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女性運動(“女權運動”這一翻譯欠妥)在哪里?吉登斯只是在這裏做了一個小小的注釋。但是實際上,如果我們稍微仔細一點回顧戰後的過程,就會看到,西方出現的女性運動,不僅使性別與性的問題進入了學術的視野,成為對傳統社會科學提出嚴厲挑戰的重要資源,而且也提出了更深刻的問題:過去的社會科學,都是以男權主義為中心的嗎?或者,它們在研究階級、民族、種族、地區的分化,探討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的過程中,是不是充滿了男權主義的偏見和歧視?我們是必須重構現有的社會科學體系,還是僅僅加進性別的視角,就可以克服或避免原有社會科學的局限?男女平等或女性解放,除了婦女參加工作和選舉等經濟- 政治活動之外,是否還有話語方面的革命性意義?我們在反思啟蒙話語的時候,是不是意識到了,如果不從更深刻的層次上檢討整個體系的困境,而僅僅加進一點所謂女性主義視角,仍然不過是改頭換面的啟蒙話語(不過更加精緻罷了)?

    未來是個什麼樣子?誰也不敢保證。而且,只要說到未來,就不免帶有烏托邦色彩。吉登斯把他對未來的設想叫做“烏托邦的現實主義”。這是一種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混合:首先它是一種現實主義,是建立在對現代性的制度分析基礎之上的;但是,它又是烏托邦的,因為它保留了前人的那些理想。
  
    對匱乏型經濟體系(並進而,對資本主義體系的超越)是什麼?如果它仍然是社會主義的話,它很少會與與蘇式的社會主義有多少相似的地方,後者雖然明顯地與資本主義大相徑庭,但它卻型構了一種經濟上低效、政治上集權的工業化的管理模式。當然,“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指涉的東西差異太大,一個多世紀以來,這個術語簡直就是無所不包,它甚至可以是任何特定思想家所希望看到的任何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所以,簡單地談論“社會主義”是可以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但是,如果把社會主義只看做是嚴密地而有計劃地組織生產(並主要在民族- 國家的經濟體系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肯定就會衰落。

    具有對照意義甚至是諷刺意義的是,正像當初人們簡直恨不得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社會主義身上一樣,冷戰後的“共識”是人類的一切問題(如果還不說一切罪惡的話)皆源於此。很多人在論述社會主義的歷史的時候,總是帶著某種潛臺詞:

  “要是當初不是社會主義,……”一些自稱是歷史學家的人,在檢討蘇聯和東歐的痛苦經理和教訓的時候,基本不考慮歷史因素的複雜性,只是重複一個如同常識一樣的東西:社會主義帶來了那麼多“人為的”破壞。然後,就馬上轉向曾經被詛咒了無數次的資本主義大本營,認定那裏發生的一切都向來是“起點平等”的,而(再一次地!)喪失了歷史的眼光,甚至連屠殺印地安人和販運黑奴的事實似乎也要麼根本就沒有發生過,要麼就是“進步”的代價和“先進對野蠻的征服”。

    如果允許我們暫時撇開別的問題(例如對個性的嚴重忽視甚至摧殘),單從經濟和管理的角度說,社會主義,特別是蘇式的計畫社會主義,確實嚴重忽略了市場;馬克思的理論也曾經設想共產主義是沒有商品和貨幣的。但正是被嚴重忽略乃至恨不得要儘快消滅的市場,提供了在複雜的生產- 流通- 交換- 分配體系中發揮配置資源作用的裝置。然而,我們也應該承認,正像馬克思準確判斷的那樣,市場也積極維持著(甚或還瘋狂生產著)主要的剝奪形式。超越資本主義不僅將意味著在解放政治的意義上超越資本主義市場所帶來的階級劃分;就生活政治而言,它將進一步超越用經濟標準決定人類的整個生活狀況和生活質量的制度環境。吉登斯在這裏提出了他自認為是適用於全球範圍的超越匱乏型體系(post-scarcity system) 的可能性。
  
