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讓-弗•利奧塔)
導語
本書研究的物件是有關最發達社會裏的知識狀態,我決定以後現代一詞表述這種狀態。該詞目前在美洲大陸的社會學家和批評家中間頗為流行,人們用它來指示我們眼下的文化處境:歷經19世紀末以來的多重變革,從科學,文學到藝術的遊戲規則均已改換。本書試將上述變革置於敍事危機的範圍內加以考察。
科學始終同敍事發生衝突。依照科學的標準來衡量,大部分敍事不過是寓言傳說,但是,科學除了在陳述有用常規和追求真理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它仍然不得不證明自己遊戲規則的合法性。於是它便製造出有關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話語,即一種被叫做哲學的活語。我將使用現代一詞來指示所有這一類科學:它們依賴上述元話語來證明自己合法,而那些元話語又明確地援引某種宏偉敍事,諸如精神辯證法,意義闡釋學,理性或勞動主體的解放,或財富創造的理論。例如,按照理性的雙方可以達成一致意見這一觀念來判斷,具有真理價值的陳述在陳述者和傾聽者之間導致共識的規律便能夠成立:這就是啟蒙敍事,在這類敍事中,知識英雄總是朝著理想的倫理-政治終端——宇宙的和諧邁進。從此例可以看出,如果利用暗含著一種歷史哲學的元話語去證明知識的合法性,隨之引起的疑問便將是有關那些支配社會制約關係的機制的合法性,它們本身也需要合法化證明。因而正義同真理一樣都受到宏偉敍事的關照保護。
用極簡要的話說,我將後現代定義為針對元敍事的懷疑態度。這種不信任態度無疑是科學進步的產物,而科學進步反過來又預設了這種懷疑態度。與合法化敍事構造瓦解的趨勢相呼應,目前最突出的危機正發生在思辨哲學領域,以及向來依賴于它的大學研究部門。敍事功能正在失去它的運轉部件,包括它偉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險情,壯闊的航程及其遠大目標。它逐漸消散在各種敍事語言因素的迷亂星雲裏,其中攙雜著敍事、指示、命令、描述等等成分,而每一星雲又依照它自身獨有的語用學規律進行旋轉。我們大家都生活在眾多星雲的交接面上。然而,我們無需建立穩固的語言組合,己建立的組合體制也不一定發揮交流作用。
未來的社會因此將不大可能落人牛頓式人類學的規範(諸如結構主義或系統理論),反而會遵循一種語言粒子應用學的規律,語言遊戲層出不窮——具有多種成分的異質生成性質。它們只能導致機制的分解——即局部決定論。
但是,決策人物企圖按照輸出/輸入原理來管轄那些社會性語言星雲,他們所追隨的邏輯是:所有的語言因素都可以通約,因而整體也是能夠被決定的。他們對我們的生活進行計量分配以促進權力的增長。不論是在社會正義還是在科學真理問題上,這種權力的合法化都同樣地建立在優化系統操作——即效益的基礎上。將這一標準運用到我們全部的語言遊戲中,必定會帶來某種恐怖裁決,它或軟或硬,迫使語言要麼將自己操作化(可通約),要麼自行消亡。
極限操作邏輯當然常常自相抵觸,尤其是在社會經濟領域內引起矛盾:它同時要求較少量勞動(以降低生產成本)和較多工作(為減輕失業人口的社會負擔)。可我們的懷疑態度如此強烈,以致我們現在不再象馬克思當年那樣,期待著從成堆的矛盾反常中升騰起拯救之光。
儘管如此,後現代狀態不等於幻滅,正如它不等於對非合法化的盲目肯定那樣;元敍事衰亡之後,合法性將在何處安身?操作標準屬於技術範疇,它同真理或正義的判斷無關。合法性是否如於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所說,將會在經過討論而得出的一致意見中出現?這種意見的同一性違背了語言遊戲的異變性,而創造發明總是起源於爭辯分歧。後現代知識並非僅僅是權威手中的工具;它增強我們對於差異的敏感,促進我們對不同通約事物的寬容能力。它的原則不是專家的同一推理,而是發明家的謬誤推理。
這裏的問題是:一種社會制約的合法化,一個公正的社會,是否能依照類似於科學活動的反論形式建立起來?而這一反論又是什麼?
