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另一種全球化——對“反全球化”現象的調查與思考
龐中英

最近幾年,隨著全球化的加速,反全球化也同時發展。但是,除了注意到世界各地街頭的反全球化示威,並對它們做了相當片面性與扭曲性的解釋外,人們並未對反全球化現象做深入討論。實際上,反全球化是另一種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產物。相對而言,它是弱勢與受害群體對全球化黑暗面的微弱抗爭,是對全球化的所謂不可規避性的挑戰。反全球化運動已經而且將繼續對當今世界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因為它提出與揭露了種種急迫與嚴重的世界問題。雖然無組織、觀點混雜、甚至偏激的反全球化運動沒有也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但它將促使人們深入反省與重新對待全球化。
什麼是反全球化?
當前,是非“全球化”的爭論汗牛充棟,以下文字不想再卷入這種是非過程,而只關注“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現象,因為這個問題並沒有受到中文學者的充分注意。需要說明的是,研究反全球化並不表明作者擁護還是反對全球化的立場。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問題不是能用是非而投票的。本文是作者從學術研究要求“中立”的角度對最近幾年世界範圍的“反全球化”現象作的一項持平的調查研究,目的是為了全面而客觀地進一步認識全球化問題,加深對今日世界問題的認識。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相伴而生。如同全球化概念的寬泛性與模糊性一樣,反全球化也是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理解的概念,它可能指對全球化的否定,對全球化片面性的批評,對全球化(跨國公司、自由貿易、科技創新與國際經濟體系全球擴張)的擔心,對全球化代表的新階段資本主義(即“全球資本主義”)的回擊,對全球化加劇的貧富鴻溝、社會分裂、環境災難的不滿,等等,不一而足。總之,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可說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因此,我的觀點是,同全球化一樣,反全球化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另一種全球化,需要深入觀察與研究。
目前,全球化已經更加深入到世界各地,以西方為基地的跨國公司與原來的南方、外圍、第三世界全球化等地理、政治與經濟實體的互動,加上南方、外圍、第三世界的分化,以及以非西方為基地的跨國公司成功,使“全球經濟”越來越名副其實。但是,全球化的中心與動力源仍然在西方與其它經濟社會發達地區。全球化主要是公司(資本)領導、科技促進、市場發動、政府支持為主題的全球化,相應地,反全球化的中心與動力源也在西方與其它發達地區。

誰在反全球化?
行動與言論是判斷是否存在反全球化現象的唯一根據,而不是看它們是否貼上“反全球化”的標志。當前的反全球化示威與論點涉及許多方面,但歸納起來,大多數人最集中關注的兩大問題是全球正義(global justice)與生態環境維持。
在行動方面,“反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場“全球運動”(global movement),原因在于最近幾年來,全球範圍的反全球化運動不斷,一些重要的全球會議已經接連不斷成為示威者所稱的全球行動日(global days of action)目標。示威者聲稱他們的行動是非暴力的直接抗議(non-violent direct action)的,但實際上往往與警察發生不幸的暴力沖突。
既具有諷刺意味、又十分有趣的是,反全球化運動本身已經全球化了。反全球化運動的組成人士來自全球各地的聯合會與工會(unions + labor)、環保組織等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有土著人(indigenous)、社會主義者(socialist),性別平等主義者(feminist),甚至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他們依靠全球化為了共同的反全球化目標而走到一起。
最近一年多世界各地代表性的反全球化示威列舉如下︰

——1999年11月30日到12月初,美國太平洋城市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WTO)貿易部長會議在此召開,它雄心勃勃地要發起新一輪多邊自由貿易談判,但沒有想到的是,會議內部南北國家分歧嚴重,會議外部發生舉世震驚的反全球化示威。WTO的會議無果而終,連一直在尋求取得國會賦予的談判自由貿易協定權力的美國總統克林頓也不得不站在示威者一邊說話,因為沉寂了很長時間的美國工會組織,以及向來是民主黨支持者的環境保護主義者是這次抗議活動的主角。這次抗議活動雖然讓西雅圖一片混亂,麥當勞快餐店被砸,許多示威者與警察受傷,但卻把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社會與環境問題充分揭露出來。
