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探索
——對文德斑（W.Windelband）“歷史與自然科學”（1）的一種闡釋
歷史學是科學嗎？文德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此，他的回答依次展開為對如下三個問題的思考：1）、對科學的分類原則的問題；2）、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共性與分別的問題；3）、為個別性申辯的問題；1）只是一個引子，2）是全文的主幹，3）則涉及到全文立論的最終根據。而全文的最終指歸，亦即核心課題，也就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
在此，我則試圖跟隨文德斑，對“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基本意蘊作一番大略的考察，與一種嘗試性的闡釋；以期與文德斑一道直面“作為科學的歷史學”本身，而為對“作為科學的歷史學”本身的基本理解能夠提供一定的幫助。
1．歷史學與日常經驗
在文德斑看來，歷史學與自然科學“都要求以一種經過科學提煉的、經過批判琢磨的、並且在概念活動中受過考驗的經驗作為它們的基礎”（2）。擴展開去，這也正體現了一切的科學知識與日常經驗之間的聯繫與區別。科學知識是對日常經驗的一種揚棄：一方面，科學知識都必須奠基於日常經驗之中；另一方面，科學知識又必須超越於日常的經驗。這是一切科學知識共有的特徵，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亦莫能外。
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奠基于而又超越於日常的經驗，然則，這種奠基與超越又是在何種意義上的奠基與超越呢？
1）、經驗，對作為虛無的“我”而言，是一種自身顯現（3）。存在兩種顯現，一是對自身的本然的顯現，一是對自身的歪曲的顯現；前者是狹義的現象，後者則僅僅是自身顯現為如此的假像。也就是說，日常經驗向“我”（4）所顯現的，僅僅是一個有真有假的世界，而並不儘然都是真相。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追求真相；因此，其知識對日常經驗的超越之一，就是對日常經驗在真實性的層面上的超越。
2）、日常經驗的世界又是一個非課題性的世界；對這種非課題性的世界，我們的態度是自然的，亦即直向的、非反思的。因而，日常經驗的世界對“我”而言，是先在地被給予的；其存在對“我”而言，亦無庸置疑。也就是說，在自然的態度下，日常經驗不會被作為課題，而成為“我”的反思的對象。如上，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追求真相，它必然要對日常的經驗有所反思、有所抉擇。故而，它對日常經驗的態度是科學的、反思性的（5），在此，日常經驗則作為課題而成為了反思的對象。所以，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對日常經驗的超越之二，是對其非課題性的超越。
3）、一切日常經驗都是我的——至多是，我們的——特定視域中的日常經驗，因而，日常經驗具有主觀性、相對性、個人性，亦即視域性。而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則能夠並且要求被作為課題，而成為主體之間公開、公共的探討的物件。譬如，對日常經驗“痛苦”的發問：“我痛苦嗎？”和對歷史事實“希特勒之死”的發問：“希特勒是在1945年柏林被攻克前夕自殺的嗎？”前一個問題是個人性的，它只能是一種自問自答，卻不可能從他人口中，來明確自身一己的感受；而後者卻盡可以成為某一次學術會議的核心議題，成為公開、公共的課題。所以，超越之三，也就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對日常經驗的視域性的超越。
另一方面，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又奠基於日常經驗：
1）、日常經驗具有直觀性，日常經驗的世界是一個直觀的世界。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也同樣具有直觀性。前者是對廣義的現象的直觀，後者則是對真相的直觀；前者是非課題性的直觀，而後者是一定程度上的課題性的直觀；前者的直觀完全是視域性的，而後者的直觀則要求得到主體間的校正。儘管存在這些差別，但至少有一點不能否認，即：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在直觀性的層面上奠基於日常經驗。
2）、作為科學的歷史學關注個別性，其知識具有個別性。但這種個別性，如上所述，在真實性、非課題性、以及視域性三方面都超越於日常經驗的個別性；是對日常經驗的個別性的一種揚棄。進言之，這種個別性又奠基於日常經驗之中，奠基於日常經驗之不可還原的個別性之上，奠基於日常經驗的基本結構之中。也正是這種在日常經驗的基本結構之中的奠基，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及其知識）的存在的最終根據與根本價值之所在。（6）
因此，我認為，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之奠基於日常經驗，主要體現於：直觀性和個別性兩個方面；而其知識之對日常經驗的超越則體現於：真實性、非課題性、以及視域性三個方面。
正是這種奠基與超越構成了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之作為對日常經驗的一種揚棄，而具有的科學屬性的基本內涵。
2．歷史學與自然科學
更進一步，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之為一門具體科學，它又區別於其他各門具體的科學而是其自身。在此，主要涉及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共性與分別——主要是分別——的問題。因為，正如文德斑所認為的那樣，近代邏輯“極其堅決地偏向於制定法則的思維形式”（7），亦即極其堅決地偏向于自然科學的思維形式，而將其對科學的理解僅僅局限在自然科學的範圍之內，甚至對歷史學的理解亦僅僅停留於自然科學的層面之上（8）。故而，要想在科學的大家族的範圍之內，基本確定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科學地位，就必須將其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共性而尤其是分別的問題置於首要的地位來進行思考。
