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論政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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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金 鐘
《開放》雜誌總編輯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整整過去八十年了,在這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每個中國人都會問,八十年前那批熱血青年追求的目標達到了沒有?中國讀書人--知識分子有「在朝執政、在野論政」的傳統,回顧這個論政傳統可以看到五四運動的理想迄今還是任重而道遠。

 從二千年前儒家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明末東林黨不怕殺頭議論朝政,都體現著中國士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志向。近代以來,康有為、梁啟超鼓吹變法維新,為改變封建帝制使中國進入現代社會,揭開士人論政新的一頁。但是,知識分子只有透過媒體才能把自己不同於官方的政見深入、集中和持久地表達出來,因此,出版政論刊物便成為知識分子論政的必由之路。梁啟超(1873-1929)主編的《時務報》是近代第一份中文論政刊物,他辦刊物的熱情一直持續到辛亥革命前夕,長達十餘年,梁啟超平易暢達「筆端常帶情感」的政論風格,至今仍為行家們津津樂道。

 《新青年》:五四運動後逐漸被中共控制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場偉大的啟蒙運動,這場運動和一本著名的刊物《新青年》聯結在一起。中國大陸知識界對《新青年》的懷舊之情至今未滅,河南一家出版社不久前還將《新青年》二百三十萬字的文章分類出版,北京學者雷頤在最近的書評中,熱烈推崇陳獨秀的觀點:中國要脫離蒙昧時代,急追先進民族,「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指出民主政治的根本在於個人人格的獨立,必須破除使封建專制制度長期穩定的那種依附性的社會倫理關係。

 《新青年》創刊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先由陳獨秀主編,後加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輪流編輯,到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版五十四期(以後完全成為中共刊物還出過九期)。《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學、新文學、新道德,反對專制、迷信、舊文學、舊禮教,已是眾所周知的貢獻。《新青年》辦了七年,最光榮的是五四前四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及魯迅的《狂人日記》都發表在此期間。五四運動後,《新青年》就逐步左轉,到一九二零年已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一年後中共才成立,由此可見,中共對宣傳陣地的重視是由來已久。

 據胡適說,《新青年》當時交商務發行,大約有超過二千份的銷路,因筆陣出名,觀點激進,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影響大,可謂新時代的弄潮兒,但過份誇大《新青年》的地位是沒有根據的,因此刊後來斷斷續續出了幾年,都在共產黨人控制下,故中共對其歷史地位特別推崇。其實,在五四前後,西風東漸,全國學界相當活躍,各種社團、活動、出版物如「雨後春筍」,僅各地白話文刊物就超過四百種。(中共記入革命史的毛編之周刊《湘江評論》,其實只出版了一個月,而周恩來負責的《覺悟》只出了一期)。

 胡適:五四運動民主自由精神的守門人

 二、三十年代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前夕,這段時期國共分裂,中共上山打游擊、長征到陝北根據地,國統區則在完成北伐統一與清黨後,開始了全面的城鄉經濟與文化建設。這十多年中最重要的三本政論雜誌是《現代評論》、《新月》、《獨立評論》。

 《現代評論》創刊於一九二四年,綜合性週刊,由陳源(西瀅)、徐志摩編輯,胡適、陳源、王世杰、郁達夫、沈從文、高一涵、凌叔華等是撰稿人,除政論外也發表文學作品,一九二八年底停刊,共出版二零九期。

 中共歷史把《現代評論》定性為「反對革命」的刊物,其實,該刊只是一個有獨立精神的、以「不附和、不攻訐、不空談」為宗旨的公共論壇。五四後,中國思想文化界兩股潮流逐漸分野,一股是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激進革命主義,導致中共的出現與暴力奪權的發展,另一股則是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和知識分子的社會改良主義。胡適一派傾向於走歐美民主科學之路,他們追求的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即人權、自由、公平、理性。在一個民智初開,經濟落後的社會,自由派當然比不上激進革命派有煽動力和號召力,他們雖然在內戰中敗給了共產黨,但是,他們的文化遺產最終又回到了中國大陸,成為今天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思想資源。《現代評論》的主角就是胡適、傅斯年、陳西瀅,該刊便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二十年代論政的重鎮。

 《新月》原是一份文藝月刊,一九二八年創刊,一九三三年停刊,共出版四十三期,主要編者有徐志摩、梁實秋、聞一多、潘光旦、羅隆基等人。其撰稿者達一百七十人。《新月》造就了一個「新月詩派」,但從一九三零年起,《新月》也像《現代評論》一樣,大談政治,宣稱實際政治由有能力的人去幹,「我們的工作是批評的工作」。《現代評論》與《新月》因遭魯迅攻擊而被中共貶為反動刊物。

