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恩--隱喻的越位？Kuhn--A Metaphoric Transposition？
I take metaphor to be essentially a higher-level version of the process
by which ostension enters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reference for
natural-kind terms.
--Thomas S. Kuhn, "Metaphor in Science"
A metaphor is a word with some other meaning which
is transferred either from genus to species, or from species to genus, or
from one species to another, or used by analogy.
--Aristotle, The Poetics 1457b
Metaphor is defined in terms of movement . . . . [the word]
applies to every transposition of terms.
--Paul Ricoeur, The Rule of Metaphor
21例如Pierre Bourdieu在《區別》、《學術人》、《語言與象徵力量》、《文化生產的場域》這些著作裡對於分類、社會類別（classification, class）所發展的「結構」分析，所納入的面向與關係，遠比孔恩所考量的分類「結構」複雜。
孔恩是個自然科學史教授。
科學有別於哲學、藝術、文學、宗教；自然科學有別於社會科學；科學史有別於科學哲學、科學教育學、科學社會學；教授，不用說，我們都知道那是什麼體系裡的什麼位置。分類的範疇、概念的層級，一切合乎邏輯秩序。
孔恩是個革命。
這是什麼？邏輯文法的錯誤？範疇的錯誤？一個隱喻？那麼隱喻是什麼？是個修飾？那麼修飾了什麼原本或正常的詞彙？是個補充？又補充了什麼單純或根本的意義？我們如何判斷這是個隱喻？有什麼判準能讓我們識別隱喻？用這個隱喻所企圖的效果是什麼？隱喻與孔恩致力的語彙/分類結構解析有什麼關連？
在〈科學裡的隱喻〉一文，孔恩認為隱喻是一種高層次的實例舉說過程：實例舉說插入了原有的類別名指稱的建制（1993a:537）。但是，孔恩是個革命，原有類別名指稱的建制是什麼？又如，尼采在自傳裡說：
我不是人，我是炸藥。（Nietzsche, Ecce Homo）
「人」是原有類別名指稱嗎？其建制又是什麼？人/非人（物？獸？神？鬼？）的分類建制如何相干？在這句話的脈絡中，尼采說他是個爆炸性的危機，將撞擊所有的信仰體系與權力結構，「自從有我，世間才知道什麼是偉大的政略」。22 如德希達所說（Derrida 1988:31）：唯有當這個偉大政略啟動演出之後，我們才能判讀尼采之名。這個隱喻就如尼采之名，還有整個未來。是個文法/範疇錯誤的瘋人囈語，還是個先見令人驚異的精確隱喻，原有類別名指稱的建制如何是判讀的關鍵？又如：
金已死而水藏之…水剋金而喪以陰。（董仲舒《五行之義》）
是個隱喻？還是個令科學史家費解的邏輯分類？或許，是個隱喻的分類結構？其原有類別名指稱的建制是什麼？會是現代科學的「金」（原子量79）與「水」（液態HO）嗎？
孔恩同意Boyd，認為「真正的隱喻（說類比analogies更恰當）對科學很重要」，而且不僅如Boyd說的在啟發解說或教學上，甚至對發展科學的理論模型也有重要作用。例如Bohr在教學解說時將原子描述成微型的太陽系。雖然Bohr提出原子模型時不再用太陽系隱喻，但是：「撞球般的荷電物體依機械與電磁理論的法則而互動」仍然是個隱喻般的過程。量子理論發展的核心任務就在找出哪些機械與電磁法則適用，又與撞球的相似之處在哪兒。因此，孔恩同意在科學語言與世界之間建立連結，隱喻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理論的變遷也伴隨著相關隱喻及其近似網絡的變遷，例如哥白尼之前，月球曾像火星一樣是行星，哥白尼之後，地球才「像」火星一樣是行星（Kuhn 1993a:538-539）。
22 Nietzsche, "Why I Am a Destiny," Ecce Homo（1969:326-327）
然而對於隱喻的地位，孔恩有兩項信念：1隱喻的運用仍然依賴一個先存的語彙連結建制。他說：「我無法想像一個運用比喻的理論可以不需預設一個原本字義的理論（a theory of literal meanings）」（Kuhn 1990:301）。 2.邏輯法則判分了科學語言與隱喻（以及詩、玄秘言說）。邏輯，尤其是不矛盾法則（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是理性評量的前提條件。真理概念的基本作用就在於依證據而必須選擇或拒斥一個理論或聲稱。而是否構成一個科學的聲稱，有兩項條件：1這個聲稱具有真/偽應選資格（a candidate for true/false）的地位，這個問題本身視語彙結構而定；2在既定語彙結構之下可以依憑證據的常態規則而有適當（真/偽）答案。當然，有些語言戲局無需遵從「不矛盾」之類的邏輯法則，例如詩與玄秘言說，有些則懸置、容許、甚至運用矛盾，例如隱喻。23但是，孔恩強調，在科學與一般社群活動中，這樣的策略寄生於正常言說（parasitic on normal discourse），而遵守真/偽戲局規則的正常言說，則是凝聚社群的主要因素（Kuhn 1991:9）。
第一項信念，一個先存的語彙連結建制，一個原本字義的理論，是類似孔恩專注發展的語彙/分類結構理論計畫嗎？一個邏輯不矛盾、無部分重疊、層級化的分類樹可以提供隱喻轉換所預設的原本字義嗎？孔恩在Black, Putnam, Kripke的脈絡下討論隱喻，Max Black（1962）以其邏輯學者的長技企圖釐清隱喻的「邏輯文法」，確實有些貢獻，例如他批評了以近似/類比來理解隱喻的替代/比較理論，並且指出隨著脈絡不同，意義轉換可以發生於各種基址（grounds）甚至不需要真的基址。然而Black認為隱喻投射在一個「連結正常語言的體系」的說法，仍遭到呂刻的批評：回歸一個先存的語彙建制，這種說法只侷限於平庸的隱喻（trivial metaphors），也無法說明隱喻如何創生意涵。Black接納批評並修正為：投射在「意涵叢集裡的一組連結意涵」，並且承認隱喻的運用能帶進新的意涵叢集。24
23此處孔恩另一個例子是史家對過去信仰的敘述，這個信仰原本具有真/偽的應選資格，但史家的敘述，有如雙語人以一種文化的語言對另一文化的成員敘說，則不具真/偽應選資格。
24將"a system of associated commonplaces" 修正為"a set of 'associated implications,' comprised in the implicative complex" 見 Black（1993:28）。呂刻的批評見Ricoeur（1978:88-90）。
呂刻批評Black將隱喻置於「邏輯文法」脈絡的闡釋，其實有更為基進的詮釋論計畫：藉詩學（Poetics）與語藝學（Rhetorics）的深遠傳統，企圖解放長久受邏輯學支配的語言哲學。而隱喻，正好是詩學與語藝學交集的重點。將語彙的用法對立為原本字義的（proper, original, literal）與比喻的（figurative），對立為正常的（ordinary, normal）與奇異/偏歧的（strange, deviance），確實必須預設邏輯分類與層級的架構。而如亞理士多德所界定的隱喻：詞彙的意義來自不同類別之間、不同層級之間的越位過程（The Poetics 1457b）。原來僅是語彙層次的偏差（deviation），若成為創生意義的方式，就威脅了分類結構本身。範疇的踰越，這個說法是相對於一個先存的邏輯秩序，被當作分類結構的混亂。然而這個踰越有趣地創生意義。難道我們不能說：隱喻摧毀了一個秩序創生了一個新的，而所謂的範疇錯誤是補充了發現範疇的邏輯。推而言之，既然隱喻重新描述實體，那麼，所謂範疇錯誤不過是在已描述與重新描述之間中介的解構階段。這個過程，攪亂並取代了既定的邏輯秩序、既定的概念層級、既定的分類架構，難道不正是所有分類進行的方式（Ricoeur 1978:22-23）？這也就是為什麼迦德瑪說，只有從屬於邏輯的文法，才會將話語區分為原本字義與隱喻；然而在邏輯思考的初始，在所有分類的根源，早已有了隱喻的作用（Gadamer 1989:428-433）。
孔恩對隱喻的看法--依賴先存的語彙連結建制，寄生於正常言說--都仍是從屬於邏輯理論的偏見。相對於將隱喻視為在既有語彙體制之內運用的觀點，呂刻強調隱喻是任何詞彙的越位（transposition），因此與其說是結構，無寧說是運動（movement, phora），但是隱喻越位的運動構作語意的場域，創生類別與層級，然而始終是個動態過程，是活的語用。Black（1993:21）表白自己讚賞詮釋論這種「活的隱喻」（vital metaphors），幽默地猜想他們的對手，尤其是哲學、科學、數學與邏輯學者寧可要求隱喻不要那麼活、不要那麼創造性。Mary Hesse（1983）在評論孔恩CCC一文時也指出，孔恩所回應批評的標準意義理論是個糟糕的理論，因為無法面對隱喻的使用，主要原因是語言哲學長期受邏輯支配，結果是任何「意義改變」的想法都會令他們困窘，而聲稱隱喻是無所不在的語言特質，更是難堪地質疑了他們大部分的理論基礎。Hesse認為在科學哲學中，這樣的意義理論已將趨於破產，而孔恩的批評工作，只是參與推倒的眾手之一。
然而，孔恩對於Hesse所暗示/鼓勵的方向是有所保留的。在〈對評論的回應〉中，他立即澄清：隱喻並非他論文的主題，而且認為Hesse將「變遷的連續性」講得太過頭，而他辯護「革命」般整體結構式變遷的說法是：科學需要特別精確的指稱決定。諸如「民主」、「正義」、「公平」之類的詞彙，只要語言社群同意一些標準範例，成員的不同用法並不會危及這些詞彙。這類詞彙不需要字義明確的功能，界線的模糊（fuzziness）是可以的，這樣的模糊容許字義的漂流（drift），隨著時間而與一些相關詞彙互漸彎曲（warping）。而在科學中，概念的模糊會馬上引起質疑，成為危機的來源，而字義的漂流也因而是被禁制的。25
25 Kuhn, "Response to Commentaries"（1983:714-716）。我們應該提防孔恩慣用的「科學」全稱，這種科學的自我想像（幸好）未必適用於社會學等「軟」的科學，參見下節以孔恩的「成熟」隱喻討論科學地位的問題。
