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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誰推動政治學的本土化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九○年代率先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楊國樞先生，在一篇近六萬字的學術宣言中，主張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要追
求一種「契合」的關係，對西方化理學適用到中國人心理過程的有效性，採取了質疑的態度。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自
九四年創刊的《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起，五年來對西方政治學適用到研究中國政治的有效性，也陸陸續續刊載
過多篇質疑。筆者於九五年的《大陸問題研究》一書中，則提出中國研究者應摒棄社會科學傳統的知識論，改採「
神入」的研究態度。九九年初，朱雲漢教授在中山大學一次演講中，正式號召政治學研究也要「本土化」，研究者
應當具備「本土關懷」，俟後在同年九月，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召開台、港、陸、美、日華裔政治學者三十餘人，就
政治學本土化的問題進行探討與辯論，對於政治學應是普世化或中國化問題，各抒己見。
對政治學本土化最大的批評，就在於認為本土化將使政治學不成其為一門學問，是不是在不斷分殊的過程後，每個
人都將有自己的政治學？如此政治學家就不能相互溝通，政治學也就不再是知識了。一位路過的美國學者就很擔心
，假如政治學應當本土化，是否表示美國人不論如何努力用功，都不能了解中國人的政治？這個擔心其實不限於政
治學界，像女性主義者就常追問，白人女性主義者能不能了解黑人女性，或男人可不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文學界
的後殖民主義文獻中，印度本土學者和歐美的印度裔學者之間，可不可能建立知識聯盟？
表面上，人們問的是，美國學者可不可以了解中國，但這個問題太好回答了，因為不論「契合」、「神入」或「本
土關懷」的主張，都不是根據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社會身份，來決定誰有資格研究誰，所以當然不排斥任何研究者
都行發展出研究途徑，進入並體會研究對象所處的情境，因此個別美國學者完全可能比個別中國學者更能體會中國
人的政治行為，故真正的問題不是可不可以或能不能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的問題，亦即為什麼美國學者要對中國人
的處境培養本土關懷？甚或為什麼中國政治學者要試圖進入同胞的社會情境，去體會他們的行為動機？這個要不要
的問題所反映出的是，本土化不是關於知識能力的有無，而是關於情感能力的有無，蓋美國學者在情感上無可逃避
首先是在揭露自己的關懷，這就降低了與研究對象在出發點上契合的程度，或爾後進行神入的內在需要。
中國學者對要或不要推動政治學本土化各有其原因，反對本土化的人認為，在知識上能客觀地掌握中國，是學術工
作者的使命，不應當假設中國人政治行為的邏輯，與世界上其它人有本質上的差異。學術上作者應該把中國當成是
研究對象，不是情感對象，只有在不從事學術工作時，才可以釋放對中國的情感認同。主張本土化的人都認為，把
知識和情感區隔的主張，本身就反映了西方式的人文關懷，故屬於一種西方化或美國化的立場，充其量只能是一種
用學術語言表達的政治主張。因此，要進行本土化的第一步，應當是認識西方政治學已經把我們改造了多大程度？
但似乎在馬里蘭與會的多數學者，包括支持本土化的學者，尤其是因為在美國學術界受到歧視卻為謀生而妥協的學
者，並不認為自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政治學所改造。這種以抗拒為目的的本土化，其實是對政治學美國化