以下的本文是篇應時之作。它作為對最發達社會中知識狀態的報告,應魁北克省大學理事會主席之請向該會宣讀。我在此感謝主席先生允許發表報告的盛情。
需要補充一點,即本報告的作者是哲學家而非技術專家,後者知道他懂得哪些事物和不懂得哪些事物。前者卻做不到。於是人們下結論——說原因是兩種極不相同的語言遊戲。我在此把它們混為一談,結果便是無一完滿成功。
可哲學家至少能自我安慰地設想,本報告的基礎成分,即有關某種合法化的哲學和倫理-政治學話語的形式與應用分析,今後終歸會降臨人世。到那時,這份報告便可作為一種社會學角度的前導說明,既縮短詳盡分析的篇幅;又同時設定了它的範圍。
為此,我將報告題獻給巴黎第八大學(即Vincennes)哲學理工學院,——在這高等學府窮途末路的後現代時期,該學院正可以開創新起點。
敍事功能與知識合法化
如今,合法化問題已經不再被當作是科學語言遊戲的一項失敗。更為精確的說法是,它作為問題已將自己合法化了,就是說,它已變為一種啟發式推動力量,但這種首尾顛倒的處理方式僅僅是最近的事。在它落人這一步之前(即某些人稱作實在論的階段),科學知識曾經尋求過其他解答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科學在一個長時間內不得不求助於公開或隱蔽的敍事知識程式,以解決自己的問題。
敍事知識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返回到非敍事知識中的動向,不應被認為是過眼雲煙,一去不返。請看這一赤裸證據:每當科學家有所“發現”,應邀發表電視講演或接受報刊記者採訪時,他們都幹了些什麼?他們追述一部知識的史詩,而這史詩毫無史詩味。他們按照敍事遊戲的規則玩弄科學,而敍事的影響不但明顯作用于電視觀眾,也左右著科學家自身的情緒。這一事實既不瑣碎,也不是附加的花絮:它直接涉及到科學知識同“通俗”知識(或者說是它的殘餘物)之間的關係,國家花費鉅資讓科學像史詩那樣公開上演:這意味著國家本身的合法建立在史詩之上,而國家則要利用史詩獲取決策者們所需要的公眾贊同。
可以設想,向敍事回歸是種必然動向。至少科學語言遊戲在追求真理性陳述的同時,沒有方法和能力來使得它們的真理依靠自身證明自己合法。假如確實如此,就有必要承認,歷史自有一種不可縮減的需要,這需要不像前面所認為的——只是為了記憶和表達(即歷史性和敍事口吻的需要),恰然相反,歷史的這種需要是忘卻[metrum] (參見第六節)。
我們正在超過自己。但在前進途中我們應當牢記,有關合法化問題的那些明顯被廢棄的陳舊解決方案在原則上並未過時,僅僅是在表述方面失敗了,如果發現它們以其他形式延續至今,我們也不必驚訝。難道我們自己此時此刻不也正痛感有必要在西方建立一種科學知識話語,以便澄清它的暖昧地位?