這樣的科學，確實，不但與詮釋論的語藝感受性（rhetorical sensibility）不能相容，也正如Gaston Bachelard（1964:2）所悲嘆的：一種與詩意心靈截然對反的科學。難怪當有科學或科哲學者提議以隱喻作為科學理論的另類觀點或以詮釋論反省科學認知侷限的場合，有同行會表示：想想看，我們的學科要花十年的訓練，才能讓學生們 "get down to a language"（習於？安於？一種語言），不再對新的範疇儘問一些混淆困惑的問題。26當然，這樣的科學並非孔恩對科學的全部想像，羅逖與Hesse所期待於孔恩的方向，並非沒有根據。過去十年間崛起的思潮之一，從探究的邏輯（logic of inquiry）轉向到探究的語藝（rhetoric of inquiry）或所謂「科學的新語藝學」（the new rhetoric of science）都將孔恩列為推波助瀾的眾手之一。27令這個思潮感興趣的，並非前述孔恩企圖挽瀾所辯護的正常科學，而正好是孔恩所謂「革命」的想像：既非實測資料所能評斷、又非邏輯通則述句可以解決，乃至理論抉擇都無公度程序的「非常」（extra-ordinary）時期科學想像。這個時候，孔恩早期提及的說服、皈信（persuasion, conversion），而後期不可共量性論題不再處理的中介說服過程，就顯然屬於語藝的事業了。28 Richard Harvey Brown乾脆將「原本字義/隱喻」的比喻用來闡釋科學的「常態/革命」：常態科學定義上就是原本字義的科學（literal science），將典範視為原本字義、當真（as literal），當作實體的真實描述，常態科學知識依賴於「隱喻無知」（metaphoric ignorance）。然而當夠多異例出現，當競爭的觀點或根芽隱喻（root metaphors）挑戰支配的觀點，雙方觀點才都看似隱喻，直到新的典範再度沈澱為原本字義、當真的。Brown接著指出，科學實證模型的衛護者，在來自語藝學的攻擊之下，已退而為科學活動作區隔：哪些脈絡容許隱喻，又哪些脈絡仍保留為邏輯與證明的領域，而這退守的庇護是否安全，要看這樣的區隔是否能被衛護，而在他看來這些防衛大體失敗了（1987:114-5）。
就我有限所知，當今語藝思潮中尚未有人，我們也不會，把孔恩當作科學實證模型的衛護者，但這個思潮中被列名為「揭竿」的一員，孔恩，所參的這一腳是否會出現弔詭的意涵？孔恩將隱喻置於「依賴」、「寄生」的地位，企圖區隔隱喻與不容許模糊、漂流、彎曲，原本字義的科學，是否能夠衛護成功？對本文而言都還是開放的問題。
26例如，以《科學的終結？》為主題的第廿五屆諾貝爾學術研討會上，M. Hesse建議以隱喻作為科學理論的另類觀點，G.S. Stent以詮釋論作為科學認知侷限的反省之一，此處所引的是哈佛物理學暨科學史教授Gerald Holton在會場上向Stent提問的一段。見R.Q.Elvee (ed.) The End of Science: Attack and Defense（1992:88）。此處 "get down to a language" 不知如何翻譯較好，"get down" 卻有趣的對比於 "get-up"-精力、創意的意思。
27J. Nelson, A. Megill, and McCloskey,（1987）"Rhetoric of Inquiry," as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 J. Bender and D. E. Wellbery,（1990）"Rhetoricality: On the Modernist Return of Rhetoric," as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Ends of Rhetoric: History, Theory, Practice。在這個潮流中孔恩被認為是眾多參與者之一，與Gadamer, Derrida, Foucault, Lakatos, Feyerabend, Black, Hesse…同路。Bender and Wellbery還加上了 Ian Hacking, Hayden White, Clifford Geertz等人的貢獻。
28孔恩談說服，見（1970a:199-200）,孔恩強調這不表示 "there are no good reasons for being persuaded" 也不意味這就是 "being unscientific"。當然，在好理由之下說服是正當的語藝事業，而除了科學的偏見，誰又說語藝就「不科學」呢？現在的問題是「科學如何是語藝的」。關於語藝學脈絡的討論，參見朱元鴻（1994）。
依照孔恩自己描述的原本字義的科學--不容字義的模糊、漂流、彎曲--他的大部分工作真的（literally）不是科學。他所從事的是隱喻的事業。他著作引人入勝的是一系列成功或不成功的隱喻：革命（政治）、典範（文學）、危機（醫學/金融/政治）、格式塔轉換（心理學）、皈信（宗教）、翻譯（語言）、雙語人（語言）、解謎（遊戲）、基因庫（生物）、新種形成（生物）、匿棲（生物）、世界（？？…）。29
單就科學「革命」這個隱喻而言，取代了科學知識線性成長連續積累的想像，本身就是為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創生新觀點的「革命」。這些詞彙的用法也並非字義明確而是模糊/彈性的（fuzzy），例如Masterman（1970）在孔恩《科學革命之結構》一書裡數出了「典範」21種不同意涵的用法，而「革命」，從早期「格式塔轉換」到後期的「新種形成」，在意義上經歷了漂流（drift），乃至孔恩自己的彎曲（warping）。當然，若非原本字義的科學偏見，若從語藝的觀點，我們沒有必要說孔恩這些革命性的隱喻成就，是「不科學」的。
科學，好個隱喻！
成熟的科學，好個規範性隱喻！
29圓括弧中僅供參考其部份來源，隱喻的用法當然不限於此。
四、成熟的科學--當真的指令？
The Mature Science-A Literal Prescript?
We have only to speak of an object to think that we are being,
objective. But, because we chose i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object reveals more about us than we do about it. What we consider
to be our fundamental ideas concerning the world
are often indications of the immaturity of our minds
--Gaston Bachelard, the Psychoanalysis of Fire
Our whole childhood remains to be reimagined.
--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Reverie
在孔恩所運用的眾多隱喻之中，我將挑揀一個較少人注意的隱喻，來說明孔恩與社會學的弔詭關係：成熟的科學。
孔恩在為Ludwik Fleck,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1979 [1935]）的〈序言〉中聲明，他在1950年左右，從Fleck的著作中「瞭解到我所關切的問題，有個根本的社會學面向」。雖然當時對Fleck所討論的醫學與生物化學仍然不太熟悉，他受該書啟發的是：對於自然的認識本身會經歷格式塔的變遷，因而任何「事實」獨立於「觀點」的說法都成為可疑的。
當維也納學圈以邏輯分析結合經驗實測的方法企圖達到統合科學的普遍結構的同時，Fleck提出相反的論點：沒有所謂無條件的經驗，科學知識也沒有固定封閉的認知構成系統，有的只是對於某些問題有一些「對的」理論，而所謂「對的」又只是被某個思想群體（thought collective）所接受的思考方式（thought style）。當時Fleck德文版的評論之一Fischer[1936]指出Fleck的論點與Max Weber, Max Scheler, Karl Mannheim的概念形構社會學相較並無新鮮之處，新的是他將這個提問方式用於科學認知。30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不但感到孔恩的「科學社群」與「典範」的概念與Fleck的「思想群體」、「思考方式」有承接的關連，也感到Fleck對孔恩影響深遠的觀點--對於自然的科學認知深受社會文化制約，因而需要知識論的社會學。
30 Cited in Fleck（1979:163.
《科學革命之結構》於1962年出版後，在社會學界引起的回應，比起巴帕學派（Popperians）為主的科哲學界，要正面的多。然而極其反諷的，大多是毫無批判的應用孔恩所描述的典範科學，來解決社會學「科學」地位的焦慮、或期待學科一個「成熟」的未來。很難說這樣的擁抱，是全然出於誤解，因為所依據的是孔恩言之鑿鑿的「成熟科學」。我相信問題不在正解或誤解，所謂「無批判」（uncritical）的應用態度，也就是個隱喻無知的「當真」（as literal）解讀。孔恩，與應用他的社會學者一樣，也是以當真的方式表述「成熟的科學」。我將引述「科學如何成熟」最具徵候的一段敘事：
就以光學理論來說，從古代直到十七世紀末葉並沒有物理光學研究的一組典範，這情形很像當今的藝術或社會科學狀況，許多人推展為數頗多的不同觀點，有些觀點獲得一些追隨者，也有些引出繼起的學派，雖然歷史學者能夠注意到新觀點的興起或舊觀點的變遷，但是卻沒有任何算是共識的東西。結果進入這個領域的新人，必然接觸到各種相互衝突的觀點，他被迫檢查各方的證據，而各方卻都有不錯的證據。即令他選擇其一從事研究，也不能防範他覺察其他的可能性。這種早期的教育方式，顯然更應該造就無偏見的科學家、敏於新現象、在領域中的研究更有彈性。實則不然，更清楚的印象是，在這樣比較自由的教育時期，物理光學進展極少。
除了一些因分科或合併而生的學科，我相信，物理光學發展的這個前共識（我們應稱之為分歧）時期，重複印驗於所有其他科學專業的歷史。有些領域，如數學與天文，首度確實的共識發生於史前，其他如動力學、幾何光學，生理學的部份，獲致首度共識的典範在古代的古典時期。大多其他自然科學，雖然其問題早在古代已受討論，卻直到文藝復興才獲得首度共識。物理光學，我們說過，首度堅實的共識在十七世紀末葉；電學、化學、熱力研究發生於十八世紀；地理學與非分類的生物學直到十九世紀的前葉才發展出真正的共識。而這個世紀的特色是一些社會科學出現了首度共識。
