，政治哲學並非將一種哲學理念應用到政治的領域中，不僅因為這樣做既不可能又危險，更因為根本就不存在一種作為理念的哲學，哲學是一種問題，是對問題的無畏探索，而非理念或者什麼教條。那麼政治哲學意味著什麼呢？政治哲學不過是哲學尤其是哲學家在城邦中生存的手段：是面對普羅大眾來保守哲學的手段，是引導少數真正卓越的公民邁向哲學的手段。因為哲學家追求的是真理，普羅大眾則固守他們的意見，而意見對維持一個城邦來說又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哲學家不是高懸雲端，而是要生活在地上城邦中的話，他就必須知道如何小心謹慎地掩飾他的哲學活動，讓城邦的那些“大眾”不至於認為哲學家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物，一個要審判處決的危險人物，最成功的政治哲學甚至能勸說“大眾”相信哲學家才是最好的公民。簡單地說，政治哲學其實根本就不是哲學，不過是一種修辭術而已，一種通過掩飾來昭示的修辭術，在一個被意見所支配的城邦中，掩飾哲學的危險，昭示哲學的價值。
Rosen的講法相當深刻，但恰恰這種深刻暴露了這種意見背後的真正問題。在蘇格拉底眼中，哲學確實是一種探究(zeitesis)，一種對智慧的追求，而非智慧本身，這正是他與智者的區別所在。然而，哲學作為一種探究，果真是一種無畏，甚至無恥的追求，它如此駭人聽聞，需要政治哲學來掩蓋其“不可告人的教誨”（esoteric teaching）嗎？難道這樣的哲學觀念不是與雅典的真正精神正相違背，而更接近靈智派手眼通天的深密路線，更接近自絕對君主以降直至宗教戰爭之後去倫理化政治的實質嗎（施米特所謂政治對抗宗教的野蠻）？將勇敢看作哲學活動的根本特徵，或許混淆了史詩與哲學，阿喀琉斯與蘇格拉底。自馬基雅維利開始，現代對古代的顛覆，無論在理論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在德性的價目表上勇敢取代審慎的位置。因此，這種對哲學以及政治的理解，是否在所謂古代與現代的爭論中，和此前的所有現代人一樣（無論他站在古代一邊，還是現代一邊），再次捏造了一個虛幻的古代，而背後其實是尼采的身影。
哲學確實是一種快樂，甚至是一種迷狂，然而哲學恐怕不止於此。<高爾吉亞篇>中的蘇格拉底也許會告誡我們，僅是快樂，哲學就成了修辭術，而且是腐敗城邦的修辭術，它將使人無緣真正健康的生活。同樣，哲學也並非一種指向智慧的迷狂。哲學家與僭主（tyrant）的區別，並不只是僭主的eros是針對權力的，而哲學家是面向真理的，更重要的區別在於哲學家的eros是審慎的，而僭主的eros則是過度的。套用一句現代的說法，哲學的迷狂之所以最終在哲學活動中成為一種“有紀律的激情”，正是因為哲學的探究使哲學家深知，過度的eros如何會成為一種hubris，成為一種腐敗的根源，象在《伊利亞特》和《俄狄浦斯王》中那樣，這正是古代一條最重要的教誨。
《會飲篇》以罕有的明晰和深透揭示了政治哲學的這種意涵。《會飲篇》的主題是eros，然而柏拉圖是如何觸及這樣的主題的呢？阿裏斯托芬的故事提示我們，eros的問題實際上是人的脆弱和力量的問題，eros中包含了一種對更強大的力量的渴望，一種僭越此身的脆弱來對抗朽壞的欲望，然而正如斯特勞斯敏銳看到的，喜劇詩人的回答是不夠的，因為一個打嗝的喜劇詩人不能控制自己身體，或許他也不能抓住自己的靈魂，無論在哲學還是政治上，也許喜劇都不夠。那麼真正的政治哲學究竟意味著什麼呢？還是要蘇格拉底來引導我們，哲學作為eros，乃是“之間”，這種“之間”正是哲學的daemon。可是這種哲學的“之間”，亞里斯多德所謂“參”，Voegelin反復強調的神的呼喚與人的回應，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或許，哲學在神與人之間的往返，就是在不朽的秩序與腐敗的城邦之間的往返，“心魂的轉向”是要從對人的朽壞身體的超越中獲得抗拒腐敗城邦的力量，“參”就是在超越宙斯和動力的自然中去分享一種新的自然，並從中建構城邦的正義？哲學作為探究，不是坐在雲端觀察天空的石頭，蘇格拉底的“第二次航行”才是真正的哲學之旅，乙太和舌頭，讓位于善與正義，因為哲學的教誨是要在每個人的身上建立城邦，這樣的城邦建在最朽壞的基礎上，但卻能成為對抗最腐敗力量的基礎。所以，作為“問題”的哲學並非“不具有政治或者公民意義上的存在”，政治正是哲學的實質意涵，哲學就是政治哲學，因為哲學關心的就是我們這樣易於朽壞的存在如何在一個腐敗的城邦中活，而且不僅僅要活下去，還要以一種美好的方式生活。而無論就一種理論的生活而言，還是就一種政治的生活而言，這樣的嘗試，之所以艱難而且危險，並非因為它冒犯眾人的習俗，需要超凡的才智（這不過是另一種對中立化知識的現代迷戀罷了），落入凡人之手會成為“歪曲的邏輯”（unjust logic），而是因為在無數次政治哲學的往返之旅中，我們都需要面對和承擔殘酷直至絕望的現實，時常無法給那些守望的人，給我們自己帶來什麼好消息，這樣的經歷會折磨、耗損甚至毀滅一個人或一個城邦的智慧、耐心和勇氣，乃至愛和友誼。沒有哲學，這些我們珍視的善好之物其實可能不過是虛幻和自欺，然而有了哲學，它們又岌岌可危。所以，哲學才同時必須是一種打造能夠“挺得住”的身體和心魂的倫理實踐。在《會飲篇》中，當夜最深的時候，蘇格拉底告訴我們說，真正的探究之“術”，必須兼具喜劇與悲劇，單純的快樂或是哀痛都不夠，亢奮的迷狂或抑鬱的虛無這些在現代氾濫的病症，都背離了哲學或是政治的真義，然而“詩人們”太疲倦了，他們昏昏欲睡，沒有聽見蘇格拉底精微的教誨，就象那些在客西馬尼園因困倦而無法堅持警醒，聽不見耶穌最後禱告的門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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