科學的時新語言遊戲將其合法化問題置於先河初開之處——柏拉圖。這裏不便對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作詳細解釋,但科學語用學正是在這本書裏開始起步,當時它一半被當作是明晰主題,一半是含蓄的假定。這種對話遊戲,加上它特殊的規定,實際上凝聚了科學語用學的精髓,並包括了研究和教學兩種功能。我們從中重新見到部分前面已列舉的同類規則:如爭辯的目的是達至共識(homologia);指謂的統一性保證一致同意的可能;對話參與者相互平等;甚至非直接地認可對話為一種遊戲,而不有關命運前途,因為那些拒絕接受規則的人(或因懦弱或因粗魯),都已被排除出圈。
餘下的事實是,即使我們承認遊戲具有科學性質,有關它本身合法性的問題也肯定存在於對話提出的問題之中,與此有關的一項著名例證見於《理想國》第六,七兩章,並由於它從一開始即將合法化問題同社會政治權威相聯,這例證更顯得重要。如人皆知,書中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是以一種敍事形式出現的——即採用穴居時代的寓言形式,追述古人是怎樣又為何渴望著敍事,同時又忽略了知識的辨認。因此,知識本來是建立在它犧牲自我的敍事基礎之上。
更有甚者。這種合法化努力或柏拉圖對話正是憑藉它自身的形式推動敍事發展:每篇對話都套用一種科學研討的敍事方式。辯論的記載文中表白多於報告,陳述多於敍述這一特徵在此無關宗旨,因而文體更近似於悲劇而不大像史詩,事實說明,開創科學先河的柏拉圖式話語自身就不科學,這恰恰反映在它力圖證明科學合法這一焦點上。科學知識不可能知道或讓人知道它是真理性知識,除非它求助於另一種知識即敍事知識,但從科學知識的眼光看,敍事知識根本就不算知識。不向敍事知識求援,科學便處於一種假定自己合法的位置,並屈從於它所譴責的毛病:易招非議,依賴偏見。然而,若把敍事當作自己的權威,科學豈不也會落人同樣的圈套?
這裏不能細緻說明敍事在科學中通過後者的合法化話語再度復興的經過,這一復興過程包括但又不局限于那些宏偉的古代、中世紀和經典哲學。一場無盡的折磨。即使是笛卡爾這樣信念堅定的哲學家,也只能通過瓦萊裏所謂的心靈說來證明科學的合法,必或在別處以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形式進行這一論證——他那本《方法談》作用大致如此,亞里斯多德無疑是眾多哲人裏最具現代意識的一個,他區分了推理(Organon〕和思辨(Metaphysics),即將科學陳述必須遵循的規則同它們在有關存在的話語中尋求合法性的努力分離開來。他更為現代的建議是將科學知識(包括它假裝要表現指謂的存在含義這一點)僅僅看作是爭論和證據——或者說是辨證法的構成。
伴隨現代科學發展,合法化問題中出現了兩個新特徵,首先,科學超越了對第一證據或先驗權威的思辨追求,將它簡化為對如下問題的回答:“你如何證明你的證據”或者更籠統些:“由誰來決定真理的條件?”人們已承認真理的條件或科學遊戲的規則是遊戲內部所固有的,它們只能在具有明瞭科學性質的有限辯論範圍內加以確立,而且除去專家們自己就此達成的共識之外,沒有其他任何證據能說明這些規則的合法有效。
以一類專究真理條件的活語來限定一類話語的條件這種現代癖性,是與第二個特徵一道出現的。這就是敍事(通俗)文化重獲尊嚴,它已表現在文藝復興人道主義和各種啟蒙思想支系之中,譬如“狂飄突進運動”,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以及法國歷史學派。敍事不再是合法化過程中偶然的失誤。在知識困境中轉向求助於敍事的明顯趨勢,是與資產階級要求從傳統權威下爭取解放的潮流同時發生的。敍事知識在西方發起一場暴動,以便解決新權威的合法化問題。在此敍事複雜化形勢下,合法性命題便自然而然地徵求一位英雄的名義並以它作為自己的反應:誰有權利來決定社會問題?誰是規定準則並強制遵守的主體?