在所有上列的領域，在獲致共識而達於成熟之前，有重要的成果，要理解首度共識的性質與時機，需要仔細考察這個獨特典範出現之前所發展的思想與操作技術。然而不因為在其之前有個別的科學活動，邁向成熟就不重要。相反的，歷史明顯的指出：雖然沒有堅實的共識也能有科學活動--就如哲學、藝術或政治學--但是這些較隨意的活動卻不會產生近幾個世紀我們熟知的那種快速、影響深遠的科學進展模式。進入這個模式之後，發展從一個共識到另一個共識，另類途徑通常並非競爭，除了在極為特殊的狀況下，成熟科學的工作者毋須躊躇於分歧的解釋或實驗模式（Kuhn 1977:231-2）。
無論孔恩對光學史研究的地位如何，在敘事中孔恩一口氣列舉了十二種科學，從史前的天文與數學，直到廿世紀的「一些社會科學」，其獲得首度共識的過程都同樣重複印驗了物理光學的發展過程。這樣的敘事具有神話的性質。神話，並非在「歷史研究」再現過去的真理宣稱相對之下的錯誤或虛假：其內容無法化約為真偽判斷述句，其作用也不依賴於真偽判斷。神話是敘事的結構，特別能將分歧的情節（從史前的天文與數學到廿世紀的社會科學！）編納識別於其固有結構之內。對於科學社群或族群造成凝聚或驅策效應的神話敘事，其真理宣稱無法訴諸科學實證，但科學與歷史研究經常可以參與神話的真理效應。
當不可共量性論題引起巴帕一般科哲學者批評孔恩「相對主義」的時候，孔恩以一個神話般的首度共識（first consensus），也就是進入典範時期，來描述所有科學登於成熟的普同進程。成熟，一個共量向度的隱喻，帶進分類科學的類別與層級，以及規範方向的尺度/統治（rule）。所有科學革命，都還發生於進入典範的成熟期之後，才從一個共識/典範發展到另一個。前典範的分歧時期，還談不上「科學」革命。
孔恩以一種新的敘事，重複了當代極具支配力的神話。不僅科哲學者如Putnam（ 1978:21）把物理學視為最確定的成熟科學，當許多社會學者將社會學與物理學相比而失望時，R. K. Merton提醒他們的話也應證了成熟科學的渴望：
我們不該忘記，在廿世紀物理學與廿世紀社會學之間，差距了數十萬小時（man-hours）持續、紀律、積累的研究時間。也許社會學還不到愛因斯坦出現的時候，因為還未出現他的喀卜勒，別提他的牛頓、拉卜勒斯、吉卜斯、麥斯威爾、或蒲朗克（Merton 1968:47）。
於是實證的社會學者把孔恩科學成熟的敘事「當真地」（literally）讀為支持他們的觀點：社會學「確實是在科學的路上」，也終將像自然科學一樣經歷轉化而登於成熟。Don Martindale曾評論：「鑑於社會科學許多成員長期的自卑感，難怪當孔恩宣稱差別不在於〔科學成熟的〕原理，而僅在於歷史階段條件的時候，他們要怦然心動了」。31由於當時正處於結構功能論瓦解的時候，一些社會學者不確定社會學究竟處於典範轉換階段還是前典範階段，有些則建議或許是個獨特的多典範科學，有些則著手為社會學「創立」整合的典範。31面對這個紛紜熱鬧的狀況，孔恩企圖撇清：
我不具有協助原始科學（proto-science）轉型為科學的治療能力，也不認為這回事可能。如果…社會科學家認為從我的觀點，他們可以制訂基礎共識而進入解謎階段以增進其學科地位，那是嚴重誤解了我的觀點（Kuhn 1970b:244-245）。
31 Cited in W.E. Snizek (ed.)1979:13
32本文不欲討論挪用「典範」概念的繁多社會學文獻，請參考 D.L. Eckberg and L. Hill, Jr.（1980）不錯的評論。
這個誤解的澄清，顯示客觀敘事者有別於臨床治療者的超然，敘事中的成熟更有超乎刻意人為的歷史超然。事實上孔恩從不曾回收成熟科學的說法，33且常以各種說法重複其暗示性規範效果。例如孔恩習於用科學的統稱，並不敏感於不同科學的獨特性，而當進行區別的場合，又不猶疑地用成熟科學的共量尺度，例如他說：「『科學』一詞保留給確實以顯著方式進步的領域… 當代社會科學是否是真的科學這樣的爭論，類似於今日已無疑問的那些科學在前典範時期的爭論」（1970a:160）。
然而孔恩因此無法撇開一個我為他感到遺憾的後果：捲入社會學的長期危機（chronic crisis），成為統合學科企圖的儀式性引述來源，而且隨著時代而愈趨保守。Merton（1976:111）指出，在一個拔高的渴望與大志（成熟！）之下衡量，學科的現實狀況與實際表現顯得幼稚不當，而任何新理論觀點的出現似乎都加深了典範整合（成熟!）的危機。過去二十年來，藝術、文學、語藝，不但改變了科學的自我想像，瓦解了哲學的疆界，也為社會科學增添了遠勝於物理學所能提供的豐富研究題目與表達體裁，然而我們在九年代中期，仍然發現引述孔恩、比對物理學的學科危機論述。
Sociological Forum於1994年出了一期專號："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在 Stephen Cole的主題引論 "Why Sociology Doesn't Make Progress like the Natural Science" 中指出，與物理學對比，社會學幾乎沒有核心知識。他舉例：
33「成熟科學」的說法出現於孔恩1959-1977的文獻中。在後期，也未見他像曾經修正「典範」或回收「格式塔轉換」等隱喻概念那樣修正或回收。McMullin（ 1993:61）引述「成熟科學」也未見孔恩在回應的〈後語〉（1993b）中表示異議。
物理學教科書中的參考書目約一百項，而社會學教科書約八百項；物理學教科書引述的多是當代之前的著作，而社會學則多是晚近的著作；物理學文獻的重疊率高，而社會學低；物理學廿年前所用的材料與今日的所差不多，而社會學廿年前與今日的材料有顯著的改變（1994:134）。
僅憑這些對比，還真難理解為什麼不問「物理學出了什麼差錯」而問「社會學出了什麼差錯」。然而Cole的提問是「為什麼社會學未能像自然科學一樣進步向前」，而他提出所謂「進步」的判準類似孔恩成熟科學的定義：一個領域具有一個核心，而新知識的發展都增附於此一核心。專號中James Davis（1994:188）也引述孔恩，尤其是他認為很少人認真讀的《科學革命之結構》第四章「常態科學之為解謎活動」，並拋出批評的比喻：社會學「有個虛弱的免疫系統，無法抗拒外來異物」，因此無法為正當的學術社會學（legitimate academic sociology）劃出堅實的界線。他列舉的入侵異物有：後現代主義、族群「研究」、女性主義方法論、人文社會學、批判理論、俗民方法論、扎根理論…。
專號各篇所描繪與批評的「差錯」包括：學科解組、內部分歧、缺乏統合的企圖心、因為欠缺高度共識與研究技術創新而不能像「硬」科學般進步。34 在後續的回應中W. L. Wallace（1995）指出另一個「差錯」：只要我們的基本詞彙--如「社會結構」、「文化」、「地位」、「規範」--仍然被隨意地用來指涉極為不同的經驗對象，社會學就不可能像自然科學般進步，因為沒有標準指涉的詞彙，不同的研究結果就無法整合到一個知識的核心，也就無法積累。可見，在原本字義科學的指令、成熟科學的指令之下，許多社會學者對學科的現況感到擔心、困惑、不安、甚至憤怒。而所有危機感的能量，無非指向社會學這個
34 Cole（1994），Collins（1994），Lipset（1994），Rule（1994）， Simpson and Simpson（1994），Stinchcombe（1994.
類別詞的規範性鬥爭部署：什麼屬於「正當」、「學術」的「社會學」，什麼是應受排拒的「入侵異物」，什麼是基本詞彙的「標準指涉」，什麼是鞏固學科的「核心」。
然而即使在社會學中，這樣的反應也逐漸顯得保守反動。女性主義社會學者，在專號的續期提出了反駁的評論："What's Wrong Is Right"（Feminist Scholars in Sociology 1995）指出那些在成熟科學指令的期待中被斥為負面的危機現象，正說明了何以社會學在廿世紀後期成為令人興奮、生動活潑、富有挑戰性的學科。稍早，Sandra Harding以一篇"Why Physics Is a Bad Model for Physics"（1992）指出，以物理學為代表的「純科學」，就像上個世紀的宗教一樣招人懷疑。孔恩所描述的，已經獲致共識，毋須爭議基本原則與方法的成熟科學，當然也就見不到有關其科學活動的社會、經濟、政治的價值爭議，而Harding詳列理由說明，這樣的自然科學家，就連他們自己的活動都拙於解釋。35
弔詭的，曾經啟發孔恩的Fleck論旨，而今以更為基進的呼聲，對立於孔恩神話般的成熟科學想像。"What's Wrong Is Right"， "Physics Is a Bad Model for Physics" 這些是踰越邏輯範疇的隱喻，也是語藝的策略，拒絕了以當真的（literal, uncritical）方式來「聽」成熟科學的敘事，也拒絕了成熟這個隱喻的規範性指令。而當這個共量尺度/統治（rule）喪失魔效的時候，原來以它為鞭策的渴望與大志，顯得是那麼的屈從與幼稚。
35評審之一提示Harding的理論有爭議性，許多人不接受。的確，作者無意背書Harding以馬克斯主義女性主義為前提的科學理論，此處也非探討這些爭議的適當時機。但本文取之於Harding者，並非其無瑕的理論，就像引用 "Feminist Scholars in Sociology" 一樣，是個宣告。Harding這篇論文是Nobel Conference XXV（1989）邀請的六篇主題論文之一，約四千位學者與會，主題是 "The End of Science"。當然，沒有一篇論文會天真的宣告「科學的終結」。然而Harding與另兩篇邀請的主題論文Ian Hacking與Mary Hesse（ed. in Elvee 1992）卻有相似的宣告：「科學」不再是也不應是所有文明知識的模範，「科學」既非實體的最終代現，也非單一與統一的圖像，而是與「人文」一樣的紛歧多樣，自然科學的旨趣是有限的、局部的，因而以其為「成熟科學」模範所暗含的「共識」與「進步」，也就成為疑問。
五、附記：孔恩與專有名詞的邏輯分析36
孔恩論及專有名詞，在問題意識、語彙乃至用例上，幾無例外的沿用了一個貫穿分析哲學的論辯脈絡：一方面如何區分專有名詞與類別名詞，一方面如何界定專有名詞與特定描述（屬性、客體）的關係。這兩個問題都源自於分析哲學的邏輯學奠始者弗來格（G. Frege）與羅素（B. Russell）。而且在卡那普（R. Carnap）、杜梅特（M. Dummett）、魁奇（S. Kripke）與普特南（H. Putnam）的著作中不但有各自發展的嘗試，也是彼此間論辯的焦點。我將以一些經典的例子，回顧一下這個問題脈絡。
