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革命到被革命──
科學家何以不願科學研究來研究科學
林崇熙


http://www.yuntech.edu.tw/~gha/publish/teachers/lin/2000/18.htm


一、科學家的惡作劇是為了什麼?
以「科學戰爭」為專號的1996年春夏號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刊物《社會文本》(Social Text: theory/culture/ideology),從社會文化或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批評科學中各種意識型態的偏差與霸權心態。其中刊登了紐約大學物理系教授索可(Alan Sokal)的一篇文章〈逾越界線:一種具變革意義的『量子重力』詮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稍後,索可在另一個期刊《Lingua Franca》中公開宣佈他在《社會文本》的那篇文章完全是鬼扯,他只不過是用一大堆文化研究者所喜好的名詞、引文、與註腳來堆砌,目的是在證明文化研究者對於科學一無所知,連他那篇鬼扯的東西都無法辨識,因此文化研究者沒有資格來對科學評頭論足。

索可的惡作劇吸引了傳播媒體的聚光點,從美國東岸到西岸,從紐約時報到洛杉磯時報,都報導了此事件。這對於《社會文本》的編輯Andrew Ross而言,當然是相當的難堪。而一些科學家,包括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溫柏格(Steven Weinberg),則是在旁拍手叫好,甚至趁勝追擊,好好修理一下文化研究者。當然,「文化研究」者也不甘示弱地強力反駁。

索可表明說,他寫〈逾越界線〉此文章的用意,是因為他無法忍受「文化研究」者以「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來解構科學的真實性(reality)。他說:「我相信有個外在的世界存在,同時關於此世界有著相應的客觀事實;我的職責就是去發現這些事實。如果科學僅僅只是社會眾多意見對於『何謂真實』的妥協結果,那我將自己短促的人生投注其中又有什麼意義呢?」索可不諱言地說,他就是要「政治性」地向任何主張主觀論的後現代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社會建構論者等來宣戰。

索可並不是單純地以「科學霸權」心態來壓抑人文領域;他有其作為「左派」份子的社會關懷,進而論證科學之客觀性是多麼的重要。索可當然也不會笨到單槍匹馬地向「文化研究」學界宣戰,他引Alan Ryan 的話來批評社會建構論者:弱勢團體對抗掌權者的最終信念是「事實能夠衝破權力的藩籬」;如果傅科(Michel Foucault)等人所認為的「事實乃由權力所建構」是對的,那麼,弱勢團體還有什麼信心與武器來面對強權?也就是說,政治上的基進主義(radicalism)不應該有害科學的客觀性,否則,對於政治上的弱勢關懷將有負面的影響。

和科學客觀性與真實性相連結的哲學議題就是科學中性說。面對文化研究者批評科學有著政治、經濟、軍事、性別、種族等面向的內涵與問題,索可反駁道:量子力學使得固態物理成為可能,進而使半導體發明得以實現[i],方才有電腦的出現;如果因為電腦被用在軍事上來作為殺人的幫凶,就要追究資訊、固態物理、與量子力學的「責任」,甚至禁止這些領域的研究發展?索可堅持道:任何科技的成果都可能被任何人拿來做任何用途,但是這並不妨礙科學定律的客觀存在。舉個例來看:一把鐵鎚可以被拿來做蓋房子的工具,也可以拿來行兇,但不管誰拿此鐵鎚來做什麼事,鐵原子之間以及鐵原子與碳原子之間的結構都不會由「社會因素」所決定;換句話說,科學定律是客觀、中性的事實存在。

索可並不是「霸道」地「不准」文化研究者去探討科學文化,而是認為彼此應謹守學科的分際與能力上的分寸。索可相當同意科技發展的方向與應用受到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這正是人文學科的學者們可以著力與貢獻的地方。但是,索可向文化研究者挑釁道:「有那位美國文化學者能與我這位物理學家在量子力學上較量?」這點表明了索可認為人文學者可以探討科學的「外在史」或「科學對社會的影響」之類的題目,但對於科學的「內在史」或科學哲學問題,則就不是科學素養不夠的人文學者所能置喙的了。(有趣的是,索可引用C. P. Snow在三十幾年前的《兩種文化》中的講法,來「證明」人文學者的科學素養甚差,但卻忽略了Snow想要彌補科學與人文之間鴻溝的努力。)