——2000年1月底,瑞士小鎮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年會在此如期召開,反全球化的示威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各界精英同時抵達,一場譴責全球化的示威也不幸夾雜著很快諸如砸掉麥當勞餐廳的舉動。
——2000年2月14日,泰國首都曼谷,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在這里召開,反全球化的示威游行再一次爆發,但示威者針對的並非該貿發會議,因為貿發會議向來與IMF等國際經濟體系的觀點相左,基本上站在發展中國家或者第三世界一邊說話,他們示威的矛頭仍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00年5月1日,英國首都倫敦市中心,爆發大規模的反全球化與反資本主義的示威游行。
——2000年9月中旬,澳大利亞墨爾本,悉尼奧運會開幕前夕,世界經濟論壇亞太地區會議在此召開。一些非政府組織發動了大規模示威,同樣導致與警察沖突,參加示威的抵制奧運會聯盟(the Anti-Olympics Alliance)揚言要進軍悉尼,要求舉行真正的奧運比賽(而不是商業化的)。
——2000年9月上旬,紐約,聯合國千年高峰會議,聯合國總部前最重要的示威是反全球化運動,有的抗議者把他們的行動叫做“人民峰會”(People's Summit)。
——2000年9月下旬,捷克首都布拉格,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在這里召開。來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分子跟蹤而來。示威者要求關閉世界銀行與貨幣基金,加快改革國際金融體系進程,取消第三世界國家的沉重債務。示威者認為IMF和世界銀行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工具,因為它們竭盡所能控制第三世界,使這些國家更加貧窮。這次示威是布拉格自1968年甦聯入侵捷克以來發生的最重大國際事件。
——2000年10月20日,韓國首都漢城,第三次亞歐會議(ASEM),爆發大規模反全球化示威,參加者達2萬之眾,除大批韓國人士外,他們代表著阿姆斯特丹多國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 in Amsterdam),綠色和平國際,以法國為基地的“取消第三世界債務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Cancellation of Third World Debt),以日本為基地的“食品安全與環境網絡”(Network for Safe and Secure Food and Environment),以菲律賓為基地的“反對走私婦女聯盟”( 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等非政府國際組織。針對官方的亞歐會議,示威者發起了亞歐會議人民論壇(the Asem People's Forum)。
除了上述大規模的街頭示威外,網絡上的反全球化運動更加活躍。反全球化者通過網絡空間研究與討論全球化問題,在網絡中廣泛表達對社會公正與環境惡化的關心,協調全球反全球化行動,不一而足。反全球化的著名網站很多,例如《摧毀IMF》、《跨國公司監控》、《全球人民行動反對自由貿易與WTO》(Peoples' Global Action against "Free" Trade and the WTO)、《社會主義選擇》(Socialist Alternative),至于象綠色和平國際(Greenpeace International)、世界自然基金(Worldwide Fund for Nature/World Wildlife Fund, WWF)等環境保護組織都建設維護著影響廣泛的網站。
經過全球各類傳播媒體報道,人們目睹了街頭反全球化現象。其實在言論方面,反全球化的各種觀點如同主張全球化的那樣多。馬克思主義、左派、自由左派、生態主義、女權主義、和平主義等等都是全球化的批評者。他們的觀點五花八門。代表性的流行觀點有︰(1)全球化的主張者認為全球化是人類獨一無二與歷史的機遇,但反全球化的觀點則認為,現在的全球化嚴格意義上應叫做“公司全球化”( corporate globalization),這樣的全球化不是社會一體化而是社會解體的力量。(2)公司主導的全球化使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不平等、不公正進一步加劇。(3)地球環境將因全球化而不堪重負,地球環境將因為全球化而受到最後的致命一擊。發達國家普遍把傳統部門(“舊經濟”)轉移到第三世界,推動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進程,結果全球工業化的結果就是人類環境的末日。(3)全球化不過是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的說辭,是發達國家的偽善(hypocritical),因為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方面總是很保守。馬哈蒂爾總理說,“西方國家要求亞洲國家具有更大的透明度,但卻對自己的全球資本主義牌號遮掩與不讓質疑,現在是到了打破此種禁忌、公開討論它們的問題的時候了。”

反全球化現象的若干特點