區分專有名詞與類別名詞，羅素舉例（1992:87）：「月球」是專有名詞，「地球的衛星」是類別名詞，儘管這個類別中唯一的成員是月球，兩者在意義與語句功能上是有區別的。另一個狀況：例如「最接近太陽的行星」這樣的獨稱（singular terms），既不是類別名詞，也不是羅素所謂的專有名詞（意義不同於「水星」，在發現水星之前曾經不是，也或許未來發現不再是水星）。而依據羅素的邏輯分類，「最接近…的…」屬於已界定詞（defined terms），也就是一項描述（description）。因此「最接近太陽的行星」是專有名詞「水星」的一項特定描述。但羅素也曾指出，同一個詞可以在某刻是專有名詞，下一刻被當作一項描述（1984:138）。例如「諸葛亮」或「滑鐵盧」，當意指某人或某事件可以依據某些性質而如此描述，就不再當作專有名詞而成為描述詞。一個呼之欲出的問題未見討論：若專有名詞的性質可以當作某類人物或某類事件的描述，那麼同一個詞就可能在此刻當作專有名詞而下
36評審關切本文「專有名詞」一節的可讀性，建議將此節的一些名詞略微解釋之，但如特定描述、生涯線索這些名詞在分析哲學脈絡中的轉折，「略微解釋」並不容易，無寧提供脈絡。當然，評審的「可讀性」關切乃出於一項假定：本刊的社會學讀者欠缺分析哲學這方面的專業背景。本附記寫於1998年6月中旬巴黎羈旅，用的是法國國家圖書館。分析哲學主要是英語的傳統，法國館藏並不完全，特別是已有法譯版本通常不再收藏英文原版，因此文獻徵引頗多窒礙。一刻當作類別名詞。
羅素承認關於專有名詞有許多疑難問題，而他討論了其中兩項。第一，專有名詞的精確定義是什麼？第二，是否可能有一種不含任何專有名詞的語言，足以表達我們所有的經驗知識？這兩個看似獨立的問題，其實是邏輯學者極具野心的同一項發問。就邏輯而言，名詞是不必要的，所有的命題都可用變數，以及變數的函數來表達。就物理而言，所有專有名詞也都可以用時間與空間座標來取代。任何能夠被精確定義的專有名詞，都可以被其定義取代，專有名詞本身也就不再必要。卡那普（Carnap 1937:12-13）以時空座標取代專有名詞的計畫說明了這項企圖，他說：「以專有名詞來指涉是一種原始的方法，以時空位標來指涉則符合科學更為先進的一個階段，並且比前者有顯著的方法論優勢。」依卡那普的方案，羅素認真推演了一個句子：「拿破崙曾於1814在厄爾巴待過一段時日」（Napoleon was in Elba during part of 1814），試著如何以時空座標取代「拿破崙」、「厄爾巴」、「1814」並表達其間的關係。結果疑難重重，羅素因而提出暫時的結論：「目前，我們無法以座標的方式完全取代專有名詞，或許我們可以減少專有名詞的數量，但無法完全避免。不用專有名詞，我們可以表達整個理論物理，但無法表達歷史與地理」（1992:92）。羅素認為，所謂專有名詞，例如「蘇格拉底」，是用來指稱一大群特質的共現（compresence）與因果關係的稱號：智慧的、獅子鼻、雅典哲學家、飲鴆而死…都是特質之一，以這些特質定義專有名詞，實際上就是分析（1992:98-99）。
魁奇（Kripke 1982）指出羅素的專有名詞定義方式有個荒謬的問題。若專有名詞可以由一群性質的特定描述來定義，例如「凱撒」若同義於「名朱利亞斯、羅馬將軍、擊敗龐貝、橫渡儒比孔…」，那麼若凱撒不曾擊敗龐貝或不曾橫渡儒比孔是否就不是凱撒？同樣的，蘇格拉底若選擇流亡而非飲鴆而死，是否就不是蘇格拉底？尼克森若沒選上總統是否就不是尼克森？魁奇的論點是，即令一個名詞藉由特定描述來固定其指涉，特定描述也無法為這個名詞賦予定義。他進一步區別專有名詞與特定描述：專有名詞是固定指涉（rigid designator），特定描述不是。而所謂固定指涉是指一個名詞在每個可能世界裡都指涉同一個對象。例如「1968年當選美國總統」這個特定描述不是固定指涉，因為有些可能世界裡可以不是尼克森，但專有名詞「尼克森」在每個可能世界裡都指涉同一個我們在真實世界中稱為尼克森的人。這個區別很可疑。杜梅特（Dummett 1981:113）與Ayer（1984:266）都曾舉出反例說明實際上顛倒條件的狀況：特定描述可以在每個可能世界中指涉不變，而同一對象在不同的脈絡中可以由不相替代的專有名詞分別指涉；也沒理由何以專有名詞不能是個可能的屬性，可以有意義的指涉任何相符的對象，無論是真實的或想像的（例如Thomas Moore的 "Utopia"）。
魁奇的說法是，有個最初始的命名，藉實例舉說、特定描述或其他方式固定了指涉，後來的人有意地依循原初賦予的指涉來用此名，其後他人使用此名，也是有意地以他們獲知的方式將此名沿用於相同的指涉，這個過程繼續，一環接一環的傳播下去，此名的每個使用者都有意地將其沿用於與前人相同的指涉，於是此名在使用者的意向之下形成環環相扣的因果關聯。使用者的意向未必善意也未必忠實，魁奇舉例若某人有意地將養的豬稱為「拿破崙」，雖然豬不等同於皇帝，但此名的使用仍然因果關聯於皇帝「拿破崙」之名。對於魁奇專有名詞的指稱起因論（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杜梅特質疑：這樣的理論有什麼用？在語言實踐中，這樣的指稱概念無助於我們為一個包含名詞的述句判斷真偽，我們無法回溯確認有個因果索鍊存在的必然性，甚至或然性，這樣的指稱概念無助於在實踐中對語言的瞭解或使用，即令我們能依據這樣的指稱概念而在語言中判斷述句的真偽，也只不過因為那是真偽概念一項新的設定（stipulation）。此外，指稱起因論不但假定了專有名詞每一步沿用保存指涉不變的意向，也假定這個意向可以成功，因此排除了因為誤解或無意的混淆而改變指涉的可能，例如德國的Tarock紙牌遊戲原初可能有意沿用在英國稱為塔羅牌（Tarot）的遊戲，但或許出於誤解或無意的轉化而實際上成為另一種不同的遊戲（Dummett 1981:148）。這樣的例子在社會的語用中不勝枚舉。
普特南，另一位「固定指涉論」或「指稱起因論」的代表，發展出了一些與魁奇頗為接近的觀點。他自己曾以「指稱的新理論」為標題說明他與魁奇理論的共通之處（Putnam 1983:70-74）：兩者都對羅素的「傳統」觀點提出有力的批評，魁奇指出專有名詞無法以分析來定義，他則指出自然類別詞（natural kind terms）不能以分析來定義；專有名詞不同義於特定描述的匯集，自然類別名則不同義於判準與屬性的匯集（普特南的綠檸檬例子，不符色黃、皮厚、味酸…等檸檬屬性的成員仍算檸檬）；人物名稱的指涉由因果連續的生涯線索來固定，而決定自然類別的也非先驗判準37而是某些組成或法則（例如檸檬的DNA形構或水的 HO組成），而這些類別名使用之初未必知曉的組成或法則是在實際演化的典範之下被發現。據普特南強調「指稱新理論的哲學意義」：意義不在人的頭腦中，典範的實際性質參與了指涉的固定，而非僅由頭腦中的概念決定。魁奇與我的理論一項重要特點是：指涉是被社會地決定的（reference is determined socially原文強調）。魁奇的理論-在歷史轉化中保存專有名詞的指涉-是社會參與固定指涉的另一種表達。我們詞彙的外延是由集體實踐來固定而非取決於個別頭腦中的概念，這樣的觀念，對於從十七世紀以來的意義觀點是個判然決裂（Putnam 1983:75）。
37這是普特南一再重複「意義不在人的頭腦中」的表達。但他用a priori （先驗的）卻令人困惑，何以色黃、皮厚、味酸…這樣的屬性判準較之於檸檬的DNA形構會是a priori的概念？
「社會地」、「集體實踐」這些強調很容易令社會學讀者錯覺為問題意識的認同。但我認為這是普特南一項堂皇的解釋/虛飾（gloss）。以他的用法，顯然「社會地」、「集體實踐」僅相關於科學典範的演化，而且這位邏輯學教授並未貢獻任何研究諸如檸檬的DNA形構或水的HO組成如何經由科學典範「社會地」、「集體實踐」而發現（這倒像是孔恩建議的研究方案）。相反的，在他精心假設如「孿生地球」這類用來說明「本質」的例子中，被謹慎控制排除的，正是各種「社會地」語用因素，而企圖證明的是下列一類命題：無論其呈現的感官屬性為何，「水」的意義向來是（HO）這個組成結構；任何不同於這個組成結構的東西，無論其呈現的感官屬性為何，都不能正確的用「水」這個詞來指稱。Ayer對這個命題的率直駁斥，其實戳破了普特南「本質論」所虛誇的「社會地」哲學意義。Ayer（1984:270）說：倘若這個世界有某種東西的化學組成是HO，但是不具有能夠降雨、灌溉、解渴、滅火…等屬性，甚至不能呈現液態，我不會稱它為「水」，相信人們也不會稱它為「水」；相反的，若有某種東西化學組成不同於HO，但是呈現所有上列感官屬性，我相信人們仍會稱之為「水」。
從卡那普的「座標指涉」構想到普特南的「固定指涉論」，邏輯學者經常表現出關照「歷史的」與「社會的」姿態。但與其說是對於歷史或社會問題意識的感受性，其理論所表現的其實是邏輯學思維方式的殖民企圖。這樣的企圖經常誇張而強烈，而其成就極為貧乏，其所顛撲的例子常不出於「拿破崙曾於1814待過厄爾巴」這類述句，或「孿生地球/水的本質」這類巧構的假設與命題。我們不難理解何以孔恩的研究對於邏輯學傳統的科學哲學形成難以忽視的挑戰，因為孔恩「科學革命」的論點確實帶入了某些「社會的」問題意識以及歷史的研究。
魁奇與普特南的論點，是孔恩直接回應的論辯脈絡。孔恩在〈可能世界〉（1989）一文特別指出了「指稱起因論」的兩項困難：這個論點拙於說明跨世界（transworld，以孔恩的舊詞彙：典範轉換）的科學變遷過程，而在這第一項困難之下，指稱起因論企圖論證科學的發展逐漸地剔除可能世界而終於接受一個真實世界，這種「科學漸趨迫近真理」的意涵，是孔恩一貫質疑的論點。孔恩商榷魁奇與普特南「指稱起因論」的例證，傅大為（1995）有較詳細的討論。本文「專有名詞」一節的關切是：孔恩參與論辯的概念語彙乃至例說，幾無例外地沿襲了（侷限於）從羅素到普特南的脈絡。孔恩似乎並未措意於分析哲學之外當代思潮的其它相關理論資源，甚至分析哲學的兩個重要歧出：後期維根斯坦以及奧斯丁對於語用的強調。特別是當孔恩認真進入類別名詞的討論之際，輕鬆略過專有名詞，一方面不再質問「指稱起因論」對專有名詞的有效性，另方面也不再質問專有名詞與類別名詞這個沿襲自羅素從未釐清的邏輯分類。若孔恩的發問不限於邏輯學、不限於物理學、甚至不限於自然科學史，而是如他宣稱的：尋求一個包括社會類別的類別理論，那麼這個輕略，以及輕略的方式，就有值得探討的意思了。
誌謝：傅大為致贈其所著數篇關於後期孔恩的論文，成為本文初步探索的絕佳線索，邱炫元、林進龍、栗湛懿以最快捷的速度協助搜尋本文所需的孔恩後期文獻，作者特別申謝。本文初稿發表於《孔恩紀念小型學術研討會》，1997年 4月，台中東海大學，謝謝與會者的討論。本刊三位匿名評審費心閱讀這篇不是很好讀的論文，作者感謝他們的批評意見。
I take metaphor to be essentially a higher-level version of the process
by which ostension enters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reference for
natural-kind terms.