這種追究社會政治合法性的方式與新的科學態度緊密相聯:英雄的名字是人民,而合法性標誌即人民的贊同,他們制定準則的模式則是評議。進步的概念是這一認識的必要延伸。它僅僅表現設想中知識不斷積累的運動——不過這一運動至此已擴展到社會政治新主題。人民爭辯何為正義與非正義,一如科學共同體討論真理與謬誤;他們積累民政法律的進程伴隨著科學家對科學法則的搜集;如同科學家發展新的“範式”以便鑒於新知去改造研究規則,人民也不斷完善自己求得意見同一的章程。
很明顯,這裏由“人民”表達的含義是同傳統敍事知識的觀念完全不同的。如我們所見,新含義要求確立評議機制,它無需積累進程,也不自命具有普遍意義,這些實際上都是科學知識的操作成分。因而可以毫不奇怪地認為,用“人民”論證的合法化新程式的表徵概念必將與此同時積極卷人對人民的傳統知識的摧毀。單從少數種族或潛在的分離運動最終免不了傳播蒙昧主義這一角度看,上述摧毀是在進行中。
我們還可以見出,這一必要地抽象化了的人民主體的現實存在(它之所以抽象是因為它特別地依照知識主體的范式建立起來),有賴於專門立法機構的動作:那個主體被假定在其中行使評議和決定權,而這又包容集中了國家全部或部分的意見。於是國家問題從此便同科學知識的問題密不可分了。
然而也很明顯的是,這一相互糾結是多方面的。“人民”(民族,或全人類),尤其是他們的政治機構,並不滿足於認知—他們要的是立法。他們制定具有規範地位的命令。因此他們發揮的語言資質不但有關指示性陳述(它專司真理的擇定),而且包括命令性陳述,後者自命有權判斷正義。如前所述,敍事知識的特徵及我們對它瞭解的基礎,正是在於它結合了上述兩種語言資質,不用說它擁有的其他資質了。
我們所討論的合法化模式(它將敍事作為知識合法性重新引入其中),因此而能夠循著兩條途徑發展,看它分別代表的是認知主體還是實用主體,是知識英雄還是自由英雄。由於有了這一選擇可能,非但合法化的固有含義產生變動,而且清楚地暴露出敍事本身無法充分地描述合法化意義。
非合法化
在當代社會與文化——後工業社會和後現代文化——中,知識的合法化問題以不同的術語加以系統闡述。但無論它應用何種整合模式,也不管它採取的是思辯型敍事或解放型敍事,宏偉敍事總歸已經失去了它的可信性質。
敍事的衰落可以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技術與技術科學全面繁榮的結果,這種繁榮導致從行為目的向行為方式的重心轉移;敍事的衰落也可以被看作是高度自由化了的資本主義歷經30至60年代凱恩斯學說掩護之下的退卻而重新設置自身的後果,這一更新消除了共產主義替換方案,並維持了個人的物質享受與各類服務業。
但是按這種邏輯去尋求變化的原因,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註定要失望。就算我們選用上述假設性理論中的某一種,依然需要具體他說明變革趨向之間的相關聯繫,以及闡釋有關思辯型和解放型宏偉敍事日益喪失其統一的合法化力量的原因。
當然可以認為,有“關資本主義的更新昌盛,以及技術的轉向發展現象,都可能會影響知識本身的狀態。但是為了理解當代科學何以能夠早在變革之前便遭受到這種影響,我們必須首先找出“非合法化”的起始因素。以及植根于19世紀宏偉敍事中的虛無主義胚胎。
首先,思辨機制與知識之間有一種含混的關係。它表明知識之所以名副其實,僅僅因為它依靠具有合法化作用的第二級話語(即自律性)來引用自己的陳述,籍此重複地派生知識(“自我提升”或揚棄過程)。這等於直截了當他說,指示性話語雖立足於一種肯定指謂(如一個生命機體,一項化學性能,一種物理現象,等等),它確實不知道自己以為知道的東西是什麼。實證科學並不是一種知識形式。而思辨專以壓制排斥為生,黑格爾式思辨因此而含有對實證知識的某種懷疑,這是黑格爾本人承認的事實。
未能使自己合法化的科學就不是科學,如若它用以證明自身合法的話語看上去屬於一種前科學的知識形式,或者類似一種“粗俗”話語,那它就會被貶降到最低等級,即意識形態或權力工具的地位。這種貶值不斷地發生,只要那些由話語譴責為經驗的科學遊戲規則被應用於科學本身。
