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性與都市研究
作者：包亞明
簡介：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發表有著作《在語言與現實之間》、譯著《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林迪厄訪談錄》。主編有《當代思想家訪談錄》叢書、《世紀風--生於六十年代學人批評文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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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性"或"後現代主義"一詞首次出現於什麽年代？這是一個看法不一的問題，至少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藝術家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就曾使用過"後現代主義"，在1917年帕維茨(Rudolf Pannwitz)也曾使用過它。有些研究者還傾向于將"後印象派"（1880年代）和"後工業"1914-1922）的提法，看成是"後現代"的開端。有些研究者則傾向于將"後現代"與發端於40至50年代的美國、1958年之後的法國的後工業社會、消費社會、媒體社會、晚期資本主義或跨國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認爲60年代是"後現代"一個重要的過渡期，並認爲後現代主義強化、再現或再生産了消費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至於後現代或後現代主義的意義的界定，更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由於後現代是一個鬆散的、甚至歧義叢生的思潮，因此任何界定工作都難免有簡單化之嫌。
不過，後現代性理論對於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理論的發展卻産生過重要的影響。愛德華·索哈認爲後現代性對於都市研究的影響，與福柯和列斐伏爾的工作是緊密相聯的，在索哈看來："福柯對批判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所作的貢獻必須用考古的方式來看，他無疑會抵制別人稱他爲後現代地理學家，但從他1961年發表的《癲狂與文明》到1978年發表的《性史》等作品，可以看出他的確是一位後現代地理學家。"[1]索哈在論述福柯地理學思想時，沒有忘記爲自己臉上貼金，他把福柯與自己的"第三空間"的概念捆綁在一起；不過，索哈論及福柯與列斐伏爾的關係問題還是頗有見地的，他認爲"福柯在196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他的很像是第三空間的空間概念，而這時空間問題幾乎都是以列斐伏爾的作品爲中心的。在'五月風暴'發生的前五年中，列斐伏爾與福柯在許多方面有相交點，福柯的寫作主題、領域與列斐伏爾有相似之處，福柯寫作有關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薩特的文章，同時也寫有關歷史、哲學、心理學的文章，而這些都是列斐伏爾感興趣的。"[2]福柯關於空間問題的演講距離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産》一書的出版並沒有相隔太久，而且列斐伏爾與福柯都共同關心空間問題，但是，列斐伏爾卻認爲，"福柯沈醉於個人主義之中因而無法探討"集體主體"，福柯經常使用飄忽不定的空間隱喻來掩蓋社會空間的政治具體性，福柯權力/知識概念的多面性沒有關注'服務於權力的知識與拒絕承認權力的知識之間的對抗'。這是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産》一書的前十頁中提到的，這尤其是指福柯1969年發表的《知識考古學》。列斐伏爾認爲，福柯沒能縮小理論領域與實踐領域、精神與社會、哲學的空間與從事物質生産之人的空間之間的差距。"[3]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後現代性的討論以及我們現在是否生活在後現代時代的問題，的確深刻地影響了都市社會學的發展。都市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大衛?哈維在1990出版的《後現代性的條件》一書，從都市研究的角度全面地討論了後現代性問題，以及與後現代性相關的時間、空間問題。《後現代性的條件》一書前言是這樣開始的："我不記得我是在什麽時候第一次見到後現代主義這個術語的，我也許對它與對過去幾十年中不斷出現和消失的其他各種'主義'一樣，希望它在其自身不一致的重壓之下會消失或作爲一種時髦的'新思想'會失去它的魅力……但後現代主義觀點的魅力似乎與日俱增，而不是漸漸消失。後現代主義一旦與後結構主義、後工業主義以及其他各種'新思想'聯繫在一起，越來越成爲新觀點和新思想強有力的構型。它似乎通過其界定社會批評和政治實踐標準的方法有望在界定社會與政治發展的軌迹中起關鍵性作用。近些年，它已決定了爭論的標準，界定了'話語'的方式，爲文化批評、政治批評和知識份子批評設立了參數……因此，對後現代主義，不是作爲一套思想，而是作爲一種需要闡釋的歷史條件，的本質作深入的研究是適當的，我必須對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作調查，而後現代主義是多種相衝突的觀念的佈雷區，因而要梳理後現代主義絕非易事。"[4]