--Thomas S. Kuhn, "Metaphor in Science"
A metaphor is a word with some other meaning which
is transferred either from genus to species, or from species to genus, or
from one species to another, or used by analogy.
--Aristotle, The Poetics 1457b
Metaphor is defined in terms of movement . . . . [the word]
applies to every transposition of terms.
--Paul Ricoeur, The Rule of Metaphor
21例如Pierre Bourdieu在《區別》、《學術人》、《語言與象徵力量》、《文化生產的場域》這些著作裡對於分類、社會類別（classification, class）所發展的「結構」分析，所納入的面向與關係，遠比孔恩所考量的分類「結構」複雜。
孔恩是個自然科學史教授。
科學有別於哲學、藝術、文學、宗教；自然科學有別於社會科學；科學史有別於科學哲學、科學教育學、科學社會學；教授，不用說，我們都知道那是什麼體系裡的什麼位置。分類的範疇、概念的層級，一切合乎邏輯秩序。
孔恩是個革命。
這是什麼？邏輯文法的錯誤？範疇的錯誤？一個隱喻？那麼隱喻是什麼？是個修飾？那麼修飾了什麼原本或正常的詞彙？是個補充？又補充了什麼單純或根本的意義？我們如何判斷這是個隱喻？有什麼判準能讓我們識別隱喻？用這個隱喻所企圖的效果是什麼？隱喻與孔恩致力的語彙/分類結構解析有什麼關連？
在〈科學裡的隱喻〉一文，孔恩認為隱喻是一種高層次的實例舉說過程：實例舉說插入了原有的類別名指稱的建制（1993a:537）。但是，孔恩是個革命，原有類別名指稱的建制是什麼？又如，尼采在自傳裡說：
我不是人，我是炸藥。（Nietzsche, Ecce Homo）
「人」是原有類別名指稱嗎？其建制又是什麼？人/非人（物？獸？神？鬼？）的分類建制如何相干？在這句話的脈絡中，尼采說他是個爆炸性的危機，將撞擊所有的信仰體系與權力結構，「自從有我，世間才知道什麼是偉大的政略」。22 如德希達所說（Derrida 1988:31）：唯有當這個偉大政略啟動演出之後，我們才能判讀尼采之名。這個隱喻就如尼采之名，還有整個未來。是個文法/範疇錯誤的瘋人囈語，還是個先見令人驚異的精確隱喻，原有類別名指稱的建制如何是判讀的關鍵？又如：
金已死而水藏之…水剋金而喪以陰。（董仲舒《五行之義》）
是個隱喻？還是個令科學史家費解的邏輯分類？或許，是個隱喻的分類結構？其原有類別名指稱的建制是什麼？會是現代科學的「金」（原子量79）與「水」（液態HO）嗎？
孔恩同意Boyd，認為「真正的隱喻（說類比analogies更恰當）對科學很重要」，而且不僅如Boyd說的在啟發解說或教學上，甚至對發展科學的理論模型也有重要作用。例如Bohr在教學解說時將原子描述成微型的太陽系。雖然Bohr提出原子模型時不再用太陽系隱喻，但是：「撞球般的荷電物體依機械與電磁理論的法則而互動」仍然是個隱喻般的過程。量子理論發展的核心任務就在找出哪些機械與電磁法則適用，又與撞球的相似之處在哪兒。因此，孔恩同意在科學語言與世界之間建立連結，隱喻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理論的變遷也伴隨著相關隱喻及其近似網絡的變遷，例如哥白尼之前，月球曾像火星一樣是行星，哥白尼之後，地球才「像」火星一樣是行星（Kuhn 1993a:538-539）。
22 Nietzsche, "Why I Am a Destiny," Ecce Homo（1969:326-327）
然而對於隱喻的地位，孔恩有兩項信念：1隱喻的運用仍然依賴一個先存的語彙連結建制。他說：「我無法想像一個運用比喻的理論可以不需預設一個原本字義的理論（a theory of literal meanings）」（Kuhn 1990:301）。 2.邏輯法則判分了科學語言與隱喻（以及詩、玄秘言說）。邏輯，尤其是不矛盾法則（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是理性評量的前提條件。真理概念的基本作用就在於依證據而必須選擇或拒斥一個理論或聲稱。而是否構成一個科學的聲稱，有兩項條件：1這個聲稱具有真/偽應選資格（a candidate for true/false）的地位，這個問題本身視語彙結構而定；2在既定語彙結構之下可以依憑證據的常態規則而有適當（真/偽）答案。當然，有些語言戲局無需遵從「不矛盾」之類的邏輯法則，例如詩與玄秘言說，有些則懸置、容許、甚至運用矛盾，例如隱喻。23但是，孔恩強調，在科學與一般社群活動中，這樣的策略寄生於正常言說（parasitic on normal discourse），而遵守真/偽戲局規則的正常言說，則是凝聚社群的主要因素（Kuhn 1991:9）。
第一項信念，一個先存的語彙連結建制，一個原本字義的理論，是類似孔恩專注發展的語彙/分類結構理論計畫嗎？一個邏輯不矛盾、無部分重疊、層級化的分類樹可以提供隱喻轉換所預設的原本字義嗎？孔恩在Black, Putnam, Kripke的脈絡下討論隱喻，Max Black（1962）以其邏輯學者的長技企圖釐清隱喻的「邏輯文法」，確實有些貢獻，例如他批評了以近似/類比來理解隱喻的替代/比較理論，並且指出隨著脈絡不同，意義轉換可以發生於各種基址（grounds）甚至不需要真的基址。然而Black認為隱喻投射在一個「連結正常語言的體系」的說法，仍遭到呂刻的批評：回歸一個先存的語彙建制，這種說法只侷限於平庸的隱喻（trivial metaphors），也無法說明隱喻如何創生意涵。Black接納批評並修正為：投射在「意涵叢集裡的一組連結意涵」，並且承認隱喻的運用能帶進新的意涵叢集。24
23此處孔恩另一個例子是史家對過去信仰的敘述，這個信仰原本具有真/偽的應選資格，但史家的敘述，有如雙語人以一種文化的語言對另一文化的成員敘說，則不具真/偽應選資格。
24將"a system of associated commonplaces" 修正為"a set of 'associated implications,' comprised in the implicative complex" 見 Black（1993:28）。呂刻的批評見Ricoeur（1978:88-90）。
呂刻批評Black將隱喻置於「邏輯文法」脈絡的闡釋，其實有更為基進的詮釋論計畫：藉詩學（Poetics）與語藝學（Rhetorics）的深遠傳統，企圖解放長久受邏輯學支配的語言哲學。而隱喻，正好是詩學與語藝學交集的重點。將語彙的用法對立為原本字義的（proper, original, literal）與比喻的（figurative），對立為正常的（ordinary, normal）與奇異/偏歧的（strange, deviance），確實必須預設邏輯分類與層級的架構。而如亞理士多德所界定的隱喻：詞彙的意義來自不同類別之間、不同層級之間的越位過程（The Poetics 1457b）。原來僅是語彙層次的偏差（deviation），若成為創生意義的方式，就威脅了分類結構本身。範疇的踰越，這個說法是相對於一個先存的邏輯秩序，被當作分類結構的混亂。然而這個踰越有趣地創生意義。難道我們不能說：隱喻摧毀了一個秩序創生了一個新的，而所謂的範疇錯誤是補充了發現範疇的邏輯。推而言之，既然隱喻重新描述實體，那麼，所謂範疇錯誤不過是在已描述與重新描述之間中介的解構階段。這個過程，攪亂並取代了既定的邏輯秩序、既定的概念層級、既定的分類架構，難道不正是所有分類進行的方式（Ricoeur 1978:22-23）？這也就是為什麼迦德瑪說，只有從屬於邏輯的文法，才會將話語區分為原本字義與隱喻；然而在邏輯思考的初始，在所有分類的根源，早已有了隱喻的作用（Gadamer 1989:428-433）。
孔恩對隱喻的看法--依賴先存的語彙連結建制，寄生於正常言說--都仍是從屬於邏輯理論的偏見。相對於將隱喻視為在既有語彙體制之內運用的觀點，呂刻強調隱喻是任何詞彙的越位（transposition），因此與其說是結構，無寧說是運動（movement, phora），但是隱喻越位的運動構作語意的場域，創生類別與層級，然而始終是個動態過程，是活的語用。Black（1993:21）表白自己讚賞詮釋論這種「活的隱喻」（vital metaphors），幽默地猜想他們的對手，尤其是哲學、科學、數學與邏輯學者寧可要求隱喻不要那麼活、不要那麼創造性。Mary Hesse（1983）在評論孔恩CCC一文時也指出，孔恩所回應批評的標準意義理論是個糟糕的理論，因為無法面對隱喻的使用，主要原因是語言哲學長期受邏輯支配，結果是任何「意義改變」的想法都會令他們困窘，而聲稱隱喻是無所不在的語言特質，更是難堪地質疑了他們大部分的理論基礎。Hesse認為在科學哲學中，這樣的意義理論已將趨於破產，而孔恩的批評工作，只是參與推倒的眾手之一。
然而，孔恩對於Hesse所暗示/鼓勵的方向是有所保留的。在〈對評論的回應〉中，他立即澄清：隱喻並非他論文的主題，而且認為Hesse將「變遷的連續性」講得太過頭，而他辯護「革命」般整體結構式變遷的說法是：科學需要特別精確的指稱決定。諸如「民主」、「正義」、「公平」之類的詞彙，只要語言社群同意一些標準範例，成員的不同用法並不會危及這些詞彙。這類詞彙不需要字義明確的功能，界線的模糊（fuzziness）是可以的，這樣的模糊容許字義的漂流（drift），隨著時間而與一些相關詞彙互漸彎曲（warping）。而在科學中，概念的模糊會馬上引起質疑，成為危機的來源，而字義的漂流也因而是被禁制的。25
25 Kuhn, "Response to Commentaries"（1983:714-716）。我們應該提防孔恩慣用的「科學」全稱，這種科學的自我想像（幸好）未必適用於社會學等「軟」的科學，參見下節以孔恩的「成熟」隱喻討論科學地位的問題。