首先，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共性：
1）、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同為科學，它們的知識在科學知識的意義上而與日常經驗的揚棄關係，作為它們之間的共性之一，也就如上所述地可以被概括為：歷史學與自然科學“都要求以一種經過科學提煉的、經過批判琢磨的、並且在概念活動中受過考驗的經驗作為它們的基礎”（9）。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知識與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在不同的方向上奠基于而又超越於日常經驗，是為其共性之一。
2）、另一方面，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同為科學，它們在科學之為科學而對科學自身的內在要求的方向上是一致的，這種要求也就是指：邏輯上的自身同一性。用文德斑的話來說，亦即“要求一切有關同一物件的表像要素契合一致，不相矛盾”（10）；邏輯上的自身同一性要求，是為其共性之二。
3）、因而，由此一要求出發，則不僅是自然科學，亦且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都在方法論的層面上對邏輯推理的形式有不同程度的依賴性；尤其是對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而言，也就是說，“描述特徵的科學每走一步都需要一般的命題，它只能向制定法則的學科借用這些命題來作出完全正確的論證”（11）。對制定法則的思維形式在不同程度上的依賴性，是為其共性之三。
因此，自然科學與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共性主要體現在：對日常經驗的揚棄、邏輯上的自身同一性的內在要求、以及對制定法則的思維形式的依賴性三個方面。然則，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又何以分別於自然科學呢？
1）、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與自然科學的知識都是一種對日常經驗的揚棄；然而其各自揚棄的形式卻是不同的；也就是說，從日常經驗向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的上升過程，與從日常經驗向自然科學的知識的上升過程，是兩種不同的路向：前者以形態為指歸，後者以規律為指歸。是為其分別之一。
在此，文德斑對“知識的論述”與“知識的內容”作出了區分，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方法上的對立是只能用來給知識的論述分類，不能用來給知識的內容分類的”（12）。也就是說，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其“知識的內容”——亦即所面向的日常經驗的內容——可以是相同的，然而它們在“知識的論述”上卻可以而且是對立的，亦即其各自所遵循的從日常經驗而上升到於科學知識的路向卻可以而且是不同的；這正是因為它們在“方法上的對立”，也正是它們的在客觀的視域性上的分別。
2）、在日常生活中，對同一部影片，我是從這個屬於我的角度來欣賞的，你卻是從那個屬於你的角度來欣賞的，因而當我們在一起談論同一部影片時，無論是顯在的還是潛在的，觀點上的齟齬往往在所難免。同一部影片都是在屬於我們各自的特定視域之中而向我們各自顯現為為我所獨知獨覺的如是如是的，任何現實的物件亦莫不如是；這正是在日常經驗當中的視域性的主觀性特徵。
同樣也存在著客觀的視域性：在科學研究中，我們各自直觀著同一物件，然而我們卻能夠使我們各自觀察的結果同樣具有客觀的屬性，進而完全可以在幾乎毫無障礙的情況下訴諸交流與探討。在歷史上，各門具體科學的基本信念的傳承都是在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的傳承，但是這種基本信念的傳承卻不會因為兩代人之間的視域性的差異而很快地走樣；也正是因此，而我們今天西裝革履的我們，依舊可以“天人之際”、“古今之變”地掛在口上，藏在心中。
因而，在此，我們已能粗略地看到，存在主觀的視域性，它是日常經驗中的視域性；同時也存在客觀的視域性，它是科學研究中的視域性。（13）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都存在其各自的客觀的視域性，而這兩種視域性又是相互分別的。
在自然科學的客觀視域性之下，日常經驗各自作為“一個類概念的典型和特例”（14），作為一種普遍規律的特殊體現而顯現其自身。而在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客觀視域性之下，日常經驗則是各自作為特殊的不可重複的無序的存在而顯現其自身。“同樣的東西既可以成為制定法則的研究（按，即自然科學的研究）的物件，也可以成為描述特徵的研究（按，即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研究）的物件：不特有此可能，而且見之於事實。”（15）
因此，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在客觀的視域性之上的分別，是為其分別之二。對此，以文德斑的語言來表述，也就是直觀的思想傾向與抽象的思想傾向、描述特徵的思維形式與制定法則的思維形式之間的分別。
3）、不同的視域開顯不同的世界，所以，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所向我們開顯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自然科學的認識目標是“理論，歸根到底是一些關於運動規律的數學公式”，它向我們開顯的是一個“合乎規律的、無始無終的、常住不變的、支配一切現象的必然性”（16）的世界。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認識目標則“永遠在於從大量素材中把過去的真相栩栩如生地刻劃出來”，它向我們開顯的是一個“人的形貌，人的生活，及其全部豐富多彩的特有的形成過程，描繪得一絲不苟，完全保存著生動的個性”（17）的世界。兩者所開顯的世界的不同，是為其分別之三。
所以，不僅在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某些共性，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之間又是明確地相互分別的，其分別主要體現於：對日常經驗的揚棄的形式、客觀的視域性、以及所開顯的世界圖景三個方面。