    但是,人們不得不問,在這個以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為標誌的世界上,特別是在發達社會、發展中社會和不發展社會之間14 的大量不平等仍然是主要問題的世界上,在資源不僅有限的而且已經成了壓力的情況下,超越資本主義還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嗎?吉登斯的回答是:讓我們反過來問一句,為了尋求一個不是沿著自我毀滅之路而行的世界,我們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追求資本主義的積累不可能無限制地進行下去,因為在資源方面它不可能自我維繫。當然,某些資源本來就很稀缺,但大多數資源原本並不少,所謂“匱乏”,除了保證肉體存在的基本需要之外,是相對於社會所定界的需求和特殊的生活方式的,例如消費主義文化- 意識形態所激發的“需求”和生活方式。有證據表明,生活在經濟發達國家中的許多人患有“發展疲勞症”,而且,有更多的證據表明,人們普遍意識到,無休止的經濟增長並沒有價值,除非它真能積極地改進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15

    19 世紀以來,進步- 增長- 發展- 現代化曾經一直主宰著或影響著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和理路。中國社會也在20 年來進入了全新的高速發展時期,而正是這20年來,進步- 增長- 發展- 現代化的社會學範式在理論和經驗的層面上都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各機構、各群體的懷疑、批評和批判。特別是由於20 年來,在二戰以來進步- 增長- 發展- 現代化範式的指導下的發展規劃與發展模式,無論是世界各國內部還是各國之間,不是導致了協調性與可持續性,而是貧富懸殊的擴大,社會不公的蔓延,社會安全與信任的危機,以及生態- 環境的巨大風險。但是,來自批判學派的種種非難,如果不能提出什麼可替代的方案和日程,則這樣的批判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理論和方法上的說服力和穿透力,並在實踐上引發虛無主義或悲觀厭世。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與社會變遷,社會及其機構、組織、社區的再造,在什麼意義上將不只是按照“叢林規則”進行的?有沒有可能在確保基本的社會公正的前提下實現社會的經濟- 政治- 文化的持續與人文發展?這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最近發表的UNDP 《1999 年年度人文發展報告》用大量是資料表明,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兩極分化不是縮小了,而是拉大了:不僅南北差距拉大了,而且發達社會內部(例如美國社會內部)的差距也拉大了,其不僅體現在經濟財富和經濟收入方面,而且也體現在性別、種族、區域、對技術的佔有和使用等上。拿計算機網路技術來說,只有世界人口的19% 的富國和經合組織成員國,卻擁有全世界91% 的網路用戶。全球化已經在富國與窮國之間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群體之間製造了一條日益加深的鴻溝。“按人均國民收入計算,世界上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與最窮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從1960 年的30 :1 上升為1997 年的74:1。”16 如果說,原來意義上的階級概念至少在發達社會正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如藍領工人越來越少,投票所反應的越來越不是階級取向而是其他類型的群體取向;如果說,在發展中社會(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階級問題也越來越和諸如種族、性別、國家等問題糾纏在一起,越來越顯示出複雜性,這絕不意味著,我們正迎來一個資本主義高奏凱旋曲並使得人人受益的全球化時代。
  
  
    第三條道路
  
    吉登斯寫《第三條道路》這本小書的背景非常明顯:直到本世紀70 年代末期在工業化國家仍然佔據主導地位的“福利共識”的瓦解,80 年代末以來蘇東社會主義體制的瓦解,與此同時市場原教旨主義又並沒有能夠緩解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二難困境。

    冷戰結束以後,社會主義的信譽受到嚴重質疑,而全球化的金融、資本、商品和文化正在席捲整個世界的每個角落。促使這一切發生的異常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技術變化的原委是什麼?人們應當怎樣來回應這些變化?

    “第三條道路”這個術語本身並沒有什麼特別。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上,這一術語已經被使用過許多次。吉登斯自己也說過,叫第四條道路、第五條道路都行,關鍵是如何跳出不是福利社會主義(更不用說計畫社會主義)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例如,柴契爾主義)的二元論。

    吉登斯從一開始著手理論研究,就特別明確地要超越主體與客體、結構與行動的二元論,這樣才有了結構化的理論嘗試。如果說,在理論的層面想要將二元論改造成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那麼,在實踐的層面提出烏托邦的現實主義,在政治的層面借用一句老話“第三條道路”,就沒有什麼奇怪。特別是在今天,當歐洲的政治思想似乎已經失去了它們的鼓動力,公共討論的主題成了各種各樣的擔憂(道德水準下降、貧富懸殊加劇、福利國家的壓力,等等)的時候,就更可以理解。

    “如果沒有理想,政治生活就一無是處;但如果理想與現實的可能無關,它們就是空洞的。”(《道路》)問題在於是不是真的能夠超越左與右?結構與行動的二重性理論到底是折中還是創新?烏托邦的現實主義,究竟是在保留一點理想的條件下向現實的妥協還是新的綜合?“第三條道路”是在探索一條新路還是僅僅把自己擺在中間偏左(或者,用左翼的話說,是中間偏右)的位置?