二、「科學研究」是膚淺的嗎?
索可事件對於《社會文本》此期刊的信譽的確難堪一時,但對於「文化研究」此研究領域而言,是否就是沈重一擊,倒也不見得。有興趣的人,不妨去考察相關於「文化研究」的期刊訂閱數量以及相關科系招生是否受到影響即知。另一方面,索可事件並不是針對全面的「文化研究」者,而是特別將砲火指向處理科學文化的「文化研究」者。在這個意義而言,索可的真正對象應該是「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可是,如果索可的對象真的是「科學研究」者,特別是八0年代以後的「社會建構論」式的「科學研究」者,那麼,不但索可顯然沒有瞄準焦點,同時也顯現他對於「科學研究」的「行情」在戰鬥上「應有」的掌握,尚有一段距離。

首先,索可認為《社會文本》在北美地區是個「具領導地位的文化研究期刊」。然而,《社會文本》的編輯卻自承此期刊並沒有一個學術期刊應有的同儕審查制度(peer review)。就這點而言,並不是很清楚究竟是美國的人文期刊一般不需審查制度?或是索可認為沒有審查制度的期刊也可以「具領導地位」?

再者,《社會文本》並不是「科學研究」領域的專業期刊。其學術地位遠遠不如《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Isis》、《The 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Culture》、《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Minerva》、《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等。就這一點而言,也不是很清楚為何索可認為《社會文本》較這些「科學研究」領域的期刊更具權威性,或是索可並不清楚「科學研究」領域的期刊究竟有哪些?還是索可很清楚在這些專業期刊面前,他的惡作劇將無所遁形?

更重要的,我們應該先問,究竟「科學研究」有何神通,竟要勞駕索可耗費心神且大費周章地來宣戰?「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是指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科學哲學、科學人類學、科技政策等研究領域,分別從其角度來研究科學社群活動、科學知識生成、科學文化本質、科學知識內涵、科學進展模式、科學與社會互動等議題。簡而言之,「科學研究」就是要搞清楚究竟科學是什麼碗糕?

廣義地來說,從十九世紀末起迄二次大戰後,曾盛極一時的邏輯實證論、早期的科學史、與莫頓學派(Mertonians)的科學社會學等,都是「科學研究」的前輩。但是索可是不會批評這種「科學研究」的,因為他們的努力都在證明科學為什麼是如此的「有力」與「勇健」。這些研究的基本共通點,是將科學知識視為一個「黑箱」(black box),而不去探討其中的究竟。邏輯實證論是為了替科學提供一個穩固的「真理基礎」,而在科學語句中折騰了數十年;不過科學界不見得有誰搞得清楚科學哲學家們所構想的科學「真理基礎」。但是,波柏(Karl Popper)的「否證論」卻是受到科學界的歡迎,因為此說法相當符合科學家們自認「追求真理」、「勇於承認錯誤」、「揚棄迷信」、「不畏權勢」等英勇正直的形象。早期的科學史是為了替「偉大科學家」的「偉大」成就來進行造廟運動,甚至早期的科學史家有許多是科學家們退休之後所轉任;其結果就是為各種科學教科書的第一章提供素材。而科學社會學的莫頓學派,則可視為「功能論」的一支,不問科學文化何來,也不碰科學知識的內容與其社會性格,而是關注於說明科學家們的努力如何讓科學成為社會上值得尊敬的行業。

上述的早期「科學研究」還有一個特點,即是甚少碰觸當代的科學發展,而多以古代科學(特別是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為研究對象。因此,縱然「科學研究」者有可能談出十七世紀的科學家也在搞鍊金術、占星學,或是宗教並不是如以前「啟蒙年代」所宣傳那般地迫害科學等,但對於科學家而言,都可以一笑置之,只要說「喔,以前有人是那樣啊,現在我們是不會如此的」。在沒有碰觸當代科學家的勢力或痛處之前,「科學研究」是可以和科學家和平相處的。