所以，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奠基于而又超越於日常經驗，也正是因此而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得以廁身科學之林；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在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一定共性的同時，又在更大的程度上分別於自然科學，也正是因此而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得以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而是其自身：這正是上文的基本結論。
3．為個別性而作的申辯
“對於哲學來說，嚴格地說根本就沒有什麼特殊的研究；它的每一個特殊問題都與那些最高最後的問題息息相通，打成一片。”（18）
如果說文德斑“歷史與自然科學”一文的總體意向在於論證一門作為科學的歷史學，那麼至少在他的時代，這一論證就必須在正反兩個方面展開自身：
從反面來講，面臨兩個問題：1）、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具有科學的屬性，亦即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區別於日常經驗的問題；2）、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是一門獨立的具體科學，亦即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區別於自然科學的問題。（19）
從正面來講，則必須直面問題本身，也就是說，直面“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可能”的問題，在此，就涉及到了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最終根據的問題。
如果說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問題是一個特殊問題的話，那麼它必將在“那些最高最後的問題”那裏找到其最終的根據；而這一問題從反面對其自身的展開也必將在此找到其最終的解決之道。
所以，我認為“歷史與自然科學”一文的核心內容在其最後一部分：亦即文德斑為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的個別性而作的申辯。（20）也可以說，是文德斑為個別性而作的申辯；因為正是在此，文德斑涉及到了“那些最高最後的問題”。
所以在此，有必要對這一部分予以著重的關注；以下就是我對這一部分的一種解讀：
“歷史學擁有一項不可轉讓的形而上學權利，它的第一個偉大而且堅強的感覺，就是要為人類的記憶保存下這個一去不復返的現實中成為過去的東西。”（21）
“過去的東西”之所以值得保存，亦即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之所以有其自身的價值，這可以從兩方面來闡述：
1）、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有其外在的實踐價值。“人是歷史的動物”（22），小到每一個個人，大至每一個共同體，都是在其各自的歷史傳承的統緒之中，而使其自身得到規定的；用狄爾泰的話來說，亦即：“人是什麼，只有他的歷史才會講清楚。”（23）所以，只要人的活動不是盲目的，那它就必須從歷史的知識當中汲取其籌畫自身的養料；“人類共同生活中的一切有目的的活動也同樣依靠歷史認識的經驗”（24）。
2）、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有其內在的認識價值。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因其指向一定的目的而具有其內在的認識價值，亦因其具有一定的內在的認識價值而必能指向這種目的。這種內在的認識價值不是指一己的獲知的愉悅；這種被指向的目的亦不是指一些抽象的普遍規則。
“我們的全部價值感，根源就在於物件的一次性，無雙性”（25）；所以，“人類全部活生生的價值評判”（26）就是這種被指向的目的。而這種內在的認識價值的根據，也就在於歷史的知識之為人的一切價值感的根源。
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的“一次性，無雙性”，亦即個別性。
這裏，就涉及到了文德斑從價值的角度，為個別性而作的第一點申辯：個別性是人類的一切價值感的源泉。
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具有外在的實踐價值，更具有內在的認識價值；後者植根于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的本性，亦即個別性。然而，從價值的角度，只能回答“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必要”的問題，還不足以回答“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可能”的問題；對後一問題的回答尚有待於從事實的角度，對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進一步論證。
這一論證從根本上說，也就是從事實的角度，為個別性而作的第二點申辯：個別性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被還原的。正是通過這一申辯，文德斑才為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亦即描述特徵的科學，在根本上從制定法則的科學那裏爭得了其自身的獨立地位。
所以在此，論證的核心就在於文德斑對“個別性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被還原的”，這一命題的論證；這也是我在此所唯一感興趣的地方。文德斑的論證是純粹邏輯的，以下是我的復述：
1）、任一事件都是個別性的。
2）、由於因果的三段論式邏輯聯繫，它們都能還原為與之相應的一定的原因；任一原因都由一定的規律（大前提）和一定的事件（小前提）兩部分組成。
3）、則，對任一原初的事件A，必有：A1∧B1→A；Bn代表一定的規律，Am代表一定的事件，m、n都屬於自然數集。
4）、由2）、3），則必有：A2∧B2→A1；補充：在此B1、B2、…、Bn未必不能是同一規律。