當前的世界範圍的反全球化存在以下幾個特點︰
(1) 在原南方、外圍、第三世界里,反全球化的情況很復雜。傳統與理論上,馬克思主義與依附論都是全球化的批評者。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全球化聲音較大,如馬來西亞、古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與古巴總統卡斯特羅都是反全球化的著名人士。古巴最近幾年發起召開一系列抵制、批評全球化的國際會議,甚至包括2000年4月在哈瓦那召開的77國集團會議,古巴方面也不失時機地宣傳反全球化的觀點。堅決反全球化的“第三世界網絡”(The Third World Network)還以馬來西亞為基地。馬氏對全球化的批評非常著名,但受到西方主流輿論的不斷曲解。其實,他並不是盲目排斥全球化,而是反對全球化的霸權一致性與一體性,以及全球化帶來的金錢全面世界統治。“全球化,是;但霸權一統性(hegemonic uniformity and conformity),不。大家共享豐足的物質財富,是;但金錢的全面世界統治,不。”但應該說,最近的反全球化行為主要發生在西方世界。
(2)就地區而論,東亞不如歐美,東歐不如西歐。原因是東亞與東歐仍然處于“西化”與“愛西”階段,特別是,年輕一代認為全球化是好事。美國與歐洲是全球化的中心,同時也是反全球化的中心。美國綠黨及其領導人納德、改革黨及其領導人布坎南(他們均是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候選人,從反全球化的角度看,他們的競選實際上是一場反全球化的政治運動),法國總理若斯潘等歐洲“中左翼”領導人均是全球化的重要反對派人物。法國反對美國式的全球化。反對對其它國家的“全球化強加”(imposing globalization)。
(3)就產業而言,更多的反全球化力量來自原第一與第二世界的“舊經濟”而不是“新經濟”部門。與利益分配不均,嚴重忽視當地人民利益,以及環境破壞直接相關的人最直接地反全球化,跨國公司在有關國家設立的化工廠、核電廠所在地的民眾直接反對全球化。如印尼最東部的西巴布亞土著人反對美國一礦山跨國公司(Freeport)的掠奪性開采,因為當地人民承擔了跨國公司的代價,但好處卻由跨國公司與雅加達當局所得。
(4)反全球化與冷戰後全球範圍上升的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的力量與情緒普遍聯系在一起。在一些情況下,包括政治家在內的當地人比全球人更反對全球化,如西歐(德國與奧地利比較典型)的當地人反外來移民;而在另一些情況下,當地人不如全球人那樣反全球化,如捷克布拉格的當地人參與反全球化的不多。在歐洲,一些人號稱是所謂“主權主義者”(sovereignist),他們對關注國家主權遭受的全球化挑戰和壓力。在美國,一些人在呼吁全球化時代的民族主義,例如美國改革黨總統候選人、專欄作家布坎南,反對自由貿易(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與世界貿易組織),反對美國更多參與全球事務。
(5)一些從全球化中受益較多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墨西哥、中國等,即西方媒體經常稱的幾個“全球化成功故事”(globalization success story),目前反全球化力量相對較小。而在遭受金融危機重創的發展中國家,如泰國、韓國、印尼、菲律賓等(可以叫做全球化失敗故事),反全球化的運動與言論很多,金融危機過去已經一段時間了,但這些國家一些人士與組織仍把危機之主因歸咎于全球化。
(6)反全球化作為新的政治與意識形態。這是與全球化作為政治與意識形態針鋒相對的,體現了後冷戰時代新的意識形態分界線。美國總統克林頓(代表“新民主黨”)、英國首相布萊爾(代表“新工黨”)、德國總理施羅德(代表社會民主黨),以及新西蘭前總理(工黨出身)的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穆爾,在過去幾年主張所謂進步意識形態(the ideology of progress),他們自稱是進步派(the progressive)的代表。進步意識形態認為,全球化帶來的是進步,比如富者會愈富,窮者也會變富,因此有助于許多世界問題的解決。而反全球化者雖然承認進步派取得一些進步(比如性別平等與強調普遍人權),但認為,如果“災難”相比,“進步”簡直相形見絀。他們所批評的當然是越來越擴大的全球貧富差距與最近10年急轉直下的地球生態環境。更進一步,一些反駁全球化“進步觀”的人士認為,全球化讓世界富裕了,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富了,大多數財富流向少數人,同時,富裕並不代表一切,物質上的富有與精神上的退化同步發展。反全球化人士指責進步派冷酷無情,因為進步派手中的王牌是全球化的所謂不可規避性(必然性)(inevitability),這些人士常引用布萊爾在英國工黨大會上的講話為例說明這點。布萊爾曾說︰“推動未來的變化的力量是不可能阻擋在國家邊界上的。不要尊重傳統。(這些力量)不等任何人與任何國家(民族),他們是世界性的。”
(7)全球化的負面後果直接催生了許多非政府組織,這些非政府組織的宗旨與使命就是反全球化。
(9)全球化對世界許多相對弱勢的大小文化、文明、傳統構成最強大的空前挑戰,一些文化、文明、傳統不得不面對著消失的命運。一些反全球化行為(包括主張“文明對話”的力量)就是為了弱勢文化、文明、傳統在全球化時代的生存與延續而斗爭。

為什麼要反全球化?