「科學研究」領域在六0年代初期有著重大的發展,即為孔恩(Thomas S. Kuhn)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問世,並在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史等領域造成重大影響。就科學哲學而言,不再如邏輯實證論在探討「科學應該如何」,而是開出歷史學派來問「科學究竟是如何發展」。在科學社會學方面,孔恩標舉的「科學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解謎」(puzzle-solving)、「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等觀念使得研究取向跳脫了早期功能論的範疇,而開始問出:「科學知識是如何成立的?」而科學史方面,不但反省「進步史觀」的不當,也進一步地思考所謂「外在史」與「內在史」之分的可能問題。

如同人類歷史上各種經典的遭遇,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也受到各式各樣的批評與質難。他所標舉的「典範」、「革命」、「不可共量性」等關鍵觀念,無一不受到各方人馬的挑戰,而「相對主義者」此標籤的「指控」,更令他連連否認。對於科學究竟是如何進展,雖然科學哲學家如Imre Lakatos及Larry Laudan等都在七0年代相對地發展出「具有」「科學理性」的科學哲學說法,但卻都已經是在孔恩「歷史學派」科學哲學想法的籠罩之下了。最重要的,不管「科學研究」中的各方人馬如何批評孔恩的「典範/革命」說有著千百種的不是,眾人卻也都可在此學說中各取所需,而得到某個程度的啟發。

從七0年代後期到八0年代,「科學研究」領域有著蓬勃的發展,特別是標舉「社會建構論」的科學社會學、科學史、技術史等有著相當的成就,而這些成就也是使得許多科學家覺得「神聖的科學被侵犯」的重要源頭。由於流派眾多,觀點各異,在此也無法一一闡述,因此僅能舉幾個例子來窺知(所選之例當然是筆者的偏見)。

先來看Steve Shaping 及Simon Schaffer的《巨獸與空氣幫浦》(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這本書一開始就拋出一堆問題:什麼樣的碗糕能稱得上是一個實驗?一個實驗是被如何的進行與展示?實驗宣稱可以生產「事實」的機制是什麼?實驗所生產的「事實」與科學家的論說有什麼樣的關連?一個實驗在什麼情況下被稱為是成功的或是失敗的?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經由實驗來獲得「科學事實」?在各種獲取知識的方法與歷程中,實驗有較高的優先性嗎?其他的方法就一定比較差嗎?更重要的,在「傳統」的講法中,十六世紀末期的伽利略被尊為「實驗科學之父」是因為他的實驗獲致了許多重大的科學成果;然而,Shaping 及Schaffer在《巨獸與空氣幫浦》此書中卻揭露了十七世紀中葉的波義耳(Boyle)如何和霍布斯(Hobbes)爭辯實驗在生產事實上的有效性。換句話說,實驗作為生產事實的手段,並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經由一番的戰鬥;而此戰鬥絕非「科學 vs. 宗教」式的「啟蒙/迷信」鬥爭,反倒是在以空氣幫浦抽真空的實驗上不斷失敗的波義耳,藉由政治、宗教、宣傳、組織、人脈等手段,來打敗霍布斯,而使得「實驗可以生產事實」的社會行為得以確立。在整個鬥爭的過程中,所謂的「科學事實」是被爭辯的對象,所謂的「科學理性」是爭鬥的戰場;也就是說,「科學事實」或「科學理性」並不能成為爭議的裁判者,相反的,戰勝者的論述就是「科學事實」,戰勝者的遊戲規則就是「科學理性」。

再來看社會建構論大將Bruno Latour的名著《科學活動》(Science in Action)Latour透過科學人類學的考察與科學史案例的論證,來闡明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乃科學家們如何藉由人際網絡與權力網絡,經由論文寫作的方式與利益聯盟的建立,不但將自己的主張立於不敗之地,且建立難以進入或超越的學科障礙;而在整個權力網絡建立的路上的異議,就會被貼上「非理性」的標籤。他對於科學知識的基本想法相當有趣,可由下列幾項談法中看出:

‧ 機器運轉得好,是因為相關的人員認為此機器是好的;並不是機器是好的,因此相關的人員就認為此機器可以運轉得好。

‧ 當人們接受某些事,這些事就會變成真的;並不是因為這些事是真的,因而人們就接受之。

‧ 各種爭議解決後的結果就是所謂的「自然」;並不是由「自然」來解決各種爭議。

‧ 當某項計畫能被執行時,科技就會以功勞者的姿態出現;並不是說科技才是某項計畫得以執行的原因。

Latour更進一步地以「inside out/outside in」的觀念來論述科技人員如何連結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的利益,如何透過論述技巧與強化自身發言地位的方式,不但獲致龐大的研究經費,更因此建立所謂「科學知識」的不敗地位。

上述所舉的Shaping、Schaffer、與 Latour等人的研究成果都一再地呈現出「科學研究」的研究深度與豐富性,絕對不是在報紙讀者投書欄中隨便談談科技產品如何影響社會人心之流可比擬的。更重要的,這般具有深度與份量的「科學研究」不斷地揭露出科學家們的「學術活動」其實和政治人物之間的鬥爭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果「科學研究」的談法被廣泛接受了,那麼科學「客觀」、「中性」、「真理」的堅定主張就會成為夢囈了。



三、科學家究竟在怕什麼?
在索可事件中,索可一再地說,他跳出來砲打批評科學的「文化研究」者,絕對不是因為他怕「文化研究」者對科學會有什麼威脅,而是不滿「文化研究」者的胡言亂語污衊了科學真理的真實性。可是,如果索可不在乎「文化研究」者,那又何必一般見識地弄得軒然大波?這樣反倒是讓人們想:能讓崇高的科學家大費周章地挑戰的傢伙究竟是何方神聖?索可事件與其說是來自索可個人的動機,不如說是科學界普遍的憂慮:科學的光環要如何繼續維持?

從十七世紀起,現代意義下的科學家就需要費盡心力地說服各種可能的財源支持者,除非他像拉瓦錫(Lavoisier)那般有著身為貴族的財富。當科學家面對工匠的競爭時,就會宣稱自己的「理論」的優越性,絕非動手不動腦的人可以比擬的。當科學家面對國家的預算審查時,就改弦易轍地說他們的研究不是象牙塔中的理論研究,而是紮紮實實地能對國計民生有所助益。一次大戰中的化學家與二次大戰中的物理學家都在戰爭中努力研究如何殺人而受到重視。在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格局中,不分共產陣營或民主陣營,科學家更是成為各國的天之驕子。

然而,到了九0年代,不僅是冷戰結束使得軍火工業所支撐的科學研究遭到重大的經費挫折,人們也越來越要求科學能對生活上的問題有所貢獻。特別是在人們的生活水平越過溫飽的階段後,漸漸地會希望生活品質能夠改善,就會將當下文明社會的諸多問題都指向科學的「誤用」,如人際的疏離、環境的惡化、生態的破壞、色情氾濫等。既然以前科學一再地論說當今文明進步都是科學的功勞,那麼現在的文明問題自然就是科學的責任了。在兒童福利、殘障協助、婦女福利、老年照護、兒童教育等都亟需經費挹注之時,國家為什麼要花費數百億元去將兩個原子撞看看會有什麼結果?月球上的石頭已經採回來二十幾年了,究竟對於人類的幸福有何增進?也就是說,科學現今若要向社會伸手要經費時,需要想想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角色是人類文明必要且無可取代的。(美國科學家應該感嘆美國人得到諾貝爾獎太多以至於不稀奇了,不像台灣因現今只有一個諾貝爾得獎者願認同台灣,因而他的一番話就可使國科會研究經費年年調高10%。)因此,在科學家們漸漸感到光環不再的時刻,對於人文領域的批評就會相對地敏感。否則,相對主義或是社會建構論的經典之作都出現在八0年代中期前後,索可等科學家何不在當時就發動攻擊砲火?