5）、由2）、4），則必有：A3∧B3→A2。
6）、如是推演，則必有：Am+1∧Bn+1→Am；m、n都趨向於正無窮。
7）、則：A←A1∧B1、A1←A2∧B2、A2←A3∧B3、…、Am←Am+1∧Bn+1；m趨向於正無窮，則無論如何還原，必有Am剩餘。
8）、所以，對任一個別性的事件，都不能還原到一定的規律，而必有一定的個別性的事件作為這種還原過程的剩餘存在。
9）、所以，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個別性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被還原的。
因而，“規律與事件乃是我們的世界觀中最後的不可通約數，永遠處在對峙狀態中。這是一個極限，對於這個極限，科學思想只能在清楚的意識中規定一些課題，提出一些問題，但是永遠不能予以解決”（27）。
在此，規律與事件的形而上的對立，也就是普遍性與個別性的形而上的對立，正是通過這種形而上的對立，文德斑為以個別性的事件為其知識的形式的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之所以可能作出了論證。
這裏，我主要關注文德斑為個別性而作的申辯，這不僅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之所以可能的核心問題，而且也具有其自身獨立的思想價值；因為個別性的問題正是屬於“那些最高最後的問題”。
如上所述，文德斑為個別性而作的申辯從兩個角度展開自身：1）、從價值的角度，個別性是人類的一切價值感的源泉；2）、從事實的角度，個別性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被還原的。從價值的角度，文德斑訴諸的是人類普遍的心理規律；從事實的角度，文德斑訴諸的是純粹邏輯的論證。
在此，我更關注後者，因為後者的論證更是不可辯駁的，但卻未必是盡善盡美的。對此，我有兩點看法：
1）、不可否認，“個別性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被還原的”，這一結論仍是非常抽象的，它對於論證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相對於自然科學而具有的獨立地位是足夠的了，但對於就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自身而探究其基本內涵的工作而言，則是遠遠不夠的。而為了後一種更為根本的探究，我們則必須進一步追問：何謂個別性？
2）、僅就對“個別性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被還原的”這一命題的論證來看，這種純粹邏輯的論證仍是非常形式的。同樣是對於這一論證，我們亦可以這樣來解釋：個別性之所以具有獨立的地位，亦即個別性之所以區別於普遍性，其根據就在於因果的三段論式的邏輯聯繫；也就是說，我們完全可以在普遍的純粹邏輯規律的基礎上，在普遍性的基礎上，為個別性的事件，為個別性，設立其最終存在的根據；這樣也就能夠使自然科學與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在根本上共用同一普遍性的邏輯規律的基礎。而這一點，亦即自然科學與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這種統一的可能性，無疑與其對規律與事件的形而上的截然兩分是至少潛在地矛盾的。所以，在此尚缺乏對個別性的實質的申辯，以彌補對個別性的形式的申辯的這種缺陷。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在直觀個別性本身的基礎上，為個別性作一番實質性的申辯。
所以，我認為，沿著文德斑的道路，我們還可以進一步作兩方面的努力：1）、就個別性本身而追問何謂個別性；2）、在直觀個別性本身的基礎上，使為個別性而作的申辯實質性地得以展開。
當然，更可能這兩方面的努力是內在聯繫著的。而這裏所進一步涉及到的問題則必將是“那些最高最後的問題”中的“最高最後的問題”。
注
（1）文德斑，“歷史與自然科學”，王太慶譯，《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49—67頁。
（2） 同上書，58頁。
（3）正如薩特所描述的那樣，對作為虛無的“我”而言，“最終一切都是在外面的，一切，甚至我們本身：都是在外面，在世界中，在他們中間的”。見，薩特，“胡塞爾現象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意向性”，潘培慶譯，《自我的超越性》，商務印書館，2001年，99頁。
（4）作為虛無的“我”是“我”的一種理想狀態，也就是說，“虛無”是“我”的一種必然的規定性。
（5）儘管這種反思相對於哲學的反思而言，仍是不徹底的，亦未能實現對日常經驗的世界的完全的課題化。
（6）對此，若能再有機會作更進一步的詳盡展開，似是一項更有意義的工作。
（7）《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57頁。
（8） 同上書，63頁。
（9） 同上書，58頁。
（10） 同上書，59頁。
（11） 同上書，64頁。
（12） 同上書，56頁。
（13）所以，也可以說，科學知識對日常經驗的視域性的超越，也就是一種對日常經驗的主觀的視域性的揚棄，而達至於客觀的視域性的上升過程。
（14）《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59頁。
（15） 同上書，56頁。
（16） 同上書，60頁。
（17） 同上書，60頁。
（18）《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49頁。
（19）這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當時在歷史學領域的實證主義思潮的一種回應，見上書，63頁；但這一問題的提出亦非沒有其在學理上的內在的根據。
（20）《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61—67頁。
（21） 同上書，64頁。
（22） 同上書，61頁。
（23）狄爾泰（W.Dilthey），“夢”，金重遠譯，《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頁。
（24）《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61頁。
（25） 同上書，63頁。
（26） 同上書，63頁。
（27） 同上書，67頁。
•自然科學與哲學•(《哲學動態》2003年第2期)
——對文德斑（W.Windelband）“歷史與自然科學”（1）的一種闡釋