邁克. 塞維奇（Mike Savage）和艾倫. 瓦德（Alan Warde）在《都市社會學、資本主義和現代性》一書中，將大衛?哈維歸類爲後現代陣營的學者，認爲這一陣營的學者大都對流行的、平淡無奇但功能性很強的建築（如現代購物中心）有著濃厚的研究興趣。的確，大衛?哈維非常關注此類"新都市空間"的創建，認爲其中存在著一種顯著的後現代建築風格。哈維的突出貢獻在於：他認爲後現代條件可能最後是與當代資本主義中"時空壓縮"相關聯的。"對於哈維而言，在靈活積累條件下産生的最重要的發展是人與人工製品的空間流動性的不斷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後現代條件就極大地與一種新的'無地方性'都市環境的發展聯繫在了一起。他對'新都市空間'的分析表明了他的觀點。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現了都市發展的特徵性場所，如郊區的超大市場（大賣場）、商業購物中心、汽車交通網絡，這些場所和設施在都市生活中佔據了新的顯著位置，開始宣告一種新的'無地方性'的城市的誕生。只要身處購物中心或縱橫交錯的公共交通系統之中，人的感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5]
"無地方性"其實是對現代性的意義深度模式的消解，從這個角度看，後現代建築無疑是對現代性實踐中整齊劃一性的反叛，難怪邁克? 塞維奇和艾倫? 瓦德要把建築看成是後現代術語最早得到運用的領域。紐約的AT&T大樓堪稱體現後現代建築反叛性的代表作之一，這幢摩天大樓被設計成奇彭代爾式（Thomas Chippendale）椅子的形狀，奇彭代爾是英國18世紀著名的家具木工，他的家具以優美的外廓和華麗的裝飾爲特點。AT&T大樓的屋頂線條很奇特，不具實用功能，這充分顯示了後現代建築對現代性的同一性和功能性的有意識地反叛。後現代建築對於現代性的反叛，是通過摒棄單一意義，注重多層意義來實現的。因此，後現代建築提倡從各種不同的建築風格、各個歷史時期學習借鑒豐富的、新鮮的具有美學價值的東西。凡圖裏（Venturi, Scott Brown）和依茲諾（Izenour）在著名的《學習拉斯維加斯》一書中就曾要求建築師必須學習本地的地方傳統，放棄統一的現代性風格中那種矯揉造作。[6]
後現代建築所構建的空間，在理解當代社會生活方面無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詹姆遜早在1984年發表的文章《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中，就曾討論過後現代空間的評判標準，認爲空間在後現代社會的構建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調節作用"[7]。邁克爾·迪爾（Michael Dear）在《後現代都市條件》一書中，也認爲"後現代思想的興起，極大地推動了思想家們重新思考空間在社會理論和構建日常生活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間意義重大已成普遍共識。"[8]希爾茲（Shields）則特別關注"後現代空間化"的問題，他認爲"後現代空間化"指的是"超越了被圍起來的和未被圍起來的、被命令的和未被命令的、已知的和未知的界限的過程。界線標明了缺席成爲在場的界限。但是，這樣的界線已經開始消解，它們更多地成爲了門戶，而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交流透過這些門戶而産生。不同範疇的事物，如本地與遠方、本國與外國等等，在此産生交互作用。"[9]這種都市空間的新形式，導致了詹姆遜認爲需要借助"認識標圖"(cognitive mapping)的新形式，以便使我們在理解現代都市環境時恢復批判性意識。
建築與空間，以及兩者相互之間的關係，肯定是理解後現代性的關鍵性緯度，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就把後現代主義看作是放任主義政治性生活方式的建築性産物。本雅明也曾分析過如今購物中心的先驅--巴黎的拱廊（兩邊爲商店），他把巴黎的拱廊看作是現代都市的一個寓言。廣闊複雜的都市空間，即使對於城市遊蕩者本雅明來說也是令人暈旋的，因此，迷路的經歷就成了我們對現代城市認知的基本特徵。巴黎對本雅明而言"是一個不僅由道路而且由地道組成的迷宮。每當我想到巴黎地鐵的地下世界及其在全市有上百個（升降機）出口的南北線路，就會想起我在巴黎無數次閒逛的經歷"。[10]
沙朗·佐京（Sharon Zukin）試圖從另一個途徑來勾勒後現代城市圖景。她識別出了兩種重要的後現代空間：中產階級重新向市區移居的街區和新的夢幻般的主題公園（如狄斯奈樂園）。她認爲，這些新的發展表明了源自舊的都市結構的重大突破。佐京認爲，在傳統和現代的城市裏，風景（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人的空間）與本土（被剝奪了資源的、無權無勢的當地人的空間）相互對立；但是，在後現代城市中，風景與本土之間的分界被打破了，中產階級重新向市區的移居，打破了城市破敗地區的既有格局，這樣，本土就成了風景的一個組成部分。佐京通常把後現代城市描繪成日益商業化的場所、消費的場所。這與哈維和其他人所闡述的後現代城市的更爲寬泛的概念相互關聯，這一概念把後現代城市主要看作是一種新消費主義的場所，並將它與現代性城市（如芝加哥）相對照，芝加哥這個城市主要是通過它在工業生産中的作用被定義的。後現代主義可以被看作是消費主義的文化，這種觀點是由詹姆遜在1984年提出來的，費瑟斯通（Featherstone）在1987年，哈維在1989年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在他們的書中回應了這一觀點。當然，也有不少研究者對於有關後現代城市的論述與主張持懷疑態度。這並不是說不存在重要的都市變化，而是他們相信爲城市貼上後現代的標簽是於事無補的，因爲城市只是表現新的發展，而不是現代矛盾的當代展示。