    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認為,自由資本主義導致了許多馬克思所診斷出來的弊端,但又相信這些症狀可以通過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而得到緩解或克服。國家有義務提供市場無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福祉。在老派社會民主主義看來,國家積極干預經濟和社會的其他領域不僅是正常的,同時也是應該的,因為公共權力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代表著集體意志。有政府、企業和工會等參與的集體決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場機制的負面作用。

    從70 年代中期到蘇聯解體這一段時間,社會民主主義越來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場哲學的挑戰,特別是受到柴契爾主義或雷根主義(更一般的稱謂是新自由主義)的挑戰。在此之前的一段時期,主張市場自由化的思想似乎已屬於過去。自由市場的重要鼓吹者弗裏德利希·馮·哈耶克以及其他站在自由市場的立場上批評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們的言論,曾經一度被視為古怪偏執,那個時候似乎大家都是福利社會主義甚至計畫社會主義者了。哈耶克們七十年代中期以來,由於柴契爾夫人的大力鼓吹和推動,又才一下子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柴契爾夫人剛剛上臺時,並沒有一套羽翼豐滿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在她執政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型的。柴契爾主義非常明顯地表現出對不平等現象的無動於衷,或者甚至是對不平等的積極支持。只有“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人才會認為“社會不平等天然就是錯誤的或有害的”。在柴契爾眼中,平等主義的政策創造出一個單一的社會,而且,這些平等主義政策只能借助於專制力量才能推行。撒切爾幾乎是第一個把“資本主義”明顯地作為褒義詞使用的人。在她的口中,資本主義成了一種無比美妙的體制和意識形態。柴契爾主義以後,人們才漸漸習慣了大言不慚地談論資本主義。然而,吊詭的是,傾向於自由主義的政策卻又把機會平等看成是值得追求的和十分必要的。甚至更有諷刺意味的是,約翰·梅傑接任柴契爾夫人任英國首相後,學著模仿馬克思的語氣,宣佈在他的保守黨領導下要把英國建成一個“無階級的社會”!

    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首要特徵是就對“大政府”的敵視。英國保守主義之父艾德蒙·柏克表達了他對國家的嫌惡,他認為國家的過分擴張會變成自由和自主的敵人。美國的保守主義則一直保持著對中央政府的敵意。柴契爾主義利用了這些思想,但它同時還利用了對於國家角色所持的古典自由主義懷疑論,這種懷疑論的基礎是關於市場優越性的經濟學論證。使國家最小化的理論與把公民社會視作一種社會團結的自生機制的獨特觀點緊密相關。必須有條件讓公民社會的小股力量得到發展,而且,如果它們沒有受到國家干預的阻礙,就能憑著自己的力量發展起來。

    有人說,如果任由公民社會來完成其自我設計的話,它將具有如下諸種美德:“良好的品格、誠實、義務、自我犧牲、榮譽、服務、自律、寬容、尊重、公正、自強、信任、文明、堅韌、勇氣、正直、勤勉、愛國主義、為他人著想、節儉以及 崇敬”。17 據說,國家,尤其是福利國家對公民社會的秩序具有很大的破壞性,但市場則不會如此,因為市場的興衰取決於個人的能動性與自主性。正象公民社會的秩序一樣,如果任由市場自行發育,它們將為社會提供出最大的利益。

    關於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蘇東體制的瓦解密切相關的。但是,在這種討論中有一種幾乎是天真而幼稚的假設:要是沒有七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本來俄國和東歐也會像西歐和北美一樣富裕和民主的。這種論調甚至忘記了,要是沒有七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俄國和東歐甚至也還意識不到西歐和北美的體制下還會有那麼多有價值的東西(而不只是效率!)