以思辨性陳述為例:“一項科學的陳述,只有當它能夠在普遍性發生過程中獲得成立時,才可稱之為知識。”問題是該陳述本身是否如它所定義的那樣是一種知識呢?那只有看它能否在普遍性發生過程中獲得成立了。它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它只需要假設這一過程真地存在著。如此的假設,實際上正是思辨性語言遊戲不可缺少的前提。如果沒有它,合法化語言便不再合法;它還將伴隨科學一道,頭朝下地跌入胡說八道,至少用理想主義的字眼來說是這樣。
但如此的假設也能從完全不同的含義上加以理解,這便帶領我們趨向後現代文化了:我們可以在不違背前面所持觀念的條件下說:這一假設限定了一套人們開展思辨性遊戲時必須接受的規則。這番評價首先設想,我們可以承認“實證”科學代表了知識的普遍模式,其次我們將其語言理解為表達某些形式性與公理性預設的工具。這恰好是尼采的所為,儘管他使用了不同術語,以便在當時說明“歐洲虛無主義”從科學的真理需求中產生,卻被反過來對抗它自己。
從尼采那裏引發出一種洞察性思想,它至少在此方面距離語言遊戲概念不遠。我們現在擁有了一項非合法化過程,它是由合法化本身的需求所推動的。科學知識的“危機”症兆自19世紀末以來不斷增多,但它並非出自於科學偶然的增長發達,後者本身是技術進步和資本主義擴張的結果。相反,它體現了知識合法性原則的內部銷蝕。這種銷蝕正在思辨性遊戲中悄悄進行,而為了放鬆無所不包的知識巨網以便讓每門科學最終定位,思辨遊戲實際上對它們放任自流了。
各門科學領地間的傳統分界線因此而成為問題——學科規則消失,各科的交叉重迭現象出現了,從中又生成新的學術領域。知識的思辨性等級制度讓位給一種看上去像是內在的、平面的研究區域網路,而它們的邊界總是處於變動之中。原有的系科分裂成各式各樣的研究所和基金會,大學也隨之失掉思辨合法化功能。一旦被剝奪了科研的責任(它已為思辨敍事所窒息),大學便把工作限制在傳輸被認為是可靠的知識方面,並通過教學保障教師的複製,而不是造就研究者。這正是尼采發現並加以譴責的那種狀況。
這種內在的銷蝕力量,對於另一種合法化程式,即起源于啟蒙運動的解放構想來說,發揮了不亞於它的思辨性話語中的瓦解作用,但在這裏它觸及了不同的側面。解放合法化敍事的與眾不同特徵是它將科學和真理的合法化建立在那些涉及倫理、社會與政治實踐的對話者的自治基礎上。如我們已見,該合法化形式有著很直接的問題,即含帶認知價值的指示性陳述與含帶實用價值的命令性陳述之間的差異至關重要,因而屬於資質的差異。沒有任何理由能證明,如若某個描述真實情景的陳述是真理,那麼根據它建立起來的命令件陳述(其後果必然是對真實的修飾)就隨後代表了公正。
試以一扇關閉的門為例。在“門關著”和“打開門”之間並不存在命題邏輯上的後果聯繫。兩個陳述分別屬於用以限定不同資質的兩套獨立規則,這裏,將理性區分為認知的(或理論的)一方和實用的一方,其後果便是攻擊科學話語的合法化。對此,只需非直接地揭示出,這只是一種擁有它自己規則的語言遊戲(康得所論的知識先決條件已對此提供了最早透露),而這種語言遊戲並不具有監督實踐性遊戲(由此也不應包括美學遊戲)的天然權利。因而科學遊戲被置於和其他遊戲同等的地位。
假如稍稍地對此“非合法化”進行推淪,假苦相對地擴展它的範圍(就像維持根斯但所做的那樣,或者以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伊曼紐爾•利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這類思想家的方式),便可開通一條道路去闡明後現代性的一項重要趨勢:科學玩它自己的遊戲,它不再能證明其他語言遊戲合法。比如,命令性遊戲即已不受其管轄,然而最關鍵的是,科學不能夠像思辨過去假設的那樣來證明自己合法了。
社會主體看來正在語言遊戲的擴散中瓦解自己。社會制約網是語言性質的,但它並非僅由一根線索織成。,它至少是由兩種(在現實中數量不限)各自遵循不同規則的語言遊戲交織而成。
維特根斯坦寫道,“我們的語言可看作是一座古城:一片迷朦中的小街和廣場,它們由新舊不齊的房舍組成,不少是經過歷代增修的舊房;老城之外環繞著大片新的街區,其間佈滿筆直整齊的街道和規範統一的建築。”為了徹底說明這一複合整體論——或者說是知識元話語授權產生的整合理論——無法加以應用,他繼而以傳統的詭辯推理方式考問這座語言的“城市”:“在它開始變成一座城市之前需要擁有多少房屋和街道?”