他們的立場因此更接近于吉登斯，他是個極力主張現代性的人。在浩瀚的有關現代性的文獻中，他的理論在都市研究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的概念框架經常被社會地理學家和社會歷史學家運用。城市在吉登斯的思想，具體地是在他的現代性的概念中起著重要作用。他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一書中通過對城市改變作用的分析來理解日常生活。他認爲，生活不是作爲"結構"被體驗的，而是作爲日常存在的時間段被體驗的。對吉登斯而言，城市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的根本性産物，而是一種尋找意義的産物。在吉登斯的著作中，這些主題成了他對現代性理解的中心。他認爲現在應該被更好地理解爲高度現代性而不是後現代性，不存在兩者間突兀的轉變。[11]吉登斯其實是將後現代看成是高度現代性的階段，而不是一個與現代性截然不同的階段，但是在討論全球化問題時，吉登斯與大衛?哈維一樣也注意到了"時空壓縮"的問題，不過，吉登斯使用的概念是"時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他認爲，如今發生在遙遠地區的種種事件，都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直接、更爲迅速地對我們發生著影響。反過來，我們作爲個人所作出的種種決定，其後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由於互聯網等科技和社會組織方式的推動，人類日常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遷，在場的東西的直接作用越來越爲在時間－空間意義上缺席的東西所取代。於是社會關係被從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關聯中"提取出來"，在對時間和空間的無限跨越的過程中被重建。
儘管大衛.哈維認爲："現在有迹象表明後現代主義的文化霸權在西方已開始走向衰弱。"[12]但是，後現代主義所揭示的一個基本原將深刻地影響都市研究的發展進程，那就是："空間範疇和空間化邏輯主導著後現代社會，就像時間主導著現代主義世界一樣"。因此，當我們觀察我們身處期間的城市時，我們不可避免地賦予了它一種意義，正如列斐伏爾所欣賞的那樣，都市意義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工具；對於卡斯特而言，正如對於列斐伏爾一樣，都市意義也許影響那些試圖以特殊方式定義被壓迫者的政治抗爭的企圖；對其他公民而言，對地方性或區域的認同也許會成爲他們政治考量的重要因素；對於都市精英而言，對城市形象的管理已成爲經濟政策和政治成功的重要方面。[13]也許正是得益于後現代性或後現代主義的幫助，我們才能夠辨認出被城市豐富多彩的表像所掩蓋或削弱的多層次的、複雜的都市意義。
（本文爲《都市與文化》第1輯《後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的前言，本書即將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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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Postmodern Geographies, Edward Soja, London: Verso, 1989, p. 16.
[2] Third Space, Edward Soja, Blackwell, 1996, p. 147.
[3] ibid., p. 146.
[4]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David Harvey, Blackwell, 1990, p. viii.
[5]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 138.
[6] cf.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 138.
[7]參見詹姆遜"後現代主義，或後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快感：文化與政治》，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
[8] 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Michael Dear, Blackwell, 2000, p. 47.
[9] Shields, R., "A Truant Proximity: Presence and Absence in the Space of Modern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2, p. 195.
[10] One 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Benjamin, W., London: Verso, 1978, p. 299.
[11] cf.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p. 132-144.
[12]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David Harvey, Blackwell, 1990, p.ix.