歷史學是科學嗎？文德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此，他的回答依次展開為對如下三個問題的思考：1）、對科學的分類原則的問題；2）、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共性與分別的問題；3）、為個別性申辯的問題；1）只是一個引子，2）是全文的主幹，3）則涉及到全文立論的最終根據。而全文的最終指歸，亦即核心課題，也就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
在此，我則試圖跟隨文德斑，對“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基本意蘊作一番大略的考察，與一種嘗試性的闡釋；以期與文德斑一道直面“作為科學的歷史學”本身，而為對“作為科學的歷史學”本身的基本理解能夠提供一定的幫助。
1．歷史學與日常經驗
在文德斑看來，歷史學與自然科學“都要求以一種經過科學提煉的、經過批判琢磨的、並且在概念活動中受過考驗的經驗作為它們的基礎”（2）。擴展開去，這也正體現了一切的科學知識與日常經驗之間的聯繫與區別。科學知識是對日常經驗的一種揚棄：一方面，科學知識都必須奠基於日常經驗之中；另一方面，科學知識又必須超越於日常的經驗。這是一切科學知識共有的特徵，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亦莫能外。
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奠基于而又超越於日常的經驗，然則，這種奠基與超越又是在何種意義上的奠基與超越呢？
1）、經驗，對作為虛無的“我”而言，是一種自身顯現（3）。存在兩種顯現，一是對自身的本然的顯現，一是對自身的歪曲的顯現；前者是狹義的現象，後者則僅僅是自身顯現為如此的假像。也就是說，日常經驗向“我”（4）所顯現的，僅僅是一個有真有假的世界，而並不儘然都是真相。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追求真相；因此，其知識對日常經驗的超越之一，就是對日常經驗在真實性的層面上的超越。
2）、日常經驗的世界又是一個非課題性的世界；對這種非課題性的世界，我們的態度是自然的，亦即直向的、非反思的。因而，日常經驗的世界對“我”而言，是先在地被給予的；其存在對“我”而言，亦無庸置疑。也就是說，在自然的態度下，日常經驗不會被作為課題，而成為“我”的反思的對象。如上，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追求真相，它必然要對日常的經驗有所反思、有所抉擇。故而，它對日常經驗的態度是科學的、反思性的（5），在此，日常經驗則作為課題而成為了反思的對象。所以，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對日常經驗的超越之二，是對其非課題性的超越。
3）、一切日常經驗都是我的——至多是，我們的——特定視域中的日常經驗，因而，日常經驗具有主觀性、相對性、個人性，亦即視域性。而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則能夠並且要求被作為課題，而成為主體之間公開、公共的探討的物件。譬如，對日常經驗“痛苦”的發問：“我痛苦嗎？”和對歷史事實“希特勒之死”的發問：“希特勒是在1945年柏林被攻克前夕自殺的嗎？”前一個問題是個人性的，它只能是一種自問自答，卻不可能從他人口中，來明確自身一己的感受；而後者卻盡可以成為某一次學術會議的核心議題，成為公開、公共的課題。所以，超越之三，也就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對日常經驗的視域性的超越。
另一方面，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又奠基於日常經驗：
1）、日常經驗具有直觀性，日常經驗的世界是一個直觀的世界。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也同樣具有直觀性。前者是對廣義的現象的直觀，後者則是對真相的直觀；前者是非課題性的直觀，而後者是一定程度上的課題性的直觀；前者的直觀完全是視域性的，而後者的直觀則要求得到主體間的校正。儘管存在這些差別，但至少有一點不能否認，即：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在直觀性的層面上奠基於日常經驗。
2）、作為科學的歷史學關注個別性，其知識具有個別性。但這種個別性，如上所述，在真實性、非課題性、以及視域性三方面都超越於日常經驗的個別性；是對日常經驗的個別性的一種揚棄。進言之，這種個別性又奠基於日常經驗之中，奠基於日常經驗之不可還原的個別性之上，奠基於日常經驗的基本結構之中。也正是這種在日常經驗的基本結構之中的奠基，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及其知識）的存在的最終根據與根本價值之所在。（6）
因此，我認為，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之奠基於日常經驗，主要體現於：直觀性和個別性兩個方面；而其知識之對日常經驗的超越則體現於：真實性、非課題性、以及視域性三個方面。
正是這種奠基與超越構成了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之作為對日常經驗的一種揚棄，而具有的科學屬性的基本內涵。
2．歷史學與自然科學
更進一步，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之為一門具體科學，它又區別於其他各門具體的科學而是其自身。在此，主要涉及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共性與分別——主要是分別——的問題。因為，正如文德斑所認為的那樣，近代邏輯“極其堅決地偏向於制定法則的思維形式”（7），亦即極其堅決地偏向于自然科學的思維形式，而將其對科學的理解僅僅局限在自然科學的範圍之內，甚至對歷史學的理解亦僅僅停留於自然科學的層面之上（8）。故而，要想在科學的大家族的範圍之內，基本確定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科學地位，就必須將其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共性而尤其是分別的問題置於首要的地位來進行思考。
首先，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共性：