的反動，沒有美國化的學術霸權的話，中國學者意識不到本土化的需要，則那個想從霸權之下掙脫的主體，也根本
不能存在。可見，本土化活動發生之前，不會有進行本土化的主體，而被美國化的政治學所接受或推崇的中國學者
，也不會有培養本土關懷的需要。
更強烈的本土化動力，不是來自單純地對美國學術霸權的反彈，而是因緣際會地驚覺到，自己在奉行美國學術規臬
時是多麼的疏離。換言之，不是自己在用政治學來研究中國人的政治行為，恰恰相反，是政治學在用自己來改造中
國人的政治行為，故造成自己不斷地用美國學者根據他們的政治關懷所設下的研究議程，來詰問中國人政治發展的
程度。對於疏離狀態的警覺，必須與我們身處的政治環境習習相關，若非因為美國政治學為台灣所設定的較高政治
發展階段，在事實上反而造成台灣政治學者對政治現象的迷惑與冷漠，本土化的需要不會出現在台灣的政治學界。
疏離與迷惑發生的愈早，本土化的需要累積的就愈強。這種本土化的需要在中國大陸的體會並不一致，覺得改革開
放前途大好的學者，恐怕不但沒有這樣的需要，反而還會傾心於引進美國化的政治學。然而，對改革政治有負面體
會的學者，反而就對西方政治學的文化前提有所警覺。
本土化的需要強度不能決定本土化的命運，因為本土化是一個爭奪論述霸權與學術資源的政治活動，所以必須在美
國化的政治學容許的情況下進行，這次馬里蘭的聚會清楚地說明了西方學術體制的包容性、優越性與舒適性。港、
台、大陸中，沒有任何一地可以在政治上提供完全無憂無慮的論辯空間、會議環境與專業條件。同時，與會的人中
間即使是支持本土化的，依舊要在既有學術體制中追求認可，才能確保那個進行本土化的主體身家無虞。最後的結
果，可能是讓本土化淪為一支人進人出，卻無以自持的學術泡沫，最多用來證明美國化政治學的多元與自由。
對於有強烈進行本土化需要的學者，應當認清本土化是一種自我實踐，所要求的是將自己放回所熟悉的文化環境，
找尋出能充分表達這種環境的政治語言。對於美國學者與融入美國情境的學者而言，他們不會有這樣的需要，對於
與美國學術界接觸有限的本土學者而言，本土化是沒有必要的活動，他們本身就是本土的。是我們，已經高度美國
化的學術工作者，在找尋自己的同盟，克服疏離，因此才推動本土化。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九○年代率先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楊國樞先生，在一篇近六萬字的學術宣言中，主張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要追
求一種「契合」的關係，對西方化理學適用到中國人心理過程的有效性，採取了質疑的態度。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自
九四年創刊的《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起，五年來對西方政治學適用到研究中國政治的有效性，也陸陸續續刊載
過多篇質疑。筆者於九五年的《大陸問題研究》一書中，則提出中國研究者應摒棄社會科學傳統的知識論，改採「
神入」的研究態度。九九年初，朱雲漢教授在中山大學一次演講中，正式號召政治學研究也要「本土化」，研究者
應當具備「本土關懷」，俟後在同年九月，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召開台、港、陸、美、日華裔政治學者三十餘人，就
政治學本土化的問題進行探討與辯論，對於政治學應是普世化或中國化問題，各抒己見。
對政治學本土化最大的批評，就在於認為本土化將使政治學不成其為一門學問，是不是在不斷分殊的過程後，每個
人都將有自己的政治學？如此政治學家就不能相互溝通，政治學也就不再是知識了。一位路過的美國學者就很擔心
，假如政治學應當本土化，是否表示美國人不論如何努力用功，都不能了解中國人的政治？這個擔心其實不限於政
治學界，像女性主義者就常追問，白人女性主義者能不能了解黑人女性，或男人可不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文學界
的後殖民主義文獻中，印度本土學者和歐美的印度裔學者之間，可不可能建立知識聯盟？