科學家雖然在冷戰結束後感到陣陣地秋意,政府部門也不見得願意見到科學的光環就此消逝。從二次大戰之後,科學界固然得到政府的豐沛資源而為之昌盛,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也因有科學界的支持而在過關與推動上更為順利。並不是說政府的政策具有正當性之後,再尋找科學家來進行研究;相反地,政府政策的正當性常常是來自科學家的背書,因此,不管是軍事、政治、經濟、種族、外交等方面的議題,都可經由科學的包裝而成為正當。然而,當各方人馬對於政府的公共政策有所質疑的時候,為政府政策背書的科學家與科學知識也連帶地受到牽累,而在爭議中逐漸使其信度(scientific credibility)受損。

若以台灣的案例來看,究竟要不要建核四廠,及貢寮鄉居民要不要接受核四廠是個政治議題,而如果要建,應該選擇怎樣的地質地區,以及應該如何建廠則將是科學的問題了(科學中自有其另外政治運作的問題)。然而台電及在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政府執意要建核四廠,其最大的「科學支持」就是來自核工界的教授們。如果連核工界都反核,那麼核四廠還有生存的機會嗎?因此,政府與台電的擁核策略就是要搶發言權:只有核工領域的專家學者才懂核能!既然核工專家都擁核,如果只有核工專家才能決定要不要建核四,那麼政府與台電就穩操勝券了。然而,從八0年代中期以後,卻蹦出一堆各式各樣的專家學者,從各個角度來論證核電之不可行;再加上適逢解嚴前後的社運風潮,政治上反對勢力與地方環保團體的結盟,真是令擁核勢力大傷腦筋。特別是核工專家被貼上利益標籤時,他們的科學信度更是元氣大傷。也就是說,科學家的信度受損是因為他所支持的政府政策受到質疑,而不是因為他的研究有瑕疵。

再來看七年前台灣宣佈要發展人造衛星時的爭議。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九日行政院長李煥在立法院的施政報告中宣佈科學用人造衛星計畫成為正式的科技政策。在此人造衛星計畫中,政府將在五年內投資一百億元,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前(已經過了好幾年了!)發射一顆兩百磅的科學用人造衛星。當天,李煥在立法院表示,此計畫將用來收集太陽表面電漿分佈的資料,並可測量太陽的直徑有多長!這個說法稍後就不見了,因為對於一個靠加工出口維生的第三世界國家而言,花費百億元去測量太陽的直徑有多長,實在找不到正當性。不管其後這個人造衛星計畫的「科學用途」從測量太陽直徑,變成研究台灣上空的電離層,再變成參與「國際太陽─地球能量耦合計畫」,再變成海洋照相(現在究竟是什麼?),都需要奉科學之名來進行,特別是想藉機轉移國外的發射技術時。另外,當數百位科學家三度聯名質疑國科會對此計畫決策的程序正義時,成大航太所與台大應力所此兩個與國防部有密切關係的學術單位立即跳出來創造更長的連署信來作為政府決策的後盾。上百萬名國民黨員的連署信不是會更長嗎?為什麼需要孜孜不倦地做研究的科學家們汲汲於聯名呼籲?(還好不需要拋頭顱、灑熱血)不管連署信的名單有多長,民眾看到的是科學家們相互指責對方的不是;這個時候,科學家的信度又再一次受損了。

由這兩個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出,政府與科學界有著共生互利的關係。然而,科學家們基於不同的考慮及反省,在環保議題、在核能爭議、在生態保育方面,都有可能自相分裂地站在敵對的立場。面對政府政策上的爭議而有相互攻訐時,科學家們的學術信度事實上是受到嚴重影響的。台灣的情況如此,美國方面更不遑讓,甚至加料如近幾年來多起的竄改資料、假造數據的科學界醜聞,都使得科學界的光環為之消褪。在這樣秋風瑟瑟的時刻,文化研究者又落井下石地大挖科學活動的牆角,怎能使索可這般自命捍衛科學真理的戰士不站出來?