 胡適,這位中國二十世紀最卓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不僅是新文化的旗手,溝通中西文化的大師,也是一位熱情的政論家和政論刊物的「發燒友」。他在《現代評論》與《新月》之後,又與丁文江、傅斯年等人創辦論政月刊《獨立評論》,影響很大。該刊從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辦了五年,既反對左派學運也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專制。最高發行三萬冊。胡適在「無可如何的局勢裏為國家盡一點力」、「辦一個刊物來談談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而且,建立了一個政論的專業準則,被他們奉若「宗教」:「公平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因此,作者一律用真名發表文章。

 他們辦雜誌的辦法是,招集社員,每人每月捐出收入的百分之五,積三月後出版,很多作家亦以發表為滿足,不取稿費,以支持雜誌的出版。

 儲安平:四十年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

 八年抗戰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期間,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危亡成為知識分子的第一關注,北京、上海、香港相繼淪陷,政論作家們的鋒芒集中在抗日和批判投降派目標上,雖然有如張季鸞這樣傑出的政論家在影響朝野,但和五四傳統的民主科學訴求,有相當的變化,可以暫時按下不表。

 一九四五年日寇戰敗,中共八路軍勢力壯大,國統區百廢待興,政風頹靡,全國面臨內戰的危機。只不過三四年功夫,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終於一九四九年退守台灣。中共奪取大陸政權,成立了共和國。

 在中華民族這場空前劇烈的歷史轉變時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感到無比徬徨苦悶而又焦躁不安。在這不足五年的時間內,最值得重視的政論刊物,是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誌(前身是重慶的《客觀》週刊,也是儲主編)。《觀察》一九四六年九月在上海創刊,每週末出版,每期六萬字。繼承胡適辦《獨立評論》的同人刊物路線。費孝通曾說《觀察》當年「風行全國」,知識分子很少不是它的讀者。《觀察》最高發行量達十萬五千份。

 《觀察》為甚麼大受歡迎?因為儲安平帶有強烈的傳播自由思想的使命感並十分敬業。他在一封向胡適約稿請予支持的信中說,他全力灌注在刊物上,天天工作十二小時,事無巨細,親力親為,謝拒應酬周旋與大小集會。更重要的是,儲安平的政論不迴避當時最迫切的時局和政治問題,給歧途徘徊的人們提供分析。一方面,他嚴厲抨擊國民黨當局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動輒指斥報章「意圖顛覆政府」,宣揚英國反對黨的民主政治學說;另方面又尖銳指出,共產黨統治下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他留意到中共的出版物中從有無對中共的批評文字,而斷言中共統治下自由是有無的問題,而國民黨統治下,自由是多少的問題。

 《觀察》雜誌終因它的自由主義立場,而於四八年底被國民黨內政部查封,罪名是「一貫反對政府、同情共匪,擾亂人心......」

 一九四九年四十歲的儲安平,在中共治下的上海要求《觀察》復刊,周恩來批示說,既然有那麼多讀者,當然可以復刊。復刊半年後,被胡喬木封殺,改由黎澍辦一份《新觀察》,儲安平被調去新華書店當了個副總經理。他那自由有無的著名論斷首次得到印證。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儲安平終因批評中共「黨天下」,一鳴驚人而墜入深淵,不僅自由喪盡連人權也被全部剝奪。

 《觀察》雜誌及儲安平的命運,表面上是因言賈禍,實則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和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勢不兩立。毛澤東在建國前寫的幾篇著名文章,從《將革命進行到底》到《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其中心意旨就是警告「民主國人主義者」「自由主義人士」放棄對美國的幻想。中共在擊敗國民黨之後,主要目標轉向拉攏、改造和打擊這批影響力甚大的自由知識分子,因為美國寄望他們將在未來中國演變中再顯身手。

 而儲安平正是「民主個人主義和第三條道路」的代表人物,這是中共出版物中對他的明白定性。

 台灣:自由論政薪火傳承之地

 正如大陸學者謝泳所指出,儲安平的《觀察》是中國最後一本自由主義刊物。一九四九年中共當權以來,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中,毛澤東實行嚴酷的思想統治,禁絕言論出版自由,自由論政完全失去了空間。但是,在海峽另一邊的台灣,卻有不少知識分子承襲自由主義的薪火,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壓力下,為自由論政的權利堅持抗爭,付出代價,終於換來了台灣政治制度的開放與民主。