這樣的科學，確實，不但與詮釋論的語藝感受性（rhetorical sensibility）不能相容，也正如Gaston Bachelard（1964:2）所悲嘆的：一種與詩意心靈截然對反的科學。難怪當有科學或科哲學者提議以隱喻作為科學理論的另類觀點或以詮釋論反省科學認知侷限的場合，有同行會表示：想想看，我們的學科要花十年的訓練，才能讓學生們 "get down to a language"（習於？安於？一種語言），不再對新的範疇儘問一些混淆困惑的問題。26當然，這樣的科學並非孔恩對科學的全部想像，羅逖與Hesse所期待於孔恩的方向，並非沒有根據。過去十年間崛起的思潮之一，從探究的邏輯（logic of inquiry）轉向到探究的語藝（rhetoric of inquiry）或所謂「科學的新語藝學」（the new rhetoric of science）都將孔恩列為推波助瀾的眾手之一。27令這個思潮感興趣的，並非前述孔恩企圖挽瀾所辯護的正常科學，而正好是孔恩所謂「革命」的想像：既非實測資料所能評斷、又非邏輯通則述句可以解決，乃至理論抉擇都無公度程序的「非常」（extra-ordinary）時期科學想像。這個時候，孔恩早期提及的說服、皈信（persuasion, conversion），而後期不可共量性論題不再處理的中介說服過程，就顯然屬於語藝的事業了。28 Richard Harvey Brown乾脆將「原本字義/隱喻」的比喻用來闡釋科學的「常態/革命」：常態科學定義上就是原本字義的科學（literal science），將典範視為原本字義、當真（as literal），當作實體的真實描述，常態科學知識依賴於「隱喻無知」（metaphoric ignorance）。然而當夠多異例出現，當競爭的觀點或根芽隱喻（root metaphors）挑戰支配的觀點，雙方觀點才都看似隱喻，直到新的典範再度沈澱為原本字義、當真的。Brown接著指出，科學實證模型的衛護者，在來自語藝學的攻擊之下，已退而為科學活動作區隔：哪些脈絡容許隱喻，又哪些脈絡仍保留為邏輯與證明的領域，而這退守的庇護是否安全，要看這樣的區隔是否能被衛護，而在他看來這些防衛大體失敗了（1987:114-5）。
就我有限所知，當今語藝思潮中尚未有人，我們也不會，把孔恩當作科學實證模型的衛護者，但這個思潮中被列名為「揭竿」的一員，孔恩，所參的這一腳是否會出現弔詭的意涵？孔恩將隱喻置於「依賴」、「寄生」的地位，企圖區隔隱喻與不容許模糊、漂流、彎曲，原本字義的科學，是否能夠衛護成功？對本文而言都還是開放的問題。
26例如，以《科學的終結？》為主題的第廿五屆諾貝爾學術研討會上，M. Hesse建議以隱喻作為科學理論的另類觀點，G.S. Stent以詮釋論作為科學認知侷限的反省之一，此處所引的是哈佛物理學暨科學史教授Gerald Holton在會場上向Stent提問的一段。見R.Q.Elvee (ed.) The End of Science: Attack and Defense（1992:88）。此處 "get down to a language" 不知如何翻譯較好，"get down" 卻有趣的對比於 "get-up"-精力、創意的意思。
27J. Nelson, A. Megill, and McCloskey,（1987）"Rhetoric of Inquiry," as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 J. Bender and D. E. Wellbery,（1990）"Rhetoricality: On the Modernist Return of Rhetoric," as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Ends of Rhetoric: History, Theory, Practice。在這個潮流中孔恩被認為是眾多參與者之一，與Gadamer, Derrida, Foucault, Lakatos, Feyerabend, Black, Hesse…同路。Bender and Wellbery還加上了 Ian Hacking, Hayden White, Clifford Geertz等人的貢獻。
28孔恩談說服，見（1970a:199-200）,孔恩強調這不表示 "there are no good reasons for being persuaded" 也不意味這就是 "being unscientific"。當然，在好理由之下說服是正當的語藝事業，而除了科學的偏見，誰又說語藝就「不科學」呢？現在的問題是「科學如何是語藝的」。關於語藝學脈絡的討論，參見朱元鴻（1994）。
依照孔恩自己描述的原本字義的科學--不容字義的模糊、漂流、彎曲--他的大部分工作真的（literally）不是科學。他所從事的是隱喻的事業。他著作引人入勝的是一系列成功或不成功的隱喻：革命（政治）、典範（文學）、危機（醫學/金融/政治）、格式塔轉換（心理學）、皈信（宗教）、翻譯（語言）、雙語人（語言）、解謎（遊戲）、基因庫（生物）、新種形成（生物）、匿棲（生物）、世界（？？…）。29
單就科學「革命」這個隱喻而言，取代了科學知識線性成長連續積累的想像，本身就是為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創生新觀點的「革命」。這些詞彙的用法也並非字義明確而是模糊/彈性的（fuzzy），例如Masterman（1970）在孔恩《科學革命之結構》一書裡數出了「典範」21種不同意涵的用法，而「革命」，從早期「格式塔轉換」到後期的「新種形成」，在意義上經歷了漂流（drift），乃至孔恩自己的彎曲（warping）。當然，若非原本字義的科學偏見，若從語藝的觀點，我們沒有必要說孔恩這些革命性的隱喻成就，是「不科學」的。
科學，好個隱喻！
成熟的科學，好個規範性隱喻！
29圓括弧中僅供參考其部份來源，隱喻的用法當然不限於此。
四、成熟的科學--當真的指令？
The Mature Science-A Literal Prescript?
We have only to speak of an object to think that we are being,
objective. But, because we chose i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object reveals more about us than we do about it. What we consider
to be our fundamental ideas concerning the world
are often indications of the immaturity of our minds
--Gaston Bachelard, the Psychoanalysis of Fire
Our whole childhood remains to be reimagined.
--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Reverie
在孔恩所運用的眾多隱喻之中，我將挑揀一個較少人注意的隱喻，來說明孔恩與社會學的弔詭關係：成熟的科學。
孔恩在為Ludwik Fleck,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1979 [1935]）的〈序言〉中聲明，他在1950年左右，從Fleck的著作中「瞭解到我所關切的問題，有個根本的社會學面向」。雖然當時對Fleck所討論的醫學與生物化學仍然不太熟悉，他受該書啟發的是：對於自然的認識本身會經歷格式塔的變遷，因而任何「事實」獨立於「觀點」的說法都成為可疑的。
當維也納學圈以邏輯分析結合經驗實測的方法企圖達到統合科學的普遍結構的同時，Fleck提出相反的論點：沒有所謂無條件的經驗，科學知識也沒有固定封閉的認知構成系統，有的只是對於某些問題有一些「對的」理論，而所謂「對的」又只是被某個思想群體（thought collective）所接受的思考方式（thought style）。當時Fleck德文版的評論之一Fischer[1936]指出Fleck的論點與Max Weber, Max Scheler, Karl Mannheim的概念形構社會學相較並無新鮮之處，新的是他將這個提問方式用於科學認知。30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不但感到孔恩的「科學社群」與「典範」的概念與Fleck的「思想群體」、「思考方式」有承接的關連，也感到Fleck對孔恩影響深遠的觀點--對於自然的科學認知深受社會文化制約，因而需要知識論的社會學。
30 Cited in Fleck（1979:163.
《科學革命之結構》於1962年出版後，在社會學界引起的回應，比起巴帕學派（Popperians）為主的科哲學界，要正面的多。然而極其反諷的，大多是毫無批判的應用孔恩所描述的典範科學，來解決社會學「科學」地位的焦慮、或期待學科一個「成熟」的未來。很難說這樣的擁抱，是全然出於誤解，因為所依據的是孔恩言之鑿鑿的「成熟科學」。我相信問題不在正解或誤解，所謂「無批判」（uncritical）的應用態度，也就是個隱喻無知的「當真」（as literal）解讀。孔恩，與應用他的社會學者一樣，也是以當真的方式表述「成熟的科學」。我將引述「科學如何成熟」最具徵候的一段敘事：
就以光學理論來說，從古代直到十七世紀末葉並沒有物理光學研究的一組典範，這情形很像當今的藝術或社會科學狀況，許多人推展為數頗多的不同觀點，有些觀點獲得一些追隨者，也有些引出繼起的學派，雖然歷史學者能夠注意到新觀點的興起或舊觀點的變遷，但是卻沒有任何算是共識的東西。結果進入這個領域的新人，必然接觸到各種相互衝突的觀點，他被迫檢查各方的證據，而各方卻都有不錯的證據。即令他選擇其一從事研究，也不能防範他覺察其他的可能性。這種早期的教育方式，顯然更應該造就無偏見的科學家、敏於新現象、在領域中的研究更有彈性。實則不然，更清楚的印象是，在這樣比較自由的教育時期，物理光學進展極少。
除了一些因分科或合併而生的學科，我相信，物理光學發展的這個前共識（我們應稱之為分歧）時期，重複印驗於所有其他科學專業的歷史。有些領域，如數學與天文，首度確實的共識發生於史前，其他如動力學、幾何光學，生理學的部份，獲致首度共識的典範在古代的古典時期。大多其他自然科學，雖然其問題早在古代已受討論，卻直到文藝復興才獲得首度共識。物理光學，我們說過，首度堅實的共識在十七世紀末葉；電學、化學、熱力研究發生於十八世紀；地理學與非分類的生物學直到十九世紀的前葉才發展出真正的共識。而這個世紀的特色是一些社會科學出現了首度共識。