    不論歷史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被簡單地遺忘或乾脆抹去,至少,在“1989 年,自封為‘自由世界’的一方都沉浸在由於共產主義的瓦解而得到的狂喜之中。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似乎顯而易見地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冷戰結束了,從今以後,人人都將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了。”18

    這是新自由主義得以流行並佔據主導地位的最重要的社會政治和社會心理背景,儘管無憂無慮的生活實際上並沒有向哪怕僅僅是東歐和俄國的人們盡情展現出來,巴爾幹的軍事衝突不過是一例而已,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是更大更深的憂慮和麻煩。

    需要注意的一個吊詭是,新自由主義不僅主張“小政府,大社會”,而且還把不受拘束的市場力量與對傳統制度(特別是家庭和民族)的維護聯繫起來。個人的能動性需要在經濟領域得到保護和發展,但責任和義務則應當在其他領域中得到保留和維護。傳統的家庭是社會秩序的功能性必要條件,其他的家庭類型(比如單親家庭)則只會導致社會的衰敗,其他任何弱化民族整體性的因素也會產生同樣的後果。在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聲明中,仇外主義的情緒溢於言表,他們保留著自己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最嚴厲的非難,“美國優先”僅僅是被布坎南明確說出來的口號。

    可見,一方面鍾情於自由市場,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傳統的家庭和民族,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處境。個人主義和自由選擇應當在家庭和民族認同的邊界上嘎然而止。但是,再也沒有什麼比市場的力量更能消解民族傳統的了。市場的動力機制削弱了傳統的權威結構並瓦解了地方共同體(包括家庭),它也不斷地跨越出民族-國家的疆界;新自由主義製造了新的風險和新的不確定性,而它卻要求公民們忽視它們而繼續恪守傳統;而且,它忽視了市場本身的社會基礎,這種基礎正是被市場原教旨主義無情拋棄的共存共生形式。

    反對福利國家是新自由主義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新自由主義者把福利國家看成是當代歐洲一切問題(甚至一切罪惡)的源泉。“我們將帶著輕蔑的嘲笑來回顧福利國家,正象我們現在會嘲笑地說奴隸制當然是組織有效率、又有動力的生產活動的手段一樣”。福利國家“給它所設想的受益者-- 被它界定為弱者、貧窮者和不幸者的人-- 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它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立精神,並且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基礎之下醞釀出某種一觸即發的怨恨。”19

    那麼,在福利國家跨掉之後,由誰來提供福利呢?答案是市場引導的經濟增長。福利不應當再被理解為國家的救助,而應當被理解為最大化的經濟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總體財富,而做到這一切的唯一辦法就是放開讓市場自己去創造奇跡。

    新自由主義既是一種全球化理論,又是一種直接推動著全球化的力量。新自由主義把那些指導他們參與地方性事務的哲學運用於全球的層面。如果市場能夠在不受干預或少受干預的情況下自由運作,那麼這個世界最終將達到它的最佳狀態。但是,正象他們也是傳統民族觀念的維護者一樣,新自由主義者採納了一種在國際關系上的現實主義理論策略:全球化社會仍然是一個由民族- 國家組成的社會體系,在這個民族- 國家體系的世界裏,真正起作用的是還是權力,包括軍事權力。為戰爭作好準備並維持軍事實力,是國際體系中的民族- 國家的必要因素。因此,新自由主義同時又致力於維護政治- 軍事在民族- 國家層次上的統一性。

    現在,新自由主義似乎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取得了勝利。畢竟,社會民主主義正陷入意識形態的混亂之中,如果說五十年以前人人都主張計畫的話,那麼現在似乎再沒有人是計畫的鼓吹者了。

    但是,吉登斯還不甘心,也不願意看到新自由主義意義上的全球化勝利:
  
    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寫道:‘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這就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幽靈。這一點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正確的,但我們說它正確的理由卻不同於馬克思的設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歐洲作為制度已經消逝了,但它們的幽靈仍然纏繞著我們。我們不能簡單地放棄推動他們前進的那些價值和理想,因為這些價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為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所要創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已經失信的地方使這些價值再現其意義。(《道路》)
  
    過去,社會民主主義總是與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現在,在一個資本主義似乎已經高歌凱旋的世界上,社會民主主義者們又該向何處去呢?戰後的社會民主主義是在兩極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至少在某些觀點上與共產主義者相一致,既然共產主義作為制度在歐洲已經垮掉、而更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也已經普遍受到人們的懷疑,那麼,繼續固守左派立場(哪怕是中- 左立場)還有什麼意義嗎?面對這種情景,在歐洲尋求一條既不同於美國的市場資本主義、又不同於蘇式的計畫社會主義的獨特的“第三條道路”還有什麼可能嗎?