四、以科學家看待科學的角度來看索可事件的發展
英國愛丁堡學派之「Strong Programme」主張社會學的態度應該是探求因果(Causal)、不偏袒(Impartial)、對稱對待(Symmetrical)、反身自許(Reflective)。我們可以用這個原則來看看索可事件作為一個學術發展的案例,其發展究竟是符合科學家們認為科學如何運作的模式,或是符合主張社會建構論的「科學研究」的想法。

科學家們對於科學如何進展的看法,在嚴守「科學是客觀及中性」的信念下,通常認為科學的發展歷程是個不斷地貼近自然真理的奮鬥與努力,不管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或是「知過必改,善莫大焉」,都表徵了科學家們在研究的路途上,是不畏任何權勢的威逼,而以追求真理為唯一的鵠的。在這般意識型態下,波柏(Karl Popper)的否證論(Falsification)也就特別受到科學家們的歡迎。(相對的,雖然邏輯實證論堅決支持科學,且努力替科學建構哲學基礎,但卻沒有多少科學家理會邏輯實證論的複雜辯證。)否證論的基本主張是認為能被否證的學問才是科學,而好的科學就是有高度檢驗性的學問。科學家們固然不見得能充分瞭解波柏否證論的豐富性與可能性,但卻擷取「否證」此詞來符號式地使用,以「證明」科學是不斷地揚棄錯誤而走向真理的。

如果我們以「否證」及「揚棄錯誤」等作為標準來看索可事件,那麼,既然索可已經「證明」「文化研究」或「科學研究」沒有能力研究科學,那麼《社會文本》應該在道歉之餘,以後也就不要再對科學擅自發言了。而不僅是《社會文本》應該重新以相互尊重的態度來面對科學,就連「科學研究」的袞袞諸公最好也要記取教訓,不要再對科學的尊嚴有所「侵犯」。(普林斯頓大學科學史教授Norton Wise申請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於九七年五月被該院科學家否決,又是一個「不聽話」的下場)

然而,索可事件的「證明」或「否證」究竟對誰有決定性的影響?索可事件固然對《社會文本》及其編輯是一記重拳,但《社會文本》及其編輯就因此而退出江湖嗎?若他們繼續在學術圈中活動,以後就不敢再碰科學議題了嗎?「科學研究」者會因索可事件而就從此對科學噤聲不語嗎?全世界各大學的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科學哲學、或以「科學研究」為名的系所就因此而學生銳減、老師流失、或甚至招不到學生嗎?

換個角度來看,這幾年美國科學界的醜聞不斷,不僅低溫核融合事件令人矚目,諾貝爾獎得主的實驗室傳出偽造數據更是令人震驚。這些醜聞的震撼威力當然遠遠超過索可事件,但美國科學界有因為這些醜聞對於科學信度的「否證」而應聲倒地嗎?科學家們當然會說:「從那裡跌倒,就從那裡站起來」,再加強社群的自律檢查就是了。因此,這些嚴重的科學信度醜聞並不會損害美國的科學發展。既然如此,索可事件又何能就此將「文化研究」及「科學研究」予以「否證」?



五、以社會建構論的「科學研究」來看索可事件的發展
主張社會建構論的「科學研究」的基本上認為科學知識是當下的科學社群與關係網絡中的行動者(actors)之間相互作用之後的妥協或共識產物。科學社群本身並不是一個完整且統一的個體,其間的成員有可能在某些議題上,基於不同的關懷而分裂。而科學與社會也不是兩個截然劃分的對立體在相互影響;反倒常常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就科學知識生產的過程來看,科學實驗的結果或報告就是科學知識嗎?如果投到學術期刊卻被退稿,那還是科學知識嗎?如果獲得期刊刊登了,那就是科學知識了嗎?(由此可看出知識的「社群共識」性格)如果從來沒有人引用呢?(百分之九十五的科學期刊論文的命運是如此)如果有另一篇立場相異的期刊論文來打對台,那誰才是科學知識?(兩篇都有堅強的實驗證據與同儕認可)如果科學家的見解不容於社會大眾與其他領域的科學家,那還是科學知識嗎?(如以前的核四案及現今的拜耳案,科學家又要對「愚昧的民眾」嘆氣了)

