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漢代儒術的政治祭祀
漢代儒術的宗教向度，不僅在於其神學體系，而且在於其祭祀制度，正是這些制度使神學政治行為化。很多學者討論中國漢代以後儒學，通常不談與其緊密相關的祭祀制度和政治實踐。這是不全面的。對於政治信仰來說，僅僅停留在思想層面遠遠不夠，它通常會延伸到人們的行為當中，變成看得見的行動。對於政治信仰或國家信仰來說，這種看得見的行動之一就是國家的典禮儀式。正是在這種典禮活動中，人們的政治角色得以確認和強化，政治信念最終落實為政治行動。“通過再認定當權者的地位，禮儀幫助統治者實現他對其他人的權威。當禮儀中的受令者最初接受了約束性的禮儀語言，這意味著他同時也接受了處在高位的施令者……異議被排除掉了，因為人不能與禮儀的秩序、或禮儀採用的語言抗辯。”[2](p.22)在漢代，最重要的政治典禮有兩項：一是封禪，二是郊祀。
漢代最先採用封禪典禮的是武帝。元封元年四月，他鑒於儒生對封禪禮儀聚訟不已，於是自作主張率文武百官來到泰山舉行了封禪大典。漢武帝穿著黃色的禮服，旁有樂隊伴奏，祭祀時用了江淮出產的三脊茅草，還有五色土壤，山上釋放了奇異的飛禽走獸以示盛世祥瑞。從《史記》和《漢書》的記載看，漢武帝在封禪中表現出敬畏神靈、克謹克慎的心態。漢武帝在封禪之後的詔書中說：“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漢書·武帝紀》)所謂“天地況施，著見景象”，是說他為政有道，天降祥瑞，他不敢不封禪向上天彙報工作。可見，隱藏在封禪背後的，是君權神授政治觀。
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封禪禮更典型。建武三十二年二月，劉秀率領朝中百官來到泰山南側，舉行規模盛大的封禪典禮。劉秀的封禪碑文長達700字，真實地展現了漢代政治神學的特色：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於群神，遂覲東後……《河圖赤伏符》曰：‘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王莽以舅後之家，三司鼎足塚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以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斯得……皇帝唯慎河圖、洛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於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後漢書·祭祀志上》)
概言之，劉秀的封禪碑銘強調了三點：第一，君權神授。碑銘中羅列了《河圖赤伏符》、《河圖會昌符》、《河圖合古篇》、《河圖提劉予》、《洛書甄曜度》、《孝經鉤命訣》六部緯書中有關劉秀受命的內容，特別強調他統治的合理性。第二，頌劉秀功德，宣揚人心歸服。碑文中不但敍述了劉秀興兵誅伐王莽的合理性，而且強調在他的統治下人民安居樂業，誠心歸服，前來助祭。第三，他為政誠惶誠恐，不敢怠惰，敬事明神，祈求神靈佑助永祚。封禪碑銘是文字的語言，而封禪活動是行為的語言，封禪典禮正是這兩種語言的巧妙結合。
在董仲舒的政治神學中，郊祀十分重要：“天子之禮，莫重於郊。”(《春秋繁露·郊事對》)如果說前述封禪典禮具有偶然性的話，郊祀則是漢代常規的國家祭祀禮儀。西漢王朝有意識地進行宗教典禮建設始于文帝。在經濟日漸恢復、社會安寧的政局下，文帝下詔進一步強化政治宗教典禮：“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享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享其德必報其功……”(《史記·封禪書》)從表面看，漢文帝增加了祀神的貢品，反映了典禮儀式日趨隆重；而實際上，漢文帝強化了皇帝在政治信仰中的地位：他把國家的經濟、政治狀況與皇帝的政治品德直接聯繫起來，強調在祭祀活動中“歸福于朕，百姓不予”。在隨後的前元十五年，黃龍現于成紀，文帝立即任命
漢武帝時期，隨著政治上由黃老之術向儒術的轉型，國家宗教禮儀建設也步入新階段。竇太后逝世的第二年，漢武帝“徵文學之士”(《漢書·郊祀志上》。隨後同出此篇者不再注)，由此拉開了大規模禮儀建設的序幕。元光二年冬十月，漢武帝“初至雍，郊見五畤”。隨後，亳人謬忌上疏請祭泰一，又有人提出祭祀天一、地一、泰一，武帝皆行之。當元鼎四年武帝郊祀五畤的時候，他又提出祭祀“後土”的問題，當年祭祀了土地神，“如上帝禮”，由此開始了祭祀後土的制度。
西漢中前期雍郊五畤沿用的是秦朝制度，而秦朝的制度來源於秦國的傳統，它反映的是諸侯國家時期的信仰狀況。漢朝已然是大一統國家，皇帝成為現實秩序的主宰者和統治者，在信仰的世界中董仲舒也創造出了至高無上的“天”，但表現在祭祀制度中卻是“五畤”和五帝並存，五帝之間缺乏明確的等級秩序。早年謬忌雖然提出了在長安城東南郊立壇祠祀至上神泰一的建議，但鑒於文帝時期新垣平事件的教訓，武帝並未親自祭祀。隨著雍郊五畤的制度化，這一問題再次凸顯出來。有臣下提出：“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元鼎五年十月，武帝按慣例到雍郊祀五帝。然後到隴西，翻過空桐山，來到甘泉，命令祠官在甘泉修建泰一祠壇。據《漢書·郊祀志》記載，此時的神靈體系是至上神泰一，二等神五帝，三等群神——北斗、日、月皆於三等神中，諸神井然有序。一切準備就序，這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黎明時分，禮儀正式開始：“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複始，皇帝敬拜見焉。’”禮儀完畢後，皇帝明詔天下：“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饑寒，故巡祭後土以祈豐年。……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望見泰一，修天文禪。”(《漢書·武帝紀》)甘泉泰一壇的建立標誌著漢代郊祀典禮的初步完成。此後，“三歲天子一郊見”(《漢書·郊祀志上》)。不久，在祭祀天地的禮儀中又配備了樂舞。武帝死後，昭帝時期郊禮活動一度中斷，宣帝即位的第二年又恢復。元帝即位後，“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後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後土之祠”(《漢書·郊祀志下》)。從漢成帝開始，漢代的郊祀制度進入了一個新的改制期，到漢平帝時期基本完成。主要內容是：祭天于南郊，以高祖配；祭地於北郊，以高後配。
劉秀創立東漢王朝的時候，對郊祀的意義已經有了相當清醒的認識。所以，當他登基之初，就採用了郊祀制度。他的祀天文告聲稱：“皇天上帝，後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後漢書·祭祀志上》)借郊祀這一場合，把自己打江山當皇帝說成是膺受天命，冠冕堂皇，郊祀的政治功能得到了體現。當年十月，劉秀兵入洛陽，遂定都於此。第二年正月，“采元始中故事”，在洛陽城南七裏處建築郊兆。光武帝建武七年，又進一步完善了先祖配祀之制，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