在所有上列的領域，在獲致共識而達於成熟之前，有重要的成果，要理解首度共識的性質與時機，需要仔細考察這個獨特典範出現之前所發展的思想與操作技術。然而不因為在其之前有個別的科學活動，邁向成熟就不重要。相反的，歷史明顯的指出：雖然沒有堅實的共識也能有科學活動--就如哲學、藝術或政治學--但是這些較隨意的活動卻不會產生近幾個世紀我們熟知的那種快速、影響深遠的科學進展模式。進入這個模式之後，發展從一個共識到另一個共識，另類途徑通常並非競爭，除了在極為特殊的狀況下，成熟科學的工作者毋須躊躇於分歧的解釋或實驗模式（Kuhn 1977:231-2）。
無論孔恩對光學史研究的地位如何，在敘事中孔恩一口氣列舉了十二種科學，從史前的天文與數學，直到廿世紀的「一些社會科學」，其獲得首度共識的過程都同樣重複印驗了物理光學的發展過程。這樣的敘事具有神話的性質。神話，並非在「歷史研究」再現過去的真理宣稱相對之下的錯誤或虛假：其內容無法化約為真偽判斷述句，其作用也不依賴於真偽判斷。神話是敘事的結構，特別能將分歧的情節（從史前的天文與數學到廿世紀的社會科學！）編納識別於其固有結構之內。對於科學社群或族群造成凝聚或驅策效應的神話敘事，其真理宣稱無法訴諸科學實證，但科學與歷史研究經常可以參與神話的真理效應。
當不可共量性論題引起巴帕一般科哲學者批評孔恩「相對主義」的時候，孔恩以一個神話般的首度共識（first consensus），也就是進入典範時期，來描述所有科學登於成熟的普同進程。成熟，一個共量向度的隱喻，帶進分類科學的類別與層級，以及規範方向的尺度/統治（rule）。所有科學革命，都還發生於進入典範的成熟期之後，才從一個共識/典範發展到另一個。前典範的分歧時期，還談不上「科學」革命。
孔恩以一種新的敘事，重複了當代極具支配力的神話。不僅科哲學者如Putnam（ 1978:21）把物理學視為最確定的成熟科學，當許多社會學者將社會學與物理學相比而失望時，R. K. Merton提醒他們的話也應證了成熟科學的渴望：
我們不該忘記，在廿世紀物理學與廿世紀社會學之間，差距了數十萬小時（man-hours）持續、紀律、積累的研究時間。也許社會學還不到愛因斯坦出現的時候，因為還未出現他的喀卜勒，別提他的牛頓、拉卜勒斯、吉卜斯、麥斯威爾、或蒲朗克（Merton 1968:47）。
於是實證的社會學者把孔恩科學成熟的敘事「當真地」（literally）讀為支持他們的觀點：社會學「確實是在科學的路上」，也終將像自然科學一樣經歷轉化而登於成熟。Don Martindale曾評論：「鑑於社會科學許多成員長期的自卑感，難怪當孔恩宣稱差別不在於〔科學成熟的〕原理，而僅在於歷史階段條件的時候，他們要怦然心動了」。31由於當時正處於結構功能論瓦解的時候，一些社會學者不確定社會學究竟處於典範轉換階段還是前典範階段，有些則建議或許是個獨特的多典範科學，有些則著手為社會學「創立」整合的典範。31面對這個紛紜熱鬧的狀況，孔恩企圖撇清：
我不具有協助原始科學（proto-science）轉型為科學的治療能力，也不認為這回事可能。如果…社會科學家認為從我的觀點，他們可以制訂基礎共識而進入解謎階段以增進其學科地位，那是嚴重誤解了我的觀點（Kuhn 1970b:244-245）。
31 Cited in W.E. Snizek (ed.)1979:13
32本文不欲討論挪用「典範」概念的繁多社會學文獻，請參考 D.L. Eckberg and L. Hill, Jr.（1980）不錯的評論。
這個誤解的澄清，顯示客觀敘事者有別於臨床治療者的超然，敘事中的成熟更有超乎刻意人為的歷史超然。事實上孔恩從不曾回收成熟科學的說法，33且常以各種說法重複其暗示性規範效果。例如孔恩習於用科學的統稱，並不敏感於不同科學的獨特性，而當進行區別的場合，又不猶疑地用成熟科學的共量尺度，例如他說：「『科學』一詞保留給確實以顯著方式進步的領域… 當代社會科學是否是真的科學這樣的爭論，類似於今日已無疑問的那些科學在前典範時期的爭論」（1970a:160）。
然而孔恩因此無法撇開一個我為他感到遺憾的後果：捲入社會學的長期危機（chronic crisis），成為統合學科企圖的儀式性引述來源，而且隨著時代而愈趨保守。Merton（1976:111）指出，在一個拔高的渴望與大志（成熟！）之下衡量，學科的現實狀況與實際表現顯得幼稚不當，而任何新理論觀點的出現似乎都加深了典範整合（成熟!）的危機。過去二十年來，藝術、文學、語藝，不但改變了科學的自我想像，瓦解了哲學的疆界，也為社會科學增添了遠勝於物理學所能提供的豐富研究題目與表達體裁，然而我們在九年代中期，仍然發現引述孔恩、比對物理學的學科危機論述。
Sociological Forum於1994年出了一期專號："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在 Stephen Cole的主題引論 "Why Sociology Doesn't Make Progress like the Natural Science" 中指出，與物理學對比，社會學幾乎沒有核心知識。他舉例：
33「成熟科學」的說法出現於孔恩1959-1977的文獻中。在後期，也未見他像曾經修正「典範」或回收「格式塔轉換」等隱喻概念那樣修正或回收。McMullin（ 1993:61）引述「成熟科學」也未見孔恩在回應的〈後語〉（1993b）中表示異議。
物理學教科書中的參考書目約一百項，而社會學教科書約八百項；物理學教科書引述的多是當代之前的著作，而社會學則多是晚近的著作；物理學文獻的重疊率高，而社會學低；物理學廿年前所用的材料與今日的所差不多，而社會學廿年前與今日的材料有顯著的改變（1994:134）。
僅憑這些對比，還真難理解為什麼不問「物理學出了什麼差錯」而問「社會學出了什麼差錯」。然而Cole的提問是「為什麼社會學未能像自然科學一樣進步向前」，而他提出所謂「進步」的判準類似孔恩成熟科學的定義：一個領域具有一個核心，而新知識的發展都增附於此一核心。專號中James Davis（1994:188）也引述孔恩，尤其是他認為很少人認真讀的《科學革命之結構》第四章「常態科學之為解謎活動」，並拋出批評的比喻：社會學「有個虛弱的免疫系統，無法抗拒外來異物」，因此無法為正當的學術社會學（legitimate academic sociology）劃出堅實的界線。他列舉的入侵異物有：後現代主義、族群「研究」、女性主義方法論、人文社會學、批判理論、俗民方法論、扎根理論…。
專號各篇所描繪與批評的「差錯」包括：學科解組、內部分歧、缺乏統合的企圖心、因為欠缺高度共識與研究技術創新而不能像「硬」科學般進步。34 在後續的回應中W. L. Wallace（1995）指出另一個「差錯」：只要我們的基本詞彙--如「社會結構」、「文化」、「地位」、「規範」--仍然被隨意地用來指涉極為不同的經驗對象，社會學就不可能像自然科學般進步，因為沒有標準指涉的詞彙，不同的研究結果就無法整合到一個知識的核心，也就無法積累。可見，在原本字義科學的指令、成熟科學的指令之下，許多社會學者對學科的現況感到擔心、困惑、不安、甚至憤怒。而所有危機感的能量，無非指向社會學這個
34 Cole（1994），Collins（1994），Lipset（1994），Rule（1994）， Simpson and Simpson（1994），Stinchcombe（1994.
類別詞的規範性鬥爭部署：什麼屬於「正當」、「學術」的「社會學」，什麼是應受排拒的「入侵異物」，什麼是基本詞彙的「標準指涉」，什麼是鞏固學科的「核心」。
然而即使在社會學中，這樣的反應也逐漸顯得保守反動。女性主義社會學者，在專號的續期提出了反駁的評論："What's Wrong Is Right"（Feminist Scholars in Sociology 1995）指出那些在成熟科學指令的期待中被斥為負面的危機現象，正說明了何以社會學在廿世紀後期成為令人興奮、生動活潑、富有挑戰性的學科。稍早，Sandra Harding以一篇"Why Physics Is a Bad Model for Physics"（1992）指出，以物理學為代表的「純科學」，就像上個世紀的宗教一樣招人懷疑。孔恩所描述的，已經獲致共識，毋須爭議基本原則與方法的成熟科學，當然也就見不到有關其科學活動的社會、經濟、政治的價值爭議，而Harding詳列理由說明，這樣的自然科學家，就連他們自己的活動都拙於解釋。35
弔詭的，曾經啟發孔恩的Fleck論旨，而今以更為基進的呼聲，對立於孔恩神話般的成熟科學想像。"What's Wrong Is Right"， "Physics Is a Bad Model for Physics" 這些是踰越邏輯範疇的隱喻，也是語藝的策略，拒絕了以當真的（literal, uncritical）方式來「聽」成熟科學的敘事，也拒絕了成熟這個隱喻的規範性指令。而當這個共量尺度/統治（rule）喪失魔效的時候，原來以它為鞭策的渴望與大志，顯得是那麼的屈從與幼稚。
35評審之一提示Harding的理論有爭議性，許多人不接受。的確，作者無意背書Harding以馬克斯主義女性主義為前提的科學理論，此處也非探討這些爭議的適當時機。但本文取之於Harding者，並非其無瑕的理論，就像引用 "Feminist Scholars in Sociology" 一樣，是個宣告。Harding這篇論文是Nobel Conference XXV（1989）邀請的六篇主題論文之一，約四千位學者與會，主題是 "The End of Science"。當然，沒有一篇論文會天真的宣告「科學的終結」。然而Harding與另兩篇邀請的主題論文Ian Hacking與Mary Hesse（ed. in Elvee 1992）卻有相似的宣告：「科學」不再是也不應是所有文明知識的模範，「科學」既非實體的最終代現，也非單一與統一的圖像，而是與「人文」一樣的紛歧多樣，自然科學的旨趣是有限的、局部的，因而以其為「成熟科學」模範所暗含的「共識」與「進步」，也就成為疑問。
五、附記：孔恩與專有名詞的邏輯分析36
孔恩論及專有名詞，在問題意識、語彙乃至用例上，幾無例外的沿用了一個貫穿分析哲學的論辯脈絡：一方面如何區分專有名詞與類別名詞，一方面如何界定專有名詞與特定描述（屬性、客體）的關係。這兩個問題都源自於分析哲學的邏輯學奠始者弗來格（G. Frege）與羅素（B. Russell）。而且在卡那普（R. Carnap）、杜梅特（M. Dummett）、魁奇（S. Kripke）與普特南（H. Putnam）的著作中不但有各自發展的嘗試，也是彼此間論辯的焦點。我將以一些經典的例子，回顧一下這個問題脈絡。