整個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極少能由任何一個「決斷實驗」(crucial experiment)來決定,反倒常常是在反覆辯難中漸漸地形成共識。在形成「共識」的過程中,科學家們會先建立自己的橋頭堡,並努力將可能的盟友(包括非科學家的任何勢力)納入自己的關係網絡,同時將自己學派的勢力不斷地擴張,佔領各個重要的學術位置,特別是關乎到經費分配時。當此學派的力量強過其他勢力或散兵游勇時,此學派的主張通常較有可能成為所謂的科學知識。由於此聯盟成員之間有著共同利益,因此發生「事故」時會相互支援,充分體現了「唇亡齒寒」的感受。

以上述的想法來檢視索可事件,可以說索可的這記重擊不會對「文化研究」與「科學研究」有重大的影響。「科學研究」能在學術上有一席之地,是因為他們並不是由科學界來主導,而是由社會學、歷史學、哲學、人類學、公共政策學等領域的堅實基礎上出發來檢視科學文化的發展與內涵。由此可見「科學研究」的盟友資源相當的豐厚。雖然索可自稱以其中等的人文素養配合其邏輯推理能力,就足以評論任何歷史著作;然而,若沒有足夠取而代之的競爭性成就,則再多的批評都是蜻蜓撼大樹。如果索可因此而真正投身到「科學研究」中,以堅實的史料與細密的論證來為「科學理性」辯護,未嘗不是「科學研究」之福呢。再者,在索可事件中,出面支援索可火力的人不多,除了溫伯格以諾貝爾獎之尊算是重量級外,其餘的火力無足可觀。以這般的火力要封住「文化研究」及「科學研究」的嘴巴,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何況,「科學研究」界幾乎都還沒有開打呢。

另一方面,科學在二次大戰後已經與政府、軍事、產業等建立起堅固的聯盟體,在相互扶持下,彼此都活得很愉快。但是隨者生活水準的提昇,生態保育意識的逐漸普及,與對人類文明的反思,使得科學的政治、軍事、產業等盟友一一地被質疑與挑戰,而相關連的科學也就三不五時地被挑出來質疑一番。而八0年代以後,「科學研究」更從科學家的行為生態、偉大科學家列傳、與「科學與社會相互影響」等議題跳出,直接切進去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企圖將科學知識的社會政治面向透明化。「科學研究」的成果無疑地會削弱科學以往的真理光環,對於科學聯盟無異是雪上加霜。當然,科學聯盟的實力龐大,不是權力邊緣的「科學研究」可以立即撼動的,在沒有提出足以取代科技文明的生活方式之前,也看不出科學有崩潰的可能性。不過,隨者科學的諸多盟友不斷地被挑戰與改變,科學本身也會相應著有所變遷。高能物理在超導對撞計畫(SSC)的受挫,以及綠色科技的抬頭,可能是個端倪吧。



六、從革命到被革命
在科學家自己宣稱的科學史中,科學一直被塑造成對抗迷信的啟蒙者,特別是面對宗教的迫害時。可是,徵諸歷史卻找不到幾個宗教迫害科學家的例子。越來越多的科學史研究顯示,哥白尼的《論天體旋轉》在出版後五十年中沒人注意,更遑論「迫害」了,而羅馬教廷也從未禁過此書。布魯諾是因政治因素而被火刑,而不是因為日心說主張。伽利略所受的「宗教迫害」是經院哲學家假借宗教之手為之,當時倒是有幾位樞機主教支持伽利略,而伽利略本身也是堅定的天主教教徒。至於達爾文的「物種源始」一書主要的困擾是來自物理學、胚胎學、分類學、地質學等科學學科的批評,而不是宗教上的壓力。換句話說,科學家所宣稱的科學受到宗教迫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再來看科學如何破除迷信。煉金術與占星術就當今觀點來看是迷信而進不了大學的殿堂,聯考也不會考。但是偉大的牛頓(Newton)是不折不扣的煉金術士,而刻卜勒(Kepler)則是宮廷的占星師。他們同時在做科學與迷信的事,難道不會人格分裂嗎?從刻卜勒在一七一九年出版的《世界的和諧》一書中可看出其宇宙神學、宇宙和諧的觀念、對占星的肯定態度、新柏拉圖主義與新畢達哥拉斯主義的色彩等。對於刻卜勒這位神學宇宙論者而言,尋求上帝創造宇宙時的建構原則,以頌揚上帝的偉大,是最重要不過的事了。在《世界的和諧》一書中有數十條定律、定理、與命題,除了後世所謂的「三大行星定律」之外,其餘以現今科學的觀點來看,幾乎都是「可笑的迷信」,例如太陽系每個行星都有其「行星樂譜」。為什麼科學家們的科學史還要頌揚刻卜勒為偉大的科學家呢?