就術語而言,“全球化”完全是個新近的概念,它首先與主要是一種市場力量推動的經濟過程,不是一種公共(政府)政策。但是,全球化本身不是政策不等于政府不存在促進全球化的政策。1990年代初開始以來,西方國家普遍促進旨在全球範圍強加西方宏觀經濟管理規則(即新經濟自由主義)、促進以放松政府管制(deregulation)為核心的自由化(liberalization),要求發展中國家(包括前甦聯集團國家)開放市場,參與全球經濟。在冷戰結束的情況下,美國克林頓政府直接推動了此種全球化。克林頓政府有一個雄心勃勃的全球化計劃,它實質上是對自1970年代晚與1980年代初美英(里根—撒切爾政府)的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繼承與深入,不過它抓住了世界歷史在1980年代末展示的前所未有機會——中國、甦聯、東歐以及其它政府管制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因此,目前這樣的全球化被反全球化者描述成是西方的、跨國公司與經理階層的、不顧社會與環境(母國、東道國與全球)代價的、以獲取最大限度的市場佔有份額為目標的、物欲而缺少價值追求的,是對全世界的最大挑戰。一度時期,這樣的全球化被認為是不可逆轉的。回顧最近最近10年,“全球化”一詞,無論在西方還是在非西方,確實是從1990年代早期開始的,此前並沒有今天普及性的全球化概念。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2000年4月發表《千年報告》。該報告的第一部分重點談及全球化,當然包括了反全球化問題。他認為︰“很少有人、團體或政府反對全球化本身。他們反對的是全球化的懸殊差異。首先全球化的好處和機會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數國家,在這些國家內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最近幾十年出現了一種不平衡現象︰成功地制定了促進全球市場擴展的有力規則並予以良好實施,而對同樣正確的社會目標,無論是勞工標準,還是環境、人權或者減少貧窮的支持卻落在後面。更廣義地說,全球化對許多人已經意味著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無法預測的力量的傷害,這些力量有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經濟不穩和社會失調。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種力量——20年來第5次嚴重的國際貨幣和金融危機。人們日益焦慮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國家主權可能處于危險之中。甚至在最強大的國家,人們不知道誰是主宰,為自己的工作而擔憂,並擔心他們的呼聲會被全球化的聲浪淹沒。”
該報告從一個最具典型的方面解釋了反全球化現象。但是該報告似乎忽略了,全球化帶來的不僅是一個“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問題,實際情況要比分配復雜的多。例如,反全球化或者全球化的批評者提出的更尖銳問題是“誰的全球化”(whose globalization)。
“反全球化”與這種公司(或資本)的全球化直接相關,其中亞洲金融(經濟)危機是個轉折點。雖然言論大量存在,但反全球化行動在金融危機前並未引起重視,它們也沒有形成氣候,雖然反全球化的行動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效果。金融危機結束了一些東亞國家政府主導下的依靠跨國公司進入與貿易帶動的“經濟奇跡”,突顯了這些國家經濟結構的脆弱性,打擊了東亞國家參與上述全球化的積極性,直接導致大規模的亞洲型反全球化運動爆發。亞洲金融危機被認為是上述意義的全球化的第一次失敗。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此後多次譴責西方的“新經濟殖民主義”︰“由新的、殖民主義的經濟形式構成的威脅必須引起警覺。經濟危機的要害方面是直接受到它影響的人民的如何直覺,而不是那些華爾街的、國際機構的專家的信念與理論。如果經濟殖民主義的威脅被直覺是真的,人民走上街頭反擊就只是個時間問題。如果外國對當地產業的控制被認為是過分了,人民將爭取重新獲得控制權。示威、大規模游行可能升級,也有可能轉化為暴力與破壞。”
