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世紀初裸體藝術看性別與權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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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紀初開始時的歐洲出現了一片裸體藝術的熱潮,不少畫家喜歡以女性的裸體作為藝術的題材,但是當我觀察過過百幅這時期的裸體畫像之後,發現這些作品中包含了濃厚的男性沙文主義,女性多被描繪為性的對象,沒有權力和力量的動物,顯示了男女性在地位上的不平等。自古以來,西方一直視女性為一個『棘手』的問題,為一難以解釋的生物,一方面將女性的形象神化為純潔的象徵,如聖母瑪利亞,另一方面也視她為邪惡,災禍的代表,如夏娃,莎樂美,斯芬克司等,二十世紀初的畫家都在畫中反映出這一種矛盾。      

在神話或傳說當中,女性等都被描繪成為有別於男性的生物,由於女性會懷孕,生育下一代,她被視為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的,而男性則被視為是人類文化的代表,是有智慧的生物,用二分法來說:男性/文化,女性/自然,『天性』被用來作為男女性特性分隔的根源,波德納(Vicomte Louis de Bonald)曾說過:「觀察自然界並且敬仰它如何區隔執行公眾事務功能的性別及注定是照顧家庭的事業:從最年幼時起,它便賦予一宿對於政治甚至宗教行動的喜愛,以及對於武器,宗教儀式的偏好,它給予另一宿的則是對於穩定的,家庭勞動,以及照顧洋娃娃的喜好。」可見社會普遍接受女性是代表自然的觀念,畫家也會在有意無意間將女性和大自然連接起來,他們假設女性應該以家庭生活為中心,常常留在家中,或是將女性裸體和大自然景色掛鉤,而對於男性,即使他的裸體和大自然拉上關係,他往往都是正在工作或正從事有關文化的活動,例如牧羊人,詩人和音樂家等。   

例如二十世紀初的印象派畫家雷諾亞(Renior, Pierre-Auguste),他是一個廣為人知專門繪畫女性的畫家,當時法國興起女性理想主義,鼓吹欣賞女性的純潔及優雅,但也有人認為這種理想主義在讚美女性的同時,也是打著救贖女性的旗號,而男性的藝術家、批評家及歷史學家的特權地位便在鑑賞『美』與仰慕女性形體兩個理由下被合法化了,這個合法化的過程在雷諾亞的《佛拉肖像》(Portrait of Ambroise Vollard)裡展現出來,畫中一個矮胖,頭髮漸禿的收藏家正仔細賞玩一尊古典的麥約(Aristide Maillol)裸女像,不僅藉著他權威性地把玩一件小型藝術品,更是他對女性身體的隱形權力──她的身體不但被他緊緊地握在手中,還被他的凝視力量所控制,佛拉作為鑑賞家的洞悉力便被肯定了,男人以一個觀者的安全位置,來鑑賞女性美感的特權也被肯定了,這種鑑賞也肯定了男女之間的臣屬文化。   

而這時期浴女圖的充斥,應和之前提及『將女人置於自然領域』的理論是理解,例如雷諾亞所繪的多幅裸女圖以及《金髮浴者1》(Blond Bather1)中,女性裸體總是被描繪成斜依在植物的旁邊,在池塘裡攏弄姿勢,或是坐著向觀眾展現自己的身體,梳理著頭髮,或是閒笑嬉戲,懶洋洋地躺在一起,這上畫是要醞釀的氣氛是一種寧靜,疲憊的樂趣,畫中的背景通常設計得非常遙遠及理想化,當中的女性不管正在休息嬉戲,或是像植物一樣躺在一旁,她們都表現出沒有思想、主見、衝突甚至毫無自覺地存在著,顯得女性是無力的,滿足於一種原始的純真狀態,只是為了自己的肉體而存在著,她的裸露即是一種向觀者投降的表示,她的身體通常是扭曲的,以便顯露她的乳房和大腿,而她被動的態度和無傷大雅的遊戲態度則再次肯定了觀者(男性)掌握了控制她的大權。   

另一位以繪畫女性而著名的畫家克林姆(Klimt Ernst),是維也納分離派的代表人物,他亦順從了女性/自然的二分法,他筆下的女性都極為嫵媚動人,散發出幸福寧靜的表情,似乎代表了一種純粹而永恆的境界,在此,個人難題,宗教的憂慮,政治的問題等彷彿與她們無關,畫面盡是血肉交纏,難捨難離的激情感覺,帶有世紀末的頹廢及不可言狀的憂鬱氣氛。克林姆的畫表現了面對世紀末人們沉醉在自我意識形態中,畫中的女性表情微妙,好像沉迷在情愛的綺夢中,陶醉在兩性繾綣似真似幻的溫柔中,他描繪女性纖細的手腳,具備優雅與背德的白哲肌膚,能夠吸引住男性的危險、妖艷眼神,表現出男性畫家面對女人所擁有的神秘感的傾慕。   