    有人懷疑,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和近年從比爾·克林頓和托尼·布雷爾的口中說出的同一概念有說不清的勾聯和“共謀”,而大多數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和美英兩國的老左翼批評家都對後者的說法反應冷漠。批評家們認為這是偽裝的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一種回過爐或回過鍋的新自由主義。例如,美國的經濟極具活力,但同時那裏的不平等程度高居發達國家榜首。克林頓承諾要“在適當的時候終止福利”,這體現的是某些新自由主義保守分子的態度;布雷爾的批評者們也指出,當布雷爾和新工黨上臺之後,他們仍然堅持著柴契爾的那一套。而吉登斯自己則宣布,他的“第三條道路”指的是一種思維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試圖適應過去二、三十年來這個天翻地覆的世界。這種“第三條道路”的意義在於:它試圖超越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當宣稱左翼和右翼這種區分不再具有什麼意義的時候,究竟意味著什麼?左與右這種劃分是否同過去一樣涵蓋了同樣廣闊的政治領域?歐洲是否僅僅處於左與右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過渡時期?或者,是否左與右的含義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今天,是否還像1930 年歷史學家阿蘭(Emile Alain)所說的那樣,“每當有人問我,左與右之間的劃分是否仍具有任何意義,我心中最先產生的想法便是提出這一問題的人本身並不屬於左翼”?20 或者,面對大量宣稱左和右的劃分已經過時的著作,人們是否還要承認,左和右的分類一直在對政治思想施加著影響,雖然什麼是“左”或什麼是“右”可能發生變化,但在同一時間內,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觀點?是否可以說,當政治意識形態多多少少呈現出均勢,就幾乎不再會有人對左和右之間劃分的適當性存有疑問,而一旦這兩者中的任何一邊變得強大起來,則更為強大的那一邊,就會如柴契爾那樣,宣佈“別無選擇”?

    左和右的區分無疑是圍繞著對待平等的態度展開的,左翼向於更大的平等,而右翼則認為社會必然是階層化的。這裏必須要提出的問題是:什麼人之間的平等,比如,個人之間的還是集團之間的平等?在什麼問題上的平等,機會的,結果的,還是過程的?在何種程度上的平等,是縱向(上下之間)的還是橫向的?各種各樣的政治機構以及其越來越臃腫的官僚制是否已經偏離了正統的民主機制?如果某項 政治綱領能夠取得一致,又如何來貫徹它、操作它?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吉登斯對於全球化的態度。他認為第三條的道路政治應當對全球化(其範圍是比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全球化市場要寬得多的一種現象)採取一種積極的態度,而極右派才主張經濟和文化保護主義,他們將全球化看成是對國家的完整性和傳統價值的威脅。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們說道,如果失掉傳統和傳統的各種形式,權威就會瓦解,人們就將失去分辨對與錯的能力。這樣一來,民主就永遠只能是殘缺不全的。吉登斯認定,保護主義既不明智也不合乎民意。即使它能夠在實踐中被採納,它也只能製造一個自私的、各經濟集團之間很可能會相互敵對的世界。在一個傳統與習慣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會之中,樹立權威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民主。在今天的社會中,無責任即無權利,同樣,無民主即無權威。

    比較有意思的是,與其他的現代性批判者不同,吉登斯是主張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只不過不是線性的現代化,而是“反思的現代化”。在一個充滿生態危機的時代,現代化不可能完全是直線型的,而且也絕對不可能僅僅等同於經濟增長。現代化問題對於第三條道路政治來說,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生態現代化只是其中的一個視角,反思的現代化也只是說作為主體行動者的人對現代化的捲入是積極的能動的過程,但在其他方面,現代化究竟應當意味著什麼?超越傳統(post-traditional)?超越左與右(beyond Left and Right)?怎麼超越?民主化家庭(democratizing family)?民主化民主制(democratizing Democracy)?規治(regulating)經濟、商業、金融與貨幣?這些都是吉登斯提出的方案,也都是未完成的議程。每一種概念都不是毫無問題。恰恰相反,幾乎所有的概念都有爭議,並且也很棘手,能不能在哈貝馬斯的意義上“完成”也是個疑問。

    拿民主化民主制來說。新自由主義想要縮小政府,而社會民主主義則熱衷於擴大政府。第三條道路則認為有必要重構國家:超越“把國家當敵人”的右派和“認國家為答案”的左派。如果說自由民主制度如今面臨著某種危機的話,這並不是因為它受到滿懷敵意的競爭對手的威脅(就象一個世紀之前那樣),民主制的危機根源于它不夠民主。問題並不在於是要大政府還是小政府,而是要認識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須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新情況;而且,權威,包括國家的合法性,必須在一種積極的基礎上得到重構。改革應當向什麼方向發展?我們怎樣才能使民主制度民主化?