1）、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同為科學，它們的知識在科學知識的意義上而與日常經驗的揚棄關係，作為它們之間的共性之一，也就如上所述地可以被概括為：歷史學與自然科學“都要求以一種經過科學提煉的、經過批判琢磨的、並且在概念活動中受過考驗的經驗作為它們的基礎”（9）。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知識與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在不同的方向上奠基于而又超越於日常經驗，是為其共性之一。
2）、另一方面，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同為科學，它們在科學之為科學而對科學自身的內在要求的方向上是一致的，這種要求也就是指：邏輯上的自身同一性。用文德斑的話來說，亦即“要求一切有關同一物件的表像要素契合一致，不相矛盾”（10）；邏輯上的自身同一性要求，是為其共性之二。
3）、因而，由此一要求出發，則不僅是自然科學，亦且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都在方法論的層面上對邏輯推理的形式有不同程度的依賴性；尤其是對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而言，也就是說，“描述特徵的科學每走一步都需要一般的命題，它只能向制定法則的學科借用這些命題來作出完全正確的論證”（11）。對制定法則的思維形式在不同程度上的依賴性，是為其共性之三。
因此，自然科學與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共性主要體現在：對日常經驗的揚棄、邏輯上的自身同一性的內在要求、以及對制定法則的思維形式的依賴性三個方面。然則，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又何以分別於自然科學呢？
1）、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與自然科學的知識都是一種對日常經驗的揚棄；然而其各自揚棄的形式卻是不同的；也就是說，從日常經驗向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的上升過程，與從日常經驗向自然科學的知識的上升過程，是兩種不同的路向：前者以形態為指歸，後者以規律為指歸。是為其分別之一。
在此，文德斑對“知識的論述”與“知識的內容”作出了區分，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方法上的對立是只能用來給知識的論述分類，不能用來給知識的內容分類的”（12）。也就是說，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其“知識的內容”——亦即所面向的日常經驗的內容——可以是相同的，然而它們在“知識的論述”上卻可以而且是對立的，亦即其各自所遵循的從日常經驗而上升到於科學知識的路向卻可以而且是不同的；這正是因為它們在“方法上的對立”，也正是它們的在客觀的視域性上的分別。
2）、在日常生活中，對同一部影片，我是從這個屬於我的角度來欣賞的，你卻是從那個屬於你的角度來欣賞的，因而當我們在一起談論同一部影片時，無論是顯在的還是潛在的，觀點上的齟齬往往在所難免。同一部影片都是在屬於我們各自的特定視域之中而向我們各自顯現為為我所獨知獨覺的如是如是的，任何現實的物件亦莫不如是；這正是在日常經驗當中的視域性的主觀性特徵。
同樣也存在著客觀的視域性：在科學研究中，我們各自直觀著同一物件，然而我們卻能夠使我們各自觀察的結果同樣具有客觀的屬性，進而完全可以在幾乎毫無障礙的情況下訴諸交流與探討。在歷史上，各門具體科學的基本信念的傳承都是在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的傳承，但是這種基本信念的傳承卻不會因為兩代人之間的視域性的差異而很快地走樣；也正是因此，而我們今天西裝革履的我們，依舊可以“天人之際”、“古今之變”地掛在口上，藏在心中。
因而，在此，我們已能粗略地看到，存在主觀的視域性，它是日常經驗中的視域性；同時也存在客觀的視域性，它是科學研究中的視域性。（13）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都存在其各自的客觀的視域性，而這兩種視域性又是相互分別的。
在自然科學的客觀視域性之下，日常經驗各自作為“一個類概念的典型和特例”（14），作為一種普遍規律的特殊體現而顯現其自身。而在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客觀視域性之下，日常經驗則是各自作為特殊的不可重複的無序的存在而顯現其自身。“同樣的東西既可以成為制定法則的研究（按，即自然科學的研究）的物件，也可以成為描述特徵的研究（按，即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研究）的物件：不特有此可能，而且見之於事實。”（15）
因此，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在客觀的視域性之上的分別，是為其分別之二。對此，以文德斑的語言來表述，也就是直觀的思想傾向與抽象的思想傾向、描述特徵的思維形式與制定法則的思維形式之間的分別。
3）、不同的視域開顯不同的世界，所以，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所向我們開顯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自然科學的認識目標是“理論，歸根到底是一些關於運動規律的數學公式”，它向我們開顯的是一個“合乎規律的、無始無終的、常住不變的、支配一切現象的必然性”（16）的世界。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認識目標則“永遠在於從大量素材中把過去的真相栩栩如生地刻劃出來”，它向我們開顯的是一個“人的形貌，人的生活，及其全部豐富多彩的特有的形成過程，描繪得一絲不苟，完全保存著生動的個性”（17）的世界。兩者所開顯的世界的不同，是為其分別之三。
所以，不僅在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某些共性，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之間又是明確地相互分別的，其分別主要體現於：對日常經驗的揚棄的形式、客觀的視域性、以及所開顯的世界圖景三個方面。