克林姆把女性當做性的對象來描繪,因此女性常被他 棄了個性,他畫中的女性雖然看起來好處在陶醉中,但是大部份都是表現得很冷靜,毫不會衝動,她們往往是在象徵性器的紋樣中,或是在男性的擁抱中恍惚著的女性,例如在他的名作《接吻》中:相擁抱的兩個身體埋在豪華艷麗的拜占庭風格的馬賽克圖樣中,紋樣中黑色的長方形是隱喻男性的性器,而有色的隋圓形則是女性性器的象徵符號,這種圖形經常在克林姆的作品中出現,而環抱男女的黃金光環,間接地隱含了男性主導,支配女性的意義──女性是軟弱的,需要依靠男性的保護才可以得到快樂。 猶笛特本來是一位以自己的身軀去引誘敵將,割下睡眠中的敵將首級的救國英雌,但是在克林姆筆下,她被畫成是一個似乎染上一身世紀末頹廢之風的妖婦、毒婦,半開的雙眼反映出她沈溺於性的旋渦之中,微張的鮮血色朱唇讓人覺得她非要吞噬所以男人不肯罷休,她的衣衫不整,乳房半露,雙手拿著敵將的首級,似乎仍在享受其餘韻而撫摸著他、憐憫著他的樣子,看來她尚未從性的恍惚中清醒過來,克林姆把女性描繪成奇異、殘忍和邪惡的動物,有著摧毀男人的力量。   

另一位我枇談論的畫家就是馬蒂斯(Matisse Henri),他是二十世紀著名繪畫女性奴隸的畫家,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大約是二十世紀初期),女性模特兒顯然沒有男性模特兒來得有智慧,馬蒂斯一生總是將女性和能謁人聯想起生殖的自然循環畫在一起,例如女性常和植物的性器官─花─一起出現,就整體而言,這些畫構成了一座色彩鮮艷的花圃,這是因此十九世紀末流行將女性和花連在一起,這是社會上的共同信念,即了解到女性的美麗,脆弱與被動之後,『丈夫應將自己看成是一個園丁,將太太看成是花』,男人透過權威式的施肥過程,亦即是主宰的過程,來培養女人被動的身軀。這是當時男人的普遍想法。   

馬蒂斯那幅著名的《畫面與模特兒》(The Painter and His Model)中,畫狐正在室內觀察著他的模特兒,畫中最肉慾的圓弧形和飽滿的顏色都留給了女性模特兒的身軀,其起伏有致的身體像是膨脹的花瓶,隱喻女性的身體為盛載生命泉源及種子的容器,具有潛在的生命力,在模特兒的頭上懸掛著一個橢圓形的鏡子,飾有迴旋的金色鏡框,,其形狀彷彿陰道狀的匙孔,是救贖的入口,某種進入樂園的門戶,女模特兒為畫家擺出惑人的姿勢,而男畫家的手臂像陰莖豎起般朝著模特兒的方面深入畫面的中央,起了指示的作用,提醒人們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女體,暗示了男性才是畫中的主宰者。     

馬蒂斯認為女性的存在目的是誘發藝術家的幻想力,她們要經常裸體上陣,這表示她對畫家(也是假設上的男性觀眾)的要求是有求必應的,她們永遠懶散而充滿誘惑,眼神是空洞的,她們代表了女性的身體是被動的孵卵器,天生就在等著男性來讓她受孕,如《雙臂舉起坐在綠色條紋上的奴婢》(Odalisque Seated with Arms Raised, Green Striped Chair)的私處掩在燦爛的寶石下,允諾著豐厚的回饋,《著紅色褲的奴婢》中紅色裙褲的輪廓也同樣指向模特兒的隱密入口,這也是要獻給藝術家(觀眾)的,《著綠色腰帶的奴婢》(Odalisque with Green Sash) 中的奴婢觸摸著象徵她原始養育功能的乳房,而圍在她腹部讓人注意到她受孕子宮的綠色腰帶則是植物的顏色,暗示這是她自然的天性。馬蒂斯將女性和自然連結在一起,暗示女性是原始的,被動的,和有文化有的男性相比是低一級的動物。 除了在畫面上可以分析到這些畫家對男性主義的崇拜外,從畫的背景也可以窺探到當時不平等的風氣,無論是雷諾亞、克林姆、畢卡索或是馬蒂斯等這上名畫等,所起用的裸體模特兒多是來自低下階層,她們在畫家面前展露自己的裸體,被他們以『美學』之名而肆意瀏覽,因為地位低微而在畫中成為了人們的性對象(我可是從沒想到看過有歐洲的皇室成員作為裸體畫像的模特兒),另一個說法是無論她們本來的社會地位如何,在畫家筆下都被描繪成好像妓女一樣, 可隨意替換的面目模糊的女性,總之她們就不是代表著那些受人敬重的中產階層甚至上流社會的女士,而這些女性在畫中所擺的姿勢,無論是誘人的姿勢還是軟弱、被動的姿態,都是應畫家(代表著中產階層的男性)的要求而擺的,可以說是把社會上的男性主義觀點強加於她們身上,她們為了謀生而被迫出賣自己的身體,只因為社會地位低微而要受到男性主義的壓迫,而購買這些女性裸體畫像的,大都是富有的男性以收藏為名購買,這也反映了男性在性的權力上是壓過女性的,女性淪為可以用錢購買得到的物品。   

男女性不平等的關係在二十世紀初的繪畫中充分地表現出來,不幸的是,在這些裸女畫像中所顯示出來的想像和意識形態,在現今西方文化中仍是牢不可破,但是我希望透過了解這些畫像平靜表面下揮之不去的黑暗衝突,讓世人明白到性別不平等確實存在,只有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我們才可以向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邁進。

參考書目:

1)Norma Broude, Mary D. Garrard 編,陳香君.汪雅玲.余珊珊譯,"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擴充論述2",遠流,台北市,1998

2)劉振源著,世紀末繪畫,藝術圖書公司,台北市, 1995

3)ed. by Norma Broude, Mary D. Garrard "Feminism and Art History-Questioning the Lita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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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l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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