[13] cf.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 146.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上網日期 2002年01月11日
資料來源：http://www.cc.org.cn/zhoukan/guanchayusikao/0201/0201111005.htm
作者：包亞明
簡介：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發表有著作《在語言與現實之間》、譯著《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林迪厄訪談錄》。主編有《當代思想家訪談錄》叢書、《世紀風--生於六十年代學人批評文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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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性"或"後現代主義"一詞首次出現於什麽年代？這是一個看法不一的問題，至少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藝術家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就曾使用過"後現代主義"，在1917年帕維茨(Rudolf Pannwitz)也曾使用過它。有些研究者還傾向于將"後印象派"（1880年代）和"後工業"1914-1922）的提法，看成是"後現代"的開端。有些研究者則傾向于將"後現代"與發端於40至50年代的美國、1958年之後的法國的後工業社會、消費社會、媒體社會、晚期資本主義或跨國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認爲60年代是"後現代"一個重要的過渡期，並認爲後現代主義強化、再現或再生産了消費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至於後現代或後現代主義的意義的界定，更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由於後現代是一個鬆散的、甚至歧義叢生的思潮，因此任何界定工作都難免有簡單化之嫌。
不過，後現代性理論對於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理論的發展卻産生過重要的影響。愛德華·索哈認爲後現代性對於都市研究的影響，與福柯和列斐伏爾的工作是緊密相聯的，在索哈看來："福柯對批判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所作的貢獻必須用考古的方式來看，他無疑會抵制別人稱他爲後現代地理學家，但從他1961年發表的《癲狂與文明》到1978年發表的《性史》等作品，可以看出他的確是一位後現代地理學家。"[1]索哈在論述福柯地理學思想時，沒有忘記爲自己臉上貼金，他把福柯與自己的"第三空間"的概念捆綁在一起；不過，索哈論及福柯與列斐伏爾的關係問題還是頗有見地的，他認爲"福柯在196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他的很像是第三空間的空間概念，而這時空間問題幾乎都是以列斐伏爾的作品爲中心的。在'五月風暴'發生的前五年中，列斐伏爾與福柯在許多方面有相交點，福柯的寫作主題、領域與列斐伏爾有相似之處，福柯寫作有關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薩特的文章，同時也寫有關歷史、哲學、心理學的文章，而這些都是列斐伏爾感興趣的。"[2]福柯關於空間問題的演講距離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産》一書的出版並沒有相隔太久，而且列斐伏爾與福柯都共同關心空間問題，但是，列斐伏爾卻認爲，"福柯沈醉於個人主義之中因而無法探討"集體主體"，福柯經常使用飄忽不定的空間隱喻來掩蓋社會空間的政治具體性，福柯權力/知識概念的多面性沒有關注'服務於權力的知識與拒絕承認權力的知識之間的對抗'。這是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産》一書的前十頁中提到的，這尤其是指福柯1969年發表的《知識考古學》。列斐伏爾認爲，福柯沒能縮小理論領域與實踐領域、精神與社會、哲學的空間與從事物質生産之人的空間之間的差距。"[3]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後現代性的討論以及我們現在是否生活在後現代時代的問題，的確深刻地影響了都市社會學的發展。都市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大衛?哈維在1990出版的《後現代性的條件》一書，從都市研究的角度全面地討論了後現代性問題，以及與後現代性相關的時間、空間問題。《後現代性的條件》一書前言是這樣開始的："我不記得我是在什麽時候第一次見到後現代主義這個術語的，我也許對它與對過去幾十年中不斷出現和消失的其他各種'主義'一樣，希望它在其自身不一致的重壓之下會消失或作爲一種時髦的'新思想'會失去它的魅力……但後現代主義觀點的魅力似乎與日俱增，而不是漸漸消失。後現代主義一旦與後結構主義、後工業主義以及其他各種'新思想'聯繫在一起，越來越成爲新觀點和新思想強有力的構型。它似乎通過其界定社會批評和政治實踐標準的方法有望在界定社會與政治發展的軌迹中起關鍵性作用。近些年，它已決定了爭論的標準，界定了'話語'的方式，爲文化批評、政治批評和知識份子批評設立了參數……因此，對後現代主義，不是作爲一套思想，而是作爲一種需要闡釋的歷史條件，的本質作深入的研究是適當的，我必須對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作調查，而後現代主義是多種相衝突的觀念的佈雷區，因而要梳理後現代主義絕非易事。"[4]