所以，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奠基于而又超越於日常經驗，也正是因此而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得以廁身科學之林；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在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一定共性的同時，又在更大的程度上分別於自然科學，也正是因此而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得以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而是其自身：這正是上文的基本結論。
3．為個別性而作的申辯
“對於哲學來說，嚴格地說根本就沒有什麼特殊的研究；它的每一個特殊問題都與那些最高最後的問題息息相通，打成一片。”（18）
如果說文德斑“歷史與自然科學”一文的總體意向在於論證一門作為科學的歷史學，那麼至少在他的時代，這一論證就必須在正反兩個方面展開自身：
從反面來講，面臨兩個問題：1）、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具有科學的屬性，亦即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區別於日常經驗的問題；2）、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是一門獨立的具體科學，亦即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區別於自然科學的問題。（19）
從正面來講，則必須直面問題本身，也就是說，直面“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可能”的問題，在此，就涉及到了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最終根據的問題。
如果說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問題是一個特殊問題的話，那麼它必將在“那些最高最後的問題”那裏找到其最終的根據；而這一問題從反面對其自身的展開也必將在此找到其最終的解決之道。
所以，我認為“歷史與自然科學”一文的核心內容在其最後一部分：亦即文德斑為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的個別性而作的申辯。（20）也可以說，是文德斑為個別性而作的申辯；因為正是在此，文德斑涉及到了“那些最高最後的問題”。
所以在此，有必要對這一部分予以著重的關注；以下就是我對這一部分的一種解讀：
“歷史學擁有一項不可轉讓的形而上學權利，它的第一個偉大而且堅強的感覺，就是要為人類的記憶保存下這個一去不復返的現實中成為過去的東西。”（21）
“過去的東西”之所以值得保存，亦即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之所以有其自身的價值，這可以從兩方面來闡述：
1）、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有其外在的實踐價值。“人是歷史的動物”（22），小到每一個個人，大至每一個共同體，都是在其各自的歷史傳承的統緒之中，而使其自身得到規定的；用狄爾泰的話來說，亦即：“人是什麼，只有他的歷史才會講清楚。”（23）所以，只要人的活動不是盲目的，那它就必須從歷史的知識當中汲取其籌畫自身的養料；“人類共同生活中的一切有目的的活動也同樣依靠歷史認識的經驗”（24）。
2）、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有其內在的認識價值。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因其指向一定的目的而具有其內在的認識價值，亦因其具有一定的內在的認識價值而必能指向這種目的。這種內在的認識價值不是指一己的獲知的愉悅；這種被指向的目的亦不是指一些抽象的普遍規則。
“我們的全部價值感，根源就在於物件的一次性，無雙性”（25）；所以，“人類全部活生生的價值評判”（26）就是這種被指向的目的。而這種內在的認識價值的根據，也就在於歷史的知識之為人的一切價值感的根源。
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的“一次性，無雙性”，亦即個別性。
這裏，就涉及到了文德斑從價值的角度，為個別性而作的第一點申辯：個別性是人類的一切價值感的源泉。
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具有外在的實踐價值，更具有內在的認識價值；後者植根于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知識的本性，亦即個別性。然而，從價值的角度，只能回答“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必要”的問題，還不足以回答“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何以可能”的問題；對後一問題的回答尚有待於從事實的角度，對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進一步論證。
這一論證從根本上說，也就是從事實的角度，為個別性而作的第二點申辯：個別性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被還原的。正是通過這一申辯，文德斑才為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亦即描述特徵的科學，在根本上從制定法則的科學那裏爭得了其自身的獨立地位。
所以在此，論證的核心就在於文德斑對“個別性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被還原的”，這一命題的論證；這也是我在此所唯一感興趣的地方。文德斑的論證是純粹邏輯的，以下是我的復述：
1）、任一事件都是個別性的。
2）、由於因果的三段論式邏輯聯繫，它們都能還原為與之相應的一定的原因；任一原因都由一定的規律（大前提）和一定的事件（小前提）兩部分組成。
3）、則，對任一原初的事件A，必有：A1∧B1→A；Bn代表一定的規律，Am代表一定的事件，m、n都屬於自然數集。
4）、由2）、3），則必有：A2∧B2→A1；補充：在此B1、B2、…、Bn未必不能是同一規律。
5）、由2）、4），則必有：A3∧B3→A2。
6）、如是推演，則必有：Am+1∧Bn+1→Am；m、n都趨向於正無窮。
