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害慘了我們--對中國現代問題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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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末期,西方列強挾其船堅炮利,逼迫當時物質與技用科技方面明顯積弱不振的中國,簽下諸種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成了列強刀俎下的魚肉。於是,中國知識份子掀起了一股狂潮,對數千年中華文化、中國社會制度、及中國人求知與生活方式,加以反省、批判、並要求改革。一場「西化」、「中化」,「革新」與「守舊」之爭於焉開始。最後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種『刀切豆腐兩面光』的說法,結束了論戰,也給雙方帶來了尚可接受的合「情」結論。從此,中國的「現代化」與富強,表面上似乎露出了曙光。這是百年來,多少中國知識份子毫無疑問的肯定,甚至引以自豪的想法與做法。

放眼時下,談到文化問題,這一代的知識份子,誰不順口便自然的說,中國文化不好的要去掉,西方文化好的我們要學習。似乎這是一個合情合理,不用再去爭辯與思慮的問題。

有誰曾經用心深一層去體察,文化的好與不好,以何為標準?如何分辨?如何取捨?在探討文化問題之前,似乎很少人願意去認識清楚,所謂文化者,究為何物?因何而有?從何而生?如何而成?文化與民族究及其環境有何關係?人之所以為人,所為者何?文化特質的可變性,或一個民族的思想情結之自變性,有多大可能?

一百多年來,不知有多少中國的知識份子,把文化看成一個很簡單、很表面、很具體、很有形,甚至也能隨時、隨心,可改、可變的東西。他們似乎把文化當作一個數學公式、一套人為的制度、一棟樓房、或一個器具,來看待、討論、與處理。他們忽略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他們忽略了,人類生物滿足與人類心靈追求的關係。他們也似乎忽略了生態環境與文化價值遺傳的相關性,及其重要性,他們似乎更忽略了,一個民族在思想價值觀上,自我否定與自我改變的困難與難堪。

其結果,言盈整個社會上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法,使得近百年來(尤其是近數十年來)的中國人,在行為方式與法令文物制度,做了急遽的改變,在物質器用與經濟發展方面,更有了看得見的顯著發展。但隨之而來的道德淪喪,生活茫然,在這一代每個中國人的心中,隱隱作痛。日深一日,似無休止?所以我說,「這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害慘了我們。

我無意標新立異,也不反對發展科技,更贊成「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我也不是盲目反對西化,如果中國真有可能「西化」成功,我舉雙手贊成。

我不贊成西化,是因為我認為,一個文化經幾千年高度發展(特別是精神方面)的民族,很難自我否定,或自我改變傳統的思想價值觀。無法自我否定或自我改變,「西化」就不可能成功。不可能成功而盲目的進行,畫虎不成反類犬,或變成四不像,所以我反對。(不過,我也相信,一個民族或一群人,有可能被外力強迫而否定或改變自我。印度和新加坡被英國統治後,就是被改變的成功例子。)

我也不贊成清末那些主張「全盤中化」的說法,因為他們不去探究中華文化的特質。他們把文化看成一些有型或表面行為與制度,所以「中化」成了行為、生活方式與制度的「返古」或「復古」,其不可能與荒唐的情形,跟主張「全盤西化」幾乎一樣。

我更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與做法。因為文化的「體」與「用」是不能分,也不該分的東西。把文化的「體」與「用」分開處理,「體」保留中國的,「用」採西方的,那是牛頭不對馬嘴,其必然產生的脫節與社會解體現象,幾乎是可預期的。

但,人人幾乎都會說,「用」不學西方,難道中國就要繼續長期的積弱不振或貧窮落後嗎?問題是,到底什麼是文化的「用」?

「用」如果指的是,可以造成船堅炮利的實用技術,以及可以帶來經濟繁榮的物質生產。那麼西方民族近幾百年來,在這一方面,確實有很好的經驗與成果(尤其自工業革命後),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鏡。這一方面我完全贊成學習,或取用西方比我們專精或進步的技術與方法。因為這些技能都是為解決人類的物質問題而已,也就是,只與人類的生物或生理滿足有直接關係。

人類在純生物或生理方面的需要,不論種族、地區、環境,幾乎都是同樣的反應,所以無所謂本質上之異同,因此,也只有進步與落後的差異,無所謂文化異同的問題。簡單說,科技本身不具人類之客觀性。也可以說,科技沒有國界,也不應有國界。事實上,物質技藝上的進步,並非西方民族所專有,更非中華民族原來之所短。秦漢時期或先秦時期,中國在物質與技藝方面的成就和經濟方面的發展,並不遜色於西方(尤其在醫技、建築、化工、戰爭火藥等方面)。所以物質方面的「西學」,未必就是真正的「西學」。

換句話說,中華文化之特質,發展、成熟、與定型於先秦時期,但在那個時期,中華民族卻同樣有高度的實用技藝與經濟物質方面的發展。可見,傳統的中華文化並非與實用技藝或物質發展不相容的。