    民主本身的含義,絕不僅僅只是幾年一度的代議制選舉,它還包括對選舉過程和選舉結果的民主化(而不是金錢化)監督,在選舉之外的領域(如經濟領域)裏的民主式參與,不同的階級、階層、種族、性別、群體在各種公共事務上的權利與權力的合理分佈和相互制約,在傳統的民主政治理論不曾涉及的領域中(如家庭中的男女、長幼之間)的平等對話機制和溝通機會的制度保障,在民族- 國家範圍之外(如國際事務和國際組織)的運作規則的公正性和公開性。幾乎在所有這些領域,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與不足。我們不能只是在一般的意義上說現代性包含著內在的悖論和危機(例如“戰爭的工業化”),也不應僅僅注意到發生在那些雖然未經選舉、卻也屬於現代的民族- 國家裏的暴行,而必須看到,德國的希特勒法西斯,是被德國人民選舉上臺的,而日本對二戰中的侵略暴行和濫殺無辜不做檢省和公開道歉的歷屆政府,也是經國民選舉出來的。在民主問題上,真正負責的理論,既不能採取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也不能實用主義地搞什麼“比壞”(即“總比×××好” ),更不用說,只有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下進行多層次多維度(包括長時段和跨區域)的分析,比較才有可能,也才有意義。

    民主的民主化,更要包括全球層次的世界性民主。世界性民主的擴展是有效地規治世界經濟與金融、與全球性的經濟不平等作鬥爭以及控制生態風險的必要條件。我們絕對沒有理由在地方和國家的層次上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但卻任由它在世界和全球的層次上稱王稱霸。

    這裏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平等。平等與個人自由當然可能會產生衝突,而且,平等、多元主義與經濟活力之間也並不總是和諧一致的。歐洲和美國現在所面臨的情況說明,結構變遷所導致的不斷加劇的不平等,既有集團的,也有個人的;既有縱向的,也有橫向的;既有階級- 階層的,也有種族- 性別的。這些不平等,在現有體系內都是很難克服的。但是,吉登斯堅持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要想探索“第三條道路”,就絕不應當因此接受這樣一種觀點:高度不平等是經濟繁榮的必然伴生現象,因而是不可避免的,正當的。

    許多人認為,當下唯一的平等模式應當是新自由主義的模式:機會均等或精英統治(meritocracy)。但是如果這種模式確實實現了的話,徹底的精英統治的社會將造成收入上的嚴重不平等,並因此而威脅(而不是增強)社會的凝聚力。比如,在勞動力市場上,“勝者為王”(winner-take-all)似乎是一種顯而易見的規則和現象。某個僅僅比別人稍微能幹一點兒的人就敢要求比別人多得多的工資。一位網球明星或著名歌劇藝術家所獲得的報酬遠遠超過那些比他們只是稍遜一籌的同行。這種現象正是由精英統治原則的運作所造成的。如果微弱的邊際差異真的就能夠決定產品的成功還是失敗,那麼,對於企業來講,這種風險也實在是太大了。被承認為造成了這種邊際差異的個人得到的報酬與他們的實際貢獻是不成比例的。他們儼然成了一群“新貴”。21

    不只與此。精英統治的社會還會造成大量的向下流動。許多研究已經表明,範圍廣泛的向下流動(失業裁員下崗僅僅是一種表現形式,還有其他許多沒那麼明顯的形式,如隱性失業,實際收入下降和社會地位的邊緣化,都會產生無法預期的負面後果,並使那些受到這些後果影響的人產生疏離感甚至敵意。大規模的向下流動對社會凝聚力造成的威脅很可能不亞於一個充滿敵意的被排斥的階層的存在。事實上,完全的精英統治將製造出這樣一種階層極端的形態,一個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等外階級(underclass)。這不僅意味著有一些群體將生活在社會底層,而且還意味著他們也認定自己在能力上的欠缺使他們命該如此。難道還有比這更令人絕望的社會圖景嗎?