7）、則：A←A1∧B1、A1←A2∧B2、A2←A3∧B3、…、Am←Am+1∧Bn+1；m趨向於正無窮，則無論如何還原，必有Am剩餘。
8）、所以，對任一個別性的事件，都不能還原到一定的規律，而必有一定的個別性的事件作為這種還原過程的剩餘存在。
9）、所以，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個別性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被還原的。
因而，“規律與事件乃是我們的世界觀中最後的不可通約數，永遠處在對峙狀態中。這是一個極限，對於這個極限，科學思想只能在清楚的意識中規定一些課題，提出一些問題，但是永遠不能予以解決”（27）。
在此，規律與事件的形而上的對立，也就是普遍性與個別性的形而上的對立，正是通過這種形而上的對立，文德斑為以個別性的事件為其知識的形式的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之所以可能作出了論證。
這裏，我主要關注文德斑為個別性而作的申辯，這不僅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之所以可能的核心問題，而且也具有其自身獨立的思想價值；因為個別性的問題正是屬於“那些最高最後的問題”。
如上所述，文德斑為個別性而作的申辯從兩個角度展開自身：1）、從價值的角度，個別性是人類的一切價值感的源泉；2）、從事實的角度，個別性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被還原的。從價值的角度，文德斑訴諸的是人類普遍的心理規律；從事實的角度，文德斑訴諸的是純粹邏輯的論證。
在此，我更關注後者，因為後者的論證更是不可辯駁的，但卻未必是盡善盡美的。對此，我有兩點看法：
1）、不可否認，“個別性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被還原的”，這一結論仍是非常抽象的，它對於論證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相對於自然科學而具有的獨立地位是足夠的了，但對於就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自身而探究其基本內涵的工作而言，則是遠遠不夠的。而為了後一種更為根本的探究，我們則必須進一步追問：何謂個別性？
2）、僅就對“個別性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被還原的”這一命題的論證來看，這種純粹邏輯的論證仍是非常形式的。同樣是對於這一論證，我們亦可以這樣來解釋：個別性之所以具有獨立的地位，亦即個別性之所以區別於普遍性，其根據就在於因果的三段論式的邏輯聯繫；也就是說，我們完全可以在普遍的純粹邏輯規律的基礎上，在普遍性的基礎上，為個別性的事件，為個別性，設立其最終存在的根據；這樣也就能夠使自然科學與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在根本上共用同一普遍性的邏輯規律的基礎。而這一點，亦即自然科學與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這種統一的可能性，無疑與其對規律與事件的形而上的截然兩分是至少潛在地矛盾的。所以，在此尚缺乏對個別性的實質的申辯，以彌補對個別性的形式的申辯的這種缺陷。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在直觀個別性本身的基礎上，為個別性作一番實質性的申辯。
所以，我認為，沿著文德斑的道路，我們還可以進一步作兩方面的努力：1）、就個別性本身而追問何謂個別性；2）、在直觀個別性本身的基礎上，使為個別性而作的申辯實質性地得以展開。
當然，更可能這兩方面的努力是內在聯繫著的。而這裏所進一步涉及到的問題則必將是“那些最高最後的問題”中的“最高最後的問題”。
注
（1）文德斑，“歷史與自然科學”，王太慶譯，《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49—67頁。
（2） 同上書，58頁。
（3）正如薩特所描述的那樣，對作為虛無的“我”而言，“最終一切都是在外面的，一切，甚至我們本身：都是在外面，在世界中，在他們中間的”。見，薩特，“胡塞爾現象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意向性”，潘培慶譯，《自我的超越性》，商務印書館，2001年，99頁。
（4）作為虛無的“我”是“我”的一種理想狀態，也就是說，“虛無”是“我”的一種必然的規定性。
（5）儘管這種反思相對於哲學的反思而言，仍是不徹底的，亦未能實現對日常經驗的世界的完全的課題化。
（6）對此，若能再有機會作更進一步的詳盡展開，似是一項更有意義的工作。
（7）《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57頁。
（8） 同上書，63頁。
（9） 同上書，58頁。
（10） 同上書，59頁。
（11） 同上書，64頁。
（12） 同上書，56頁。
（13）所以，也可以說，科學知識對日常經驗的視域性的超越，也就是一種對日常經驗的主觀的視域性的揚棄，而達至於客觀的視域性的上升過程。
（14）《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59頁。
（15） 同上書，56頁。
（16） 同上書，60頁。
（17） 同上書，60頁。
（18）《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49頁。
（19）這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當時在歷史學領域的實證主義思潮的一種回應，見上書，63頁；但這一問題的提出亦非沒有其在學理上的內在的根據。
（20）《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61—67頁。
（21） 同上書，64頁。
（22） 同上書，61頁。
（23）狄爾泰（W.Dilthey），“夢”，金重遠譯，《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頁。
（24）《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61頁。
（25） 同上書，63頁。
（26） 同上書，63頁。
（27） 同上書，67頁。
•自然科學與哲學•(《哲學動態》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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