“第三世界化”使反全球化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所謂“第三世界化”(Third Worldization)是指一種全球趨勢,即原來的“第一世界”出現了貧困化與邊緣化(雖然這種貧困與邊緣化不能與窮國的類比),但同時原來的第三世界卻出現了大批可以在全球經濟中買賣、富可敵富的新富。如美國與加拿大貧富兩極分化日益明顯,而墨西哥則出現很多世界級的跨國公司與億萬富翁。在許多第一與發達世界,一方面,跨國公司為增加競爭力向外轉移投資,另一方面,原有“福利國家”制度在土崩瓦解,外來移民又大量進入,這樣當地居民把自己失業與收入下降的原因自然歸結為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富者是進入全球經濟體系了,但窮人與土著居民則承受著不幸,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經濟調整(緊縮)計劃下,那些不能面向出口的或者競爭力不強的大批中小企業普遍蕭條甚至破產,金融危機又使得億萬普通人收入大幅降低、度日維艱。總之,無論富國還是窮國,雖然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機遇、潛力與可能,但全球化同時產生了人類必須面對的新挑戰與新威脅,對大多數人來說,金融、經濟、教育、就業、收入、健康、文化、環境等等人類方面都變得更加不確定與不安全,舊日不再。這就不得不讓他們對全球化作出一些否定性的反應。

反全球化的未來
反全球化確實是個很籠統的概念,但問題不在于這個概念,而在于為什麼在反全球化旗號下聚集起這樣多的力量,為什麼全球化成為了問題以及問題的焦點。反全球化一方面揭露了當今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問題的嚴重性,另一方面,一些人又簡單地把世界危機、矛盾、沖突都歸結到全球化頭上。從狹義的全球化角度,全球化成了世界問題的替罪羊,但既然這個時代冠之以全球化時代,反全球化當然具有邏輯的合理性。因此,反全球化不僅是對當今世界矛盾的不滿、喧囂、攻擊,而且它為人類與世界利益做的努力巨大,揭露出來的問題觸目驚心。
當前反全球化與擁全球化是“各說各話”,是兩種差別很大的認識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法,但誰都說服不了對方,不僅如此,雙方相互厭惡。反全球化運動與觀點魚龍混雜,有些行為與觀點是錯誤的、過激的、非理性,找錯了對象,例如攻擊國際經濟體系及其會議,訴諸暴力,完全“厭惡全球化”(Global-phobia),追求轟動效應。其實,全球化的問題確實不能完全歸之于這些政府間國際經濟組織。全球化也不是能夠簡單反對的,有的學者指出,把已經全球的經濟與社會倒退到地方、民族的幾乎是不可能的,而解決全球不平等與環境問題的唯一出路是全球方案與政策。有的反全球化行為雖然切中當今世界的要害,但沒有提出可行的解決(危機)的方案。但不應該把遍及世界主要城市的反全球化示威做扭曲的報道與解釋,因為許多參與運動的多數人士不是主流媒體所說的“新法西斯主義者”與“極端主義者”(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資本主義,如布拉格示威的口號)。反全球化中,一些極端行為與言論是不可避免的,但卻不是反全球化的主流。
總的看,當前的反全球化,已經對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它並未解決全球化產生的問題,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兩大勢力還沒有交集,而且兩者的對立在升高。全球化的主張者沒有也不會根本改變其必然性邏輯,而反全球化者也不可能接受這樣的邏輯,雙方對立將繼續,因此,預料反全球化現象還要深入發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類似西雅圖或者布拉格那樣的激進街頭暴力抗議可能要降溫,反全球化力量在重新思考他們的策略與手段,以使抗議取得真正的效果。

由反全球化現象引發的一些思考