秦漢之後,至明清二千年之間,中國在技藝與物質方面停滯不進,其原因,主要還是要怪秦漢後的那些讀書不求甚解的「小人儒」,他們死守經典章句與文字之表面意思,而不能相對瞭解其中之「微言大義」所造成的。並非中國文化本身使然。而造成秦漢後讀書人之不敢暢談先聖先賢之「微言大義」,其原因,主要是因秦乃「化外之君」入主中原,造成絕對專制之統一帝國,結束了中原地方(諸侯)半自治式的封建制度。所以,就中國文化而言,秦漢後實只有形式上之因襲,甚至因因襲而衰敗。如果我們不去認識開創與成熟時期之先秦文化特質,而以秦漢至明清間之種種衰敗或積弱現象,據而否定,中華文化乃華夏民族在亞洲大陸求生存之最佳文化創作與選擇,對先秦華夏祖先實極不公平。

將秦漢至明清間之衰敗現象,視為中華文化之本質,乃這一代知識份子對中華文化之無知。清末知識份子要想振衰起蔽,如能仿照西方文化,歷馬其頓、羅馬帝國至中世紀黑暗時期之後,以「文藝復興」之方式,重振民族文化黃金時期之基本精髓,相信不會造成如今這副不中不西,不新不舊,除經濟生活高度提昇外,社會百病叢生的景象。

文化反省或文化興革,不能夠追溯到文化起源時期之環境背景與文化特質間的自然關係,不能夠瞭解先秦所創之中華文化,乃中華民族在亞洲大陸求生存與發展的自然產物,這是知識份子的失責與錯誤。清末以來,知識份子盲目的將文化的體與用看成可分的東西,文化上是最大的無知與最大的敗筆。

其實,清末要拯救二千多年積弱不振的中國,如真能依照 孫中山先生的「自然科學迎頭趕上西方」的說法,在人文與社會方面真正恢復固有文化,也不會造成中國現代的「新病」。(可惜的是,學西醫的孫中山,本身對中國文化的認知相當有限。其所強調之權利觀念,與『爭』平等及自由之主張,更與傳統中國儒家重人性良知、反慾望、反利害之主張背道而馳。他一方面說,迎頭趕上西方,另一方面,又要國人恢復「固有文化」,他如只為革命需要,隨便說說,實不值得重視。但如果孫先生的說法是認真的,那他對中西文化思想之欠缺認識,就令人遺憾了!)

百年來的知識份子,從西方搬進來的「用」,如只限於有關物質發展之自然科學的理論與技術,那麼對中國社會也不至於帶來那麼大的傷害。自然科學到底主要以「物」為對象,它對人類的生物與生理滿足固然很有幫助,但對人之所以為人之心靈需求與社會人際間的關係,未必會有太重要的影響作用。何況中國原本也不是沒有發展與解決物質問題的知識與能力,所以那種「西學」中的科技,並不見得與真正的「中學」衝突。

不幸的是,百年來的中國知識份子所引進「為用」的「西學」,並不止於有關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方法。他們盲目崇洋的心態與作風,已經到了喪失選擇「體」與「用」之能力的瘋狂程度。更悲哀的是,當他們在盲目搬進西方的社會、政治、教育、乃至文學、藝術與思想、宗教等主張與做法的時候,嘴巴裡卻還在說著「中學為體」,說著「中國文化好的要保留」。但他們從來沒有說明過,保留那些?如何保留法?

對搬進來「為用」的「西學」與要保留「為體」的「中學」之間,應如何調適配合,或有沒有可能調適配合,他們也絕口不談。於是,造成「舊瓶裝新酒」不說,甚至瓶內殘留的半瓶舊酒都不倒掉,就裝進新酒,質味不同,參雜不分,如何能醇?這也不知是百年來知識份子的膚淺無知,或者是他們不敢面對現實,又為個人沽名釣譽,而存心愚弄同胞?

要談文化的「體」與「用」,必須先瞭解文化的本質。要瞭解文化的本質,又先須瞭解人類的特性與人類的本能需要,更要瞭解人與文化的關係。

文化的定義很難下,我個人認為,文化乃是「一群人類(一個民族)在某一個空間,面對那個空間的環境與條件,為了求生存所發生或發展出的一切有形的行為、方法與文物制度,以及維持共同生活與個人生命的無形想法與態度的總稱。」

人類有形的行為、做法、或產生的文物與制度,多半是為解決或分配相互間的物質與生活需要而產生。這一部份較有形的文化,多半與物質或空間環境有較直接或有形的關聯,也多半只是為生活本能的滿足問題。也可以說,人類所處之物質條件或空間環境變了,為維持生活與延續生命,所採取的方法、做法、以及產生的文物、制度,也要跟著變,只是要配合環境與條件罷了。因為這部份是較有形的,也較可變與易變的,所以在文化問題上,這一部份較易解決與處理。也可以說,這是一些文化表現在外的形式或器物而已,它不算是文化真正的本質之所在。

人類無形的想法、心靈的反應、社會態度的形成,則是為滿足個人主觀的心靈需要,與維持人與人間的精神關係,也就是為追求生活的意義與生命的價值,這是人類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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