邁克. 塞維奇（Mike Savage）和艾倫. 瓦德（Alan Warde）在《都市社會學、資本主義和現代性》一書中，將大衛?哈維歸類爲後現代陣營的學者，認爲這一陣營的學者大都對流行的、平淡無奇但功能性很強的建築（如現代購物中心）有著濃厚的研究興趣。的確，大衛?哈維非常關注此類"新都市空間"的創建，認爲其中存在著一種顯著的後現代建築風格。哈維的突出貢獻在於：他認爲後現代條件可能最後是與當代資本主義中"時空壓縮"相關聯的。"對於哈維而言，在靈活積累條件下産生的最重要的發展是人與人工製品的空間流動性的不斷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後現代條件就極大地與一種新的'無地方性'都市環境的發展聯繫在了一起。他對'新都市空間'的分析表明了他的觀點。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現了都市發展的特徵性場所，如郊區的超大市場（大賣場）、商業購物中心、汽車交通網絡，這些場所和設施在都市生活中佔據了新的顯著位置，開始宣告一種新的'無地方性'的城市的誕生。只要身處購物中心或縱橫交錯的公共交通系統之中，人的感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5]
"無地方性"其實是對現代性的意義深度模式的消解，從這個角度看，後現代建築無疑是對現代性實踐中整齊劃一性的反叛，難怪邁克? 塞維奇和艾倫? 瓦德要把建築看成是後現代術語最早得到運用的領域。紐約的AT&T大樓堪稱體現後現代建築反叛性的代表作之一，這幢摩天大樓被設計成奇彭代爾式（Thomas Chippendale）椅子的形狀，奇彭代爾是英國18世紀著名的家具木工，他的家具以優美的外廓和華麗的裝飾爲特點。AT&T大樓的屋頂線條很奇特，不具實用功能，這充分顯示了後現代建築對現代性的同一性和功能性的有意識地反叛。後現代建築對於現代性的反叛，是通過摒棄單一意義，注重多層意義來實現的。因此，後現代建築提倡從各種不同的建築風格、各個歷史時期學習借鑒豐富的、新鮮的具有美學價值的東西。凡圖裏（Venturi, Scott Brown）和依茲諾（Izenour）在著名的《學習拉斯維加斯》一書中就曾要求建築師必須學習本地的地方傳統，放棄統一的現代性風格中那種矯揉造作。[6]
後現代建築所構建的空間，在理解當代社會生活方面無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詹姆遜早在1984年發表的文章《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中，就曾討論過後現代空間的評判標準，認爲空間在後現代社會的構建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調節作用"[7]。邁克爾·迪爾（Michael Dear）在《後現代都市條件》一書中，也認爲"後現代思想的興起，極大地推動了思想家們重新思考空間在社會理論和構建日常生活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間意義重大已成普遍共識。"[8]希爾茲（Shields）則特別關注"後現代空間化"的問題，他認爲"後現代空間化"指的是"超越了被圍起來的和未被圍起來的、被命令的和未被命令的、已知的和未知的界限的過程。界線標明了缺席成爲在場的界限。但是，這樣的界線已經開始消解，它們更多地成爲了門戶，而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交流透過這些門戶而産生。不同範疇的事物，如本地與遠方、本國與外國等等，在此産生交互作用。"[9]這種都市空間的新形式，導致了詹姆遜認爲需要借助"認識標圖"(cognitive mapping)的新形式，以便使我們在理解現代都市環境時恢復批判性意識。
建築與空間，以及兩者相互之間的關係，肯定是理解後現代性的關鍵性緯度，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就把後現代主義看作是放任主義政治性生活方式的建築性産物。本雅明也曾分析過如今購物中心的先驅--巴黎的拱廊（兩邊爲商店），他把巴黎的拱廊看作是現代都市的一個寓言。廣闊複雜的都市空間，即使對於城市遊蕩者本雅明來說也是令人暈旋的，因此，迷路的經歷就成了我們對現代城市認知的基本特徵。巴黎對本雅明而言"是一個不僅由道路而且由地道組成的迷宮。每當我想到巴黎地鐵的地下世界及其在全市有上百個（升降機）出口的南北線路，就會想起我在巴黎無數次閒逛的經歷"。[10]
沙朗·佐京（Sharon Zukin）試圖從另一個途徑來勾勒後現代城市圖景。她識別出了兩種重要的後現代空間：中產階級重新向市區移居的街區和新的夢幻般的主題公園（如狄斯奈樂園）。她認爲，這些新的發展表明了源自舊的都市結構的重大突破。佐京認爲，在傳統和現代的城市裏，風景（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人的空間）與本土（被剝奪了資源的、無權無勢的當地人的空間）相互對立；但是，在後現代城市中，風景與本土之間的分界被打破了，中產階級重新向市區的移居，打破了城市破敗地區的既有格局，這樣，本土就成了風景的一個組成部分。佐京通常把後現代城市描繪成日益商業化的場所、消費的場所。這與哈維和其他人所闡述的後現代城市的更爲寬泛的概念相互關聯，這一概念把後現代城市主要看作是一種新消費主義的場所，並將它與現代性城市（如芝加哥）相對照，芝加哥這個城市主要是通過它在工業生産中的作用被定義的。後現代主義可以被看作是消費主義的文化，這種觀點是由詹姆遜在1984年提出來的，費瑟斯通（Featherstone）在1987年，哈維在1989年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在他們的書中回應了這一觀點。當然，也有不少研究者對於有關後現代城市的論述與主張持懷疑態度。這並不是說不存在重要的都市變化，而是他們相信爲城市貼上後現代的標簽是於事無補的，因爲城市只是表現新的發展，而不是現代矛盾的當代展示。他們的立場因此更接近于吉登斯，他是個極力主張現代性的人。在浩瀚的有關現代性的文獻中，他的理論在都市研究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的概念框架經常被社會地理學家和社會歷史學家運用。城市在吉登斯的思想，具體地是在他的現代性的概念中起著重要作用。