新語言附加於舊語言,這便形成了老城之外的郊區:“化學方程式與微積分的標誌說”。三十五年後我們能在這份清單上加寫如下內容:機器語言,遊戲理論圖譜,音樂標碼的新系統,邏輯的非指示性形式座標系統(時態邏輯,倫理邏輯與形式邏輯),遺傳密碼語言,音位學結構圖示,等等。
對上述分解我們可以形成一種悲觀的印象:如今無人能夠運用所有這些語言,人們也不再擁有普遍通用的元語言,而那項系統-主體工程業已失敗,解放目標同科學毫無關係,我們全部陷入這種或那種知識的相對主義之中,淵博的學者變成了科學家,科研任務日益細碎的分割致使無人能夠把握全部。思辨或人文哲學被迫放棄了它的合法化職責,這說明為何科學只要一冒稱具有如此功能便陷入危機境地,以及為何它被降低到邏輯系統或思想史研究的水平,在那裏它才可能現實地出讓這種功能。
世紀末的維也納正是由於這種悲觀主義而變成了斷奶嬰兒:不僅繆塞爾、克勞斯、霍夫曼施塔爾、魯斯、勳伯格與布洛赫這樣的藝術家如此,連馬赫和維特根斯坦等哲學家也走上這條道路。他們將有關非合法化的意識及其理論與藝術責任盡可能地加以推進。如今我們可以說這一悼亡過程已經完成。沒有必要再重來一遍。維特根斯坦的力量在於他沒有選擇維也納學派所發展的實證觀念,而是在其語言遊戲調查中概要提出了一種不以操作性為基礎的合法化思想。這便是後現代世界的全部意義。如今大多數人已失去對於消亡的敍事的眷念。但這不表明他們隨後將倒退回野蠻狀態。此時拯救他們的是這種認識,即合法化只能產生於他們自己的語言實踐與交流衝突活動。對於任何向人們證明現實主義嚴謹性的信仰,科學都將會“笑歪自己的鬍子”。(趙一凡譯)

譯後記讓-弗朗索瓦•利奧塔是當代法國後結構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現為巴黎第八大學和美國加州大學哲學教授,主要理論著作有《利比多經濟學》(1974),《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1979),《爭異》(1984)和《給後人的後現代解釋》(1986)等。這裏節譯的《後現代狀態》一書的導語,本書曾經在80年代初引起西方哲學界有關後現代主義問題的深入論爭,至今仍被認為是研究這一課題的關鍵作品之一。
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態》中著重探討當代西方發達工業社會裏的知識狀態變化,試圖以語言應用學(Pragmatics)觀念與方法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資本主義變異和危機症狀,與其他幾種後現代主義理論闡釋不同,利奧塔沒有象丹尼爾•貝爾那樣從社會系統論角度去說明後工業社會的“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機,也不象哈貝馬斯那樣提出“晚期資本主義合法化危機”齊企圖重建理性的交流活動理論,又抵牾弗萊德里克•詹姆遜將後現代文化生產印合於資本主義經濟邏輯的整體淪思維——他從語言資質(competance)及其運用規則的差異著手,深人論證作為西方文明維繫網路與認知基礎的原話語(metadiscours)的衰敗消蝕,以及因此產生的“敍事危機”與知識非合法化局面,這種強調知識“不可通約”和開放變動“語言遊戲”的後結構主義觀念,雖然同西方馬克思主義、新保守主義思潮對於後現代主義的解釋多有衝突矛盾,畢竟作為重要的一派給這場論爭提供了新的動力與機會。同時,利奧塔的後現代主義哲學話語對於西方文學及其批評理論的影響頗大,目前受其啟發或刺激的一場關於“藝術表證危機”的討論正在熱烈進行,所據英譯本為: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The Postmodition Conditon:A Report on Knowledg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linnesota 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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