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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現代性?––讀《現代性的意義與局限》

胡傳勝

佘碧平先生的《現代性的意義與局限》(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5月)向我們提供了現代性的多重視域。從海德格爾到羅爾斯,當代西方至少十二個重要思想家被安排在"現代性的局限"與"現代性的重建"兩個部分進行評述。像海德格爾、法國的幾個後現代知名人物、羅蒂和亨廷頓這些現代性的批評家,被安排在第一部分;像阿倫特、列維納斯、哈貝馬斯、羅爾斯(順便討論了社群主義和德沃金)這些基本上為現代性辯護的人物,被安排在第二部分。這是本書的主體部分,也可以說是後現代理論家與現代性理論家的對話。外加一個導言,從笛卡爾主義與自由主義兩方面論現代性的意義;和一個結論,綜論現代性的爭論的焦點與實質。非常吸引人的書名與標題,表明作者有獨到的問題意識。

現在的學問是專論的時代,而不像80年代,那是概論的時代。人們也許說,一本300頁左右的書,如何能評點那麼多傑出人物的思想而不顯得單薄?如果同樣的篇幅,用在這裡隨便哪一位思想家的某一個側面,在我們這個專論的時代,可能是有"讀頭"的。佘先生的著作的成功的地方,應該說是他的問題意識;它的薄弱的地方,我覺得,正是沒有貫徹、體現他的問題意識。現代性的意義、局限、重建、爭論的焦點與實質,這些都是使人容易產生聯想的表達式。選擇一兩個核心問題或範疇,把思想史理解為圍繞這個或這些問題而展開的(這就是作者的角度),這樣一種專論式的宏大敘述,需要非常精深的研究,也需要相當的理論高度。

如果現代性像一棵樹,或一個已經發生的、確定的歷史事件那樣,然後有人告訴我們,"那"就是現代性,關於現代性的爭論就是這樣展開的,它有確定的論域,有共享的主題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獲得知識上的滿足。但是,現代性,在西方的思想中,就像存在、歷史、人性所有這些巨型的抽像物一樣,是無法定義的。像佘先生在這本書第2頁所說,現代性就是17世紀以來的西方的歷史與文化,不僅顯示出對知識與民主的承諾,也表現出改造世界、使自己活得更好的"內在"精神,這樣一種現代性的規定,與"歷史就是發生過的一切"、"人性就是人的本性"一樣,依然是非常抽像的,或者說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是現代性。而且,這樣一種現代性的規定,我想,也是他下面所研究的絕大多數現代性理論家不同意的。

我們可以嘗試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這個問題,用一個更狡猾的、更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是現代性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現代性就是生活在現代或當代、對其生活時代進行思考的思想家們告訴我們的關於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或世界的一切。現代性的理論記錄著思想家們對其時代、其生存環境的把握,體現著他們與時代和生存環境的對話。這樣一種轉換,好像從佘先生的立場後退了一步,沒有向我們"報道"現代性的特征,但卻可能易於理解佘先生向我們提供的非常龐雜的現代性理論家族。我們對於現代性的理解,隻能透過討論現代性的那些語言、那些文本來進行;或者說,現代性,就像任何一個我們既被牽扯在內、又作為思考對像的過程一樣,它的無限豐富的特征,它的發散性、產生性、映射在既包容在它之內又與它同行思考者的語言中。這使我們回想起希臘哲學的一大精神:對於巨大的、變動的、把我們包含在內的過程的把握,不是采取"學"的形式,而是采取"對話",即辯證法的形式:思想與它所屬的運動同行。

生活在當代,不得不思考它,與它試圖展開富有成效的對話。這就是各種各樣的、呈發散狀的現代性理論的產生。我們的現代的,目前的,或當下的,或感覺到處在具有統一性的歷史單元的生存狀況,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是這樣被透視、被把握、被揭示的。存在與語言,現代性的特征與現代性的文本沒有辦法分開。現代性理論,沒有一個統一的研究綱領,它是"思",或思與它的環境之間的"對話",而不是"學".它是一種"地方性的知識",沒有統一的原理,也不存在共享性的命題與基礎。它不構成知識體繫。它比現代化的抽像理論更加復雜。雖然,譬如說,法國的現代主義的批評家對海德格爾的思想非常重視,甚至有一種傳承的關繫,但是,可以說,每一個人的現代性的想像都與別人不同,每一個思想家視為現代性或後現代特征的東西,都與另一個思想家不同,而且,既然不同的思想家為我們提供的是如此相距甚遠的、相互衝突的現代性的圖景,他們表現的是如此不同的現代性的態度,那麼,就沒有理由,把現代性,或現代世界,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不而不同的思想家似乎隻勾畫了不同的側面。思想家們所勾畫的現代性的圖景是不可通約的,沒有一個統一的現代性圖景,因為現代性與現代性理論一樣,沒有一個統一的基礎,現代性是個開放的、未完成的過程。它是個多元的存在。