他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一書中通過對城市改變作用的分析來理解日常生活。他認爲，生活不是作爲"結構"被體驗的，而是作爲日常存在的時間段被體驗的。對吉登斯而言，城市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的根本性産物，而是一種尋找意義的産物。在吉登斯的著作中，這些主題成了他對現代性理解的中心。他認爲現在應該被更好地理解爲高度現代性而不是後現代性，不存在兩者間突兀的轉變。[11]吉登斯其實是將後現代看成是高度現代性的階段，而不是一個與現代性截然不同的階段，但是在討論全球化問題時，吉登斯與大衛?哈維一樣也注意到了"時空壓縮"的問題，不過，吉登斯使用的概念是"時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他認爲，如今發生在遙遠地區的種種事件，都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直接、更爲迅速地對我們發生著影響。反過來，我們作爲個人所作出的種種決定，其後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由於互聯網等科技和社會組織方式的推動，人類日常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遷，在場的東西的直接作用越來越爲在時間－空間意義上缺席的東西所取代。於是社會關係被從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關聯中"提取出來"，在對時間和空間的無限跨越的過程中被重建。
儘管大衛.哈維認爲："現在有迹象表明後現代主義的文化霸權在西方已開始走向衰弱。"[12]但是，後現代主義所揭示的一個基本原將深刻地影響都市研究的發展進程，那就是："空間範疇和空間化邏輯主導著後現代社會，就像時間主導著現代主義世界一樣"。因此，當我們觀察我們身處期間的城市時，我們不可避免地賦予了它一種意義，正如列斐伏爾所欣賞的那樣，都市意義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工具；對於卡斯特而言，正如對於列斐伏爾一樣，都市意義也許影響那些試圖以特殊方式定義被壓迫者的政治抗爭的企圖；對其他公民而言，對地方性或區域的認同也許會成爲他們政治考量的重要因素；對於都市精英而言，對城市形象的管理已成爲經濟政策和政治成功的重要方面。[13]也許正是得益于後現代性或後現代主義的幫助，我們才能夠辨認出被城市豐富多彩的表像所掩蓋或削弱的多層次的、複雜的都市意義。
（本文爲《都市與文化》第1輯《後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的前言，本書即將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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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Postmodern Geographies, Edward Soja, London: Verso, 1989, p. 16.
[2] Third Space, Edward Soja, Blackwell, 1996, p. 147.
[3] ibid., p. 146.
[4]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David Harvey, Blackwell, 1990, p. viii.
[5]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 138.
[6] cf.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 138.
[7]參見詹姆遜"後現代主義，或後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快感：文化與政治》，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
[8] 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Michael Dear, Blackwell, 2000, p. 47.
[9] Shields, R., "A Truant Proximity: Presence and Absence in the Space of Modern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2, p. 195.
[10] One 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Benjamin, W., London: Verso, 1978, p. 299.
[11] cf.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p. 132-144.
[12]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David Harvey, Blackwell, 1990, p.ix.
[13] cf. Urban Socioli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Macmillan, 1993, p. 146.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上網日期 2002年01月11日
資料來源：http://www.cc.org.cn/zhoukan/guanchayusikao/0201/0201111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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