當今世界經濟表面上“繁榮”背後隱藏的問題與危機不是只有反全球化力量才看得到的。在曼谷聯合國貿發會議上,聯合國對全球化作了第一次全面的反省。2000年6月底,日內瓦聯合國特別大會指出了貧困與不安全問題正在上升,世界絕對貧困人口已經從5年前的10億增加到現在的12億,除亞洲外的所有第三世界的貧困率與收入不平等都在增加。工業化國家與30多個最窮國家的人均收入相差至少74倍,世界上三個最富有的人的財富超過60個窮國國民生產總值之和。在布拉格抗議示威時,IMF與世界銀行官員極力顯示他們對第三世界問題的同情,對抗議者指出的問題並沒有異議,會上各國中央銀行行長、財政部長,特別是來自西方七國的,對遏制全球資本主義的不穩定勢頭憂心忡忡。雖然草草收場,但布拉格會議談論最多的是金融危機剛爆發時許多反全球化人士要求的對全球經濟的監管、調節與透明,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以及對石油價格上揚的深刻擔心(但對降低石油稅沒有松口)。
反全球化是對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度流行的至今仍佔上風的“歷史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美國勝利”(The US triumphalism)的莫大嘲諷。1990年代歐美各國“中左翼”政治勢力上台走“第三條道路”,表面上是對1970年代末開始的自由放任主義的一種矯正,以確立面向21世紀的新政治,但實際上“第三條道路”的出發點仍然是工業化國家的利益、其所代表選民與跨國公司的利益,其政策選擇,既最大可能地以“市場”的名義所推動的自由貿易,要求勞工與中產階級為“競爭力”作出最大的讓步,壓迫發展中國家別無選擇地放松管制,已經充分說明了這點。不過,雖然做的不好,但歐美“中左翼”畢竟認識到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必然導致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所以才提出協調新勞資、國資的矛盾的“第三條道路”。
新的世界矛盾正在這種反全球化運動中孕育。新的全球矛盾不是別的,仍然是窮者與富者的對立。但它新的各種形式,諸如社會抗議、貿易爭端、民族沖突、宗教對立等形式表現出來。在全球化加速的情況下,未來世界的危險性是公司(資本)的統治、技術的統治與少數集團、少數國家統治,即全球民主赤字下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lobal democracy)。因而新的世界矛盾與沖突不可避免。反全球化的去全球化在說明與預示這一點。我認為,未來世界不是沒有沖突與戰爭,而是將面對新形式的沖突與戰爭,包括世界範圍的沖突與戰爭。
環境問題與全球化的關系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最近10年加速的全球環境惡化(包括自然資源枯竭)卻正好與加速的全球化一致,因此非常值得研究全球化與全球環境變化的關系。如果全球化最後導致的是全球大多數人們沒有得到利益,甚而失去家園、失去基本生存保障,那麼全球化的後果將不堪設想。
全球化使得民族認同與民族主義問題空前突出,許多國內沖突(暴力與非暴力的)與民族(文化)認同關系極大。與150多年前馬克思與恩格斯(他們關注與強調的是階級與階級斗爭問題,而不是民族問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的世界現實是︰不是工人無祖國,而是跨國公司與那些不願意打領帶的精英階層(men who don't wear ties)則無祖國;那些無法在全球經濟中支配自己命運的人更需要民族認同與民族國家。多元文化、認同、文明如何與單一經濟共存是世界性挑戰。
“全球化要具有人性面”,這是目前世界的共同呼籲,但全球化的人性面不是靠聯合國呼吁就能產生的,目前制約全球化黑暗面的只有這微弱的“反全球化”力量,這可能迫使政府與公司不得不增加全球化的人性面,特別是善待全球化中的少數者(minorities)問題。所謂少數者,指那些在全球化中最沒有競爭力的、最容易受到傷害的群體、邊緣化的最不發達國家與民族(族群、部落)、被排斥的人群、試圖保護自己的特性不受影響的團體與個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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