    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關係到人們的生活機會,即他們的幸福與自尊。正如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所指出的那樣:
  
    使我們關心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現象的,……是饑餓者的饑餓、貧困者的貧困……他們在有關方面比他們的鄰居情況更為惡化的事實,是直接與我們相關的。但是,它不只是作為不平等的某種單獨的罪惡而與我們相關。它的相關性是表明這些人的饑餓狀況更為嚴重、他們的需要更為緊迫、他們的苦難已經造成了更大的傷痛,因此,我們對於平等的關注就是讓我們給他們以優先權。22
  
    平等問題之所以重要,還在於: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由於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發揮天才和能力,從而會損害社會自身;不平等還會威脅到社會的凝聚力,並能夠造成其他我們絕不願意看到的後果,例如犯罪率高居不下。過去,的確也存在過一些雖然包含著大量不平等、但卻依然保持著穩定的社會-- 例如,傳統的印度世襲階層制度。而在一個日益民主化資訊化的時代,情況就大為不同了。一個制造出大範圍不平等的“民主社會”,會產生普遍的不滿與衝突。

    那麼,平等究竟意味著什麼呢?第三條道路的政治把平等定義為“包容性”(inclusion),而把不平等定義為“排斥性”(exclusion)。在最寬泛的意義上,“包容性”意味著公民資格,意味著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現實中所擁有的民事權利、政治權利以及相應的義務。它還意味著機會以及在公共空間中的參與。在一個工作對於維持自尊和生活水準而言處於至關重要地位的社會中,獲得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機會”的一項重要含義。

    教育是另一種重要的機會,即使在教育對於獲得工作來說不是那麼重要的情況下,仍然是這樣。如果從“包容性”- “排斥性”的視角來看教育,則不得不指出,按照精英統治的邏輯和規則搞出來的精英教育,是以排斥或剝奪許多人的受教育機會的代價下來使少數人被“包容”進已有的教育體制的,從貴族學校到名牌大學,都是這種體制的產物。23

    排他性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會等級的劃分,而是把屬於某些群體的人排除在社會主流之外的機制。當我們大家都在談論全球化不可阻擋的時候,我們是否想過,這個全球化所包容進來的是哪些群體,排斥出去的又是哪些群體?如果說全球化是一列飛馳而來的高速火車,那麼它在使一些人搭上它從而迅速擺脫困境的同時,也在不斷地甩下另一些人(競爭中的失敗者,或已經退出競爭的老人),甚至乾脆拒絕讓一些人(例如UNDP 報告中說的那些無力上網的人)搭車。

    現在,收入不平等現象正在廣為蔓延。比如,在美國,1980 年到1990 年十年期間,有60% 的收入集中在僅占人口1% 的少數人手中,而占25% 的最貧窮的人口的收入在30 年時間裏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到1997 年,美國有20% 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目前,收入最高的勞動者與收入最低的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是50 年來最高的。雖然從實際生活水平上看多數勞動人民的處境都比20 年以前有所改善,但是,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全世界的貧困人口(即每日每人不到一美元)是30%,而最窮的10%-20% 的人發現他們的實際收入是下降了。那些長期處於新自由主義政府統治之下的國家比其他國家表現出更為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加劇的現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新西蘭和英國。
  
    如今,許多人都認為,美國的經濟不平等已經太過火了:
  
    贊成在其學科中貫徹自由放任觀點的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大公司的常任經理們的高薪即使達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最終也會對每一個人都有利,因為無效率的公司和得不到合理報酬的經理們都不能為任何人的實際利益服務。但是,從美國中產階級的觀點來看,過高的公司管理層薪水更有可能被視為自私的表現,而自私的個人和組織由於失去了平衡,將威脅到社會秩序的經脈。24
  
    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放任型經濟是世界經濟史上升時期的一個瞬間,而不是它的終點……毫無疑問,把世界經濟組織為一個統一的全球自由市場將會增加不穩定性。它迫使工人承受新技術和不受節制的自由貿易所帶來的不利後果。它沒有包含使那些危及到全球經濟均衡的活動受到制約的手段……實際上,它是把全球的未來作為賭注壓在這樣一個猜想之上:毫無拘束的逐利行為所導致的未曾預期的結果,將使那些巨大的風險得以消解。我們很難想像出比這更加不計後果的賭博了。25
  
    這樣說來,一種“積極的福利國家”是可能的嗎?答案部分取決於具體的情景,部分地取決於人們怎麼去行動。這就是為什麼要提出“第三條道路”,它與其說是一種學術思想的框架,不如說是某種行動的大綱,在這個大綱中,“第三條道路” 政治要變匱乏為自主,變疾病為健康,變無知為終身教育,變貧困和悲慘為幸福,變懶惰為創造。

    吉登斯真是不可救藥地太樂觀!
  
