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民主轉型與鞏固?
2008-04-03 16:49:38   來自: 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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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罷在書案卷帙浩繁的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的巨著,是浙江人民出版社“政治與社會譯叢”最後一本出版的書。難以想像能為這樣的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的巨著寫任何評論,本書原汁原味的閱讀勝過了任何作者進行評論的語言敍述。林茨和斯泰潘合著的《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可以說是國內政治學與社會學界繼1999年翻譯亨廷頓的《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之後的又一比較政治學巨著。
  
  兩位作者均是民主化研究方面的著名學者。本書作者之一的林茨是美籍西班牙人,青年時飄洋過海來到美國求學,師從政治社會學大師西蒙•馬丁•李普塞特(Lipset),依靠洗碗打工完成學業,寫出了耶魯最長的博士畢業論文,但還不覺得滿意。1964年,他發表了《西班牙的威權政體》,以他的母國西班牙為理論模型,從多元化、意識形態、動員和領導權四個方面描述了西班牙的威權政體形態,由此奠定了威權主義研究的權威學者地位。1973年,在《威權主義體制下的反對:西班牙個案》一文,提出了體制內反對和體制外反對,體制內反對又稱“半反對”,不存在對現政體的攻擊,而體制外反對則是對政體的直接攻擊。1975年,在美國出版的8卷本的《政治科學大全》收錄了林茨的《極權與威權政權》(1982年,臺灣幼獅文化有限公司翻譯了中文版),林茨為了區分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兩個概念,洋洋灑灑寫了幾百頁,2000年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在《極權與威權政權》的長篇論文中對威權政體的變體作了類型學意義上的劃分,以軍人官僚威權主義、動員式威權主義和後極權期的威權主義三種類型較為常見。林茨畢生的學術生涯圍繞著威權主義、民主轉型和民主鞏固等議題做研究,以漂亮的知識果實饗食讀者,而讀者通常能夠體驗到智力上的征服感和閱讀的愉悅感。本書的另一位作者斯泰潘是林茨的長期合作者,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府學教授。
  
  林茨和斯泰潘合著本書之前,1978年編著了《民主政體的崩潰》。林茨和斯泰潘認為,需要把民主轉型的文獻和民主崩潰的文獻整合為總體的現代民主理論文獻。《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是民主化理論三大學派中的轉型理論的代表作,轉型理論注重從政治行動者的角度觀察民主化的發生模式。
  
  《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全書共四部分,第一部分為理論框架,其他三個部分為案例分析,分別涉及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林茨在第一部分提及了民主轉型與鞏固的五個場域,公民社會、政治社會、國家官僚機構、法治和經濟社會,這五個場域之間相互聯繫、相互促進。例如,林茨認為在一個民主政體,公民社會需要法治對結社權加以保護,也需要國家機器的支援,以對那些試圖以非法的方式妨礙人們行使的民主權利以組織起來的人,施行有效而合法的制裁。
  
  國家性、民族主義和民主化的探討具有開創性意義,這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往往是一個被忽視的變數。民族國家被看作“想像的共同體”,但世界上的國家並不是由完全的單一民族構成,有許多國家存在多個民族,或者說是一個主體民族占主導地位的多民族國家,有的則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語言的國家。這些國家民主化時會不會面臨嚴重的國家性問題呢?林茨認為,在多民族國家,需要建立以非多數票、非公民投票為基礎的多樣性制度。比如實行聯邦制、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媒介和學校可以使用不同的語言,尊重文化符號的多樣性,允許成立代表少數民族的政黨,使用比例代表制而不是單一選區制代表地域分散的少數民族,在選舉程式上最好在國家層次上舉行選舉,如果先進行地域選舉,可能助長地域性民族主義,引起國家性危機。美國和瑞士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國家—民族。南斯拉夫和蘇聯是兩個面臨嚴重國家性問題的國家。民族主義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種族民族主義,另一種是國家民族主義。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在於實行的是種族民族主義而不是國家民族主義。同樣,我國也是一個多民族國家,1905年梁啟超先生創造了“中華民族”,形成了國家民族主義。美國和瑞士均是國家民族主義,所以國家性的問題沒有南斯拉夫和蘇聯那麼突出。國家性和民族主義是國家民主轉型的重要變數,將會影響到民主轉型的品質和民主鞏固的完成。
  
  林茨在傳統政體的三種類型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兩種。非民主政體有四種(極權主義政體、後極權主義政體、威權主義政體、蘇丹式政體)加上民主政體,共五種政體,這是林茨政體類型學擴展後的五分法。當然這五種類型的政體均是理想類型,它們還有各式各樣的變體。其中,後極權主義政體作為後共產主義歐洲國家民主轉型前的初始政體類型,與威權主義政體等初始政體類型相比,更為複雜和困難。它又有三種變體,分別是早期後極權主義、僵滯的後極權主義和成熟的後極權主義。
  
  民主轉型除以上變數條件外,還有合法性與強制的政治經濟學。經濟發展與民主存在三種關係,分別是衝突論、相容論和懷疑論。其中,懷疑論以吉裏莫•奧唐奈(Guillermo O’Donnell)的“官僚威權主義”模型為代表,拉美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普遍的經濟增長,而70年代民主政體紛紛倒退回了“官僚威權主義”政體。合法性與強制的政治經濟學涉及合法性與有效性問題,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第二章專門論述了合法性與有效性的問題,有效性的衰減會在某種程度上侵蝕合法性,比如巴西。
  
  民主轉型後,需要重新進行制度設計,也就是制訂憲法,以保障民主在憲政框架下有效的運轉。在高級軍官建立的軍人政權,民主轉型前軍官與民主反對派協商談判時,軍人通常以保留特定領域或權力作為民主轉型啟動的條件。民主轉型後,這種特定的保留領域和權力將成為民主鞏固的阻礙。西班牙的制憲變數是一個有廣泛社會共識的憲法,而不是訴諸多數決,共識性憲法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同意性,有利於社會的整合。
  
  1989年,蘇東劇變後,中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轉型引起了廣泛關注,中東歐國家民主轉型後,同時面臨著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問題,他們沒有南歐國家那樣較為有利的政經條件。這裏比較兩個區域的政經改革涉及改革的序列問題。林茨認為,先進行政治改革,後社會福利政策改革,再結構性經濟改革是一種較好的改革序列。而中東歐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條件,面臨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同時性問題,所以改革前景變得艱難和複雜化。在南歐、南錐共同體和中東歐國家三個區域,中東歐國家的轉型較為困難,作為參考系研究的價值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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