為了塑造科學的真理光環及爭取各方的支持,歷代的科學家們一方面以「啟蒙」的姿態出現,因而拿宗教與「迷信」作為論述上的祭品;另一方面,為了「客觀中性」的中心思想,也就只取光明偉大的一面,而將不符合「政治正確性」(politically correct)的史實忽略了。

許多王朝的開國君王都是以「起義」的姿態,打倒「腐敗政權」而開創新局;但在傳下數代後,卻成為另一個「腐敗的政權」而被起義革掉命。二十世紀的許多政黨在以「反貪污、反特權」的清流形象出線後,卻在掌權多年後面臨到「貪污」、「特權」的指責而下台。科學在以攻擊宗教與迷信來塑造自己的清新形象後,卻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新的宗教與思想霸權。科學因與政治、軍事、產業的同盟結合而快速興起,卻沒有思考這個同盟關係是否是「浮士德」式的交易?

三百年前伽利略為了維護他所堅定信仰的天主教,為了天主教會的將來,而希望將科學與宗教分開處理;伽利略所要批評的是以亞里斯多德為發言根據的中世紀哲學,而非天主教。同樣的,「科學研究」不必然是索可眼中損害科學尊嚴的敵人。科學以其「理性」光環而在社會上獲致崇高的地位,並得以和政治與軍事結成同盟,在此榮耀下要科學家放棄「客觀」與「中性」的堅持,實在是非常的困難,就像當年宗教面臨新力量的威脅時一般。然而,科學的同盟者在冷戰結束後有著相當大的轉變,不但其力量不再如前般地強大,許多過去不可告人的情事也逐漸地被攤在陽光下,這對於科學信度的損害尤甚於前述的偽造數據案例。因此,如果科學家們能先平心靜氣地反思自己學科內運作的社會政治性格,重新審視所謂「科學理性」的真實內容,逐漸地將自己真實的面貌呈現在社會面前,那麼科學將來所面臨的社會衝擊,將會大大地降低。在此意義下,「科學研究」不但不是反科學的胡言亂語,反而會是科學自省的諍友。只不過,要科學家們有如此的省思,還不知要多遙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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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關於是否量子力學使得半導體的出現成為可能,技術史家不見得會同意。見M. Gibbons and C. Johns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istor” in Science in Context, edited by Barry Barnes & David Edg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2, pp.177-185.



參考文獻:

Dickson, David. 1988. The New Politics of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tour, Bruno. 1987.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apin, S and S. Schaffer. 1985.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katos, I. and Alan Musgrave, eds. 1970.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hn, Thomas S. 1962.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傅大為〈在科學戰爭中一次成功的顛覆?──「索可事件」的省思〉《中國時報》,1997/3/24。

Bloor, David. 1976.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loor, David.1981. "The Strengths of the Strong Programm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11:199-213.

Laudan, Larry. 1977.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vles, Daniel J. 1979. The Physicists: 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林崇熙〈在科技理性與決策權力下誰有權決定核能電廠的興建〉《當代》第63期,(1991),頁114-119。

林崇熙〈台灣科學用人造衛星計畫早期大辯論〉《科技報導》,第141期,(1993),頁20-28。





──《當代》126期(1998),頁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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