區分專有名詞與類別名詞，羅素舉例（1992:87）：「月球」是專有名詞，「地球的衛星」是類別名詞，儘管這個類別中唯一的成員是月球，兩者在意義與語句功能上是有區別的。另一個狀況：例如「最接近太陽的行星」這樣的獨稱（singular terms），既不是類別名詞，也不是羅素所謂的專有名詞（意義不同於「水星」，在發現水星之前曾經不是，也或許未來發現不再是水星）。而依據羅素的邏輯分類，「最接近…的…」屬於已界定詞（defined terms），也就是一項描述（description）。因此「最接近太陽的行星」是專有名詞「水星」的一項特定描述。但羅素也曾指出，同一個詞可以在某刻是專有名詞，下一刻被當作一項描述（1984:138）。例如「諸葛亮」或「滑鐵盧」，當意指某人或某事件可以依據某些性質而如此描述，就不再當作專有名詞而成為描述詞。一個呼之欲出的問題未見討論：若專有名詞的性質可以當作某類人物或某類事件的描述，那麼同一個詞就可能在此刻當作專有名詞而下
36評審關切本文「專有名詞」一節的可讀性，建議將此節的一些名詞略微解釋之，但如特定描述、生涯線索這些名詞在分析哲學脈絡中的轉折，「略微解釋」並不容易，無寧提供脈絡。當然，評審的「可讀性」關切乃出於一項假定：本刊的社會學讀者欠缺分析哲學這方面的專業背景。本附記寫於1998年6月中旬巴黎羈旅，用的是法國國家圖書館。分析哲學主要是英語的傳統，法國館藏並不完全，特別是已有法譯版本通常不再收藏英文原版，因此文獻徵引頗多窒礙。一刻當作類別名詞。
羅素承認關於專有名詞有許多疑難問題，而他討論了其中兩項。第一，專有名詞的精確定義是什麼？第二，是否可能有一種不含任何專有名詞的語言，足以表達我們所有的經驗知識？這兩個看似獨立的問題，其實是邏輯學者極具野心的同一項發問。就邏輯而言，名詞是不必要的，所有的命題都可用變數，以及變數的函數來表達。就物理而言，所有專有名詞也都可以用時間與空間座標來取代。任何能夠被精確定義的專有名詞，都可以被其定義取代，專有名詞本身也就不再必要。卡那普（Carnap 1937:12-13）以時空座標取代專有名詞的計畫說明了這項企圖，他說：「以專有名詞來指涉是一種原始的方法，以時空位標來指涉則符合科學更為先進的一個階段，並且比前者有顯著的方法論優勢。」依卡那普的方案，羅素認真推演了一個句子：「拿破崙曾於1814在厄爾巴待過一段時日」（Napoleon was in Elba during part of 1814），試著如何以時空座標取代「拿破崙」、「厄爾巴」、「1814」並表達其間的關係。結果疑難重重，羅素因而提出暫時的結論：「目前，我們無法以座標的方式完全取代專有名詞，或許我們可以減少專有名詞的數量，但無法完全避免。不用專有名詞，我們可以表達整個理論物理，但無法表達歷史與地理」（1992:92）。羅素認為，所謂專有名詞，例如「蘇格拉底」，是用來指稱一大群特質的共現（compresence）與因果關係的稱號：智慧的、獅子鼻、雅典哲學家、飲鴆而死…都是特質之一，以這些特質定義專有名詞，實際上就是分析（1992:98-99）。
魁奇（Kripke 1982）指出羅素的專有名詞定義方式有個荒謬的問題。若專有名詞可以由一群性質的特定描述來定義，例如「凱撒」若同義於「名朱利亞斯、羅馬將軍、擊敗龐貝、橫渡儒比孔…」，那麼若凱撒不曾擊敗龐貝或不曾橫渡儒比孔是否就不是凱撒？同樣的，蘇格拉底若選擇流亡而非飲鴆而死，是否就不是蘇格拉底？尼克森若沒選上總統是否就不是尼克森？魁奇的論點是，即令一個名詞藉由特定描述來固定其指涉，特定描述也無法為這個名詞賦予定義。他進一步區別專有名詞與特定描述：專有名詞是固定指涉（rigid designator），特定描述不是。而所謂固定指涉是指一個名詞在每個可能世界裡都指涉同一個對象。例如「1968年當選美國總統」這個特定描述不是固定指涉，因為有些可能世界裡可以不是尼克森，但專有名詞「尼克森」在每個可能世界裡都指涉同一個我們在真實世界中稱為尼克森的人。這個區別很可疑。杜梅特（Dummett 1981:113）與Ayer（1984:266）都曾舉出反例說明實際上顛倒條件的狀況：特定描述可以在每個可能世界中指涉不變，而同一對象在不同的脈絡中可以由不相替代的專有名詞分別指涉；也沒理由何以專有名詞不能是個可能的屬性，可以有意義的指涉任何相符的對象，無論是真實的或想像的（例如Thomas Moore的 "Utopia"）。
魁奇的說法是，有個最初始的命名，藉實例舉說、特定描述或其他方式固定了指涉，後來的人有意地依循原初賦予的指涉來用此名，其後他人使用此名，也是有意地以他們獲知的方式將此名沿用於相同的指涉，這個過程繼續，一環接一環的傳播下去，此名的每個使用者都有意地將其沿用於與前人相同的指涉，於是此名在使用者的意向之下形成環環相扣的因果關聯。使用者的意向未必善意也未必忠實，魁奇舉例若某人有意地將養的豬稱為「拿破崙」，雖然豬不等同於皇帝，但此名的使用仍然因果關聯於皇帝「拿破崙」之名。對於魁奇專有名詞的指稱起因論（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杜梅特質疑：這樣的理論有什麼用？在語言實踐中，這樣的指稱概念無助於我們為一個包含名詞的述句判斷真偽，我們無法回溯確認有個因果索鍊存在的必然性，甚至或然性，這樣的指稱概念無助於在實踐中對語言的瞭解或使用，即令我們能依據這樣的指稱概念而在語言中判斷述句的真偽，也只不過因為那是真偽概念一項新的設定（stipulation）。此外，指稱起因論不但假定了專有名詞每一步沿用保存指涉不變的意向，也假定這個意向可以成功，因此排除了因為誤解或無意的混淆而改變指涉的可能，例如德國的Tarock紙牌遊戲原初可能有意沿用在英國稱為塔羅牌（Tarot）的遊戲，但或許出於誤解或無意的轉化而實際上成為另一種不同的遊戲（Dummett 1981:148）。這樣的例子在社會的語用中不勝枚舉。
普特南，另一位「固定指涉論」或「指稱起因論」的代表，發展出了一些與魁奇頗為接近的觀點。他自己曾以「指稱的新理論」為標題說明他與魁奇理論的共通之處（Putnam 1983:70-74）：兩者都對羅素的「傳統」觀點提出有力的批評，魁奇指出專有名詞無法以分析來定義，他則指出自然類別詞（natural kind terms）不能以分析來定義；專有名詞不同義於特定描述的匯集，自然類別名則不同義於判準與屬性的匯集（普特南的綠檸檬例子，不符色黃、皮厚、味酸…等檸檬屬性的成員仍算檸檬）；人物名稱的指涉由因果連續的生涯線索來固定，而決定自然類別的也非先驗判準37而是某些組成或法則（例如檸檬的DNA形構或水的 HO組成），而這些類別名使用之初未必知曉的組成或法則是在實際演化的典範之下被發現。據普特南強調「指稱新理論的哲學意義」：意義不在人的頭腦中，典範的實際性質參與了指涉的固定，而非僅由頭腦中的概念決定。魁奇與我的理論一項重要特點是：指涉是被社會地決定的（reference is determined socially原文強調）。魁奇的理論-在歷史轉化中保存專有名詞的指涉-是社會參與固定指涉的另一種表達。我們詞彙的外延是由集體實踐來固定而非取決於個別頭腦中的概念，這樣的觀念，對於從十七世紀以來的意義觀點是個判然決裂（Putnam 1983:75）。
37這是普特南一再重複「意義不在人的頭腦中」的表達。但他用a priori （先驗的）卻令人困惑，何以色黃、皮厚、味酸…這樣的屬性判準較之於檸檬的DNA形構會是a priori的概念？
「社會地」、「集體實踐」這些強調很容易令社會學讀者錯覺為問題意識的認同。但我認為這是普特南一項堂皇的解釋/虛飾（gloss）。以他的用法，顯然「社會地」、「集體實踐」僅相關於科學典範的演化，而且這位邏輯學教授並未貢獻任何研究諸如檸檬的DNA形構或水的HO組成如何經由科學典範「社會地」、「集體實踐」而發現（這倒像是孔恩建議的研究方案）。相反的，在他精心假設如「孿生地球」這類用來說明「本質」的例子中，被謹慎控制排除的，正是各種「社會地」語用因素，而企圖證明的是下列一類命題：無論其呈現的感官屬性為何，「水」的意義向來是（HO）這個組成結構；任何不同於這個組成結構的東西，無論其呈現的感官屬性為何，都不能正確的用「水」這個詞來指稱。Ayer對這個命題的率直駁斥，其實戳破了普特南「本質論」所虛誇的「社會地」哲學意義。Ayer（1984:270）說：倘若這個世界有某種東西的化學組成是HO，但是不具有能夠降雨、灌溉、解渴、滅火…等屬性，甚至不能呈現液態，我不會稱它為「水」，相信人們也不會稱它為「水」；相反的，若有某種東西化學組成不同於HO，但是呈現所有上列感官屬性，我相信人們仍會稱之為「水」。
從卡那普的「座標指涉」構想到普特南的「固定指涉論」，邏輯學者經常表現出關照「歷史的」與「社會的」姿態。但與其說是對於歷史或社會問題意識的感受性，其理論所表現的其實是邏輯學思維方式的殖民企圖。這樣的企圖經常誇張而強烈，而其成就極為貧乏，其所顛撲的例子常不出於「拿破崙曾於1814待過厄爾巴」這類述句，或「孿生地球/水的本質」這類巧構的假設與命題。我們不難理解何以孔恩的研究對於邏輯學傳統的科學哲學形成難以忽視的挑戰，因為孔恩「科學革命」的論點確實帶入了某些「社會的」問題意識以及歷史的研究。
魁奇與普特南的論點，是孔恩直接回應的論辯脈絡。孔恩在〈可能世界〉（1989）一文特別指出了「指稱起因論」的兩項困難：這個論點拙於說明跨世界（transworld，以孔恩的舊詞彙：典範轉換）的科學變遷過程，而在這第一項困難之下，指稱起因論企圖論證科學的發展逐漸地剔除可能世界而終於接受一個真實世界，這種「科學漸趨迫近真理」的意涵，是孔恩一貫質疑的論點。孔恩商榷魁奇與普特南「指稱起因論」的例證，傅大為（1995）有較詳細的討論。本文「專有名詞」一節的關切是：孔恩參與論辯的概念語彙乃至例說，幾無例外地沿襲了（侷限於）從羅素到普特南的脈絡。孔恩似乎並未措意於分析哲學之外當代思潮的其它相關理論資源，甚至分析哲學的兩個重要歧出：後期維根斯坦以及奧斯丁對於語用的強調。特別是當孔恩認真進入類別名詞的討論之際，輕鬆略過專有名詞，一方面不再質問「指稱起因論」對專有名詞的有效性，另方面也不再質問專有名詞與類別名詞這個沿襲自羅素從未釐清的邏輯分類。若孔恩的發問不限於邏輯學、不限於物理學、甚至不限於自然科學史，而是如他宣稱的：尋求一個包括社會類別的類別理論，那麼這個輕略，以及輕略的方式，就有值得探討的意思了。
誌謝：傅大為致贈其所著數篇關於後期孔恩的論文，成為本文初步探索的絕佳線索，邱炫元、林進龍、栗湛懿以最快捷的速度協助搜尋本文所需的孔恩後期文獻，作者特別申謝。本文初稿發表於《孔恩紀念小型學術研討會》，1997年 4月，台中東海大學，謝謝與會者的討論。本刊三位匿名評審費心閱讀這篇不是很好讀的論文，作者感謝他們的批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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