    * 關於吉登斯,我前幾年寫過一點“評述”(包括《吉登斯評傳》),說是評述,實際上是述而不評。當時國內還沒有出版他的論著,社會理論界除了古典,談論得較多的是哈貝馬斯等。我感覺對吉登斯略作介紹(而不是評論),是有好處的。這兩年,情況已經有所變化,三聯已經翻譯出版了幾本他的專著,我自己參與翻譯校對的《現代性的後果》和《第三條道路》兩本小書,也馬上要和讀者見面。在種情況下,對他的著作做點評論,是需要的。在朋友們的催促和鼓勵下,我寫了下面這些文字,它們只是一些不成系統的“評論”,因為其不成系統,嚴格地說只能是劄記。
  
    1 並參見Anthony Giddens,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revised edition,Polity Press,1993; Constitution of Society,1984。
    2 Constitution of Society,1984 :25.
    3 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62),p.34.
    4 參見Constitution of Society,chapter 7.
    5 參見斯蒂格裏茲(J.Stiglitz) :《政府為什麼干預經濟?》(),《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以及他對中俄轉型的比較分析的“轉軌十年:改革向何處去?”(《中國國情分析研究報告》第44 期)和“轉軌中的公司治理失效”(《中國國情分析研究報告》第62 期)等諸篇論文、演講。
    6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這個概念是美國社會學家墨頓(Robert Merton)提出來的,但是他卻(幾乎是徒勞而自相矛盾地)試圖在傳統的功能主義框架下來解釋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吉登斯把反思性引入分析,才(繼哲學上的現象學闡釋學之後)在社會學理論中比較清晰地闡述了為什麼人類的社會活動總是會產生未預期的結果,並且這種結果又總是會反過來成為主體行動的未被意識到的條件。
    7 參見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1988.
    8 Anthony Giddens & Christopher Pierson,Conversation with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Polity Press,1998 :62-63。
    9 L.A.Sklair,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Harvester Weatsheaf, 1991.
    10 沃勒斯坦的The Modern World-System 前2 卷已經在已故的羅榮渠先生主持下翻譯成中文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但是,羅先生去世後,該書第3 卷的翻譯工作似乎沒有繼續下來,而由另外一位譯者翻譯完畢的全3 卷,則由於版權問題而不能出版,這實在是很有諷刺意味的世界體系下知識- 權力關係的體現。
    11 Wallerstein,"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載於他的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一書,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9.
    12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Frankfurt: Suhrkampf,1986,p.7.
    13 Max Nordau, Degeneration,New York: Fertig,1968,p.39; 原書初版於1892 年。
    14 developed, developing, underdeveloped 這些概念,嚴格地說都不是沒有問題的描述性術語,它們本身就預設了發展主義的階段論的假設。關於“發展主義”,我將在“發展主義的悖論:現代性劄記之二”中加以說明。
    15 參見Ian Miles 與John Irvine, The Poverty of Progress, Oxford: Pergamon, 1982。
    1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9,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9。
    17 David Green: 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3, p.viii.
    18 Craig Calhoun,“Nationalism and Civil Societ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No 4,December,1993;並見鄧正來、亞歷山大合編:《國家與市民社會》,第332-370 頁。
    19 David Marsland: Welfare or Welfare State?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6, p.197。
    20 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London: Tauris, 1996, p.776.
    21 Robert H. Frank 與Philip J. Cook: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New York: Free Press, 1995;Richard Robison 與David Goodman: The New Rich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6.
    22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86.
    23 甚至體育也體現著這種精英原則:少數人被包容進衝刺和金牌的圈子的條件,是多數人被排斥到健身的行列之外,或者,充其量,被寬容(“包容”)進觀眾和球迷的群體而已。
    24 Alan Wolfe: One Nation, After All. New York: Viking, 1998, p.238.
    25 John Gray: False Dawn,London: Granta, 1998, pp.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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