本書雖然已經為我們展現了極為龐大復雜的"當代""西方"現代性理論,或現代性的想像,但是,隻要現代性還"存在",即在現代性中言說的思想家們覺得他們還在具有歷史同一性的階段中生活與思考,那麼,現代性的不同的圖景就會一再湧現,現代性的想像也就會一再產生。我們說這裡呈現地還是"當代"現代性理論,乃是因為,黑格爾、孔多塞,甚至稍早的康德,盧梭,稍晚些的馬克思,每一個思想家,都作出了他們的時代的"現代性"的思考。說是"西方"的,乃是因為,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非西方以外的現代性理論(至少沒有充分進入我們的視野),但是至少這種非西方的現代性理論應該是存在的,待產生的。本書基本包含了20世紀特別下半葉所有重要的社會理論家的著作,但是西方學術界晚近的關於現代性的討論仍然沒有包含完全。至少有兩組理論對於我們理解當代西方理論家對現代性的思考(或他們與他們自己的時代的對話)是比較重要的。第一組,英美思想在80-90年代對現代性的討論。書中提到的羅爾斯與德沃金雖然屬於廣義的這一派,但泰勒(《自我之源求求現代自我的形成》),吉登斯(兩本已經翻譯成中文的著作)、拉莫爾(《現代性的道德》、《道德復雜性的模式》)和拉茲(《自由的倫理學》、《公共領域的倫理學》)的著作沒有包括在內。這些著作的重要性在於,向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與法國的現代性理論家不同的現代性圖景。法國與德國的著作家向我們提供走向同一性與規則的現代性,而這些著作家,繼承伯林的衝突的多元論,向我們提供差異性、衝突性的現代性圖景。如果說前一類理論向我們展示現代性的全球化之維,那麼後一種則向我們展示現代性的多元化之維。當然這還是西方文化之內的多元化。第二組,70年代以後第三世界或"移居者"(如賽伊德、德裡克)對東方主義進行批評的著作,他們的著作的重要性在於把現代性的視域從西方移到在西方強制下的東方,這也許可以視為還有產生中的非西方的現代性想像。他們的著作,擴展了現代性的多元化之維。

現代性理論是我們與我們自己的生存環境的對話,是我們與我們自己的對話。它是一種"思"而不是一種"學",那麼,我們就不能生活在非西方的環境下、有著自己的獨特的問題而又以西方人自居來討論現代性問題。這至少缺少理論或思想的自覺。現代性理論呼吁自己與自己的環境的對話,但是我們目前缺少的,正是與我們自己的環境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對我們的現代性歷程進行有深度的反思。雖然像劉小楓這樣的作者在80年代就開始了現代性問題的思考,但現代性理論是90年代中後期纔開始吸引中國學者注意的。我們目前的現代性討論,還處於範式的轉換過程之中,或者說範式轉換剛剛開始。這種範式轉換,就是從70年代開始的、與意識形態若即若離的現代化理論發展到對中國的現代性的成長過程進行繫統的、多角度的或多視域的反思。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是說現代化理論是錯誤的,過時了,我隻是說,從這種理論出發,可以分離出另外一種或一類理論。有兩個因素可以表明我們還處在開端。第一,現代性著作家,被有些著作家不恰當地稱之為"新左派"的一些作者,仍然較多地持一種規範性的思考方式(當然,這也是現代性理論的佘先生所說"重建現代性"一族的重要特征);這種思考方式,譬如說是市場經濟還是公正正義,呼吁國家積極主動,與現代化理論仍然是一致的,視域不太開闊,反思也不夠。第二,最重要的,我們的現代性理論,存在著身份與話語的誤置,我們生在非西方,卻力圖持西方的現代性話語。這樣,我們就難以與我們自己展開富有成效的對話。我們是主動地加入到西方的現代性的話語中去,成為其中的一員的。這種主動的加入,是從劉小楓開始的,他以主動加入基督教神學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來開始現代性思考的。讀劉小楓、如汪暉、黃平這些人的作品,我們覺得,他們要麼告訴我們現在應該干什麼,什麼最重要(在這方面,他們與"自由主義者"分享著同樣的規範式的思考方式,屬於家族內之爭);要麼就覺得他們如果不是在與"普遍的、全人類的現代性狀態"對話,就是在與西方的現代性狀態對話。當我們援引(或至少暗示)某些當代大師可以對我們的難題有所幫助時,我們的似乎缺少深度;當我們想問問自己到底什麼現代性時,我們又似乎顯得很外在。現代性理論是西方思想家與他們自己的經驗的對話,那麼,我們這些明顯地處於西方經驗之外的"他者"、"第三者",如何能以西方經驗的第一人稱來說話呢?

當然,就如佘先生所引的鮑德裡亞的話,現代性是一個使世界變得同質的過程。但是,現代性使法國、英國變得同質性的過程,使西方變得同質性的過程,與它使中國,整個非西方地區變得同質性的過程,必然有巨大的差異。吉登斯說他的現代性理論是完全以17世紀以後西方經驗為基礎的,那麼,同樣是17世紀以後,非西方地區的經驗,與西方經驗同步且成為它們的影子的非西方的經驗是什麼樣的?富科說控制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征,那麼,源於這種控制又不同於這種控制的對我們自己的控制又是怎麼樣的?我們怎麼樣因為追求我們的"模範"而處於雙重甚至多重的受控制或奴役狀態?這纔是作為西方文化的"他者"的我們的現代性理論的重點。也許我們思想的整個弱勢,是因為我們企圖放棄自己的立場,以別人的立場或人稱來發言的結果。中國現代性理論的前沿人物汪暉,在他沒有拿出與泰勒的著作相平行的討論我們自己的現代性經驗的宏大敘事之前,我們的現代性理論仍然沒有實現範式的轉變。

佘碧平:《現代性的意義與局限》,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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