 一九四九年,胡適、傅斯年、陳源、羅家倫、梁實秋等一批和中共交過手的自由派著名學者抵達台灣,胡適首創論政雜誌《自由中國》。胡適赴美後雷震接任主編,一九六零年因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籌組民主黨而入獄。五、六十年代,著名雜誌《文星》、《中華雜誌》、《文學季刊》、《大學雜誌》等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為維護言論自由作出可貴的努力。台灣論政趨勢的重要轉折是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政論雜誌《美麗島》的編輯們因舉行三萬人集會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而遭逮捕入獄,雜誌亦遭查禁。

 美麗島事件為八十年代台灣黨外抗爭運動開闢道路,一時黨外運動風起雲湧,數十名黨外人士當選立委與縣巿長、省議員,黨外政論雜誌出版達三十多家。台灣知識分子循論政之路參政執政,前仆後繼,終於迫使國民黨於一九八七年宣佈解除黨禁與報禁。令台灣民主化邁出決定性一步的無數有志之士中,人們不會忘記這些政治批評家:雷震、殷海光、李敖、陳映真、柏楊、張俊宏、許信良、以及為言論自由而自焚身亡的鄭南榕。在解禁後的台灣論壇上人才輩出、百無禁忌展現了中國二十世紀最佳的言論環境。

 從北京之春到八九民運中知識分子的角色

  幾乎與美麗島雜誌同時出現的「北京之春」民主潮,是獨裁者毛澤東死後,大陸社會的解凍現象。也是中共統治三十年後首次出現的自由論政運動。

 在此之前,有過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與反右運動和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及紅缳兵造反刊物。這兩次浪潮中都出現過大量的批評言論和一批知名的不同政見者,如反右中的儲安平、林希翎,文革中的遇羅克、李一哲,他們向中共的政治獨裁與思想專制挑戰,要求人權、法制與民主,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空前黑暗的暴政底下,迸發的不屈的閃光,這些勇敢的言者都為自己的言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遭殘酷批鬥、長期監禁,直到被殺害。

 但是,反右與文革的整體氣氛,只是中共控制和御用下的言論失序,除個別言論外,都未觸及專制政權本質,尤其是不能擺脫迷信毛澤東神化毛澤東的局限,因而,談不上自由論政。

 「北京之春」的論政熱潮終於有了突破,一批剛從惡夢中甦醒的中青年拿起筆,先由北京西單民主牆大字報開始,繼而演變成油印刊物,形成全國範圍的民刊熱潮,在不到兩年時間內,已知名的就有一百零六份刊物出現。不用註冊,製作簡陋,然而,它們破天荒地對中共的施政與歷史提出正面的批評與評論,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要求結束中共的人治和個人獨裁,甚至向美國總統呼籲維護中國人權。  

 「北京之春」的論政浪潮中出現了黃翔、任畹町、魏京生、劉青、徐文立等一批不怕犧牲的民主鬥士,他們不像過去那些政論前輩薪火相傳,或深受西方文化影響,他們來自生活,來自現實的體驗,具有明顯的草根性,並不具有政治野心,純粹訴諸於議論。然而,以中共元老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權者,在對民主潮實行寬容加以利用之後,便迅速將西單牆封閉、取締民刊、並逮捕活躍分子。嚴密的專政手段,甚至使民刊轉入地下也難以生存。「北京之春」在它最知名的編輯魏京生一九八零年被判重刑後,不久就消聲匿跡了。

 在震撼世界的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中,知識分子扮演的基本角色,仍然是政論家。他們多次簽名上書,發表國是聲明,向學生演講,要求政治改革和新聞自由,直到政治學者嚴家其發出反極權主義的最強音:要求中國最後一位皇帝下台!知識分子始終沒有成為八九學運的主導力量,他們表現出缺乏政治操作能力而善為意見領袖的書生本色。

 鄧小平血腥鎮壓八九民運後,中共當局十年來嚴守對新聞言論自由的封殺政策,中國政治的自由論壇,轉移到海外,流亡中的異見者與民主運動,創辦了若干刊物,以更為徹底和堅定的自由主義立場,針貶時弊,反省歷史,探討中國民主的未來。一向享有言論自由的香港政論界,在九七回歸後,也並未放棄為中國政改進言的責任。

 必須指出,知識分子論政的客觀條件,今天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當代傳媒的技術發展,使「文章報國」的傳統方式有所改觀,論政的空間擴大了,透過電波的力量可以越過高山和海洋,也可以穿過鐵幕和竹幕。政論作家們不必在特定的刊物上踽踽獨行了。但是,論政手段的變化,不會改變對論政的要求:熱情、負責和表達的才能。因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面對的是八十年前先驅者們的未竟事業,在中國正實現五四運動的理想:民主與科學,而面對的障礙是一個擁有空前強大的專制力量的執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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