表面上，人們問的是，美國學者可不可以了解中國，但這個問題太好回答了，因為不論「契合」、「神入」或「本
土關懷」的主張，都不是根據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社會身份，來決定誰有資格研究誰，所以當然不排斥任何研究者
都行發展出研究途徑，進入並體會研究對象所處的情境，因此個別美國學者完全可能比個別中國學者更能體會中國
人的政治行為，故真正的問題不是可不可以或能不能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的問題，亦即為什麼美國學者要對中國人
的處境培養本土關懷？甚或為什麼中國政治學者要試圖進入同胞的社會情境，去體會他們的行為動機？這個要不要
的問題所反映出的是，本土化不是關於知識能力的有無，而是關於情感能力的有無，蓋美國學者在情感上無可逃避
首先是在揭露自己的關懷，這就降低了與研究對象在出發點上契合的程度，或爾後進行神入的內在需要。
中國學者對要或不要推動政治學本土化各有其原因，反對本土化的人認為，在知識上能客觀地掌握中國，是學術工
作者的使命，不應當假設中國人政治行為的邏輯，與世界上其它人有本質上的差異。學術上作者應該把中國當成是
研究對象，不是情感對象，只有在不從事學術工作時，才可以釋放對中國的情感認同。主張本土化的人都認為，把
知識和情感區隔的主張，本身就反映了西方式的人文關懷，故屬於一種西方化或美國化的立場，充其量只能是一種
用學術語言表達的政治主張。因此，要進行本土化的第一步，應當是認識西方政治學已經把我們改造了多大程度？
但似乎在馬里蘭與會的多數學者，包括支持本土化的學者，尤其是因為在美國學術界受到歧視卻為謀生而妥協的學
者，並不認為自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政治學所改造。這種以抗拒為目的的本土化，其實是對政治學美國化
的反動，沒有美國化的學術霸權的話，中國學者意識不到本土化的需要，則那個想從霸權之下掙脫的主體，也根本
不能存在。可見，本土化活動發生之前，不會有進行本土化的主體，而被美國化的政治學所接受或推崇的中國學者
，也不會有培養本土關懷的需要。
更強烈的本土化動力，不是來自單純地對美國學術霸權的反彈，而是因緣際會地驚覺到，自己在奉行美國學術規臬
時是多麼的疏離。換言之，不是自己在用政治學來研究中國人的政治行為，恰恰相反，是政治學在用自己來改造中
國人的政治行為，故造成自己不斷地用美國學者根據他們的政治關懷所設下的研究議程，來詰問中國人政治發展的
程度。對於疏離狀態的警覺，必須與我們身處的政治環境習習相關，若非因為美國政治學為台灣所設定的較高政治
發展階段，在事實上反而造成台灣政治學者對政治現象的迷惑與冷漠，本土化的需要不會出現在台灣的政治學界。
疏離與迷惑發生的愈早，本土化的需要累積的就愈強。這種本土化的需要在中國大陸的體會並不一致，覺得改革開
放前途大好的學者，恐怕不但沒有這樣的需要，反而還會傾心於引進美國化的政治學。然而，對改革政治有負面體
會的學者，反而就對西方政治學的文化前提有所警覺。
本土化的需要強度不能決定本土化的命運，因為本土化是一個爭奪論述霸權與學術資源的政治活動，所以必須在美
國化的政治學容許的情況下進行，這次馬里蘭的聚會清楚地說明了西方學術體制的包容性、優越性與舒適性。港、
台、大陸中，沒有任何一地可以在政治上提供完全無憂無慮的論辯空間、會議環境與專業條件。同時，與會的人中
間即使是支持本土化的，依舊要在既有學術體制中追求認可，才能確保那個進行本土化的主體身家無虞。最後的結
果，可能是讓本土化淪為一支人進人出，卻無以自持的學術泡沫，最多用來證明美國化政治學的多元與自由。
對於有強烈進行本土化需要的學者，應當認清本土化是一種自我實踐，所要求的是將自己放回所熟悉的文化環境，
找尋出能充分表達這種環境的政治語言。對於美國學者與融入美國情境的學者而言，他們不會有這樣的需要，對於
與美國學術界接觸有限的本土學者而言，本土化是沒有必要的活動，他們本身就是本土的。是我們，已經高度美國
化的學術工作者，在找尋自己的同盟，克服疏離，因此才推動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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